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问题及对策论文

摘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体系，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立法和执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进行较晚，所以，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做出科学决策。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行政问责制问题及对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行政问责制问题及对策论文 篇1：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法治的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开始应用到具体的行政行为中，这不仅是提升我国政府行政能力的手段，也是进一步实现政府转型，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举措。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针对此问题，本文对行政问责制度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与措施，对于完善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制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一）行政问责制有助于构建责任型政府

行政问责制度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约束政府部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保证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倡导反腐倡廉，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高效的行政问责制度，这一制度的完善与推行可以全面的提高政府公共行为的透明化、高效化以及民主化，从而更好地建立责任型政府。只有进一步的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才能强化政府公务员的服务意识，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二）行政问责制有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

目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在于加强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设。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因为不需要对事故负责，因此责任观念相对淡薄，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他们没有意识到公共权力是来源于人民的，在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也承担着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和责任，通过启动行政问责程序对产生失职行为的官员追究责任，让行使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更加的严谨和负责。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对于我们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三）行政问责制有助于构建法制型政府

法治政府的建设要求依法行政，行政行为要符合法律规范。行政问责的内涵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内涵具有高度统一性。通过行政问责制的构建来保障人民的权益是行政问责制的基本价值追求。同时提倡构建和完善现有行政问责制度，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的权益，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从而推动政治文明进程。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主客体不明确

1.行政问责主体单一

首先，人大问责缺位。人大可以在问责过程中行使质询权、调查权等权利。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很少由人大启动问责。其次，司法问责缺位。我国的司法监督制度规定了司法监督权独立行使，但在实际生活中，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司法监督机关在组织人事上不完全独立，使司法问责的效能下降。最后，社会问责缺位。由于政府信息的闭塞以及新闻媒体独立报道的权力受到限制，使社会层面的问责无从谈起。

2.行政问责客体不清

我国行政问责客体不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不明晰。我国法律尚没有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自职责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政府横向、纵向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和权限不明晰。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使部分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出现问责互相推诿，逃避责任。三是，党政之间权责划分不清。由于我国的行政体制的特殊性，使党政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清。四是，正副职之间的责划分不清。我国目前存在着过于强调正职的责任，忽略副职责任的现象。在现实的行政行为中，副职往往是具体工作的总指挥。

（二）行政问责配套制度不完善

1.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在我国的行政问责配套制度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问责事由标准不一，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制定的规章，具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在具体事情和具体如何问责等方面是无法统一的。二是问责程序不统一。各地方的问责法规不健全，对问责程序的规定比较笼统模糊。三是效果和方式不一。这一差异会导致同一性质的事件在不同地区处理的结果是不同的，造成了问责的不平等，这也是目前地区问责制度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2.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不科学

政府绩效是政府在行使其职能权力，实现其意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管理能力，是对政府的效能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目前我国政府在绩效评估考核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有：首先，评估的主体过于单一。只重视政府内部权属关系的评估，忽略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内部的评估，缺乏专门的绩效考核评估机构。其次，缺乏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过于强调处罚机制而忽略了奖励机制，容易在政府领导部门及公职人员之间产生消极怠工的观念。最后，对政府的官员的效能评估存在困难。无法避免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公平的现象，对政府官员的绩效难以做到全面客观的评价，所以要把政府行政问责活动和绩效考核评估结果联系在一起。

（三）行政问责复出制度不完善

1.被问责官员复出缺乏必要的跟踪评估机制

许多官员被问责之后和再次复出之前，这一段空白的时间段是给这一位官员进行自我反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一官员不仅需要对自己的失责之处进行反思，还需要对自己行为所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进行弥补。官员在反思的过程中应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态度，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同样的问题出现，才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

2.被问责官员复出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在实际的官员复出监督管理中，由于政府本身所设置的管理监督机制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许多接受问责的官员往往没有经过相应的审查与监督便重新复出，这直接使体制内的相关机构失去了其应有的职责，广大人民群众全方位的监督也无法落实。正是因为对这部分官员监督管理意识的薄弱，导致很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而直接影响了问责难以规范进行。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具体对策

（一）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体系

1.確定行政问责的主体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需要进一步实现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有机统一，并进一步加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对出现问题的官员能起到巨大的威慑力，让这部分官员在社会压力的基础上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这一过程中，人大代表们可以通过质询以及罢免等问责权利来进行问责问题的实施，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个案诉讼的方式去实施问责，公众以及新闻媒体虽然不能直接影响问责的程序，但是公众的检举和新闻媒体的曝光可以极大程度的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力，形成对问责的舆论压力，从而更好的对官员进行制约，保障人民的利益。

2.明确行政问责客体权责

明确行政问责客体权责，处理好政府内部权责体系也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更好的发挥中央和地方的行政职权。其次，科学合理的划分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的权责，积极推进政府职能部门的优化调整，避免各部门权责不清。最后，科学合理划分正职与副职之间的权责。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我国实行首长负责制，对于副职负不负责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尽快弥补这一方面的缺失，使正职与副职之间的责任体系更加明确。

（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

1.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避免同样的违规行为在各地区处理结果不同的情况，一方面需要国内相关部门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区应该加强对这些法律的执行，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问题，从而全面提升处理问题的效率。

2.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机制

为了能够客观、公平、公正的评价政府领导履行的职责，就要运用符合实际情况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建立并推进科学完备的绩效考核评选和淘汰机制，使依法行使公职人员的权力，提高其廉政、勤政、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采取竞争机制，行政问责制和绩效考核评估机制相结合，充分发挥绩效考核评估体系的导向作用。

（三）完善行政问责复出制度

1.加强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考核评价机制

加强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价是行政问责复出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与部分，这不仅是对政府进行评价的重要手段，也是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的重要凭据。在官员复出的这一过程中，被问责官员复出前的跟踪评价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需要对这些被审核的官员进行全方位的考核与评价，对这些官员的品行以及反思效果等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保障被问责官员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通过反思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行政能力。

2.建立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监督机制

首先，要落实民主党派与司法机关的监督职能，在实际工作中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依法追究被问责官员的法律责任。其次，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和监督意识，并且政府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從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监督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影响力。最后，保证媒体监督的独立性与规范性。新闻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在官员从被问责到复出的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我们应该重视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不断优化和完善其监督体系。

四、结语

行政问责制的实质是为了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一项制度从建立到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反复摸索着前进，不断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我国构建行政问责制的重心是预防，而不是惩戒。制度只是一种硬性规范，将责任意识真正内化为内心的信念，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一定会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作者：董茗蕊

行政问责制问题及对策论文 篇2：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摘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体系，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立法和执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进行较晚，所以，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做出科学决策。

关键词：政府；行政问责制；问题；对策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问责文化尚未形成。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领导问责制的思想基础和灵魂。一些政府行政领导对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应急措施，而没有认识到它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一些群众也没有从内心认同行政领导问责制，主体意识不强，缺乏问责自觉，把当地政府推行的行政领导问责制看作政府在“作秀”。

（二）行政问责缺乏依据。

1、政府体制内部权责不清。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是现代政府强化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当前我国行政体制中权责不清是官员问责制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首先，由于历史职能划分的原因，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甚至出现责任真空地带，例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是典型的政府监管失职的恶果。其次，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目前还并非很明确。再次，党委、政府之间职责划分问题，在一起问责事件中到底应该由谁一书记还是行政首长来承担责任，还不是很明确。

2、問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不一。从近几年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中，不难发现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尚未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和领导过失等领域，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公开和细致的问责事由标准，同时问责种类没有法规的明确划定。在责任人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四类责任中择其有利者取之，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三）问责法律体系不完善。目前，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多，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其中既有党的规定，也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这些法规在问责的客体和主体、问责的程序上均未明晰化，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仅仅以这些文件为依据来追究领导者、管理者和执行者所负有的失职之责，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后盾就难免显得有些牵强，实际执行起来缺乏持续性和惩戒性，致使在实践中，追究的动力主要取决于上级甚至中央和国务院的态度，即使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追究也是上面推一推就动一动，甚至推而不动，而大量虽然严重但尚未“捅破天”的事件则不了了之，得不到应有的领导责任追究。

二、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一）不断深化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的行政文化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法制意识、民主意识，高效、廉洁的行政意识。确立社会主义的行政道德。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公正行政，清正廉洁，勤奋敬业的行政道德。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要以民为本、强调权责一致；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在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加强对行政领导的问责教育，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

（二）不断完善行政问责相关立法。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立法先行，作为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纠错保障机制，行政问责只能加强而不能弱化。

1、要改革党政关系，实现党政职能分离。在现行党委领导、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党政关系模式下，责任后果常常由作为执行者的政府来承担，因此要在分清党政责任的前提下，实现党政职能分开。各级党委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对政治原则、发展方向和重大决策等发挥领导作用，而把具体的规划和执行任务交由政府来处理，进一步明确和细分党政权责。

2、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班子责任追究制度。由于政府领导班子存在集体行动的弊端和问题，因此在追究行政首长的法律责任时，行政副职及其他班子成员也要按照权责一致原则担负一定的连带责任，从而化解责任分散的弊端，促使班子成员都能更加负责地对待每一项集体决策。

（三）要坚持政府问责信息公开的原则。信息公开是指政府机构通过多种渠道依法公开行政领导的政务活动及运作过程。信息公开原则是宪法要求保障人民知情权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是规范行政领导裁量权的重要措施，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必须建立在信息公开上。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公众在得到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信息时，将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进行问责。政府机构在受到公众问责的监督下，对官员进行责任追究并进行处理，再把处理的结果告知公众，公众会对政府的追究行为作出反应，并把自己的看法反馈给政府，此为第二个循环。由此，信息公开和行政领导问责在相互作用下形成一个循环的双向交流系统，使行政领导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保证行政领导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到实处。

作者：孙泽琦

行政问责制问题及对策论文 篇3：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审思

摘 要：在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关系着责任政府的建立，同时也关系着政府形象地塑造以及公信力的提升。行政问责制应当是行政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遵循其特定的程序，在全社会的共同监督下，追究问责客体责任的制度。其所蕴含的行政道德核心理念是“正”。公平、正义是我国行政问责制良性运行的灵魂所在，并且它是我国行政问责制所追求的最高伦理境界。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伦理问题；伦理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是否建立健全对于该国民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关系着责任政府的建立，同时也关系着政府形象地塑造以及公信力的提升。自非典事件之后，从党中央到各地方都在积极地为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做出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是，对于一个新生制度，其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本文试从伦理的视角，审思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一、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内涵

明确行政问责制的内涵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逻辑前提。但是，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其阐释了自己的不同理解。众所周知，行政问责制源自西方国家。本文认为，对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界定，应当根据“本土”特色进行理解和阐释，并挖掘，甚至创造出适合本国行政问责制良性运行的土壤。简言之，行政问责制应当是行政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遵循其特定的程序，在全社会的共同监督下，追究问责客体责任的制度。其所蕴含的行政道德核心理念是“正”。“修身在正其心”，“政者”就是“正也”，行政就是行“正”。公平、正义是我国行政问责制良性运行的灵魂所在，并且它是我国行政问责制所追求的最高伦理境界。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伦理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国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正式启动以来，至今已经走过10个年头。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进程，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起步较晚，仍然存在着难以问责和问责不到位等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上的缺失

1.从立法形式上看，缺少一部专门的行政问责法

虽然我国行政问责制自非典事件以后已经全面的启动。然而，从整体上看，仍然缺少一部真正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在具体实践中，主要依据《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中央政策性文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等行政法规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试行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地方性规章。根据上述规定，中央政策性文件不属于法律的范畴，因此它的执行效力和威慑力也必然低于真正的法律。行政规章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是它并不是专门规定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其社会威慑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我国行政问责制是从地方向中央次第展开，虽然各地区根据自身需要制定了专门的行政问责地方性规章，但是适用范围却极其有限。

2.从立法内容上看，规定本身存在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问责主体单一。和西方国家正好相反，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偏重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相当薄弱。（2）问责客体有限。由于我国所披露的绝大部分问责案件都是上问下责，因此很多人误认为行政问责制仅仅针对领导干部，与普通行政人员无关。（3）问责内容狭隘。首先，据统计，我国行政问责案件绝大部分集中在突发安全事故领域和腐败领域，对于用人失察、决策失误、不作为、乱作为、职业能力等方面涉及较少。其次，对民意上达的渠道未予以明确规定。再次，行政人员的职责权限划分不明确，最终导致无法问责或无从问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划分不清；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划分不清。（4）问责程序不规范，实际可操作性较差。首先，和西方国家先进做法相比，我国目前缺少一个专门的行政问责机构。其次，行政问责从正式启动开始，对于其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议、申诉、期限等程序规定有待进一步细化。（5）执行不到位。一是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方式基本已经确定，但是问责方式和问责事由的对应发生严重缺位，需要进一步加以细化。二是被问责官员重新启用问题。根据2002年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另外，《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又进一步明确了被问责的人员可以重新启用。被问责人员的重新启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避免了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但是对于行政问责的威慑力和执行力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配套制度不完善

任何制度的实行都需要有一个良好外在环境。一个完整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不仅需要制度本身的建设，更离不开相关制度的配合运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影响整个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运行。目前，我国配套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监督问责机制的缺失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监督问责主体偏重于党委和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自我问责，而来自于公民、新闻媒体等异体的问责相当薄弱。虽然，同体问责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具有经常性、直接性和针对性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同时也难以避免主观倾向性而致使问责结果有失公正性。

2.信息公开机制的缺失

首先，和西方国家相反，目前我国在政府公开信息方面采取的是政府推进式。政府在公开信息方面处于主导和主动的地位，即政府公开什么，老百姓才能看到什么，而不是老百姓需要看到什么，政府就公开什么，公开多少也是由政府单方决定。其次，从立法上看，我国一些地方虽然已经制定了《信息公开规定》以及国家已经颁布实施了《政务公开暂行条例》。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还缺少一部全国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在立法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最后，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虽然通过官方网站公开了某些政府信息，但是，由于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完善，往往导致一种信息虽然公开了，但是政务却不透明的消极现象。而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执行难、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三）行政问责伦理文化滞后

任何一种制度的有效运行，其背后必然具有与之相应的文化作为支撑。自“非典”事件以后，我国行政问责制全面启动至今，虽然历经几次问责高潮，但是一些个案仍然屡屡发生、屡禁不止。行政问责制并未真正落到实处，达到预期效果。其内在原因是因为在某些行政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并没有形成一种责任意识，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作为精神支撑。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滞后性已经严重阻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由于中国受到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权本位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官就是权的象征，利益的化身，不懂得或不知道权力的背后还意味着责任。在其思想深处仍然是官主民辅，官尊民贱，官贤民愚的错误观念。这种思想已经固化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几千年了，要想改变这种思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2.责任意识淡漠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和政治权利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的影响，致使人们在热衷于权力的同时，无形中必然忽视责任的履行。将原本权责对等的关系“默认”为责任是权力的“装饰物”。在我国，行政人员责任意识淡漠主要表现在为注重权力而忽视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过便是功”；注重对上负责而忽视对下负责等。

3.自律意识缺乏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逐步一体化，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形势，非理性风靡、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缺失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重要问题[1]。在这种环境背景下，行政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所经受的各种诱惑也随之增大。在某种程度上，权力越大其所经受的社会诱惑也就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官员纷纷落马已经对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要求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历览自2003年以来所披露的问责案件，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是“被动揭发”抑或“被动问责”，几乎没有责任人主动向组织或社会公开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要求承担自身的责任。这种被动、消极的问责文化必然导致行政人员自律意识薄弱，而行政人员自律意识的缺乏反之又会加深这种问责文化对其的恶性暗示。

4.公民意识淡薄

在行政问责制度中公民意识淡薄具体表现为参与监督、问责意识较弱。虽然今日的中国早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但是却仍然保留着与封建专制社会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传统臣民文化的烙印。缺乏与现代民主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公民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监督和问责的权力。正如某位学者所言：“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忍耐和不与官争道德传统心态成全了多少官僚的骄横跋扈观念”。

三、重塑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亮点，其能否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建设，而且还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的健全以及行政伦理文化的塑造。具体如下。

（一）完善立法

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问责行政人员不能仅靠“风暴”法，而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行政问责制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机制，使行政问责制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真正地做到真问真责。针对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立法问题，本文认为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问责法是解决行政问责制所出现的问题的重要逻辑前提。具体而言，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问责主体多元化

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是保证行政问责制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机制相结合，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全方位的监督和问责以此保证行政问责制运行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2.问责客体全面化

真正的行政问责制其问责客体不仅包括领导干部，还应当包括普通行政人员。因此，在立法中首先应当明确行政人员各岗位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责和权限的范围。由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才能进一步明确应当向谁问责问题。

3.问责内容科学化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内容较为单一，范围偏窄。因此，首先，行政问责的内容具体要设定在哪些范围内是立法时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环节之一。其次，行政问责的范围是不是越大越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总之，行政问责在内容设定上应当力求科学化。

4.问责程序规范化

程序不规范是造成当前行政问责制难以落实到位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认为，在程序设计上应当遵循细化、分类化等原则以增强行政问责制的实际可操作性。

5.执行力度化

制度行故制度在。好的制度不仅在于本身的设计如何，而在于制度运行的结果是否得到了有效地执行。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体由部分构成，离开了部分的整体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整体。因此，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体系建设中，一方面要加强行政问责自身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亦不能忽视其他制度对于整个行政问责体系建设的重要作用。“如果不能跟进制度保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问责制也有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2]其主要配套制度建设如下。

1.健全强化异体问责

目前我国监督问责制度缺失主要问题在于偏重同体监督问责机制，而异体问责机制相较之下处于相当薄弱的地位。这种偏重致使整个监督问责制度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进而阻碍行政问责制实施应有的效果。因此，必须健全和强化异体问责机制。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问责作用。其次，合理地利用新闻媒体监督问责力量。再次，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监督问责的意识等。

2.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的信息是否公开是公民能否真正参与监督问责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公民就不知道或不全知道政府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每天在做些什么，公民又如何监督问责呢？虽然中央和地方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网站，对一些政务也进行了公开，但是公开的力度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如果不是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问题都应当100%向社会公开。但是，法行故法在。任何制度运行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施行。

（三）重塑行政问责伦理文化

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行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外在制度因素，同时，其内在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软实力的支撑。美国行政伦理学教授特里·库柏认为，维持公共组织中负责人行为主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外部控制即刚性机制，着眼于制度体系建设。而内部控制即柔性机制，主要依靠行政伦理文化培养和塑造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平以此对制度的良好运行从内在形成一种强大驱动力。任何一种制度的运作，其背后都离不开文化的柔性支撑。根据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整体运行状况，本文认为重塑后的行政伦理文化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官本位转向民本位：树立正确的主仆关系，增强公仆意识

马克思曾言：“巴黎公社彻底地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也曾告诫“我们的干部无论职务的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官本位作为我国传统官文化的核心思想已经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党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相悖离。民本位的思想完全取代官本位的传统思想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的官文化已经不适应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新的行政道德必然围绕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作为核心目标。

2.权本位转向责任本位：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服务意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由于受到传统官本位、权本位思想的深刻影响，颠倒了人民与国家和政府所应有的主仆关系。这种颠倒的主仆关系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正常运行。因此，必须加强对行政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力度，纠正错误的权力观，并树立正确的责任观念以增强其对人民负责的公共服务理念。这是对行政人员执行行政权力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

3.深厚的官德修养

古语云，“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修德、立德不仅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做官的基本准则。领导干部应当“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轻财是以聚人，律己是以服人，量宽是以待人，身先是以率人”，以此真正从内心提升“为民、务实、清廉”官德境界。拥有较高的官德修养是提升权力者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良好的官德修养会为行政问责制的运行营造一个公正、公平、正义的和谐氛围。

4.强烈的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作为公共行政伦理道德的基础，其盛衰强弱，极大地影响着行政行为的走向，影响着一个政府的反贪廉政的进程[3]。关于公民意识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确定的定义。简单地说，公民意识就是指公民知道自己手中拥有哪些权利，并且能够正确行使、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维护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利益。同时，还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行政问责制中，公民意识表现为公民能够积极主动地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问责，并在践行权利过程中切身体会到国家社会管理的主人意识。新的行政问责伦理文化就是要促使公民增强敢于问责和勇于问责的意识，为行政问责制的良性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问责环境。

四、结语

我国行政问责制从启动至今，不可否认地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就。但是，由于其起步较晚，无论是制度体系建设本身，还是行政问责的文化环境仍然存在很多的缺憾和不足。总之，建立一个真正的行政问责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韩庆祥，张艳涛.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8，（11）.

[2]刘军宁.中国如何走向真正的问责制[J].新闻周刊，2004，（17）.

[3][美]马国泉.行政伦理：美国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16.

作者：赵圣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