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行政问责制度研究

官员行政问责制度研究（通用6篇）

篇1：官员行政问责制度研究

从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强化政府职责、改善政府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官员问责制”成为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并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来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官员复出 监督 机制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由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一般认为，形式意义上我国行政问责制是从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后开始的，实际意义上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2003年为应对“非典”危机,中央掀起了一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问责风暴”,包括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内的千名官员被问责，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几年中，问责制逐渐趋于制度化、规范化。从密云踩踏事故、到开县井喷，再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每次突发事件的背后，都会有相关的政府官员被问责。

在我国目前政府和党内问责的方式主要是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行政处分，刑事追究等；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

二、问责官员复出现象。

一次次的铁腕问责，一批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的政府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中国新闻周刊》对“问责风暴”的评价时：这场风暴有可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过眼云烟式的“运动”。部分问责官员甚至绝大多数问责官员往往在被问责一段时间后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甚至提拔重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别重大矿难被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4个月后即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因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职的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宣布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

1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这些官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被十分高调的被问责，但是经过一年左右的问责期限后，往往被十分低调的安排复出，如果新闻媒体和公众没有注意到，那么曾引起众怒的政府官员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发现了，舆论与公众的不依不饶往往会得到被问责官员上级的解释“其复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人民群众缺少一个应有的说明，问责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程序不公开透明，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伤口上洒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刘明望认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但从根本上讲，民意无 1.陈霄 学者称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 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N] 法制日报，2011-12-14

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而官员的重新启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隐蔽的复出，又触犯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没有享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些官员从“下岗”到“上岗”周期不过半年，引发公众较大争议。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官员问责期间如同“带薪休假”。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

2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认为问责官员的随意复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非正常现象，具有虚化和架空行政问责制、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助长官员“唯上不唯下”三大危害。民众对蛰伏一年即复出的官员颇多微辞，向有关部门询问时，往往得到“该官员复出符合相关规定”的回复，这种回复根本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问责制成为假问责。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打着有关规定的旗号，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如魔术般3神奇。

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过度干涉行政问责制度。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人情，官员之间往往都有扯不清的利益关系。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问责往往是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问责主体与被问责官员之间难免会有一定的利益冠以或者人情关系。因为人情，问责主体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罚流于形式，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问责官员被问责，往往是象征性的问责，在事件影响变小，群众不满情绪平息后，问责官员往往通过关系向上级跑官、要官。

问责官员，特别是一些群众意见很大的官员的随意复出说明，我国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复出的时机和方式等仍然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意志，而非固定的规则。如果上下级党政负责人均是道德人，如果上下级党政机关之间不存在规制之外的既得利益关系，那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下，基于庇护关系、裙带关系等建立的共同体，在政治生态中，并非是一种例外。4

（二），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法规，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但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规定，5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尽管问责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问责”被当成了一种行政处分，鲜见予以刑事处罚的。现行的问责制度威慑力远远不能震慑住行政官员。以问责比较严厉的免职为例，中国一直是职级双轨的官员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还在那里，官员依旧享受纳税人为自己提供的各项待遇，不在其位，却享受着在其位时的待遇，加上复职往往很轻松，因此中国的免职问责制度被称作“带薪休假”。

以上海静安大火为例，四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伟忠、周建民、张权和冯伟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但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只要官员犯了错，就拿问责来应付公众，有些官员可能还涉及贪污腐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有了问责的“保护伞”，反而能轻松过关。即使被问责官员决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往往是被处以行政处分，“带薪休假”结束后就可以复职了。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度不仅 2.陈 虎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机制”［J］ 《科学时报》，2008-10-15 3.邓清波 问题官员复出果真“符合规定”[N] 工人日报，2009-5-15（11）．

4.毛昭晖

问责官员屡复出引发对制度思考 程序被指缺监督 人民论坛，2010-6-24

5.顾 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12）.远离了我国建立问责制度的本意，还成为了保护官员不受刑事制裁的保护伞。

（三）问责官员违规成本低。

现实情况下，问责官员往往具有政府官员、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因为某种事件被问责，并没有阻止官员其他权力的行使。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意味着，被问责官员一年后复出“合法”又“合规”。在这一条款下，除了问责时限，“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等都是模糊笼统的规定。这样的话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官员违规被问责的成本极小，这样官员没必要担心自己被问责，因为即使自己因为某事件被问责，一年后自己完全可以因为成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复出，只要低调点，依旧可以重新担任领导岗位。风险小，成本低，某些官员就可以毫无忌惮作威作福。

（四）问责主体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若一年后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也就是说被问责官员复制在经过所谓的审批手续后在经过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就可以“干干净净”的复出了。这样官员更多是是向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人民。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要受到权力机关、政府专门监督机关、行政系统内部、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四种问责方式。我国宪法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中国当前的行政问责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即同体问责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往往不能发挥其作用。

（五）问责范围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但在现实情况下，行政问责机制往往是事件得到了社会舆论强烈的关注或得到上级领导的批示后才会启动。行政问责的范围还仅仅局限于影响较大的责 任事故、造成群死群伤的安全生产事故和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事故后严加问责，只能给官员一时的震慑，事故平息后，官员思想往往松懈下来，侥幸心理事后死灰复燃。

我国法律规定行政首长负责政府的全面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制的党委负责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领导政府的工作。凡是属于重大问题的都需要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但是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直到2011年3月,北京才在全国首次提出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四、解决问责官员复出的对策。实现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对于加快我国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步伐有重要意义。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思，建立责任政府，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行政问责

6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一）加强问责的力度。

要提高问责主体的问责意识，问责官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官员的乱作为、不作为、无作为和作为

不力势必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资源，因此当官员被问责后，其受到的惩治措施应当更加严格，我认为官员问责可以吸收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对多次受到问责的官员加重处罚，对错误极大或引起社会极大公愤的官员永不录用。

问责官员复出,其待遇、福利应该根据其问责方式的不同，相对于本级别待遇低一个或者两个层次,上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对其建立长期观察机制,在规定时限内问责官员表现良好,可以恢复与其级别相符合的待遇.对其升迁应该远严格于一般官员升迁制度.要完善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问责不应该只在出现重大事故时进行，更应该在平时加以应用，摆脱运动式风暴式问责，实现问责的常态化.。

对引起社会重大不良反应的事件,对此事件作出决议行政机关领导、党委成员和其它行政人员都应进行问责.（二）拓宽问责范围。

对于行政问责范围，有的学者认为，“行政问责的指向是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行政问责的范围既应包括违法行为，还应该包括政治上、道义上、个人言行上造成强烈负面影响的行为等。即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应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7对决策失误、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等不依法履职的行为，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辞职等不同程度的问责。

（二）明确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官员复出设立具体的标准程序和相关的规范约束，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一种现象，即如果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公众强烈关注，那么往往会有几个官员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8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邓小平说：“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因此应当制定一个关于行政问责的专门法律。要坚持“权责一致”的思想，明确各级政府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王锡锌教授认为，“这里面实际上是可以延伸出官员在被问责以后，复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实绩，而且还必须是突出的。”

对使官员确立“有权必有责，有责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思想，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对所有问责官员不能全部一竿子打死，经问责调查仅有轻微过失并未造成公众利益损害，政治思想素质过硬，且确有能力的官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完全可以让其复职乃至升职，重新为人民你服务。但是对于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员，必须清除出公务员的队伍，2012年3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网站上公布，当前我国公务员共689万人，事业干部近3000万。689万的公务员队伍,不缺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有才能的行政人员.现阶段问责官员问责期限较短，只有一年的问责期限，应延长问责期限，我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中有期徒刑制度，根据问责官员所受处分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处分期限。例如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问责期限应该远多于一年，以三年为佳。

（三）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谣言止于公开，制度在于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就是一种监督。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问责制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基础。7.尹 权.试论我国行政问责范围的扩大 ［J］ 企 业 技 术 开 发，2011-5第30卷第9期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若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体正义。官员复出的程序设置非常重要，必须经过认真、细致、慎重、严格的考察和评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凡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复出前应提前向人民群众公示，收集人民的意见，把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重新安排工作时应向任职地人大、政协通报，而非单纯的由上级党委 组织部门作出决定。问题官员“干干净净”地复出，是对受伤害的民众负责，是对官员奖惩体制负责，也是对每一个官员负责。问责官员相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因为其复出的社会影响更大，因此需要接受人民群众更多的监督。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

10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

（四）建立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问责和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问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系统的外部问责作为支撑和辅助，只有内部外部两张问责制度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行政系统的外部问责包含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责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权力机关，问责要坚持以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实现其对政府问责的正常化；各民主党派是我国的参政党，因此问责要增强民主党派通过政协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司法机关要增强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司法权制衡行政权，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之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只有加强党、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问责力度，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大为中心，以司法问责为后盾，以民主党派、新闻传媒、人民群众为重要力量的异体问责体系，健全同体问责机制，才能使行 政问责机制不断得到系统化、法制化的建设。11

五、结语

上述涉及的问题或许不尽全面,但是仍可以从中看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弊端,这应当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关注.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还需要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范围，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使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行政问责机制中，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才能使政府官员真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我国问责制度的透明化、制度化、规范化，并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9.李军鹏.责任政府理念［J］.电子政务，2004(4)：24-25.1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242-245 11．刘岩 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的思考［J］ 时代经贸，2011年第15期

篇2：官员行政问责制度研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行政责任，促进行政负责人依法行政、恪尽职守，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领导班子正副职和各州、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正副职（以下称行政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三条 问责坚持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和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事项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二）独断专行、决策失误；

（三）滥用职权、违法行政；

（四）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五）不求进取、平庸无为；

（六）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七）态度冷漠、作风粗暴；

（八）铺张浪费、攀比享受；

（九）暗箱操作、逃避监督；

（十）监管不力、处置不当。

第三章 问责方式

第五条 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并用。

采用前款第（六）项至第（十）项问责方式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追究纪律责任的，由省纪委、省监察厅立案

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条 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1年内出现2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八条 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下级机关（部门）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 问责程序

第十条 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由省监察厅进行初步核实。

（一）省委和上级机关及其领导的指示、批示和通报；

（二）省长、副省长、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提出的意见建议；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四）行政机关、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

（六）巡视（巡查）、工作检查或工作目标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七）新闻媒体的报道；

（八）其他渠道反映的。

第十一条 经初步核实，反映的情况存在，向省人民政府提出书面建议。

第十二条 由省人民政府决定启动问责程序。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协调省监察厅、省人事厅、省审计厅、省政府法制办及有关部门组成省政府调查组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省管干部任免程序的有关规定，提请暂停其职务。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核实，如其成立，应当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三条 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省人民政府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四条 调查终结后，由省人民政府作出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五条 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

享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第十六条 被问责的行政负责人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应当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复议、复查，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销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第十八条 调查组成员与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依法回避。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作出的调查结论与事实出现重大偏差，致使省政府作出错误的问责决定，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实施问责办法的组织协调，省监察厅具体承办，省人事厅、省审计厅、省政府法制办及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十条 各州、市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依照本办法制定本地、本部门的问责办法，或参照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行政机关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三项制度”。

一、服务承诺制

（一）服务承诺制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工作职能要求，对行政服务的内容、办事程序、办理时限等相关具体事项，通过媒体向社会和公众作出公开承诺，接受社会监督，承担违诺责任的制度。

（二）各级行政机关建立服务承诺制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效率和公众满意程度为目标，把各项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

（三）各项行政审批项目（包括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应按照行政审批事项的有关规定公开资格要求、必备手续、办理程序、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和服务标准。其他的服务项目也要根据内容、办事程序和办事时限，提出服务程序和时限承诺。

（四）凡实施行政审批的行政机关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项目的部门，要向社会和公众公示本机关（或经授权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单位）的具体职能和服务项目，让公众了解本机关（或经授权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单位）的职能状况。

（五）各级行政机关和有关单位要在制定明确的服务标准的基础上，将各类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项目）及备案事项，采取发布公告、互联网上公布、建立电子触摸屏、印发办事指南等多种形式，公开政策规定、办事依据、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理结果，提高工作的透明度。

（六）各级行政机关要对工作人员的服务行为进行规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接待办事和来访，应做到举止文明、服务到位。

（七）各级行政机关应该履行8项工作承诺：不让来办事的人员在我这里受冷落；不让工作的事项在我这里积压延误；不让工作的差错在我这里发生；不让工作的机密在我这里泄露；不让影响团结的言行在我身上出现；不让违纪违法的行为在我身上发生；不让机关的形象因我受到影响；不让群众的利益因我受到侵害。

二、首问责任制

（一）首问责任制是指服务对象到行政机关咨询或办理相关事项时，首位接待或受理的工作人员认真解答、负责办理或引荐到相关部门的制度。首位业务受理人即为首问责任人。

（二）首问责任制遵循热情主动、文明办事、服务规范、及时高效的原则。各部门应当根据业务职能确定责任内容，实行登记制度，对来访人员的姓名、单位、时间、咨询或办理事项、办理结果等进行登记，以备查询和考核。

（三）首问责任制适用于行政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各级行政机关直接服务于社会的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挂牌上岗，公示姓名、职务、工作岗位、业务范围和投诉方式，以便服务对象了解工作人员身份，接受监督。

（四）咨询或办理事项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能办理的应现场办理；不能现场办理的，要说明相关情况；需要提供相关材料的，应当一次性告知。

（五）咨询或办理事项属于本单位相关处、科、室的职责，首问接待人应及时引荐到相关处、科、室办理；若经办人（业务受理人）不在，首问接待人应主动与其联系；若联系不上，首问接待人应先将被服务对象的有关材料收下，做好记录，随后移交给经办人（业务受理人）。

（六）咨询或办理事项不属于本部门职能范围内的，首问接待人应当耐心解释，并尽己所能给予指导和帮助。

（七）服务对象通过电话咨询、反映问题、投诉或举报的，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即为首问接待人。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应认真负责回答；属于本部门其他处、科、室的，应将有关的电话告知来电人，尽可能地为来电人提供帮助。

三、限时办结制

（一）限时办结制是指行政机关按照规定的时间、程序和要求处理行政事项的制度。

（二）限时办结制遵循准时、规范、高效、负责的原则，各部门须认真对待和办理各种限时办结的行政事项。

（三）限时办结范围包含：各类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项目）和备案事项；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生产安全、救灾赈济、来信来访、领导交办事项以及其他需要及时办理的事项。

（四）对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项目）、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行政管理事项，以及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举报和投诉的答复，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办理时限规定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办理；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办理时限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要分类确定办理时限，向上级机关报备，并向社会公告。能够缩短时间、当场办理的，应当及时办理。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的，要及时向服务对象说明原因。

（五）执行上级各项重大决策，应当及时部署和落实。不需要制定具体政策的，应当在１５个工作日内完成；需要充分调研、制定具体政策的，应当在１５个工作日内制定工作计划，并向上级发文机关报告。对请示性事项要及时研究处理，作出明确答复，时间不得超过１５个工作日。答复时限以收件日作为计算工作日的起始时间。

（六）各级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项，要将各类行政事项的限时办结时间、办事程序和所需材料等，按照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告；应当以依法及时、方便群众为标准，让办事人员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不得推诿、拖延、扯皮。

（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坚守工作岗位。业务工作要实行ＡＢ角制，能够相互补位；提倡工作人员一岗多责，一岗多能，确保各项工作运转正常。因特殊情况离开工作岗位的，要以留言、启事等方式实行告知。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把“三项制度”作为依法行政、转变机关作风、优化政务环境、树立服务形象、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并作为基本工作内容确立下来。各级机关要联系本部门（单位）的职能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认真组织实施。要将“三项制度”的执行情况列入工作考核。对于执行效果显著的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于执行不

篇3：浅议我国官员问责制度

1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现状

各地自2003年“非典”事件开始陆续出台了有关官员问责的地方性法规, 但全国很大一部分省、市、地区没有相关问责的立法, 使各地不能有效对涉案官员进行问责。我国官员问责主要以中央文件为主少量全国性立法有所涉及、地方性法规稍做补充, 缺乏全国性、系统性规范, 呈现出中央和地方不能实现立法合理互动的法制现状。官员问责散见于宪法、组织法、行政法律法规以及一些非“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例如党内的规章及政策之中。

2 我国官员问责存在的问题

2.1 官员问责专门性法律缺失

我国官员问责的法律依据散落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 其中有些法律具有上下位阶关系, 有些法律规定范围不清导致出现“法律真空”状态, 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 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在实际中有效运用相关规定官员问责在实践中无法起到其监督与追责的效果。

2.2 官员问责主体缺位

“非典”事件使得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转向异体问责, 异体问责包括人大对政府的问责制;司法系统对执政党或政府的问责制;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或政府的问责等。在实践中, 异体问责没有很好的发挥效果, 体现在人大的最高权力得不到体现、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未充分发挥以及社会公众问责力度不够等。

2.3 官员问责对象不具体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权责区分不清, 在各类涉及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 常常在所追究的责任人之前冠以“有关”二字。这种泛化的责任人指定, 给操作带来了困难, 在具体责任认定时, 哪些是“有关”责任人, 往往难以界定。

2.4 官员问责范围不确定

实践中, 官员问责主要以引咎辞职、撤职和免职为主。这种做法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偏小, 使被问责官员逃脱法律的制裁, 变相减轻对官员的惩罚。

2.5 官员问责程序缺乏相关法律规定

实践中各机关对在官员问责的启动程序以及立案、调查、申辩、复议、申诉等程序上未作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规范中, 问责程序规定的较为简单, 甚至缺少某些环节, 使程序的完整性和公平性有所缺损, 长期以来程序的作用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 程序往往处于对实体的服从地位。

2.6 被问责官员救济措施不完善

每当社会问题表现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就以“严打”方式“快、准狠”地进行打击, 虽然即时效果很好但却没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或遏制事故发生。问责机制绝对不应当苛刻到将所涉官员“一棍子打死的程度, 否则过于严厉的制裁方式必将使问责机制在执行之际被扭曲为一种权术。对于被问责官员, 应当给予程序化得救济方式, 保障其在承担责任之后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之中, 否则, 最终受害的还是事故中的民众及其亲友, 问责机制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

3 健全和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对策

当前, “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三项意识现已成为衡量领导干部素质新标杆。其中以“忧患意识”为执政之重, 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困境。由于官员是在社会中有着特殊地位的人, 其行为首先要依赖道德自律的调节, 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约束官员的社会机制来约束官员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的行动。现实中由伦理精神向制度结构的转化可以提高官员个体的道德觉悟, 强化官员个体的道德意志, 有助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从而遏制官员中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促进社会稳定, 实现社会公平。与此同时探索建立健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规范体系, 对官员权力和责任进行限定、划分, 明确问责事由标准、程序、范围等环节, 结合问责过程中的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与制约, 问责机制才可以有效运行。真正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制定统一《行政问责法》

2005年,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的现象, 并强化官员问责制, 对行政过错要依法追究。”不少地方政府也有一些有关问责制的相关法律或文件, 对问责制都提出了有益的探索。制定统一《行政问责法》的目的是为了政务类公务员的立法需要, 其应该是公务员法律法规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法律, 是《公务员法》的下位法。

3.2 规范官员问责程序

官员问责是个动态过程, 只有明确规范整个过程的启动、运行以及终止方式和事后责任承担, 才能保障问责的有效进行。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法律制度的必备要素, 只有具备了这些程序, 行政问责制才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否则, 缺乏具体的实施环节和落实渠道, 缺少严密的程序, 再完美的目标最终也会不了了之。程序决定了严格的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是行政问责制没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因此, 行政问责立法要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充分保障各问责主体的权利和权力。

3.3 构建官员问责救济制度

行政问责的处理可分为行政处分和非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主要指公务员法规定的六种处分方式, 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这些处分对行政机关领导人也同样适用。非行政处分包括取消评优、选先资格、停职检查、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等。非行政处分对行政问责对象的实体权益影响相对较小, 只要在问责过程中遵守了法定程序, 可以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程序予以救济, 比如申诉等。但对于行政处分, 由于对行政问责对象实体权利影响较大, 仅通过内部程序救济远远不够, 应赋予其多种救济手段。一方面, 对于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中的行政处分应穷尽行政内部救济手段。行政问责对象不服处理决定, 在行政机关内部享有:申诉、复议和信访三种救济手段。另一方面, 对于行政问责处理中的行政处分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3.4 完善官员问责相关制度建设

在完善官员问责行政制度的同时也要为行政问责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信息公开法、行政强制行为法、国家监督法等相关法律, 健全决策听证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绩效评估制度、经济处罚问责制、公民知情权制度等。其中, 应着重干部人事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等相关配套法制建设跟进。

“官员问责”在逻辑上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 在我国推行官员问责制能够为官员施政设置行为准则, 为公众进行有效监督提供保障官员问责制还能够为有权机关追究官员责任提供依据, 确保有权机关追究官员责任的活动既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又能达到惩戒问题官员的效果。官员问责制度化更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体系, 使官员树立其有权力就有责任的观念, 积极、主动、认真地行使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摘要：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 官员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 是西方政党制和议会制的产物。经历长期发展后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我国官员问责源于2003年“非典”事件, 经多年发展, 从中央到地方对行政官员的问责正从罕见转为常态, 从风暴问责转为日常问责, 官员问责日趋制度化与多元化。本文从官员问责制度的现状分析、当前困境、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官员问责制度化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官员问责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官员问责,制度化,对策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2]周亚越.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3]曹鎏.行政官员问责的法治化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4]刘耀霞.制度伦理建设是官员道德建设的关键[J].嘉兴学院学报, 2006, 3 (2) .

[5]徐加喜.论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J].政治与法律, 2009 (10) .

篇4：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14-02

近些年，在民意和现实情境的逼迫下，官员问责有常态化之势，尤其是在群体事件和重大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迫于舆论压力，几乎都会有官员被问责。这本是疏解民怨的正义之举，可是，频频发生的问责官员悄悄复出事件却一次次挑战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行政问责制的权威。出于理性，对于那些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并且业务水平精湛的被问责官员，在一定期限后让其复出是可行的。北京大学的李成言教授与南开大学的齐善鸿教授就曾说过，问责官员复出避免了人才浪费、是一种“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1]。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官员复出的不透明和无序性却清晰地折射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实施的诸多弊端和潜在隐患，如何完善官员复出机制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一、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的基本概念和内涵

1.问责制

周亚越教授认为，“问责制简单地说即是追究责任的制度，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公共责任承担者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这里的公共责任承担者主要包括政府、执政党以及政府和党内的官员等等。”[2]需要注意的是，问责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系统内部，而且还应当包括公众、传媒、社会团体等体制外主体。

2.行政问责制

在问责制定义的基础上，学者张海燕结合自己的理解对行政问责制下了定义：行政问责制是一种制度规范和安排，是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质问，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的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依据法定程序追究其责任，使其承担否定性结果。行政问责制既对“乱作为”问责，也对“不作为”问责；既对渎职官员进行惩罚，又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3]。简言之，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针对行政管理领域而言的。

3.复出机制

复出机制是指对因乱作为或不作为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根据其情节严重程度和影响程度等，对其重新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等其他形式复出的条件、程序、年限等做出一定的法律规定，以使问责制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不会流于形式，使复出能透明、公正。可见，复出机制是有其主体特定性、条件性和程序性的。有学者指出：“一个成熟的问责体系，既要有健全的问责制度，还要有明确的复出制度。”[4]作为行政问责制重要环节的复出机制是否完善，直接决定了问责的效果。

二、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分析

官员复出是一种政治历史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一些官员因各种原因以及突发性事件被问责而后又逐步复出了。如今政府十分重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行政问责的具体办法和规定，阐述了问责的适用情况、适用方式以及一些操作程序。另外，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行政问责的规章和制度以配合中央政府的工作。可见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正在自上而下逐步地完善，力求以法律来把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关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当前的法律还不够严谨和完善，官员频频违规复出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

三、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所在

1.问责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导致官员复出的混乱

行政问责制是官员复出机制的基础。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依然无法做到明晰化的问责，这就导致了官员在复出时随意性很强，没有清晰的依据。此外，一旦发生重大事件，高层调查时往往先追究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其他相关官员的失误、失职、渎职、滥权达到多大程度，应承担多大责任，没有一套可遵循的标准，这些相关官员的复出条件更是无法准确认定。

2.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和用人唯亲导致官员随意复出

在封建官本位思想的驱动下，一些因承担责任而下台的领导干部内在调控力比较薄弱，不能很好地反思，而是通过各种手段以求“东山再起”，组织部门面对着强大的要求复出的压力，这为问责官员的随意复出埋下了伏笔。此外，任人唯近、任人唯亲的复杂的官场裙带关系和官场潜规则使得某些被问责官员能够通过托关系迅速复出，甚至是违规违法复出。

3.关于官员复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官员复出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依据缺失

官员复出存在诸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法制的缺失。目前我国只有《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这三个党的文件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不难发现这些文件中复出的前提条件不够明确，复出的考核标准不够详尽，复出的程序笼统且操作性不强，在复出机制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漏洞百出，暴露出弹性大和随意性强的软肋。

4.社会监督和回应机制的缺失导致官员复出的认同度低

当前网络资源十分丰富，社会公众对如何处置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表示了强烈的关注，而目前政府并没有能有效地回应公众的知情诉求，对官员问责的通报和后续跟踪都很模糊，公众根本无从了解具体详情。迫于舆论压力，被问责官员通常会秘密上任，媒体的监督也往往难以收到实质性的效果，导致公众监督在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经常处于缺位状态。

四、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措施

1.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为复出机制打好基础

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是官员责任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晰各级官员的职责和责任归属，厘定责任标准是官员能否复出和如何复出的基础和参考依据。问责制得以合理实施的前提就是要把官员具体的责权利均衡，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

2.加强各级政府的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做到正确用人

除了要有刚性法律制度的保障，官员的职业伦理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现代官员必须要建立权责一致的责任意识，消除官本位的思想，接受各方监督，这样才能从思想源头上改善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种种问题的现状。此外，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干部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客观公正、科学准确地识别、任用和提拔干部，严格官员复出条件，使复出过程公开透明化，接受群众和媒体的监督。

3.建立健全统一的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体系

不同问责的复出期限要区别对待。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所规定的官员复出期限都不够长，问责制的威慑力和约束力都不够强。随着责任程度的不断加深，复出年限的规定也应该有所区别。

明确复出职位，坚持从低安排复出职务。被问责官员在受责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职级。在安排其复出职位时，要考虑其责任的大小和问责方式的不同等因素，从低安排，无论如何都不能提拔复出。

明确复出条件，制定严格细致的考核程序。确定问责官员是否具有复出资格，要考虑多方因素，例如被问责官员的责任性质严不严重，被问责官员的能力够不够，复出的岗位是否确实需要其复出等等。对于一些严重违法、造成重大后果、民怨特别大的一些干部建立禁入门槛。

被问责官员在复出程序上除了要经过正常的党政干部任免环节还需增加必要的考核和审理程序，要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此外还要建立被问责官员的跟踪评价体系，真正做到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负责，对公众负责。

4.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加强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的力度

在网络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公众的监督意识逐步增强，让公众积极参与到复出机制的监督中来不仅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体现了“主权在民”、“权为民所用”的法治理念。公民参与有利于强化政府与公民的沟通和良性互动，增强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有效整合公民的公共选择和价值认同，从而有效增强公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认同感与满意度[5]。因此，政府应该开放更多的渠道，利用网站、媒体等向公众发布信息，让公众了解实情，参与到官员复出的监督中来，而且公众的意见反馈能很好地遏制一些违规复出。

5.建立健全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增强官员复出任用的透明性与合理性

为了保证被问责官员复出后能痛改前非，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我们对官员被问责后的具体去向以及其复出后的工作表现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和定期考评，考评的内容要全面，尤其要关注问责官员是否已进行了深刻反省，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可以采取定期听取被问责官员工作汇报的方式，实时考察其改过的态度和成效，并且将考察结果公之于众，让公众去评判。

五、结语

总之，官员复出机制处于行政问责制的大环境下，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对其多样性和动态性做更多的研究，如何把官员复出机制的运行导入成功之途，这是政府和全民都该努力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松.厘清“官员复出”机制[J].瞭望，2008，（39）.

[2]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33.

[3]张海燕.我国行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0.

[4]张晓敏.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桂海论丛，2010，（2）.

[5]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8.

篇5：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度

一、问责事项

第一条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不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局机关的决定，政令不畅的；

(二)对上级有关部门或局机关明令禁止的行为，不停止、不纠正的。

第二条 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涉及本地和部门发展，或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专家咨询、法律把关、可行性评估和论证、听证、集体决策和报批的；

(二)涉及安全生产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安全生产整治项目资金安排和行政许可等，不经集体讨论和上报审批的，个人擅自决定的；

(三)违法违规擅自采取重大行政措施，导致群众集体上访或重复上访，造成不良后果或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

(四)职责范围内因决策失误，给生产经营单位造成重大经济和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生态环境破坏或环境污染的。

第三条 滥用职权、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因私接待报请服务对象进行招待或在服务对象中报销相关费用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截留、滞留安全生产罚没款或其他项目款的；(四)干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干扰行政执法、执纪机关依法行使执法权、执纪权的。

第四条 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拖着不办、顶着不办的；

(二)对应该及时办理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结，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

(三)对服务对象和上下级公开承诺的事项不兑现的。

第五条 不求进取、平庸无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认真研究解决的；

(三)对工作拈轻怕重、讨价还价，影响整体工作部署安排的。

第六条 暗箱操作、逃避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不认真执行机关政务公开规定，对服务对象隐瞒应公开项目的；(二不配合、不支持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部门履行监督职责的；

(三)干预、阻挠、对抗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第七条 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处置中隐瞒真相，歪曲事实的；

(二)编制虚假数据、虚假成绩欺骗局领导和公众的；

(三)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重要情况的；

(四)隐瞒事故或案件真相，歪曲事故或案件事实，或瞒案不报的。

第八条 态度冷漠、作风粗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不积极采取措施力所能及组织救助的；(二)对下级安监部门和监管服务对象汇报和反映要求解决的问题，不研究解决，不明确回答，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群众的上访、检举、控告、申诉不接待，不落实首问责任的；

(四)在行政执法中对监管对象的申辩加重处罚的。

第九条 铺张浪费、攀比享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工作中，对各种办公费用开支不励行节约，造成较大浪费的；

(二)在公务接待中攀比享受，高消费娱乐的；

(三)利用工作之便游山玩水，占用公款的。

第十条 监管不力、处置不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对科室或监管对象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不闻不问，包庇、袒护、纵容的；

(二)发生安全生产行政许可重大不实评估评价问题的；

(三)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不指出或督促整改事故隐患，造成检查对象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督促责任单位整改或包庇、隐瞒不汇报造成严重后果的。第十四条 其他应当问责的情形。第二章 问责方式

第十一条 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并用。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追究纪律责任的，由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初步调查，需要进一步立案查处的，按职责权限报上级相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责任人属于科级以上干部的，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对一般干部，采用诫勉谈话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1年内出现2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十四条 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所涉县级相关部门、企业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第三章 问责程序

第十六条 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局领导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七条 调查终结后，由局领导作出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八条 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享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销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篇6：勐龙镇机关工作行政问责制度

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不断完善行政管理，强化行政负责人的责任意识，确保政令畅通，并着力提高行政效能，从而健全勐龙镇行政工作责任体系，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建立勐龙镇镇行政负责人问责制度，问责制实施意见具体如下：

一、问责对象

勐龙镇机关各职能办公室、各村（居）委、各企事业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主要责任人。

二、问责原因

因履行职责或实施管理不力，尚未构成党纪、政纪处分条件的，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三、问责内容

1、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决定，镇党委、镇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未按职权及时履行或不当履行职责导致政令不畅的；

2、对违法建筑、无证食品加工点、土锅炉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发现不及时、解决不彻底，有瞒报、漏报、少报等现象，且在整治过程中有通风报信情况的；

3、因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给群众造成损失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4、因管理不力、行政措施不当，导致镇辖区范围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5、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

五、问责程序

1、镇“四项问责”制度领导小组发现机关各职能办公室、各村委会、各镇属及驻镇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存在涉嫌问责内容的，应当及时启动问责程序，由镇行政监察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

2、调查组完成调查工作后，于10个工作日内向镇“四项问责”制度领导小组提交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包括问责的具体事实，是否问责以及问责的具体建议等内容。

3、镇“四项问责”制度领导小组接到调查报告后，及时提出问责意见，报镇党政班子会审议、批准。

问责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问责对象并告知申诉权利。

六、问责形式

1、诫勉谈话；

2、责令做出书面检查；

3、通报批评；

4、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5、免职。

问责对象涉嫌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七、投诉机制

为了不断提高行政效能，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特设立关于问责内容的投诉机制：由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受理。电话：27402522740656

信箱：政务公开投诉意见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