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精选6篇）

篇1：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内容提要】主客观统一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却颇为混乱。本文从理论层面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及矛盾关系进行分析、探讨。笔者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是近代刑法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也是当代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刑法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分歧，作为不同的思维方式，表露出犯罪与刑罚关系的内在矛盾，而作为两种互为补充的基本理论，则共同揭示了刑罚的社会功能。文章指出，刑法中的主客观统一，聚焦于……

主观与客观原本是一对哲学范畴，同时也是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刑法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矛盾关系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对犯罪、刑罚以及二者关系的注释和说明。

刑法学是以犯罪、刑罚以及二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律学科。和人的其他行为一样，犯罪作为危害社会的行为，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在犯罪行为的认识上，如果将主观罪过、目的和动机与客观外部行为事实绝对的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就会导致犯罪认定以及刑罚裁量上的错误和偏差。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和偏差，我国刑法学将主客观统一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理论之中。

刑法学中的主客观统一原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理论根据的。它在刑法中的指导作用有两个方面：其一，犯罪作为行为，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两者既相互冲突，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二，坚持实事求是，依照法定构成犯罪的条件认定危害行为的性质，防止主观臆断，克服定罪量刑过程中的片面性，充分发挥刑法的社会功效。

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关系，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就我国现今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分歧、争论来看，其深层原因都不可避免地归结为思想观念、理论根据和思维方式的对立，而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正是这些对立关系的集合。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概念的界定、二者分歧的焦点、主客观要件统一的基础、主客观统一原则在不同范围中的特点，以及刑法学中对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内容在认识上的差异等等，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对这类问题的认识都比较模糊、混乱，一些论著对此类问题的解释也比较简单、粗糙。因此，有必要对刑法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清理。刑法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提示我们，脱离对理论层次矛盾的分析，缺乏对传统思想的反省，就不会有刑法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一、刑法中主客观对立的误偏

我国刑法学认为，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刑事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的内容，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否认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必然导致认识的片面性。我国刑法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在近代西方刑法理论中，基于对刑事责任基础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学术流派，西方刑法学将其称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我国刑法学通常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使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概念的：(注：有人认为刑法理论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有三种含义：其一，从判断结果对何人妥当出发，凡判断结果只对判断者为妥当时，为主观判断属主观主义;反之，判断内容不但对判断者本人，而且对一般人亦属妥当者，为客观判断属客观主义。其二，在判断内容之价值上，分为个人价值和社会及国家价值，当发生价值冲突时，视个人价值为重的为主观主义，重视社会及国家价值的为客观主义。其三，在价值判断对象上。价值判断的对象限于人的行为。在观察人的行为时，着重主观要素，如动机、意思、性格与人格的是主观主义，着重客观外部动作及外界所引起结果的，是客观主义。参见蔡墩铭：《现代刑法思潮与刑事立法》，台北汉林出版社1977年第2版，第31页。就我国刑法中指出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主要是就第三种情况而言的。)

其一，作为对立的“择一归罪”之谬误。在这种场合下，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即指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其基本含义是，将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其中一方而否定另外一方，而导致与主客观统一原则相背离。(注：有学者认为，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理解为主观归罪与客观归罪是错误的，而实际上在不同场合使用这对概念时含义是变化的。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2页。)所谓“客观归罪”，是将行为的外在表现及结果事实作为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的唯一标准，至于行为人实施行为及造成结果时的心理态度则不予过问。这种观点认为，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刑罚的任务则是根据危害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客观归罪的特点是，无行为事实则无社会危害，有现实危害的行为才具有可罚性;其典型形式为“结果责任”或“事实责任”。这种客观主义在实践通常表现为，要么对缺乏主观要件的意外事件、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认定为犯罪，要么以行为造成的实际结果来确认犯罪性质，无视行为人对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从而导致客观归罪。

与此相反，所谓“主观归罪”是从犯罪构成主观方面要件解释犯罪成立根据的，他们看到了犯罪、行为两个方面要件的地位和关系，主观心理是支配、决定因素，身体动作、危害结果等事实，则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是主观罪过的外化，行为危害的客观事实根源于主观的犯罪意图。所以，外在的行为事实只有与同时存在的认识、意志因素相一致，即在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支配下才有意义，才能被认定为犯罪。主观归罪的特点是，缺乏故意、过失的行为及结果事实不构成犯罪，如果有犯罪意图，即使行为及结果事实无现实的危害或危险，仍具有可罚性。刑事责任承担与否取决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及结果的认识与控制。至于是否造成现实的危害且并不重要。主观归罪在实践中的表现，是将错误思想或犯意表示当作犯罪处理，或者将事前的犯意当作事中的犯意，从而导致主观归罪。(注：参见赵秉志等主编：《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以“择一归罪”为内容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当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其谬误显而易见。犯罪是在意识支配下的自觉行为，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从不同角度阐述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在犯罪成立中的重要性和不可代替性是合理的，但同时否定和排斥另一方，又使其各自的观点失去了科学性。另一方面，割裂主客观要件联系的“择一归罪”，其形成过程也有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例如，主客观统一的基础应该如何确定，实现主客观统一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确认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心理态度，如何根据相同或相似的行为事实推定主观罪过的形式、故意的内容，等等。当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或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倾向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将刑法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内容和范围限定在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之间是否合适，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二，作为对立的刑事归责基础之偏颇。在此意义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代表两种对立的刑法理论及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刑法学中，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学派――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前者从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出发，将刑事责任的基础确认为犯罪行为及所造成的危害;犯罪行为，

既是刑罚一般预防的内容，又是惩罚的对象，犯罪的可罚性仅在于具体行为的危害性。后者则从说明犯罪原因和关注个别预防的立场上，主张犯罪是人内在品性、人格的表露，刑事责任的承担者是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反社会危险人格的存在。两种刑法思想的对立被称为“行为与行为人”的矛盾，其中古典学派的“行为论”被冠以“客观主义”刑法理论(ObjektiveZurechung)，实证学派的“行为人论”被称作“主观主义”(PersonaZurechung)的刑法思想。

应该指出的是，刑事古典学派并非提倡客观归罪，而是突出行为及危害事实在刑事责任中的决定作用。古典学派的犯罪理论认为犯罪成立的条件有三，即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是确定行为及危害事实在刑事法律中的犯罪类型，它从结构、框架和轮廓上限定犯罪的成立;违法性，是要求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必须分割或者威胁法律保护的利益，从客观上限定了犯罪的成立;有责性，是具有责任能力且主观上具有故意过失及期待可能性时才可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成立犯罪。(注：参见张明楷：《新刑法与客观主义》，载《法学研究》第6期，第93页。)质言之，古典学派也主张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统一的情况下认定犯罪，但这种主客观统一是以行为及实害为基础的。

同时，刑事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也并非主观归罪，而是将支配行为的内在因素，解释为行为人的人格。在实证学派看来，对犯罪本质的了解莫过于追溯犯罪产生的根源，探讨刑罚与犯罪的关系莫过于考察刑罚的目的，而以实证的方法进行这类研究则更准确、更科学。犯罪作为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由人实施，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实施违法有害的行为而不是合法有益的行为;为什么有些人经常犯罪，而大多数人却不去犯罪呢?实证科学证明，个人的性格、人格特征，是在生理、心理与外部社会环境，诸如，家庭、教育、经济状况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并通过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因生理、心理特征以及外部特定环境的不同，形成个性化的人格差异，也就是说人格形成的犯罪的发生，集中于这些具有反社会危险人格的人群。他们认为，古典学派主张犯罪是意志的自由选择，任何人都会因选择的失误而跨入犯罪的行列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犯罪的产生是由个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犯罪行为不过是行为人危险人格的表征，犯罪的实质应该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而不是行为本身。而且，刑罚作为社会自我防卫的措施，其目的不是单纯施以惩罚，给行为人造成痛苦，也并非依靠重刑威吓实现犯罪的一般预防，而是通过对行为人的改善和矫治，化解其人格危险性的倾向，达到减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因此，刑事责任的基础不是犯罪的行为，而是行为人。实证学派将行为人的人格作为罪刑关系的主要线索理论，被称之为刑法中的“主观主义”。

刑事古典学派与实证学派关于“刑事归责基础”的对立，不同于“择一归罪”中主观与客观的相互排斥。首先，二者对主观和客观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刑事归责基础”的对立将犯罪行为(包括心理态度和行为事实)作为客观因素，将行为人的性格或人格倾向作为主观因素，矛盾的焦点在于，行为的危害性与行为人的危险性何为刑事责任基础。而“择一归罪”分歧，则限定在犯罪行为本身内在的故意过失和外在的行为结果事实之间。其次，根据我国刑法学通常理解，犯罪构成中主客观要件的统一，主要是作为定罪原则进行解释和说明的，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结合只在量刑中才有意义。再次，虽然“择一归罪”和“单向归责”都背离了主客观统一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刑法中的意义和作用却有根本的区别，一般来说，作为归责基础的主客观矛盾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贯穿刑法学犯罪、刑罚理论的全部内容，而作为择一归罪的主客观冲突，涉及的是个罪具体行为及罪过形式和内容，更具有实践的特点。

关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中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影响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罪刑关系的正确理解。一是将主客观统一限定在构成要件的一致性上，否认行为与行为人的有机结合是主客观统一的重要内容，从而忽略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二是无条件的排斥和反对一切以主观或客观因素为基础的统一形式，将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的片面性扩大化，忽略了其中的合理因素，回避了刑法公正与功利之间的矛盾，将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简单化，因此，这是一个应当引起刑法学反思的问题。

二、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读解

刑法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作为不同的刑法思想，源自于近代西方两个主要的刑法学术流派。历时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变革，经过学者们前赴后继的争论、修正和折衷，两种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已达成共识;尽管今天二者的对立远不像当初那样尖锐、激烈，但其中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者之间的争论一直在继续着;而且根据各自理论建立起来的刑事制度也没有达到理论阐述的那样完美无缺。由此可见，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作为刑法理论的纷争不仅是近代刑法学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而且仍旧是现代刑法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一)古典学派正统理论的奠基

刑事古典学派也称为旧派，是以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罪刑擅断刑罚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学术派别。该学派产生并形成于十八世纪中叶，最初由贝卡利亚(CesareBeccaria)、边沁(Bentham)、费尔巴哈(Feuerbach)等人创立，十九世纪以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黑格尔(Hegel)的思想为代表，二十世纪宾丁(KarlBinding)、毕克迈耶(Birkmeyer)、贝林格(Beling)、麦兹格(Mezger)等人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日本的大场茂马、小野清一郎、泷川奈良也被认为是后期古典学派的代表。(注：日本有学者按不同发展阶段将古典学派划分为前期和后期，贝卡利亚、黑格尔等人为前期古典派，宾丁贝林格等人为后期古典派;而大场博士因师从毕克迈耶，坚持古典学派的主张，小野和泷川则以罪刑法定主义反对实证派被认为是后期古典学派支持者的。)被西方刑法学者们划为古典学派代表人物的如：贝卡利亚、边沁、费尔巴哈的功利主义者，以及康德、黑格尔等报应论者的思想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将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古典学派的功利主义者们，从刑罚对犯罪行为的一般预防出发，主张刑罚造成的痛苦和损失应大于或者具体犯罪行为可能带来的满足和快感(贝卡利亚)，根据犯罪行为的特点设置与其相应的刑罚手段，以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边沁)，或者根据趋利避害的本性通过“心理强制”的作用，抑制犯罪行为的实施(费尔巴哈)。总之，一般预防指向的是犯罪行为及造成的危害。而这一学派的报应主义者们，则从惩罚的意义上将刑事责任指向具体的犯罪行为。康德“以眼还眼”的等量报应，黑格尔充满思辩的“等价报应”一方面否定了刑罚对犯罪的预防功能，另一主面指出了惩罚的原因来自于犯罪行为，刑罚的公正性就在于它针对行为而不指向行为人，只惩罚已经发生的犯罪，而不过问将来是否再发生类似的犯罪。就是由于将犯罪及刑事责任的基础落脚于行为，古典学派才被

称为“客观主义”。刑事古典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强调行为及危害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的本质也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和裁量刑罚的根据，因此当然成为刑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古典派的刑法思想是以下列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1.自由意志论。自由意志源自于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主要内容是阐明人的身体和生命服从自然的规律，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因而是不自由的;而人的思想、意志则不同，它独立于客观自然不受外在因素强制。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可以选择和支配自己的行为，并且只有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才能表现人的目的和需要，才被称为人的行为;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注：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自由意志论申明两个观点：第一，意志是支配犯罪行为的内在力量，缺乏主观意思的身体动作所造成的危害，不是犯罪。第二，意志对行为的选择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因此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道义责任论。道义责任论是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的解释论，它以自由意志论为基础，认为犯罪是在主观意思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主观意思是犯罪内在的决定因素。意志是自由的，行为人应当对自己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当人们能够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同时又能够选择合法、善的行为时，却作出相反的决定，实施了犯罪、恶的行为，这种恶意志必然要受到道义的责难，因而道义责任应当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谴责，其根据是道义对恶意志的非难。(注：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版，第37页。)道义责任论也提出两个主张，第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道义责任是刑事责任的根据。第二，主观恶意和客观行为是构成犯罪的两个方面，所以刑事责任中也包含着对恶意志的否定。

3.行为论。行为论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造成了现实的危害或危险，行为人是因为行为构成犯罪才受到处罚的，而且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是刑罚裁量的尺度。所以，行为不但是认定犯罪的决定性因素，即“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同时也是刑事责任的基础。行为论认为，行为并非指脱离主观因素单纯的肢体动作，而是行为人主观心理的外化，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犯罪是通过行为表现主观罪过而被刑法禁止并处以刑罚的，离开行为及结果事实主观心理活动则无法感知和判断。古典学派因以行为论为理论基础而被称为客观主义。(注：参见陈兴良：《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版，第56页。)行为论中含蕴的基本思想是，第一，只有行为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法律不惩罚思想，法律规定的犯罪只能是行为。第二，只有通过行为及危害事实判定或推测主观罪过、目的等心理态度;才能使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注：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版，第126页。)

4.报应论。报应论与行为论密切联系，认为犯罪的实质是行为对法益的现实侵害或危险，是对法律所维护的公正和秩序的破坏。刑罚作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是国家就危害行为对行为人的一种报应。犯罪给社会造成损害，给社会成员造成痛苦，国家通过刑罚将痛苦和损害施加于犯罪人作为一种回报，以实现法律的正义和恢复被破坏了的秩序。从康德的道义报应到黑格尔的法律报应，以及后来的麦兹格(Mezger)、团藤重光等人提出的正义与合目的性的相对报应，尽管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主张公平和正义是刑罚的终极追求，但给犯罪人以必要的惩罚作为对犯罪行为的报应，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依照报应论，刑罚的作用是“以恶制恶”，刑罚的份量根据罪责的大小来确定以力求罪刑相均衡。(注：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6页。)报应论想要说明的是，第一，善恶有报，罪罚相当，是正义之要求，刑法之根本;以刑法功能的正义性论证刑罚的正当化。第二，惩罚犯罪，罪刑因果，回顾已然之犯罪，关注已发生之危害;主张刑罚对犯罪的滞后性、被制约性和被决定性。

上述思想是刑事古典学派学说中的基本内容，这些观点相互联系、相互融合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体系，尽管当代西方刑法理论的发展使得传统两派之间的对立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经过修正、整合后的新古典学派学说依然存在着偏颇和谬误，但作为刑法思想仍旧是当今西方刑法各学术流派重要的理论根据。由这些思想所派生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主张至今也仍被许多国家的刑事制度所采用。

(二)实证学派理论视角的转换

当近代西方以古典学派理论支持的刑事制度陷入困境。面对犯罪急剧增长的严峻形势，刑法的社会功能几乎趋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理论的实证学派逐渐兴起。最初是由意大利学派的几位学者，以实证科学的方法，对西方社会特定条件下犯罪产生的原因、犯罪形态、犯罪人类型以及预防犯罪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站在反对的立场对古典学派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并取得重大成果，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刑法学等一些社会科学，也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理论的证明中来。因而被称之为实证学派。意大利的精神病学家龙勃罗梭(Lombrosr)以其“刑事人类学”主张，成为这一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他的学生菲利(Ferri)和德国的李斯特(Liszt)作为刑事社会学派的倡导者，修正和发展了刑事人类学的理论并将这一学派推向新阶段。意大利的格拉马蒂卡、法国的安塞尔以及日本的牧野英一、团藤重光等人是这一理论后来的支持者。(注：实证学派在其发展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的支持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正，这里主要指其基本思想。)

实证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古典学派道义责任下的报应论主张，倡导预防犯罪是刑罚的主要功能，并向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罪刑关系提出挑战，宣传刑罚预防犯罪的主动性，提出刑事责任的基础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其主要思想如下：(注：参见刘麒生：《郎伯罗梭氏犯罪学》，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62页。)

1.决定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相对立，源自于自然因果关系理论。实证学派从自然科学的因果论中得到启发，将犯罪现象看作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的必然结果，犯罪作为人的一种特殊行为，是由生理、遗传、心理等异常因素，和特定的自然、社会以及家庭环境决定的。他们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是自由的，因为支配他们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基因遗传、骨骼异常、心理障碍、性格扭曲等内在因素，在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政治紊乱、生活贫苦、缺少教育等外部恶劣环境作用下，行为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这是必然产生犯罪的原因。实证学派的主倡者们，通过实证科学的方法从生理学、遗传学、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哲学等不同方面对这一理论展开论证。得出的结论是，犯罪行为不是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被决定了的;支配犯罪行为的不是道义非难的恶意志，而是行为人反社会的危险人格，这种危险人格，是心理、生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注：参见刘麒生：《郎伯罗梭氏犯罪学》，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62页。)

2.社会责任论。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相对立，与决定论密切联系。由于犯罪行为是被内在的生理、心理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因素决定的，那么社会也应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不应该以惩罚个人来保全社会，应该将保护个人的权利与保护社会利益结合起来。改善那些反社会的人，使他们重返社会是国家的义务。实证学派认为，由于不存在意志自由，那么，所谓道义对恶意志的非难是刑事责任根据的主张就毫无道理，既然犯罪造成的社会利益和秩序的侵害，从社会出于自我防卫的立场，刑罚对犯罪的处罚就不仅仅是为给行为人造成痛苦，而是使反社会的人重新适应社会。因此，刑事责任的实质是一种社会责任。(注：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版，第17页。)

3.行为人论。行为人论与行为论相对立，这一观点从行为与行为人的关系出发，将刑事责任的基础从行为转向行为人。实证学派根据实证科学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因生理和心理上的个体差异，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品行、结交的朋友、接受教育的程度、职业、周围人的影响等因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性格或人格特征，这种性格或人格特征，作为一种潜在的内部力量决定着人们的行为，犯罪行为的发生并不是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行为人反社会危险人格的显露。(注：参见[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在实证学派的学者们看来，犯罪行为不但给社会造成现实的危害，而且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社会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因此犯罪的性质表现为现实的危害和潜在的危险。另一方面，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一个人的行为与行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每一个行为都与行为人人格的个性特征相联系，如果危险人格与犯罪行为的内在联系一旦被揭示出来，不但行为人过去、现在的犯罪行为可以从中得到说明和解释，而且依据这种人身危险性及程度，也可以对他未来的行为作出预测和判断。以作出有针对性的防范。

4.功利论。(注：实证学派从个别预防出发提出功利论的主张是与一般预防相对立的，是通过对有犯罪倾向的人采取措施以预防犯罪的发生。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年版，第143页、186―188页。)功利论与报应论相对立，这一理论从犯罪产生的原因入手，分析和讨论预防犯罪的根本方法。实证学派认为，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动用各种社会力量，采取各种方法进行预防;刑罚是专门对付犯罪的法律措施，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预防犯罪。功利论反对将刑罚作为单纯惩罚和报应的手段，认为这样就失去刑法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如果刑法不能有效的阻止犯罪，而只是跟在犯罪的后面，对已经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社会危害束手无策，那么，即使给犯罪人以再严厉的处罚也无济于事。所以，仅仅为了造成犯罪人痛苦并不是刑罚的目的，刑罚只有发挥预防犯罪的功能才能对社会及公民的利益进行真正的有效的保护。

应该注意的是，实证学派的功利论是从个别预防的立场提出对特定的人采取预防。早期的实证主义者们，主张对具有反社会危险倾向的人采取个别预防，后来的支持者们则提出，个别预防应该指向犯罪人的.再次犯罪。实证学派的功利论对一般预防持反对态度，批评一般预防的错误在于，轻信重刑威吓产生的预防效果，容易导致重刑化;而且实践证明，犯罪人实施犯罪时，大多的是无视刑罚的严厉，或存在侥幸心理，设法逃避法律制裁。

综上所述，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是由诸多理论支持的刑法基本理论和思想是两种刑法观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

起始于不同立场――法律报应的唯一手段与社会预防的特殊形式;

采取不同的方法――概念的逻辑推证与具体的科学实证;

追求不同的目标――惩罚犯罪伸张正义与预防犯罪实现功利;

设定不同的基础――行为的社会危害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

由此可以得知：主观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是通过对刑事责任基础的确定，来论证刑罚功能的内容究竟是惩罚还是预防。他们的争论从根本上揭示了犯罪与刑罚二者关系的内在矛盾。

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合理内核

传统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虽然在对犯罪成立条件、刑事责任基础和刑罚适用的根据等问题上存在着偏颇与谬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割断了二者的联系;(注：传统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要是指早期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的思想和主张。)但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因素自身特点以及罪刑关系发生过程中具体条件的限制，简单地将二者折衷、调和，并不能真正解决主客观对立的实质性问题。两百多年刑法理论的发展和刑事制度交替更换的反复验证，使两种不同思想的分争不再停留于主观与客观的绝对对立这一古老的问题上，二者统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当今刑法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分歧的焦点已转移到如何认识、理解二者统一的基础及方式的问题上来。主、客观主义作为当代刑法理论的思想基础存在着自身的合理性，理解和掌握它们的合理内核是实现主客观统一的重要条件。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客观主义的慎重严密

在刑法的基本理论中，客观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表现其理论特征的，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所阐释的罪刑关系，具有谨慎严密逻辑性强等特点。我们在对传统理论批判的同时，还应该将它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遗产加以继承。在客观主义的刑法理论中，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1.客观基础的科学性

如前所述，客观主义并非否认犯罪成立要件中的主客观统一，只是将犯罪的客观因素作为认定犯罪的决定性条件。换言之，犯罪成立要件中的主客观统一，是以行为及危害事实为基础的。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是应该肯定的。客观主义认为，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可以通过犯罪的形成和犯罪的认定两个相反的过程来描述：

首先，从犯罪的形成过程看，主观罪过、目的是客观行为及危害的原因，即罪过在先行为在后，主观恶意志支配和决定着行为及危害事实。(注：恶意志包括，有意实施危害行为、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恶意，以及违反注意义务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恶意。)根据自由意志论的主张，否认意志的自由，或者否认行为受意志的支配都不能构成犯罪。因为，只有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才是行为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才能反映行为人的愿望和需要，并且只有由主观恶意志支配的行为才具有可罚性。犯罪形成过程是由内向外，由主观因素到客观因素，意志决定行为。(注：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人性论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2页。)

其次，从犯罪的认定过程看，犯罪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危害是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知的客观事实。犯罪是由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规定所禁止的行为，明文禁止的犯罪只能是客观行为。另一方面，犯罪是对社会利益的侵害，所以危害行为的现实发生是造成社会的危害或危险的前提。因此，只有通过外在行为，才能直观和认定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及违法性，对犯罪作出认定。不仅如此，对犯罪的认定，实际上就是对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统一的认定，客观方面的条件容易把握，但犯罪心理是一种精神活动，对它的了解只能根据行为事实提供的线索和信息进行判断或推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也就是说，就主观因素的确定而言，客观因素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由于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确认都是以行为及危害事实为起点和根据的，所以，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在犯罪认定中的逻辑关系则被概括为，行为

及危害在前，主观罪过、目的在后，犯罪认定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客观因素在犯罪认定中具有决定作用。(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在犯罪成立要件的内容以及排序所表现出的逻辑关系，体现了客观主义对客观要素重要作用的肯定。)

犯罪认定中主客观统一的问题，不仅涉及一般犯罪构成，而且在具体犯罪构成中的问题尤为突出。例如，罪过形式的确认，故意内容的认定以及法定结果与罪过形式的矛盾等问题时常造成理论上的分歧和实践上的争论，将客观因素作为主客观统一的基础，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不但在理论上是合理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

2.追求正义的合理性

报应论是客观主义的重要思想，他们认为，惩罚犯罪是针对犯罪行为造成社会危害的一种回报，刑罚是对犯罪人的报应，这种报应之所以合理，在于它是根据社会契约以国家的名义对犯罪人实施的，他要体现和追求的是法律的公正。从这种刑罚报应的合理性出发，刑罚惩罚犯罪，是通过给犯罪人造成痛苦和损害来告戒人们，实施侵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罪恶行为必然付出沉重代价，因为法律不允许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存在。

刑罚对犯罪的惩罚，实际上，是在社会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后法律所表现出的否定态度，如果单纯为表现这种否定和谴责的严厉而采取以重刑对重罪并无限循环，或者以严酷刑罚相威吓求得对犯罪的一般预防，恐怕非但不能实现法律的公正和正义，而且会走向反面，造成社会对法律的失望和抵触心理，有损法律的威严。所以报应论的合理性并不在于无限制的采用重刑，也不能由于主张惩罚犯罪可能会导致重刑化趋向而否定报应论的合理性。报应论对正义的追求，应该是通过刑罚对犯罪的惩罚树立法律的威信，使社会成员在内心确信法律是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违反的，违法犯罪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质言之，报应论追求的正义是：惩罚犯罪，强化守法意识，鼓励守法行为，以维护社会对法律信赖和敬畏的内心信念，这就是刑法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之所在。(注：德国波恩大学的雅格布斯(Jakobs)教授认为，刑法的机能是保障规范的同一性，刑法的矛盾不是消极的一般预防，而是使市民知道法律的不可违反，并培养市民对法律的信任和忠诚，犯罪不仅是对法益的破坏主要是对规范的否认。参见[德]雅格布斯：《行为、责任、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版，第1―8页。)“以恶报恶”、威吓预防的传统报应观念之所以受到批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阐述通过惩罚报应以实现法律的威严和被社会的普遍信赖，是报应论对正义的合理追求。

惩罚、报应作为刑法的基本功能本来是无可怀疑的，但在理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传统刑法学一直将刑法的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对立起来，康德、黑格尔单纯的报应论，从自然报应的意义上否定预防;边沁、费尔巴哈则主张以重刑威吓，通过心理强制实现一般预防。虽然新古典学派曾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但又难以确定统一的基础。我国刑法学对报应论的看法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似乎报应论有背于我国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客观主义刑法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犯罪行为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刑罚的报应，是惩罚与预防有机结合的基础。

3.罪刑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客观主义是将犯罪与刑罚作为法律现象来讨论二者关系的。在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下，犯罪对刑法具有约制性。犯罪是刑罚适用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在这一场合下，没有犯罪就没有刑罚。犯罪的性质、危害程度以及各种犯罪情节，直接决定刑罚的适用和强度。因此，行为及危害事实不但作为认定犯罪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裁量刑罚的主要根据。客观主义在刑罚与犯罪的关系上主张刑罚的被动性，这是与他的报应论密切联系的，它论证了在刑法范围内对犯罪的预防是以惩罚犯罪为前提的;刑罚作为犯罪的结果，不可能也不允许适用于犯罪发生之前。(注：根据罪刑均衡原则，犯罪与刑罚的因果关系要求，犯罪相对刑罚具有决定性、始发性，刑罚则处于后继性、从属性的地位。)

预防的含义是在犯罪之前阻止或避免其发生，但由于罪刑关系的特定性，刑罚作为惩罚手段对已经发生的犯罪是无法发挥其预防功能的，可是对于罪犯再次犯罪却有预防的可能性。这样，客观主义的刑法思想不但为刑罚预防功能的发挥划定了范围，同时也为检验刑罚是否具有这一功能提供了方法。即刑罚对犯罪的预防寓于对已然之罪的惩罚之中，而对预防功能的检验则以再犯率的升降为参照。

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我国学者有人提出罪刑关系二元论，即相对已然之罪为报应之刑，相对未然之罪为预防之刑，而且已然和未然、惩罚和预防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注：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但是如何统一，统一的基础怎样却是一个难题。惩罚是刑罚的应有之意，预防虽然包含在惩罚之中却不是自在的，它的存在显然具有立法者的目的性。

(二)主观主义的大胆创新

主观主义以行为人为中心对犯罪与刑罚展开讨论，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查找古典学派理论失败的原因以弥补刑罚在预防犯罪上的欠缺。如上所述，主观主义所主倡的主观因素不同于罪过、目的。在客观主义那里，罪过与行为在犯罪形成过程中是不可能分开的，否则就无法形成犯罪;而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由于情况复杂，认定者可能会武断地将二者分开造成错误，所以在认定犯罪中强调主客观的统一。主观主义主张的主观因素，则是行为人“反社会的危险人格”或者“可能导致犯罪的人身危险性”，这是能与具体犯罪行为“相互分离”的主观因素。正如新实证学派所言，行为不过是行为人人格的征表，犯罪行为虽然也是对人格的表征，但这只是行为人人格的个别表现，而个别行为并不表现人格的全部甚至完全可能是一个偶然。因此，对未然犯罪的预防所必须引入的一个概念就是――危险人格，于是他们提出了不同于客观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不仅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体现，而且也给理论以启发和思考。(注：日本的团藤重光教授，作为实证学派基本思想的支持者提出人格行为论的主张，他认为：行为是行为者人格主体性现实化的身体动静，而人格是从各种行为中推定出来的特定人的主体特征。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1.刑罚预防功能的特殊性

实证学派一开始就把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和研究的。他们分别从行为人的种族、遗传、骨骼等生理原因，和情感、意志、责任感等心理素质的反常状态，以及内在的生理心理与外在的自然、社会和家庭环境交互作用，来说明犯罪现象产生的根源。他们根据实验数据和逻辑推证得出结论，犯罪并不是行为人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由异常的心理生理因素，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性格或人格的个性特征决定的。要防止这种有害社会的犯罪现象，其根本方法是，改革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提高文化教育水准，改善市民生活环境等等。而刑罚作为法律手段，只是解决犯罪这一社会问题的辅助性措施，实证派所关注的，正是刑罚在预防犯罪的各种措施和方法中地位怎样，作用如何。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他们指出，刑罚作为专门对付犯罪的法律手段，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有效的控制犯罪，阻止犯罪现象的进一步发展，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否则，刑罚总是在犯罪发生之后才出现，并且只是从惩罚的意义上对犯罪做一些事后处理，不能够有效的遏制犯罪防

止犯罪的蔓延，甚至由于处罚不利反而成为刺激犯罪增长的因素，造成治安形势恶化，如果这样，刑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主观主义是从解决犯罪这一社会问题的角度，对刑罚的预防功能提出要求的，严格的说，这种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刑法功能的范围。从立法方面，刑法的颁布和宣传具有教育、提示和儆戒的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但是这种一般预防会受到本国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国民素质、道德观念、守法意识、文化传统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仅依靠刑法本身的努力是无法做到的。从司法方面，刑罚是针对已经发生的犯罪才适用，所以，预防功能局限于对犯罪人再次犯罪可能性的防范上。尽管西方刑事制度采取的刑罚个别化并无更多的成功经验，但至少提醒我们，刑法的价值在于有效的阻止犯罪，而刑罚预防功能的发挥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注：参见邱兴隆：《罪与罚讲演录》，中国检察出版社版，第107―111页。)

我国刑法学对刑罚的预防目的存在着不同倾向：一是对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关系认识不清，将两者对立起来，以一种预防反对另一种预防;二是从单一的因果关系出发根据再犯率的上升和下降对刑罚的预防功能作出评价，忽略特殊预防所必需的条件和方法;三是存在着“刑罚万能”的思想残余，将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对刑罚预防犯罪的期望过高。反省主观主义对刑罚预防功能论述，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注：笔者认为，刑罚预防功能的实现，并不是刑罚通过自身努力独立完成的，需要借助社会各种因素、条件和力量的作用;仅依据犯罪率或再犯率阶段性的上升和下降，而对刑罚预防功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是武断的。)

2.行为与行为人矛盾关系辩解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表现为功利与报应、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但最终归结为行为人与行为的矛盾。实证学派从社会功利的立场上关注刑罚的功能，认为古典学派将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而忘记了行为人这一对行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必然导致对特别预防功能的否定。

行为和行为人的矛盾，是两种不同刑法思想对立的根源，行为是个别的，而行为人是行为的集合。主观主义早期的学者们鄙视古典学派将犯罪归结为个别行为而忘记了行为人，不知道从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发现内在的必然性。实施相同犯罪行为的人，造成的现实危害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人格个性特征上的差异，适用同样的刑罚所产生的效果却大相径庭。并且，犯罪对社会利益的危害和威胁，应该是现实危害和潜在危险之和，而不仅是行为。因此，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只根据危害结果的大小对犯罪人施以刑罚进行报复的。(注：行为人，即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根据主观主义的观点，行为是由行为人实施的，是行为人人格的征表;质言之，行为人或行为人的人格特征与行为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主观主义将行为人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想通过行为人把握行为之间的联系，发现行为背后的共同原因，根据过去、现在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预测推断将来的行为。主观主义强调刑罚个别预防的出发点是无可指责的，虽然他们有些方面夸大了刑罚个别预防的作用和效果显得过于理想化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的合理性。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

其一，必要性。即是否有必要把危险人格或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引入刑法学和刑法。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无论是理论上的逻辑推证，还是实证科学的实验结论，都不否认同一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尽管对这种联系内容的认识还不统一，而且缺乏客观具体的标准加以认定，但对于增强刑罚预防再次犯罪的有效性，发挥个别预防功能，实现预防犯罪目的来说，其必要性则不言而喻。

其二，可行性。即能否在实践中进行操作。刑法范围内认识危险人格或人身危险性，应该是以已然之罪为前提，以社会危害的性质和程度为基础，并结合犯罪前后行为人的表现，参照行为人的一贯品行、心理障碍、精神状态、性格异常等情况，综合起来对行为人潜在的危险性，以及改造的难易程度作出判断。犯罪事实是行为人危险人格或人身危险性的典型表露，而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一般只作为刑罚裁量和执行要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特殊档案制度以及矫正治疗措施等相关制度的完善，其可行性则不正自明。

我国刑法学关于人身危险性或危险人格这一“主观因素”的研究兴趣始终不大，其理由是，与犯罪的故意和过失相比过于抽象、模糊，没有客观标准难以把握，将其作为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容易导致定罪量刑中的随意性。这种慎重的考虑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否认刑罚是预防犯罪的一种特殊手段，如果还承认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的话，那麽，人身危险性或者危险人格对于刑罚的适用和执行来说就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条件。实际上主观主义观点的可行性，不仅在于立法者从预防犯罪的立场考虑刑罚的设置，而且在司法上要求以现实发生的犯罪为基础，结合犯罪前后的行为事实判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或人身危险性，并将其判断的结果作为刑罚裁量和执行的重要条件，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刑罚对犯罪制约注释

主观主义以预防犯罪为刑罚的主要功能，提倡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犯罪侵害是刑法的主要任务，实际上，这是对刑罚被动性、消极性的否定。主观主义认为，刑罚的作用在于有效的预防犯罪。预防犯罪有许多方法和途径，但既然是预防，就必然是在犯罪发生之前，积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主动阻止犯罪的发生，以避免造成社会危害。而刑罚针对的是已经发生了的犯罪，面对的是社会利益遭到侵害的后果，预防为时已晚，保护无从谈起。因此，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从预防的意义上主张刑罚的主动性、积极性。(注：古典学派主张的“罪刑因果”在司法实践的定罪量刑中，是正确的、合理的;但是就立法的角度和刑罚目的而言，刑罚作为主动、决定的因将素，则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

对于超越刑法中特定的罪刑关系主张刑罚的主动性、积极性，我们当然不能予以支持，但是，既然刑罚是通过惩罚方式预防犯罪的法律手段，就不能否定它的主动性、积极性。换言之，如果预防犯罪是刑罚的主要功能，那么，它对犯罪的作用就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可以这样来理解刑罚的主动性;

首先，从犯罪的概念来看，刑罚制约犯罪。根据我国刑法学的解释，犯罪是危害社会、违反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危害社会行为本身并不是犯罪，只有当法律以刑罚的方式对其加以阻止时，这种行为才成为犯罪的。立法者也正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有选择的将刑罚用于或不用于对某些危害社会行为的禁止。

其次，从立法上看，立法者为了有效的遏止和预防犯罪，根据需要对某些犯罪法定刑的刑种、刑度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根据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对某些危害严重的违法犯罪现象采取特别的措施;另外，社会体制的变化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必然使刑罚制度发生改变，从生命刑、身体刑到自由刑、财产刑的转变，都体现了刑罚对犯罪作用是积极的主动。

再次，从司法方面看，刑罚对犯罪的处罚不是消极的惩罚报复还包括对再次犯罪的预防这就要求在刑罚适用时不但根据犯罪性质危害程度而且根据人身危险性大小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适用刑罚，实行有限制的“刑罚个别化”。(注：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相悖，以犯罪人类型上的差异来决定对行为人适用何种

刑罚，他认为，如果行为的危害性不能表现出行为人的危险人格时，则它对刑罚的适用就没有约束作用。)

四、结论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矛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实践中比较突出的例如，在无法确定主观要件内容时，能否根据结果事实认定犯罪性质?根据犯罪构成中法定结果认定犯罪，是否无须确定罪过形式或故意内容?人身危险性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标准应如何理解等问题。

篇2：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论中国思想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戴震对道家的批判为视角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人类思想的两类普遍倾向,它们之间的分野和争论在中国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戴震立足于客观主义对主观主义展开了批判,他的批判主要指向宋明新儒家,但他又认为新儒家的主观主义是受佛教特别是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戴震所代表的客观主义与庄子所代表的主观主义在自由问题上有明显的.不同,二者代表了社会参与和追求超越的两种不同态度.事实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野也体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作 者：罗多弼 作者单位：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刊 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2(4)分类号：B2关键词：客观主义 主观主义 戴震 道家 批判

篇3：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后现代主义又称为历史主义, 是当代西方建筑思潮向多元论方向发展的一个新流派。它源于60年代中期的美国, 活跃于七八十年代。与此同时, 在西欧与日本也出现了探讨历史传统的倾向。他们认为战后的建筑匮乏、单调、老套、思想僵化、缺乏艺术感染力, 必须在理论上进行革新。

(1) 后现代古典主义建筑。古典建筑规范的整理和发展一直在延续着, 使古典主义思想长期存在于建筑的形式与构图系统之中, 并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然而, 古典主义却在本世纪的现代派先驱们那里遭到了非议和割裂。在现代派宣扬一种相应于工业时代新要求和新意识时, 技术至上的建筑洪流淹没了古典主义传统, 古典建筑语言被排斥于功能和技术之外, 这样, 古典主义陷入了发展的低谷, 逐渐被广大建筑师遗忘。

古典主义特征:新旧融合性-古典主义根植于古典的历史, 又与各个“当代”交融的结果。不仅含有过去的模式, 也含有被当代人的感觉意识所变形的历史, 以及“当代”生活的合理部分。通俗稳定性-古典主义是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内容, 同时又与西方文化中的民族风俗密切相关。超越时代遗留下来的正是人类智慧和艺术升华。广泛传播性-建筑作为复杂文化的一部分, 依赖于人们对过去的认同而被接受。

随着后现代古典主义的传播, 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也担当了发展传统的角色。古典主义在后现代建筑中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倾向:反语式古典主义、潜在的古典主义、现代传统主义。

(2) 其他建筑流派。1新乡土风格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 几乎与古典主义具有同等广泛的影响。在设计中, 欧洲当代建筑师大多不愿意重复去习惯过去的古典语言, 渴望重建新的语言体系, 所以新乡土风格为之提供了可接受的建筑模式和设计灵感;2重文脉的后现代都市主义建筑。后现代古典主义和后现代都市主义是进入80年代以来具有统治天下的规模和力量的两大流派。后现代都市主义也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批判之上的。粗制滥造的现代主义建筑、千篇一律的条状布局以及乌托邦式规划将工业笼罩在一片混乱之中;3实用的装饰主义在60年代随同文丘里的理论与实践被后现代建筑师所以接受, 传统装饰的许多功能与审美的作用在六七十年代一个个的被复兴。

2 晚期现代主义

(1) 晚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晚期现代”一词的出现最初是建筑评论界和建筑理论界为了把一派有创造性的建筑师从后现代派中区分出来尽管这些建筑师都是从现代主义中脱离出来的, 并且与现代派存在着许多分歧但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

(2) 晚期现代主义的理论、手法。1极端重复。重复本身是一种常用的建筑处理手法, 埃及金字塔的三角形行的重复表达一种原始崇拜, 一种权利的象征。罗马的圆拱和壁柱, 希腊的古典柱廊, 以不断重复的形象来获得各自的特征, 哥特的尖拱和扶壁重复的诱惑力是强调神秘的宗教气氛, 庄重严肃, 使人产生敬畏的艺术形象;2雕塑形式和夸张手法。结构形象雕塑化, 晚期现代主义倾向于更为纯粹雕塑性的结构技术和材料质感的表达手法, 他们经常采用夸张的手法, 以过分的形式, 特意表现宏大的, 压倒一切的曲线来给大家以深刻的印象;3第二代机器美学。高技术倾向, 它来自于新文化和新技术影响。它的范围限制于那些超粗一般的结构方式, 附有大量机械设备、复杂的装置和管道的建筑, 或者那些表达技术美的建筑。它取决于建筑师的逻辑思维, 考虑流程, 运行和结构本身;4晚期现代空间。各向同性空间, 一时的功能要求可能出现也可能消失, 但是不会打乱建筑本身的形制。福斯特设计的赛恩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是典型的极端各向同性空间, 这是晚期现代建筑在追求空间专一美的突出代表。非理性的网格, 网格作为一种空间逻辑符号已成为晚期现代派常用的手段。现代建筑采用正交直角的笛卡尔坐标网格状空间作为理性和逻辑的标志, 在经济和功能方面它比其他形式更有实效;5解构主义建筑。以大胆的质疑向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和理论全面挑战, 非理性的理论根据在于发现以往任何建筑理论建立起来的秩序都有某种脱离时代要求的局限性, 不能满足发展变化的要求。解构主义建筑很多理论思想来源于哲学界, 建筑总是反应一定的哲学思想, 有时不是有意的追究哲学中的明确性。在解构主义中屈米认为按照传统观念创作的建筑作品是封闭的, 单一的, 有限的, 使怀念和消费对象。传统建筑至现代主义建筑都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解构主义的创作要求人们的参与和补充, 屈米提出要对传统创作观念进行拆卸和解构。

3 后现代主义与晚期现代主义比较

对比后现代主义与晚期现代主义可以发现, 前者把注意力放在语义方面, 注重建筑符号间的兼容性和关联性;后者则着眼于各种艺术形式的自我表现, 其美学观是一元论。后现代主义者倾向强调创新中的文脉和文化上的附加物, 对传统历史符号进行选择和变形, 大多数涉及象征的含义, 而且这种象征往往隐含着古老的历史文化, 把装饰、幽默以及建筑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文化进行游戏班的误用。他们对技术和材料不感兴趣, 在探讨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和传统文脉的同时已经完全拒绝那种纯粹的抽象的语言。相反, 晚期现代主义则强调解释技术问题, 表现的也是后工业时代的迹象, 受到国际大同的影响。并不抛弃对前一时期现代建筑特有的工艺效果, 和抽象纯粹的建筑语言, 放弃采用传统的具有表现力的语言形式, 而是在新技术, 新材料方面的创造性独树一帜的语言表达上具有说服力。因此比后现代主义建筑师更接近现代派建筑师。

4 结束语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相对崭新的事物, 到70年代中期虽然理论上有了很大的声势, 但是实践却仍然受制。在反现代主义的过程中, 相对于后现代建筑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 晚期现代建筑继承了现代建筑的实用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思想。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种种弊端, 晚期现代建筑力图借助高科技, 采用夸张、极度分解、雕塑、光影第二代机器美学的艺术手法, 细心的从形式上创造, 以此来给人即时的刺激、愉悦以及未来的向往。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经济危机引而造成的市场萧条进一步刺激了对建筑理论的探讨, 形形色色的理论层出不穷。文章通过介绍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和流派、与晚期现代主义的发展理论以及手法, 将两种思潮进行对比并加以实例分析。

关键词：建筑,后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

参考文献

[1]郝曙光.论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的影响[D].河北大学, 2014.

[2]史花霞.简析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后现代主义风格[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2, (10) :141-142.

篇4：论人格主义导入刑法的必然性

(一)人格的一般概念

“人格”一词来自来拉丁文“persona”,它的原意是面具。由于人格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中外学者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不同领域下的人格理解更是不同。目前在我国较多学者赞同的是黄希庭教授对人格的定义，他认为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由此定义可以看出，人格是由人的多个方面整合而来的，另外是在个体行为上的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内部倾向。

（二）人格的犯罪学、刑法学上的概念

最早将人格概念引入犯罪学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塞缪尔?萨姆诺，揭开了利用人格概念进行犯罪学研究的新篇章。人格主义的思想在刑法也源远流长，在刑法主观主义的阵营里，从刑事人类学派始祖龙勃罗梭提出“人身危险性”开始，到菲利、李斯特、安塞尔分别提出的“社会责任论”、“性格责任论”以及“新社会防卫论”；而在客观主义的阵营里，人格主义思想也渐渐影响着毕克迈耶、麦兹格以及鲍克曼等客观主义的代表学者，而两大阵营关于人格主义思想的问题之争终于在团腾重光在1957年提出了人格责任论后而得到缓解，团腾基于客观主义的立场，正式提出了折中主义的人格责任论标志着人格主义思想在客观主义阵营的成型。团腾的弟子大冢仁又在此基础上系统的提促了人格刑法学理论，构建了当代刑法人格主义的重要内容。该理论对刑法学中的行为论、犯罪论、责任论、刑法论都做出了新的界说，并提出“既重视客观行为，也考虑主观的人格，以此两者为核心对整个刑法学理论的重新思考，即为人格刑法学之精义。”由于人格刑法理论的提出者没有对“人格”的概念进行界定，所以理论界对于该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歧义。即使如此，当前我国有部分学者对刑法中的人格主义还是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将行为者人格引入定罪、量刑、行刑机制，即刑事法人格化不仅是摆脱当前刑法危机的理性选择，而且是刑法思潮演进的必然结果。”

二、在刑法中考虑犯罪人人格的原因

（一）必然性

据报道，在北京某女青年从外地来到北京找工作，没有北京市户口，为了找到工作伪造了北京市身份证。这位女青年在工作中积极努力，表现良好。不幸的是在一次检查身份证的行动中，发现她的身份是伪造的，最后法院以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对其宣判了刑罚。此案中，为了求得一份工作的女青年受刑是何等的不公！

这些带有明显不公的案子多不胜举，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理论指导下的司法实践活动中为何会出现如此让人感觉不到刑法公正性的情况呢？正是缺乏刑法中的人格考量！根据我国刑法的罪行法定主义原则可知，对一个人的定罪只要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即可，即只要满足犯罪主体要件、主观方面要件、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就成立犯罪，对一个人的定罪仅考虑行为人的行为因素而不考虑犯罪人的个别情况，这正是由于我国的定罪因素里并没有考虑犯罪人的人格，即我国现行刑法是完全站在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上的，刑法仅对行为人的行为做肯定或否定性的评价，而并不会对行为人的人格进行任何的考量。我国刑法采用客观主义的立场，其出发点是追求法律的基本价值——正义。因此在定罪中充分考虑犯罪人的行为，坚持同样的行为应当实施同样的刑罚，反对对同样行为有的施以刑罚，有的不施以刑罚，或者施以不同刑罚，但是由于法律自身不能克服的缺陷，客观主义所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的正义。因为每个案件总会又不同的方面，但法律不把每一个具体案件都与其他相似的案件区别开来，只能根据带典型意义的、由法律规定其后果的行为的分类，正因为这样只能是达到形式的正义，没有考虑到具体情况，所以缺乏对人的关怀。曾经有学者指出：“在稍微具体地适用法律的时候，它对某些人是不利的、错误的，而对另外一些人也可能是有利的、正确的，法律同样会因条件变为恶法。”因此，只有司法者在考虑犯罪行为的同时，考虑犯罪人的人格，并根据犯罪人的人格定罪，才能认为实现了法律的正义。

在刑法中考虑人格因素除了可以实现法律的正义以外，还能提供评估人身危险性的最好方法。人身危险性是龙勃罗梭把人格理论引入到刑法中所提出的相关概念，人身危险性是一种行为人有犯罪倾向的可能性，因此是难以让人把握的，操作性很差。人格概念的引入为评估人身危险性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工具,有利于人身危险性的测定，解决人身危险性操作性差这一个问题，使其可以进入一个量的度量衡里被司法者所把握。因此，应明确在坚持以客观主义为主，兼顾考虑主观主义的人身危险性问题的这个立场前提。而且，通过人格测量对人身危险性进行定量之后还可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因为对犯罪人人格的了解有益于正确、全面了解犯罪原因，从而适时、有针对性地采取犯罪防范对策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二）可行性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派之间的争论得到一定的缓解，大陆法系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也朝着综合的方向发展，人格主义的刑法思想相继被各国采纳。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132－142条规定：“法院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依据犯罪情节和罪犯人格，宣告刑罚并规定刑罚制度。”《意大利刑法典》第133条规定：法官在适用刑罚时，既要考虑犯罪行为之情状，也要考虑犯罪人的犯罪倾向。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条规定：对实施犯罪的人适用的刑罚与其他刑法性质的方法，应该是公正的，即与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程度，实施犯罪的情节既犯罪人身份相当。《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情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即如果检察官根据犯罪人的人格、年龄、犯罪境遇等，认为没有必要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即使对行为人的行为有有罪证据支持，也可以不立即起诉，而缓于起诉。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检察官于刑法第61条规定之案件，参酌刑法第57条所列事项，认为以不起诉为适当者，将为不起诉之处分。又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第67条之规定，对少年犯最重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参酌刑法第57条有关规定，认为以不起诉为适当者，将为不起诉之处分。

在我国《刑法》的制定过程中，《刑法草案》第33稿关于量刑原则的条文中，曾在“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性程度”之后写到“参照犯罪分子的个人情况，认定事实的程度和对犯罪的悔改态度······”这就是刑法中考虑行为人人格因素的一次伟大的尝试，但由于当时刑法理论的局限性，最终还是没有写入我国《刑法》中来。虽然现行《刑法》中并没有人格的相关规定，但是人格主义还是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有所影响的。在我们看来，人格主义的思想客观地存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确立的人格调查制度正是其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刑法中的人格主义在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也是作为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相互融合、协调的一个折中的产物，在国外运用得较多，在我国，刑法中的人格主义发展时间短，受重视程度不高，加上我国受刑法客观主义影响较深，虽然如此，这项理论还是逐步发展着，并得到一些国内知名学者的支持，并由此推动着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不断进步，而且由于国外关于刑法人格主义的理论发展得比我国時间长、制度也较完善全面，由上可知，在我国刑法中考虑人格因素是绝对必要而且可行的。

篇5：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体现主要有：

1.依法治国。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要求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必须不断

提高法律素养，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坚持严格执法，模范遵守法律，自觉接受监督，时时处处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罪刑法定原则给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

2.公平正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目标。要求政法干警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法合理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从法的价值出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的采纳犯罪过程中的情节、手段等一系列因素，并且结合人身危险性，在罪刑法定基础上正确量刑，真正的最大化的做到公平正义。

3.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

篇6：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摘要: 诚信不仅是一个人取信于他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根本,还是一个社会稳

定与和谐的起码条件,尤其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准则。诚信不仅有利于增加社会的价值认同感和凝聚力,也会使人们在彼此信任和相互关爱中感受人的价值和尊严,体验人生的美好和生活的幸福,激发出不竭的创造力,是和谐社会之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还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因而诚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诚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及如何加强诚信道德建设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关键词：诚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用

1引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诚信是为人之本，是统治者当政之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兴业的根本，是社会建立正常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根本。诚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诚信的内涵

诚信,即诚实守信,能够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信任,是一种行为规范,取决于自身的品德。诚实守信,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上。“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反映了古人重诺言、重信用胜于一切。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诚信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品行。自古以来,诚信就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也是现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要素。诚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说明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要素, 在这个论断中, 人是根本,诚信是基础。民主必须在取信于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扬,法治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诚信的过程；只有尊重和遵守诚信规则，人们的创造活动才能得到保护和发挥, 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没有诚信与法治的保护, 社会秩序就会出现混乱, 人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 公平公正就难以实现, 安定有序就会成为空话；惟有在诚信的基础上, 人与人之间才能坦然相处, 也才能建立起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和谐社会是以“以人为本”为理念的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张把人的生存和发展看作人类活动的出发点的归宿。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就是: 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能够得到最基本尊重, 人与人之间能够互利、合作。诚信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 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必须要求诚信, 有了诚信, 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 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人的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人们才能生活在一个充满亲善友爱和充分发挥才智的环境之中, 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人,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1]

3.2 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明礼诚信则是构建和谐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3.2.1 诚信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新型关系。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人们之间以诚相待，才能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言而无信、尔虞我诈；一些地方存在道德冷漠症，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因此，以诚实守信为重点，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竞争与协作的关系，培育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

3.2.2 诚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

用诚信道德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要求双方以信用作为守约条件。日益扩展的市场关系逐步构建起彼此相联、互为制约的内在链条，维系着市场关系和市场秩序。所以，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同时，市场经济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属性，如果对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一些人就可能以失信行为来谋不义之财。因此，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

3.2.3 诚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

政府的诚信，关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决定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增强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任务一是体现在制度的公正性层面；二是表现在政府作为的诚信层面。制度公正是政府公信度的基础，制度不公正就会导致社会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引发社会利益分配失衡或利益冲突，并为各种不法行为、失信行为提供孳生的土壤。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五个统筹”的关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解决分配公正、司法公正、教育公正与群众特别关切的问题，是诚信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但是，符合社会公正的制度，要通过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去维护和实施，其实施的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风，决定着政府的公信度和形象[2]。

3.2.4 诚信道德建设是保证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精

神支撑

诚信道德建设不仅是道德建设的重点，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其它各方面的建设也是不可缺少的。胡锦涛同志指出，和谐社会的几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深刻阐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和谐社会构建方面的具体运用。它揭示了和谐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诚信道德建设直接关系到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3.3 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健全社会信用,培养公民的诚信友爱品德,是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传统社会的和谐需要诚信友爱,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加需要诚信友爱。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而契约要能生效,义务得以履行,必须以忠诚信守为先决条件。离开了信用,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所以,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和

基础,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3]。因此,在目前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诚信的重要作用尤为突出。信用是和谐秩序的制度基础。

现代社会是一个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平等社会,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现代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权利义务主体的契约意识和诚信精神对于维持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具有决定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社会,要求社会成员要以诚相待、相互包容、尊重个性。

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越要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4如何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4.1 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必须努力提高全民道德素质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倡导遵纪守法、以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节约、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信用即是财富的共识和理念,强化全社会的信用意识[4]。

4.2 加强诚信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密切配

合4.2.1 加强法制建设，为诚信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5]

诚信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建设，需要法律与道德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使诚信真正成为公民的道德自律。

4.2.2 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诚信道德奠定坚定的经济关系

基础

4.2.3 把诚信道德建设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

建设诚信社会，要加强社会管理薄弱环节的建设，逐步完善诚信教育与社会管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长效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有效地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规范人们的行为。

5结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诚实守信, 诚信道德建设密切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只有自觉地把诚信道德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程来对待, 诚信道德建设才可能更加有效、更有质量, 我们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才能实现。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 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而在人类的道德规范体系中, 诚信道德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