研究范例哲学论文

2022-04-16

研究范例哲学论文篇1：

哲学视角下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选择

摘要：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包含哲学观念和方法论倾向。实证与诠释是教育管理研究的现实范式，西方教育管理研究以实证范式为主，我国则更多地选择了以诠释为主的研究范式。单一的研究范式都有其缺点，建立并形成综合范式，是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发展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教育管理；实证；诠释；综合范式

文献标识码：A

教育管理研究在西方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我国对教育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主要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学科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目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成果对教育主管机关和高校领导的吸引力不强，陷入一种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这和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主要采用诠释范式有直接关系。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人们对教育管理科学的攻击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管理科学变化的看法，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亦受到巨大的挑战。因此，教育管理研究应选择综合范式。

一、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哲学理解

1　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不同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英教育研究文献中开始频繁使用范式一词。所谓“范式”，根据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美英教育管理理论存在三种主要范式即教育管理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解释主义范式、批判探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事实与价值是分离的，不受价值的影响。解释主义认为主客体是不能分离的，研究事实必须考虑事实的价值判断。批判探究范式认为主客体双方不能分离，要在互动过程中，相互认识和理解，并且实现相互的改造，以求得相互的解放。

我国研究者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进行了多种分类，如“目前关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范式。以移植替代论、依附发展论影响最大”，也有把院校研究或混合方法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式。有人认为“政策分析范式和院校研究范式在当前还不是主流，但其发展趋势及前景则日益看好”，“混合方法研究相比于多学科研究方法论和‘独特的方法组合说’而言具有更大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的可能性，它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理想研究范式”。还有人分为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学院派理论思辨研究范式、西方体系的研究范式、企业主义的研究范式等等。

我国研究者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分类法只是注重了教育管理研究在“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外在形式、方法上的相同性。但这些方法本身还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而是一定范式的应用，“因为范式一定是具有哲学意蕴的，而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意味着何种哲学观念和方法论倾向，所以仅有具体方法构不成范式”。

2　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哲学视角

库恩坚持强调对“范式”“只有完全从哲学上理解它才合适”。如果从哲学上理解。“范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其内涵则是这套研究方法、评价标准所秉承的“形而上学承诺”，即对世界本体的基本假定。

库恩对范式的理解帮助我们认识到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为教育管理研究范式提供了新的视角，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问题。“可以断定的是，传统范式正在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支持者。从文献资料看，教育管理研究的学者们对范式的争论并未局限于范式的种类与划分上。事实上，对范式本身的哲学性思考更反映了人们的思想冲突和认识的逐步深化”。对于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埃沃斯和拉科姆斯基教授提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教育管理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特征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定量的研究技术，并假定只有一种证明知识的标准，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教育管理研究吸收了库恩的“范式转换”学说，采取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接受了多种证明知识的标准，既认可定量研究，也倡导定性研究(质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日益流行，这一转换的特征是从多元化真理到没有真理。但无论是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的三种范式或三阶段，还是我国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不同划分，从哲学视角来看，教育管理研究范式总不外乎实证、诠释与综合。实证、诠释与综合都是对事物的不同认知方式，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就成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二、教育管理研究范式转换的反思

1　西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偏好实证

伴随社会哲学思潮的发展，西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经历了实证——诠释——实证三次转变。总体来说，20世纪以前，教育管理研究主要通过思辨、解释来探讨问题。属于诠释范式。20世纪初以教育学家桑代克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开展了美国规模庞大的学校调查运动，桑代克还认为“人性的真实情况可以成为量化的科学研究的材料”。他们运用调查、统计、教育测量、教育实验等方法对学校管理效率、财务效益、学生成绩等进行以量化为主的研究，揭开实证研究的序幕。随着心理学、统计学等科学方法不断引入。教育管理实证研究范式出现繁荣的局面。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格林菲德为代表的解释(诠释)主义范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针对实证研究在教育管理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不关心人的意识和情感、割裂事实与价值等不足。批判教育管理研究实证主义范式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认为不能用数学的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教育管理问题。也不能脱离事物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思想基础。抨击实证主义的事实孤立、价值中立等观点。提倡将教育管理问题置于社会政治文化现实背景中进行研究，以否定和批判为主要特征，建构起具有整合性和辩证色彩的教育管理批判范式。20世纪80年代后。以院校研究、校本管理等为代表的教育管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它以具体大学为研究对象，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校本管理则是近10年来兴起的学校民主管理、自我管理、效能管理研究，两个流派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归入实证主义的范畴。

2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范式习惯诠释

我国由于受传统思辨哲学的影响，教育管理研究虽然有一些实证范式的运用，但一直以诠释范式占主角。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改革，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从而掀起了教育管理研究的高潮，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理念、性质、类型、培养目标、布局与结构等进行全方位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对迅速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所摧毁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高等教育研究，在近若干年观念演进与实践变化中，越来越沦为一种追释性思维活动及思维活动结果表达。追释，是紧追现象、言说与理论，对其

进行后补性、圆场性或验证性阐释”。

3　中西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影响

教育管理研究诠释一实证两种范式在论争中交替发展。但综观整个发展过程，西方教育管理研究普遍重视实验与统计等方法的运用，形成了注重客观事实，讲求实证的传统。实证范式具有客观性、操作性、验证性和预测性等优势，从局部或个案来看，实证研究有利于解剖麻雀，通过特殊来解释教育管理的一般规律。但实证不可避免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同时要受到客观环境如实证的条件、调查研究的手段与方法等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而且，教育管理活动是针对人的复杂活动。机械的教育管理研究实证范式把研究对象从现实世界中独立出来，假设一种人为设想的理想状况即实验环境来研究，会一定程度地割裂事实与价值间的联系，使得研究结论容易出现片面性或缺陷。

而我国以诠释为主的研究范式由于研究成果大多是与教育管理现实脱节的理论或空洞说教，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受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不了解所影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体主要是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或教师。他们对教育管理特别是学校的教育管理缺少真实体验，对教育管理问题缺少感性认识。只好开展从理论到理论的“诠释”研究，而在一线从事教育管理的人员对教育管理的研究不多，缺少理论的指导，研究往往就事论事，所以出现教育管理研究成果“研究的不用，用的不研究”的局面。教育主管部门不看，学校领导不用，教育管理研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而受到冷落，教育管理研究出现边缘化倾向。由此可见，单纯强调实证或诠释，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范式。

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未来趋势

1　发展教育管理研究的综合范式

教育管理研究范式总是向前发展的。佩恩认为“常态科学”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例外”出现时为止，“例外”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科学中出现的危机使新的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了原有范式的转换。教育管理研究未来范式的选择来源于现有单纯的实证或诠释范式的“危机”。霍伊教授认为：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理论正与一些新观点，诸如解释学、建构主义、激进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发生着一场“范式战争”，主要的战场发生在坚持传统科学证明方法的人员与拒绝采用系统分析方法的人员之间，非传统方法的出现有助于教育管理科学的发展。范式的背后总是和一定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受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今日之西方教育管理研究既未朝格林菲斯所倡导的经验—分析的范式论方向发展。也未朝格林非德的诠释一理解的范式论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由抗争走向融合的趋势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未来教育管理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哲学观点和理论观点将较少具有争议性，而更具宽容性，更具复杂性”。以前建立在实证哲学和诠释哲学基础上的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经历了思辩诠释、实验实证研究方法的分化后，未来将建立在复杂哲学的基础上，互取其长，逐步走向融合，建立形成一种既重视事实、又重视事实背后的价值。既重视实验和数据、又重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环境的综合范式。

有人认为“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使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的混合方法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理想研究范式，这种界定依然只强调了范式方法论的意义。综合范式不同于混合方法研究，不是将几种不同范式混合在一起。也不是同时采用多种范式；综合范式也不同于社会批判范式，社会批判范式认为实证主义将一切现存的东西当成“事实”加以接受，实际上起到了维护现实的消极作用，而解释主义虽然强调了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但缺少否定性，所以社会批判范式主要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实现否定的主要手段是批判。综合范式是在综合哲学指导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教育管理研究要将实证与诠释有机统一起来，将事实与价值判断统一起来，以肯定的态度，增强研究的建设性，形成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

2　以现实问题作为教育管理研究的焦点

综合范式下教育管理研究必须以现实的、真实的问题为研究焦点，脱离现实的教育管理研究不会有生命力，而对“伪问题”的研究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是得出错误结论误导舆论。目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分离，专家学者和管理实践者分离。研究成果和管理决策分离。在综合范式下，首要的是强调运用实证等方法对现实问题材料的发现、收集、积累和整理。同时充分运用先进理论来诠释现象，充分尊重事实的客观价值，从事实分析中得出研究结论与价值判断。积极引入西方后现代视野下的生态、伦理、女性主义视角。使得对话、解构、理解、交往、批判、解放、正义、平等等话语在教育管理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逐渐形成研究选题与真实现实问题的结合、实证与诠释方法的结合、研究者与管理者的结合、研究成果与管理决策的结合，从而提高研究针对性和学术水平。

3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管理研究的价值追求

综合范式的教育管理研究将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但现实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客观事实，任何所谓的客观事实都是在观察者态度、观念和假设影响下对事物的映射。华勒斯坦等人曾明确指出：“对社会现实进行照相式的再现是不可能的。一切数据都是从现实中挑选出来的，这种选择要以某一时代的世界观或理论模式为基础，要受到特定群体所持立场的过滤。”所以不同的价值取向对研究的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无论是从研究人员，还是从研究方法、研究机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的价值取向上，除存在研究重点是关注问题研究还是关注学科建设的“二分现象”外。更重要的是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工具性”与“人本性”的分野。对持“工具性”价值取向的研究者来看。教育管理研究主要是探讨教育管理更好地发挥教育工具作用的方法，相反，“人本性”价值取向的研究则主要是探索教育管理促进人的发展的各种途径。而现实是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热衷于从现象追踪教育管理热点问题，习惯通过研究成果来解释政府政策合法性、可行性。未来的教育管理研究综合范式，应该有助于透过市场经济环境下纷繁的教育现象，助推教育回归其培养人的理性的本质，促使教育管理逐步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促进有利于受教育者个体潜能发挥和个性解放环境的形成，从而实现教育管理实践目的与价值，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

四、结论

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人们更多的是从教育管理研究的“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外在形式、方法上去找出研究的切入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教育管理进行研究，出现一种基于复杂哲学兴起背景下的教育管理研究综合范式，这种范式统一事实与价值。关注真实的现实问题。以人本性作为研究价值的取向，是未来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

责任编辑　杨小民

作者：孙孝文　李　俊

研究范例哲学论文篇2：

浅谈弗朗索瓦·于连艺术思想的研究现状

摘要：目前有关弗朗索瓦·于连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从哲学角度讨论，这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国智慧、西方哲学以及中西方比较哲学方面;第二是有关研究方法的论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也是目前研究于连的重点;第三是从艺术思想方面进行研究，尽管已经有学者将其置于艺术意境、艺术语言与艺术手段、艺术批评三个层面进行讨论，但研究不够深入，成果不足以将于连的艺术思想进行较为完善的表达。因此，从一般性艺术理论角度对于连的艺术与美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是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于连;美学;艺术理论;中国古典艺术

Fran?ois Jullien（下文简称于连）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由于其治学思路的独到性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以Jean F. Billeter（下文称毕来德）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主要针对于连的研究立足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而纵观国内，早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专研法语的学者就开始了对于连的探索，以秦海鹰、杜小真等为代表的第一批“触碰”到于连的学者不仅将于连的作品引入中国，更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而后，以吴兴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延续并发展了于连的研究，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哲学观点、研究方法、美学观点方面。虽然目前针对于连思想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的文章并不多见，但是由于于连治学思路的独特性，导致了他的思想必定会给国内诸多现行艺术理论研究带来启示。因此，总结于连的艺术思想对推动国内艺术理论研究方面有重要意义。

总体上看，过去对于于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哲学方面入手，基于于连的研究方法来阐述其哲学思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智慧、西方哲学以及中西方比较哲学三个方面;第二，关于于连研究方法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是目前有关于连研究的重点，以毕来德、杜小真等人为代表;第三，对于连艺术思想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也尚不成体系，但是吴兴明、王逸群、萧湛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对研究于连美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于连哲学思想的研究

哲学思想是于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许多著作都充满着对中国哲学元素的探索，如“势”“易”“道”等。对于连的哲学思想方面的探讨也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这其中不仅包含着对中国智慧的阐述，也包含着对西方哲学的思考以及中西方思想的对比。于连在自己的书中也多次提及，作为一个哲学家，最终目的还是为西方哲学寻找出路。由于于连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汉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此，姑且将汉学也归纳为哲学部分。

关于于连的“中国智慧”[1]，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其“势”“理”“道”的研究上。首先，诸多学者认为“势”在于连的观点中应是中国思想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势”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指“局势”，而在中国的思想里则涵盖了政治、军事、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演变趋势。惠天羽阐述了于连关于“势”的思考[2]。惠天羽提出，“势”恰如“迂回”，其中蕴涵的是一个迂回思考的过程。孙景强在《从笛卡尔的方法到于连的策略》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一观点[3]。惠天羽还认为于连通过“势”阐述了中国人的民族智慧，比如“势”在兵法中的运用。在对于“势”进行阐释时，诸学者从生活延展到哲学，将哲学意义通俗化。他们在对“势”进行阐释时既以历史实践为例，又在哲学研究中保持了中国古老的“哲学”习惯。其次，关于“理”，中国自古有“离势无理，离理无势”的说法，其中的“理”与西方哲学辩证法中的“真理”“合理”之间形成对应关系。惠天羽提出，虽然于连认可“势”的自洽性和内在发生性，但他从未抛弃过“理”的指导意义。在这一方面，诸学者以中西语言上的细小矛盾点进行切入，以中国古代经典论著为依据进行讨论并不断提出哲学问题，再进行解答。最后，诸位学者也对“道”进行了讨论。中国哲学更多的是强调“智慧”，而不是西方本体论哲学，而这种中国“智慧”就是“道”。孙景强认为“道”是一种自然的内在性流露，保持了“中”的开放姿态，“道”是需要人去追求的，而不是脱离人而客观存在的[4]。这一方面，学者们在讨论哲学的同时更加意识到中国智慧的重要，并在哲学研究中使中国智慧重新恢复了全部意义和具体内容：以中国智慧的特殊概念为出发点探索中国智慧的哲学意义。

于连的治学思路也被置于西方哲学体系中进行讨论。一方面，尽管于连并不承认自己是汉学家，但是其研究内容仍然对中国智慧有广泛的涉猎，这就使得许多学者在研究时将于连与其他汉学家的观点进行对比。另一方面，由于于连一直接受著西方传统的哲学体系的教育，是一个标准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因此于连的思想也经常与逻各斯主义进行比较。第一，海德格尔和于连作为同属现象学领域的哲学家，且都对老庄思想有浓厚的兴趣，并对其中的许多名词有独特的见解。何光顺在《老庄的“庸道”》中以“庸道”为出发点从三个方面对于连和海德格尔进行了比较：首先是二人的交汇点“道”。何光顺认为，海德格尔将“事件（Ereignis）”与“庸”互训，而于连则注意到“常道”即“庸道”。其次，何光顺以“庸、恒、常”与“中”为出发点，展开关于“存在”的讨论：海德格尔从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角度来看，以“庸”“恒”“常”来解释“道”;而于连则以“中”作为“道”的基本准则。再次，关于“终极”，何光顺提出，不论是于连还是海德格尔，抑或是老庄，其根本都是“让作为此在的人赢获自由”[5]。萧盈盈则将海德格尔作为于连思想的“背景”，认为于连正是受到了海德格尔与福柯的影响——后者曾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极深——才以中国这个“他者”作为欧洲哲学“未思”的支持[6]。第二，除海德格尔之外，诸多学者也将于连的哲学思想与贯穿西方哲学史的逻各斯主义进行了讨论。韩旭提出，于连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7]。韩旭认为，虽然于连将中国视为“他者”并使中国文化成为西方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范本，但另一方面，于连关于语言的分析仅仅采用了符号学的意义分析，因此，于连通过意义论比较得出的结论存在不足。吴兴明也提及了“道”与逻各斯。他认为，于连注意到了因中西方语言表达差异而造成的“道”与逻各斯主义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吴兴明认为，在于连看来，“道”与逻各斯之间是分道扬镳的[8]148。萧湛也赞同于连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对态度[9]46。萧湛认为中国远在西方倡导的理性主义的框架之外，如果试图用“下定义”的方式来强行拆解，就会导致哲学家为了迎合自身的偏见而贬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现象。

在中西方哲学比较方面，诸位学者主要着眼于中西方哲学思想的“相异性（l’altérité）”。有学者认为“相异性”源自于中西方语言差异本身，因此这“相异性”在不同的学者眼中有着不同的解释：“本体论移位”“他者”“间距”。于连本人不但注重中西方哲学观点的差别，而且始终试图使自己摆脱“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对他的双重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学者们便很容易以于连的理论为基础比较中西方哲学思想。于奇智专门探讨了l’altérité一词的含义，并提出应用“相异性”来译该词。不仅如此，于奇智还提出，虽然在二重结构中，他者与自我应当是相异性的关系，但在比较的过程中二者还是应遵循相似性的原则[10]。孙景强将于连注意到的“相异性”总结为“本体论移位”[11]。而萧盈盈在《当代中西对话的另一种可能》中则进行了关于相异性（l’altérité）和间距（l’écart）的讨论：“于连在哲学框架里讨论l’altérité时，更多地指向‘他者性’;在汉学框架里，则常常意为‘相异性’。”[6]而作为“相异性”解释时，“他者性（l’altérité）”能使于连将中西方思维方式自然呈现。而与“他者性”相伴的“间距（l’écart）”，则是于连“看待两种文化的不同特性”并“将之转化为推动思想前行的动力并在文化间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因此，尽管在中文上略有差距，但“相异性”“本体论移位”“他者”“间距”在于连的观点中都指向l’altérité一词。

总之，诸学者对于于连哲学思想的论述触及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他们对于连的哲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敏锐的洞察力，并结合于连的研究方法抓住了其思想的本质内容。不仅如此，诸学者也意识到应将于连的哲学思想转换为推动中国智慧前行的动力。但是，虽然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于连在研究过程中既保留了古老的思想习惯，又具有了古人所不具有的特点，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也纷纷提出：我们应该站在怎样的角度、以怎样的视野去面对中西方哲学的差异？但他们通常却只是按照于连的思路进行一些理论层面的比较，而极少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将于连的思想進行发展。尽管针对这方面的探索尚未正式开始，但现行研究也必然将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开创道路。

二、关于于连研究方法的研究

关于于连的研究方法的探讨，国内学术界已有约二十篇论著，几乎占据国内研究于连的文章的半数，其主要观点也较为统一。可以说，研究于连的第一步，就是对于连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于连的研究方法极其独到，被称之为是一种“迂回策略”——通过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解读，重新发掘西方哲学的“未思”，进而开拓一个未来哲学的思路。由于于连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使得这方面的论著众多，就目前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角度：其一是现象学意义论角度;其二是政治学角度;其三是比较学角度。

现象学是于连的主要研究方法，因此将于连的研究工作置于现象学背景中进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吴兴明、杜小真等学者从现象学角度出发对于连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随着二十世纪德国现象学进入法国，法国现象学体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并对“他者”“世界”进行探索。杜小真指出，于连从现象学角度出发并通过与中国这个极端的“他者”的对话，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对自身传统进行反思的全新角度[12]75。吴兴明在杜小真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于连的“迂回策略”做了详细的研究，并将之归纳为现象学意义论。不仅如此，吴兴明还表示，由于国内的文学理论尚未实现从意识中心论转向意义论，因此于连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罕见的范例”。吴兴明认为，正是出于文化意义发展方向的差异，才使得“迂回”作为一种文化发展的视角并进行展开[13]。

关于是否应该从政治学角度出发评价于连的研究方法，是于连研究方法的评价中最富争议的一个角度。瑞士汉学家毕来德和吴兴明以及杜小真等都从这个角度对于连的研究方法进行过探讨，并提出于连的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一个缺陷就是研究背景严重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这就导致了于连的研究成果也许并不适用于中国现代社会和时代要求。毕来德也许是在政治学角度批判于连最为尖锐的一个人，2006年，这位瑞士汉学家以一本《驳于连》的小册子对于连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提出了综合性的批判[14]。第一，毕来德提出，于连的著作都是建立在“中国的相异性”的“神话”之上，并将“中国神话”饰以哲学和汉学摆在西方面前供其思考。第二，毕来德提出，于连否定了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这种立场不仅不能将中西方哲学进行有效的沟通，反而加强了中西双方彼此的封闭。吴兴明站在中国角度，在《如何从后现代视野中打量中国文化？》一文中驳斥于连。第一，吴兴明认为于连“迂回”的立足点是一个畸形的政治制度，这种源始哲学倾向与现代社会是严重分化的。第二，吴兴明认为，尽管于连的指向为中国的后现代理论家们的保守主义思潮提供支撑，但却并不能适应中国人的时代需求，他在这一方面的观点与毕莱德可以说如出一辙。第三，吴兴明表示，于连对历史的“未分化的整体论的研究方式”丧失了逻辑根据[8]153。杜小真则对毕来德和吴兴明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她认为，政治制度不应成为对于连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应当关注的是于连带来的启发[12]81。

从比较学角度对于连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是通过对中西方的比较对“迂回策略”进行探讨。杜小真、吴兴明等都曾有过具体的论述。杜小真在《远去与归来》中明确提出“一种文化想要对自己进行反思，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整理的欲望，首要条件必是与他者的‘异’的碰撞。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法国希腊哲学学者、汉学家于连教授的意见。”[15]这就要求学者们脱离自身思想传统，并且不能按照自己的传统去理解、评论它。不仅如此，杜小真在理解“异”时称赞于连“真正抛弃了比附和平行的比较”并“脱离了幼稚的形而上学和简单存在论的局限，实际上是追求真正的对‘他者’的尊重”[8]150。吴兴明在《迂回作为示意》中表示，于连将“迂回”作为一种策略，并不是意味着一种装腔作势和故作高深，而是一种“智慧运作”的结果。吴兴明认为，于连恰恰是通过这种独特的策略，使传统的比较研究丧失了使用的根据。而且不论是“迂回”还是“对视”，于连都不直接将中西方进行思想、文化内容的比较，而是“迂回”到思想的“背后”，实现了观念中心论到意义论的“漂移”[13]。

总之，关于于连研究方法的探索，我们应当明确的一点是：没有完美的研究方法。于连的研究方法的确有他自身的优越性。毫无疑问，于连的“迂回”策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给予了中国学者新的思路。第一，于连“迂回”的过程为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提供了一个范本。中国学者也开始绕道西方，通过现象学寻找中国的“未思”。第二，于连研究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他脱离了“形而上”束缚的跨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启发才是重中之重。这种思路使中国学者从逐渐西化的道路中跳脱出来并开始思考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第三，毕来德所说的于连的研究脱离中国政治背景自说自话的问题，其实是每一种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上的论证方式都不可避免的一种策略。第四，于连孤立地借用中国某些古老的概念，进行自身哲学的阐发其实并无不妥。因此，于连的研究方法饱受争议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诸多学派的差异。这种争议的多样性恰恰能使我们面对于连的研究方法时保持较为理智的思考。

三、关于于连艺术思想的研究

艺术思想同样是于连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于连对艺术美的见解与中国艺术及中国画论密不可分，因而在这里将美学从哲学的范畴中移除出来而与艺术一同进行讨论。于连对艺术学理论本身的见解也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据现有资料来看，对于连的艺术思想研究做出较为具体论述的国内学者有三位：吴兴明、王逸群、萧湛。他们的研究各具特色，都推动了国内对于连艺术思想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意境、艺术语言与艺术手段、艺术批评三个方面。

于连有关艺术意境的观点被多位学者从美学角度进行了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淡”和“裸体”艺术的探讨并结合儒、道两家思想进行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思考三个方面。萧湛提及了“象”与“境”“远”“味”与“淡”几个问题，并通过对于连“淡”之美学窥探到了中西美学的根本分歧，并将这种分歧归纳于“淡”[9]43。但是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萧湛以山水画来进行对“淡”的诠释是否符合于连本身的艺术思想，这个问题仍有待考虑。刘耘华则在中西比较文化方法论的角度，通过对于连汉学视角的研究认为于连将“淡”视为中国艺术的理想[16]。在“裸体”艺术角度，吴泓渺以于连的作品《本质与裸体》为例，认为于连是“从美学及哲学角度出发，看待西方人体艺术无缘进入中国审美主流的原因”[17]。吴泓渺以于连对中国艺术的看法为基础，对裸体艺术的价值功能进行了论述，并从中西方艺术创作中有关“形与神”“人文思想与天人合一”的差异方面分析了中国艺术审美排除裸体艺术的原因。不仅如此，吴泓渺还思考了中国艺术重山水而轻人物的原因，通过对于连的研究反观了自身。吴兴明基于于连的作品《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并结合道、儒两家思想来进行论述。吴兴明认为，于连在山水画角度实现了中西方哲学的概念互换，将山水画与“理”“道”结合起来。但是在这一方面，诸位学者将研究停留在意识层面，而没有结合艺术史及艺术作品进行讨论。

目前，已经有多位学者结合艺术语言与艺术手段对于连的艺术思想进行讨论，重点主要集中在绘画、诗歌两个方面。萧湛通过对于连艺术思想的研究，从色彩、明暗、透视法等几个方面作为中西美学差异的切入点，发现了西方古典绘画与中国山水画之间艺术语言与艺术手段的差别。他结合具体技法分析了于连的艺术思想观点。但萧湛却没有在艺术理论层面涉及到中国画论的一般性和总体性的思想论述。从诗歌艺术角度对于连进行讨论的以萧盈盈等为代表。萧盈盈将于连与葛兰言对于《诗经》的不同解读进行了比较和探讨，并认为于连在去结构主义角度研究《诗经》[18]。萧盈盈在文章中专门谈到于连对于“比”“兴”“情”的看法，将“兴”与“比”“情”二者进行比较，并突出强调了“兴”的作用。她认为，诗歌创作中“兴”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创作者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唤起读者对诗歌的感受。“情”则是在“兴”的引发下被转化成最初的驱动力。

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以下不足。第一，虽然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于连的艺术思想对诗画艺术研究产生了影响，但研究尚未渗透到其他艺术领域。中国古代艺术及思想由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进行跨门类讨论。第二，于连结合具体艺术门类的主要目的是引入一个话题，其终点仍然是探讨艺术理论，但诸位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将艺术语言与形而上的意识分离开来，不能形成系统的艺术理论。因此，将艺术语言与审美意识结合起来对于连的艺术思想进行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

就现有文献来看，从艺术批评角度探讨于连艺术思想的论著稍显单薄，仅有王逸群一人在该角度对于连的艺术思想进行评价。王逸群对于连艺术思想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裸体”艺术方面[19]。他从艺术批评的角度将于连和约翰·伯格、苏珊·桑塔格的观点进行了对比，认为于连和约翰·伯格同属观念化、总体化批评，但于连更加高明而深刻并赋予了裸体绘画“形而上的尊严”，而苏珊·桑塔格则反对“观念化批评”而倡导“形式批评”。经过三者的对比，王逸群得出的结论是：艺术批评的问题既不在于“形式”和“内容”，也不在于“观念化”，而在于批评自身的具体展开方式，而现象学式的描述则是一切阐释的唯一奠基性工作。但在王逸群的论述中，于连仅仅是作为论据出现，关于于连艺术思想的阐释篇幅较少也不够深入。

四、结语

综上所述，纵观有关于连的研究可以发现，前辈学者对于于连的哲学观点、研究方法、艺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为此后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于连的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艺术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对中国艺术的解读更是对艺术理论的建构起到了重大作用。以于连艺术理论为基础，通过将于连艺术思想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结合，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二者进行探讨，并将于连的艺术思想归纳为一般性艺术理论不论对于连艺术思想的研究还是对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献：

[1]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M].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惠天羽.“势”的智慧——读于连《势——中国的效力观》[J].安徽文学，2014（1）：70-71.

[3]孙景强.从笛卡尔的方法到于连的策略[J].法国研究，2009（2）： 57-67.

[4]孙景强.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俞宣孟与于连的对话[J].世界哲学，2006（3）：103-107.

[5]何光顺.老庄的“庸道”——兼及西方思想与老庄思想的互训[J].哲学研究，2014（4）：67-76.

[6]萧盈盈.当代中西对话的另一种可能——从于连的l’altérite（他者性和相异性）和l’écart（间距）出发[J].中国比较文学，2015（4）：196-204.

[7]韩旭.从哈贝马斯理论角度看弗朗索瓦·于连的意义论研究[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2）：221-229.

[8]吴兴明.如何从后现代视野打量中国文化——以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为例[J].文艺研究，2013（6）：143-154.

[9]萧湛，叶默玄.论弗朗索瓦·于连对中国美学“淡”之诠释[J].美育学刊，2017（6）：42-49.

[10]于奇智.易、他者与自我——循于连、德勒兹与伽塔利而道[J].哲学研究，2008（3）：94-100.

[11]孙景强.精神分析：一项未竟的哲学事业——重启鲁迅与弗洛伊德“对话”的意义[J].中国图书评论，2011（1）：49-54.

[12]杜小真.为什么、如何与他者对话？——由于连思想引起的几点思考[J].国际汉学，2009（1）：73-81.

[13]吴兴明.迂回作为示意——简论于连对中国文化“意义发展方向”的探索[J].文艺理论研究，2007（5）：10-18.

[14]毕来德.驳于连[J].郭宏安，译.国际汉学，2010（1）：216-249.

[15]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关于中国和西方互相对话和研究的方法的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2.

[16]刘耘华.汉学视角与中西比较文化方法论的建构——以于连为个案[J].中国比较文学，2014（2）：40-53.

[17]吳泓渺，赵鸣.人体审美上的东西方差异——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裸体》读后记[J].长江学术，2012（3）：62-71.

[18]萧盈盈.结构主义和去结构主义——比较葛兰言和于连对《诗经》的解读[J].国际汉学，2017（3）：79-87.

[19]王逸群.观念化的艺术批评遮蔽了什么？——对几种裸体艺术批评话语的反思[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8（2）.

作者简介：徐博雅，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实习编辑：甄苗苗

作者：徐博雅

研究范例哲学论文篇3：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纵观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哲学性质、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式和方法等四个方面，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域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梳理对于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更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和有待开拓和深入研究的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时代的呼声和要求，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和神圣使命，因而也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普遍关注和研究讨论的重大课题。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路径的选择和方法的创新都必须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启示和支持。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方法论的启示与新的路径的开辟，既可以是基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的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可以是基于历史进程中的哲学家的个体经验的科学总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典范和代表人物，特别是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路径和方法、经验和启示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拟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域出发，对国内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热点问题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希望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哲学性质问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傳统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同样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现有成果来看，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哲学性质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斗争哲学。雍涛认为，“斗争哲学”不是毛泽东的“只言片语”，而是他的一贯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实质和核心。对毛泽东来说，“斗争”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他至死念念不忘的人生信条。从他的辩证法来看，毛泽东的辩证法，就是以矛盾的斗争性为核心的辩证法。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就是以“斗争”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体系。〔1〕

（二）实践哲学。李佑新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基本性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致的，即都是实践哲学。毛泽东实践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实践中中国化的产物。〔2〕王南湜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实践哲学，它必须放在如何处理理论与实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关系中去理解。毛泽东哲学贡献最核心之处，从根本上说在于他提供了一种能够解决理论与实践、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的实践哲学构想。这一构想虽然并未构成一个逻辑关系严整、等级森严的概念体系，但它却以前提性的结构内蕴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之中，并且有着切切实实的实际效果。〔3〕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或说法：

（一）批判继承说。张琳认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中，马列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中国优秀的哲学传统是毛泽东哲学的文化背景和资源；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是毛泽东哲学形成发展的现实基础。毛泽东哲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旨在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地改造和创造性地转换。〔4〕寇鸿顺认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在文化的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融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形式，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5〕

（二）内在结合说。邹晓芟、萧诗美认为，把毛泽东哲学同时放到传统和现代、中国与世界这纵与横两大时空坐标中来看，毛泽东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毛泽东哲学中的许多命题，需要同时放到这两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定位和完整理解。〔6〕刘刚认为，毛泽东积极继承了古代辩证思想的丰富资源，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化”观念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新解。他对中国传统“化”观念的革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具体运用与理论创新。〔7〕

（三）张力消解说。王南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教科书提供给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解的材料。但是，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研读却并非无批判的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基于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前见”作了批判性的重构。因此，对于毛泽东的哲学不能或至少不能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这一发展线索去理解，而应当从如何解决当理论运用于实践时所产生的内在张力问题去理解。青年毛泽东深受心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形成的既注重客观实效又强调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思想结构，构成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活的灵魂。〔8〕

三、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热点问题。然而，由于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上，又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一）从哲学范式或思维方式的角度出发，李维武认为，毛泽东“实践论”的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本体论转化为认识论、方法论，突出了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从理论上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论述的兴奋点，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式。〔9〕寇鸿顺认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使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完成现代化的质变，形成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文化转换中介，并借此使马克思主义由一种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价值理想，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工作方法等等，最终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10〕王玉平认为，毛泽东哲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哲学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又一次理论范式的转型，即由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的一次质的飞跃，是理论的升华和创新。〔11〕

（二）从哲学形态的角度出发，雍涛认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系列范畴进行了批判改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还把建构起来的理论哲学运用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形成了毛泽东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这是他在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12〕石碧球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创新运用的成功范例。毛泽东从一开始即以实践为起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理论传播升华为创新运用，而且在创新运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在政治层面上声讨教条主义，在哲学层面上剖析教条主义，彻底揭开了教条主义的伪装面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译介型上升为著述型、由诠释型上升为创造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运用中得以创新。〔13〕

（三）从对毛泽东主要哲学著作的研究出发，雍涛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典范之作。“两论”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哲学上的论证，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民族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14〕徐方平认为，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讲演，基本上实现了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而构建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政治层面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标。〔15〕

（四）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出发，陆剑杰认为，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形态。它帮助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并把握其当代性，帮助我们理解邓小平及其后人的哲學创造并继续加以发展，帮助我们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并促成其现代化。构建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绕不开毛泽东哲学。〔16〕陈占安认为，可以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对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和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作用四个方面，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17〕薛其林认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毛泽东首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认识哲学、方法哲学和群众哲学。〔18〕

四、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式和方法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就此而言，其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一）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的理论视域出发，李维武认为，正是对重现实、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的承继与发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一种融贯与结合。毛泽东的“实践论”，从最根本处看，在于“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以及许多论革命、论战争、论政治、论学风的名作都是从哲学上来阐发这一思维方式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表明毛泽东已经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论、方法论了。〔19〕王南湜认为，毛泽东身兼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并受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运用非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解决了这样一个似乎不可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坚持理论体系合乎逻辑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又能合乎逻辑地限制理论的普遍必然性。这便是毛泽东的贡献之所在。〔20〕

（二）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或以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出发，陆剑杰认为，毛泽东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以列宁哲学以及其后的苏联哲学为中介的。一方面他紧紧联系中国社会、中国实践来读哲学，另一方面他密切关注苏联和中国学者著作中对他的哲学思考特别有启示的内容。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实践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坚持实践论的辩证法的哲学方法，坚持依靠人和人民、为了人和人民的历史观，〔21〕并在中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创造论”中国化。〔22〕寇鸿顺认为，毛泽东在“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23〕王玉平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来实现的”，其思维路径创新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一般和个别的分析，真正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沟通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人的话语系统，形成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核心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4〕李雅兴、陈建华认为，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一系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增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善于使用中国优秀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形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25〕刘景钊认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并行的路径：实践反思和理论概括的路径。〔26〕

纵观国内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可以说，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然而，在我们看来，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和新形态的理论视域出发，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做出全面、系统和深入研究的理论成果并不多见。因此，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和新形态的理论视域出发，切实加强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和方法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我们在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雍涛. 再评“斗争哲学”〔J〕. 探索，2010，（06）.

〔2〕李佑新. 毛泽东实践哲学论要〔J〕. 哲学研究，2007，（12）.

〔3〕〔8〕〔20〕王南湜. 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99-200，151-154，150.

〔4〕张琳. 如何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J〕. 现代哲学，2008，（04）.

〔5〕〔10〕〔23〕寇鸿顺. 论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贡献〔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01）.

〔6〕邹晓芟，萧诗美. 毛泽东的理性观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02）.

〔7〕劉刚. 毛泽东对古代“化”观念的发展及其意义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03）.

〔9〕〔19〕李维武. 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J〕. 中国社会科学，2007，（04）.

〔11〕〔24〕王玉平.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路径创新〔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8）.

〔12〕雍涛. 毛泽东论范畴体系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11）.

〔13〕石碧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从李大钊、瞿秋白到毛泽东〔J〕. 青海社会科学，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