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石窟装饰艺术论文

[摘要]延安地区石窟现存数量较多、分布地域广泛，多沿河谷及交通要道建置。依据延安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石窟的数量分布、建筑风格以及造像特征，可分为北魏至隋唐时期、宋金时期及元明清时期等三个时段，其中宋金时期数量居多。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钟山石窟装饰艺术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钟山石窟装饰艺术论文 篇1：

陕北石窟，宋代石窟的高光时刻

钟山石窟阿难与菩萨像

说到中国石窟，人们首先想到的，一般是新疆地区与河西走廊上的那些著名的石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首先在西域扎了根。公元三世纪，信徒们在木扎特河河谷北面的明屋塔格山悬崖上开凿洞窟，描绘出色泽绚丽的飞天与菩萨。随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向中原进发，敦煌莫高窟、瓜洲榆林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的开凿，使得中国石窟在北朝至隋唐达到了巅峰。

而陕北石窟，在中国石窟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迟至北宋时期，才迎来了它们的高光时刻。从更为弘大的历史角度来说，陕北石窟是中原石窟的一股清流，也是宋代石窟最后的尾声，现在人们习惯说的四大石窟——钟山石窟、清凉山石窟、石泓寺石窟、万安禅院石窟则是陕北石窟中的佼佼者。
丝路东段上的宋代石窟

打开陕西地图可以看到，从北往南，依次是子长钟山石窟、延安清凉山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和黄陵万安禅院石窟，再往南，就是长安。

长安到陇东一段，被称为丝绸之路东段，而长安以北，也是丝路东段北线的必经之地，佛教在这一地区一直兴盛不衰。我们去到的第一站钟山石窟，早在晋太和年间（公元366～370年）就有开凿，历经六百余年经营，在北宋时期达到顶点。

陕北石窟在宋代的突然兴盛，或许可以从其地理位置出发来探讨一下。

唐宋时期，河西地区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據，佛教石窟的开凿，不得不向东向南迁移。河西地区游离于中原之外，莫高窟和榆林窟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了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子，而陕北以及秦岭以南的川渝地区，则恰好延续了中原石窟的艺术风格。

一直以来，位于黄土高原之上的陕北地区，农业并不发达，人口也比较稀少。到了北宋时期，西夏崛起，朝廷不得不在陇东和陕西地区大规模驻军，并修筑堡寨，招纳散民。而陇东和陕西地区，是抗击西夏、捍卫中原的前哨地带。人口的增加，军力的强盛，战争的频繁，以及人们面对杀戮与死亡时所需要的精神寄托，都催生了当时的石窟开凿。

北宋陕北石窟开凿者的身份，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河西走廊那些大型石窟的开凿者或者说资助者，多以皇室为首，位高权重，财大气粗，在莫高窟不少洞窟中，我们都能找到他们身着华服、前呼后拥的身影。

而在陕北，开窟者以军界大佬为主力，也有不少中下层军士，他们集资众筹，参与到开窟造像、贴金重妆中来。
残存的佛像上也能看出精工雕刻的菩萨衣纹装饰。

过去佛、弟子阿难像

在陕北各地的石窟中，诸多题记保存了他们的“众筹”记录。有趣的是，文史专家在这些题记里，发现了不少驻军部队番号和军官、士兵职务等级称号。例如，钟山石窟第三窟中有“安定堡番落弟七十指挥弟一都长待李次自发虔心修菩萨二十尊永为记”题记，清凉山万佛洞石窟中有“延州振武第一指挥第一都马戊为亡过父母今修佛一尊菩萨四尊愿早升天界”题记。另一处题记上有“熙宁五年三月十五日本堡弓箭手王友王大贺文友等三人同发心结连修下生佛三尊并妆画已了请僧庆贺十月一日永为供养”等字样，读来别有一番生活情趣，想来“弓箭手三人组”在当时集资捐刻，也是一种珍贵的战地友情吧。

今天，这些宝贵的文字记录，已经成为陕西路驻军史的一个注脚，也为文史专家研究陕北石窟以及宋代陕西路军队的重要参考资料。
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之所以说陕北石窟是中原石窟的一股清流，还在于它们在开凿方式、洞窟布局和造像艺术风格上的独树一帜。

以钟山石窟第三窟为例。它开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工匠们在山崖上掏出一个长方形的洞窟，就地利用窟内坚硬的青石，凿出八根顶天立地的柱子。它们的作用除了支撑顶部外，还构成了中心佛坛的空间，柱身也为工匠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场所。这样的布局，不同于西域最早的中心塔柱式石窟，也有异于莫高窟、榆林窟中的背屏式佛坛，八根石柱组成的空间已经接近于木构佛堂建筑的形制，仿佛把佛坛分成了三开间，每个开间各雕刻有一尊主佛和两弟子两协侍菩萨，分别为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柱身满雕菩萨、千佛，洞窟四壁也雕刻有水月观音、千佛、力士、罗汉，以及涅槃图、经变图等。据统计，整个第三窟共有大大小小造像上万尊，因此得名“万佛岩”。

清凉山石窟、石泓寺石窟和万安禅院石窟中的主窟，除了大小略有不同之外，其佛堂式佛坛和造像内容、风格都与钟山石窟第三窟极为相似。每一个洞窟中，都分布着成千上万的佛与菩萨，营造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佛国世界。

这次陕北石窟行正是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一路走下来，我的体会是：陕北石窟独特的开窟和雕刻风格，既是密恐症患者的噩梦，也是寻宝爱好者的天堂。而我，应该算是后者吧。
钟山石窟外景

钟山石窟是四大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造像艺术也最为精湛。如前所述，佛堂上共有三组雕像，主尊是释迦牟尼三世佛，分别为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旁边各有弟子、协侍菩萨。同样的组像，同样的身份，从左往右细细看过去，你能从诸多细节上体会到古人在塑造人物、表达三世佛概念时的独具匠心。

左侧过去佛身边的弟子阿难面庞清秀，略带稚气，协侍菩萨天真烂漫，宛如少女。而到了右边的未来佛，身边的协侍菩萨身披缨络，表情端庄，已经接近成熟贵妇的形象，弟子伽叶面容沧桑，但表情恬淡，似有大彻大悟之感。就连三世佛所坐的莲台造型也各有不同。从简约到繁复的变化，仿佛经历了时光的无限流逝。

这样的表达方式，在陕北石窟以外的其他石窟里极少见到，不能不说是宋代陕北工匠们无意之间炫了一回技。

最难忘还是少年版阿难。我在敦煌莫高窟51窟见过壁画上的阿难，妩媚动人，那是画匠用线条勾勒、用色彩晕染出来的。而北宋石匠却是在极其坚硬的青石上，一锤一钎雕刻出柔软的肌肤，琢磨出淡淡的笑容。从某个角度望过去，少年阿难仿佛正与身边的青春少女亲密交谈，在这座石头构成的佛国世界里，你仿佛还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

在清凉山石窟和石泓寺石窟中，最常看到的就是菩萨造像。北宋时期，菩萨信仰盛行一时，在战事频繁的陕北地區，解救现世苦难、无所不能的观世音菩萨更容易获得普罗大众的信赖，工匠们在四壁与石柱上雕刻出水月观音、自在观音、渡海观音等形象，倾注了人们祈求平安的心愿。这也是陕北石窟造像艺术的特点之一。

更令人赞叹的是，洞窟四壁和石柱上的无数佛像，大的一米多高，小的不过盈寸，都雕刻得栩栩如生。我在麦积山石窟了解过一种叫“影塑”的彩塑技艺，即工匠以泥土、细砂和麦秸为原料，用模具翻制出小型佛像，略加处理后粘贴于洞窟四周，通常用于营造千佛效果。这样的批量制造相对省事，但难免“千佛一面”。但陕北石窟中的千佛，绝大多数都是由工匠在石壁和石柱上雕刻出来，每尊小佛像都有细微之处的不同，有的面带微笑，有的若有所思，慢慢看过去，说不定就会在一排正襟危坐的佛像中发现一位歪头卖萌的佛。那时候的工匠一点都不曾偷懒呢。

而在万安禅院石窟，更吸引我的还是洞窟四壁上那些浮雕造像。这座石窟始凿于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中心佛坛与洞窟四壁之间的甬道非常狭窄，四壁雕刻着高达三米多的佛像，由于石质是较为柔软的砂岩，经历了一千年风蚀水侵后，这些造像多有损毁，部分衣饰也已漫漶难辨。

时间仿佛是另一位“工匠”，流年黯淡了容颜，他们的身姿依然优雅，沧桑的面容令人动容。在洞窟西壁，有一幅罗喉罗授记图。身材高大的释伽牟尼微微侧头，仿佛正在耐心倾听身旁爱子罗喉罗的絮语。这个题材在陕北石窟中极为少见，而工匠在刻画人物时非常用心，这一刻，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佛与聆听教诲的弟子，他们只是人间烟火中一对平常父子。

略有遗憾的是，洞窟四角安装的照明灯太过明亮，中间的石柱又将光线分割得支离破碎，很难获得极佳的欣赏角度。讲解员告诉我们，这里曾遭遇盗窃，有几尊佛像的头部被人切下偷走，虽然后来公安机关将佛头追回，但种种原因之下，佛头一直没有“回归故里”。此后，洞窟中到处都安装了监控系统以及强照明灯光。在开放与保护之间，陕北石窟都面临着相似的两难境地。
清凉山石窟水月观音像

石柱上雕刻着无数菩萨。

作者：刀哥

钟山石窟装饰艺术论文 篇2：

延安地区石窟的分布、分期及其特征

[摘 要]延安地区石窟现存数量较多、分布地域广泛，多沿河谷及交通要道建置。依据延安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石窟的数量分布、建筑风格以及造像特征，可分为北魏至隋唐时期、宋金时期及元明清时期等三个时段，其中宋金时期数量居多。北朝石窟多呈云岗型塔柱式形制和龙门石窟常见的三壁三龛式，唐代石窟形制呈多样化；宋金时期石窟多为佛坛窟，石窟造像具有重写实、世俗化、生活情趣浓郁等特征；明清时期延安石窟世俗化色彩更加浓重。

[关键词]延安地区；石窟；宋夏战争

石窟，又称石窟寺，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侣或信众依山体开凿而成的建筑，其主要分为洞窟和摩崖造像两种形制。石窟集建筑、壁画、雕像于一体，反映了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传播及佛教艺术特色。延安石窟作为陕北石窟群中的一部分，它不仅记载着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流传、承载着古代延安地区民众的精神信仰，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它是研究延安地区古代佛教史、建筑史、民族文化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实物遗存，因此对该地区的石窟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石窟的分布

陕西是中原北方晚期石窟较集中的地区，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目前全省已发现北魏至明清的石窟350余处[1]，宋代及其以后的约占三分之二。其中延安地区共有石窟寺（包括摩崖造像）96处，洞窟数多达233个，延安地区共辖一区十二县，目前除延川县尚无石窟发现之外，其余各县均有分布，其中尤以安塞、志丹、富县等三县最为集中，石窟寺分别为23处、18处和14处。其余黄陵县8处、黄龙县和甘泉县均为6处、洛川县和子长县均为4处、宜川县3处、延川县2处、吴旗县1处。

由于石窟的开凿对于地质构造依赖性很大，因此石窟一般选择完整性好、成层厚度大而比较均一的岩体，要求岩体不能过于坚硬易于开凿，并具有较好的自稳能力，未经构造变动。[2]延安地区石窟大都依山而凿，或直接凿于山体石壁中。如安塞县王窑乡石寺河村西的石寺河石窟，位于石寺河与小沟河交汇的三角石崖上；白杨树湾石窟则位于王窑乡白台村村东1公里处崖壁上；子长县钟山石窟，背依钟山而建。

延安石窟多分布于河谷地带，如黄陵县石空寺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洛川县史家河石窟、新茂台石窟、志丹县城台石窟、石洼庄石窟等形成了以洛河道的带状分布；安塞樊庄石窟、招安寨石窟、高坪石窟、宝塔区清凉山万佛寺石窟则形成了以延河谷地的陕北地区零散分布。延安地区96处石窟中，就有82处开凿于河谷附近的山体。

此外，延安石窟的分布与该地区古道的走向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陕北北朝石窟沿两条古道分布：北线石窟分布在由古代凉州（今甘肃武威）经由陕北的吴旗、安塞、横山通往代京（今山西大同）的古道上，这条古道西通西域，东至辽东，称之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延安地区很多石窟如安塞县云山品寺石窟、界华寺石窟以及吴旗县石窟寺等。南线石窟则主要分布在由长安通往延安的古道附近，[3]如富县川庄石窟、黄陵县香坊石窟和麦洛安石窟就位于这条重要的通道上，呈线状分布格局。佛教的传播与交通条件密不可分，因此延安石窟的分布大多处于临界交通条件较便利的川道或者古代驿站。如富县柳园石窟，位于富县牛武镇，柳园村西，北依山，南为牛武川水，东西为川道；黄龙县花石崖石窟位于圪台乡花石崖村北，东西为川道；志丹县顺宁石窟位于顺宁镇顺宁村西，南北为川道，马家河石窟位于永宁镇马家河村梁山西麓，南北为川道。此外，由长安通往甘肃庆阳和西北部边塞要地的当时繁华的古道分布很多驿站，安塞县的黑泉驿便是古代驿站，现在仍以驿称，黑泉驿石窟就位于此地。

通常而言，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南北出现分化，南方重思辨，北方重禅坐。石窟不仅是信众祈福许愿的去处，同时也是僧人修禅的场所，因此石窟地址的选择多倾向于幽静僻远、依山傍水、远离闹市，如安塞县谭家营乡沐浴村的沐浴石窟，依山开凿临近延河距县城16公里，富县直罗镇韩村以东2.5公里处的石泓寺石窟，位于大白山南麓，南临川子河水；黄陵县腰坪乡潮塔村东北2.5公里处的紫峨寺石窟，南临建庄河之流，东西为深沟，周围皆为林区。此外，为方便香客祈福及僧人获取必要的经济食物来源，石窟往往位于村寨附近。

二、延安石窟的历史分期及特征

石窟之所以能在延安地区大量存在，当然源自民众的需要，它作为佛教信仰的载体，承载着古代人民的美好祈愿。依据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石窟的数量分布、建筑风格以及造像特征，笔者将延安石窟分为三个时段：北魏至隋唐时期、宋金时期及元明清时期。

（一）北魏至唐代

这一时期，延安地区共建有石窟15处，其中北朝和唐代均为7处，隋代1处。陕北地区兴佛肇始于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先后建都长安，皆崇奉佛教，著名的莫高窟最早开凿于前秦、麦积山石窟最早开凿于后秦时期。北朝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除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时期发生过灭佛事件外，北朝诸帝王都信奉佛教，因此北朝在中国佛教石窟方面，留下了不少宏伟的遗迹，如北魏开凿的有云冈、龙门石窟。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佛教的各大宗派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从而实现佛教的中国化。

延安地区位于由甘肃庆阳到山西大同的佛教传播通道上，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富县广家寨寺院遗址以及黄龙县隋唐时期的普隆寺遗址，均位于该重要通道。这一地区的安塞县云品山寺石窟、吴旗县石窟寺开凿时代约为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其形制内容和造像风格都受到同期云冈石窟的影响，为云岗型塔柱式形制，但也有一定的地域特征。西魏时期开凿了黄陵县香坊石窟和麦洛安石窟，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平顶，内部多为同期龙门石窟常见的三壁三龛式。[4]而唐代延安石窟形制多样，有穹窿顶加横向人字披的大佛顶式，有略呈方形的穹窿顶窟，有呈方形平面的中心柱窟等等。

（二）宋金时期

延安地区宋金开凿石窟非常兴盛，是北方晚期石窟的集中地区。根据表二数据统计，这一时期的延安石窟多达63处，占总数的66%。从全国范围看，佛教凿窟造像在宋代已趋于衰落，宋代石窟群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多见，而延安地区的宋代石窟数量可观，弥足珍贵。最为著名的有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开凿的子长钟山石窟、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建造的黄陵双龙石窟、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开凿的延安万佛洞和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建造的富县阁子头石窟。

延安地区北宋时期出现大量石窟造像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二点，其一是宋夏战争。史书记载，北宋仁宗景■五年（1038年），西北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立“大夏”政权，史称西夏。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宝元二年（1040年）年三月，元昊进攻宋朝，拉开了宋夏战争的序幕。战争断断续续，先后发生五次，历经北宋仁宗、英、神宗、哲宗、徽宗五朝，直至北宋灭亡，即宋徽宗靖康二年（1127年）。宋朝抵抗西夏的前线，东起麟（今陕西神木）、府（今陕西府谷），西至灵（今宁夏灵武西南）、凉（今甘肃武威），延安地区在宋金时期是宋代的边防要地，西南通长安、北方通边塞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延州（今陕西延安）也成为北宋抵抗西夏的军事重镇。仁宗宝元二年（1040年），宋夏延州之战爆发，最终以宋败夏胜收场。很多石窟题刻表明，抗击西夏的将士们参与了石窟建造。如志丹县何家洼石窟题记“惟南瞻部州大宋国修□管界保安军德靖寨管下，小胡族第二十四指挥、施主维那头首领吃多遇等造。修造石宫佛堂一所，大佛五尊，小佛一千尊，并及观音、慈氏、十六罗汉，并已了毕。皇帝万岁，重臣千秋、风调雨顺，天下人安，已后永为供养。”[5]保安军德靖寨在今志丹县旦八镇境内。北宋中期，为了对付西夏，给羌人部族的大小首领封官，由他们分别统率本部族壮丁，组成蕃兵。蕃兵实际上以各部族为单位，又依其人数多少，采用禁兵都和指挥或甲和队的编制。上引题记中的“小胡族”即为地方蕃兵。因此延安石窟在宋夏对峙的战争环境中获得发展，军人参与开凿石窟，石窟与军事城寨伴生，城寨驻军不仅参与了石窟的修造，也是维护石窟寺院经济的重要施主。其二是民众需求。战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使得当地民众渴望天下太平，现实中的苦难和不满转而寻求佛教的精神解脱，因此很多家族和民间的能工巧匠加入了开凿石窟的行列。学者李静杰通过对宋金时期陕北石窟题记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石窟施主身份可分为家族施主、结社施主、军人施主、军民施主等四种情况，从事开窟造像的主要工匠有以介端、介处为首的介氏家族和以王志、王信为首的工匠班底。[5]

宋代延安石窟主要有如下特征：其一，大多为佛坛窟，以子长县钟山石窟主窟为例，窟内呈长方形，中央开凿一长方形大佛坛，坛上立八根方形石柱，前后对称，横列两排，直通穹顶。佛坛开凿三组佛像，坛上石柱四周及窟内四壁都雕刻大小不等的佛、菩萨、罗汉形象，气韵生动、个性鲜明。规模类似的北宋佛坛窟还有黄陵县双龙千佛洞石窟、宝塔区清凉山万佛洞第1窟等。延安地区的北宋佛坛窟，是依据地面佛殿的基本结构设计而开凿。坛上的佛像也遵照木质佛殿中排列方式。佛坛上的方柱与石屏连接穹顶的方式为窟内独特设计，较之唐代以前的同地区石窟，更多地模仿地面佛寺，促进了古代佛坛窟的发展[6]152。其二，石窟佛像时代特征鲜明，服饰厚重、衣纹自然流畅；胸前袒露、头顶发髻较长、面部圆润饱满；造像生活气息更强，雕刻技巧细腻。也有学者把这一地区宋代石窟造像概括为重写实、世俗化、生活情趣浓郁等特征。[7]作为金代石窟的代表富县石泓寺石窟窟内雕刻非常密集华丽，石柱及洞窟四壁刻满排列整齐的小型千佛像，窟顶由华丽图案装饰。其特征与该地区宋代石窟类似，可视为这一带北宋石窟的延续发展。

（三）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陕北石窟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这一时期延安地区共凿窟造像仅13处，其中明代占10处。石窟大多集中在志丹县，共有7窟，如马家河石窟、卧龙寺石窟、龙山石佛寺石窟等。据《延安市志》记载，明清时期的延安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旱灾、水涝、雹灾、冻害、蝗灾、地震、雪灾等重大灾害都有记录。[8]自然灾害的频发是民间信众为祈福驱祸而营造石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藉此获得精神寄托。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延安石窟中尚无清代始建的，有清一代仅对历代石窟加以重修补塑工作。如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中就有清道光戌子年（1828年）重修记事碑一通，宝塔区桥沟镇狄青牢村西的狄青牢石窟，窟顶东侧就有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重修狄青牢碑记》一通。

明清时期延安石窟世俗化色彩更加浓重，人民往往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开窟造像。志丹县顺宁镇驸马沟门村东的驸马沟门石窟中正面为高1.2米的主佛药师佛。两侧各有一尊捧钵弟子像，均高0.8米。最主要的是两侧基坛上各有4尊泥塑古代名医像。名医像的出现是因为人民祈求健康平安，无病无灾。此外明清石窟另一特点为此时出现了多处道教石窟或释道合一石窟。如志丹县白沙川石窟1号窟造像头加冠，腰系玉带；3号石窟佛像头戴高髻冠，双手合十，双目微闭，身披双领架裟；4号窟造像一尊头梳发髻、留长须、系玉带，一尊戴官帽、披朝服、系玉带；5号窟造像两尊，道教服饰。可见这一时期石窟中释道儒合流的特点更加突出。

三、结语

延安地区现有石窟数量较多、分布广泛，其中犹以安塞县、志丹县和富县境内最多。延安石窟多位于河谷地带，且大多沿该地区古代两条古道分布，一条为古代凉州（今甘肃武威）经由陕北的吴旗、安塞、横山通往代京（今山西大同）的古道；另一条则为由长安通往延安的古道。依据延安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石窟的数量分布、建筑风格以及造像特征，可分为北魏至隋唐时期、宋金时期及元明清时期等三个时段，其中宋金时期数量居多。北朝石窟多呈云岗型塔柱式形制和龙门石窟常见的三壁三龛式，唐代石窟形制呈多样化。宋金时期石窟多为佛坛窟，石窟造像具有重写实、世俗化、生活情趣浓郁等特征。明清时期延安石窟世俗化色彩更加浓重，出现了古代名医的石窟造像以及三教合流的造像并存现象。

参考文献：

[1]韩伟.陕西石窟概论[J].文物，1998（3）

[2]张多勇.陕甘宁蒙毗邻地区石窟寺的特点及地理环境探析[J].陇东学院学报，2009（1）

[3]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4]靳之林.陕北地区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J].文物，1989（4）

[5]李静杰.陕西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J].敦煌研究，2013（3）

[6]常青.石窟寺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崔彬.延安地区的宋代佛教石窟造像艺术[J].文艺研究，2010（8）

[8]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志·自然灾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基金项目：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陕北石窟的分布、分期及其特征研究》（13BLK24）

作者介绍：张志云（1975-），男，江西九江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4级中国史博士研究生。

作者：张志云　代会妍

钟山石窟装饰艺术论文 篇3：

愿做菩萨手中那朵莲

河西走廊历来是佛教东传西归的重要通道，除了我们熟知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榆林窟之外.沿途还散落着许多小而美的石窟.它们在佛教艺术史上同样占据一席之地。

此次尋访河西走廊，重点当然是一众佛教石窟。行前摊开地图研究了许久，最终定下了从成都出发，一路北上，从广元千佛崖石窟到天水麦积山石窟、水帘洞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的路线。这一线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南道的必经之所，我们也仿佛是沿着古时信徒的足迹，由蜀道北去陇西。回首来时路，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天梯山石窟的大佛与拉梢寺崖壁上的持莲菩萨。
天梯山石窟：劫后余生的大佛

武威，古称凉州。在唐代边塞诗人的笔下，它是一曲苍凉而悠远的“凉州词”，王之焕就曾写下千古绝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佛学东渐的年代，它是高僧鸠摩罗什译经十七年的圣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在这里译就。而天梯山石窟的开凿，更是为中原带去了石窟寺修建的“凉州模式”。

天梯山石窟也称大佛寺，位于武威市城南约50公里的天梯山上，最早开凿于东晋十六国北凉时期，距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有3000余名凉州僧人随流民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也有部分僧人向西去了敦煌一带，他们同时也带去了“凉州模式”的佛教石窟开凿风格。昙曜这个名字很熟悉吧？他正是当时流亡平城的凉州僧人之一，后来主持开凿了云岗石窟16～20窟，史称“昙曜五窟”，成为云岗石窟中最为华丽壮观的佛窟。敦煌莫高窟130窟中的盛唐大佛，其造像风格与天梯山石窟的大佛极其相似。这些都表明，天梯山石窟的确影响了后世石窟的开凿。有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石窟的风格应当是由天梯山石窟始，逐渐影响延续至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

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我对天梯山石窟的期待值可以说是非常高了。长途客车把我们放到路边，沿着一面湖水走了许久，仍然没有看到石窟的影子。湖景倒是很美，远处有雪山一线，近处是田野阡陌。进入石窟园区，匆忙看过陈列馆，就直奔洞窟而去。当终于站在大佛面前，却有点失望。这就是被称为“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石窟吗？传说中天梯山间开凿有巨型洞窟，大佛依山而坐，脚下碧波荡漾……而眼前所见，大佛窟一半已在水下，一道弧形大坝为它挡住了湖水。大佛像下半部已遭损毁，修复之后的崭新外表，也抹去了沧桑的痕迹。释迦牟尼佛高约15米，善跏趺坐，左手抚于膝盖，右手施无畏印。左右两旁为文殊、普贤菩萨，广目、多闻天王和迦叶、阿难等6尊造像，造形更为生动；南北两壁原有彩色壁画，但损毁较为严重，仅余残片可辨。

于是我们再次回到石窟陈列馆，细细听陈列馆解说员讲述了天梯山石窟的前世今生。原来，1959年当地修建黄羊河水库，天梯山石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一窟无法搬迁的大佛像，多数曾经有着绚丽壁画和精美造像的洞窟都已没入水底。蓄水之前，文物部门对石窟进行了抢救性考察和发掘，清理了尚存的19个洞窟，除无法移动的大佛窟外，约有43尊塑像、300多平方米的壁画，以及魏、隋、唐汉藏文写经和初唐绢画等珍贵文物被运往了甘肃省博物馆保存和修复。其中第3窟一佛二菩萨像（初唐原塑，明代重妆）、第4窟北凉菩萨壁画一直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

幸运的是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剥离壁画时发现了覆盖其下的更早年代的壁画，部分壁画甚至重叠达三、四层。它们依旧精美，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凉时期，那一时期的壁画犹存浓郁的龟兹壁画风格。

2005年，共有500余件文物自甘肃省博物馆返回武威。部分文物在天梯山石窟陈列馆中展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展品。例如北凉胁侍菩萨壁画、飞天壁画等，面相丰满，眉长弯曲，上身袒露，用较重颜色描绘出轮廓，再以晕染法表现立体感，类似造型与艺术手法，与新疆龟兹地区如克孜尔石窟、柏兹克里克石窟的壁画风格极其相似。

据讲解员介绍，其他壁画和雕像正在修复之中，它们将会被安放于高处山崖上新开凿的洞窟之中。下次再来，也许天梯山石窟已经重现昔日盛况。颠沛流离之后有这样的归处，对于这些历经千年、劫后余生的艺术珍品，也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水帘洞石窟洞：崖壁上的持莲菩萨

佛，是“佛陀”的简称，小乘讲的“佛”，一般是对释迦牟尼的尊称。菩萨是“菩提萨埵”（B0dhisatta）的简称。菩提一词来源于菩提树，因佛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萨捶译为“有情”，菩萨，便是觉有情，有情是指有情爱与情性的生物。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自觉觉他），这种人便叫做菩萨。

相较佛而言，菩萨更接近于普罗大众的生活，在古代佛教艺术中，菩萨的塑造也较主尊佛佗像更为生动，更具人情味儿，更接近于世俗的形象。《菩萨本行经》曰：“庄严自身，令极殊绝。”菩萨的形象正是以珍宝、璎珞和天衣等物来装饰，极尽华丽，其面容与身姿，也越来越像极了世间的华贵女子。历代工匠在塑造时又往往加入了当时的世俗流行风格和上层的审美喜好，使得不同时期的菩萨像各有特点，又无不雍容华贵。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俗人如我，也曾认真地记过菩萨的各种身份与化身，到最后也只记得了宝冠、缨络、天衣这些。尤其喜欢观音菩萨，因其形象总与莲花與关，或手持莲花，或脚踏莲台，这朵莲花，是佛祖诞生时的那朵莲，也是佛祖观树经行时的一步一莲。

所以，当我千辛万苦来到武山水帘洞石窟，仰望着拉梢寺石壁上那幅巨大的一佛二菩萨像，第一眼喜欢上的，仍然是手持莲花的菩萨，以及那微微一笑。

天水古称秦州，同样是丝路重镇。在天水武山县城东北有丹霞地貌钟山峡谷，数座山峰矗立，形似莲台，水帘洞石窟群就藏身于群峰之中。它始建于北周时期，拉梢寺摩崖大佛左下角方形浅龛内有一处阴刻题记，从右至左共12行共103字，就明确记载着是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柱国大将军、秦州刺史尉迟迥主持开凿了这铺摩崖大佛。而且也是他，与创建麦积山石窟七佛阁的北周大都督李允信共同带动了秦州地区佛教石窟的开凿，带来了北周佛教的繁荣与兴盛。此后，水帘洞石窟群不断扩建，鼎盛时期曾有“五台七寺”的规模，但我们到达时运气不佳，千佛洞等地正在维修，只开放了拉梢寺和水帘洞。

拉梢寺并没有寺，位于莲苞峰东南壁的崖面上，现存一组北周摩崖大佛及二菩萨像、几龛宋代摩崖佛像以及栈道以上的北周塑像。

这组摩崖大佛浅浅雕于褚红色石崖之上，独具匠心地利用了天然凹进去的崖面，结合浮雕石胎和泥塑工艺，再细细涂上色彩。造像主体为一佛二菩萨像，主尊大佛通高42.3米，据称是世界第一大摩崖浮雕大佛。结跏跌坐，施禅定印，身着圆领通肩袈裟，背光上描绘有多重图案。佛座为方形高座，共雕有狮、鹿、象等七层图案，生动异常。

大佛左右为胁侍菩萨，头戴三瓣莲式宝冠，颈戴项圈，上身着僧祗支，下着绿色长裙，赤足立于覆莲上，手持长茎莲花，面带微笑，微微俯视下方。掏出旅行手帐本，试着描绘出右侧的持莲菩萨像，但觉线条生涩，完全没有体现出菩萨的优雅。凝视良久，心中一片空明，遂掷笔弃画，用眼睛留住这一刻也就罢了。

水帘洞石窟在拉梢寺对面的莲花峰下，我们沿着登山步道一路向上，山间依势建有各式亭台楼阁及殿堂。约半小时就看到了一座天然洞穴，走进去，稍微适应一下光线，左面崖壁上的壁画逐渐浮现眼前。这些壁画以说法图为主，多数都为一佛二菩萨，下方是供养人画像。这些壁画最早者绘于北周，部分为宋代重绘。除佛与菩萨外，周围装饰的飞天大都袒胸露臂，或奏乐高歌，或布散花雨，身姿轻盈，尤为高雅。

从水帘洞出来，信步来到观景亭，对面山峰上，北周摩崖大佛清晰可见。忽然一阵风吹来，几朵白云飘飘荡荡掠过莲苞峰，转眼不见。时间在这一刻静止，只余我们，久久不忍下山归去。

作者：刀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