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灵问题的创业投资论文

［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本文从中小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分析其融资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失灵问题的创业投资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失灵问题的创业投资论文 篇1：

以新一轮改革推动新时期经济发展

摘要：当前，我国要解决的发展问题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的发展问题。由此决定新一轮改革的内容。改革的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对象是以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由效率性分配转向公平性分配。增强经济发展动力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需要打破垄断，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支持创新。在新起点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和关键都在于改变“三农”的落后状况。农业现代化的途径是在农业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革就是要在制度上提高农业投入收益率，从而提高农民获取现代要素的能力。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是农民的城镇化，使农民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需要在改革中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关键词：改革；创新驱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我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30多年，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拉开序幕。尽管改革有延续性和路径依赖，但这一轮经济改革处于新的发展阶段。由阶段性特征决定，服从于发展目标，这一轮经济改革无论是内容还是路径都与过去的改革有明显区别。

一、在改革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是，我国从2010年起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也就是达到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起点上，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不是在低收入阶段提出的发展要求，而是要解决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的发展要求。这里有两方面要求：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就发展方式来说，我国虽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方式还停留在低收入国家阶段。其突出表现，一是发展目标单纯追求GDP；二是发展战略突出外向型；三是发展要素依赖物质要素；四是发展条件依靠高储蓄和低劳动成本。这种发展方式面临两大压力：一是资源环境供给不可持续，使这种方式的发展进入极限；二是这种发展方式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在低成本方面竞争，又无法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竞争。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做了解释，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市场国家，直到2006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难以突破1万美元，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威胁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二是腐败指数也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这两方面威胁主要还是体制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体制。过去30多年的改革，面对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产生的低效率问题，着力点是提高效率，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政策层面则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改革的发展效应是明显的。

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不但过了温饱阶段，而且已经或正在进入小康阶段。在这个阶段，居民关心教育与健康问题，也产生明显的公民维权意识，对公平性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在低收入阶段为谋求发展，人们可能容忍收入差距扩大，而在中等收入阶段，人们不可能继续容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权利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存在明显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改革热情的充分发挥。在这个背景下，是否仍然强调效率优先的改革就值得思考。如果不讲公平，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进程。人民不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不会继续支持改革和发展。这就有必要适时提出将经济发展模式由效率性发展转向公平性发展，公平性发展涉及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尽管现阶段公平性发展是以前一阶段的效率性发展所提高的效率为基础，但由效率性发展转向公平性发展需要新一轮改革来实现。既涉及收入分配改革，又涉及资源配置机制改革。

由效率性分配转向公平性分配，改革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对象是过去改革所形成的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在政策层面上就是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过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在体制上解决推动GDP增长的动力，现在解决大多数人富起来的问题，是要使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成果。这也符合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就提出，等到沿海地区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后，就要提出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要求。按此思想，转向公平性分配在收入分配体制上需要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提高低收人群体收入，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此相关的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机制。前一时期分配的指导思想是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相应的分配机制是初次分配靠市场调节，再次分配靠政府调节。现在为实现公平性分配，初次分配领域不能只讲效率，也要讲公平。在资本、劳动、管理、技术投入都参与收入初次分配的条件下，需建立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机制。与此相应的调节机制，不能只是市场调节，更需要其他方面调节，其中包括维护劳动权益的法律规范、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劳动报酬比重。

二是在再分配领域强化公平分配的机制。再分配更加讲公平，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相应的体制来保证。首先，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先富帮后富的机制，除进一步完善累进的所得税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外，当前最重要的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间的均等化。在此过程中享用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等需要付费的公共服务，不仅要横向公平（谁享用谁付费），还要纵向公平（按支付能力支付），使低收入群体有能力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在前一时期改革中，市场化范围过大，把不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了，如卖医院、卖学校、卖公共交通，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公共服务职能。现在这些公共服务应该还给政府（不排除私人办学校、办医院、办公交作为补充），以保证低收入者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坐得起公交。其次，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体系和对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应当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起主导性作用。

三是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权利。公平分配不是拉平分配水平，在现阶段所能做到的公平分配主要是权利的公平。目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权利的不公平。其中，包括以权谋私和财产占有的不公平，这也是人们不能容忍的。相应的改革需要从两方面推进。首先，针对以权谋私，不仅要通过反腐败途径进行惩处，更要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也就是不给权力设“租”和寻“租”。其次，针对财产占有的不公平，需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允许发展私人经济，并且承认财产性收入是改革的一大进展。但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又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财产占有上的公平权利，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可行的是在体制上提供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包括：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私人投资渠道；鼓励私人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收入；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允许员工持股，鼓励企业家持股和科技入股。农民也可以通过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流转获取土地收入。依靠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而且，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是稳定向上的结构。贫富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越大，社会矛盾越小。

显然，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层面解决好公平发展问题，实质还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提高效率上的作用，但这只有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才能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在改革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历经30多年以效率为中心的改革并已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谈当前的改革，改革目标需要有明显调整。如果说前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效率问题，当前的改革则是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物质资源投入；而现阶段，物质资源供给已近极限，依靠物质资源投入的发展方式已无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发展的驱动力需要转向创新驱动。

中共十八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当前，我国的发展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依靠创新驱动创造新的发展资源。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通过改革解决好这个核心问题，就可以产生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新动力。

发展的动力首先是公平而充分的竞争。改革到现在所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和国有经济的垄断严重削弱市场的活力，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是不公平竞争，也就是竞争机会不公平。垄断价格、垄断收入及垄断部门的服务质量问题，本质上都是体制问题。现阶段，市场垄断的突出表现是民营企业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与国有企业竞争，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和从金融等方面获取资源遇到一系列歧视性条件。这实际上是国有经济的垄断，由此形成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后果是民营经济的活力不能充分释放，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当前，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最大程度、最大范围的扩大竞争性领域，也就是把能够竞争化的生产环节尽量放开竞争，缩小垄断范围。国有经济不再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民争利，保证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和进入市场的平等机会。另一方面的垄断问题则与收入分配相关。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垄断收益，主要是代表国家经营和管理稀缺资源（如石油）的公司和网络型自然垄断行业（如自来水、电力）的公司所获取的垄断收益，这部分收益不是靠自身努力得来的，应该通过资源税和公司所得税等方式上交国家，余下部分进行收入分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公平分配。

已有的经济体制尤其是改革中形成的市场体制，基本上是调节物质资源投入的体制，也就是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体制。现在转向创新驱动，仍然需要市场发挥作用。市场竞争会形成创新的外在压力。但只有市场调节是不够的，这是由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决定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时特别指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忽视了创新的作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不关注创新，是因为市场经济面对的是已有资源（尤其是有形要素）的配置问题，目标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此时，市场尤其是竞争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最为有效。而创新驱动依靠的是非物质的创新要素，即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无形要素，目标是创造新要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这里，单纯靠已有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不够的，需要以下两方面的制度安排，而这两个制度安排是不在已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的。

首先是激励创新制度。斯蒂格利茨依据信息不完全理论明确认为，只在竞争条件下不能解决创新动力不足问题。原因在于，“当存在创新时，市场过程不能自动地确保激励竞争或快速研究开发的发生”。这就是说，在激励创新方面市场是失灵的，需要市场以外的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的垄断。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垄断，以为垄断会阻碍技术进步。但在知识和技术市场上信息不完全，具体地说，创新成果的成本有创新成本（信息成本）和复制成本（扩散成本）之分，创新成本明显大于复制成本，创新成果的复制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其他厂商不付成本地从创新者那里获取创新成果并得到收益。其结果是创新者的创新成本得不到补偿，研究开发投入得不到回报，必然严重挫伤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因此，创新的动力在于创新成本得到补偿并得到创新收益。由此提出垄断对激发创新动力的价值。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需要强化竞争环境，更需要为创新者提供必要的垄断条件，使其垄断和独占创新收益，从而产生创新动力。

保障创新者创新收益的制度安排就是明确并保障创新技术的厂商拥有垄断收益权（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新技术的推广只能通过购买发明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途径进行。如果有人复制和采用其创新成果，创新者就要从复制者和采用者那里获取收益，从而补偿其创新成本。这种发明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独占，不但不会阻碍创新，还会成为创新的动力，也有利于新技术推广。

其次是政府的积极作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至多是在市场失效以后才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在不考虑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而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积极介入。正如波特所指出：“当竞争的基础转为创造和知识积累时，国家的作用就变得日益重要，创造与保持竞争优势也变成本土化的过程。”政府主动介入创新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使创新者受益，社会也会受益。这种外溢性同时也表明，创新不仅要支付私人成本，也要支付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需要由政府作为社会代表来支付。二是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其他人分享创新收益的边际成本为零。”这种公共性特征不仅需要政府规制，以克服仿冒、剽窃等免费搭车行为，更重要的是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或引导性投入。美国政府支持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重大科学计划，对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起到巨大作用。

当今，科技创新以科技进步为源头，包括企业技术创新与大学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政府的作用就是对这两个创新体系进行集成。集成创新体系指创新系统中各环节之间围绕某个创新目标的集合、协调和衔接，从而形成协同创新。政府对包括产学研在内的创新系统进行整体协调和集成的主要方式：一是建立大学科技园，搭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二是提供激励性政策和体制，既要激励从事知识创新的大学和科学家向前走，进入新技术孵化阶段，也要激励企业和企业家进入新技术孵化阶段，并敢于为孵化新技术投资。这两方面的激励实质是激励产学研协同创新。

转向创新驱动，环境建设非常重要。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发展开放型经济时，着力打造“七通一平”的引进外资的环境。现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引进和集聚创新资源，相应的需要解决好两个体制问题：一是活跃的风险和创新投资，既要有活跃的敢于向孵化新技术提供投资的风险投资者，也要有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创业投资及时进出的完善的股权交易市场。二是集聚创新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创新环境和开发环境不完全相同。前者更重视人力资本环境，增加人力资本供给就能驱动创新。这就需要改变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认识。低成本战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作为比较优势。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贸易领域可能有效，但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就不适用。低价位的薪酬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薪酬才能吸引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宜居宜研宜产业化的环境和体制。

显然，就转向创新驱动来说，经济改革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包括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市场竞争压力等，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前提是政府自身的制度创新，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文化环境。

三、在改革中克服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是典型的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国家。“三农”问题是发展的基本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路径是，以工业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农民进城解决农民问题。这对“三农”发展起到明显作用。对“三农”来说，这种发展基本上属于“外源式”发展。现在全国城市化的水平已超过51%，农业产值占GDP比重降到10%。但“三农”与工业和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的“三农”发展需要转向“内生性”，这就是直接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发展对象，发展重心转到农村，主要途径是城市中的发展要素扩散到农村城镇，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其基本路径是改革，打破二元结构背后的城乡二元体制。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现代化。农业中现有的生产要素无力承担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农业现代化靠的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一是科技要素，二是人力资本要素。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城乡间要素的平等流动，尤其是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村。现在的问题是发展要素只有流出，没有流入，症结在于农业收益太低。这就提出了农业改革的方向：保证农业市场收益，从而提高农民获取现代要素的能力。这涉及以下三方面改革：

一是改革流通体制，保证农产品的价格收益。要求在价格机制上真正实现等价交换，保证农民获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价格收益。只有这样，农业才有能力获取新的生产要素。过去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压低农产品价格，现在是农产品流通体制导致过高的交易成本。一方面，分散经营的农民面对中间商，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差，即使农产品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收益也不会流入农民的钱袋。另一方面，农产品存在季节性，受自然条件影响，市场价格波动太大，农产品的价格风险很高。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建立现代农产品流通组织；组建农民参与的销售组织（合作社），承担农产品销售，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农民获得应有的市场收益。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或建立农产品风险保障基金，为农产品生产锁定风险。

二是改革农产品产业组织，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目前，农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进入市场，附加值太低。扩大农业生产过程的分工和农产品由初级产品向最终产品延伸及相应分工，才能真正提高农业收益。这就提出农业工业化的要求。，一旦农民提供给市场的农产品是经过加工的农产品，也就是附加了加工价值的农产品，才可能有较高收益。而且在这种一体化产业组织中，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也可大大降低。农产品产业链的组织和分工，只能在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组织中进行，发展公司型家庭农场或专业性股份合作经济就成为应有之义。

三是改革土地制度，保证农民的资产收益。农民的资产主要是地产（尽管是承包权）。农民对土地实际上仍然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从目前的农业收入看，土地除了作为农作物的载体外，实际上不能给农民带来收益。农民要获得财产性收入，主要还是靠土地，但农民守着承包地不可能得到财产性收入，反而是土地一进入市场，收入就翻倍。显然，农民要想得到土地收益，土地使用权就得流转。土地在出租时可得到地租，土地在向种田大户集中时获得转让收入，土地也可抵押获得贷款，还可入股合作经济组织获得股权收入。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保证基本农田红线前提下可直接上市。不仅如此，农民被国家征用的土地收益不能限于征用时规定的价格，还应该分享其上市时的增值收益。如果进行这些土地制度改革，农民财产性收入就能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土地对投资者也有了明显吸引力。

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是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城镇化。城乡差距实际上是市民和农民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分散的农民长期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其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均落后于城市居民。几千年来，市民和农民的定位实际上是身份的固化，农民市民化的实质是克服这种身份的固化，其内涵是实现城乡平等的市民权利。推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城镇化，就是要使广大农民享受市民权利。人的城镇化不能仅限于进入城镇的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还必须包括在乡农民的市民化。市民化即城乡居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城乡生活方式的趋同，享受公共物品的权利平等。在此条件下，如果还有市民和农民的区别，那只是就业岗位的差别。显然，农民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说到底是制度问题。

首先，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人口全覆盖。这种改革，不仅要使城乡居民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和居住地不受户籍限制，更重要的是取消各种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实现农民市民化，即农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利、社会保障、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等方面平等权利。现在的市民化第一步要解决的是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也就是解决好占城镇总人口23%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镇入学、就医、居住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但仅仅这部分人口的市民化是不够的。如果市民权利只有进城才能获得，市民的公共服务只有进城才能享受到，就会产生农民进城获取市民权利的趋势，城市人口必然严重超过城市的承载力。其结果是市民的各种福利水平严重下降，农业发展要素进一步流失。这是进城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克服这种代价的途径是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权利，不只是给城市中的农业转移人口，还要给农村的农民。具体说，农民的农业就业与城市居民享受平等权利；农民及其子弟入学及选择学校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权利；农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卫生和医疗权利；各种社会保障不只是提供给城市居民，也提供给农村居民。其他公共产品享用权利也是这样，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平等享受。

其次，打破基本公共服务和公益性投入的城乡分割体制。这需要打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体制障碍。农民不进城就享受市民权利的基本途径是，将提供给市民的就业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扩大后者就业的机会，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城镇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由此赋予农民不进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权利，其生活方式与城市人口趋向一致。这些都与国家的投资体制相关。长期以来，投资的城乡分割根源在所有制分割。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镇土地国家所有，国家对农村的投资主要是对农村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农村合作组织的经营性项目连国有企业也难进入。现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意义上的城镇化，需要城市要素进入农村和农业，要素跟着投资走。这就需要打破投资的城乡分割，允许并支持各类投资（包括国有投资）进入乡镇和农村。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能否实现均等化，实际上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关，说到底，同现行的财政体制相关。目前，不同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某个地区以GDP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财力越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在现有的价格水平、投入和发展条件下，靠农村的GDP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税收收入和居民收入，无论如何不可能使农村生活条件达到城市水平，反而造成恶性循环。显然，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就需要将之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脱钩。改变长期以自身财政能力来安排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思路和相关政策。这意味着，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必须有专项的财政安排。

最后，将土地流转同农民市民化挂钩。城镇化的费用不可能都由政府承担，需要农民分担。这种分担机制就是土地流转制度。农民有土地财产，而城市居民没有，享受市民权利也有公平要求。农民借助土地流转实现了人的城镇化，有些地方创造了以宅基地换城镇居民身份的方式。既分担城镇化费用，又为城镇化过程提供整合土地的空间。

四、关于新一轮改革的几点结论

改革服从于发展。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改革来解决。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面临三方面转型：一是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二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由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由物质资源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是为克服城乡二元结构，需要由城市化转向城乡发展一体化，由农民流向城市转向农民市民化。与此相应，需要由新一轮改革来推动新时期的发展。

改革的内容和路径因发展阶段的改变而改变。前一轮改革解决低效率问题，新一轮改革解决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前一轮改革要增强竞争性，新一轮改革要增强凝聚力。因此，现阶段的改革需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所谓政治勇气指进入发展的新时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其对象包括已经解放的思想，已经改革的体制。所谓智慧指改革、发展和稳定相协调，使每一项改革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改革的方向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一是针对已有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的地方，不少应该由市场调节但市场还没有起到调节作用的领域，需要通过政府进一步放权，深化市场化改革。二是针对市场化改革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方面，突出完善市场体系和能够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的市场规则。三是针对在市场化改革中某些被“破掉”的旧体制而没有“立出”新体制的方面，突出建设性要求，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作者：洪银兴

失灵问题的创业投资论文 篇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摘 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本文从中小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分析其融资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小银行

［

中小企业在吸收劳动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中小企业的融资却十分的困难,这严重束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阻碍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本文立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并从多种渠道、多个方面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1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1.1 以内源融资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

中小企业的融资以内源融资为主。内源融资具有融资费用低、风险低的优点,但由于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资金不能迅速使企业的规模扩大,企业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1.2 外源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为主

就外源融资渠道看,我国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行的融资占全部外源融资的比例高,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渠道以银行贷款为主。统计数据显示,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中,有约7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

1.3 直接融资渠道狭窄

中小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进行的融资所占比例非常小。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进入的门槛高,公司股票、债券发行的条件多、标准高,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资金的筹集。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我国正在发展创业板市场与场外交易市场。

场外交易市场为不够上市标准的企业提供了股份发行与转让的场所,是那些成长性、高科技领域的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渠道。如天津股权交易所于2008年开始运营,现在的挂牌上市企业有68家,既有外地的企业也有本地区的企业。

创业板的推出与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是,在这些市场上上市的企业占全部中小企业的比例非常小,仍然无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1.4 非正规的金融渠道占外源融资一定比例

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资产规模小,资产抵押能力弱、管理水平较低等原因,中小企业从银行、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渠道受限,如果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小企业只能倾向于通过手续简便、快捷的商业信用、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非正规的渠道进行融资。这些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虽然融资成本(利率)较正规的融资渠道高,但是能及时地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融资手续也相对简便。

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中小企业自身的内部原因,又有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融资环境差、政府宏观政策偏向等外部原因。

2.1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外部原因

2.1.1 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结构失衡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无法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外源性融资渠道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进行。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体系仍然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

四大国有银行往往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放贷,并且大部分贷款借给了大企业。例如,2010年上半年,工商银行对43万户工商企业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情况表明：贷款大量投向了大型和重点中型企业,而中小企业的贷款额明显偏少,仅占1/10的大中型企业,却得到了一半以上的贷款。在贷款的投向上,不同所有制企业受到的对待是不平等的,国有银行的贷款多流向国有企业。

我国成立了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银行和农业信用合作社。几家大的股份制银行如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的业务和经营特点与四大国有银行的业务大同小异,即使是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城市商业银行,也由于传统经营方式的影响,没有把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作为业务重点,而是将资金大部分用于风险小、收益稳定的业务上。而专门支持中小企业的民营商业银行,则少得很。

2.1.2 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渠道狭窄

直接融资是不通过金融中介的融资,由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直接进行交易。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处于次要的地位。

我国的证券市场分为交易所内的场内交易和交易所外的场外交易。就场内交易方面,股权类的证券(股票)分为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其中,主板市场是场内交易的主体,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是为那些有成长潜力、高科技含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渠道。中小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的建立,无疑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是,通过中小板或创业板进行融资的中小企业毕竟只有少数,只占全部中小企业的很小比例。

债权类的证券(债券)方面,企业在发行公司债券时,评级机构对债券发行企业的信用评级非常严格,只有少数大企业或中型企业能通过评级发行债券,而中小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資的可能性很小。可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仍然十分的狭窄。

2.1.3 担保机构设置和运行方面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制度还不完善,具体运作、管理方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担保机构的资金投入不足,是我国担保体系运行中的最大障碍。目前,我国的担保机构平均规模不到2000万元人民币,占可运用的资金总额的2.5倍,在保责任余额为可运用的资金总额的1.3倍,没有起到应有的放大作用。

担保机构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信用担保机构健康发展的保证,目前,在担保风险预警机制上,担保机构普遍缺乏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对受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调查主要借助于财务报告和简单的询问,缺乏客观、真实、准确的评价。

资信调查体系发展缓慢。资信调查,即资金和信用调查,是银行或企业委托中介机构对借款方的资金和信用进行调查,为信贷决策提供参考。某些发达国家或者已经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完善的国家社会信用征信体系,或者建立了商业化运作模式的征信体系。在这些国家,信用调查机构可以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收集或购买企业的信用信息,做成信用调查报告后送给各银行或使用的企业。这样,银行或企业在进行贷款决策时,就不用自己对所要贷款的客户进行信用调查、评审,而是直接采取信用调查机构所提交的信用调查报告作为决策的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业务外包,即银行或贷款企业把信用调查的职能外包给专门进行信用调查、评估的机构,或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看,专门的资信调查机构的出现,是金融业专业化分工深入的必然结果。

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中小企业立法不规范,且法律执行环境差,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局部利益，纵容中小企业逃避银行债务,法律对银行债权的保护能力低,加剧了金融机构的“恐贷” 心理。

2.2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内部原因

2.2.1 企业自有资金实力较弱,规模较小,可以抵押的资产少

中小企业初始资本投入不足,多由个人独资或几个人合伙创办。大多数中小企业固定资产少,流动资产变化快,无形资产难以量化。固定资产少,决定了企业可以用来抵押的资产少。如果没有土地等能够保值、增值的资产作为抵押,银行不会轻易贷款给中小企业的。很多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小,流动资金少,当它要以融资补充流动资金时,贷款人就有理由担心其到期的偿还能力。中小企业多处于创业的初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品牌或商誉,而这些是企业主要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不能弥补有形资产的缺乏,造成了无论是通过以银行为主要形式的间接融资或是以发行债券或股票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资都难以进行。

2.2.2 内部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不善

当前,我国相当多数中小企业尚未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是沿用了“家长式”或“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不少企業内部管理较为混乱和落后。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不规范现象比较突出。这是由于企业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较低,部分中小企业主试图利用现行税收及审计制度的不完善之处偷逃国家税款等原因造成的。不良的内部管理会使贷款人如银行对其账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而无法根据其账面数据来判断企业的运营情况,从而削弱了银行对借款中小企业的贷款意愿。

2.2.3 经营风险高

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虽然有灵活、专注于某一细分市场的优点,但是同时有许多缺点：如经营经验少,资金少,规模小。与大型企业相比,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弱,当经济出现波动时,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实力弱,出现经营困难甚至破产的概率高。所以,银行或其他贷款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持谨慎的态度。这并不是观念上的嫌贫爱富,而出于贷款人自身的利益作出的决策。

2.2.4 中小企业失信行为严重

目前,我国整体的信用环境较差,企业借款后不按照协议规定还款,还款期拖了又拖,甚至企业由于经营状况不佳而逃债的情况较为普通。而中小企业的资本金少,可抵押的资产少,而且经营风险高,内部管理的经验少、管理标准低,增加了企业借款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逃脱债务、赖账、合同履约率低、企业进行虚假信息披露等。

3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项涉及面广、系统性强的工程,需要政府、银行、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帮助中小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3.1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环境

由于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大、资金筹措能力低,是市场经济中的弱者,政府作为一个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克服市场失灵的政策提供者,有责任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便利条件。首先,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其次,国家应设立政府专管部门和建立一些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加强中小企业在创办、经营、融资、投资、发展等方面的管理和支持,制定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构建良性发展的融资环境和竞争环境。

3.2 建立中小银行,增加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机构

大力发展中小型银行。首先,中小银行多为地方性组织,对当地企业的经营水平、发展前景和资信状况更为了解,能够较多地获取有关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可以较好地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选择地为中小企业融资,这是大银行所无法做到的。其次,中小银行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更接近于中小企业,在提供金融服务时更为迅速,效率更高,更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

3.3 拓宽资本市场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加强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建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2009年5月,我国创业板正式启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低门槛进入,严要求运作。加上已经运行6年的中小企业板,可以说目前我国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正不断健全。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和壮大创业板、中小企业板市场,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扩大市场容量,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

我国虽已建立了中小企业板市场,但由于其上市规则、条件等的限制,中小企业通过其融资仍然有困难。应适当降低门槛,开辟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资本市场,形成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让那些运作规范,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上市直接融资。同时,致力于设立按照市场规则运行,主要投资于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为正在开发并有广阔前途的高新产业项目融资。

加快推进创业板的发展与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是进一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极为重要的途径。

3.4 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作为连接企业与银行的信用桥梁,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提高企业信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应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建立“一体两翼”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一体”指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体；“两翼”指商业性担保和民间互助性担保为两翼。要加大对担保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扩大抵押担保品范围。

规范中介担保机构的行为。中介机构能否取得市场的信任、健康良好的发展,关系着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因此中介机构必须遵守诚实信用、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政府也应加大对信用评级机构、审计机构等中介机构的监管和扶持,规范其行为标准,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共同构建我国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加强信用担保再保险的建设。可以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再担保基金,以提高担保机构运作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帮助其有效分散风险。同时,应借鉴发达国家采取的再保险体系经验,如日本中央信用保险公司为地方性信用担保机构的担保提供大概70%~80%的再保险。借鉴国外做法,我们可以将再保险与担保行业结合,担保机构将已承担风险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再保险。

3.5 构建我国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体系

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第一,鼓励大型企业集团及有实力的企业建立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我国许多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形成了较强的实力,尤其一些效益显著的上市公司已有了雄厚的资金积累,拿出少部分钱来进行风险投资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第二,创办国际风险投资公司。目前,在较短时期内我国的风险投资要仅仅依靠国内资金形成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尚有困难,积极吸引外资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途径。欧美发达国家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实力雄厚,风险投资经验丰富,也有意物色中国有高成长潜能的企业进行投资。因此,我们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技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第三,政府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初期通常会只有一个专利或专有技术及创业思路,他们缺少的就是资金支持,因此,对于新创立的高新技术企业政府可以以股权等形式对有关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3.6 完善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由于管理不科学、内部关系不稳定、资金规模小、生产效率低、财务数据不真实等原因,使其缺乏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自身经营风险较大,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

要不断完善财务制度,改善财务状况,提供真实、合法的财务报告；增强信用意识主动还款,使中小企业管理规范、运作高效,使金融机构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发展前途,有能够偿债的信用基础,从而愿意为其融资。

参考文献:

［1］李小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

［2］王吉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分析及相关对策［J］.中国外资,2009(3).

［作者简介］王宁(1973—),男,山东潍坊人,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企业融资。

作者：王宁

失灵问题的创业投资论文 篇3：

民本之会勾勒和谐图景

10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本次会议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要点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等。观察家们发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把“和谐社会”作为一次全会的主议题，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者正把“和谐社会”推到自提出以来的最高点。

纵观会议的主体内容，“和谐”图景之下的种种议题，诸如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无不关乎国计民生，尤其关乎中国贫困群体的生活保障。

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会前传递出的信息，我们发现，越是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放在重要位置，就越能在通往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支持与掌声。

进一步关注穷人的未来

☆ 文/钟在希

一些中国分析人士预测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为扶贫济困、构建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新的政策动力。六中全会之后，中国政府将根据会议的有关精神，着重从体制上、机制上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業，并可能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率先推进改革，让穷人享受到更多的改革和发展成果。 这意味着，中国在提高全民尤其是贫困群体的“幸福指数”方面，步子将比以往迈得更大。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达3.22：1，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另外，中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10多倍。 贫富差距过大，无疑是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主要不和谐因素之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成为社会特别关心的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采取措施缓解这一差距，将会影响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他认为，尽快地解决中国社会中的绝对贫困问题，是处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今后，中国政府将在鼓励和保护勤劳、合法致富的前提下，加强对困难群体的保护。”事实上，要增加和谐因素，就得更多地关注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而中国的穷人主要集中在农村。按照人均年收入85美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人，下降到2005年的2365万人。这些人多为处于温饱边缘的五保户、残疾人、患有长期慢性疾病的人、居住在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人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说：“这些人今后将主要依靠救助式扶贫，为此推动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

亚洲开发银行曾向中国政府建议，应迅速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了城乡两个“低保”系统，就可以将中国绝对贫困的问题基本解决。“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汤敏说，“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投资教育。”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教育投入约占GDP的3%，低于世界平均的5%，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配置不合理，乱收费高收费现象屡禁不止。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向平民教育方向迈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说，今后5年国家财政新增义务教育经费累计将达2182亿元，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他还说，发展职业教育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今后5年中央财政将投入100亿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 在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将使许许多多因贫辍学的农村孩子重新走进课堂，从而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分析人士认为，今后，中国还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为此政府将大力鼓励发展以扶贫济困为目的的慈善事业；为了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减少对于经济的直接投入，加大对于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六中全会之后，中央将更重视从操作层面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而不是只停留在理论上。分析人士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官员政绩观。在中央倡导下，一个渐趋全面合理的官员政绩评价体系正浮出水面，“幸福感”将成为衡量中国官员政绩的一大指标。

制度建设保障公平

☆ 文/郑文中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社会公平问题作为全会的一项主要议题。”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严书翰说。这位为共产党培养高级理论干部的专家认为，中共六中全会将突出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以制度建设来保障社会公平，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上注意消化吸收国外政党的成熟做法，特别是西欧一些国家社民党的社会公平观点。 有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9%以上增长率，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2亿多人实现了非农化，有1亿多人进入了官方统计的中产群体。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被看成是世界经济的奇迹。然而这种成就的取得并非没有成本。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导致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并不同步，GDP的增长和老百姓基本生活状况改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失衡。 日益凸显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不得不引起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有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已逐渐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更重要的是，一些公平机制的缺失，也让中国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风险社会”。治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这使中国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而农民和工人等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做出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报偿。中国居民收入鸿沟的扩大凸显出分配制度的不公。中国共产党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多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重申，在继续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要把社会公平与正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这表明政府下决心着手建立一个体现社会公平的和谐社会。”严书翰说：“在未来５年中，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城市和农村的差距；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距，将成为中国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领域。”

“目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理念的转变：首先是从过去阶级斗争的理念转变到现在和谐社会的理念；其次是从革命党的理念转变到执政党的理念；再就是中国从过去专政的国家观转变为现在的民主国家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这三个转变是中国在发展理论上的重大调整。而调整的思想来源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外，也注重借鉴西方政党的治理社会理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认为，政府的方向盘开始由关注经济转向民生为本，表明中国这艘大船开始向社会民生航道靠拢。 事实上，这一战略思维的变化，体现在六中全会前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上。

今年初，中国宣布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如果说“免农业税”是政府应对城乡差距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决定起点是否公平的农村义务教育，则是中央财政调整支出结构的重要目标之一。 今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今年在西部地区实施，明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时，中央政府还明确提出，要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務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此外，中央还致力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图缩小收入差距，平息日益增高的民怨。从今年7月起，在公务员工资改革、中低收入阶层加薪的同时，国家电网公司下属24个省市的电力公司管理层降薪三分之一左右，中国高收入垄断行业似乎正在酝酿一场“降薪风暴”。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解决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来调节。政府在促进发展的同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财政收入的支出，特别是公共支出的范围和结构的调整，历来是各国政府实现社会公平、推动协调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政策手段与方式之一，也是发展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根据预算，为了保证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以及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从今年起，国家财政将每年安排支出约10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将达到约780亿元，地方财政每年将安排支出约250亿元。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将更多地负担起在基础教育上的责任。同样的责任回归也发生在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比如今年，中央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10元提高到2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公共支出对于社会公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财政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其目的是为实现结果的公平；公共支出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医疗保健是为了实现起点上的公平，同时也是为实现最终的结果公平创造必要的条件；确定透明和公式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则体现了规则上的公平。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说，社会不公危害社会和谐，是当前许多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中国在发展中迫切需要治理改善的人文环境问题。对于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近年来中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 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专门提出“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十一五”期间，中国将最大限度地为谋求社会公平付出多方努力。

在六中全会之后，中国将更多从实际操作上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中国将着重关注就业、就学、医疗、住房四大方面的社会公平问题。周天勇认为，中国未来还将通过鼓励、放宽创业投资与就业来发展社会公平，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机会公平上下功夫，在结果公平上切实体现出来，让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实惠，让各社会阶层能够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并和谐相处。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分析说，毫无疑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重要会议。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使执政党的执政意志与民众的生活意志高度契合，这为一年后中共十七大的召开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疏通民众利益诉求渠道

☆ 文/于成明

“和谐社会”是两年前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概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已把这个符合中国儒家传统的概念放到“统揽全局的位置”。

一些分析人士预测说，中国共产党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契机，增加并疏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下一步，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将采取措施进一步夯实执政党的人民群众基础，关心人民群众的诉求，拓宽人民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尽完善和健全，一些社会阶层和领域的矛盾以及利益冲突严重。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这既是“黄金发展期”、“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现期”。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不少抱怨情绪。诸如分配不公，拆迁补偿不足，医疗、教育、住房费用高企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认为，当贫富分化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时，贫困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畅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 分析人士认为，六中全会之后，中国将着手建立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这一机制将包含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疏导机制和基本利益的保障机制。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一方面要求现有的诉求渠道保持畅通，另一方面要求拓展新的更加有效的诉求渠道。 中国社会现有的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主要是信访，此外，还有人大、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媒体等部门的监督。但是，现行的信访体制难以适应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加的形势。严书翰说：“在传统的信访制度下，知道情况的人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解决问题的领导干部不了解情况，信访部门转给有关部门的信访事项经常石沉大海。”

2005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经济学院组织专家对信访工作进行了联合调研。调研结论建议，逐步取消现行的没有实际职权的信访机构，设立按属地原则管理的与纪委、政法委平级的，拥有实际职权的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一个地区的信访工作。

中国政府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条例》说，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说，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作为人民群众反映利益诉求的一个主要渠道，它的存在，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不时地“操作”失灵，为此，需要对它进行“修检”。 因此有评论认为，今后，政府可能将对现行的信访体制进行改革，重点是要建立“事要解决”的有效信访机制。分析人士预测，政府将逐步推行直选地方党政干部的方式来畅通和拓宽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 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人民群众以选举方式表达利益的渠道主要是选举人民代表和基层干部，但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新的民主动向。

2003年，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进行了公推公选方式产生县长候选人的试点。2004年，四川省有45个乡镇党委书记通过公推直选产生。截至2005年10月，中国有210多个乡镇进行了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试点。 分析人士认为，以上举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开始从基层走向地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将在更高、更广的选举制度层次上得到体现。此外，中国还将更多地利用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等手段为人民群众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不断提高六项本领，以应对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这六项本领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

有学者妙解“和谐”二字：“和”字，谷物称禾，“禾”在“口”边，丰衣足食之意；“谐”字，左边是“言”，右边是“皆”，含人人有发言权之意。陆学艺认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本身也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同時对于下层不满情绪及社会能量来说，它又是一种泄洪装置。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与否不能靠清官，而应靠制度。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举行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历史上第一次立法听证会，并根据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听证会的意见，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原草案的1500元提高到1600元。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物权法草案，40天征集到11543件群众意见。2006年又向社会公布了劳动合同法草案，短短一个月里共收到群众意见191849件。 分析人士说，这一系列倾听普通民众心声、推进民主立法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毫无疑问将得到进一步推广。

防范与扼制“特殊利益集团”

☆ 文/胡 恒

如今，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已经习惯用“利益集团”的视角解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新现象。 对于利益集团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中国的理论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阶级”是由生产资料占有来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阶层是按照社会中不同的职业者拥有不同的资源状况来划分的。阶层之间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可以协调的一面，利益阶层实际上就是“泛利益集团”。

事实上，早在1988年3月15日，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就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做为执政党第一次认可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社会上出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他们逐步形成特定的利益集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各利益集团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依赖性强、与政府的合作程度高，因此他们更有条件借助政府决策之手维护和实现本集团的利益，形成排他性的特殊利益集团。 近年来，诸如电力、交通、电信等垄断经营行业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和质疑。其理由是，这些行业经营者盘踞公共资源领域的高地独占经营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具体比如经营者的高收入和高福利。而同时，经营者们又试图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维持现状。

社会学者引用了一个很显见的事例。美国的学生课本实行5年一轮换，人走书不走，据测算每年可以节约上万公顷森林。但是中国的学生课本每年用过都扔掉了，为什么？因为课本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控制这个利益的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黄卫平认为，中国垄断行业作为利益集团带有强烈的“官办”色彩，这使得政府不仅不能“游离”于各利益主体之上，反而变成利益矛盾的一方，这使政府直接承担了政治压力和风险。这种局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执政党和政府维护社会整体和谐的能力。

“一些要害垄断企业的老总甚至是官方任命的，他们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于一身，更容易左右政府的决策，维护行业的利益。”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青连斌说。 青连斌认为，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一是与政治权力联手、损害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影响社会正义和稳定；二是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三是利用“权力资源”进行钱权交易等违法活动，滋生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四是通过控制地方政权以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 “对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党内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防止官员成为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二是继续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促进完善公平的社会竞争机制和环境。”严文瀚说。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重要的治党和执政纲领之一，表明对可能出现的侵害民众利益的、排他性的特殊利益集团保持着高度警惕。 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说，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商业贿赂有密切关系，各级政府去年以来开展的打击商业贿赂行动，表明了对“强势群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戒备。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警惕以维护群众的利益，这将是一个很坚定的方向。”严文瀚说。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防范地方政府自身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政府改革的方向是靠制度和民主程序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在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抵制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关键之一是提高政府决策的自主性。政府自主性的高低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公共权力免受个别势力干扰的程度，以及制定出的公共政策与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程度。”黄卫平说。 近年来政府开展的反腐倡廉风暴让那些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不法利益者心惊肉跳，起到了纯洁队伍的作用。同时，政府也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政府回归到“中立者”、“仲裁者”的角色，防止成为局部利益的代言者。 在更深的层面上，政府正在积极推进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行业垄断，鼓励公平竞争，铲除滋生腐败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土壤。与此同时，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利益集团的性质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 “执政党能够理性应对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允许乃至支持公民组成利益集团，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表现。”黄卫平说。

作者：钟在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