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概念哲学研究论文

摘要：H·L·A·哈特是二十世纪声名卓越的法哲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刑法学家。哈特刑法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语言哲学作为研究范式引入刑法领域，使刑法学研究别具一格；在关于刑法本质、犯罪行为、主观意识等方面，哈特都有精彩独创的分析。哈特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刑法概念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刑法概念哲学研究论文 篇1：

近现代法哲学的转型及其启示

【摘 要】近现代法哲学的基本转型主要是将近代唯理理论作为背景，其自身脱离历史经验的特点普遍受到了学者和研究专家的质疑，从而引发第一次转型。而进入20世纪之后，批判法学的运动逐渐兴起，并将矛盾指向了传统法学，从而引发了第二次转型。通过法学展开分析，了解人民是社会法制现代化的主要基础，同时法律的基本生命也在于解释和应用。本篇文章将阐述近现代法哲学的两次转型，并对于其带来的启示提出一些合理的见解。

【关键词】近现代；法哲学；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

传统法哲学受到了广泛质疑，因此出现了两次转型。但是无论如何，转型之后的法律制度对后来的哲学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其相关意义的研究工作便变得更加重要。

一、近现代法哲学的第一次转型

（一）实证主义法学占领主导地位

早期的实证主义法学主要将人的思想划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以及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利用神明的干预解释自然现象，在形而上学阶段，人本根据终极原则，了解事物表象的背后，而在实证阶段，人们依靠科学方法取代了哲学和历史学中提出的假设概念。由此能够发现，实证主要将知识真相控制在经验材料的范围里面。而法律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大体相同，将所有法理学提出的任务全部放置在法律法规里面。而根据人们的理解，法律实证主义又分成两种，首先是兴趣，其主要关注点在形式结构的规范方面，其次则是经验，主要将关注点放在法律的实然和应然。法律实证主义还可以利用社会学的基础形式进行呈现，以此对当前社会进行考察和分析，推动社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律实证主义并非对于法律法规进行分析，而是对于这种规则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1]。

（二）自然法的复兴

哲学的知识概念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分别是惊异、怀疑以及震撼。在当前精神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本体论逐渐占据了思想的主要地位，究其原因则是哲学概念本身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利用客观现实作为导向，以此做出相应的推论。也正是由于本体论处于当红阶段，自然法逐渐走向复兴的道路。经过常年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律本身的价值，因此对原本看似十分落后的自然法概念提高了重视，开始重新审视其自然价值。也正是如此，自然法的复兴并非仅仅是传统法律观念的充分，其首先是作为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颁布的法律内容进行反思，注重法律本身的价值以及外部的因素。而在形式方面，其主要表现为神学思想和世俗思想。自然法学本身并非仅仅局限于法律之内，其涉及的领域更广，即便到了现代社会，其影响力依然巨大[2]。

（三）当前现代法哲学的实际进步与问题

首先，原本法律的最高原则遭到了否定，早期的哲學内容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其备受的思想全部来源于最高原则。而实证主义对此提出反驳，力图将学生思想停留在既定事实之内。

其次，所有理性主义全部出自于实际经验，实证主义认为所有研究对象应当基于法律条件下的经验与事实，以此对相关概念予以概括，反对从早期历史和传统观念中寻求思想，而应将注意力放在现实生活方面。

再次，道德和正义有一定的相对性，传统自然法必然会有绝对的道德和正义，因此被认为是对于最高原则的追求。而实证主义的出现对此予以否定，认为目前法则无法有效地断定公正、合法以及正义，一切的概念全是相对出现。

然而，不少学者对此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相对主义的任务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才可以实现，无法对最终的价值进行判断，只能提出相应的假设。

二、近现代法哲学的第二次转型

（一）对法学运动进行批判

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兴起了批判法学运动，涉及当时法学领域中多项内容，给美国以及西方法学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其主要认为自然法虽然是理性以及真理的直接体现，但仍然有两个缺陷存在。首先是法律内容缺乏确定性，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事物有着不同的判断，导致其提出的观念无法作为司法判决的主要依据。其次是和原本的普通法形成了矛盾，两者无法有效兼容。批判法学对自由主义法学影响极大，直接改变了人们对于法律制度本身的看法。然而，在批判之后，未能重新建立一套法制观念取代原有自由主义法学。如此便导致法律变革的理论内容变成了一种过渡，没有真正得以体现。但是，其提出的观念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相关命题也得以存续。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批判法学是由原本现代法学转变为后现代法学的一个必然环节[3]。

（二）后现代法学

在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法学逐渐出现，主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一种不安全感。这种思想主要起源于文学艺术，逐步走向哲学和法律。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为数字化商品，将文化本身的定义予以颠覆。后现代主义应用了全新的思维模式，利用差异化、个体性发展、透视主义以及事物的不确定性对原有法律概念予以替代。后现代法学思维的提出，使得原本使用上百年的法律信念发生了动摇，直接打破了原有的基础和原则，更加强调理性和规则的价值。其认为规则不应受任何因素的影响，也不受任何法律人士的操作，同时内容方面不仅可以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更能对政治行为进行规范，而且完全高于政治本身。为了能够确保规则能够得到观察，必须要严格法律推理和解释[4]。

（三）后现代法学的基础理论挑战与相关范式的转换

首先，法律的主体理性出现了迷失，早期的感性活动全部来源于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倾向，以此逐个推出单独的逻辑理论，也正是基于这个概念得出了理性价值。然而非理性主义的出现对这一价值形成了模糊，使得理性不再具备原本的权威性，所有理性主体也是在错误的概念中诞生。

其次，自由意志是否会出现，人生而自由，且保持平等，是能够依靠自主意愿完成实践活动的主体。然而在普遍规范的通知下，自由意志仅是知识权力的一个工具。人类主体获得的个人意识是否有限，也不属于他人创造的规则之中。

再者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开放性，传统的形而上学主要建立在主体以及客体的区分之上，通过主体对客体进行认识。而后现代法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规定，将二者完全分离。也正是这一原因，法律本身的自治性也被提出挑战，法律本身的独立性以及争议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三、近现代法哲学带来的启示

（一）当前法制建设基础的历史分析

與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便是亚洲生产方式。由于东西方社会本身现实基础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在实际构筑的时候，法律的基本概念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中国传统法律被称作为儒家伦理法，其具备五个特征。其一，法律特征并非只有儒家学说，还融入了道教以及释迦摩尼的思想。其二，法律注重礼刑结合，利用伦理概念制定法律内容，将礼节变成量刑的一大根据。其三，家族的伦理法占有主要地位，基于原有社会结构，确立家长在家族中的主体地位，促使其享有家族中绝大多数权力。其四，立法和司法全部集中在中央，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身兼最高立法者和审判者两个角色，掌握一切权力。其五，民法和刑法区分不明，诸法共用。早期的法律并没有对法律细则进行区分，在进行判决的时候，一直都是诸法并用。

（二）法律移植与法制的现代化

中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发展一直都非常封闭，由于长期占据于统治地位，自身十分封闭。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传统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体系也随之开始转型。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近代法律的转型过程其实就是对当时西方法律的照搬过程。从清末开始，我国法律法规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整，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法律体系。尽管从西方国家的法律中学到了诸多优点，但是也让许多学者对此产生了质疑。主要问题便在于法律移植无法促使我国法制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究其原因便是法律内容忽略了我国本土资源，毕竟法律概念具有一定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并非只是空洞的条文概念。所以，现代法律制度的建设基于我国社会基础，以此对各个领域的发展予以调整，从而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力的帮助。

（三）从法制诠释角度出发看当前法制建设的注释

通过我国上百年法制建设的历程可以发现，如果没有从法制本身的现实基础展开考察，则法律的现代化自然无法实现。现如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建立，为法制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成为我国司法变革的最大力量。基于法律诠释学的角度能够看出，法律法规实现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法律内容的理解以及诠释的过程，并且分别从社会生活以及文法条例的角度进行理解。所以，为了能使法律内容变成法律诠释学意义的基本历史，就必须将法律的个体作用发挥出来，从而将法律融入到我国民族的血液之中，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于两次现代法哲学转型展开研究，以此了解其对于我们国家法律带来的意义和启示，进而作为未来法律变革的主要参考，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为此，专家学者需要对其继续展开深入研究与学习，为推动我国的法治社会进程的持续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邱昭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 法学的发展[J].学术界，2016，（11）.

[2]张帆，吴大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学 视野[J].江西社会科学，2015，（10）.

[3]韩庆祥，张健.语言分析：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范式转型[J].江海学刊，2017，（5）.

[4]邱昭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方法与理 论贡献[J].哲学研究，2016，（9）.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王梁

刑法概念哲学研究论文 篇2：

哈特刑法思想研究

摘 要：H·L·A·哈特是二十世纪声名卓越的法哲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刑法学家。哈特刑法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语言哲学作为研究范式引入刑法领域，使刑法学研究别具一格；在关于刑法本质、犯罪行为、主观意识等方面，哈特都有精彩独创的分析。哈特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哈特；刑法；语言哲学；日常语言分析

自《法律的概念》的中译本问世以来，作为新分析法学的领军人物，哈特的法哲学思想得到了国内学界普遍、持续的关注。然而，哈特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刑法学家，他的刑法思想与其法哲学思想一样均是深邃和独特的。1953年哈特与A·M·奥诺雷合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此书主要阐述了刑法中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提出的“直接因果关系”的观点在学术界一直具有权威的影响力。而于1968年出版的《惩罚与责任》则是哈特关于刑法理论的论文集。在这本书里，哈特对刑法中的诸多问题的分析都运用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思路，[1]毋庸置疑，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在刑法领域另辟蹊径开创了刑法研究的新视域。

一、“内在观点”与刑法强制性

“强制性”一直作为法律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的本质区别，这种观点始终在西方法哲学的本体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法律强制论也反映在对刑法的本质分析之中。因为，刑法是我们不是服从就是违犯的法律，其规则所要求的被称为“责任”。如果我们不服从，即被说成是“违反”了法律；我们所做得在法律上就是“错误的”，是“规避”责任，或是“犯罪”。刑法所执行的社会功能就是设定和限定某些种类的行为，以作为他所适用的人们不作为或作为之事，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依法对违反或触犯刑法的行为施加的惩罚或制裁，是提供强制的做出这些行为的动机。所以，刑法及其制裁与传统的法律命令模式中以威胁为后盾的普遍命令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

对于刑法的传统强制观念，哈特提出了其独到的观点：“刑法的独特方法使用规则把某种行为指定为指引作为整体社会成员或社会中的某些阶层的标准，即它们被期待在没有官员的帮助或干预的情况下，去理解这些规则，了解这些规则适用于他们，并去遵守这些规则。只有当法律被违反，并且法律的这个主要作用失效时，有关官员才去确认违反法律的事实和施加威胁性制裁。”[1]哈特认为刑法的对社会的特殊作用在于，它听任社会成员自己去发现规则，并使他们的行为与规则相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己将规则“适用于”自己，尽管系于该规则的制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遵守规则的动因。很明显，哈特把传统的刑法强制性观念给弱化了，而是认为刑法乃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之一，而人们对它的遵守则来源于对它的认可与接受。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哈特引入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即“内在观点”，这一理论在于强调将规则视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标准。如果仅仅强调刑法是依仗强制力来在日常生活中实施的，那么显然忽视了社会中某一部分成员所采取的积极合作的态度，而正是这一部分人的积极合作才使刑法展现了其存在的意义。

二、犯罪行为的“控制力说”

在刑法理论中，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刑法学的一个基石范畴。这种意志行为说对英国刑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英国著名法学家约翰·奥斯丁，他认为：承担刑事责任，除了要求有犯意——对有关事项的认识与对结果的预见以外，还有另一重要的条件即被告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是不自愿的。在刑事责任中，这一条件比犯意更为重要，因为在“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的情况下，犯意也许可以缺少但这一条件则不可或缺。

首先，哈特借鉴J·L·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分析批判了奥斯丁的理论并对刑法中的“行为”做出了新的思考。在哈特看来，奥斯丁的“意志行为说”的缺陷之一就是把不作为毫无理由的限定在“自愿”与“不自愿”的标准勘定中。[2]故意的不作为当然应该成为刑法惩罚的对象，但刑法同时也应惩罚出于疏忽的不作为，而奥斯丁的理论显然没有把后者包含在内。

其次，奥斯丁把不自愿界定为没有先存的有关意志或企图发生的肌肉运动或收缩。哈特认为，虽然这种对不自愿的界定的确可以解释一些具体情况，但是奥斯丁的理论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一件事件是不自愿而没有提供任何标准说什么时候不作为是不自愿的。这就是奥斯丁“意志行为论”的缺陷之二。对于不作为，哈特清晰地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人不自愿的没有能力去做某事，即控制力脱离行为之外。例如，甲在正驾驶的车中由于突然昏迷而未能按照交通信号暂停，我们便不能用没有相应的期望而发生的肌肉运动或收缩而让甲承担刑事责任；二是人有能力做某事但却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疏忽而陷入不作为，即主动的不作为。如，乙骑车遇红灯时应停车但乙故意闯灯未停。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该区别对待这两种不作为，哈特主张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行为人才应该负刑事责任，因为只有故意的不作为才是应该受谴责的。

再次，哈特指出，奥斯丁的理论的另一大缺陷就是把行为理解为对肌肉收缩的期望。这里，哈特运用了语言哲学方法论中的日常语义分析来批判奥斯丁的观点，他说：“当我们关门、打人或用枪打鸟时，用不着事先想到有关的肌肉运动，也用不着有肌肉收缩的任何期望，便会干这些事情。”[3]哈特指出，收缩肌肉的期望就不是我们单独考察或能证明其发生的某种东西：它只是在行为之普通的“不严格”的意义上，从我们期望实施某些行为这一事实中“最后推出来”的。当我们盘算和思考行为时，不是在肌肉运动的意义上，而是按照行为的通常含义进行的，肌肉运动当然包含在其中，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在行为前意识到了它们，也不说明我们期望它们。这就像是普通人在踢球、打人或写字的意义上，不是在肌肉收缩的意义上进行的，而是对他所做或所期望做的事情的一个普通描述为先决条件。

最后，在批判奥斯丁的“意志行为说”的基础上，哈特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控制力说”。控制力不是肌肉运动的期望，而是一个人专心于某个行为时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整体控制能力。因此，在哈特看来，当行为人在缺乏控制力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作为与不作为），行为人是不须对此承担任何责任的。只有在行为人能够控制自己行为时，行为人才应该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哈特的“控制力说”跳出了奥斯丁的那种传统的意志行为模式——无论对于作为还是不作为，都不是以一种简单的自愿与不自愿的模式来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以一种对行为主体“意识与能力在犯罪时控制自己行为”为标准的犯罪行为观。这种全面审查主体控制能力的理论打破了英国传统犯罪构成要件中所主张的那种格式化标准。

三、过失与疏忽

在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中，危害行为是其中的核心要件之一，而另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就是行为人的罪过，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罪过一般分为两大类：故意与过失。针对过失的刑事责任问题，英国普遍流行的理论是赞成这样的区别和术语：“疏忽的过失”，它不仅区别于故意，而且还区别于“轻率”。在疏忽的过失这一范畴内还区分了不同的程度：通常的刑事责任所要求的“严重过失”，与之相对应的是民事责任所要求的较低程度的过失（普通的过失）。

哈特运用语言哲学的分析模式来考察过失、疏忽在具体情况中是如何被使用的并在它们的使用中对其做出比较分析。哈特指出把过失与疏忽毫无区分的连在一起是荒谬，他通过对过失、疏忽这两个词汇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使用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区分了两者的迥异。哈特指出，过失与疏忽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即“如果我们要奉守要求我们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危害发生的某一规则或准则，在我们实施行为之前，就常常必须获得一定的认识，即我们必须检查或注意当时的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且还要留意我们的身体活动。”[4]因此，过失并不是直接说明人心理内容的词语，这个词同时也没有与“应当做某事”有本质的联系。相反，如果我们说某一行为人“因疏忽而打碎它”并不意味着该行为人忽略了注意义务。具体地说，某人也许正在扫地因为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行为而疏忽的打碎了茶托。所以，疏忽表达了一种心理状态而过失却不能列入其中，疏忽作为心理状态必然存在程度的不同而对于危害后果是茫然无知、不可能意识到危害后果的可能性的过失又怎么能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呢？无疑，在具体考察了过失、疏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差别之后，那些传统概念中的“重大过失”、“严重过失”、“轻微过失”自然而然得应该被予以摒弃。哈特运用语言哲学的方法论再次给传统刑法理论造成一个重大冲击，日常语言分析方法在刑法研究中的所起的分析功能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行为人应在怎样的心理状态下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按照一般的刑法理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双重标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当两者都满足时则构成犯罪。哈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追究行为人过失的刑事责任之前应该明确回答两个问题：（1）被告人是否采取任何具有正常能力的有理智的正常人在此情况下都会采取的那些预防措施？（2）假定被告人具有心理和身体能力，他是否可能在当时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实际上，哈特倡导的是一种主观行为说，即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应该考察行为人当时具体的心理和身体状态等各方面综合判断，从而决定行为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不能以僵硬的主客观标准来确定刑事责任。

四、余论

对于刑法的研究，哈特也许受到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思路的影响，其刑法思想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而仅是通过批判一些通行的刑法理论来提出自己的独特思想。但是，哈特把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刑法学的研究领域，改变了英国传统刑法理论的研究套路，对英国传统刑法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把语言哲学引入刑法学并不意味着可以解决所有刑法理论中的争议问题。但可以肯定，哈特为我们研究刑法开辟了新的视域、路径。这也为中国刑法学的反思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参考文献

[1]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2] 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3页。

[3] [英]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作者：曲娜

刑法概念哲学研究论文 篇3：

人的形象在具体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摘 要：人的形象是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法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刑法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中必然体现人的形象这一理论假设。本文选择刑法归责模式的演变为视角，对人的形象对具体法律制度的影响进行透视。

关键词：人的形象；刑法归责；生态人；风险社会

作者简介：许茜（1992-），女，安徽人，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商法。

一、人的形象在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人的形象”这一理论预设是对日常生活中的人抽象概括出来的，必须与人的实际行为相契合，即忠实于人性，否则这种理论预设是没有实践意义的。由于法律规范反映着人的形象，故法律规范也不应与日常生活中人的实际行为背道而驰，也要与人性相契合，所以人的形象可以作为评价具体法律制度正当与否的一个尺度。

二、人的形象在刑法归责模式中的变化

（一）刑事古典学派归责模式中的人的形象

理性人是对这种人的形象的抽象概括，其实它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如人权的理念得以迅速传播，个人本位价值观得以提倡，人的尊严与自由深入人心等，与封建刑法中的人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理性人在刑法理论中的确立得益于近代哲学中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自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基本箴言之后，哲学研究的范式便发生了一个质的转向。

在刑事古典学派中，客观归罪与主观归罪的归责方式一去不复返，提出了客观主义犯罪构成理论和道义责任论，主客观相统一成为认定犯罪的唯一方式，并一直延续至今且处于主导地位。客观主义犯罪构成理论，主张只有对犯罪行为才能科处刑罚，这是对封建刑法中的思想定罪进行无情地批判；道义责任论，主张之所以对行为人进行非难，是由于具有意志自由的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行为及其结果，行为人对其行为和结果，应受道义上的责难，这是从本质上对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罪过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所进行的论证。因为具有自由意志，才能预估危险，进而有机会决定是否服从规范的约束，此时行为决定自由对归责主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客观主义与道义责任论理论的形而上层面有个共同的理论根基即人是理性的，人是理性的这种人的形象被称为理性人，理性人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意志自由的理性能力。由理性人的意志自由可推导出道义责任论，以行为为中心而建构的客观主义犯罪论体系可由理性人的抽象性推导而出，正如有学者论述到“正是从犯罪人的意志自由出发，刑事古典学派构造了客观主义的犯罪构成理论。因为在理性的法庭上，都是一个抽象的人，在理性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所以意志自由的前提下，构成犯罪的唯一根据就是行为的客观危害，而没有必要再考虑犯罪人的主观因素与主体因素”，故刑事古典学派是在理性人这样的人的形象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二）刑事实证学派归责模式中的人的形象

随着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自然科学所运用的实证方法席卷了全世界，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渗透进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创设就是其体现。实证主义亦强烈冲击着原有的刑法理论，导致刑法理论对犯罪现象的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理性思辨即从概念推导出体系、从规范演绎出另一种规范的方法，而是运用观察与实验的实证方法。于是从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中看到了犯罪原因的多元化，对理性人这一人的形象产生了质疑，进而对基于理性人而建构的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进行否定，如龙勃罗梭意志自由论予以彻底的否定，用行为决定论的观点解释犯罪，并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说法。从而建立起来了刑事实证学派。刑事实证学派在一系列刑法基本问题上都与刑事古典学派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基础在于不同于刑事古典学派的人的形象，刑事实证学派的人的形象是经验人。何为经验人？经验人是这样一种人的形象：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的枷锁之中，受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人根本就不具有意志自由的理性能力。然而经验人这种人的形象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绝对否定人的意志自由的理性能力是不现实的，因为与责任原则相悖，而责任原则是当代犯罪论体系的根基之一。

（三）环境刑法归责模式中的人的形象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由于现代科技促成经济生活的多面化，生产和消费形态都进入了一个所谓后现代时期，人类的环境资源开始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窘迫，上述以一个孤立于世界的个人为观察对象的人类图像，开始了改变。哲学人类学上的人性尊重，开始具有广泛的意义。所谓的人道，不只针对人类同胞或生存环境较接近人类的动物，也及于一切的生态环境。”正是由于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的生死存亡，人类的目光不再拘囿于人类社会内部关系，把关注的目光由人类自身转移到自然生态环境当中去，于是生态人的人的形象被提出，生态人是人的形象在环境时代的全新展现。环境犯罪是生态人这一人的形象在刑法归责中的体现，使刑法所保障的法益延伸到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与近代以来理性人与经验人相比，都对归责主体主观上具有罪过这一条件却具有相同之处，故生态人只是修饰了原来的人的形象，并没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颠覆。

[ 参 考 文 献 ]

[1]陈泉生，何晓蓉.生态人与法的价值变迁[J].现代法学，2009（2）.

[2]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5.

作者：许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