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史学研究论文

2022-04-18

摘要:20世纪70年代,西方设计学确立与性别研究及其立场形成几乎同时发生。至今,以性别为范畴的设计批评走过了40多个年头的历程,设计学也历经了从历史研究、到方法研究再到文化批评的三个阶段。性别作为身份认同的视角之一,更新了设计史写作与设计研究的全新空间。同时,在设计批评的话语系统中,性别也成为与国别、地区、宗教、阶级、年龄等并行不悖的范畴之一。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哲学与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哲学与史学研究论文 篇1: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成为大多学者广泛关注的内容。从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实质看,其虽立足于西学东渐的基础,但在研究进程中,更突显了中国“本土化”特色,是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交融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通过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相关概念与理论、现实依据等基本概括,从而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西学东渐 西方哲学 中国化 研究范式

西方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在中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渐渐被接受、辨识、认同与融合。而这一过程实质是西方哲学“转基因”的过程,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特色的文化系统的过程。而在有研究中,将其与西学东渐混淆,西方哲学中国化中的“本土化”、“中国化”特点未能得到体现。因此,对比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一、西方哲学中国化相关概述

(一)西学东渐的概念与内容

早期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多从“西学東渐”角度出发,其中的西学囊括多方面知识,其中包括了学术、知识、科学技术与宗教等,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西学东渐,可理解为西方国家所生产的学术、知识、科学技术与宗教等经过某种途径传入中国,而在传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便被叫做西学东渐。假定从世界文化系统视角出发,主要可分为西方、东方两个文化系统,前者以欧洲为中心,后者以中国为中心,在文化系统的碰撞交融下,极大程度上地推进和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从西学东渐具体内容看,主要体现为:(1)近代中国发展中西方文化的渗透与影响;(2)西方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以及心态文化等传播于中国;(3)受西方文化影响,出现中西文化观情况,表现为全盘西用、西体中用、全盘拒绝等;(4)近代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各领域中均有所表现,如中国人风俗习惯的转变、思维模式的转变以及对经济、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影响等[1]。

(二)西学东渐发展特征

西学东渐在中国历史中所表现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又能体现出一定的时代背景,所以西学东渐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西学东渐特征表现为:第一,时代特征。该文化现象在中国的产生,并非体现在单纯的文化交融层面,更被赋予“救亡图存”意义,被用于中国社会危机、时代危机的解决。第二,被动转向主动特点。尽管西学传入中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文化侵略含义,但事实上,国人某种事实上自觉自愿的接受也是西学东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被动接受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该时代背景下,具有特殊性。第二,全面接纳转向为选择性汲取。西学中囊括的内容较多,不乏精髓内容,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碰撞,有相互融合的,也有相互排斥的,长此以往便出现选择性汲取的概念,避免因固守传动文化而对西学全盘拒斥,同时又避免彻底将中国传统文化改造成全盘西化的情况,此时选择性吸收西学内容成为大多学者与受众青睐的内容[2]。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比较

西学东渐有其自身发展历程,最初传入中国时更为注重的是如何渐入,保证西学的主体性,对于如何使中国文化包容西学以及二者的融合并未给予重视。同时,西学东渐强调实施学描述,忽视中国人主体精神。假设从西方哲学中国化、西学东渐两方面对比,更能将西学东渐的特征表现出来。具体比较有:第一,西学东渐历史实效性属性。从西学东渐的整个东渐过程看,一直保持“渐”的过程,因此使“西方哲学形态”在中国形成,对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第二,主体明确。西学东渐所传递的内容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主,逐渐向中国文化中渗透,其中西学为主体。而自进入中国后,西学则可作为“异质文化”,需经过本土文化重新改造,此时便出现中国文化、西方哲学融合的现象,该现象被叫做“西方哲学中国化”。第三,知识传递特点。西学中囊括的内容极多,从表面上传递的为知识理论内容,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而从深层次上看,则为文化交融过程。[3]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实现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理论依据

从“西方哲学中国化”所表现出的主体性、时代性看,该提法比较西学东渐更加具有说服力,其有特定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首先从理论依据看,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可具体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1)西方哲学中国化在1979年前的研究;(2)1979年与1999年时间段的研究;(3)1999年以后的研究。之所以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划分这三个阶段,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三个阶段中所体现出的不同的历程特点,如第一阶段中接受与辨识,第二阶段中辨识与认同,第三阶段中认同与融通。通过深入分析,三个阶段各自体现知识型、历史型与思想型特点,其中知识型特点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解读方面,而历史型特点强调从史学意义角度对西方哲学做断代划分。另外,思想型特点强调以中国文化语境为基点,融入西方哲学内容。这种融合有多种表现,包括:(1)“中国化”中,可通过研究西方哲学,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内容挖掘;(2)西方哲学研究最初更加注重保证文本译文的准确性,或客观评述人物学派思想;(3)西方哲学研究最初局限在某一文本或某一学派方面,而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强调从整体角度分析,明确哲学内容在中国所体现的立场、方式与态度等。由此可见,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提出有具体的理论依据,包括知识型、历史型与思想型等,这些均为哲学中国化的主要理论依据[4]。

(二)现实依据

除理论依据外,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有其现实依据,具体体现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层面。以学术研究为例,从整个西学东渐历程看,学术方面的研究均较为明显,如苏联哲学传入,1950年与1951年尤金在华讲学,再如许多哲学著作在华的传播,包括《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以及《简明哲学辞典》等。因西方哲学思想与各类哲学著作的影响,许多中国人也试图编写相关的著作。如1957年人民出版社《哲学史简编》,其中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阐述。综合来看,西方哲学中国化实质为西方哲学思想、著作为中国人辨识接受并与中国文化元素融合的过程。所以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的现实依据[5]。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范式的解读

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是近年来较多学者研究关注的问题,从这些研究范式中均可发现,研究不再局限在传统单一、片面的层次上,而是更注重整体性,包括文明对话与思想创造、基于“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研究以及哲学的重新构建与创造等。

(一)文明对话与思想创造

所谓西方哲学中国化范式,是指中国人解读、加工后所产生的中国化西方哲学,这一文化基因已被纳入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体分析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首先表现在文明对话与思想碰撞方面。西方哲学研究中,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仅将其作为异质元素情况,更倾向于思想碰撞层面。这种思想碰撞表现为:第一,民族文化中西方哲学思想的融入。西方哲学引入后,将不被视为“另类”文化,这种“对话”方式下,是实现不同文明形态交融的关键所在。第二,批判中的创造。不可否认西方哲学中囊括较多先进的文化与科学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中国传统哲学中现代意识的不足,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哲学研究者,更注重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批判的角度出发,取其中精髓重新创造,对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基于“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最初引入中国,大多研究内容更倾向于如何实现“西方化”,研究中注重如何对西方哲学进行复制,而在哲学理论主体自觉意识的强化下,西方哲学不再局限于“在中国”层面,更强调两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中国式的思维。同时,从较多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中能够发现,强调重建或重塑哲学理论形态,当西方哲学思想引入到本土民族中,需重新吐故纳新,在吸收与改造下成为本土民族思想。这些均能反映出西方哲学的引入对中国文化虽然有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但是在引入后也处于被中国化状态,这一中国化过程将使西方哲学思想被更多人接受。此外,通过西方哲学中国化,也意味中国哲学将进一步创新发展,同时也为哲学“世界化”的探索提供新思路。

(三)哲学的重新建构与创造

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以往所表现出的范式停留在“哲学即哲学”思想层面上,而当前研究范式所展现的是“哲学实质为重新建构与创造的过程”。从“哲学即哲学”思想看,该研究范式能够反映出对民族文化无足够的信心,所以需将西方哲学、本土文化进行分离,虽然这种研究展现了对西方哲学的尊重,却完全停留在西方哲学历史性研究层面。直至近年来国人在民族自信、主体意识强化的情况下,注重在研究中将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内容融合,通过文化的重构与再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从目前国内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变化情况看,主要有:①“时代性内容”,将中国时代现实问题与哲学思想关联在一起;②“民族性形式”,通过对比映照中西哲学中的不同特点,研究理解其中统一性的问题;③“人类性问题”,通过对中西文化史、哲学史的研究,探讨人类性问题,而非局限于某一狭隘的思想观点中。

西方哲学中国化所展现的虽然是一种理论范式,但也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论自觉和主体自觉。在实际的解读与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从中国本土化视角出发,注重將中国成果与特色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范式图谱[J].中国社会科学,2017(1):63-82,205-206.

[2] 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J].哲学研究,2015(7):87-92.

[3] 李承贵.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复杂生成的一种视角[J].哲学动态,2015(5):36-42. [4] 余卫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N].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24-30.

作者:胡萍 马超升

哲学与史学研究论文 篇2:

设计批评的性别身份及其历史分期

摘要:20世纪70年代,西方设计学确立与性别研究及其立场形成几乎同时发生。至今,以性别为范畴的设计批评走过了40多个年头的历程,设计学也历经了从历史研究、到方法研究再到文化批评的三个阶段。性别作为身份认同的视角之一,更新了设计史写作与设计研究的全新空间。同时,在设计批评的话语系统中,性别也成为与国别、地区、宗教、阶级、年龄等并行不悖的范畴之一。作为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概念的“身份”,其状态与过程的双重属性,恰好解释了设计批评在过去40年间的动态发展轨迹:从政治性、女性主义、符号学,再到多元主义。设计批评的价值取向变化也从侧面揭示了整个设计研究发展的未来方向。性别研究向身份认同研究的转向,表明了以女性主义作为起点的设计批评,最终将会走向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普世关怀。

关键词:设计艺术学;设计批评;性别;身份;设计史;历史分期

一、设计学:从历史到研究再到批评

1977年英国设计史协会(Design History Society)的成立,被视为设计学进入“自我确立”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从时间节点上来看,设计学与性别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广泛铺开几乎发生在同时。设计学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全面渗透、诸多设计现象包括设计创意产业、设计教育、设计展览和博物馆事业等层出不穷,亟需基于理论层面的深度思辨。女性主义作为学术资源之一被纳入其中,“(女性主义)打破了设计史、设计理论与设计批评的传统疆界并将三者融合为一体……完全更新了人们对于设计史与设计的旧有认知角度”(Margolin,1995)。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开始,以英美学者为主的设计研究随之迈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以性别为范畴、以女性主义为理论范式、以设计现象、设计理论以及设计史为主要对象的设计批评也肇始于同一时期;女性主义视角以及性别研究逐渐成为反思设计问题的有效理论途径。美国设计史家马格林(Margolin,1995)曾提出“到底是设计史还是设计研究?”这一关系到设计学定位的重要论争。之所以存有上述疑虑,正是针对当时“设计史”与“设计研究”两种概念日趋融合、差异消解的现实境况。女性主义将性别维度纳入到设计批评,为设计史与物质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趋势、以及为单一诉求的设计史转型到多样化视角的设计研究,提供了生产性的批评途径之一。性别视角的介入程度是衡量学科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①作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视角,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几乎渗透到了当代所有人文社会学科。②这些跨学科研究的方兴未艾,一方面说明了“性别”作为重要认知维度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与应用;另一方面则表明了各学科寄望于借助性别研究的批判力与反省力对自身知识体系与学科系统进行重新审视与改造的学术意图。女性主义批评从“局外人”角色转型为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内在的必要考量”(Antonelli,1999)。关于“为什么”的追问是所有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原动力。为什么城市、建筑、室内设计被认为是对父权制社会性别等级系统的表征?为什么人造物(man-made)设计又被称为是“男”造物设计?为什么时尚设计与消费社会对于女性价值的重估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为什么设计史记载的伟大设计师以男性居多?尽管从现实语境来看,女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男性主导的各种设计行业,但她们的话语权、设计风格以及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地确实。在传统设计史文本中,很少关于女性设计师及其作品的记录或介绍也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对“性别身份”的征用基于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学理价值,主要撷取其提倡开放话语模式的批评效应,因此更多地汲取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性别关切,并将之作为反思设计问题的主要维度。女性主义与性别视角在本文都并非设计批评的具体方法而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干预”(Kuhn A,1982)。以“性别身份”作为范畴,涉足设计批评,其首要价值表现在它将激活人们在实践与反思设计问题时的性别立场与身份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元性成为判断知识境况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要维度。设计不只是关乎于功能与形式、构思与制造、需求与满足的纯粹造物活动,而是深蕴意义的文化现象。一切文化即人化,一切历史皆建构,当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建构主义认识论所取代时,“女性主义借助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资源和学术传统资源,在这个知识范式变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变革后新的知识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小英,2005)。当设计史成为文化史的时候,“性别”理应被纳入并整编到设计知识系统,成为在设计史与设计批评中,与国别、地区、宗教、阶级、年龄等并行不悖的分析范畴。

二、身份:状态与过程

“身份”(identity,或称为“身份认同”) ③是本文贯穿始末的核心范畴。“身份”是强调社会群体多样性的社会学概念,也是文化研究的新兴范畴之一。它是一种张力十足的概念类型:既是“个体关于他这类人是其所是的所有意识”(Straffon et al,2003);也是一种“连续变数”但同时具有显著的“群集”意涵(Mitchell GD,2007)。个体与种类、变数与群集、同一与相异等这些貌似矛盾的对立因素都被统一于“身份”概念当中。概言之,身份是差异与统一的集合,对外表明了自我与他者的重要差别,对内则是同一群体所共享的“类”特征。巴特勒一方面将性别视为身份的多种形式之一,另一方面也明确了性别(身份)不同于其他身份的本质特点——非稳定性。“性别是一种微妙的(tenuously)、适时的(in time)身份建构”,“可通过程式化的行为重复来建构身份产物”(Bulter,1988)。也就是说,性别身份与其被当作某种属性,不如视为极不稳定的状态。与其他身份相比,比如种族的、民族的、政治的、阶级的、文化的身份类型相比,性别身份的易变性、模糊性以及即时建构性使其成为最具颠覆性的身份范畴。“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性别身份是受制于社会认可和禁忌的表演性(performative)完成。性别身份的表演性特质为其保留了不断挑战其具化(reified)状态的可能性”(Bulter,1988)。现象学话语中的性别视角为认知性别身份的建构性以及生成机制提供了生动的世俗途径。从日常生活世界着眼,辨析性别身份在私人的女性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如何藉由日常物及其设计实践被建构的机制与过程也正是本文尝试的设计批评策略。正如巴特勒(Bulter,1988)所言,“性别身份借助各种方式的身体行为得以世俗化的复制再造。”由于社会观念对于性别身份存在广泛而深刻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性别身份建构并非完全自由或毫无禁忌。从设计学视角来看,现代主义价值系统对于女性气质的刻板规定是对女性性别身份建构潜力的最大约束所在。波伏娃(Beauvoir,1949)曾说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一语点破了性别身份在生理与社会层面的两重性。社会地位、审美品位、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与女性性别身份的建构之间存有复杂关系;同时,性别身份反过来也会引导个人趋同某种刻板印象的固定生存模式。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海因(Hein H S,1993)所言,“即使不是生就的女人,一旦被定位为某种性别身份,就会迅速地、几乎是无意识地学习如何去像一个女人。”性别身份的确立活动,是带状的过程产物,它需要日常生活及其实践为其提供可不断地排练、练习、直到获得暂时稳定的身份意象。④ 身份范畴的状态性与过程性对于设计批评的启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批评的主体与对象不可避免地携带某种性别身份的态度,设计批评也因此成为某种性别身份前提下的立场和宣言;其次,评论设计现象、设计文化及其产品,都不应该忽视其背后的性别意涵。用户和观众,由于身处不同的性别身份,对于同一设计批评对象,可能产生差异化的体验和观感。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年里,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三、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分期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年,在以英美两国为主的设计研究领域,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指导、性别视角相关的著述相继出版。这类研究的侧重点各有差异,但基本共识是:女性是设计中的他者群体;不论在历史文本还是现实语境中女性话语权极其有限;设计与女性的关系,亟待整体全局地梳理以及系统彻底地再造。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任务繁重,不仅涉及到对设计历史的修补与重构,还关涉到设计现实的批评与引导。上述工作跨越了设计学科自身的能力范围,需要在跨学科的知识资源系统中才能完成,例如妇女史、人类学、民族志、技术史、性别研究、地缘政治学、物质文化、新史学等。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试探性地着手这类以女性主义为原旨的设计批评研究。从西方战后历史和设计史发展的双轨看来,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40年是西方设计研究的“黄金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端、发展、流变的三阶段浓缩在这40年;消费社会的形成与成熟集中在这40年;“性别”取代“女性”、逐渐淡化“女权主义”的政治诉求、强化学理严谨,以“女性主义”转型到“性别研究”的过程发生于这40年;再加之文化研究经过这40年的积累与发展也成果斐然,为性别范畴与设计批评的融合提供了多样化理论来源、也铺陈了适宜时机,女性主义设计批评逐渐成为设计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理论流派,本文将这40年来西方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以10年为限,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摸索期、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期、20世纪90年代的高潮期,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持续发展期。在综述各个时期代表性著述的基础上,对其理论特点、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作出简单评介。1 20世纪70年代:摸索时期的政治诉求女性主义设计批评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⑤建筑批评是其首个涉足的领域。⑥1976年由耶鲁大学教授海登(Hayden D)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赖特(Wright G)合作发表于《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期刊的评论文章《建筑与城市规划》,是以性别为视角,以建筑与城市等空间为对象的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首次重要尝试。⑦1978年科尔(Cole D,1978)的著作《从帐篷到摩天大楼:女性与建筑的历史》则被视为正式拉开西方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序幕之作。⑧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以女性为主体的设计团体、以及以女性与设计为主题的各种文化活动或学术会议。20世纪70年代这10年间,初步探索了女性设计师在建筑、室内设计的历史、个别女性设计师与女性设计组织首次得到了专题式的关注,可视为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起始点。不论基于文本的分析还是对于现实领域的批判,女性主义与设计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的结合,更多地体现出了前者的政治批判性及其着眼于平等、公平、正义等社会权利的诉求。建筑与城市空间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民生问题关系紧密,因此也成为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首选。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希冀于以设计作为抗议社会不公的切入点,并寄望设计能成为改善女性受压迫的、边缘的社会境况的实践方式。2 20世纪80年代:起步时期的女性主义视角设计史协会的成立以及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得女性主义设计批评发端于始终掌握着设计话语权的英国、以及女性主义意识启蒙最早、传播最广的美国。应该说,成规模的西方女性主义设计批评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女性与设计”的重要文献基本都集中在这10年。⑨女性从“被遮蔽的历史状态”中被逐渐解放,女性主义与性别视角成为涵盖整个20世纪80年代设计批评研究的主要基调。⑩西方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了被称为“设计师时代”的黄金十年B11,这一时期的设计批评研究以女性主义及其性别意识作为批评的“前意识”,去挖掘、甄别传统设计史文本中大量被忽略、被曲解、被隐瞒的女性设计史料。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影响力以各种形式迅速拓展:研讨议、协会、社团以及相关展览等。以“女性主义”、“性别”、“女性与设计”为主题的各种文化活动继续深化了社会公众关于女性与设计诸多可能关系的讨论并反思。“为女性正名”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主要任务。作为策略,女性主义在设计批评中得到了全景式运用;刺绣、陶艺、染织等作为新的设计类型被纳入到设计史视野之内;(女性身体)私人与(社会空间)公共关系的性别议题得到初步探讨;女性设计师在建筑、城市规划、景观与室内设计等领域的历史贡献及其影响力得到学理层面的讨论。然而,从整体上看,女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史话语体系中的迅速渗透,仍然没有来得及彻底撇清20世纪70年代遗留下的激进政治色彩。“女性主义”作为新兴理论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的设计批评中被无限放大,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综观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女性主义”直接作为标题的著述十分有限,更多的是将宏大的“女性主义”落实到设计文本具体而微地专题式讨论中:女性设计师及其作品、家庭生活领域的女性设计、手工艺与女性身份的讨论、设计史方法论的学理性研究以及社会学角度的建筑与空间批判等。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女性主义与设计批评的结盟,不论是理论深度还是现实广度,都更加成熟了。女性主义设计批评不再聚焦于广泛地社会化政治性诉求,而是立足于设计学科内部的严肃学术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设计批评,为之后20年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基础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对象、基本原理以及主要范式。换言之,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整体基调与基本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结构性的确立。320世纪90年代:高潮时期的符号学阐释与20世纪80年代从微观事实与具体措施上解析设计史与设计理论中不对称的性别议题不同,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设计批评开始尝试从符号学角度,对建筑空间等设计文本中对于性别歧视等社会现象的隐喻进行了符号学批判。1992年维斯曼(Weisman)的获奖著述《设计的偏见:“男造”(man-made)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之作。维斯曼将集中体现了社会不公正的人(男)造环境比喻为“社会等级的空间系统”。城市布局规划与建筑空间是社会权力制度及其结构显在的外在表征系统。借助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效力,将人造空间里以设计形式中隐秘的意识形态公开化,成为维斯曼之后女性主义建筑批评遵循的主要思路。B12199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教授科洛米纳(Colomina B)牵头主编的《性与空间》是第一本关于性别与建筑的批评文集。该文集为性别视角下的建筑学研究吸纳了诸多跨学科的新知识养料:哲学、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文化研究、艺术史、电影理论,并打响了20世纪90年代建筑学性别研究的“头炮”,并迅速引起了广泛回应,诸多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工具、跨越多学科领域、以性、女性气质/男性气质、欲望、权力为关键词的设计批评文本应景而生。

1995年秋季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召开了“设计与技术的再审视:女性主义者视角”学术研讨会,也催生了美国第一本以“设计与女性主义”为名的出版物:1999年由罗斯乔德(Rothschild J)主编的论文集《设计与女性主义:空间、场所与日常事物的再审视》。尽管该文集并未完全展示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学理深度,但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呈现了女性主义设计批评可延伸的横向尺度。正如编者罗斯乔德在导言中所坦承的那样:本书只是寄望于以抛砖引玉的方式点出女性主义设计研究的积极意义。B13自此,女性主义与性别视角作为设计史与设计批评有效策略的学术地位被明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设计批评进入了使“女性浮出历史地表”(孟悦等,2004)的具体操作:遵循地域(国别)、年代、设计类别或组织来进行分段分片式的设计史研究开始出现。这种实践策略具体分解了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史学任务,其优势在于操作性强且易得到阶段性成果——勾勒出女性与设计关系的局部图像。B14 随着女性设计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由于女性与设计关系的历史复杂性,要实现清晰的、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在短期实现的难度较大,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设计批评仍然是颇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因为它能有效地启动关于设计知识的深层论争:在性别维度的观照下,设计应该如何被定义?设计师群体的性别身份将会对设计产生如何的影响?设计史应有的多样化态貌有哪些等?B15承接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工艺美术”以及“女性气质”为主题的设计史研究传统,20世纪90年代末“手工艺”再次成为链接女性与设计的重点研究节点B16。以手工艺为主题的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热潮是多学科话语与设计研究相互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物质文化研究、大众消费文化研究、性别研究、身体理论、人类学、民族志等。围绕手工艺的设计批评与设计史研究恢复了女性气质被历史与现实或忽视或误解的正面价值。女性擅长细腻的工艺制作、对纹理、色彩、图案的敏锐感受力、耐心、投入与专注力、对家庭的的全情奉献、对自然材料的亲近感等,这些女性气质经验优势曾帮助女性设计师在“主张回到手工艺”的设计运动中掌握过有限话语权,但这段真实的女性设计历史却被传统设计史文本不约而同地完全省略或轻描淡写了。B17对于女性与手工艺历史的发掘与呈现,将会很大程度地拓展对传统设计史的认知范围,对于设计史的层次、样貌、内容等各个方面,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更新与修正,这也是女性主义设计批评预期并乐意看到的结果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立场变得灵活许多,批评策略也更加多变,不再一味强调女性在设计话语中的边缘处境,转而寻求讨论产生女性“他者”境遇的深层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解决方式,女性主义设计批评开始尝试与其他跨学科话语的试探性嫁接。在更加开放多元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下讨论女性他者身份的差异化价值及其对于设计研究的促进作用。“女性主义”由20世纪70、80年代先锋的政治话语沉淀为20世纪90年代“内敛”的批评范式。在日常生活史学转向的大背景下,女性设计师携带的“他者”身份及其价值成为女性气质设计知识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设计批评新的研究方向。B18综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浩如烟海的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研究,尽管大部分著述并没有冠以“女性主义”之名,但对设计文本采取的社会批判策略,履行的正是“女性主义”之实的政治性或伦理性主张。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设计批评仍然带有政治性倾向,但态度上要谨小慎微得多也更加辩证。女性设计师并不愿意过多地言及其女性的性别身份;设计史学家也尽量克制对“女性主义”概念的直接挪用。不论是“女性的”(Feminine)还是“女性主义的”(Feminist),这些政治主张过于鲜明的“F打头的词”在女性主义设计批评里一直没有像在诸如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高调过。B19我以为,这种状态,与其说是女性主义在设计话语的式微,倒不如视为自信与务实的学术态度。在符号学阐释的文化批评趋势里,女性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设计批评中逐渐转向到更温和、中性的“性别视角”。4进入21世纪:发展时期的文化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对于女性与设计关系的初步试探、到20世纪80年代以女性主义为视角在设计学科内部对“女性设计”的正名、再到20世纪90年代起灵活变化的符号学策略以及性别批评立场、直到21世纪以来拓展并深入了与诸多跨学科知识和资源的结盟:从物质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立场论、心理分析学、关怀伦理学、地缘政治学等途径,深入探讨设计与女性身份认同关系等主体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女性”这类单一性别群体为对象的设计批判,到21世纪便逐渐转型为以全体人类为对象的普世关怀:“性别”取代“女性”、“性别研究”取代“女性主义”、“关怀”取代“批判”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设计批评的主要变化趋势。21世纪以来以性别为视角的设计批评除了承续上个世纪的未尽事业之外B20,与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等文化研究走得更近了,并呈现出“混杂性”(hybridization)特点:“性别操演”、“日常生活”、“微观话语”、“关怀伦理”、“他者身份”、“身体的设计技术”等话语或范畴成为当代性别视角下设计批评的关键词。英国伦敦大学建筑学教授伦德尔(Rendell et al,2000)等人指出,以性别为导向的设计批评经历的话语转变实际上代表了“弱化了政治性的、中性而非女性的、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批评策略的变化。也正如美国女性历史学家斯科特(Scott,1986)对于性别范畴保留了女性主义学术正当性的精彩论述:“在社会科学里,性别似乎是一个很得体的科学术语,因为它从女性主义(假定高调的)的政治学中解脱出来……‘性别’并没有携带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陈述,它也没有表明受害方(以及迄今为止仍隐形)的立场。相比之下,‘女性的历史’的术语在断言女性并非有效的历史主体的同时也宣称了其政治性,相反‘性别’术语并没有指定女性,因此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构成任何批判的威胁。”由“女性”到“性别”的转型,不仅是对设计批评关切对象的拓展,也为设计批评的性别路径开拓了更具潜力的发展空间。针对于社会边缘人群而非女性的设计批评与研究,包括同性恋、黑人、非欧美洲人群、少数民族、单身或未成年父母、监狱刑犯、流浪者、吸毒人群、精神病患、性工作者等,成为新近的学术关照对象。B21学术理想与社会责任的紧密结合、批评任务与关怀使命兼具,是21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主要特点。

四、结语国内以设计批评和设计史为主体的设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性别以及女性主义为视角的设计批评还是无人问津的“处女之地”。因此评介、综述女性主义设计批评的理论方法、操作策略、发展历史等确实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40年西方性别化设计批评的研究成果证实,女性主义批评并非统一僵化、放之四海而皆可的万能公式;实践操作中,女性主义批评只能扮演“修正者”(revisionist)的角色,“不断质疑公认的概念结构的充分性。”(Showalter,1981)

从40年的历史轨迹来看,性别研究向身份认同研究的转向,表明了以女性主义作为起点的设计批评,最终将会走向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普世关怀。(责任编辑:楚小庆)

作者:李砚祖 张黎

哲学与史学研究论文 篇3:

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新格局

8月12日至1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和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承办、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协办的第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宣部部务会议成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作主旨演讲,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杜占元,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受邀作大会演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金科出席并致辞。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高岸明主持开幕式。本届研讨会以“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新格局”为主题,来自中央及国家机关涉外工作部门、主要新闻单位、省市区新闻办、高校研究机构等的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40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共收到173篇论文,其中10篇被评为优秀论文,157篇入选大会论文集。

全方位探讨如何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新格局

郭卫民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是做好新时代对外傳播工作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开创新时代对外传播新局面,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置于对外传播的引领地位,要突出外宣实际效果,加强精准施策,着力回应关切,注重创新发展,提升文化交流的水平能力,更加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

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指出,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段时间以来实践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使我们有信心做得更多更好,努力实现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由我们自己来塑造。传播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人与人的对话和交流。讲中国故事,首先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最有说服力。

杜占元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新时代对外传播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提升新时代中华文化影响力大有可为:一要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故事,二要打造文化走出去的精品品牌,三要构建多元立体传播大格局,四要加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性研究。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认为,相较于政府间的“一轨”交流,国与国之间有时也需民间的“二轨”交流。智库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在大会上发布了《合力塑造好新时代中国全球发展贡献者的新形象》专题研究报告。于运全表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处于重要磨合期,精准塑造和传播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也处于关键窗口期。他建议将全球发展贡献者、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的国家形象作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优先塑造展示的方向。

多角度建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高峰论坛由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承办。与会嘉宾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和“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两个话题进行了热烈研讨。期间,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政治话语对外翻译工作手册》。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是外宣工作的第一品牌,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最佳素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关键哲学思想中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平和谐与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能够与各国穆斯林产生很多共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钟新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韩运荣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王洪波副研究员等也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对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工作进行了阐释。

多维度回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外传播历史与变迁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传播杂志社联合承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对外传播的变迁与发展”分论坛,发言嘉宾涵盖学院派学者、媒体智库专家及地方外宣部门代表,立足国家和地方两大传播主体、研究和实践两大领域,梳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外传播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展望对外传播新时代。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国际舆情中心主任郭可认为,在当前对外传播大形势下,形成中国话语(体系)的时机已经到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张楠以《中国对外传播的三次浪潮(1978-2019)》为题发言,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对外传播政策、理论与实践历经的三次浪潮及其阶段性特征。

北京周报社社长李雅芳在上半场点评中指出,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话语权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自然转换,需要每一位外宣人从各自研究和实践领域做出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永华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院长任孟山教授,沈阳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姣,央视国际视频通讯社总经理、总编辑高伟,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丁一从不同研究和实践领域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外传播的变迁和发展进行回溯。

分论坛下半场,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主任郑延保,陕西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处处长刘志彬,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彭振刚,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丛峰,云南省怒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义,重庆市丰都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米庆元等6名来自省、市外宣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特色鲜明的外宣案例分享。

中国外文局总编室副主任哇春芳点评时指出,在新时代外宣格局当中,地方外宣单位将成为新的外宣主体。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实践领域,都将从宏观层面逐渐下沉到中微观的层面,越来越注重细节。

新实践引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对外传播

由中国报道杂志社承办的“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对外传播”分论坛,是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召开十年以来首次举办的致力于中国企业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分论坛。论坛期间发起成立了“中国企业国际传播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原书记王冬梅、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任毛一翔等出席分论坛。

毛一翔认为,跨文化传播对中央企业来说是全新的工作,企业对外传播要与国家整体对外格局相适应,服从服务于国家整体对外关系,同时也要突出企业属性,以沟通为目的,促进交流合作。

原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张金凤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建设为例,强调企业应强化共赢理念、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加强与当地政府、媒体、公众的沟通。

深层次研判新形势下国际舆论新态势

在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国际舆情研究中心承办的“新形势下国际舆论发展趋势及特点”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涉华舆论形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讨,就国际舆论研究合作联盟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国际舆情中心主任郭可认为,道路自信要增强对各類舆情的包容度,要机制化解决“宣传意识”。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周亭提出,要力争意见领袖成为多元中国观点的讲述者,让中国媒体有机会接近世界舆论场的中心。

新思维解读中外文化交流与国家形象建构

在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外人文交流与国家形象塑造”分论坛上,参会嘉宾围绕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的创新、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有效探讨。

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会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飞表示,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确实存在偏见,形象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被误解或误读,但不会永远如此。从国际传播理论创新的角度,要着力从命运共同体、共情的维度去建构与引导。

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以日文版《人民中国》“熊猫漫画”“二十四节气俳句”“漫画故事对外讲述红色文化”三个案例说明,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定文化自信,同时又要多采用对象国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形式创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概述了孔子学院的现状,她指出,新时期孔子学院的作为与发展,应当从配合大国外交传播中华文化、具备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方法、提升师资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借由汉语教学展示国家软实力等方向进行深化。

中国网副总编辑杨新华表示,在打造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要做好“加减乘除”,做大优质增量,减少低效传播,着力在创新领域实现乘法效应,破除影响事业发展的思维方式和利益格局。

多棱面纵论寰球民意、战略传播与大国外交

“寰球民意、战略传播与大国外交”分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承办,15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与大国外交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研讨。

论坛上半场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张昆教授主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副台长夏吉宣担任主持人和点评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金苗、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静静分别就国际传播中的舆论议题进行探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薇、徐迪,博士生王孟晴,分别就研究院今年的重要成果“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2017-2018)”做了报告。

下半场“战略传播与大国外交论坛”,分别由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润华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分别担任主持和点评人。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钟新教授及博士生陈婷、北京周报多媒体部记者赵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徐明华、王昀、刘杰分别就对外话语战略、国际传播理论、西方“贴标签”等议题展开讨论。

新视角解析全球智能传播机遇与挑战

在由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与信息技术中心联合承办的“新媒体、新技术与全球智能传播”分论坛上,参会专家共同探讨全球智能传播的机遇与挑战,交流新兴智能媒体技术的最新动态。

特邀嘉宾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教授做了题目为“构建5G时代智能跨屏视听新生态”的演讲。他提出,视听传播将向全息(沉浸)化、智能化发展,如何规划、布局未来是重要考验。他认为,全息媒体最重要的不是虚拟,而是所有的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打通,是一种全新的全现实融合态。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文献信息数据中心项目助理隋璐怡结合她的研讨会优秀论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内阁政要推特分析》进行了发言,并对外宣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进行了介绍。

宽视野探讨“一带一路”与中阿经贸、科技交流

在由阿拉伯国家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宁夏大学)承办的“一带一路”与中阿交流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与对外传播 、“一带一路”与中阿经贸交流、“一带一路”与中阿科技交流等议题进行交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常副院长傅梦孜认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新时期影响世界、实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互通互动互赢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措施。当前,国际国内舆论场十分复杂,既要宽容多元的声音,也要做好引导。

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呼宝民在点评时指出,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对“一带一路”话语建构十分重要。他指出,智库专家学者在这方面有全面、综合的认识,可以为外界提供更好的经验。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点评中强调,要加强对“一带一路”与中阿关系典型案例的研究,并且要吃透对政策的理解和传播。

十年初心不改服务国家外宣大局

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作为我国对外传播领域最具权威和影响的高端理论研讨会,自2009年举办首届会议以来,已经走过十个年头。今年研讨会上发布的十周年纪念短片,对研讨会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十年来,从“构建现代对外传播体系”到“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新格局”,六届研讨会主题始终立足于中国所处的时代和阶段,紧扣外宣工作大局对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紧迫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不断推动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

本次研讨会作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召开的第一个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全方位、多角度融汇和呈现了政、产、学、研各界智慧。本次研讨会既分享了厚重的理论研究成果,又直观了解到生动的实践案例,集聚各方之力、发挥各方之长、形成强大合力,为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新格局注入了全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