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哲学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后期才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加剧，滋生出一系列環境问题，人类开始觉醒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环境危机促使环境伦理学把人类的道德关怀延展到整个生态环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的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的哲学研究论文 篇1：

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探路历程和发展前景

摘要：

回顾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探路历程，我们发现，作为一门新兴综合性边缘学科的我国经济哲学，虽处于开创时期，但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展望新世纪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发展前景，我们认为，它将成为一个学术热点。

关键词：

经济哲学；探路历程；发展前景

作者：陈宏滨　曹建文

我国的哲学研究论文 篇2：

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历程与热点问题

摘 要：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后期才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加剧，滋生出一系列環境问题，人类开始觉醒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环境危机促使环境伦理学把人类的道德关怀延展到整个生态环境。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开展，对人类道德的完善和进步、地球文明的繁荣以及重构人与自然新的和谐关系产生有利影响。国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逐渐步入学术化、规范化进程，文献产出数量稳步增长，研究的主体从西方主要学者观点分析转向国内实际情况的多元题材的研究，研究中心也在不同阶段有所转移。本文主要针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现有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探讨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应关注规范化研究，形成环境伦理学研究范式，强化环境伦理学史研究；开拓新视角，研究对象多样化发展；跨领域协作，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研究。

关键词： 环境伦理学；CiteSpace软件；科学计量

自有人类以来，自然界就开始面临挑战，自然界虽是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人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在改造自然的路上渐行渐远。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活动规模较小，干预自然的能力较弱，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也低。随着科技快速进步，人类活动日益频繁，人类改造自然的消极作用开始显现。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在《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不要过于陶醉我们对自然界掠夺的胜利，要警惕大自然因为人类的贪婪行为而进行报复。人类在享受征服自然的胜利中，忽视自然规律，无视生态环境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一连爆发，直到“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和“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八大公害”灾难出现，人类才开始警醒。面对自然资源匮乏、能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灾害增加、生存环境污染等环境危机，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发展、繁衍，迫使自己运用智慧化解危机。工业化以来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人类生存健康为代价的，地球环境的恶化就是根源于人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正面临生存危机，许多志士仁人为保护自己的家园开始发声，对过度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进行伦理讨伐。因而，人类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环境伦理的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人类需要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端正自然观，也必须以环境伦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或“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这两个概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开始被我国理论界认识和引进，环境伦理学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它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其研究流派繁多，成为一门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虽然我国在这一学科的理论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也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科学计量的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总体呈良好趋势，这一学科假以时日会形成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一、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本文运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对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文献在逐年数量、发文机构和作者、基金项目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科学计量学是对所需检索时间段内的文献数据的关键词绘制共现网络，通过科学知识图谱来呈现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热点问题。科学知识图谱是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经常运用的研究工具，用来观察动态图像信息，直观呈现科学知识的发展脉络和结构关系，对所研究学科领域的演进情况和研究前沿问题给出探索和预测，最终得出较为清晰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1本文分析使用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由美国Drexel大学华人学者Chaomei Chen研发2，是近几年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中使用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软件工具之一。3

（一）文献总量及趋势

本次研究使用的文献数据主要选取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数据库，筛选出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几项，按题名检索方式，即以“主题=环境伦理学”为检索式进行检索，选取的时间是数据库收录文献的全部时间范围。此次共检索到符合要求的文献2 326篇，检索时间为2016年9月。

根据文献数据的走势可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数据库中才开始收录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与西方相较，我国较晚涉足这一学术领域；到1999年之前，每年的文献产出数量寥寥无几，研究处于平稳积累时期，是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2000—2003年研究产出增长迅速，从以往的每年几篇一跃近百，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2004—2008年，每年文献产出数量都是百余篇，整体上呈直线上升的态势，2008年超出两百，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产出高峰，可见这几年国内学者的研究热情高涨，学术氛围浓郁；2009年之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文献较往年出现稍微的震荡下滑趋势（图 1）。综上所述，这30年间，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从点点星光拓展到繁星满天，发展趋势良好，不久的未来很有可能又会迎来一高峰。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量的飞跃基础上加强质的提升。

（二）发文机构和作者

统计发表文献的作者和所属机构两个方面，发表学术论文比较多的作者主要来自南京林业大学（56）、湖南师范大学（54）、吉林大学（5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46）、南开大学（43）、南京大学（39）、清华大学（38）、内蒙古大学（34）、山东大学（33）、复旦大学（32）、武汉大学（30）、河南大学（30）等高等院校。研究的高产作者主要有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包庆德，内蒙古大学（18）；李培超，湖南师范大学（17）；陈也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13）；郭辉，南京林业大学（13）。从产出文献的基金资助状况来看，研究成果的项目资助来源主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18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8篇，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7篇，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6篇，其他的基金项目资助则较少。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机构合作关系，利用CiteSpace软件工具选取数据库2006—2016年有关环境伦理学研究文献的发文机构和作者进行了聚类图谱绘制（图2），从图谱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南京林业大学为核心的网络占据中心位置，子网络辐射面积较广，与周围的机构有较多的合作联系。余谋昌是这一研究主题网络的代表作者，与相连机构也有较多合作。图谱右方是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为代表的，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合作群；中间主要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代表的，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余谋昌组成的的合作群；左方是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代表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组成的合作群。在可视化的分析下，我国有关环境伦理学研究较多的机构合作群主要有三个，每个合作群所包含的机构较少，合作程度也不太高，而作者之间的合作更不是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我国在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交流合作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步，自90年代开始，国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逐渐步入学术化、规范化进程。文献产出数量稳步增长，研究的主体从西方主要学者观点分析转向国内实际情况的多元题材的研究，研究中心也在不同阶段有所转移，随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慢慢地被认同和传播。以下将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并针对各阶段研究中心的特点进行归纳。

（一）1985—1999年：研究对象单调集中

由文献数据的分布可知，这一阶段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产出刚刚起步，处于平稳积累阶段。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和方法模式基本形成。国内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各大高校的相关学者对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也慢慢增加。1993年之前文献产出的数量较少，而这一阶段也较少有这一主题的专著，直到 1992 年我国才出版了第一本由刘湘溶撰写的《生态伦理学》，自此之后，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相关著作才有了雨后春笋的态势。1993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的《生态伦理学》和陈春花的 《生态伦理学》，1994年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平所著的《生态伦理学》，1995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走向生态伦理学》。9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定位主要局限于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而90年代后期，环境伦理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在实际应用上更为显著、有效。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特别是各大高校的相关学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热情也慢慢地提高。1994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1998年8月21日，环境哲学筹备小组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此阶段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中心都与这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息息相关，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自然价值”等几个方面。

（二）2000—2008年：研究主题多元化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起步晚于海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0年后，大陆学者开始奋起直追，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此阶段的研究结合了中国本土环境与现实国情，为避免直接移植和原样照搬，不断反思适应性问题，反复推敲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使其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备重要的实践价值。这也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有关环境伦理学的文献增长迅速，涌现出百余篇，环境伦理学研究涉及对象种类也趋于多元化。此阶段的研究中心从“人类中心主义”转移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纷争”。人类中心主义分为三大类：“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阵“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对阵“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对阵“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下，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但现代的人类中心论是有其合理性的，并且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主流价值理念。由此衍生出“新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研究中心，它亦是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随着国内旅游消费的蓬勃发展，人们在享受自然环境带来愉悦的同时，随之带来的环境安全隐患也值得深思。因此，环境正义、生态文明、生态伦理、自然价值、代内关系、代际关系等研究中心比较活跃，其相关文献被引次数也较多。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又引发了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的探讨，代内公正认为任何的地区或国家在自身发展时，尤其需要注重维护欠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的利益，不得损害他人的发展；代际公正主张当代人的发展不得以破坏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历史遗留问题免不了会扰乱了国际政治、经济等秩序，而发达国家掠夺并开发利用欠发达国家的资源与环境是导致欠发达国家贫困、环境恶化的首要因素，因而对于代内公正的落实，发达国家应该肩负起责任和义务，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才可能保证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南北差距，保护全球的永续发展。

（三）2009—2016年：研究内容整合应用

近年来，文献产量虽有下滑趋势，但从论文内容以及2012年第二届中国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2013 中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2016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年会等会议主题可以发现，这一阶段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意识基本确立，各研究派别与立场更加鲜明，研究对象体系形成，研究中心也从多元转为整合，其研究内容偏向本土构建与应用。从一度争论分化的缓坡爬升到慢慢凸显出复归的生气，环境伦理研究虽然出现了波动，但是仍取得了一些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分化中凝聚，在构建和谐共处环境时共同目标越明确，就越少走弯路。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还处在探索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阶段，在梳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观念和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环境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使得环境伦理相关观念在中国得以普及。有关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译著、专著每年都有问世，发表的论文也近百篇，大小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举办。不过总体来看，对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来说，现阶段的成果还是远远不够的。1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尚在试验和探索的阶段，未来的发展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选取1985年以来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通过CiteSpace软件的辅助分析，结合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和列出高频关键词，展现近年来环境伦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概貌。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关键词的共现网络聚类进行了分析，以能更清晰地说明国内环境伦理学近年的研究热点问题。

（一）高频关键词的分析

为了直观便捷地展现热点主题，在环境伦理学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上，笔者再次使用CiteSpace工具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选取整理了我国环境伦理学产出文献的高频主题词（表1）。

国内文献有关文环境伦理学的共现关键词中，“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生態伦理、可持续发展、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罗尔斯顿、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共现频次较高（表1）。其中，共现频次（freq）最高的关键词“环境伦理学”和较高的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在当时十分火热。站位人类中心主义的阵营亦表示，环境伦理学是把“以‘自然’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的伦理关系”当作研究对象。1当代人和后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公正分配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问题。共现频次最高的前10项中一半以上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因此这一时期是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最活跃阶段。

从图谱聚类的整体结构来看，已经形成了分别以“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子网络（图3）。有关环境伦理学的研究热点呈现出多元化的分化发展态势。“环境伦理学”位于图谱的中心位置，也是网络中的高频共现词，以“环境伦理学”为研究中心，形成了与其密切共现的节点如“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罗尔斯顿”“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等。

其中“人与自然”的节点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论是自然观演变的动力。自然观也称自然论或者自然哲学，是一种有关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探索所形成的对于自然的基本观点。我国古代的自然观以“天人合一”为主导，人们靠天吃饭，以天为神构建舆论统治国家，但也用天灾来约束帝王对自然及人民剥削的欲望，历朝历代的自然观都在不断地演变。

（二）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特色领域，笔者通过网络中的突现率（burst）指标数值进行分析。指标数值较高则表明这一主题词对应网络中共现频次出现突然变化的节点，依据数据分析，罗列出了本研究的高突现率的节点信息（表2）。

环境伦理学研究方面的主题词中，突现度最高的是“可持续发展”。结合原文献分析，这些关键词主要涵盖了环境伦理研究的几个分支，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有其独特的内涵，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与以往的传统环境伦理观不同。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与发展的基础上，汲取了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中有益的部分，摒弃了原来理论上的缺陷，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的一种整合，吸取了两者的正面成分，独立于两派的争论，形成一种更包容、更丰富、更完备的环境伦理观。

1976年，坂本滕良在《生态经济学》一书中着重描写了经济要想持续良好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重中之重。1980 年，“持续发展”的概念被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在《世界保护战略》的报告中提出。而第一次通过官方途径提出“可持续发展”内涵是于1980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会中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内容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和使用自然资源时的内在联系，在这之后人们才开始了解可持续发展。美国农业科学家莱斯特·R.布朗于1981 年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87 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所带领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在第 42 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概念和理论转化为为全球性的实际行动，从此这一战略也成为人类迈向21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1992年 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此次的会议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中正式形成的里程碑。1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自然价值”“环境正义”等主题词突现度也较高，这些关键词都反映了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人类不再是“独裁者”，而是与自然环境平等，人们在改造自然环境时要考虑理性与道德方面，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首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包含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探讨。动物权利论主张保护动物，反对人类虐待动物，承认动物的价值。辛格的《动物的解放》中提到动物应当得到人类的道德关怀，人类应该承认动物的独立生存价值，动物与人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觉能力。生物中心论则打破了动物解放权利论的枷锁，把自然价值和道德关怀从动物扩展到大自然中没有感觉的有生命之物，认为生物都应当被看作价值主体，是人类尊重的对象。生态中心论超越了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直接将道德保护对象扩展到生态整体，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主义。其他突现率较高的关键词也展现了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良性、公正、持续成为环境伦理学当下的研究热点。

四、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文献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显示，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在文献产出的数量上保持了稳步上升，研究对象从最初对两大主义对立的分析发展到多元化题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都不断提升，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不同研究特色的对象学派。从当前国内的研究现状及本文可视化分析数据显示出的不足来看，未来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应进一步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科研机构合作，加大资助基金投入

从前文的环境伦理学发文机构和作者聚类分析可明显看出，目前我国形成的合作群大致有三个，并且合作群的成员数量较少，之间的合作程度不够紧密，因而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队伍建设与合作仍需加强。科研人员和所在研究机构是学术研究的主导，一个学科理论想要有好的发展，离不开科研人员的个人努力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因而，一方面我们在壮大科研群体规模时，要兼顾数量和质量，培养年轻优秀的新科研带头人，挖掘和鼓励学者的研究潜力和创新思维，从而加強环境伦理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培养潜力接班人，扩大科研队伍；另一方面，加强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作，在同一研究方向上达成合作，有利于新思想的碰撞和结论的巩固。

我国对环境伦理学研究重点项目的培植力上有待加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基金的资助，不但可以帮助科研的顺利进行，还能起到激励作用。除了国家和社会的基金立项支持以外，高等院校也要通过加大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资助投入来提高环境伦理学在整个学校科研中的地位，调整和发展学校的学科培植项目支持比例，加大环境伦理学科研项目的扶持，激发科研人员的学术热情。

（二）增强学科继承性，强化环境伦理学史研究

在环境伦理学演进历程的分段论述中，提到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关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但此期间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多样不一，一些学者探讨的问题、方法、范围都无明确的界定，这导致了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波动甚至滞缓的趋势。

同一主题的研究史能保证并推动学术的连贯发展。对于环境伦理学的探讨，不应为了单纯寻求新视角而无视前人的优异成果，科研者应强化对“环境伦理学史”的继承观念，在原有的研究成果上取其精华，再加上自己的创新，从而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继承是发展和创新的前提保证，对于环境伦理学的某一方面探讨需有继承，使其形成一个较为连贯的“环境伦理学史”。

增强环境伦理学的继承性是积极推进“环境伦理学史”完善发展的首要任务。一方面，不仅需要学者们在思想观念上意识到继承性在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还应积极倡导设立专业研究机构。虽然我国已有“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这样的学术机构，但远远不够，还要培养专业人员对环境伦理学综合探讨。另一方面，对科技史、环境哲学演变的历史也要专门研讨，从历史中寻找根基，在现实里提出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进“环境伦理学史”体系的形成。

（三）跨领域交叉协作，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有关环境伦理学文献数量日益增加，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除了文献之外还应创建“环境伦理学”专有刊物，学会会员定期开展会议讨论，相关的专著也要有所增加。时代在进步，研究环境伦理学的视角、对象需要不断更新、多样化。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环境伦理学的探讨必将超出我们的预想，其涉及边界范围仍将不断延伸，而环境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向不断拓展和延伸也需多样的视角与对象来支撑。学者们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等具有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也更有利于科研的蓬勃发展。

不同领域科研经验碰撞，是产生研究创作灵感火花的催化剂。跨领域协作不单是环境伦理学内部研究的协作，还要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协同创新。实践证明，我国利用西方等发达国家跨地域环境主题研究已呈现佳绩。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一方面应积极与相近文化联姻，借助异国科研发展的优势，在方法、对象、经验等方面与文化相近的国家相互扶持来促进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协同，关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科研工具、物质资源、相关规范、有利政策等因素。

总之，环境伦理虽是道德规范，但其研究最终目的是为了构建和谐的生存环境，环境伦理学也要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1研究要与现实结合，构建起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一味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完善学科的同时要以提供理论价值保证为首要。另外，环境伦理学不仅是一门学科，除了学者的努力外还需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与参与，尤其是高校要增设与此相关的学科博士、硕士研究专业。只有社会各阶层积极践行，才能使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基因，才能在没有法律硬性规定的基础上形成民族自觉。

（责任编辑 张月红）

作者：原黎黎 王子彦

我国的哲学研究论文 篇3：

教育技术学发展问题再析

【摘要】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分离，文章分别从分析教育技术人才培养现状、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的“实践”隔阂、教育技术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哲学文化背景障碍入手，对这一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证。并分别从教育技术实践场中研究主体、实践主体、行政主体、学生主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改善的建议，最后提出培养学科教育技术人才是解决现有问题的一个途径。

【关键词】教育技术；问题；理论；实践；建议

2003年《目睹教育技术学十年之十大怪状》一文曾经引发了广大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热烈讨论，一时间关于教育技术学发展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随着近几年教育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及对教育技术哲学层次反思的开展，人们对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但是曾经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在此谈一下笔者对教育技术学现阶段面临主要问题的认识。

一 教育技术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面临两个主要的现实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制约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个问题是人才培养上的尴尬。一方面，各大院校争上教育技术专业，使教育技术专业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培养目标的泛化、不确定性和欠针对性使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成了教育系统中的技术人员，在教学中的作用不被认可。第二个问题是教育技术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被认可度不高和难以在实践应用推广的问题。在我国，教育技术主要的实践领域是教育领域，具体的说是基础教育领域，教育技术的理论能否受到教师的认可并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应用是制约教育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教育技术的研究成果具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其能否顺利应用推广的关键。通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的实质是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应用发生了脱节。人才培养上没有着眼于我国的教育实际，培养的毕业生缺乏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理论研究过程中充斥着过多应然的话语，从而在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时显得软弱无力。

二 问题归因分析

AECT于2006年10月10日至14日在达拉斯召开年会,大会主题即为“加强联系”。其中“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联系” [1]。下面，笔者从三个不同角度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脱节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以期给出一个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解释。

1 人才培养脱离了教学实践

我国的教育技术人才培养以本科生为主，学生来源主要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一方面经过高考升入大学的学生缺乏实际的教学经验，另一方面他们更为缺乏相应的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哲学等理论基础。虽然相关的知识可以通过本科阶段的教学来弥补，但是由于学生缺乏理论联系实践的条件和能力，导致教学效果并不好。总的来说，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状况决定了本科生不具备结合实践经验，联系主客观多种教学要素系统地研究教学问题和设计教学过程的能力。而美国的教育技术人才培养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学生来源主要是学校的教师，其学生是在具备某一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条件下学习利用教育技术当好教师的能力，毕业后还回学校工作。这一点和我国教育技术专业招收的教育硕士有点类似。

我国的教育技术的研究人员大多出身于技术领域，教育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学术背景不够丰厚。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缺乏底蕴。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的本科毕业生的主要职业去向是中小学，而我们的大学教师却大多没有实际的中小学教育教学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缺乏使教学往往处于理论描述的阶段，缺乏实践的支持。美国教育技术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是软件公司、企业的培训或绩效部门，抑或回到原来的教学岗位[2]。美国大学的教育技术院系一般都与公司、企业，甚至军事和医疗部门有着良好的合作，而且某些教师就在企业担任培训或绩效方面的顾问，所以在其教学中并不缺乏实践工作经验的支撑。

从教学实施的角度看，我们的教师用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方式讲授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这本身就是一个掩耳盗铃式的矛盾。通过对比美国的教学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教学组织比较灵活，甚至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再来学习。无论设计类课程，还是开发类课程，都是让学生根据实际教学问题去设计和开发产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倡以專题或项目为核心，通过小组研讨和实践活动进行教学，总的目标是教给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虽然美国的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和推广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他们的人才培养是和实践紧密结合的。

2 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存在“实践”隔阂

在此有必要对标题中的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以及“实践”的概念做一番说明。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主体，在我国主要人群包括教育技术专家、教育技术专业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主）和其他领域对教育技术予以关注的学者。这三类人群构成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主体。教育技术实践主体是指教育、教学领域的教师、远程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以及少数的企业组织（主要与培训的教学设计相关），主要人群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此处的“实践”一词并非践履某种观念或者理想意义上的那种实践，而是“我们平常进行的日常的，普通的实际行动”。 [3]笔者认为，只有当这两类主体的沟通和交往落实到实际的普遍行为中，或者说两类主体的实践场存在交流和对话的空间，才能使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借助主体间的“实践”交往而得到缓解。

祝智庭教授曾经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教育技术实践场进行了分析，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三个子场域，给我们分析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实践交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对其进行介绍之前先对场域理论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 布尔迪厄[4]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每个场域都以一个市场为纽带，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例如，艺术这个场域包括画家、艺术品购买商、批评家、博物馆的管理者等等。

祝智庭[5]教授认为“教育技术是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应用学科，根据实践的需求和指向，按照行为主体之间的不同，可以分为面向专业工作者的教育技术，面向职业工作者的教育技术和面向学习者的教育技术。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实践场体系架构。”笔者在尝试将上述分类标准中的行为主体进一步清晰化的基础上，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研究者（理论主体）的教育技术、教育者（实践主体）的教育技术、管理者（行政主体）的教育技术、学习者（学生主体）的教育技术四个子场域。这种对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子场域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分化和不统一，尤其是作为理论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实践主体的教育者分属于不同的场域，造成了实践中的隔阂，直接影响了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统一。同时，以不同主体为主导的四个子场域有各自不同的惯习、资本、象征性产品以及自主化程度，这就加深了彼此实践中的隔阂。而管理者、学习者子场域的存在增加了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必然会增加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交流、对话的困难。

3 从哲学文化背景的根源分析，我国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领域都有不利于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因素存在。

教育技术理论的舶来性和教育技术实践土壤的中国化特点是造成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脱节的根本原因，对于文化、科学上的跨国界、跨民族的借鉴造成的问题，要从哲学文化的本源上进行分析和反思。教育技术普遍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包含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的活动，下面我们就从分析这两个主体入手，探讨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领域有哪些不利于教育技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哲学文化因素存在。

美国的教育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实用主义的要义体现在皮尔士所表述的这一观点中：“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从而为行动提供信念（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而我国教育技术的研究中缺少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研究作风（在此笔者并不对实用主义的价值做出评判），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领域，更多地存在着一种应然的话语方式。而所谓的实验研究也是在缺乏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问题情景更多的时候是研究者的主观假设推定。同时，中国的哲学传统不注重逻辑分析，更讲求“综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注重论断式的整体思维。在教育技术研究中产生了执着于学科体系构建、本质属性探求的现象，而忽视了对一个个真实问题的分析、论证、反思和实证的研究，更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主体缺乏走入教学实践的研究态度，直接造成了理论研究中对教学实践的忽视。

中国的文化思维方式中重经验/轻理论、重现象/轻抽象、重功利/轻超越的特点在教师身上表现较为明显，具体来说，“我国的教师更注重教学经验的总结，依赖自己对现象的观察, 并能够显示出极高的技巧性，但没有上升到理论概括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论证的高度。”[6]重功利的特点更是使教师在教学中关注直接的现实的教学成绩的提高，而不能超越眼前的功利，追求教学的最优化和学生的长远发展，这就给教育技术理论在教学中的推广和应用带来了困难。同时，受教育系统总体环境的影响，中国人保守性的行为倾向在教师群体中表现的特别明显，主要特征是教师教学中一味求稳、没有创新意识和精神，习惯于用一种方法、一本教案来应对不同的学生和不断变化的教学现实情况。教师的这种重经验的行为倾向和保守性特征同样不利于教师接受先进的教育技术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关系为本位的，伦理是连接社会关系的纽带。伦理本位的文化精神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导致了“重集体、轻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师道尊严”的教育价值取向[7]。不论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还是正规的学校教育都不注重以学生为本体，忽视学生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的发展。这种教育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而且抹杀了学生的天性，使我们的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可以说，教育技术所倡导和依托的以建构主义为核心的各种学习理论、心理学理论在我国教学中不仅缺乏政策空间，而且缺乏教师和学生心理上的软环境。

三 基于促进教育技术实践场中主体发展而提出的问题解决建议

普遍意义上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既包括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的活动和交往互动也包含理论和实践的争鸣。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强研究者和教师的沟通、互信和理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成果和实践应用相脱节的问题。而如何使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者和教师各自的发展形成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上面笔者曾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研究者（理论主体）的教育技术、教育者（实践主体）的教育技术、管理者（行政主体）的教育技术、学习者（学生主体）的教育技术四个子场域。下面从促进四个主体发展的角度，提出各自的努力方向。

1 加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此条建议是针对我们的教育技术研究者而言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要立足于教育、教学中的“实然”状况；二是要着力于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并且这种问题是在教育技术的框架内可以解决的。在具体的操作中要注重核心媒体、权威专家的正确导向作用，鼓励行动研究、草根式研究，构建教育技术良好的理论研究氛围，少一些“假”、“大”、“空”，多一些“真”、“具”、“实”。要让教育技术的研究者明白理论研究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技术理论的产生，只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并得到认可和检验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的理论[8]。

2 加强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

清华大学张建伟博士认为，技术在教育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一个原因是它未能被群众充分掌握，也就是对教育者的培训没有做好。注意“充分掌握”这个字眼，它不是指一知半解或操作形式的掌握。只有深度理解教育技术方案的操作原理，才能在实践中活学活用，而不至于僵化地套用技术解决方案。对于教师的教育技术培训，已经有不少实践操作经验和理论研究，但因为培训往往流于应景的形式主义，所以培训效果不佳甚至不被认可的问题一直存在。这其中固然有教育技术培训策略设计不当的因素存在，但对教师进行教育技术培训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能否将培训的效果与教师日常的教学实践相结合，从而得以巩固。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化的过程对教师的教学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将教育技术培训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结合起来，才能促使教师从认识上接受教育技术，从而进一步在实践中应用教育技术。这是因为教师专业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教师个体成长的歷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和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要加强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对其中的培训设计、保障、实施、评价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最终促进教师的个体成长，完成经验型教师到研究型教师的转变。

3 加强教育技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支持性策略研究

教师教育技术培训效果不佳同时存在培训组织、制度保障上的原因，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教育技术领域的管理者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处的管理者主要指我国的各级电教部门、教研室和其他对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推广有主动权和主导权的教育行政主体。他们对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消除研究者和教师交流的体制性障碍，并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和平台促进二者的合作。其次是消除研究者、教师、相关行政机构之间的为学生发展托词掩盖下的利益纷争，提供宽松的教育技术应用环境，杜绝功利化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行为。最后应对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长效机制进行探索，避免在教育技术培训中走过场的现象，从教师专业化发展、学生个体发展的角度对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长远规划。

4 加强对教育技术的哲学研究

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所以在西方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提倡个人本位,注重个性的培养,追求人格的自由独立性。在美国课堂上，充满了活跃的气氛，学生和教师平等交流，平等相处，学生是教育过程的积极的参与者。纵观美国对教育技术的几次定义也可以发现都是围绕学生的“学习”进行的，建构主义等学习理论也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教育技术理论在我国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必须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而受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学生相对缺乏自我意识，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存在不足。加强对教育技术的哲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以学生为中心的概念内涵，在工具理性和教育技术价值之间，辨证地看待教育技术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只有如此才能在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真正关注学生的学习，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地位，而这样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教育技术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结语

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脱节是目前教育技术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两个主体相互分立、甚至排斥造成的，二者如何抛弃各自的偏执和保守寻求合理的交往方式和切实可行的合作模式，是问题解决的关键。而对于问题之根本解决，笔者认为立足于教学实践，培养面向中小学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术理论并重的学科教育技术人才不啻为缩小理论和实践隔阂，促进两个主体合一的一个途径。

参考文献

[1]李红梅,李世改,刘宁.通过AECT2006年会透视教育技术研究现状[J].电化教育研究,2007,(9):28-31.

[2]刘美凤.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电化教育,2003,(10):9-15.

[3][4][5] 祝智庭,王佑美,顾小清.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05,(12):7-11.

[6][7]安涛.论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对教育技术的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2007,(2):42-46.

[8]张荣伟.教育理论主体与教育实践主体交往现状及其批判[J].教育理论研究,2007,(3).38-43.

作者：徐友波　胡凡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