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起源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源至今仍在当代私法领域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等理念在合同法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传承至今，个人意志、道德水准及政治强制等因素均影响并影响着现代合同理论的不断成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起源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哲学起源研究论文 篇1：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国家起源研究

摘要：中国的国家起源，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历史特点。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国国家起源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国家起源的过程与原有的家族－宗族组织结构相融合，表现出一种“血地一体，家国同构”的特点；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国家起源体现出明显的“礼治”特点和“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政治基调。

关键词：政治哲学；中国；国家起源

国家起源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早在1884年，恩格斯就根据马克思遗留的晚年笔记，写就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形成，既是“人与自然”关系，也是“人与人”关系调整的结果。中国的国家起源，无论是在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还是在体现“人与人”关系的政治制度层面，抑或在意识形态层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特点。

一、中国国家起源的生态前提

国际学术界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大都会涉及国家起源问题，而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展开。对于国家起源的自然生态前提，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关注不够，尚须拓展。中国的国家起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特征。

中国古代国家诞生于人和自然关系紧张的历史时代，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就成了国家职能的重要方面。根据《逸周书》的记载，从五帝时代开始，维护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保护生态环境是统治者仁德仁政的基本要求。五帝时代中处于国家萌芽因素阶段的黄帝，终结刀耕火种的炎帝，奠定了一种“则天象物”的生存智慧。《荀子·王制》中把对生态的保护视为实行“王道”的基础：“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一自然保护纲领可谓原始形态的行政生态伦理学，而历史文献中关于“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记载则提供了反面例证。

已故的哈佛大学著名的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提出国家起源有东西方两种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连续性模式和以两河流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突破性模式。世界文明史上的原创国家文明中，处于西方文明区系的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唯独东方文明区系的国家文明延续不断。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还在于两种文明中国家起源的模式有根本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起源模式是连续性的，重要的特征是从野蛮到文明是通过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来完成，史前社会的许多因素被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的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以苏美尔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起源模式是突破性的，重要特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其文明的进步是通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造成一种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突破来完成。

东西方国家起源模式的不同，集中体现为宇宙观的不同。中国古代文明的宇宙观，是一种整体性的宇宙观。牟复礼（Ｆ．Ｗ．Ｍｏｔｅ）认为，“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①。在这种宇宙观指导下，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中，“天人合一”占据中心地位。西方文明的宇宙观却截然不同。柯林·伦福儒（Ｋｏｌｉｎ Ｒｅｎｆｒｅｗ）这样描绘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文明的成长程序看做是人类在逐渐创造一个比较大而且复杂的环境：这不但表现在对生态系统之中范围较广的自然资源的越来越厉害的利用，而且在社会和精神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乃是人类自己所造成的环境，他造成了这个环境以将他自己与那原始的自然环境本身隔离开来。”② 伦福儒的定义涉及到一个西方文明在宇宙观上的核心特征，即人类踏进国家社会的门槛时，他就离开了他先前与他的动植物朋友们共同生活的那个自然的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利用技术手段制造出许多人工器物，将自己围绕起来并与其他的动植物朋友分开，使自己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台。显而易见，这种西方式的文明与东方式的文明存在根本不同：东方文明是连续性文明，其先民在迈向国家社会时，保有了天与地，人与自然万物的连续。而西方文明却是突破性文明，其先民在迈向文明时，突破了天与地，人与万物的和谐，将自己置于一个更高的，却是虚幻的生存境遇。这种突破性的西方文明，在宇宙观和价值观上营造出人类高于自然，高于其他物种的假象，并造成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进而引发生态危机，最终带来西方文明区系中几大原创国家文明的覆灭。

中国国家起源中，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是一个重要特点，对解决当今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占据重要地位，而“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政治景观则是带有警示性质的反例。为此，中国国家起源时期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曾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并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国语·鲁语上》曾记载鲁国有“有动封者，罪死而不赦”的制度，鲁大夫里革为维护此规则不惜犯颜逆君威：“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而弃之。”《管子·地员》曰：“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体现了一种安协表土，重视地利的思想。汤因比说过，“人类只能在两条路中选择一条：接受灭种的命运，或学习天下一家的生存之道”③。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结尾，对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大加赞赏，并将之视为解决当前世界生态危机的精神因素来源。

二、中国国家起源的社会关系基础

从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形成，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与人”关系调整的结果。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国国家起源具有连续性的特征，这给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带来深远的影响。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国家的起源实质上是一次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即出现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在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这一过程与原有的家族—宗族组织结构相融合，形成一种“血地一体，家国同构”的特点。

首先来看“血地一体”，即血缘纽带和地缘关系相融合的特点。中国国家起源并非按地域划分国民的结果。可以认为，中国进入国家社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社会的基础仍然是带有强烈血缘性质的家族－宗族。真正打破血缘纽带，是战国实现新的户籍制度以后的事情。

中国国家起源中“血地一体”的特点，还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组织结构具有“家国同构”的特征。中国古代国家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在形成的过程中，原有的父权制家庭并没有受到破坏，而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在雅典，氏族组织与国家是根本不相容的，但是在古代中国，父权制家族组织却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原有的家庭结构成为政治结构的基础，家族组织成为国家政治组织的重要支柱。《荀子·致士篇》对中国古代君权和父权的同质性做了这样的说明：“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

“血地一体，家国同构”的特点，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划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认为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大分工引起的经济分化的结果。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由于总体上实行公有制，如井田制中的私田定期进行重新分配等，这些措施避免了田产等财富的过分集中。除少数贵族利用再分配权力占据财富外，社会大部分成员之间并没有出现悬殊的贫富分化。因而，经济因素不是决定社会阶层划分和等级结构的惟一根本因素。

中国国家起源中的阶级分化的形成，不是简单地因社会分工以及个人或个体家庭的生产技能所致，它还与父权家族内政治地位的分化紧密相关。除了家族内部的分化之外，当时的家族与家族之间，以及宗族与宗族之间，也出现了分化和对立。这包含着中国特有的“同姓”、“外姓”与“庶姓”家族和宗族之间的对立，所谓“同姓”是指远古曾有血缘关系和同一始祖的同一族人；“外姓”是指与其有过联盟或联姻、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外族人，而“庶姓”则是指亡族或亡国的后裔族群。父家长权的出现，使社会由平等走向了身份地位的不平等。梅因曾用一句“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概括了由古代到近代的文明发展的轨迹。而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则是一场“从平等到身份”的运动，其中，父家长权是这场运动中的转化剂④。《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这是对父权制家族组织向国家政治组织演化过程的形象概括。有学者据此认为，“商周国家就是族组织的扩大，或者说是宗族组织的国家化”⑤。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是国家区别于前国家社会的一个特点。但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不能仅根据外国社会科学的法则简单地来套中国的史实，而应从零开始，看看中国的情况是否可用这种法则或其他的办法来解决”⑥。张光直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考古实证材料和古代文献资料的支持。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先生以殷代为例，认为其社会的基层组织“是由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及其家庭公社演化而来的农村公社形态；作为统属下的各个‘异族’则大都保存氏族公社的组织形态，在其内部都保有原来的机能，只是有一个国家的权力凌驾其上”⑦。

其实，在国家起源过程中血缘和地缘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明确指出国家社会纯粹是以单一的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相反，马克思在他晚年的笔记中，曾提出过氏族血缘关系和新的地缘关系相结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的关系纽带。譬如，在阿兹特克人早期国家的形成中，马克思摘录到：“墨西哥村在地理上分为四个区，每一区由一个‘宗族’（胞族）占据；每一区又划分为‘小区’，而每一个小区又由以某种共同关系相结合的公众团体（氏族）占据。”⑧马克思还特别摘录了血缘关系在新的地缘关系社会中仍旧发挥作用的内容：“克拉维赫罗忽略了将公社联合起来的血缘因素，但是这一点由埃雷拉弥补了。他说：‘还有另一些被称为大父的领主，他们的全部土地都属于一个宗族，每一个宗族住在一个地区内。’”⑨最后，马克思进行了总结性摘录：“于是，德莫、地区部落和国家代替了氏族、胞族、部落等。但是，它们（即后者）仍然作为世系的系谱和宗教生活的源泉而继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⑩ 也就是说，“以氏族为基础的ｓｏｃｉｅｔａｓ（社会）和以地区和财产为基础的ｃｉｖｉｔａｓ（国家）”曾长期并存{11}。

根据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论述，并结合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早期国家形态下，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构成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层单位。与原始氏族社会所不同的是，国家社会中的氏族组织不是独立的社会实体，凌驾于其上的是国家这样一种异己力量。国家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化解旧制度对新体制的对抗性，于是把原有的氏族组织当作实现国家职能的最现成、最方便的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加强，国家制度也日益完备，原有的血缘关系才逐步被地缘和财产关系所取代，早期国家演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三、中国国家起源的意识形态因素

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国家起源和政治统治体现出很明显的“礼治”特点。表现有二，一是原始巫教文化逐步被礼乐文化取代；二是以礼乐文化论证国家权力的合法化来源，以礼治维护王权。

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大多都是在原始宗教观念的推动下形成的。对宗教等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中有大段的论述。在《古代社会》一书的笔记中，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关于雅典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的内容时，强调了宗教的纽带作用：“雅典人的社会制度：第一，氏族……；其次是兄弟氏族；其次是部落……；再其次是族或民族（ｐｅｏｐｌｅ 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并把这些团体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共有六种，排在第一位的要素则是：“共同的宗教仪式和祀奉某一个神的特权，这个神被认作始祖并有特殊的称呼。”{12}在《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的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拉伯克关于神权促进王权，宗教崇拜巩固人的崇拜的内容：随着文明的发展，“首领和国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大讲排场威仪，要求人民奴隶般地尊敬他们。“首领们越来越脱离自己的臣民，情况就改变了，人的崇拜成了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13}

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中，宗教等意识形态因素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譬如五帝时代的黄帝时期，巫教等原始宗教在黄帝确立自己在部族联合体的核心地位时就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国家并没有经历像古代埃及、巴比伦那样的神权政治时代。在中国国家形成前夜的颛顼时期，“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在以神权促进王权形成的同时，也奠定了神权服务于王权的现实主义政治基调。到了商朝时期，以占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文化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但这时的巫教文化已开始体现出“神道设教”的价值转向。商人的占卜祭祀，并非是巫觋居于统治地位，而是统治者尤其是国王意志的充分表现。殷人占卜敬神只是为了把国王的意志神圣化，国王借敬神统一思想。譬如，盘庚曾借神权否定族众的“协比谗言”，下决心为国家的利益“震动万民以迁”殷。

到了西周时期，周公治礼，礼乐文化正式取代巫教文化成为占据国家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礼乐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文化表征，各种礼器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物化表现。当然，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中国礼乐文化最根本的任务还在于论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中国早期国家中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而意识形态改革的核心大都是通过礼治来尊王。《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说明殷商用以祭神的仪式，到周代已发展成为维护国家制度、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手段。周礼后经孔子发挥，其涵盖的领域已包括政治、经济、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各个方面。恰如《礼记·内礼》所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宦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严”，礼成了匡正天下的纲纪准绳。

礼治的规范力主要通过软约束和硬约束来体现，与典章制度、法律礼仪相关的属于硬约束；与思想道德相关的属于软约束。实施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亲亲”、“尊尊”。“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前者为维护血缘，后者为维护王权。孔子曾对礼治和王权的关系有过评论，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语道出礼治的价值核心就是尊王。礼治一般具有一套象征系统，譬如礼器就是一种物质形态的表征，而名位则是一种精神形态的表征。礼器、名位等的基本含义是“贵”，它比经济地位上的“富”更为重要。

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具有的礼治特点和“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政治基调，使得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在形成之后，能迅速脱离宗教独立发展。“礼治”特点和“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政治基调，对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是避免了像其他一些原生国家因在宗教事物方面浪费过多的资源而最终陷入崩溃；二是没有像西方后来建立政教合一或教高于政的政权模式，政治资源无需在与教权的争斗中浪费，得以专心于国家和社会事物，创造了远远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

注释：

①Ｆ．Ｗ．Ｍｏ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Ａ．Ｋｎｏｐｆ： 1971，Ｐ19．

② Ｋｏｌｉｎ Ｒｅｎｆｒｅｗ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ｔｈｕｅｎ， 1972，Ｐ11．

③ 转引自宋豫秦著《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④ 王震中：《中国国家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246页。

⑤ 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台北明文书局1989年版，第74页。

⑥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1页。

⑦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页。

⑧⑨⑩{11}{12}{1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281、319、335、291、534页。

（责任编辑 陈金清）

作者：刘　军

哲学起源研究论文 篇2：

重读《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源》

【内容摘要】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源至今仍在当代私法领域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等理念在合同法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传承至今，个人意志、道德水准及政治强制等因素均影响并影响着现代合同理论的不断成长。以道德为合同缔结的底线，以自由主义为合同缔结所应遵循的理念，积极吸取合同理论哲学起源中传承下来的精华，将为我们修正当下的私法领域中可能出现的规则设计偏差提供积极的指引。

【关 键 词】现代合同 哲学起源 实践 价值

合同法同财产法、侵权法共同铸就了西方私法体系的基础，随着中国私法制度的日趋完善，世界范围内对私法制度的重构与革新呈现着波动的态势。而这种态势下，学者们不自觉的从更深层次反思合同法发展至今的哲学基础，这有利于我们以现代思维思考合同的实践价值，从而修正我们审视合同价值的出发点与最终目标。美国学者詹姆斯·格雷德的《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一书，从亚里士多德到罗马法和中世纪法学家，从自然法传统中的割裂到19世纪自由主义对合同法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对现代合同的起源进行极为深刻的解读，为我们探究现代合同的哲学基础及实践价值提供了必备的指引。

一、中世纪法学家视野下的合同

现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理论形成在19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罗马法对此贡献良多，其以法国及德国的某些法律基本理论出发，再经过数百年的法学家不断解析、重构后才形成了“意志理论”。这种意志理论在法学家不断倾注“心血”的情况下，逐渐成为合同规范的根基。当合同发展至今，我们需要面对不断出现的对合同法解释的新理论，如信赖理论、效率理论、公平理论等等，诸多的新理论均从不同视角对合同法的基础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解析。我们注意到，意志理论强调只要自由主义受到不合理的多方面的冲击，则意志理论可能面临着走向衰落的命运。显然，这种解析标记出了意志自由理论的缺点，即未能将自然法与自由主义真正的连结。

二、自然法传统中的割裂

合同本身所产生的约束力有其所依据的基础性支撑，这种基础性支撑来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哲学关于人们之间信守承诺、正义、慷慨的德性加以深入的解析，构成了这种基础。在后期，到了十七八世纪之时，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产生了怀疑。事实上，这种对哲学问题进行反思、批判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科学的进步及实践的推动等诸多因素均导致这一情况的发生，当代法经济学视野下对合同法理论根源的反思即说明了这一点。[1]

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中，认为其基本的概念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实质形式、属性、本质以及目的因或目的都是无意义的，或者像洛克所说，是不“重要的”。[2]在这个环境下，契约展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契约被认为对于解释义务如何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对合同法进行解释的问题，一直存在疑虑，较难解决。

三、自由主义下合同的实践价值

许多经济学家如斯密将称自由和个人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即法律应当扩展其范围并强制执行合同义务。现实中的法律也许在践行着哲学理念，然而，其实效性如何，应有待考察。

一种哲学起源与根基是否拥有生命力，取决于这种哲学根基所制成的法律规则能否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当代合同法学研究的哲学根基应在汲取历史传承中自由主义内精华因素的基础上，审慎探求如何将哲学动力转化为现实策略之路，最终以具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指引法律规范在生活中的运行，这才会成为合同法领域持久性的哲学源动力。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至今，自由主义理念对合同的形成乃至合同法的重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私法领域视野下，这种自由主义理念促生着合同法的强大生命力向“周边”扩展。深深的推动着商事法律的高效发展。对此，我们应积极吸取域外的成熟且宝贵的经验，并明晰私法领域中合同哲学起源对当代合同的影响及在实践中价值，最终为我所用，修正现实中的相关法律。

参考文献：

[1]参见[法]内尔纳·萨拉尼耶著,费方域译.合同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7）.

[2][美]詹姆斯·格德雷，张家勇译.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

作者：仇晓光 田阳 胡桢

哲学起源研究论文 篇3：

《资本论》哲学研究60年

摘要:大体说来,我国学术界60年来对《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呈现出曲折发展、螺旋上升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资本论》哲学研究的重心在于辩证法;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30年间,《资本论》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历史观;第三阶段是近些年来《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呈现出新趋势,即关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蕴涵的社会发展理论。

关键词:《资本论》;《资本论》的辩证法;历史观;发展观

纵观国内《资本论》哲学研究60年来的思想轨迹,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成果、思想轨迹以及未来发展的思想走向。大体说来,60年来《资本论》哲学研究呈现曲折发展、螺旋上升的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资本论》哲学研究的重心在于辩证法,代表作是吴传启1963年发表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总体上有待超越苏联哲学的路子;第二阶段,改革开放30年间,《资本论》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历史观,代表作是孙承叔、王东1988年发表的《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等,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试图超越苏联哲学、西方哲学的模式,走出自主创新之路;第三阶段,近些年来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新的趋势,即关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蕴涵的社会发展理论,对科学发展观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答,指引现代社会发展。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将在今后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成为最突出的理论主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对《资本论》哲学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研究深度上,对《资本论》哲学研究由最初的基础性介绍、解说,发展到深入挖掘其内涵、进行具体研究;在研究角度上,《资本论》起初被定位为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探索其哲学意蕴;在研究内容上,由于篇幅巨大,人们起初把视野仅仅锁定在第一卷,研究对象有较大的局限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资本论》其他各卷、三大手稿与读书笔记、尤其是晚年笔记的研究也成为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

1938年由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完整中文版的出版,拉开了我国《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序幕,然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剧目”才正式“上演”。建国之始,《资本论》研究的很多基础性工作尚属空白,急需填补。在这一阶段,对《资本论》的研究以基础性、通俗性介绍居多,如《资本论》的创作史、研究目的以及结构,研究成果以报刊论文为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资本论》研究的开拓者王亚南的一系列著作,他在解放后用十几年时间大力倡导《资本论》的普及工作,1963年与袁镇岳合作出版了《〈资本论〉讲座》,内容简洁鲜明,意在介绍《资本论》重要的基本理论,讲解其中的经济学概念、范畴。1973年出版的《〈资本论〉研究》则是王亚南另一本重要的《资本论》普及著作,它全面而详细地阐明了《资本论》的结构,论证《资本论》在理论与实践各方面的深刻影响,意在揭示《资本论》的精神实质。当然,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老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来解读《资本论》,但在具体内容上,部分地涉及到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为中国《资本论》研究史贡献了一座无可比拟的丰碑,为《资本论》哲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对《资本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大多数关注的是《资本论》创作史和政治经济学,重视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学说、以商品为起点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等。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一些文献学工作,如吴杰的《〈资本论〉的几种中译本》、孟氧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初稿)》等,涉及《资本论》的版本、《资本论》中的注释、索引、重要名词等文献内容细节。

因此,若论从哲学角度来研究《资本论》的人,可以称得上屈指可数。中国最初意义上的《资本论》哲学研究,是在苏联的带动下逐渐展开的。列宁在1914-1915年写成、1929年才得以发表的《哲学笔记》中,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作了独辟蹊径的精湛研究,可惜未能写出相应的专著。而在此之后,在苏联趋于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影响下,同时期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观念亦是不可避免地僵化、保守,《资本论》哲学研究因此在苏联沉寂约20年之久,几乎没有出过任何这方面的研究性专著,专题论文也寥若晨星,十分稀少。

打破这种局面的是1955年出版的罗森塔尔的专著《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它是苏联的第一本《资本论》哲学专著,1956年由中国三联书店翻译出版。1960年,年仅36岁的苏联哲学家伊利延科夫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进一步提出了从哲学高度、辩证逻辑角度专门深入研究“《资本论》逻辑”的重大课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尤其是在列宁《哲学笔记》与罗森塔尔等人著作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为建国初期60年代前后发表了这方面的十几篇论文,其中包括一系列辩证法问题学习笔记,1963年还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吴传启的学术专著——《〈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的专著,也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哲学界在这方面的唯一专著。吴著在以下4个方面,展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探索、独特思想:

一是不再简单地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来剪裁《资本论》辩证法的丰富、独特内容,更加注重《资本论》逻辑的哲学梳理;二是该书头3章,首先注重分析《资本论》逻辑的商品起点,以及其中蕴涵的哲学底蕴,尤其是矛盾论的思想内涵、矛盾分析的方法;三是该书第一章共分4个层面,具体分析了《资本论》中蕴涵的4个层面的辩证法:商品价值形态发展的辩证法─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辩证法─资本主义发生的辩证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四是该书最后的4章,即第10-13章,专门从哲学高度探讨了《资本论》逻辑问题,主要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表述方法、分析与综合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等等。

但无论题目、架构还是内容,吴传启的这本著作无疑受到罗森塔尔几乎同名著作的深刻影响,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其理论框架。该书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本逻辑与辩证法逻辑之间建立起简单直接的联系,机械套用辩证法原理对《资本论》进行解说,认为《资本论》分析经济范畴、规律体系的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是完全一致的;二是研究视野有限,研究对象仍仅限于《资本论》第1卷,对于《资本论》第二、三及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乃至《资本论》三大手稿、相关笔记、书信,还远远未能深入涉猎。

该书出版后在我国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学界对《资本论》方法论的认识,直到1985年胡培兆、孙连成才在《〈资本论〉研究之研究》一书中对它给予了认真的评价和批判,指出应该注意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之间的差异,按照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来安排经济范畴。

二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论》哲学研究也相应地有所进展,对《资本论》历史观的研究开创了全新局面,大大推进了《资本论》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在以往的观念中,学界普遍认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说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和分析社会的结果,因此,对《资本论》历史观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资本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化和丰富。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关于《资本论》历史观的研究成果。

最早对《资本论》历史观进行研究的,是1981年出版的景天魁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体系存在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的发展过程之中,这是我们把握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系的根基。他进一步从《资本论》出发去把握唯物史观的整个体系。陈先达则在《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深化和丰富了唯物史观,《资本论》用严密的逻辑体系再现了作为活的有机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冯景源、顾海良、丰子义的《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把主体唯物主义作为《资本论》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概括了《资本论》哲学的艺术整体,归纳其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值得关注的是,该书还结合现实角度对《资本论》中的劳动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人学理论进行了探索。

经过五年合作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孙承叔与北京大学王东于1988年合作发表了学术专著《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以下简称《沉思》),该书在以下7个方面,试图作出新的探讨。

一是对《资本论》哲学研究重心的新探讨,苏联哲学界对《资本论》哲学研究的重心曾长期放在《资本论》逻辑与辩证法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也倾向于此,《沉思》一书则在理论空间上有重大转换,立足改革开放的鲜活实践,把研究重心转向《资本论》中蕴涵的唯物史观、历史哲学;二是对《资本论》哲学研究对象有重大拓展,要求综合研究《资本论》理论部分3卷,还包括作为第4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和《资本论》的三个手稿,尤其是哲学意义特别突出的《资本论》第一大手稿;三是提出了《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全新主旨,即做出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重大哲学创新;四是对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思想制高点作出全新判断,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高峰尤其是唯物史观发达机体,蕴涵在《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的总和之中;五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总体结构作出了全新阐释,《沉思》认为不能把马克思历史观的内容简单化地归结为社会发展规律,它是立足于物质世界自然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三大世界历史过程的有机统一,综合了劳动实践活动的自我创造过程、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现实个人的发展过程;六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起点范畴作了新的探索: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研究起点是活生生的现实个人,唯物史观的起点范畴是劳动实践活动,劳动二重性思想则是把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一把钥匙;七是指出《资本论》哲学底蕴的现实意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探寻新的哲学基础,改革开放的主要宗旨不仅是解放物质生产力,更主要、更根本的是解放人、解放人的思想、解放人的自由个性以及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空间。

对《资本论》历史观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还有很多,如刘炯忠的《论〈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证明》,高新军的《揭开历史发展之谜——〈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金志广的《〈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丰子义的论文《试论〈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证明》,孙承叔的论文《〈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地位》,冯景源的论文《再谈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重要意义》等等。

以《资本论》历史观研究为主导,《资本论》逻辑与辩证法研究、《资本论》中的异化理论、《资本论》手稿和续篇等等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初步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首先,对《资本论》逻辑的归纳。这一阶段的研究与之前相比,更加注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密切结合的关系,从《资本论》整体来审视其内在逻辑,而不是局限于其中的某一卷或某一部分。

章士嵘在《〈资本论〉的逻辑》中,首先点明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逻辑方法的批判,明确揭示出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差异,既而指出作为《资本论》前提的逻辑构思和科学抽象方法,由此出发梳理了《资本论》中思维形式的辩证法、逻辑体系的辩证结构、范畴的安排逻辑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规律进行分析,以此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指引。刘炯忠的《〈资本论〉方法论研究》强调了《资本论》本身的方法论的哲学意义和重要价值,着重研究了《资本论》中关于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起点和终点等辩证逻辑方法。这两本著作的共同点在于克服了对《资本论》逻辑大而化之的分析方式,避免了用理论逻辑硬扣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问题,对《资本论》逻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但与文本解读结合得不够紧密,对《资本论》中的特有逻辑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对《资本论》逻辑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还有刘景泉的《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它对《资本论》与《逻辑学》所体现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了《资本论》与《逻辑学》的内在关系,指出《资本论》在辩证法发展史中的地位,并全面地归纳出辩证逻辑的实质、规律、思维形式和逻辑方法。刘永佶的《〈资本论〉的逻辑》则指出,不能把《资本论》的逻辑只看作是论述体系或结构,而应当视之为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两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在对这一统一体进行综合考察的过程中,他揭示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运动及发展过程。他在之后的著作《〈资本论〉逻辑论纲》中进一步深化了上述思想,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与见解。

值得关注的是唐正东所著的《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他把《资本论》逻辑的研究放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形成过程中,同时又突出它独特的意义。他认为,在《资本论》创作之前,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只是处于尝试阶段,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得到了具体而成熟的演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分析的关键在于以商品为起点,层层递进地展示出资本逻辑的产生及发展,由此实现由交换关系向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的过渡,介入历史性生产关系线索,并由此清晰地展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内在矛盾的完整图景。虽然该书对于《资本论》逻辑分析的部分篇幅不长,但文意简练而深刻,不失把握《资本论》逻辑的独有视角。

李建平的《〈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按照《资本论》第一卷的篇章结构的顺序来阐述其中所应用的辩证法,即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货币转化为资本等经济对象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辩证法,并且分析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欧洲哲学史上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历史联系与本质区别,明确指出马克思对它们的改造、应用和发展。

其次,对《资本论》中异化理论的研究。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正是以提出异化理论为起点,马克思正式转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突出进步,就是对《资本论》中异化思想的关注与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异化理论常常被当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专利,《资本论》中丰富的异化思想容易被忽略,在冯景源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中,对《资本论》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比较考察。

该书指出,在《手稿》的写作时期,由于马克思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思辨和人文主义的痕迹,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出发,借助于自己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各种规定性逐个地揭示出来,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产生及其在生产、流通直到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异化逐一作了分析,同时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密切联系,真正实现了他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解。可以说,在《资本论》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完整而全面地表现出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

研究《资本论》中异化理论的论文成果颇丰、内容广泛,不但涉及《资本论》本身蕴涵的异化思想,如异化范畴的使用、异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等,而且也有不少比较研究方面的成就,如卢卡奇“物化”与马克思的“异化”的比较,《资本论》与《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思想的比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中的异化思想的比较等。在这些成果中,新近并较为突出的成果是王东、林锋的论文《〈资本论〉异化观新探》,文章鲜明地指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异化思想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早期异化观的基本思想,前者对后者是继承、创新的关系,并填补了一些重大空白,赋予异化范畴以新的规定。该文结合文本分析,有力地驳斥了以往两种传统观点,即异化理论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观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巅峰。

再次,对《资本论》手稿和续篇的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资本论》研究的范围也有了大幅度拓展,不再仅限于《资本论》三卷本甚至第一卷,而是把其相关的手稿、续篇乃至笔记纳入了研究领域。尤为突出的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成立《资本论》研究会以来,国内学者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发表、出版了一批优秀论著,大大地推进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学术著作,是汪水波的《马克思黄金时代的理论结晶——〈资本论〉最初手稿的研究》。他对该手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采用专题研讨的方式进行阐述,内容涵盖了手稿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国内外学界的热点、难点问题,如经济危机理论、异化理论、“五篇”“六册”结构等等。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集中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学者还有几位。赵洪主编的《〈资本论〉第一稿研究》指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解决了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问题,这是其首要意义之所在。该手稿还进一步揭示出产生劳动二重性的根源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劳动何以形成价值的问题。由此,该书对货币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阐述作了深入而细致的梳理,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以及资本逻辑、利润理论作了系统分析,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容显得一目了然。

顾海良在学术专著《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中,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行了侧重于文本的综合研究,他不仅仅把它当作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文献,而且也把它当作马克思遗留的关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的理论文献。他对该手稿的总体方法论进行了研究,指出它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他还对《货币章》和《资本章》的文本内容进行了重点解读,并对《手稿》中解释的人自身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发展、人类历史发展轨迹进行分析。

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中,也用一定篇幅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伦敦笔记》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关系,对其进行了哲学逻辑定位,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双向建构的关系。他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定的重要理论观点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即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形成的新见解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在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研究过程中,针对经济社会形态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

李善明主编的《〈资本论〉第二稿研究》指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制定《资本论》理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得到了重大发展,不仅对以前已经制定出来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生发,而且第一次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理。该著作继而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利润理论、地租理论、再生产学说、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梳理和阐述,清晰地展示出马克思构成《资本论》整体的众多思想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对于《资本论》续篇的探索,汤在新可谓是最专业的学者。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汤在新详细论证了“六册计划”与《资本论》的关系,指出《资本论》并不能替代“六册计划”,在通过《资本论》把握马克思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同时,也应该结合“六册计划”对具体的现实的经济运动进行研究。他主编的《〈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作的六册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的“六册计划”进行了深入探索,廓清马克思设想的六册书的基本轮廓和内容,归纳并分析马克思有意研究的理论要点,并指出其现实意义。该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简略提到或没有阐述过的、新发现出来的观点和提法进行整理,这在《资本论》研究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为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书中探讨的关于竞争、信用、国家经济职能、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理论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世界瞩目,然而,要想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至少还需要30年的努力,是为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第二个30年”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尤其是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如何分析中国的发展境遇,选择中国的发展观念,建立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谓至关重要、命运攸关。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含量最大。在《资本论》创作中,马克思不仅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来阐明现代社会的起源、发展及其运动规律,还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与现代西方社会并存的东方社会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了具体、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因此,《资本论》中的发展理论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生长点,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但是《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必然走向,而且是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发展模式创新的必要任务。

孙承叔于2009年出版的专著《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推进作出了积极贡献。该书对《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哲学底蕴和内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阐释,同时,该书对最前沿的时代课题作出回答,呈现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新趋势,即研究重心、主题从历史观转向发展观。它主要从三个层面逐层深入地揭示了《资本论》发展观的哲学内涵:第一,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有机体,应当把社会看作一个活的机体,看作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断延续的循环上升过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和谐、共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本质要求,应当从四者的总体统一中,揭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第二,对社会结构进行考察时,要避免对其作单向性、简单化理解,而是要从现实的人出发,注重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将上层建筑与生活世界建立广泛的联系,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第三,从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来看,要认识到历史过程的统一性,从哲学角度正视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正视商品、货币、交换和资本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本新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论》哲学研究的新走向,更加注重从历史观到发展观的哲学探索。

在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的《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一书中,王东发表了题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哲学基础与四大难题》的文章,密切结合文本,指出了科学发展观在《资本论》中的思想源头。他认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社会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第一手稿中统摄全局的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第三卷手稿中则可以找到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火花,马克思针对“以资源高消耗,求生活高消费”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出了资源节约型新型发展模式,以解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王东、林锋的论文《〈资本论〉第一手稿的五大哲学创新》更是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了系统归纳,指出马克思在该手稿中对具体社会形态进行了历史哲学分析,如对人类历史原生形态的新探索,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首次系统、全面分析,对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第一次实质性探讨。作者进一步鲜明地提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克服了对人类历史运动的粗线条把握,以大量经验事实为依据,系统地阐明自然、社会、劳动、人有机统一的总体性历史发展观。

北京大学的丰子义、聂锦芳教授也加强了对《资本论》中发展观的研究。

王峰明所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社会发展》是这方面重要的新鲜成果之一。他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文本分析,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并针对其中的重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劳动价值论是否对一切历史形式的商品经济具有普遍适用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价值创造问题等等。从这些研究出发,他还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关注,如资本话语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效率观问题。

陈宝在《资本·现代性·人》中提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根本命题,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采取了批判态度,但又通过“三种社会形态”学说肯定了资本促进人的发展的实践功能。为了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又避免物化和异化,我们应当在“发展资本”和“限制资本”中保持张力。

关注《资本论》中的发展观,可谓《资本论》哲学研究的重要进展,然而,该研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给予关注,付出新的探索和努力。

作者简介:王东,男,1948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李喆,女,1981年生,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 陈金清)

作者：王 东 李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