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建构论文

摘要：完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法可依，依法执行。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重要路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行政问责制建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问责制建构论文 篇1：

行政问责制度应凸显其伦理价值

自从人类有了公共权力，如何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以及引导官员的行政行为，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受政治体制、历史条件、价值理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古代行政机构无法真正生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责任意识，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也并未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度运行的政治基础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在重大责任事故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制度设计。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掀起了一场问责风暴，短时间内高密度地对官员进行行政问责，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然而，作为一项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新兴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其伦理价值并未充分实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行政问责制度伦理价值的具体指向

一般而言，行政问责制是指对那些由于不作为或不适当履行法定职责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政府官员，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其实质在于防范行政官员滥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是政府实现行政责任的自我控制机制。除此之外，行政问责制本身还具有相应的伦理价值，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事后惩戒造成损失的政府官员，而是通过行政约束与责任追究的功能发挥，唤起权力行使者对权力来源与权力本质的思考，在行政官员中树立一种责任理念，将监督与防控寓于行政行为实施的整个过程，督促其成为行政官员的内在自律准则，随时处理具体行政举措的偏差与失误，及时发挥控制阀功能，将政府行为限定在合理正当的范围之内，从而引导责任政府目标的实现。在行政问责制的运行过程中，渗透着责任伦理与行政道德化的价值底蕴，督促掌控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遵行公共利益，引导政府官员以更高的道德标准塑造相应的行政人格，进而改善现实生活中政府自利倾向、行政权力异化、政府官员行政人格分裂等困境。具体而言，行政问责制度的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强化行政官员的责任意识。权责对等是行使权力的基本准则，拥有公共权力就必须履行与其相对应的责任与义务。实施行政问责，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从理念层面上直接对公众负责，积极关注社会公众的需求，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多元社会主体提供针对性服务，以社会和公众满意为依归。从而扩充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承担范围，促使政府实现由“向上级负责”到“为公众服务”的转变。

第二，有利于进一步明晰政府的权责关系。责任不仅仅只是文本意义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是一种与行为导向相联系的道德自觉。各级政府之间的权责明晰，是进行有效问责的基本前提。为了实现行政问责的价值目标，必须理顺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权责关系，界定问责主体权力与责任、种类与内容、大小与程度，以及行政问责的启动与运行、依据与标准等，这必然会进一步明确政府行为的权责边界。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公共权力的正常行使，必须要有相应的监督作为保障。行政问责制度本身是一种责任追究机制，要形成针对监督对象的外在压力氛围，促使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对相应的行为后果负责，必须构筑起全面、系统、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保障相应的责任追问。因此，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也会进一步健全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

第四，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由于行政事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行政官员在具体的行政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其合理的判断，行使其相应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背离公共利益的可能。由于行政问责制度要求行政官员必须对相应的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行为效果负责，使得行政问责成为抵制和预防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基本手段与路径。

二、现实中行政问责制度伦理缺失的具体表现

近年来，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和很多有益的探索，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权必有责，权力受监督”的执政理念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然而，由于我国行政体制尚处于不断健全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与市场化的激烈震荡，外部配套的欠完善与内生发展的不足，再加上行政问责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使得现实中行政问责制暴露出很多伦理缺失的情形。

一是由于责任认定标准不明确而引发的公正质疑。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约束，是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进行行政问责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有明确的责任认定标准。然而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行政问责涉及的事项非常宽泛，事由非常复杂，具体情形也多种多样，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具体实践，对同一种行为或相似行为，都无法形成比较统一的认定结论；另一方面，当前也没有一套非常明晰的标准，以获知行政官员在具体的问责案例中是否履行了职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职责。特别是在当前行政系统普遍采取集体决策制度的情况下，很难划分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进而无法明确各个问责对象的责任承担范围及大小，导致当前对行政责任划分弹性过大，经常出现同事不同责、责罚严重偏离的状况，从而引发行政问责不公正的质疑。

二是由于问责制度依据的缺乏而引发的权威性质疑。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对权力约束的治理工具，可以实现对权力运作的有效规范。应该说，社会对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存在很大的需求。然而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度依据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截至目前，行政问责的主要法理来源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在这些依据之中，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他三种规范性文件虽有一定的约束性，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执政党的内部纪律规范。近年来，在行政问责领域，先后出台的地方或部门性规范性文件，大都是暂行规定与实施办法，不具备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与审慎性，造成了各地对问责具体细节认定的不一致，尺度相差甚大，也引发了行政问责依据权威性不够的质疑。

三是由于问责对象错位而引发的效用质疑。我国的政治体制架构具有国情特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居于特殊地位。一方面，在各级政府层级中，遵循党管干部原则，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党委书记是“班长”，而相应的行政首长只是副手，书记对行政首长具有领导权，在涉及各级政府班子的重大决策时，党委书记行使最终拍板权，而行政首长主要行使执行权。但问责的对象大多是行政首长，虽然随着《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情况有所好转，但在当前党政职能尚未明确划分的情况下，问责对象也会时常出现错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不同层级的政府职能同构，当出现问责事例时，上下级政府的责任划分存在困难。在实践中的行政问责案例中，大多是上级政府追究下级政府的责任，而上级政府却无人问责；在上级与下级需要同时承担相应责任时，上级通常会让下级承担责任，难以让受罚者感受到公平。此外，正职与副职具体责任的划分，前任与继任在时间较长的问责案例中的责任承担比例等等，都容易造成问责对象的错位，从而引发对行政问责制度效用的质疑。

四是由于问责事由及结果多变而引发的信任质疑。一方面，行政问责的具体事项有哪些，虽然有些规范性制度作了些论述，但从实践来看，那些在问责风暴来临之时、受中央或上级领导关注、新闻（网络）媒体曝光、涉及人员伤亡的重大安全事故等往往是问责的重点，而与之相对应的用人失察、决策失当等情形很少被问责。问责事由的选择，似乎更多地像是给上级或公众交代的一场“问责秀”，甚至成为平息民愤的“遮羞布”。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明确的问责启动程序，在什么条件下行政问责制度可以启动，缺乏自动运行的根据。缺乏启动程序的结果，往往就是责任追究行为本身的异化，进而导致行政问责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行政问责结果没有体现明显的制度连续性。在当前的问责案例中，通常采取的是同体问责，存在着避重就轻、惩而不实的情形。问责结果出现了“过场式”的软约束，特别是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复出门”，不断触及公众的神经，高调被问责的官员在不长的时间内会悄然调任其他岗位，问责被“变革”为换岗，免职变成了“带薪休假”，这引发了不少人对问责制度本身的信任质疑，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如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的伦理价值

实践中，行政问责制度出现伦理缺失的情形，不仅与行政问责制度本身欠完善有关，而且也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密切相连。因此，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伦理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是以伦理的准则设计行政问责制度。以伦理的视角，可将行政问责制度视为对可预见的行政行为的一种伦理拷问，要求行政官员为自身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伦理价值，必须从源头上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合乎伦理准则的设计。一方面，要注重行政权力的规范，彰显行政问责制度的伦理德性，助推行政权力朝着向善的方向行进，防范权力运行超出责任的范畴。通过严厉的问责，加大权力异化的成本，促使行政官员不敢、不愿滥用权力，使之遵循“公共”的原则，实现权力的阳光运行；另一方面，要建构良好的权力结构。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目的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是一种公共意志的体现。必须改进行政问责的方法，确保民主监督的实现，保证公民知情权与参与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确保公共权力体现公共意志，满足公共需求。

二是将伦理的认知贯穿于行政问责制度运行过程。行政问责作为体制内权力监督的一种制度形式，其实现过程必须建立在监督对象认同权力制约、权责对应原则的基础之上。此外，还必须仰仗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只有突出制度理念的认同，行政问责制度才会发挥应有的效能，进而形成依法行政与权责同体的文化与惯例。因此，行政问责的制度功效，不在于如何根据已有损失追究责任，而是构筑一套合理、高效、精准的责任追究制度，形成针对监督对象的外在压力氛围，促使行政官员处于责任自律状态，形成相应的心理防线，引导其内在道德自律，强化其内心认可程度，使外在约束制度真正内化为行政官员认真行使职责的道德力量，促使行政官员积极地履行相应职责，实现行政行为的有效约束以及组织的健全管理。

三是强化行政问责伦理文化建设。行政伦理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规范途径，将行政问责文化作为内在自律机制引入行政体制，其目的是强化行政官员的自律约束意识，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缺陷，从内至外激发行政官员的使命感、责任感、正义感，优化行政官员的思想理念、道德准则和行为习惯，促使行政官员真正意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减少潜在失责行为的发生。通过这种对行政官员的行为引导，可以培育行政官员的服务精神，增强公众和政府官员的互动与理解。这种内心道德中的自律，辅以相应的外部制度约束，将会促使政府官员公平公正地为公众服务，形成良性循环，推动行政问责外部环境的有效优化与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动行政问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本文系200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批准号08AbKD06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责编/朱艳秋）

作者：文宏

行政问责制建构论文 篇2：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之一:基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视角

摘　要：完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法可依，依法执行。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法治政府

一、行政问责制与法治政府建设概述

1.行政问责制一般性描述

(1)行政问责制概念

行政问贵是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担负否定性结果的规范。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后果都追究责任的制度。

(2)行政问责内涵

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用五个w来概括，就是Who(谁问)、Whom(问谁)、What(问什么)、What way(如何问)、What d0(怎么办)。①行政问责的主体(Who谁问)，涉及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自然是相关行政部门的上级领导，异体问责主要由司法机关、各级人大、媒体、公众等参与实施，⑦行政问责的客体(Whom问谁)。问谁涉及的是对象，主要是相关行改部门及其公务员，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可能会成为行政问责的重要对象。行政问责的范围(What问什么)，包括对特重大事故、行政行为决策失误、管理失当等方面的问责。④行政问责程序(What way如何问)，行政问责的程序需要相关的法律进行界定，例如问询、检查、罢免、处罚等方面的要求。⑤行政问责的结果(What d0怎么办)，行政问责的结果是要求相关行政部门及其公务员承担行政甚至是法律责任。

2.法治政府建设一般性描述

法治政府概念及内涵：法治政府是指政府的决策等行为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利与责任相联，运用法律加以固定责任、诚信等即为法制政府。

关于法治政府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一般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①政府由法律产生并对法律负责，依法管理。各级政府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④政府的权力只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④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

二、法律法规建设缺失，影响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却是始于2003年的SARS事件以后。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6年初，国务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列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努力建设责任政府。”

行政问责需要有法可依，依法执行。行政问责制要以法律形式规定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依然有不健全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成了行政问责的主要依据。从2003始，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制度来规范实施行政问责制，为行政问责制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必要的依据。但是这些制度规范本身并不是法律，缺乏法律的规范性、普遍性、国家性、利导性、强制性等，各地方政府对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处理措施等也存在很大差异，缺乏全国性的、科学的立法支持。各地方政府出台的行政问责制度规范缺乏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和具有良性循环效益的制度惯例与配套制度，这些都制约着行政问责制度的具体推行。

由于行政问责制法律法规建设缺失，部分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改权力过程中，知法犯法，违法乱纪等，导致了法律权威的流失，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

三、建设法治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制度健全，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硬化，产生真正的约束力；二是通过制度的健全，实现问责制的细化、量化，具有可操作性，把对政府官员责任追究的成功经验规范化，以法律形式把这种制度成果确定下来，尽快制定政府官员的责任法案，完善行政问责的程序，使行政问责制度具备合法性与相对稳定性，这也是提升政府合法性的有力举措之一。

行政问责制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要以国家宪法、行政诉讼法等重要法律为依据，着重建立起具有前瞻性的行政问责制度。同时完善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公民权利和国家公共利益建构高效的救济机制。政府应该以法律形式确定对包括行政问责主客体、问责程序、问责标准、问责范围、问责结果、问责救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健全行政问责制法律体系，可以使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确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使各级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能受到法律的有效监督、制约，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依法行政，依法问责。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建设是硬文化，同时各级政府也要加强软文化建设，制定具体职业道德规范，全面接受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法律、自律和他律促使公务员依法行使权力，确保政府公信力的有效维持。

行政问责法制化，可以使相关政府部門及其公务员的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行政问责法制化，也可以使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透明化。在制度层面完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以及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在非制度层面完善了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行政问责法制化意味着一种治理状态或秩序，在这中间，存在着法律的普遍性和有效适用性。

随着行政问责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法治社会的建设也会逐渐完善，行政执行力和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的行政效率都会不断提高，民众的满意度也会不断提高。

作者：潘秋妹 胡 蓉

行政问责制建构论文 篇3：

淄博市行政问责的现状与对策

[摘要]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构建还处于初始阶段，一系列相关的制度还不健全。对山东省淄博市行政问责的实践而言，使其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关键词]淄博市；行政问责；责任政府

[作者简介]崔文华，中共淄博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山东淄博255033

近些年，随着各类公共事件的频繁发生，行政问责已经成为国内的热点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我国政府对于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越来越重视。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构建还处于初始阶段，一系列相关的制度还不健全。对地方政府问责的实践而言，使其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淄博市行政问责的现状

(一)建立了职务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早在2003年制定的《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机关效能建设的若干规定(试行)》中首次明确了对职务过错必须进行问责。同时，淄博市各部门及各区县也相继出台一系列问责规定，如《淄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淄博市规划局实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淄博市贸易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试行)》《中共张店区委张店区人民政府关于执行公务人员问责制的实施办法》等。

(二)政府部门对公众负责的意识增强。淄博市的行政问责制有助于政府部门和市民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提高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管理水平，推动廉洁、法治政府的进一步建设。《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机关效能建设的若干规定(试行)》中规定重大决策未征求意见将被追责。其第五条规定，实行政务公开和服务承诺制度。机关对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的决策，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重大决策、重要管理事项，应当利用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机关应当公开承诺服务内容，并严格遵守承诺，一旦违反承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部门对公众负责的意识大大增强。

(三)办事机构固定。在推行行政效能监察制度方面，淄博市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即淄博市经济环境和机关效能监察投诉中心，是市纪委、监察局的内设机构，行使党的纪律检查、行政监察职能，专司经济环境保障工作，负责受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经济环境和机关效能问题的投诉，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和机关效能建设工作实施监督检查。并设立专门的问责机构，如《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务人员职务(岗位)过错责任追究的办法(试行)》第三十五条规定，职务(岗位)过错责任依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和党纪政纪处分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由过错责任人所在单位或纪检监察机关负责追究。问责机构为过错责任人所在单位或纪检监察机关。

(四)建立了效能责任追究制度。机关问责的力度加大。淄博市既注重采取解决当前问题的治标之举，又注重探索建立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治本之策，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固化并坚持下来，建立了长效机制。如印发施行了《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机关效能建设的若干规定(试行)》，各部门、各单位全面推行了政务公开制、服务承诺、岗位责任、首问负责、一次告知、限时办结等十四项基本制度，使得各机关职责更加明确，制度更加完善，服务标准更加规范，行政权力更加透明。

二、淄博市行政问责存在的不足

2003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推进行政问责的步伐。淄博市在积极探索行政问责的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当前行政问责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权责关系模糊，责任难以界定。权责不明、干部责任难以界定是当前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制约问责制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和权限范围模糊。我国目前法律没有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作明确的规定。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时在范围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放权不统一，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放权范围，中央也可以根据需要对地方权力予以削减。这种状况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职责权限模糊不清、重叠多变，造成中央与地方有权的无职无责，无权的有职有责，无权的却要承担责任的错位局面。二是部门职责和权限范围模糊。部门之间职责权限越明确越具有理性，成员之间的冲突就越少，组织运行越井然有序，责任承担越清晰。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部门之间权利划分存在很多交叉、重叠之处，往往是有利可图时积极行使权力、争夺权力出了问题则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导致责任主体的模糊化和虚拟化。

(二)问责立法滞后。淄博市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完整性法规。行政问责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需要依法实施。在目前淄博市问责制度化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公务人员的问责还要依据国家颁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公务员法》。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淄博市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照抄照搬，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流于形式。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问责标准，问责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一种摆设，问责结果难以服众，有的甚至蜕变为少数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的工具。所以，必须有一个具体细化的规定来规范行政问责行为。

(三)异体问责薄弱。行政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前者是指来自政府行政机关内部的问责，其问责主体主要是行政监察机关和公务员的任免机关；后者是指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问责，其问责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而行政问责应当更多地侧重于异体问责。但是目前淄博市政府启动的问责主要属于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或者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如《中共张店区委张店区人民政府关于执行公务人员问责制的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对公务人员提出问责建议后，由问责对象所在单位或区纪委、区监察局受理，并进行调查核实，提出事实依据和处理意见，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和安排，对问责对象进行责任追究。”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是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如果

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以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也很难确保问责制的制度化与正常化。这就需要在坚持“同体问责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异体问责制”。从目前我国的现行制度安排来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启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制是一条比较可靠的途径，而且也符合国际惯例。当前淄博市行政问责中的人大问责、社会公众问责和新闻媒体问责等异体问责方式尤为欠缺。

(四)问责救济保障不足。目前淄博市的问责救济制度不完善。从救济渠道上看，过于单一，虽然行政机关的内部救济具有专业性、高效性和尊重行政机关行政权的特点，为现代行政救济制度所广泛采用，但无论是向原处理机关的复核申请，还是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的申诉，都只限于行政机关的内部救济，司法救济欠缺，救济渠道缺乏层次性和体系化，当公务人员寻求了单一的救济方式之后就穷尽了救济渠道。在问责成风暴的大环境下，一方面可以看出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责任政府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完善问责救济的重要性，否则会出现矫枉过正、甚至冤屈无处申的现象。

三、强化行政问责的措施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针对当前淄博市实施行政问责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需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明确权贵关系，强化责任意识。首先，我们应该科学地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任与义务，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实现法制化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具有了一定契约关系的性质，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具有不同权力和利益的法律主体，因而也就成了明确的责任主体。规范行政机关层级之间责任承担的划分。由于在我国行政机关分为中央、省部、市地、县级市、县区和乡镇等多个层级，当出现问责情形时，是只由一个直接负责的行政机关承担责任，还是对其上级机关也要追究责任，还是层层追究，或者到底追究到哪一个层级，都要从问责立法上加以明确。其次，对于部门之间功能性权力交叉、职责不清的问题，应结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清理非法的行政许可事项，清除职能重叠、交叉、模糊不清之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政府各部门进行科学的职能分析和职能分解，采用列举式的方法对部门职责加以具体、明确、详实的规定。

(二)完善问责法律法规。目前淄博市还没有明确的关于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就是《中共张店区委张店区人民政府关于执行公务人员问责制的实施办法》，所以说，淄博市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想要建立良好的问责制度，一定要在宪法的基础上，遵守并参考我国的《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参考其他兄弟市以及各地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问责的暂行规定作为淄博市制定行政问责法规的主要依据，同时要注意结合淄博市实际，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的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通过完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使淄博市行政问责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三)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从问责主体看，淄博市和大多数地方一样，一直以来都是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仅限于理论层面，几乎未曾实施过。按照一般的划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公务人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我们尤其需要的是地方人大的异体监督。而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大监督职能的欠缺。地方人大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摆设，人大代表没有实际权力去监督问责违法的官员。而且由于缺乏具体制度、程序与承担责任的形式，所以虽有质询制度，却很少启动，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因此，应进一步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力度。其次，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问责也不可忽视。现实情况显示，随着传媒方式的多样化、网络化，越来越多的问责事件的起源是由媒体先报道出来的，但是要使新闻媒体真正能够发挥问责职能，关键是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实现新闻独立保障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情况、表达意见的权利，特别是对反面事件的揭露。最后是保障公民参与问责的权利。

(四)完善问责救济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受到问责的公务人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状态，行政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错位，被问责公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就表明对于问责失误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目前，行政问责对象穷尽了内部的行政救济途径后，仍然对问责处理结果不服，无法再提起行政诉讼，这样既不利于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救济，也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的原则。因此，应当对行政诉讼法作适当的修改，把行政问责行为也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是行政问责对象权益救济的最重要渠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针对行政问责的救济制度的完善，决定了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监督机制能否真正的体现和实现民意，并直接对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环节如果失衡，必将导致我国行政问责在制度化建构过程中陷入新的困境。

[责任编辑：荷叶]

作者：崔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