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完善分析论文

摘要: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政问责制完善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行政问责制完善分析论文 篇1：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律制度的思考

摘要：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完善的责任机制和可问责机制，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和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所必须具备的品格，也是其活力的源泉。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现实途径。本文对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

关键词：行政；行政问责制；法律制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１６

作者简介：张雅光（１９６２—），女，吉林长春人，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副编审，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一、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践行

行政问责制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和普遍性，发达国家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度的很多比较成熟和完备的做法和经验模式可供我国参考、借鉴。例如：英国是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创立者，开启了议会监督的先河，议会对政府的种种监督与制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起着有益的参考作用。英国的质询、弹劾、不信任投票及调查制度等，规定得较为详细、具体，程序严格，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包括议会权威地位的确立、专门的委员会设置、专门的人员配备、完备的程序（尤其是调查程序与司法程序相似）等，都对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制度有启发。再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包括扩大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实行司法体系改革，确保法院及法官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确立违宪审查制度，保证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有力的监督等。

我国内地开始追究官员责任以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日政府应对“非典”危机为标志，在“非典”危机中，被免职的人员包括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等省部级高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大范围地追究政府责任。这个时期对行政官员的处理所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主要涉及公务员的责任追究，包括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

“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措施的有效贯彻执行，政府执行力不断提升分不开的。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 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权力就是责任，有权必须尽责。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违法和不当行使权力，或者行政不作为，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构建责任政府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推进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立责任政府和增强公务员责任感的关键举措和必然选择。

二、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

良好的初衷并不必然意味着改革的成功。任何一项制度的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行政问责制在实施中也引发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职责、权限和责任混乱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责任划分模糊，一直是行政管理中的一大难题。由于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制度，政务类和业务类的公务员职责不甚清楚，导致责任虚置或责任无法追究。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和权限范围的模糊性、部门职责和权限范围的模糊性、公务员的职位分类体系不清，导致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职责权限规定不明等。其结果是党政官员之间该问谁的责任、不同层级的官员该问谁的责任及不同部门之间该问谁的责任并不明确，以至于出现“真空地带”，问责也就无从谈起。

（二）行政问责文化滞后

从一些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引咎辞职规定来看，大多强调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这和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所规定的首长负责制是相吻合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实行集体负责制，如果让某一个政府官员单独承担责任，似乎都令人感到突兀。简单地说，我国还缺乏实行问责制度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基础。有人认为，中国的官场没有“责任问责”的习惯，中国的官员没有“责任问责”的心理准备，中国的社会没有“责任问责”的氛围，包括文人在内的老百姓没有“责任问责”的勇气。究其原因在于：“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自律弱化和民主法治意识淡薄。目前，有些地方选举人大代表的选民厌选情绪日渐浓厚。投票时随心所欲，随大流，搞恶作剧，或者对贿选熟视无睹。人们对贪官污吏的容忍和羡慕乃至生活中对社会不公的逆来顺受已经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如此的国民心态和政治素质又怎能对官员进行问责？

（三）行政问责配套制度缺失

问责制的实施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不兼容的地方还很多，实施问责制的良好制度环境还没有形成。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思认为，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在我国市场多元化导向的制度变迁进程中，用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来实施对政府行为和公共生活的规范调控。制度创新不足表现为：监督问责制度虚置、信息公开机制、行政问责法律、绩效评估机制和责任主体救济制度等还不够完善。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许多必要和重要的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制度创新不足已成为造成政府部门和官员责任感不强和对之责任追究乏力的重要根源。

三、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

行政问责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亮点，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也需要一系列相关的配套制度。美国行政伦理学教授特里·库伯认为，维持公共组织中负责任行为主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即制度建设和伦理建设。所以，建立科学健全的行政问责制，需要突破很多现有制度。真正的问责制，除了来自于制度的具体规定外，还来自于民众和舆论的“软”压力，来自于官员的道德自觉，其中，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尤为重要。从长远来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划建设：

（一）在意识观念上，要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和政治道德意识

这就要求在制度设计上，要让选择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在到政府部门工作前就形成“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摒弃政府官员职业统治感和优越感的权力支配意识，树立新的政府职能意识，增强责任感和荣誉感。同时，各级官员要转变观念，不仅要求自己“正确地做事”，即不做法律禁止的事，而且还要意识到“做正确的事”，即去做促进社会发展或更好的事情，逐步提高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真正履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诺言。

（二）重塑中国行政问责文化

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之间的一切相互行为、相互关系都不能独立于特定的文化环境而存在。实践证明，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行政领域。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问责制的灵魂。行政问责制的核心在于问责，而问责的落实则有赖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行政问责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民为本、强调权责一致；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

通过重塑行政问责文化把与问责制有关的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传输给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并通过社会舆论等对其行为予以制约。文化作为柔性机制与刚性机制往往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如果整个社会缺少行政问责文化这一柔性机制，行政问责制就会因缺少观念支持而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等具有重要作用。当然，培养行政问责文化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必须重新审视权与法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的障碍；重新审视权与民的关系，消除权力只对上级负责的障碍；重新审视权与责的关系，消除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的障碍。行政问责文化的确立为行政问责制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底蕴。

（三）构建中国行政问责法

道德仅能起到一种无强制力约束的作用，因此，仅靠道德来约束各级行政人员是不够的。对于责任伦理思想，维兰德曾指出，由于其缺乏像法律那样的制裁机构，因而责任伦理学家常讲的“要为未来和历史负责”是在说大话，难以具体实施和发挥作用。因此仅靠加强行政问责文化的培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提高到法律的高度来给其以强制力的支持，使得责任主体从被动走向自觉。为了使行政问责制成为一种“真问”、“真责”的长效机制，建议在整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中有关公务员权责事项的基础上，创设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以法律的方式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以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失职官员当受何种处分。使问责制法律化、制度化，真正使“问责”有“制”可问、有章可循，唯此，问责制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制度建设。

（四）健全和强化异体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同体问责是来自政府内部的问责。异体问责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司法机关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政府的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且以同体问责为主，在实践中难免存在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异体问责力度不够，甚至经常处于“话语缺失”状态。

从行政问责制的长远发展来看，行政问责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责任政府的建立，必须实现对行政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从内部问责到外部监督的方向发展，即异体问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异体问责途径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需要这些异体问责主体相互之间以及与同体问责主体之间构成一个有机交错的网络，以此来规范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方向和管理模式。

（五）在制度建设上，要使问责制程序化、制度化

目前，倡导责任政府关键不在于提出口号与原则，而在于建立健全制度和程序，以法律或条例的方式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以何种程序来判定官员失责，失责官员当受何种处分。具备了这些程序的问责制才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其具体制度措施包括：⑴建立信息公布制度。人大应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并给予媒体一定的报道权以及扩大公众的知情权，使政府信息和官员工作合理公开，信息透明，使公众有权利问责，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监督问责之下。⑵扩大质询权。我国现行法律对质询权的规定很不完善。例如：全国人大组织法只规定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会议期间，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书面形式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而没有规定对这些部门负责人的质询权，所以，应扩大质询对象。⑶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要适当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强烈意识到手中的权力与责任同重，要为失职腐败行为付出代价。⑷建立和完善引咎辞职制度。让政府和公务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防止权力滥用。实行问责制，不仅意味着出了事官员要引咎辞职，而且还意味着对那些平平庸庸、人民不满意的官员，也要责令其辞职甚至免职，真正整肃吏治，落实执政为民，权为民用的理念。⑸规范权、责、利之间的关系。问责制制度化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保证“权责对等”，明确权利和责任挂钩，要细化标准，增强可操作性，形成刚性的制约机制。⑹加强责任追究机制。一是要完善责任监督机制，包括政府内和政府外的、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各种监督，政务公开；二是要严肃法纪，对于政府官员的任何失职行为都应依法给予处罚，决不能姑息。建立一套制度化的官员问责制不但会使公众对官员的行为有某种预期，而且也使官员对自己施政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有某种预期，这种预期会促使官员更努力奋进。

实行行政问责制，需要许多配套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和促进政务透明；明确职责划分和严格权责对等；完善政府行为绩效评估机制；健全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等都是行政问责制所必须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建立起这些刚性制度，才能使行政问责落到实处。

总之，研究世界各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及其长效机制，结合我国的现状，制定相应的适合我国现状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于加强我国的法治建设，更好地约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切实保障公民的个人利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Ｊ］．理论月刊，２００４，（１２）．

［２］顾亮，冯加严．后非典时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Ｊ］．理论与改革，２００４，（０３）．

［３］黄健荣，梁莹．构建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的必由之路［Ｊ］．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１１）．

［４］黄健荣，梁莹．论问责新政：多维理论之考察［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１１）．

（责任编辑：徐虹）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ｇｕ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ａｖｅ ａ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ｓ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ａ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ｓｔｕｄｙ，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ｕ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作者：张雅光

行政问责制完善分析论文 篇2：

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摘 要: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异体行政问责制;政务公开;民主政治

一、异体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特点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通过一定的程序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按照问责的主体来划分,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属于传统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运作。这种问责方式虽然成本底,操作简单,控制性强,但问责主体缺乏制衡,问责范围狭窄,问责力度弱,很难适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异体问责制是指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即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法院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以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问责。由于问责主体处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系统内,问责能够在行政系统外进行,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

相对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制的特点有:一是问责主体多元,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异体问责制的主体设置多元,把问责的权力交给人大、司法机关、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等不同的组织和系统,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实现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大大减少人情行政,有利于建设责任政府;二是问责范围宽泛,实现问责制常态化。异体问责制的主体有多个,对政府的监督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对重大人为突发事件迅速启动的后果型问责,也表现为对权力监督、决策失当等过程型问责,还有对“不在状态”、“太平官”、“无为官”的问责。不仅能惩罚公务员的失责行为,还能对公务员起到警戒和预防的作用,确保政府与官员平时认真负责,有效防止相关责任事故的发生;三是问责力度强,问责结果易落到实处。异体问责属于行政系统以外的横向问责,问责主体的独立性强,问责客体的范围广,各个层级的首长和官员都是问责的对象,问责过程和结果透明,避免了暗箱操作,官员在承担责任时难以避重就轻,从而可以从制度上保证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自2003年4月“非典”危机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对行政问责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03年8月长沙市在国内率先出台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此后,重庆、浙江、深圳、河北、广西、甘肃等也陆续出台行政问责相关规定,对问责的主体、客体和程序等作了界定和规范,在全国掀起了问责风暴。一些由于渎职、失职或者因工作失误导致严重后果的官员,轻则诫勉,重至免职,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优化了公务员队伍,初步树立了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但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以同体问责为主,人大、司法机关、民主党派、新闻媒体、人民群众等异体问责主体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二、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1.问责主体缺失。行政问责制重在异体问责,目前我国异体问责主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发挥。人大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是异体问责主体的中枢。由于缺乏具体的制度和操作程序,人大虽有质询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很少启动,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施,人大在行政问责制中没有唱主角甚至集体失语;其次,司法检察机关是重要的异体问责主体,通过司法审查能从根本上震慑那些不负责任和触犯法律的官员。但目前我国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常常止于“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决定官员应否被司法追究的是更高层级的官员,并非作为司法介入标准的事实和法律,司法机构很难主动介入;民主党派是异体问责主体的重要力量,其监督作用的发挥程度决定着执政党和政府行为接受约束的程度。从目前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都要和政协、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但民主党派对国家政治生活、政治事务参与的力度还不够;公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有权参与政府责任的质问和追究,但我国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备的公民问责途径,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尊重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问责权;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本应承担起社会监督责任,由于我国舆论监督立法严重滞后,管理体系不顺,新闻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权威性不足,甚至出现同一事件众说纷纭的现象,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2.问责客体不清。行政问责制的目的是促使政府承担起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责任,督促各级官员更为科学、合理、民主地行使权力,保证政府系统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这就要求党政之间、政府各部门及相关人员之间有着明确的职责划分和严格的责任体系,而我国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体系,党政关系错综复杂,国家机关岗位设置及其职责划分不清,尤其是党政职能之间、各层级之间、领导的正副职之间、公务员之间的职权划分相对模糊,职能交叉重叠,有权无责、有责无权的现象相当普遍,导致异体行政问责的问责客体不清。例如,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由常委会集体研究,采用合议的集体决策方式来决定,而宪法规定政府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拥有所辖区公共事务的自由裁量权和最后决定权,行政首长负责制与集体决策民主集中制交叉,发生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行政首长也可能以集体决策的名义推卸责任;法律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关系做出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不清;上下级之间权力和责任边界模糊,形成“追下不追上”,出现“小官”为“替罪羊”的丢卒保帅现象;各部门职责不清,权力边界模糊,出现问题时推诿扯皮、推脱责任;正副职之间职责不明确,导致行政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3.问责信息缺失。斯蒂格里茨认为政府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纳税人为政府信息的搜集支付了费用,他们就应享有公开查阅和获取的权利,任何想把公共信息据为己有的行为都无异于一种盗窃。在我国大部分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公众缺乏知情权,是实施异体行政问责的主要障碍。我国虽然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信息公开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规定,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决心,防止了政府机构以各种托词不履行公开政府信息义务。但对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哪些信息必须公开,以何种方式公开,哪些信息可以不必公开,或者在多大期限内不予以公开,这些都没有详细罗列,使政府部门有着高度的“自由裁量权”。与信息公开紧密联系的是新闻媒体的独立报道权,因为被公开的信息只有通过媒体的报道才能为公众所知晓,而我国没有制定《新闻法》,这也限制了公众从新闻媒体中获取真实信息的自由。如果人民群众缺乏知情权,不了解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就很难对政府实施有效监督。

4.问责法律法规缺失。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要通过一系列明晰化、规范化的法律法规来规范问什么事的责?问那个官员的责?由谁来问?以什么程序问责?而且问责程序一旦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等,既是一个系统化的制度规范更是一个实体规范,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一部完整的行政问责法,国家和地方虽然陆续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但都局限于同体问责。从国家层面看,现有的《行政监察法》、《行政处罚法》、《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都是典型的同体问责法规。以《公务员法》为例,第二章第十三条虽然提出公务员有“对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权”、“提出申诉和控告”的权利,但对体制外人员的批评建议怎么回应却是空白。从地方层面看,2003年8月以来,长沙、重庆、成都、济南、深圳等市级人民政府,制定了问责制的规定和办法,但其依据基本来自国家行政监察法、国家行政处罚条例和公务员法,这些法律都是局限于体制之内,也没有把体制外的呼应统一其中,导致公民问责“无法可依”,也使问责对象有了可回应可不回应的法律依据。

三、完善异体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1.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首先,发挥人大监督与问责功能。一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党要带头执行宪法和法律,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开展监督工作。二要完善人大进行问责的监督权力体系,对已有的质询权、调查权和罢免权作详细的规定,增强可操作性。三要完善人大进行问责的程序性规定,对启动程序要明确规定质询和调查的方式、步骤和时限,对听证程序要允许公开听证,允许公众参与,详细规定罢免和辞职程序,并保证被问责官员的申辩权。四要提高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的专业化和知识化水平。人大机关要拓宽招才、引才渠道,配好配强机关干部,提高人大机关的专业化水平。人大代表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掌握参政议政的专业知识,并逐步改善人大代表的年龄结构,实现其年轻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同时实行选民定期对人大代表进行质询和问责制度,使其始终处于选民的监督之下,防止其懈怠和渎职,逐渐形成选民问责人大、人大问责政府的制度;其次,加强司法机关的问责。司法机关是重要的问责主体,其中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渎职侵权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和起诉的方式进行问责。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判各种诉讼案件,特别是审判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刑事诉讼案件来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第三,强化民主党派对政府问责的力度。民主党派要依据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力设立专门组织和专门办事机构实施监督和问责,并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问责权利、形式、途径和程序,使民主党派的问责、制约更具有权威性;第四,保障公民的问责权。要培养公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使公民认识到自己是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意识到自身的正当权利不容侵犯。要调动公民参与问责的主动性,只有公民积极参与,才会使政府负起责任,不敢消极懈怠。同时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公民可以以纳税人的身份,通过对行政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诉讼达到问责的目的。第五,保障新闻媒体的问责权。要通过立法保障新闻媒体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使其能够客观公正、不受干扰地行使相关权利。新闻媒体要高度关注公职人员的活动,一旦发现任何不轨行为的线索,则穷追不舍,使公职人员难逃监督。

2.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地界定责任人。按照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的原则,以是否掌握公共权力为依据,把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级党组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共部门等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都纳入行政问责的客体范围。完善职位分类制度,使每位国家工作人员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克服传统政府中的人浮于事、出事无人负责的现象,实现权、责、能的统一,强化国家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改变权责不对等状况。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使中央与地方不仅是行政隶属关系,而且成为各自职权范围内明晰的责任主体。针对我国目前权力边界模糊、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本着谁主管谁负责、 谁负责谁承担责任的原则,严格划分党政之间、不同部门之间、正副职之间、各层级之间的职责,划清有责与无责的界限,科学、合理地确定责任人及其应负责任的范围和程度,从而在异体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过程中,问责主体清楚地知道应该追究谁的责任,责任应当追究到哪一级别政府。

3.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是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也是现代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基本义务。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政务信息应当向公民和社会公开,否则信息不对称,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也就无法追究相关机构及人员的失职行为。因此,一方面应借鉴西方先进国家在此方面的理念、原则、技术及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将我国现有的零散规定予以整合,制定一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另一方面对政府行政公开的形式与内容要加以规范,政府行政公开的内容应包括公开决策、公开行政法规、公开行政标准、公开行政程序、公开行政执行及行政结果、公开责任主体等。政府行政公开的形式应包括广播、电视、报刊、综合年鉴、专项年鉴、文件、通报、简报、专栏、布告、会议等,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信息储存查询网络公开信息。只有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使政府行政透明化,才能最终走出信息不对称的困境,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4.健全异体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追究责任的制度,如果没有一个科学、规范、操作性很强的法律法规做支撑,异体问责制在实践中就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首先,在梳理现有法律、规章和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确保有法可依。在该法中对问责对象、问责事由、追究责任方式,特别是对异体问责主体的问责权等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对我国现有的关于行政问责比较笼统、抽象的条文,例如,对于“重大损失”、“重大事故”,对引咎辞职中的“咎”的性质和轻重的程度,需要作出统一、具体和明确的界定。其次,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尽快制定一整套统一实施、规范明确、便于操作的问责程序。问责的程序需要经过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决定、复议、申诉等几个互相衔接的阶段,具体应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问责的救济程序等。同时对质询、弹劾、罢免等方面的程序要求和引咎辞职以及辞职后重新任命等程序,也应作出明确的规定,以达到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沿着法制的轨道进行,防止陷入人治的误区。此外,应制定《行政监督法》、《新闻法》等,强化体制外监控,保障公民监督权,实现舆论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逐步建立健全异体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1]孔祥利,郭春华.试论异体多元行政问责制的价值理念及其构建[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2]张萍.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分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7,(3).

[3]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4]贺小林,龚亮.困境与重构: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路径[J].理论月刊,2008,(3).

[5]卫志恒.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J].长白学刊,2008,(4).

[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马武玲

行政问责制完善分析论文 篇3：

基层政府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摘 要】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主客体不清、法律缺失、机制缺失等问题，同时也因基层政府行政环境、行政过程的复杂性而使行政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行受到很大阻力，基层政府是面向公众、社会最直接的行政机关，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紧迫性、关键性强，因此，针对基层政府实际情况提出一系列科学、可行的有关行政问责制建设的对策建议有其重大意义。

【关键词】基层政府；行政问责制；现状；阻力；对策

一、基层政府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状

1.问责层级和地区逐步扩大，问责框架初步形成。从2003年开始中央先后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条例》、《行政许可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一系列旨在探索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法律、条例，紧接着地方政府如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海南市等也相继出台了针对不同的问责对象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出台了大量行政问责的办法和规定，并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问责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这些制度文本的层次性、针对性、操作性较强，使行政问责逐渐制度化，体现了中央和地方加大力度贯彻实施行政问责制决心，也证明了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铺垫。

2.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问责内涵不明、问责体系不完备等问题还普遍存在。目前，我国尚无全国统一的关于政府问责制的法律，各地标准不一，关于问责制的法规、条例多散见于一些政策、文件中，且现有规定中对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只是定性描述，缺少定量标准，对应承担什么责任、以何种方式承担责任、向谁提出辞职等无明确规定。现有的专门行政问责的立法形式也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法的效力不高、适用范围不大。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受人为因素干扰多，行政问责制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这是影响其制度化、常态化的硬伤。

问责主体缺位。主要体现在单一的同体问责而缺乏有效的异体问责。问责主要发生在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之间，是一种行政问责，还远没有达到政治问责的高度。地方人大的最高权力得不到体现，其他力量如民主党派、政协、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公民等还未真正进入到问责体系中去，异体问责严重缺失，但异体问责的完善往往才是衡量和检验行政问责制效力的主要标准，因为从根本上政府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对公民承担责任。公民在问责制中角色的缺位使得问责仅仅停留在权力内部层面，无法真正达到实行问责制的初衷。

行政问责客体不清。责任主体的权责不清是行政问责客体模糊的根源所在。实行问责制的前提是政府职能划分明确，责任主体清晰。我国仍处于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这使得政府官员权责划分模糊不清、交叉重叠、有权无责、有责无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决策失误、工作执行不力等现象，责任由谁来负、负什么样的责任等一些问题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相关部门推诿扯皮，以至于出现了“谁都有责任，谁都又单独承担不了责任”的状况。这样，权责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关于责任主体的争论，影响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

问责机制缺失。制度安排能有效防止行政人员行为失当、渎职、失职等，当前我国政府行政问责机制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政府及其人员追究责任的程序缺乏可操作性。以引咎辞职为例，法律法规对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该引咎辞职的人不引咎辞职应该如何追究、如何对引咎辞职进行监督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规定和制度约束。这些漏洞让一些官员有机可乘，下马隐匿一段时间后又合法的上台；二是行政问责制度的缺位。对于出问题的行政人员该问什么责、谁来问责、什么时候问责、结果如何有效化、相关人员应如何惩罚等各项问题都无明确的制度规定，使得问责只能围绕着一个大致框架来进行，给有意之人以可乘之机，对政府、公民都造成恶劣影响。

二、基层政府推行行政问责制的迫切性分析

1.体现了国家机关依法治国、法治行政的原则与精神。依法治国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巨大，依法办事成为全球趋势，我国从中央到地方贯彻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也是努力践行“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的有力举措。任何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且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只要是政府行政人员，不论其身份、地位只要违法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体现了依法行政基本原则的要求，是顺时代潮流，合民心民意的必然要求。

2.有利于政府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基层政府是直接面对公民的“一线衙门”，是公民能够接触到的最近的国家机关的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整个政府形象的象征，基层政府行政的效率、对民意的重视程度等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执政的合法性。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崇尚以民为本，严格依法办事，冲击了传统的“官本位”观念，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使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可以整肃吏治，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充分约束和规定，有利于重新树立起公务员队伍的良好形象，打破干部队伍能上不能下的陋规，而且可以责令那些平平庸庸、不拘小节、随意吃拿百姓的领导干部辞职，直至免职，建立一种更直接更有效的淘汰机制，提高他们的素质，从而更大程度地保护公众利益。

3.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表现。一方面，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使得部分违规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民众的响应，密切了干群关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和目前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这一制度还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有利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约束公务员和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促使他们真正对人民负责，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加强基层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1.拓宽问责路径，强化异体问责，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制应该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从实际的角度看，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具公信力、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更能对地方官员产生威慑作用。因此，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要有同体的问责主体即上级机关、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关而且应该包括异体的问责主体，包括社会公众、各级人大、司法机关、民主党派等，并且要强化异体问责，拓宽公众参与问责的渠道，充分发挥行政体制外部的问责主体的监督、问责作用。只有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体系化，才能确保问责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体现人民主权的意旨。

2.合理划分问责事项范围，提高问责层次，形成问责合力。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地方各部门的职能权责，合理地配置权力和责任实现所谓的职、权、责相统一。问责内容要避免单纯的围绕政府机关财务资金事项进行财政审计，要涵盖政府机关在公共权力范围内所有的活动，只要违反宪法法律规定、违反公共利益就应启动问责程序；在问责层次上，要从单纯追究“有过”向既追究“有过”又追究“无为”转变，既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滥用职权的行政作为以及其他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事故问责，也要对错误的行政决策、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以及能力不足、履职不力、施政不佳、执政不力的官员也要问责。

3.健全问责程序，完善实施环节，规范责任追究行为。程序的科学合法是结果合法和公正的根本保证。行政问责制不仅要规定职能部门根据同级或上级组织的要求向行政主体提出问责，还应根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以及新闻媒体的反映向行政主体提出问责；不仅要具体规定群众、社会团体、人大、政协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程序提起质询，推动问责，而且还要规定责任官员对质询必须有怎样的回应，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回应，由什么样的机构来监督等。要对问责事由、问责主体、问责客体进行明确规范，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程序、步骤，做到问责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4.规范问责行为，制定科学的绩效评估标准，避免避重就轻。创新原来的政府考核制度，由原来的只是内部考核转为面向社会进行公开评估，由原来的只是政府自我考核转为社会评价与政府自我评估相结合，由原来考核过程的暗箱操作转为建立一套可为群众掌握的公开评估指标体系，由原来政府对考核结果具有支配权转为群众对考核结果具有决定权，并且要实现参加评估的主体法定、评估的标准法定、评估的程序法定、组织评估的机构法定，从而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制度，保障评估结果的权威性。只有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才能使问责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责任认定标准，才能避免个别领导避重就轻，袒护责任官员。

5.加快推进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建设，完善问责法制。尽快制定一部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的全国性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体系，以法律或条例的方式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从宏观层面、国家体制层面根本解决行政问责无法可依的问题，把行政问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避免领导人意志对于问责过程的干预和影响，也防止相关利益人员钻空子。

6.加强基层政府机关的行政伦理建设，内化责任，从主体源头上规避责任风险。只依靠法律和外在的控制从根本上讲无法创造或强化一种更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况且，只有主体自身具备了义务、责任的意识其行为才会有负责任的可能。基层机关肩负着公民最直接最深刻的信托，要建立更高层次的职业伦理规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改变行政人员的内在取向，从人的心灵、心态上引导其从错误的行为转向对公众有利对岗位负责的行为。这种职业伦理要求行政管理者要承担社会公共责任、忠实的执行法律、为社会树立典范等，而具体实现途径多种多样，立法框架、负责任的机制、规范的行为准则、改善公共服务条件以及相应的协调伦理组织等。公共管理不是冷淡无情的僵化活动，而是一种包括道德在内的持久、人性化的活动。

参 考 文 献

[1]丁先存，夏淑梅.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

2006（3）

[2]韩兆柱.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7（2）

[3]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4]施雪华，邓集文.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J].探索与争鸣.2009（6）

[5]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2013年度课题“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编号201320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盖宏伟 王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