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探讨论文

［摘要］作为顺应建设责任政府而产生行政问责制自产生之后在中国刮起一阵“问责浪潮”，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明、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制不完善、行政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也呈现在人们面前。探讨如何使行政问责制走出困境成为当务之急。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行政问责制度探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行政问责制度探讨论文 篇1：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不足及对策探析

摘要：作为一种责任评价和追究机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它的推行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本文分别从权责模糊、观念滞后、配套制度不健全三个方面探讨其不足，并相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行政问责；缺陷；对策

行政问责制，就是行政问责主体，按照法律程序，对行政问责客体在特定范围内的行政行为实施或职责履行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给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决定是否追究其责任和追究何种责任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制实质上是一种责任评价及追究机制。

一、我国推行行政问责过程中的问题

1　权限和责任比较模糊

权责不明、干部责任难于界定是当前干部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约问责制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方面，主体与客体难以界定。从行政问责主体看，一般都是上级部门调查，最后作出处理，而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却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另一方面，职责与权限关系模糊。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有权无责、有责无权等现象。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党政之间权责不清。目前党委和政府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上存在较多重叠，容易引发权力冲突；二是同级政府部门之间权责不清；三是上下级行政主体权责不清。

2　问责观念明显滞后

行政问责观念，就是与追究行政责任相关的思想、意识等。它主要包含人民主权思想和责任观念。当前我国行政问责观念发展不足。一方面，人民主权思想缺失。人民主权思想的核心是国家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另一方面，责任意识淡薄。责任意识是人们对自身行为负责的一种主观意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行政人员责任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明哲保身”观念和“权本位”观念两个方面。

3　配套制度不健全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在制度上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一方面，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不健全，主要表现为：行政问责制只是政策而不是法律，并且行政问责的范围较窄。这使得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问责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种应急措施，没有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程序规范不到位。行政问责制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是要着力加强问责的程序化和法制化。但是，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明显缺乏明确而规范的程序和标准，可操作性不强。行政问责制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理念，但却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做支撑，常常导致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

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1　搞好相关法制建设

行政问责要怎样启动、由何人认定、依照什么程序、失职人员应承担什么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规定，但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为此，健全行政问责制，首先需要搞好相关法制建设。这种法制建设可从两方面来推进：(1)通过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程序、范围、主体等在内的，符合实际的全国性行政问责法律法规，用以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定行政问责事由，明确行政问责方式，界定责任体系等。(2)在追究行政人员违法行政或不作为的法律责任时，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在行政问责过程中，没有法律程序保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利保障。

2　培养行政问责观念

在行政问责过程中，若没有相关观念的培养，问责的有效运作难以想象。行政问责观念是行政问责的灵魂。为培育行政问责观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法制意识、民主意识，以及廉洁、高效的行政意识；(2)树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道德；(3)加强行政人员对行政问责制运作的了解，提高他们对行政问责制的认识，增强他们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意识；(4)加强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为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提供广泛而深厚的问责文化底蕴。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但观念、文化的培养是慢功夫，需要我们不懈努力。

3　科学设计运行机制

行政问责效应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最终有赖于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机制，但当前我国在该领域还没有一套健全的运行机制，问责过程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该项工作势在必行。一方面要发现行政人员的失范行为。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对责任主体有无行政失职的事实判断，是问责机制启动和运行的前提，也是构建行政问责制最关键的环节；另一方面要判断与评估行政责任。对政府、行政人员所应承担责任的判断与评估，是启动问责程序后的第一个环节。判断与评估的准确程度影响着整个行政问责的效果。另外，在行政问责的具体运行过程中要切实注意问责的程序性和严谨性。

作者：马　宁

行政问责制度探讨论文 篇2：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摘要］作为顺应建设责任政府而产生行政问责制自产生之后在中国刮起一阵“问责浪潮”，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明、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制不完善、行政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也呈现在人们面前。探讨如何使行政问责制走出困境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行政问责；困境；完善途径

［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强行政监督的有力工具。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亮点”。全面认识行政问责制、分析行政问责困境和完善途径都必须从深入理解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开始。

一、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至今行政问责的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学术界对此仍没形成定论。西方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比较早，成果也比较显著。《公共行政实用辞典》中美国学者杰·M·谢菲尔茨提出了“行政问责”的概念，并将问责的范围界定为“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高官，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1]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于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只是处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诸位学者不仅认识到行政问责这一“新亮点”的重要性也有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解进行了阐述。目前虽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公众对政府进行问责的制度。二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制度。”[2] 尽管学术界对行政问责制的界定众说纷纭，不难看出他们拥有一块共同的基石，即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的使用要具有正当性，如果造成不良后果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本质上是通过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真正实现公共利益。对于行政问责制的界定，本人认为周亚越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周亚越认为，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3]

对于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行政问责的主体，也就是 “由谁来问”。在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有同体和异体之分。同体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领导，异体包括政府行政系统之外的党委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众等。第二，行政问责的客体，也就是 “向谁问”，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第三，行政问责的问责范围，也就是“问什么”。政府的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等都在溯及范围之内。第四，行政问责的程序，也就是“如何问”。从启动问责程序到问责结束，问责程序都贯穿其中。第五，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主要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民主责任等主要方面。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一项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伴随现代责任政府而产生的。责任研究虽然是个古老的话题，但行政问责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新话题”。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我国开始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之后随着“阜阳劣质奶粉”案、 “彭水诗”案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中行政问责制在我国风起云涌般的掀起一股“浪潮”。这股“浪潮”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问责主体比较单一。行政问责的主体分为同体和异体，两者相互影响，不可或缺。从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可以看出其局限主要是同体问责为主而缺乏有力的外部监督异体问责。同体问责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的问责，即在政府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专门行政机关对行政人员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党委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众等。在同体问责的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相关利益、形象、自保心理等因素的制约。异体问责的力度和有效性都不足，时常处于边缘地带。实现从内部问责到外部监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必然之路。

第二、问责对象模糊。行政问责的对象应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各级领导。但我国政府职权机构中存在的客观现实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权力划分不清，责任范围比较模糊、责任人划分不明确。主要表现在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不同级别官员的责任划分不明确，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相互搪塞，形成问责对象模糊的尴尬局面。行政问责的本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不依法行使公共权力或不作为造成的否定性后果进行责任追究，目前行政问责对象的模糊势必影响行政问责效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滥用权力或不作为的风气。

第三，行政问责法制不健全直接影响其实施效果。从行政问责制在中国逐步成为一个新“热点”开始，许多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专门的行政问责制度，但纵观全体看，目前我国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行政问责制法律。一方面，行政问责制法律规定比较混乱，尤其是在特定的关于行政问责的程序法、诉讼法以及有助于公民知情政府政务的相关法律及配套规定方面很是欠缺。另一方面，各地的行政问责法不统一，造成同一问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从问责对象、问责程序到责任后果都存在差异。最后，制定相关行政问责法规不是目的，使其充分实施并达到应有的效果才是目的之所在。目前来看与法规相配套的具体操作办法不健全。问责主体在行使问责权利的实践中缺乏相关具体操作方法的指导，无法从根本上体现行政问责制的制度效应。

第四，行政问责信息不充分。行政信息公开指政府部门和法律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公共组织主动或根据公众申请公开行政信息，并方便公众获取的各种活动与制度的总称。[4]强调行政信息公开、最大限度的共享行政信息，已成为当今世界行政信息化发展的公共趋势。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公民参与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政府问责的基础，政府及其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相关信息包括办事内容、办事方法、办事程序等的公开和透明是行政问责制有效实施的重要信息保障。但当前的事实是政务公开、信息公布的广度和力度都与问责主体知情权的真正全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首先，行政信息不对称。政府掌握信息主动权，相关政务信息不公开透明，行政问责主体的知情权没有得到保障，信息不对称导致行政问责难以实施。其次是行政信息公开不完整。我国目前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政府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哪些信息必须公开，以何种方式公开都处于法律真空地带。行政信息不完整必然会降低行政问责的效率，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分析

行政问责制作为民主政治理论在新时代的回应，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亮点，建设责任政府的基石和保障，对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有着不可言喻的作用。它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困境是不可避免的，积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提高行政问责制的效能。

第一、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机制多元化。行政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在目前主要是同体问责的现实形势下必须强化异体问责，突出异体问责的有效性、公信力和民主性。首先，强化人大的问责权力。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高于行政、司法等其他国家机关，是异体问责最主要的问责主体。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质询权、特定问题的调查权、罢免权等。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问责主体单一的现实困境，必须加强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完善我国权力机关的责任追究机制，并且保证人大问责权的可操作性。强化人大的的问责权力不仅有利于行政问责制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建设责任政府。第二，实现媒体舆论和公众的问责权力。新闻媒体在西方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近些年的曝光事件中，新闻媒体的强大力量更是展露无遗，也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保障新闻媒体的知情权，完善新闻媒体问责监督的法律制度也就成为强化新闻媒体问责权力必须要做好的工作。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人民群众有权力对政府及其官员提出批评、建议和行政申诉、控告和检举等，要求其说明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及产生的效果。鉴于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中公民问责制度、问责渠道、问责程序等方面的不足对症下药，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还要特别注重公民问责精神培养，全社会问责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公众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软硬件都过硬。

第二，明确问责对象。明确问责对象关键是要确定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职责权限，坚持权责对等进行行政问责。首先，确定行政失范行为是否要进行行政问责。并不是所有行政失范行为都要启动行政问责制度，坚持合理处理的原则，根据事实真相明确是否需要启动行政问责制度。众所周知，启动一项制度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撑的，坚持实事求是、合理处理的原则，不但可以提高行政问责的效能也能节约行政成本。然后，明确直接和间接责任人。必须明确党政官员之间的职责和权限，便于进行问责和追究，同时要明确正副职之间的权责范围，惩罚应该惩罚的对象，避免出现替罪羔羊现象，维护政府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三、加强行政问责法制建设。防止行政问责异化必须加强行政问责法制建设，从法律上给予严格要求。首先，必须加快相关立法，填补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律空白，确保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都有法可依，保证行政问责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相对比较落后，需要及时立法给予被问责人员以救济保障，进一步升华人权理念。然后，针对我国行政问责立法比较粗糙、各地之间不统一的现实困境，必须统一中央和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条例等的效力、适用范围，形成统一的标准。从中央到地方执行统一的法律、制度标准、具体操作细则，从法律地位上保证我国行政问责制走向上下一条龙的和谐统一局面，促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建设责任政府、政治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

第四、利用网络优势充分表达民意。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网络已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中并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行政问责的实施也有赖于网络科技的发展和普及化，现在网络科技不仅是人们方便快捷的沟通方式，也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带来冲击和挑战。这种形势下，政府将更具有责任感和正义感，更加透明的为人民服务。合理利用网络优势资源推进电子政务体系建设，增加政务公开和信息透明度，不仅有利于监督政府行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而且也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树立，减少政府合法性危机。

〔参考文献〕

〔１〕Jay M.Shafritz.The facts on fole dictiona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ew York: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5

〔２〕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36.

〔３〕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36.

〔４〕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16

〔责任编辑：许长革〕

作者：张丽

行政问责制度探讨论文 篇3：

行政问责层级内涵与价值探讨

摘要：当前我国对于行政问责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主要是从行政问责的内涵、问责程序、问责制度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对于行政问责层级研究尚属空白。就当前我国公共行政而言，明确行政问责层级，有助于行政问责效果的实现。基于此，本文提出行政问责层级的概念并对其研究价值进行探讨，希望对行政问责的深入研究能够有所助益。

关键词：行政问责 层级制 行政问责层级

key word: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Hierarchy;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level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研究立项项目：《政府官员问责：标准体系与制度设计相容性研究》（10YJA810035）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闫宏伟（1987-），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理论与方法。

一、行政问责层级内涵界定

行政问责层级概念由行政问责和层级两个方面构成，其中，行政问责是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机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环节；层级体现了政府的组织结构体系，即层级制。因此，要深入考察行政问责层级的内涵，应当综合行政问责与层级制的内涵进行探讨。

（一）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未承担法定行政义务等行为，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问责，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

具体而言，行政问责的内涵主要包括：

1．行政问责主体可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行政系统内部的自身问责，异体问责是指问责主体来自行政系统之外，主要包括人大、政党、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社会团体等。行政问责主体有层级之分，就我国当前启动的行政问责案例来看，主要体现为同体问责，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层级节制的政府组织体系，又主要体现为上问下责。

2．行政问责客体指问责的对象，主要包括各级行政机关及公务员。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问责客体主要是指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

3．行政问责范围。既包括重大事故的问责，也包括尚处在萌芽状态或预警状态事故的问责；既包括决策失误的问责，也包括行政能力不足和行政不作为地问责；既包括直接责任的问责，也包括间接责任的问责。总之，有多大权力，就应承担多大责任。

4．行政问责程序。包括问责主体回避、质询答复时限、问责人员组成、罢免决议通过人数、问责客体申诉程序、听证程序、复议程序等等。

5．行政问责责任体系，即问责对象应承担哪些责任。具体来说，政府责任体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与道德责任。前三种是客观责任，后一种是主观责任。

6．行政问责后果，即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承担的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公开道歉、责令做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给予行政处分、责令辞职、免职、撤职 、承担法律责任等。

（二）层级制

层级制，是指公共组织在纵向上按照等级划分为不同的上下节制的层级组织结构，不同等级的职能目标和工作性质相同，但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却随着等级降低而逐渐变小的组织类型。其特点是领导者与其下属之间是统一的直线关系，指挥和命令从领导系统的最高层到最底层，按照垂直方向自上而下贯彻执行，从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层次的“金字塔”形的阶梯等级。层级制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主要表现为行政层级之间的层级节制。

行政层级也称政府层次，是指行政机关及机构的纵向排列秩序，其更多的是指不同级别政府机构的纵向设置。[1]

我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省——市——县——乡四级行政层级体制，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各地实际差异很大，地方行政层级也不尽相同，大体可以分为两级制、三级制、四级制三种类型。两级制只存在于直辖市的城区，实行直辖市——市辖区两级制，市辖区是基层地方政府；三级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直辖市——县——乡(镇)；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市辖区；省(自治区)——县(自治县，县级市)——乡(镇)；省(自治区)一自治州一乡(镇)；四级制主要有两种情况：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县(自治县、郊区、县级市)——乡(民族乡、镇)；省(自治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县级市)——乡(民族乡、镇)。

通过以上划分，可以归纳出我国的行政单位主要包括：

（1）省级行政单位。目前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是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域。

（2）地级行政单位。是介于省级和县级之间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包括地区、自治州、行政区和盟。

（3）市级行政单位。除中央直辖市外，有省辖市（地级市）、地辖市（县级市）、省辖市辖市（县级市）等。

（4）县级行政单位。是中国地方二级行政区域，是地方政权的基础。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工农区、林区等。

（5）县级以下基层行政单位。包括乡和镇，是地方三级行政单位。

各层级政府国家权力结构设置呈现一体性，主要表现为[2]：（如表所示）

除了政府行政层级划分之外，政府公务员按照职责权限，还存在级别划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的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国家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分为十五级，其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

（1）国务院总理：一级；

（2）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二至三级；

（3）部级正职，省级正职：三至四级；

（4）部级副职，省级副职：四至五级；

（5）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五至七级；

（6）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助理巡视员：六至八级；

（7）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七至十级；

（8）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助理调研员：八至十一级；

（9）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九至十二级；

（10）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九至十三级；

（11）科员：九至十四级；

（12）办事员：十至十五级。

政府行政层级与国家公务员级别，是研究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层级的重要依据。

（三）行政问责层级内涵

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是构成行政问责的两个关键要素，行政问责层级主要指问责主体层级和问责客体层级。行政问责主体层级是指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应由哪一级别的国家机关或领导人启动问责。在此，应当区分“问责发起者”与“问责启动者”两个概念。“问责发起者”是指当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在其管辖的部门或工作范围内，出现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时，谁最先对行政机关的上述行为进行质疑，提出批评，并公之于众，引起公众与相关部门重视。“问责启动者”是指实施问责的行为主体，一般指行政机关、人大、政党等国家公共权力的享有者。本文所提出的行政问责主体层级是指问责启动者层级。行政问责客体层级是指，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应当由哪一级别的国家机关或行政人员承担责任。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行政问责层级是指，在行政问责过程中，由哪一级别的国家机关或领导启动问责，应当问责到哪一级别的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体现的是一种纵向问责关系，主要表现为上级国家机关问责下级行政机关，本级机关领导问责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明确这些问题可以解决行政问责过程中层级不明、权责不分的问题，对于行政问责的切实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政问责层级相关概念辨析

行政问责层级研究涉及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的层级问题，因此与行政首长问责、等级问责有一定联系，但又存在根本不同。

（一）行政首长问责

我国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所谓行政首长，是指依法行使行政权、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行政机关的首长，即行政第一人，是唯一的享有最高职权的人，往往指行政机关中的正职负责人。[3]

行政首长问责制，即问责行政机关最高领导人的制度，是行政问责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行政首长问责制，是指行政首长出现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不承担法定义务的行为时，依法追究其责任的制度。

行政首长问责制有明确的问责对象，在同级政府内，由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各职能部门行政首长；在层级政府间，由上级政府行政首长问责下级政府行政首长。由此可以看出，行政首长问责仅是行政问责层级研究的一个方面，但并非全部，二者不能等同。

（二）等级问责

“等级问责存在的基础是韦伯的理性科层制。”[4]在一个科层制组织内部，依据等级结构划分组织的职位和职责，每个等级的职责对应相应的权力，高层职位者有权力要求低层职位人员完成工作任务，并对此进行质询；低层职位人员有义务完成所分配的工作，并承担失职带来的处罚。因此，等级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都是清晰的。

而行政问责层级研究中，主体与客体都是不确定的，需要通过研究，确立一系列的标准来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和客体。行政问责层级与等级问责二者之间有质的不同。

三、行政问责层级研究价值探讨

当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实践过程中，层级不明、权责不分等现象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的实施效果，制约了责任政府的构建进程。行政问责层级研究是对行政问责进行扩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够填补行政问责研究的理论空白，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

（一）明确行政问责层级，能够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

行政问责层级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点，如果不能对问责层级进行很好地区分，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纰漏和问题。构建行政问责层级制度，明确行政问责标准，当符合哪一标准时，则问责到哪一级别的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这样，可以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减少问责随意性，增强问责公信力，对行政问责的切实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二）明确行政问责层级，能够促进责任政府构建

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构建责任政府。行政问责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但是，在行政问责实施的过程中，尚存在各种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行政问责层级制度缺失，问责不公与问责不明现象明显。明确行政问责层级，可以在构建责任政府的过程中少出错，少走弯路，因此，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优化政府形象，促进责任政府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行政问责层级作为行政问责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对于解决当前问责实践中层级不明、权责不分等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行政问责效果的实现。随着各种问责问题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行政问责层级研究也必将不断推进。

注释：

[1]李文涛.我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改革的探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4）：4

[2]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31

[3]田志毅.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原理与原则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4)：5

[4]宋涛.西方现代行政问责体系及对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的启示[J].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5)：52

作者：闫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