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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行政问责制论文范文
行政问责制浅析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以及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问题;对策
行政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制和议会制的产物。它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有效监督和制约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问责”，“行政问责”就是指当政府的行政人员在政府里处于某一特定职位时，公众或“第三方”有权对其进行批评，而行政人员有责任对与职位有关的事情向公众及“第三方”进行解释，它是问责制在公共行政领域里的体现，包含了明确权利、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责[1]。
一、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分析
政府问责不仅体现了责任的追究，也体现了官员与民众的责任关系，它有利于强化政府责任意识、有利于完善法律监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与水平。自2003年8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出台之后，天津市、重庆、海南省等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2008年被称为“行政问责年”，从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到三鹿奶粉事件，再到深圳龙岗区大火和登封市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仅九月份一个月就有至少19名有关高级官员引咎辞职或遭免职问责，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官员问责风暴”;进入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议并通过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使官员问责制度化达到了“高峰”。从这些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探求政治民主化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政府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现实中政府容易产生既充当裁判又扮演运动员的矛盾，使得现行的问责制度难免沦落成“自己监督自己”的形式化条文，其约束力及监督效力难免大打折扣;加之许多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行政问责相关内容的定性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别，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束缚等都使得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处于亟待近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境地。
二、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问责的主要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82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机关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干部选拔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但从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来看，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了行政领导人具体的行政领导职责，许多法律在这一领域处于空白状态;一部分法律即便略有涉及但也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二)行政问责的程序不规范
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现行的问责制存在着程序化问责触及的范围狭窄、问责操作程序的不规范等问题。我国问责制主要是对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重大事故的失职时间进行追究，而对于那些虽然还没有产生不良影响但很可能存在失职情形的职责行为还没有正式引入问责程序。现实中政府问责的启动往往在出现重大事故，群众投诉、控告、媒体曝光或上级干预之后启动，实际上是把重大事故或具体过错作为问责启动的条件，而少有由人大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3]。
(三)异体问责的缺失
行政问责制不仅应该有不同的问责主体，而且还应该有异体的问责主体(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公众等)，而现在我国主要实行的是主体的问责，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部门或领导和其他专门的审计、监察部门，异体问责发挥的作用还很微弱。如果异体问责不能够很好的贯彻执行，那么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一些包庇纵容、执行不力、暗箱操作等不良之风。只有异体问责的真正介入才能够产生比较有力的监督效力，使掌握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人员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本领、素质，努力地办好手中的“差事”。
(四)行政问责文化的滞后
在我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意识仍非常牢固，比如“君王不能为非”，依此延伸出的是权力本位而不是权利本位。依法行政与官场“潜规则”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趋势。行政问责依赖于依法行政，在现代不少官员的意识中还存在是权大还是法大，是政策大还是法大的疑虑。以权代法、以政策代法的现象仍然还是普遍，这也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我国行政问责制多为行政系统内部上问下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人大、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介、公众对于政府问责的作用经常得不到发挥。这样的局面在实践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如官官相护、暗箱操作从而难以做到真正问责。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新闻媒体独立报道权和舆论监督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公众缺乏知情权，民主党派和公众的监督、问责实际上无从做起。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途径
(一)加快行政问责的法律建设
完善我国的立法体系，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系统，将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到法制范围之内，是依法治国的基础。行政问责制要想成为一种长效的机制，就需要在法律上加以不断地完善，因此我们的立法机构应该在整合现有法律、法规、条例中有关公务员权责事项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使问责法律化、制度化。只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行政问责制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和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应当加强法律实施的监督，保证法律真正被应用于生活当中，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是法制化真正地深入每一个公民心中，转变我国政府的管理理念，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
(二)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
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使问责制更具有公信力，更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因此我国应该建立以民意和舆论监督为基础，以权力机关为主导，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大众传媒、社会公众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的异体问责体系。发挥和完善各级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吸纳民意，监督政府的职能是深化异体问责的核心内容;强化和完善各级人大的行政问责机制这也是我国问责制度设计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4]。首先，完善各级人大的监督程序、质询程序、特别问题调查程序、国家工作人员任免程序，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其次，舆论监督是问责制得以建立和完善的背景所在，新闻媒体曝光也应成为问责依据之一，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再次，强化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完善人民政治协商的职能。最后，急需设立举报、奖励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
(三)培育新型行政问责文化
用正确的理念引导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当前的行政问责文化建设首在问责理念建设，要利用“善治”理念引导问责文化建设。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对政府工作进行责任追究的作用，充分发挥公民、第三部门和私人部门在治理网络中对政府问责的作用，促进行政问责文化的建设和完善。还要树立法治理念，推动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形成依法问责的行政问责文化，破除行政问责过程中的“权力崇拜”文化，依靠深入的教育塑造新型行政问责文化。
结论
行政问责制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明确政府的职责、承担行使职权过程中产生的不当行为或不良后果的责任、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的形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行政问责制真正想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长久“官本位”思想的国度里生存，其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是巨大的。怎样对政府官员、政府本身、公民在公共权力配置进行正确定位，怎样协调政府与公民在利益上的冲突以及怎样平衡各利益集团的需求等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在网络日益介入政府行政过程的今天，政府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及行动满足公民对于行政民主与公平的关注，怎样积极惩处各种失职行为平息“民愤”、争取行政执行上的主动权、避免“被执政”，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以其官员在实践的过程中应该考虑的，而我们真正期待的是在不断地实践与探索中实现行政问责制的良性发展和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5-12.
[2]刘路,邓娟.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与法制化[J].法制与社会，2009，(1).
[3]陆彩鸣,徐小军.中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J].中国发展，2008，(4).
[4]陈静,周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与完善[J].中共福州党校学报,2007，(7).
作者：唐祖琴,朱 静
第二篇：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对内地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启示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于不履行或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义务，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业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近些年来，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有新的进展。相比而言，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运行较早且执行效果良好，得到国际社会公认。香港问责制是国内引入问责概念的源起，同时，香港与内地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香港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对我国内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香港问责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香港回归后，市民获得了政治自主性，唤起了对建设责任政府的更高要求，加强了对政府的问责。为响应市民的诉求，2002年7月，香港第二届特区政府推行了主要官员问责制(以下简称问责制)。在香港行政问责架构中，政府是以合约的方式聘用问责主要官员(以下简称问责官员)，使他们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即把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三位司长以及12位局长全部列为问责对象，由他们负责制定各自分管领域的政策，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
(一)问责主体
行政长官是问责主体。根据《基本法》，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的首长，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其权力的行使主要通过行政会议来实现。行政长官负责决定政府政策和发布行政命令;执行《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和公布法律;签署立法会通过的财政预算案，将财政预算、决算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提名须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官员，以及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免除这些官员的职务。行政长官缺位时，由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依次临时代理。行政长官具有对立法机关的解散权。
(二)问责客体
问责官员是问责客体，负责所辖范围的事务，享有制定、统筹、执行政策以及人事任免和财政资金支配的权力，并对所作决定承担责任。问责官员进入行政会议，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并享有法律诉讼权和政府提供的法律服务权。问责官员由行政长官物色，除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必须来自公务员队伍外，其他问责官员可由非公务员出任，所有问责官员不再受公务员制度的约束。行政长官提名的问责官员须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签聘用合约，行政长官可以随时终止合约。
问责官员必须拥护《基本法》，忠于职责，维护法治，严格个人操守，维护政府声誉，严守保密纪律。不得利用任何公共资源进行与政府无关的活动。在处理公务时必须回避利益冲突，不得接受影响公务的任何馈赠和接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任期内不可以任何身份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行业组织、公共或私营机构的工作，每年须申报本人及配偶在香港和外地的投资和收益，在行政长官、立法会或区议会的选举中没有被提名为候选人的资格，参与任何政党活动必须事先向行政长官申报，且不能影响履职。离职后一年内，在任何商业或专业机构出任董事或合伙人，独资或与他人合资经营任何业务，必须事先征询由行政长官所委任的专责委员会的意见，不得在涉及政府的索赔、诉讼、交易或谈判中代表任何人，不得参与任何与政府有关的游说活动。
(三)问责运行
行政长官实施问责主要通过四个途径：一是立法会质疑问责官员的行为，要求行政长官给予处理或作出合理解释;二是媒体曝光或施压，引起行政长官的足够重视;三是民众反应强烈，行政长官在民意施压下不得不重视;四是行政长官主动问责。当发现问责官员有政策失误或违反问责制规定，以及问责官员的行为违背自己的施政理念时，行政长官可组织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如确有不当行为，可以要求问责官员作出书面解释，并结合立法会、媒体和公众的意见，以及问责官员的各方面表现，作出免职等处置决定。
香港问责制以责任为链条，以民意为基础，以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绩效为目标，在制度设计上试图解决“谁来问责”、“问谁的责”、“怎样问责”的问题，具有以下明显优点：
第一，问责制推动了香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实施问责制涉及政府体制的各个关键部分，是对原港英行政主导型模式的批判和继承。问责制将问责官员由公务员制改为合约聘任制，与行政长官共进退，并为其施政成效承担责任;将过去港督不直接领导行政部门，改由行政长官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更加精简高效;将权力下放给问责官员，让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制订、统筹、执行政策。同时，问责制将更多的人才引入政府管理系统，提高了政府工作水平和绩效。问责制组成的特区政府决策团队，职责明晰，目标明确，行政和立法的关系也得到加强。
第二，问责制强化了香港相互监督的政治体制。行政长官作为问责主体，依照《基本法》对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负责，最终对香港民众负责。同时，问责官员要承担施政责任，促使他们重视民意、体察民情、注重政绩。从相互监督意义上讲，问责制实质上是一种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政治制度，严密的监督体系也是香港问责制较好落实的重要保障。一是立法会的监督。立法机关享有对行政长官的弹劾权，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立法会设18个事务委员会，负责监察及研究政府的政策，审议和通过各局相关政策法案及公共开支，并从各事务委员会、区议会或媒体方面掌握问责官员的各种信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可就某一事件组织专责调查小组对问责官员进行调查。二是民众的监督。回归前的港英政府只向英国政府负责，无需向香港市民负责，市民无权也不能要求政府向他们负责。实行问责制后，问责官员如果违反《基本法》及有关行为规则，决策有损公众利益，或未能落实其施政承诺，公众可直接向政府监察部门反映，启动政府监督机制;公众还可以向立法会议员反映，通过立法会向政府施压。三是媒体的监督。问责制给新闻媒体更大的监督空间。媒体调查搜集来自官方和社会的各种信息，对问责官员进行跟踪监督，乃至公开曝光。四是专门政府机构的监督。廉政公署、审计署、申诉专员公署作为独立的监督机构，可以在接到举报后，分别就管辖范围对问责官员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和建议可直接送行政长官，涉及刑事犯罪的则直接移交司法机关。
第三，问责制保证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推行问责制之前，公务员无论职务高低，都保持政治中立，只需按既定的政策办事。推行问责制后，公务员队伍仍保持中立，负责政策的落实，其招聘、考核、升迁、调配、奖罚制度不变。同时，问责制遵循“政治和行政分开”的原则，把决策上的责任和业务上的运作分开了，政治任命的问责官员与政治中立的公务员是决策和执行的关系，问责官员承担制定政策的责任，公务员只负责具体业务，从而延续了公务员队伍中立、廉洁、常任等优点，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稳定。
二、内地探索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和官员的违法或不正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问责的推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作出了具体的部署。2001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对安全事故领域问责作了规定。2004年，中央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规范，并列举了应该“引咎辞职”的九种情形。2006年，新实施的《国家公务员法》也列举了对公务员问责的相关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突出行政首长为重点问责对象”。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同年，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也提出“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这一系列举措，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建立责任政府的坚强决心，也为实行行政问责制指明了方向。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实施党政一体化问责的事由、方式、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的官员问责步入制度化轨道。201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进一步配套，并走向实践。
全国各地在积极探索建立行政问责制的实践中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不少地方政府相继制定了问责制度。特别是在近年一系列重特大责任事件处理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果断措施，及时公开处置信息，严肃查处事件的肇事者和责任人，充分展示了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形象，也让群众看到失职问责已经成为监督百官的利器。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事件)，都必须负责，必须接受追究。以往存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对基层问责、不对高层问责等现象不复存在。只要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无论是谁、职位高低、政绩大小，失职必须被问责。问责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走向常态化、制度化，责任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
国内在探索行政问责的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行政权力和责任相对模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和权限以及不同层级官员之间的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楚，出了事由哪级政府、哪些部门、哪些领导来承担责任，具有不确定性。
二是问责的内容还比较局限。问责的内容大多是重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公共突发事件等重大失职、渎职行为，对决策失误、监管失职、用人腐败以及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等造成潜在不良影响的问题则较少进行问责。
三是问责追究有随意性。有时为显示对事件处置的重视，追求从快从重，不按规范程序运作。有的地方和部门为追求政绩，淡化事件影响，竭力掩盖责任，或对责任人偏袒，从轻处罚，或以行政责任代替法律责任、政治责任。
四是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不少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薄，只想行使权力，不想承担责任，或对应承担的责任认识不足，重视对上级负责，忽略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或只想承担直接责任，不想承担间接责任。
三、香港问责制对内地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启示
香港问责制明确了行政长官与问责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考虑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反应，进一步强化了问责官员的责任，加强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尽管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一制度对香港未来发展意义深远，对内地建立行政问责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面对问责风暴，问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免了领导却免不了的事故，行政问责如何能有更好的效果?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实行行政问责制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的迫切需要，对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公众参与社会事务要求的提高，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前，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以推进责任政府为目标，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综合发挥行政问责的事前防范、事中监督和事后追究功能。结合香港经验，本文针对“由谁问责”、“向谁问责”、“如何问责”等关键环节，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进一步细化行政领导权力与责任。香港问责制执行效果较好的重要前提是问责官员权力和责任十分清楚。内地行政问责要按照权责对等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以及每个职位的权力与责任。特别要明确各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以及行政首长的权力与责任，明确行政领导正副职、其他不同层级领导之间的责任。
问责对象应以行政首长为重点。香港问责制的问责对象非常明确，就是主要官员。内地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行政体制，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理应成为问责的主要对象。同时，也应将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列为问责对象。
问责内容应包括行政乱作为和不作为。香港问责的内容非常广泛，体现以民为本，对民负责。内地应将行政领域中的决策、用人和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感受等作为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不仅要对重大事故、群体性事件、公共突发事件的责任人问责，而且要对错误的行政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要坚持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将追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民事责任、道义责任结合起来。
要建立严密的问责程序。香港问责制实体与程序并重，同步发展。内地应以问责程序规范问责过程，约束问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作为问责启动主体的各级政府，要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司法机关的问责建议，新闻媒体曝光等启动问责，并按照法定程序组织问责调查、追究、整改以及问责救济、复核等。
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配套制度。香港问责制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行为守则以及申诉专员条例、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相互配套，形成体系。内地应加快健全与行政问责制相配套的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同时，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化，促进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进一步发挥好公众、媒体的监督作用，构建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
加快行政问责立法进程。香港问责制的运行依法有序进行。内地要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和常态化运作，必须加快国家立法进程，依法问责。目前问责主要依据是中办、国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下一步要在现有政策性文件基础上形成国家行政问责法，并不断完善问责配套制度，使我国问责实践真正制度化、法制化。
(作者系南京市纪委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彭安玉
作者：姚瑞平
第三篇：浅谈我国行政问责制
摘要：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深化行政机制改革，本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基于国内行政问责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深度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本国行政管理现状，提出改进行政问责机制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行政 问责制 对策
1 行政问责制的现状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设都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关于行政和问责制度基本由各级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和实施，目前尚未通过国家立法来规范行政问责的主客体责任归属和具体的实施办法，总体上还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法律，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1.1 问责主体不明确 行政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形式，这是由问责的主客体关系决定的。按照我国的行政惯例，比较倾向于政府机关内部的同体问责形式，而异体问责则是由人大、司法机关、新闻煤体和公民等主体来实施。
1.2 问责对象界定不明确 各责任主体权责不明晰使问责对象难以明确。行政问责法规的缺失是造成责任主体不明晰的主要原因。由于行政问责法律法规的缺失，致使各责任主体权责不明，缺少法律约束。现阶段，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广度尚妥，但深度不够，导致部分行政机构难以明确界定各自的权责范围。比如，小到行政机构内部个人与集体的责任归属难以界定，大到党政以及各级政府的权责范围不明晰。
1.3 问责范围狭窄 制度的缺失是现阶段问责范围受限的主要原因之一。现阶段，我国尚未通过立法手段明确行政问责的范围，相关行政制度在具体执行阶段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实施过程中弹性过大，范围还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只有引起中央或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安全事件或经济、岗位上的过错重点问责，对于其他影响力小或政治、道德方面的事件鲜少问责;二是行政问责重执行，轻监督决策，对监管不到位、职权行使不充分或用人不善的事件鲜少问责。
1.4 问责程序缺失 目前，行政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问责启动制度、问责中监督制度、回避制度、听证制度、救济制度、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等尚未明确，相应的问责程序也尚有缺陷：一启动单一，多数情况下问责程序均由上级启动，行政领导人的意志决定着问责程序的启停，问责对象、问责力度的把控、行政责任归属等等诸多项目均由行政领导人“一锤定音”。二问责流程隐蔽，不对外公开。三行政救济程序不完善。四官员复出程序随意性强。一些“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至于复出的原因和流程一般比较隐蔽，致使社会对“问责官员”复出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評价其过于神秘，进而引起广泛的质疑。
2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实践证明，行政问责制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必须要从法律制度上加以完善，要以宪法为基础，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定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的事由、问责的程序、结果的处理方式等事项，做出明确的、具备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定;以国家行政问责法律作为基础，建立切实可行的富于中国特色的地方行政问责法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强化异体问责 众所周知，异体问责是比同体问责更民主、更具备公信力的问责方式。因此，在完善同体问责的同时，也要对异体问责的必要性引起高度重视。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主体在于权力机关。作为异体问责主体中枢的人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法律都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查权、建议权、否决权、质询权、特定问题调查权、罢免权等有明确规定，但具体执行环节却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导致异体问责的成效达不到预期。强化异体问责，以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个案监督、制度监督和问责监督中的作用，从而确保异体问责所取得的成效与我们推行异体问责的初衷相符。
2.2 构建严格的权责体系，明晰行政问责的主客体关系 要建立负责任的政府，就必需对公共利益负有完全的责任。行政问责的责任主体可通过“谁主管谁负责，谁负责谁承担责任”的原则来进一步明确。也就是说通过立法明确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党政领导的职责要进一步明晰。其次规范行政首长负责制。根据《宪法》等法律法规，行政机关一律推行首长负责制，即行政首长通过个人决策来处理行政事务，并对决策全权负责。最后明确行政机关层级之间的责任归属。在我国，行政机关分为中央、省级和地方等多个层级，对各层级进行行政问责时，需通过立法手段来明确责任归属，以确保问责规范化、制度化。
2.3 全面拓宽行政问责范围 首先，完善职位分类制度，创新问责方法，明确公务员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归属，强化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可以通过对任务绩效标准统一规定、资源的适当组织与控制、监督与报告体系的完善等手段将责任管理方法应用于强化公务员工作的责任。其次，通过立法手段明晰各层级、部门之间的权责归属，消除各职能部门权责交叉、重叠的现象，明确行政问责的五要素，即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问”;行政问责的客体，即“向谁问”;行政问责的范围，即“问什么”;行政问责的程序，即“如何问”;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即“问责的对象要承担哪些责任”。再次，加快建立重大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把决策、执行和监督各个环节结合起来;行政问责不仅要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2.4 健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 推行行政信息公开制，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政务公开”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机制，准确把握政务公开的尺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第四权力”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拓宽政务公开渠道，确保信息公开畅通高效、规范一致。除此之外，还需完善信息公开考核工作机制，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要开展信息公开社会评议工作，公开成效由群众说了算。
3 结论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强化行政问责恰好是全面响应强化政府职能建设总体要求的具体体现。笔者从规范行政问责的角度，通过上文对行政问责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活跃学术氛围。相信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必将不断成熟与完善，并成为构建责任政府的强有力的武器。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及其重构[J].行政法学研究，2005(2).
[2]李军鹏.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谭琪，齐秀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探讨[J].2009(1).
[4]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杨光(1982-)，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姚沛(1986-)，女，河北承德人，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教师。
作者：杨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