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

【摘要】鲁彦是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浙江乡土作家，其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浙江地区的风土人情、民俗世相以及浙江乡民的民族特性。这类作品一方面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价值，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戕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 篇1：

原型意象的文化意蕴

摘要 华裔作家汤亭亭采用中国传统题材，通过后现代互文性意义上的拼盘杂烩，创作了大家公认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女勇士》。这部作品兼容了中、西方文学的基元，展示了人类思想深处的共同愿望，显示了作家个体意识的加工痕迹。本文试在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下，深入挖掘《女勇士》中的三种原型意象：“鬼”、“瘋女人”和“流亡者”，帮助读者揭示出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原型意象 鬼 疯女人 流亡者

华裔女作家汤亭亭以《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三部力作奠定了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新兴文学的领军人物。在新的创作灵感的激励下，她从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唱诵及史诗中汲取给养，并糅入大量西方文本，编织了以描述独特生存体验为己任的新的美国神话。她对中国题材的据用和改编招徕了一些汉学家的批评，认为她对中国文化的任意篡改是为了迎合白人心目中模式化的东方形象。对其作品的误读，汤亭亭明确地说：“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改变，必须有用，否则就会被遗忘。神话就像携带着他们漂洋过海的人们一样，也变成了美国式的。我写的神话就是新的、美国的神话。”其开山之作《女勇士》是大家公认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汤亭亭采用中国传统题材，巧妙地运用西方艺术表现手法，兼容了中、西方文学的基元，展示了人类思想深处的共同愿望，又显示了她个体意识的加工痕迹。因此，无论是在写作程式、结构模式和原则方面，还是在叙事结构、母体重现和原型意象方面，都适合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去解读它。深入挖掘《女勇士》中的三种原型意象：“鬼”、“疯女人”和“流亡者”，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出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蕴。

一 原型意象

神话起源于蛮荒的远古社会，镶嵌于人类心理底层和种族记忆中，与原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书中写道：“每个人都是有种族的人，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沉淀着种族的心理经验。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心理遗产就沉积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这就像低能动物的本能也能通过遗传延续下去一样。这种代代相传的心理经验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全种族的，是一种‘种族记忆’。所以在个人无意识之深层，还有集体无意识的存在，而集体无意识的呈现，则通过原型或原始意象。”他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称它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不被感知的一部分，需通过文学艺术等间接地得以表达。弗莱沿用了“原型”一词，但和荣格的观点不尽相同，他认为“原型”是作为人类精神实践产物——文学作品的发展流变中提炼出的概念。他说：“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表示那种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文学经验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神话就是原型，原型就是神话，它表达了人类的基本愿望，为作家带来了灵感和启示，使读者获得一种独特的深刻感，体验到人类经验的伟大连续性；又因为它始于人类远古时期，不仅有预言的性质，还可从中探寻时代发展的意义。阅读汤亭亭的《女勇士》，我们经常能感受到这种原型意象的启迪和呈现。下面，让我们管中窥豹，一睹华裔女性的风采，思考和感悟这些原型经过“置换变形”后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象征意义，挖掘作品的高层次审美价值。

二 “鬼”的原型意象

中国“鬼”文化源远流长，但有关“鬼”的传说和典籍都包含了不同时期的人文精神。虽然，在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不曾出现“鬼”（ghost）一词，只有鬼魔/怪（demon）和撒旦（Satan）的说法，但在西方文化和典籍中对“鬼”的描述俯首皆是。《女勇士》的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奠定了全书讲故事的基调，用鬼影憧憧的意象展示了一个生活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中的女孩的童年生活。

该书的第一章“无名女子”讲述的是“我”姑姑在丈夫远走他乡后与他人通奸，引起了大家的公愤，不得已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投井自杀的故事。无名姑姑是“眼泪汪汪，拖着水淋淋的长头发，皮肤水肿，在水边静静地等着，伺机把人拉下水做她的替身”的“水鬼”的代表。早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六郎”故事中，就讲述了水鬼与渔夫故事。这一“水鬼”的意象或原型包含在文学艺术之中，经过不同创作主体的过滤，显示出个体意识的色彩。正如荣格所说，“原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容，当它逐渐成为意识及可以察觉时便发生改变，并且从其出现的个体意识获得色彩。”汤亭亭继承了前辈们对鬼魂的描述，借“鬼”发挥，通过置换和变形赋予了鬼魂新的含义，从而阐释自己的主题。她不顾母亲的禁令，用文字演说的方式把姑妈的故事公之于众。她把语言作为工具为姑妈祭奠，为姑妈立传，谴责了剥夺女性自由、个性和身份的封建社会，解构了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男权中心话语，控诉了传统社会的性别歧视对女性的迫害，并为像姑妈那样受男权社会的迫害而含冤而死的前辈们复了仇。

该书的第二章“白虎山学道”讲述的是“我”在听妈妈讲故事的时候，幻化成花木兰，进山修行学艺，并最终成为了名震四方的女侠。在深山修炼的十五年间，花木兰的家人不知其死活，就用传统的民俗“鬼亲”或“冥婚”为其招魂。在汤亭亭的笔下，花木兰变成了鬼，并结了“鬼亲”。在中国，冥婚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在民间社会顽强地传承不息，以冥婚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则是篇目繁多，而《聊斋志异》中的冥婚故事是这一题材小说登峰造极的代表。汤亭亭通过对“鬼亲”意象在特定条件下的置换，讲述了华裔女孩在所居住国生活经历的故事。作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接受现代教育的华裔第二代，汤亭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记忆进行了独特的关照和反思，对它所包含的陋习进行了揭露和鞭挞。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让汤亭亭感到愤慨和压抑，那么美国能否为她提供能够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阳光明媚的天地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不仅承载着来自华裔族群内部的性别歧视，还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种族歧视。这双重压迫造成了她归属感的危机和时空的断裂，“I”和“here”成了她经常拷问和思索的问题。这种沉闷的环境在汤亭亭的笔下得到了驱遣。在聆听母亲讲述“花木兰”英雄故事的时候，汤亭亭让自己幻化为“花木兰”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自由放逐，用驰骋的想象力升华或超越了美国现实生活里华裔遭受的压抑，摆脱了现实生活的个人困扰，她在“花木兰”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立志成长为一名具有女权主义意识和后现代意识的华裔女性。正如她在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历史上还没有谁曾征服并统一亚洲和北美。作为揭竿而起的英雄后代，我就应该信心十足，走在大街，立即着手我的事业。”在先辈英雄的指引下，汤亭亭以期摆脱中国身份和美国身份的纠缠，创作出一种跨越亚洲和北美的恢弘大气的诗篇，建构一种跨越种族、性别之争的全球身份。原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女扮男装”的勇敢的花木兰，在汤亭亭的笔下成为了一名胸怀大志、富有时代特征的华裔新女性。

三 疯女人的原型意象

“疯女人”是19-20世纪世界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典型特征，它的意象成为了中外评论家们持续热议的一个话题。无论是《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还是托尼·莫里森笔下的“疯女人”秀拉，以及中国文学史上很多“疯女人”的形象，她们无一例外地表明了在男权话语压抑下女性的悲惨命运。汤亭亭对这一原型意象的挪用无独有偶地暗合了现代或当代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疯子意象的寓意和功能。

《女勇士》的第四部分“西宫门外”讲述了月兰姨妈的故事。月兰姨妈是个柔弱婉顺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她的软弱无能和对男性的依附使她像月亮一样苍白无力。在姐姐勇兰的怂恿和鼓励下，她开启了千里寻夫的历程，但得到的结果却是指责与再指责、抛弃与再抛弃。当她企图以压抑或摒弃自我的方式来换取丈夫认同的狭小生存空间的想法也幻灭时，她十分羞愧，双手捂住脸，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感觉孤身一人来到了鬼的世界。在异域他乡，她疯了，彻底地疯了。她只能到疯人院里寻找“知己”：“在这里我可想而知，我们能够互相理解。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完全同样的。他们能够听懂我，我也能听懂他们。”月兰的疯癫是父权制和异域被边缘化的产物。当她展现自身价值的努力得不到正常的社会认可时，她便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处于压抑、焦虑状态，最终“发疯”。熟谙“疯子”意象的内在精神机制，汤亭亭不仅借助“月兰”等疯女人的意象揭露了父权制和种族歧视对妇女身心的迫害，尖锐地指出华裔妇女的失语症是被迫的、痛苦的，而且把疯子叙述作为一种书写策略，以“疯”赋予这群女子话语权，使她们能够使用特别的语言来言说自我的经历，展示自己生命欲望的焦慮和角色认同的焦虑，表达了建构华裔妇女的文化身份的愿望。在疯人院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月兰”生活得很愉快，像孩子般雀跃，而且也能编出一段新故事，虽与其他族裔的疯子说着不同的语言，却能毫无障碍地与他们平等交流，这一情景其实暗喻了“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文化观是构建和谐两性关系和种族关系的基础和关键。

四 流亡者的原型意象

流亡是人类历史和文学史中永不枯竭的母题。荷马的《奥德赛》、《圣经》里的《旧约·全书》，还有屈原的《离骚》都描述了被迫离开故土的流亡者在异国他乡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心灵深处的思乡情结。自20世纪，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伴随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文人作家的自我放逐，使得“流亡”（exile）成为独特的人文景观。米兰·昆德拉更是发出“人永远都是流亡者”的嘶鸣。流亡者这一意象贯穿着古今中外人类文学的历史，尽管有固定内涵，但又因为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它感受的差异，而以不同的审美范式表达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汤亭亭在对“流亡”意象深层语义结构进行了部分置换的基础上，又对其表层符号做了新的组合，以期表达自己对深处其中的两种异质文化取向的思考和理想。

在《女勇士》的第五部分“羌笛野曲”的结尾处，作者改编了流亡者蔡琰的故事。明月皎洁的夜晚，蔡琰备受思乡的煎熬。当听到胡人尖细凌厉的笛声时，她更加心神不宁。于是，她放声歌唱。她唱的是中国和中国的亲人，但胡人也听得懂，也随她唱了起来。“她的歌词是汉语的，可野蛮人听得出里面的伤感和怨愤。”“当她离开帐篷坐到围满蛮人的篝火旁的时候，她的孩子们也随她唱了起来。”汤亭亭借蔡琰的故事隐喻地表达了华裔美国人在异质文化中生存的孤独体验、无根漂浮的痛感和身份认同的艰难。希望总在渺茫中诞生，只要华裔美国人不懈努力，又乐于容纳众多族裔的特色，就像她所说的那样：“她改写‘中国故事’是希望她的故事能够连接上其他的、异国的故事，并藉此连接上全世界的任何文化”。汤亭亭的这种思想充分表达了她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不是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的融合，而是各种文化间的共存、交流和对话。只有在这种语境下，美籍华人，特别是华裔女性才能在美国的主流生活中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书写不受种族和性别支配的篇章。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方主义”与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建构（2010FWX01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萨克文·伯科维奇，孙宏译：《剑桥美国文学史：散文作品》（1940-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 荣格，冯列译：《集体无意识原型》，《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3] 荣格：《卡尔·荣格主要著作选》，纽约出版社，1959年版。

[4] 诺斯洛普·弗莱，陈慧译：《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 汤亭亭，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6] 单德兴：《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郑海霞，女，1975—，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

作者：郑海霞

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 篇2：

浙江乡土文学背景下的鲁彦小说研究

【摘要】鲁彦是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浙江乡土作家，其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浙江地区的风土人情、民俗世相以及浙江乡民的民族特性。这类作品一方面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价值，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戕害。而鲁彦创作的这个特点，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得到了浙江地区新文学繁盛发展的滋润，同时也收到了当时浙江地区作家群创作理念及创作风格的影响。而鲁彦的小说，不仅是五四文学思潮在浙江作家群中的反应，同时也成为影响未来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鲁彦小说；风土人情；民俗世相；民族性

从19世纪后半叶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门打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同时又唤醒了国人的觉醒，因为与之俱来的是“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文学也随之营造了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文学变革的要求，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的有力冲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中国新文学诞生了。而浙江，以其地处东南沿海，成为中国一个重要对外窗口的区位优势，加速推进了它的近代化进程，因而其文学变革也产生出远比其他地域更广泛深刻的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浙江的沿海地理优势给浙江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强有力的积极作用。而浙江的历史也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文化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而浙江一带一直长治久安，渐渐取得了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台湾学者陈正祥曾著文指出中国文化中心的三次南迁，他认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淮河一度成为南北文化的分界线”。

自南宋以来，浙江地区在文学、哲学、绘画、书籍印刷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浙江地区文人学士曾经占据全国文化要津，因此也能这样认为：浙江在新文学中发展超前，与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有很大的关系。而到了近代以后，浙江成为率先被外国资本主义叩关的省份之一，同时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民族工业快速发展，因为文化改革势在必然，并促进了新文学的繁盛。

浙江新文学的繁盛，很重要的一点是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在五四文学中，浙江尤其功不可没，不仅有鲁迅、周作人等发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而且浙江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各个阵地都有广泛的占领。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郁达夫首推浪漫抒情小说，是五四小说中极其耀眼的部分，长期以来就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在诗歌方面，周作人、刘大柏等的初期白话诗开了中国新诗的先河。在散文和戏剧方面，浙江作家群也有很大的贡献和成就。

我们说浙江作家群参与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包含两块：一部分是浙江作家在本地的创作，另一部分是在异地的创作。需要指出的是，浙江作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异地建的功，如果把这些文学都排除在外，那么所谓的浙江文学也不存在了。这一特征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与乡土文学的产生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

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由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四部分组成。他把作者看成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古罗马文论家郎加斯奈在《论崇高》中说到作品的崇高是作家伟大心灵的回声，这一论调虽未将整部作品视为作者心灵的表现，但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主体对于文学产生的决定性机制。一个作家可以走得很远，但他却无法改变他所出生的那个地方对他的影响，可以说，这些浙江作家尽管大多数都是在异地进行创作，但创作出来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带有浙江的地方特色，特别是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翠绿的山、清澈的水、竹屋、乌篷船等浙江沿海农村所特有的事物，进而给人极强的乡土气息，这便是乡土文学在浙江兴盛的重要原因。

造成乡土文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五四时代浙江作家群倡导的文学理念有着紧密的关系。五四文学观念的核心，是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注重个性解放意识，确立了“人的文学”的观念。因而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要谋求人的觉醒和反抗。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在于体现理想的人生和平时的人生，进而揭示出新闻学和现实人生之间的关系，提出“文学要为人生”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20年代出现了创作问题小说的风尚。问题小说的主题和题材相当广泛，凡是家庭、社会、平民、人生等都是问题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但问题小说却存在着许多弊端，阻碍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推广。比如，问题小说通常“只问病根，不开药方”，而且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它带上了观念化和抽象化的弊病。同时还存在这“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无法真正地吸引读者。

针对这一情况，周作人于1923年提出了创作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一种引渡文学，其表现形式大多来自外国，并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要写出中国自己的东西，要提倡乡土艺术，进而显示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艺术氛围，同时周作人也看出了问题小说“思想大于形象”的缺点。加上其他浙江作家的倡导，乡土文学便应运而生。

乡土文学在浙江产生之后，发展相当快，产生了一大批乡土小说家。他们描写民情乡风，特别是没有受到外来文明干扰的农村风俗习惯和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闭塞野蛮的习俗，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个性。在这些乡土小说中，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古代文学中所特有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宁静祥和的感受，更多的是对当时农村衰败的哀愁，进而体现出作家们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注，而且还深含着深沉的忧伤和愤怒。在这一批浙江乡土小说家中，较为著名的有：许杰、鲁彦、许钦文、台境农、徐玉诺等等。其中，鲁彦是浙江乡土文学思潮影响下成就比较高的作家之一。

鲁彦原名王衡，又名返我、忘我、王鲁彦等。1901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六岁时候进入当地私塾读书，十六岁时终止了在家乡附近的高小毕业。可以说鲁彦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从而使他无论漂泊到哪里，都对故乡的乡土生活保持着鲜明的印象，有利于他的乡土小说创作。

首先，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对浙江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着生动鲜明的反映。

鲁彦乡土小说的产生与浙东这一特定的地域有密切的联系。开阔的海洋环境以及经商的历史文化背景，使这里的宁波人有着较为开阔的眼界、海纳百川的胸襟，敢闯敢做，不滞留于故土。同时又对新生事物反映较为敏捷，敢于领风气之先。尤其是在近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经商者很多，商人以赚钱为要事。所以，金钱充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凡事以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缺乏人情味，势力冷漠。金钱第一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这是其不足的一面。

从小在这里生长的鲁彦，被故乡的外部环境、民俗风情、文化传统感染、熏陶，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在他的小说中，鲁彦一方面表达了对故乡普通民众以及山水风景、特定风俗的热爱。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拜金主义思想以及势力冷漠的心理性格积极憎恶，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表现特别明显。

《黄金》便是鲁彦乡土小说中反映这种地方心理性格较为成功的一篇。在这篇作品中，如史夫妇靠着儿子在外地丰厚的收入在陈四桥处于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村里人都很尊重他们。如史伯母去邻居阿彩婶家，阿彩婶总是“搬凳拿茶，嘻嘻哈哈地说个不休，做衣的时候放下针线，吃饭的时候放下碗筷”；如史伯伯也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族人的尊敬”。然而有一天，儿子不寄钱回家了，如史夫妇在陈四桥的地位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彩婶对如史伯母非常冷淡。族人也不断奚落如史伯伯，说他的衣服太旧，甚至还攻击他的儿子。女儿只因为家里没钱了，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优秀的作业也被老师认为是“抄”来的。而这一切的一切根源都在于钱，有了钱，便会被人尊敬，被人看得起，而没有钱呢，只能被人谩骂，侮辱，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如。正当如史夫妇走投无路时，儿子的钱到来了，结果他们的地位又上升了。小说正是通过如史夫妇的地位一上一下，揭示了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只是隔了一层漂亮的帘子，一旦帘子取消，所有的就只有残忍的人际关系。

其次，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反映了具有浙东沿海特色的民俗事象。

鲁彦在作品中描绘家乡特有的民俗事象，十分生动地展现了浙东地域文化风情。但另一方面，在对民族现实命运充满关注的情况下，鲁彦也用一种忧伤的笔调批判了乡民的愚昧迷信。

《愤怒的乡村》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个作品中，作家形象地描绘了“迎神求雨”的民俗事象：迎神求雨的规模宏大，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走来，期间又穿插着丰富的表演，景观之美丽，场面之盛大令人惊叹。但透过作品，乡民的愚昧也暴露无遗。此外，王鲁彦在一些作品中，还详尽地描述了“捉大阵”“掘井”、请神祛灾、冥婚等具有农村地域色彩的民俗事象。

但正如茅盾所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还应当有普遍性的与我们的共同命运的挣扎。”鲁彦做到了这点，他没有停留在客观记录事象形态上，而是将民俗的描写，作为批判乡民的愚昧迷信和落后自私的手段。作家写民俗的目的就是为了关心农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他们的精神负累，进而批判封建文化传统，体现了五四作家群所倡导的文学理念。

比如《菊英的出嫁》。作品描写的是浙东宗法制农村中——“冥婚”（为死人办婚事）的地方民俗，在介绍这一民俗的过程中，批判了浙东宗法制农村的陈规陋习以及中国农民的精神愚昧。菊英七八岁时便已经死去，十年后，她的母亲还惦念这个已经“十八岁”的女儿在阴间的孤独，感到有成亲的必要，不惜跋山涉水为她物色了一个也死去十年的女婿，两边家长严格按照地方性婚嫁习俗筹办婚礼，从而展开了一幅幅具体生动的风俗画，先是请人说媒，合八字，然后是为女儿办嫁妆，置办金银首饰、绫罗衣被，划出陪嫁的良田，雇用浩大的仪仗队，令人扑朔迷离、不辨真假，直到最后写到仪仗队抬的不是红轿，而是青轿，才使人恍然大悟。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冥婚”这种奇特的封建陋习叙述得非常具体细致，不仅提供了民俗学上的价值，也以一种略含嘲笑的笔调叙述了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所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描绘她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以此反衬人物精神的空白，从而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及国民的劣根性。细密的场面和人物描写，显示了古老中国的农业社会落后于时代的蹒跚步伐，这种叙述越细致具体，就越发使人对这落后性感到震惊，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也就越彻底。

第三，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进一步揭示出了乡土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特征的本质原因，那就是浙东乡民独特的民族性特点，通过对这种民族性的分析，读者可以进一步理解鲁彦作品所构造的乡土世界的精神内涵。

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有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理，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愚昧无知而表现的尤为明显，鲁彦通过作品表现出对这种心理的批判和厌恶。

《柚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小说以长沙边城军阀混战以及战后的现实为背景，写主人公“我”客居长沙，无聊中得以一睹杀头的“盛举”，民众互相推拥上前，前去观看。人头落地，围观者谈论着刽子手手起头落的“本领真好”，表达出作家对民众愚昧麻木的痛恨和批判，反映了他悲愤与现实的沉痛之情，在看似冷漠的叙述之下，藏着作家愤懑的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鲁彦作品中的人物，多处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们“多少已经感觉到外来文明的波动”，成了“物质欲支配着的人”。因此，在乡村小资产阶级这一特殊的群体中，形成了他们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独特的处世哲学。

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黄金》对这种处世哲学有着深刻的剖析。如史伯伯的遭遇不仅表现了当时浙东地区人们的地方心理，同时也揭示出小有产者从小康生活到陷入困境窘迫后的心态，以及炎凉的世态和冷酷的社会现实。

《许是不至于罢》是另一篇表现浙东民族性特点的作品。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战争引起社会剧烈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王阿虞财主整天担心失财，三儿子成婚时尽管做了很多防备，但半夜小偷还是光顾了他家。半夜出现了敲锣声，谁都知道是王财主家遭了贼，可是谁也没有起来帮忙。他们既不是嫉妒王财主的财，也不是与他有怨，而是为了自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二天，这些乡邻纷纷到王财主面前假意询问和安慰，借此为自己开脱，实在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这个故事中，鲁彦剖视了宁波土财主王阿虞为保住自己的财产而采取虚伪狡诈的处事态度和阴暗内心世界，以及周围人们的冷漠与利己心理。他们的处事哲学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作家看似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金钱唯上心理，实则是在揭露时代的弊端。

鲁彦的乡土小说，是浙江乡土文学思潮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浙江新文学发展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五四时期作家对文学创作理念的思考，是外国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它使更多的中国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本真、最原生态的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在“寻根文学”的潮流中，在本土“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中，都能看到浙江乡土文学的影子，都能看到鲁彦留下的那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参考文献

[1]王鲁彦.王鲁彦小说精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2] [美]阿切尔· 泰勒.民俗与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3]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

（编辑：马梦杰）

作者：魏佳佳

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 篇3：

被质疑的反思

摘 要：乡土文学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在文学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发展出了不一样的特点，然而当今的乡土文学却面临着“乡土终结”的质疑。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出现的停滞。笔者将从叙事传统的限制、作家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当下乡土经验的缺失与乡土的消逝三个方面来探讨“乡土终结说”下乡土文学的问题，对乡土文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乡土文学 叙事传统 作家 身份认同

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乡土文学可以说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以“五四”为开端，乡土文学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五四”时期，一大批作家自觉地将视线放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如鲁迅及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乡土小说作家群，以现代性思维烛照沉睡的乡土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废名、沈从文则以审美的方式审视乡土，致力于构建美好纯净的乡土世界。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以通俗的语言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其笔下的农民形象及农村生活可以说最贴近现实生活。在“十七年文学”中，乡土文学多是以“政治传声筒”的角色出现，是农村革命在文学作品中的记录。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以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人的创作为代表，他们始终对乡土世界保持着深沉的审视。但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乡土文学发展到今天，却呈现出衰退的趋势，甚至有学者提出“乡土终结”的口号。这种说法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也表明了乡土文学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为：叙事传统的限制、作家身份认同的危机、当下乡土经验的缺失与乡土的消逝。

一、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限制

纵观我国的文学史，乡土文学可以分为三种叙事传统：批判类、抒情类、革命类。“五四”时期，作家们将乡土视为封建思想的滋生与繁衍之地，对其进行批判。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如阿Q、华老栓、七斤等，都深受封建思想的迫害，麻木、冷漠、不觉悟，他们皆是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许杰、王鲁彦等在鲁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也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他们的故乡，致力于揭露封建礼教、封建习俗对人性的戕害，如典妻、冥婚等。沈从文和废名的创作主要体现了抒情的叙事传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正是他着力构建的“希腊小庙”，有着优美、健康的人性显现。废名笔下的乡村和谐美好，如《竹林的故事》便是对于乡村恬静安逸的生活书写。革命类主要是指赵树理、孙犁等作家以及“十七年”的乡土叙事，在他们的作品中，乡土书写往往与革命相联系。赵树理以表现农村革命为主，而且农民往往在革命中成长起来。孙犁则是将乡村书写放置在革命历史潮流中，表现的大多是革命情谊。

这三类叙事传统可以说都是对于乡土世界的外化：批判的叙事传统将乡土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通过对其批判实现启蒙、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抒情的叙事传统同样是将乡土放在二元对立的冲突之下，沈从文的“希腊小庙”是他在发现都市阉寺性下设置的理想王国；革命的叙事传统更是把对乡土的书写当作实现政治理想的载体。乡土文学的三类叙事传统都将乡土作为某种广泛的寄托，在这种叙事传统的影响下，乡土主要是作为社会历史的环境出现。如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大多是以乡村发展中保守与求变两股势力的斗争为出发点，反映时代背景下乡土世界的变化。他的《秦腔》不仅反映出“秦腔”这一戏剧形式的消亡，更是通过两代人的观念差异，表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式微，有一种挽歌的基调。可以说，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视角进行描写，乡土文学缺失了个体对于乡土经验的深入阐释。

不论是出于启蒙与革命的目的对乡土世界与国民性进行文化批判，还是表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或是将乡土置于与都市对立的情境下进行现代性反思，皆是对乡土的能动反映。但乡土文学同样可以成为个人深层经验的表达与精神的输出，可以成为内视角下的庞杂与丰富的世界。在当下乡土文学发展的瓶颈期，表达个体的乡土经验与乡土记忆，也许能够使乡土文学重新散发活力。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引用甘地的话：“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除了在乡土中发现问题、于乡土中仰望天堂，我们或许还可以赋予乡土书写无边的生长性，在乡土书写中使“世界成为我的村庄”。

二、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

乡土作家大都来自农村，有着充分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是成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后，他们又与农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对于乡土的反叛与文化上的疏离，有着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上的危机。正如鲁迅在“乡土文学”概念中提出的那样，他们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在青年时代离开了自己生长的故乡，寓居现代文化勃兴、开放的北京、上海等都市之中。他们体验和吸纳城市文明，创作题材却集中在闭塞、遥远却熟悉的故乡农村，不论是心理还是创作活动皆受制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抉择的困境。

虽然许多作家都强调自己的乡土身份，如沈从文、贾平凹等都反复强调自己是农民，但是他们徘徊于城乡之间，与土地若即若离，在创作中也是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来回切换。一方面，他们将“自我”设置在乡土之外，以知识分子的眼光观照乡土的变迁，对乡土进行审视与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乡土视作自己的精神故乡，对于他们来说，鄉土是与城市相对立的一片净土，是失意时的避难所。同时，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表现为自我认同与外界认识相矛盾的情况。比如在最近的诗歌事件中，食指说余秀华要写农村的痛苦，余秀华则说她不认为农民的生活是痛苦的。余秀华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立场上的乡村感受是痛苦的，虽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大众还是把她的农村身份和苦难经历作为她创作的标签。在某种意义上，她迎合了大众消费“苦难”的心态，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分裂。

此外，作家身份在作品中的彰显体现了乡土文学创作的另一问题，即知识分子笔下的乡土是否就是真实的“乡土”？知识分子与农民分属于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系统，他们对于乡土的言说，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农村的建构或想象。而农民往往很难书写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知识分子的话语所取代，甚至有可能被扭曲或篡改。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就直接指出，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他们的话语权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解说之下的。因此，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他们所建构的乡土世界也令人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则进一步消解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如果说作家自身的精神困境是其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内在因素，那么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则从外部加重了这种危机。

三、当下乡土经验的缺失与乡土的消逝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乡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儿童、老人留守村中，造成农村“空巢”的现象，而且农民也不再以土地为生，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各种副业所取代，农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爆炸，农民不再是封闭的田间劳动者。他们对于信息的接受与消化，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且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总的来说，当下的乡土社会正在高速城镇化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农业文明也在不断地走向衰落。

此外，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乡村的巨变加大了他们与乡土世界的距离，造成了他们与以往乡土经验的断裂，所以他们在面对现今的乡土时多处于失语的状态。就像阎连科所说的：“现在，面对这个转型，给我，甚至是给我这一代的作家带来的困惑是，你所熟知、熟悉的土地和乡村，是过去的，不是现在进行时的；属于你的那个‘本土’和‘乡村’，是昨天的而非今天的。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部分60年代作家写得比较好的‘本土文学’，绝大多数都是‘过去的记忆’，而非‘今天的经历’。这就给写作带来一个问题：当你真正想要透过乡村关注中国今天的现实时，你和现实是‘陌生’的，隔着一层的，是无法真正形成张力和那种我们说的‘紧张关系’的。”所以，作家与当下乡土世界的隔离也是乡土文学发展停滞的原因之一。

文学主体经验的缺失与客体的消亡在客观上造成了现今乡土文学的停滞，乡土作家的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作家来说，掌握乡土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乡村的变化又是急剧且持续的，所以当下的乡土文学的创作需要年轻的新一代作家来实现。他们是年轻的“70后”“80后”乃至“90后”，能够直观感受到现代农村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前辈乡土作家承袭传统的负重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知识结构完善、理論积累丰富，在乡土写作中相对自由。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乡村作为一个自足性的结构，并不需要作家对其进行知识分子的审视与批判，相反，对于乡土世界中某些人类共有的生存经验、情感诉求的关注，可能会促使乡土文学产生新变。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青屏. “常”与“变”——乡土写作的新质与困境 [J].长江文艺评论，2018（2）.

[3] 程光炜等.乡土文学的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J].渤海大学学报，2010（1）.

基金项目： 喀什大学2019年度校级项目：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情与怀（2019KRY005）

作 者： 杨筱，喀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作者：杨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