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金融期货市场论文

核心提示：金融中心的诞生，需要有形的场所、无形的机制，更需要高度的集聚和开放。纵观一两百年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为数不少的金融中心。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物流金融期货市场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物流金融期货市场论文 篇1：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影响分析

摘 要：自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以来，我国在跨境结算、计价标准、货币储备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人民币国际支付排名得以大幅跃升，并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带来长足影响。但是，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诸多困境，一定程度上会对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出口重心、出口价格、出口收款造成影响。为此提出及时调整出口产品定价策略、构筑人民币计价标准、加强民族品牌新兴市场布局等应对策略，以此促进我国跨境电商产业升级。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影响分析

自加入SDR（货币篮子）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支付货币功能稳步增强，在国际支付与贸易投融资中的影响逐渐提升。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报告显示，2017年7月-2019年7月，全球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支付的数量从1989家增至2214家，增加11.31%。2020年3月，疫情影响致使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降至1.85%，但人民币国际支付排名仍位于世界第五。在全球美元流动性短缺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贸易结算提供更多选择。对此，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也受益良多，对外市场占有份额比重不断扩大，综合竞争力日益提升。但是，我国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着金融风险、“特里芬难题”等诸多困境，对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拓展形成不利影响。在此特定环境下，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如何实现稳定增长与发展，需加以深刻探讨。

一、当前我国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困境

（一）国别金融风险较大

各国金融市场建设水平不等，以及政治体制截然不同，造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相应的国别金融风险。基于政治角度分析，国外部分地区时局动荡，破坏当地经济发展，导致人民币流入市场的金融风险加剧。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投资或将遭遇资金供应链中断，政府偿债能力丧失等问题，从而无法安全收回人民币投资。因此，东道国国家层面风险是导致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利比亚内战导致中国企业在当地基建项目遭受巨大冲击，墨西哥政府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取消中国企业高铁中标结果。基于经济角度分析，因全球经济经贸投资规则正在重构，我国与部分国家的经贸关系处于持续摩擦状态，导致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汇率波动频繁、货币贬值等金融风险。以中美经贸关系变化来看，在两国贸易持续摩擦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汇率频繁波动的风险。2020年1月15日，中美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两国贸易摩擦形势缓和，对华加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驱动人民币汇率升值。同年4月，受疫情影响，美国彼得堡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对肺炎治疗物资征收高达25%的关税，再次引发人民币汇率大幅调整。频繁波动的汇率，不利于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二）“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是指货币国际化与固定汇率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国际货币为充分发挥国际结算与储备，要保持国际贸易长期逆差，但为维持币值稳定与坚挺，又需要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从而形成悖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高，人民币也将陷入“特里芬难题”的局面。为了承担国际货币结算储备职能，我国需要大量发行人民币。但是，人民币市场发行量过大，会引发国际贸易中收支逆差现象与货币贬值问题，难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导致国际市场降低对人民币信心，减少人民币储备量。与此同时，为稳定人民币汇率，我国必须严格控制流出境外的人民币数量，此限额由中国央行在维持汇率稳定时动用外汇干预市场的数量所决定。目前，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呈现双盈余态势，人民币难以大量输出，持有外汇反而不断增加。据中国央行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6月，外汇储备31192.34亿美元，环比增加182.3亿美元，升幅为0.6%，保持連续增加态势。而“特里芬难题”将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呈两难局面。

（三）自由兑换度不够

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实现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货币兑换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均可以自由兑换以及不可兑换。我国虽早于1996年实现人民币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目前仍未实现。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迈入国际化进程较晚，国际化程度不高，国内金融市场建成水平不高。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在总贸易额中，跨境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的贸易额占比较低。且境外企业对主要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了解不足，对人民币计价贸易产品整体认知度较低。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尽管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保持良好态势，但当前无法为沿线国家国际收支资本项目提供充足资金储备。据中国新闻网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依然保持顺差，货物贸易额超过1.3万亿美元，增长达到6%，占对外贸易总额的29.4%。但该地区目前主要对外计价货币仍为美元，人民币与美元难以达到一致的国际自由流通度。总之，人民币自由兑换度不够，难以保持人民币跨境流通与可持续融资。

（四）金融期货市场建设程度较低

当前我国已与全球多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也顺利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但是，人民币因尚未成为某类大宗商品的依托，难以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被各国广泛接受和认可。从本质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缺乏锚定物，如美元的锚定物为原油，并借此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锚定货币。而我国原油期货市场于2018年3月才诞生，与美国相比明显滞后。并且，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发展历程也较短，市场交易品种略少。受到宏观审慎监管、创新能力的制约，与美元、欧元相比，境内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仍存在差距。据统计，截至2019年9月，股指期货的机构投资者持仓占比为58.64%，国债期货机构投资者的持仓占比为86.13%。对此，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晓刚提出，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金融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的结构还不够均衡。此外，目前期货市场管理手段无法充分匹配国际社会需要，使得非居民尚无便捷化的人民币使用渠道和使用方式，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负面效应。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影响

（一）影响出口贸易重心地区

人民币国际化是对美元主导地位的巨大挑战，需要在开放的资本市场环境中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兑换，但中国全面开放资本市场与兑换账户仍需要一定时间。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良好进展。人民币得到广泛使用，基本完成“周边化”。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加上利用人民币结算有利于防范汇率风险，境外市场对人民币产生巨大信心，企业也更愿意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国际化将改写亚洲贸易结构，中国与亚洲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合作，促使人民币正在东亚“软美元区”逐步实现区域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出口业务中广泛使用，中国与东盟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推动全球贸易重心进一步向亚洲地区转移。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8年，亚洲对外贸易额为13.6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4%，占全球对外贸易总额的35%。从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国家分布来看，近年来，印度、泰国、越南等新兴市场蓬勃发展，吸引大量电商企业纷纷布局。1688跨境专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境外访问流量分布占比最高的地区是越南，远远超过美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出口贸易中心地区向亚洲转移，在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应得到足够重视。

（二）影响出口价格

由于不同国家货币兑换人民币汇率不同，且受到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导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产品价格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推进人民币持续升值，会使得原料成本上涨。我国跨境电商为保持出口业务的利润，会提高出口商品的销售价格。但是，出口产品提价会进一步弱化我国跨境电商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不利于企业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外汇汇率指数显示，2019年3月28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涨122个基点。受到汇率影响，当日国内多晶用料区间修正至9.00-9.87美元/千克，均价下调至9.72美元/千克，海外价格则上调至9.60-11.80美元/千克，均价上升至10.01美元/千克。特别是我国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产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初级加工产品，产品附加值与科技含量较低。一旦上调产品出口价格，非常容易被东南亚等地的产品所取代，从而影响着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扩大。但是，如果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跨境电商保持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不变，会一定程度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利润下滑会直接对跨境电商企业造成冲击。

（三）影响出口收款

跨境电商是国际贸易中活力属性良好的业态模式之一。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深入推进以及跨境支付规模扩大，一定程度上持续放大金融风险负面效应，对跨境电商出口收款造成不利影响。在对外经营活动中，跨境电商的交易时间间隔较长，存在外币计价结算情况，因此出口收款很容易产生金融风险引致的外汇风险。据亿邦动力网统计，2018年，以8%汇率波动计算，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受外汇波动影响的资金规模为769.34亿美元。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沿线国家逐渐成为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主要增量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震荡更加明显。据汇通财经报道，菲律宾比索汇率不断下滑，2020年4月，比索兑美元汇率跌至最低，下跌了近5.41%，相较于年初贬值超30%。又据新浪财经报道，2019年，外汇市场迎来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闪崩”现象，委内瑞拉、意大利、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汇价大幅波动，印度、俄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越南也相继陷入外汇危机。而这些地区的汇率波动，将引发人民币计价方式出现差异，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将遭遇金融风险，从而對出口收款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三、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发展的策略

（一）及时调整出口产品定价策略

人民币国际化一定程度会引起金融市场变化，对跨境结算、出口贸易都造成显著影响。为有效应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冲击出口产品价格问题，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可参考国际货币体系确定世界及各国货币的汇率制度，不断调整产品出口价格，打造有利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扩张的优势局面。我国跨境电商要根据国际市场价格趋势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时调整出口产品定价策略。当人民币汇率以及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激烈时，跨境电商企业可采用约定合同定价方式，与长期、大宗供货商签订交付合同。按照合同中约定的某交易所某交易日价格成交，从而降低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波动造成的收益损失。当人民币汇率波动相对稳定，跨境电商企业要围绕出口产品核心价值，为产品设计价值标签，从而保证中高价值产品价格同样维持稳定。具体的标签设计，可从产品属性出发，着重表达功能、可靠性、耐久性等产品价值，从而让消费者明确感受到产品的价值，保持着长期稳定的消费需求。总之，跨境电商企业要依据市场需求与汇率波动，依托人民币境外流通能力合理选择定价策略，不断优化我国出口产品价格，提升海外市场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竞争力。

（二）设立人民币计价标准，降低跨境电商成本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排名不断得到提升，设立人民币计价标准，将为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提供更多便利性，进而推动人民币海外市场发展战略。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鼓励跨境电商企业要积极采用人民币计价出口货物，改善跨境人民币计价环境，统一跨境电商出口货币标准，降低跨境电商货币兑换流程成本，促进人民币计价标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建议中国商务部加快推进与周边国家，就跨境电商企业使用人民计价标准进出口货物，制定相关交易规则、条款等各项措施。通过构筑以人民币计价标准为主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调国内跨境电商贸易产生的纠纷，减少因纠纷产生多余复杂的流程与环节，降低跨境电商境外争端解决成本。总之，以提高人民币计价、结算比例，促使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规避汇率风险，降低跨境电商出口成本，提高在国际上人民币的接受和使用程度，进而加快人民币计价标准完善与使用。

（三）构建跨境电商的本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回流机制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良好进展，在亚洲地区基本实现“周边化”，以“硬通货”形式覆盖东南亚、东盟国家等主要新兴市场。为迎合这种发展趋势，我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协商交流，建立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国家签订或完善双边本部互换协议。根据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建交情况，打造双边货币结算机制。在此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人民币回流问题，才能完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下的跨境电商市场拓展。对此，我国相关部门应放宽人民币流出限制，允许周边国家企业与个人在我国境内银行开设账户。同时，我国相关部门利用人民银行的CIPS支付清算系统，邀请亚洲其他国家的境外银行加入此系统，从而进一步拓展跨境电商的覆盖范围。此外，我国可与周边国家建立区域金融市场，提供多种金融工具，促进人民币在境内外流转，从而有效规避出口收款的负面效应。

（四）完善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监管

得益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机遇，跨境电商行业正迎来新一轮的政策红利期，出口业务迅猛发展，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在此過程中，人民币境外流通扩大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意味着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监管规则要逐渐与国际接轨。因此，相关主管部门要不断完善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监管，合理构筑健康、安全的跨境电商市场环境，提升跨境电商出口产品品质，也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强人民币结算在各国的信任。海关部门可建立多部门电子监管体系，通过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对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相关信息开展在线收集。跨境电商企业及其他相关主体须分别向海关传输交易、支付或收款、物流等电子信息，向海关开放原始数据。同时，海关部门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构建跨境电商进出口包裹检验检疫标准，防止假冒伪劣、粗制滥造与违反行业道德的产品流入我国或流出其他国家。通过不断完善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监管，提高海外出口监管力度，进而增加我国出口产品被认可度，更好地实现监管与效率的平衡，提升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监管达到国际标准，增加人民币国际化认可度。

（五）与PayPal平台合作，提升国际支付水平

PayPal支付平台是当前全球支付平台霸主，服务于全球在线支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增加人民币海外市场的知名度与认可度，使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更容易增加海外市场份额，提高跨境电商出口竞争力。因此，我国跨境电商企业通过与PayPal合作，完善与革新第三方支付系统，实现在欠发达国家地区与较远国家建立人民币跨境国际结算中心，提升人民币境外流通能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与PayPal支付平台合作，实现在线支付，确保买家信息安全，促使买家与全球市场卖家快速建立联系。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要积极参与跨境电商——PayPal合作，在人民币国际化覆盖的国家及地区设置银行分支机构，与境外银行互设本币结算账户，推进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扩展跨境电商在当地的业务范围，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海外市场影响力。政府相关部门也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与制度，鼓励跨境电商与PayPal支付平台合作，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与扶持。通过依托PayPal国际支付平台，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结算水平，提高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结算效率，增强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实力，提升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地位。

参考文献：

[1]邢晓溪.上海自贸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方向与具体路径[J].对外经贸实务，2019（10）：58-61.

[2]叶前林，刘海玉.“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进展、新挑战与新举措[J]. 对外经贸实务，2019（2）：56-59.

[3]张思迪.新形势下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发展策略探究[J].对外经贸实务，2019（8）：21-23.

[4]中国金融网.SWIFT人民币追踪报告：10月人民币成为国际支付第六大活跃货币[EB/OL].http：//www.financeun.com/newsDetail/28801.shtmlplatForm=jrw.[2019-11-25].

[5]李虹含.跨境电商与人民币国际化[J].中国金融，2016（3）：88-89.

[6]褚学力.金融互联互通支持中小企业跨境电商发展探索——基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J].中国流通经济，2016（11）：66-74.

作者：王玫

物流金融期货市场论文 篇2：

一平方英里的力量

核心提示：金融中心的诞生，需要有形的场所、无形的机制，更需要高度的集聚和开放。

纵观一两百年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为数不少的金融中心。比如，15世纪，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曾是世界的“物流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摩洛哥的丹吉尔货币交易繁荣一时；上世纪50年代，黎巴嫩的贝鲁特被誉为“中东的巴黎”……但这些金融中心要么昙花一现，要么被战争所湮灭。

而闻名世界的伦敦金融城，虽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大衰退，以及金融危机，但作为金融史上的一个钻石，却显得愈发耀眼。

在这一泰晤士河流经的区区方寸之地，为何能汇聚全球金融资产，引领世界潮流？又如何从政治中心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而被银行家和金融势力所青睐？这一朵“英伦玫瑰”，经久不衰的秘诀是什么？

国际化是最好的“武器”

如果穿越回1800多年前的罗马时期，你会发现伦敦的街道上，不仅能听到古代英国方言，还能看到操着拉丁文的罗马人，在街头交易着木材、酒和香料。

中古时代的伦敦，已然是一个国际化的交易中心，你可以买到欧洲生产的啤酒、皮毛、葡萄酒，也可以买到来自地中海和中亚的商品，甚至是沿着丝绸之路运来的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

时至今日，伦敦已今非昔比。坐落于泰晤士入海口的这座1579平方公里城市，分为伦敦金融城、内伦敦和外伦敦。而我们上面所说的伦敦，则是今日伦敦金融城之所在。

这片东起奥尔德盖德，西至圣保罗大教堂，南抵大炮街，北达伦敦墙的狭长地带，是伦敦市33个行政区中最小最古老的一个。因为面积只有1.6平方公里，英国人称之为“这一平方英里”（The Square Mile）。

从古至今，伦敦金融城都像一个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淘金者”。13世纪，德国人在此设定纯银标准；15世纪中叶，意大利商人、银行家纷纷来到这里设立货币借贷机构；18世纪的伦敦，已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海运的发展带来了租船、海上保险的发展。

如今，城内常驻人口虽只有8000人，但每天上午九点上班高峰，却有30多万人乘着“欧洲之星”从四面八方涌入金融城。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在股票交易审议会上，操着美国口音、德国口音、日本口音、英国口音的人“交融”在一起，不同的文化将伦敦金融城装点得像一个小小联合国。

虽然只有区区一平方英里，劳动力只占英国劳动力的1%左右，但伦敦金融城贡献的GDP却占到整个英国的4%，可以说是英国的经济中心。

海运和战争的“推动”

伦敦金融城贸易的发展，可以追溯到5个世纪之前。16世纪后半叶，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对外贸易和航运事业快速发展，来自欧洲各地的商贾富豪，在金融城的商店、客栈甚至大街交易他们的货物，促进了商业和金融交易的发展。

那时，最引人注意的要数位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它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然而，安特卫普的黄金时代在1585年戛然而止，西班牙军队的洗劫，迫使银行家和商人纷纷逃离。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便来到了金融城。

当时的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海上霸权强国，规模巨大的英国商船队和海军舰队，在世界上从事着各种贸易活动。伦敦独特的地理位置，方便了地中海、大洋洲以及波罗的海的航运，使其逐步成长为一个繁荣的港口。海运和商业业务，自然带来了海上保险业的发展。1688年开业的劳埃德咖啡馆，作为当时商人和上流社会喜爱的社交场所，借机转型做起了海上航运承保业务。随后，这样的咖啡馆逐渐发展成为专业的机构，有自己的经营场所、准入限制、行为规则等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的“前身”。

快速的帝国海外殖民，在当时的重商主义环境下，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城的贸易业务。然而，战争却是一项在财政上极具毁灭性的行为。1652年至1674年，英国对荷兰发动的三次战争，使荷兰航运业损失惨重，直接促进了伦敦贸易的飙升。但其形成的另一个影响，便是对公共财政带来的负担。

1694年，恰逢英法两国交战，政府经费严重不足。一位叫威廉·佩特森的苏格兰商人提议，成立一家可向政府贷款和发行债券的银行——英格兰银行。有贸易就需要融资，除却英格兰银行这样的中央银行外，一些商人也越来越专注于贸易金融，金融城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汇票设施，即商业银行，为后来金融城货币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规模政府债券的形成，又导致了此类债券进行交易的二级市场的发展。这类交易活动，起初也多在咖啡馆进行，随后也形成了相对正规的会员机构——股票交易所，具备可交易的证券清单、固定的清算日和规程等。如今，金融城内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股票市场，与纽约、东京并列为世界三大证券交易中心。

战争对弱国的侵略，破坏了当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1795年法国占领阿姆斯特丹，1803年封锁汉堡，使大部分商人和银行家转至伦敦，提高了伦敦作为世界主要交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1815年，英法战争结束。至此，人才和资本的涌入，使金融城成长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雏形已经形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保险市场、国债市场……

在后来一个世纪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与工业化中来，金融城内这些业务的市场规模也得到了快速扩张。

危机与转机

19世纪，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伦敦金融城也被称作是“世界的银行”。在那个金本位的时代，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是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的。

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大英帝国分崩离析、殖民地丧失殆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时，英国国力渐衰，美元反超英镑，这给纽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华尔街顺势崛起，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占统治地位。

然而，伦敦金融城并没有像其他金融中心一样就此被取代，美国政府一个错误决定让其再次时来运转。

1963年7月，欧洲债券市场在金融城启动，旨在与美国投资银行竞争。而在这一市场开业数周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便宣布对在美国资本市场进行的国外资金拆借征收税收，以限制美元的外流，减缓不断增加的国际收支赤字。

美国金融当局这一缺乏远见的措施，对伦敦金融城来说，可谓幸运之举。因为，华尔街的国际债券企业，包括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美邦等，纷纷转移到了伦敦金融城。

于是，英国政府抓住时机，及时放宽金融管制，使外币在金融城的交易基本不受限制。欧洲货币市场由1963年的120亿美元，迅猛增长到1970年的65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1%。同时，伦敦金融城当局又有意识地简化外国银行开设分行的审批手续，吸引外国银行争先恐后地开设分支机构。如今，沿着伦巴第街，你可以看到100多家本国银行和520多家外国银行。甚至，美国银行比纽约的美国银行还多，日本银行也多于东京的日本银行。

另一个转机，则出现在1979年10月23日，那一天对于伦敦金融城意义深远。撒切尔政府突然宣布，取消英镑的汇率管制，这一匆忙而秘密的决定，使伦敦金融城走上了根本的变革之路。

汇率管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较早的时候引入的，主要是对企业和公司的资本流动进行限制，以满足政府战争融资的需要。1951年，保守党政府回归，取消了很多战时管制措施，但汇率管制仍被保留，以防止资本外流，避免英镑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下的贬值。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管制的理由自然也消失了。

一夜之间，汇率管制的废除，加速了英国证券业的变革进程，英国的机构投资者们又一次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任何地方投资了。1978年，英国机构投资者的股票净投资为19亿英镑国内股票和4.59亿英镑国外股票；而1982年，这一金额分别为24亿英镑和29亿英镑。

两次“金融大爆炸”

取消汇率管制，只是伦敦金融城金融改革的前奏曲。当时的西方各国，对政府监管的效用提出了质疑，掀起了一股自由金融体制改革的浪潮。这一背景下，英国国内沿袭的陈规陋习愈发显得格格不入，严重阻碍了伦敦金融城的发展。

于是，改革成了觉醒者们的不二之选。1986年10月27日，在撒切尔政府的干预下，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了“门户开放式”的一揽子改革，被誉为伦敦金融城第一次“金融大爆炸”（Big Bang）。

当天，伦敦证券交易所宣布，废除固定佣金，公司可与客户直接谈判佣金；允许批发商与经纪人兼营，经纪人和批发商合二为一，既可成为股票出价人，又可为客户代办股票买卖业务；放松对股票交易所企业所有权的限制，使银行第一次可以购买金融城内的上市企业；放宽对会员的资格审查；取消传统“公开叫价式”交易，进入“计算机交易时代”，与纽约、东京交易所联机实现24小时全球交易。

这次金融服务自由化改革，促进了商人银行业务与股票经纪业务的融合，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结合，英国的商业银行纷纷收购和兼并证券经纪商，逐渐涌现出一批超级金融机构，业务领域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个方面，成为一个个全能金融集团。这股东风，很快刮遍了城内的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大大增强了竞争力。

接着，在“大爆炸”10天后，《金融服务法》出台，其顺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开放市场通道，允许金融机构和外国证券公司直接入市交易，打破了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界限，允许英国银行业从事包括证券、其他投资在内的业务，促进了市场的全面竞争，进一步刺激了伦敦金融城资本市场的发展。

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在对内放松管制的同时，英国也向外开放了金融服务业，外国金融机构大举进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同时，随着国内金融企业混业竞争的加深，传统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1997年10月20日，伦敦证券交易所又进行了第二次规模宏大的改革——“二次大爆炸”（Big BangⅡ）。这一年，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来，使其专注于货币政策，同时成立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负责对银行、证券机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的审批和监管，并负责对金融市场、清算和结算体系的监管，标志着英国开始实行全能型的混业监管模式。

伦敦金融城相隔10年的两次“大爆炸”，每次都将开放的号角吹响世界各个角落。一时间，大量的国际资本纷纷涌入，金融城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进一步巩固。

“奖牌”不再重要

几百年来，伦敦金融城曾面临多次转折和挑战。18世纪，伦敦金融城的主要对手是阿姆斯特丹；19世纪，变为巴黎和柏林；到了20世纪，又与华尔街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如今，纽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香港、上海纷纷加入了竞争的行列。

然而，正是在与这些对手的竞争中，伦敦金融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这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反过来又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伦敦金融城的成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比如伦敦时区，介于纽约和东京之间，可以24小时昼夜交易，英语又是国际金融界的公共语言。不过，伦敦金融城的建设经验，有着一些普适性的道理，值得每一个正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区学习。

首先，是自由开放的竞争环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实质上是扩大市场开放、促进自由竞争、削弱金融垄断、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度是最高的，虽然其间也有相对保守的阶段，但面对每一次重要的机遇，无论是建立欧洲债券和货币市场，还是取消汇率管制和最低手续费，它都能破旧立新，有意识地放宽管制，既“走出去”又“迎进来”，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吸引了一大批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落户。我们总是担心，资本项目开放会不会对本土金融市场造成冲击？海纳百川的伦敦金融城成功经验表明，接纳更多的外国人才和机构，反而会催生本土金融市场的繁荣。

自由开放的金融环境，必然会带动创新的发展。伦敦金融城顺应时势，不断推出新市场和新服务，比如1949年在波罗的海交易所开设空运市场，1965年开设银行间批发市场，1982年开辟国际金融期货市场……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不断丰富，进一步增强了伦敦金融城的实力。

其次，是强大的金融市场功能。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发达的中介机构、齐全的市场门类，构成了繁荣的金融市场。伦敦金融城内有许多的行业工会，它们将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齐全的综合服务网。你在金融城内不仅可以处理各项金融业务，还可以随时得到专业的金融服务和重要的讯息，世界上一些大的会计公司、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都设有分支机构。所以，外国的银行家都愿意来这里，毕竟比钱更重要的是信息。

还有张弛有度的金融监管。除了对银行业监管的英格兰银行外，一些监管机构，比如股票交易所和劳合社，有其自身的规则，实施自我监管。另外，英国有一个独立的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英国几乎所有的金融服务业务，是世界上最全面的一个金融监管机构。即使在某些需要放松管制的领域，金融城也采取渐进式地逐步放松监管的措施。

有形的机构和无形的机制，造就了伦敦金融城的繁华，无论是面对外部的劲敌还是本土的对手，都能自信地站在风口浪尖。

英国脱欧和英镑大跌，让伦敦金融城衰落的预言再次甚嚣尘上。但实际上，伦敦金融城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如今，当人们唱衰伦敦金融城时，英国人再也不会紧张了。按他们的话来说，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温布尔登精神（温布尔登是在英国举办的世界知名网球比赛，但冠军常常被外国人夺得）：“奖牌”不再重要，资产的国籍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创造了最大化的财富。（支点杂志2016年11月刊）

作者：董尹

物流金融期货市场论文 篇3：

循环经济不经济？

跳出困局，不仅需要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创新，更考验决策智慧。

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再利用基础之上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陷入“不经济”的尴尬困局。

自2003年进入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战略体系以来，循环经济对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增长有机统一的重要意义，早已被广泛认可。近年来，在各地政府的强力推动和部分企业的积极参与下，我国循环经济也取得了较快发展。

然而，《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近期走访多家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企业发现，由于国际原油、铁矿石等资源价格持续走低，某些原生资源价格甚至低于再生资源价格，资源回收企业和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的积极性不高，抑制了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看来，想要跳出这个困局，不仅需要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发展创新，在如何利用财税政策杠杆为企业“减负”，加大企业“吃废”的积极性等方面，同样也考验政府部门的决策智慧。

总量不增反减

回收行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循环经济发展遇阻的瓶颈之一，就来自于此。

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循环经济产业园，对于回收行业的现状，多名回收行业企业负责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回收行业越来越不好做，行业发展下行压力巨大。

广州市万绿达集团有限公司是广州市最大的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企业，位于广州经济开发区。董事长李远峰说，这些年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企业扩张的动力严重不足。一些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比如用于牛奶包装的利乐纸盒，都是企业贴钱回收加工。

由于利润和动力不足，整个行业的回收总量近年也呈现不增反减的趋势。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经济师周汉成给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组数据：2013年，废钢铁、废塑料、废有色金属、废纸、废轮胎、报废汽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船舶八大品种回收量超过1.6 亿吨，但2012年回收总量就有1.6亿吨，2011年回收总量1.65亿吨。

中国再生资源利用协会秘书长潘永刚说，进入2014年，一些回收企业“触网”，尝试新型回收模式，出现了“绿宝”、“易回收”、“快收网”、“盈创回收”等互联网回收平台。一些企业努力突破资本困局，与资本市场展开联姻，行业出现并购重组上市浪潮，如中再生控股秦岭水泥，格林美收购扬州达宁，大连环嘉牵手中信产业基金。

“也幸亏有了这些创新举措，才使得2014年行业总体规模刹住下滑态势，取得小幅度的逆势增长。”潘永刚说。

再生资源贵过原生资源

企业参与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不高以及利润微薄背后的症结，则是再生资源价格高于原生资源的价格。

李远峰认为，循环经济现在这么难做，从大的环境来说，在于原生资源的成本太低。当前，市场上大大低估了原生资源的价值，导致再生资源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没有竞争力。

比如，2003年的建筑钢材是4000多元一吨，现在是2600多元，与此同时货币购买力又在大大下降。回收钢材重新利用的成本大大高于直接购买新钢材的成本。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谁会有动力去回收利用废旧钢材？

广州科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利用自己的专利技术将含铜废水制成碱式碳酸铜、氧化铜等高附加值产品。目前，其生产的高纯度氧化铜已经进入陶氏化学公司的供应链，这意味着电子企业产生的废物重新被作为生产原料，实现了循环经济的闭环。

但科城环保总经理王永成坦言，目前最大的问题也是利润太薄。利用含铜废水生产一吨高纯度氧化铜的成本大概是1.1万元，利用铜矿石或者铜单质生产，成本反而低一些。但是最终两类生产方式是以一模一样的产品面向市场，铜矿石生产成本更低，竞争力自然更强。

有意思的是，国内的再生资源成本不仅贵过原生资源，甚至还贵过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垃圾”。

广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华泰集团的子公司，该集团是国内大型纸业生产企业之一。广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传径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广东华泰使用了大量的废旧纸作为生产原材料，如果从美国运回来，含税价格大概为1400元/吨，而国内的价格大概为1700元/吨，国内的品质还比不过国外，作为企业，肯定更愿意使用进口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

行业集中度低、不规范

除了成本高之外，再生资源行业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转型升级。

潘永刚说，当前，再生资源的回收体系不规范，回收从业人员有1800多万人，回收分散，层次较低，呈现碎片化，无序经营;同时下游的加工利用集中度低，全国有13多万家利废企业，80%以上是中小企业，规模化企业仅占10%左右。

由于大部分回收企业规模较小、分布零散，再生资源要经过几次周转，才能到分拣中心。而从分拣中心到生产企业，有时也要经过两三次再聚集，再生资源循环的速度和数量被大打折扣。

以回收废铅酸蓄电池为例，发达国家一般只有几家或十多家大企业从事废弃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利用，而我国拥有数百家回收企业。小企业受限于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等因素，不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亟须国家采取措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些回收行业的从业人员认为，行业发展不规范也是前进的“绊脚石”。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大部分品种，都缺乏产品技术标准、质量分类标准和检测标准。

最典型的例子是废纸、废塑料等品种。我国废塑料分类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检测办法，不仅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也无法满足再生利用企业的用料需求。少数大型回收企业虽然制定了自己的质量标准，凭借稳定的货源和良好的品质获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但仍然存在买卖双方标准不统一的矛盾。

在循环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一些变化也在行业内悄然发生。各种科技成果、技术创新在行业中不断得到应用，大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不断涌现，小作坊式的企业逐渐被淘汰;一些大型设备制造企业开始涉足再生资源行业，行业中原有的小设备厂商逐渐走下坡路;工商资本、金融资本、各类基金、投资公司、上市公司关注并进入再生资源行业。

“很多旧的方式、模式将会消失，新的模式将会产生。”潘永刚说，“传统的集散交易模式，已经没有生命力;依靠政策补贴来维持运转，依靠‘圈地运动’来推动扩张，都不能获得持续发展。再生资源企业不仅要开展资源利用，还要向环境服务拓展，以扩大企业的价值。”

等待政策红利

业内人士认为，国家采取相应措施扶持回收行业做大做强，这是实现循环经济发展，跳出“循环经济不经济”困局的关键。

比如，针对当前再生资源成本高于原生资源成本的现实情况，行业内呼声最高的应对办法是实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

我国从2011年开始实施现行的回收行业税收政策，对全链条征收增值税。王永成说，利用工业废物再生并销售金属盐类产品执行17%增值税，但出售再生资源的个人、企业、公共机构不能出具增值税进项发票，造成正规的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只能按销售额17%全额纳税，加上其他税费，企业总体税负达到营业额的20%多，这样的高税负，企业很难负担。

“比如，同样是卖氧化铜给电子生产企业，一家供应商使用的是铜矿石这样的原生资源，一家供应商使用的是含铜废水这样的再生资源，前者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后者对环境带来的正面作用，是否应该在税收上有所体现？”王永成说，“应该让我们这样变废为宝的企业利润率稍微高一些，同时让利用再生资源的企业成本稍微低一些，这样才能促进整个循环经济在价格因素的作用下良性地、可持续地发展。”

此外，国家虽然也出台了资源利用行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但一些企业负责人在实际操作环节却发现，有些政策并不健全。

例如，财税支持从工业废物中提取单质金属，而税务部门却规定再生金属盐类（如氧化铜、硫酸亚铁等化合物）不能享受优惠。工业废物成分复杂，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只提取单质金属达不到资源综合利用的效果，且容易催生二次污染现象。

潘永刚说，回收行业，主要由企业产废、社会收购和进口这三大板块组成。企业产废和进口这两大板块，都有增值税进项抵扣，税赋负担并不太重。而社会收购基本没有进项抵扣，17%的增值税，成为回收企业不可承受之重。

潘永刚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需要把企业产废、社会收购和进口这三大板块区分开来，实行差异化税赋，对社会收购实行增值税减免优惠。

引导行业转型升级

在为企业减负同时，多位受访人士认为，采用综合治理手段，促进回收行业“一转三化”，是应对目前全国回收行业网络不完善、渠道不畅通、标准不统一、检测手段不一样，以及品种、成分混杂，层次低、污染重等情况的有效方法。

李远峰说，“一转”，即促进社区垃圾由混合废弃向分类投放转变，以利于废弃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

而“三化”，则是网络化、标准化和无害化，即促进全国回收行业网络化，形成覆盖城乡、融通全国的回收网络;促进再生资源产品标准化，制定并实施废纸、废塑料、废铁、废金属等再生资源产品标准，以推动行业朝集约化发展，推动大宗再生资源进入金融期货市场;促进回收行业的无害化，尤其对废塑料、废金属、废轮胎橡胶的回收加工，政府要有可行的行政措施来杜绝二次污染。

而更为关键的回收环节，则有必要实现从集散市场模式到产业园区模式的升级。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目前各地的回收网络，是由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三点一线构成的。这种体系发展到现在，已经暴露出问题，就是集散市场层次低、管理乱、污染重、功能单一，不能满足行业规范化、集约化和无害化的要求。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把集散市场改造升级为再生资源产业园区，实行圈区管理，做到回收有规范，产品有标准，检测有手段，进入有门槛，形成拥有物流服务、科技创新、金融配套的产业平台。

在此基础上，行业门槛也亟待建立和完善。目前已经或即将出台有关废钢、废铝、废铜、废铅回收处理等行业门槛，涉及到经营规模、环保等一系列要求，十分必要和紧迫。如何进一步加强废纸、废塑料和餐厨垃圾的准入门槛，以利于提高行业标准和规范化经营，是政府和行业组织接下来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问题。

作者：扶庆 陈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