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企业法律制度透视论文

［摘要］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能够帮助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共企业法律制度透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共企业法律制度透视论文 篇1：

行业协会的组织嵌入与行业秩序改善

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创生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组织嵌入”实现行业有效治理的案例。对该案例的分析表明，在一个接近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当众多分散且相互竞争的小企业难以形成一致性行动时，通过外部组织“嵌入”，以互补性制度供给参与行业治理，可以使企业间从非合作博弈转为合作博弈，有效遏制行业内企业的无序竞争，加快推进行业秩序有序化。本文通过一个关联博弈模型证明，“嵌入型”行业协会在与原有制度的适应性、与公共秩序的互补性、与行业内企业激励的兼容性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组织效率。因此，“嵌入型”行业协会可以为行业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提供一种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行业协会；组织嵌入；关联博弈

王玉珍(1971—)，女，山西新绛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任 一(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市场治理与中介组织研究”(05JJD79008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南开大学创新基金项目(NKC0502)的资助。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我国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以行业自律为目标的治理组织，如行业商会、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等(以下统称行业协会)^①。由于这些行业协会具有明显的企业自组织特征，本文称之为企业“自发型”行业协会。本文在对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揭示出一个既非企业“自发型”亦非政府“派生型”行业协会的创生以及行业治理特点，即通过行业协会的“组织嵌入”所实现的行业治理^②。可以为我国经济转型中行业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派生型”协会的成功转型提供一种思路和参照。

一、“嵌入型”行业协会案例

为了清晰展示天津市自行车行业治理结构的发展，我们将该行业协会的嵌入与治理分解为以下几个过程：

1．治理缺失。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自行车行业拥有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和全国闻名的具有国有性质的“飞鸽”、“红旗”品牌；与此相适应，对该行业的治理也始终处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民营企业进入和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消失，使自行车行业逐渐成为一个竞争性行业，行业利润不断下降。为了扩大利润空间，企业不惜通过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甚至一度因“低质低价”产品大量充斥而被业界称为“天津现象”，并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虽然有一系列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但却不能有效遏制企业的交易行为失范，也没能从根本治理市场秩序的混乱。由于行业声誉不佳，天津自行车产业长期徘徊在低端市场，行业技术水平也无以提升。

2．协会创生。1995年，出于对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一种感情和责任，“飞鸽”集团几位退休老领导发起倡议，联系63家民营小企业组建成立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但是，协会在成立之初却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尴尬：一是行业内小企业并不“买账”，二是政府并不“认帐”。从根源上看，这种尴尬正是源于自行车协会的“嵌入性”特征：虽由国有企业退休老领导发起却无政府职能，虽有企业参与但非企业领导。显然，这是一种独立于企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我们将这种既非“派生型”又非“自发型”的行业协会称为“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简称“嵌入型”)。

3．利益兼容。既无政府派生的职能，亦无企业拥戴的权威，行业协会要有成效发挥行业治理作用似乎不可能，但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却创造了这个奇迹。协会秘书长和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原国有自行车行业的专家，他们既懂技术，又懂经营，加之对政府、企业以及相关政策都比较熟悉，从而使行业协会具有民营企业所不具备的社会资本、政府相关部门所不具有的“草根性”。在积极沟通和大量调查基础上，行业协会找到“市场开拓”这一在当时制约天津自行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2000年春天，由行业协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展会”隆重开幕，几百个优良产品在“天津自行车”大旗下登台亮相，一扫以往“低质低价”的老形象，国内外客商也对天津自行车刮目相看，定单随之纷至沓来。展会之后，天津市的自行车产销量从1999年的800万辆，一跃上升到2000年的1300万辆。展会的成功实现了多方的利益：企业从展会中获得了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通过加入协会进而参加展会的热情大大提高；行业协会通过“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这两个服务性产品，赢得行业内企业的拥戴，进而获得了整合行业资源、实施行业治理的权威。

4．治理成效。在获得行业成员信任之后，协会开始对行业进行有效治理。首先是市场准入的治理。协会抓住自行车的升级产品——电动自行车兴起的机会，通过建立专家技术委员会，制定电动车零部件的行业技术标准，并与政府协商实施了电动自行车企业的目录管理，由此控制了电动自行车的市场准入，避免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其次是开展行业维权。2003年北方某市交通管理部门公布该市限行电动自行车的决定。协会敏感地意识到该决定对全国电动自行车市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于是及时通报全国各地自行车行业协会，并采取一系列联合行动，成功地维护了电动自行车这一新型产品的正面形象，抵制了地方政府的区域壁垒行为，维护了企业权益；第三是行业发展规划与引导。由于意识到行业潜在的生存风险，行业协会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参照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经验，积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指导自行车产业发展。在认识到技术研发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掣肘之后，协会于2004年组建了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从资金、人力和组织等多方面对自行车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行引导。

由于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有效工作，天津自行车这个一度被认为是“夕阳”的产业又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不仅自行车的产销量成倍增长，而且在天津聚集起近千余家生产企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零部件和整车产业配套网络。目前，天津市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和集散市场，天津自行车产业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组织嵌入”的关联博弈模型

我们通过设计一个不同组织间的关联博弈模型^③[1]，证明当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通过展会和整体品牌帮助会员企业拓展市场使企业收益增加时，企业自愿加入行业协会并参与行业利益的维护。基于此，行业协会与企业在一个服务平台上实现了企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兼容，进而实现了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利益均衡。

假设自行车行业的初始状态为低价竞争的“囚徒困境”——一个“N人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显然，任何使行业走出低价竞争的策略都将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假设自行车行业有N个均质企业，对于行业协会的存在他们面临两种选择：入会或不入会。入会需缴纳会费，假定每期(一般为一年)为Ci，如果企业都入会，则每个企业可以从协会中获取的每期收益为Ri(N)；如果有n家企业不入会，则每期入会企业的收益为Ri(N)-nri。这里的ri代表一家企业不入会所带来平均收益的减少，也可以看作是单个企业不入会时的机会成本。这样，对于每个企业来说，就存在下面的决策矩阵：

为了分析简化，假定Ci>ri且Ci④ (1．1)

对于单个企业来说，不加入协会的收益(Ci)要大于加入协会所付出的成本(ri)；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为此所承担的成本(Nri)要大于单个企业的收益(Ci)。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不加入协会便可享受其它企业加入协会所带来的收益——行业环境改善、秩序良好，因此企业普遍具有“搭便车”动机。

命题一：如果行业协会只对会员企业提供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尽管这些服务的宗旨是整个行业秩序的改善与行业有序发展，也不能为企业提供足够激励加入协会并遵守相应的规则与规范。

但是，如果行业协会能够改变服务机制，使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企业的个体利益形成一种关联，就会形成一种利益互补；自行车行业协会提供的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就具有这种互补性特征。假定企业加入展会的成本为Cj，收益是其它参与企业数目的非递减函数，用RJ(n)来表示，其中n代表参与展会的其它企业数目。显然，展会具有规模效应，即参与企业数目越多，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将会越大；但也并非参与企业数目越多规模效应就越大，它存在一个饱和点。假定存在n≤N，使得对于所有满足n≤n

在举办展会之前，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因加工成本比较低而导致小企业大量涌入，但这些企业对市场的开拓能力却远远不足，使企业在产量增加的同时库存也增加，最终导致整个行业只能在低水平价格和成本上过度竞争。大型展会无疑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扩大市场销售量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展会给企业带来的收益Rj(N)比较大。因此，公式(1．2)将严格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展会并不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对于协会成员具有俱乐部性质，即如果企业是非协会成员，那么其或者不具备参展资格，或者参展的成本要远高于协会成员。这样，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展会服务就与协会具有公共性质的服务形成一种关联博弈。具体支付见表2。

在这种关联博弈结构中，理性的企业将采取的策略组合如下：如果选择不入会，就选择不参加展会，否则在选择加入协会后就必然选择参加展会。这是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因为任何偏离这种策略组合的选择对企业来说都是不理性的：第一，如果企业不加入协会但参加展会，则不会提高最终收益；第二，如果选择加入协会但不参加展会则显然非理性，因为不加入协会的收益可以看作是加入协会并参加展会的机会成本即(Ci+Cj)，而成本则是不加入协会及不参加展会所可能带来的损失(δRj(N)+ri)。因此，企业加入协会的激励约束就由以下公式给出：

Ci+Cj<δRj(N)+ri(1．3)

结合(1．1)公式，对于企业来说，即使协会提供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时没有足够的激励加入(即Ci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展会这个具有俱乐部性质的服务平台，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可以给所有的参展企业带来收益，因此形成“帕累托改进”。同时，协会也借助展会嵌入到行业中，使行业治理的目标得以实现。

命题二：如果行业协会提供的服务能够将行业利益与企业利益两者关联在一起，企业就有激励加入协会并积极遵守协会的规则。

正如奥斯特罗姆(Ostrom，2000)所指出的，在解决公共事务的所有方案中，“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 ^[2](P3)。“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3](P358)。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成功嵌入以及实施的行业治理说明了这一点。

三、“组织嵌入”的理论分析及比较效率

我们从“嵌入性”理论入手，运用经济社会学、契约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造了一个“组织嵌入”的理论分析框架，说明外部性“组织嵌入”行业治理的可能性、内生化的路径选择以及与其它生成方式行业协会的比较效率。

1．“嵌入性”分析的经济学意义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思想最早由经济社会学思想家卡尔·K·波拉尼(Polanyi， 1957提出^[4]。基于此，新经济社会学从“社会嵌入”的视角挑战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指出任何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该理论认为，由于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们的经济选择往往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5]。青木昌彦(2001)运用这一理论对日本早期的社区灌溉系统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排除“搭便车”行为的技术困难，合作性规范不可能自我产生；但这些人如果同时参加一个具有足够社会资本的社会交换博弈，则合作性规范就可能出现^[6](P48-51)。

从经典博弈论的分析来看，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重复博弈，但是在一个制度转型和治理缺失的环境下，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导致重复博弈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受到很大冲击。对此，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关系型契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型契约的运用实际上是将人际关系或社会约束引入契约，这与“社会嵌入”的分析思路一致。由此可见，引入“嵌入性”的组织、习俗、社会网络等，将会改变原来的博弈均衡结果，最终产生“帕累托改进”。因此，在“嵌入性”分析框架中，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取得成功就不再只是一个个案，它是中间性社会组织通过嵌入参与行业治理的一个均衡博弈结果。

2．行业组织生成多样性的制度背景

在契约经济学的研究中，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张五常，1983；Palay，1984；Joskow，1987，1988，1991；Levy and Spiller，1994；Menard，1996，1998；Saussier，1997)都指涉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相同的部门和相同的制度环境里持久稳固地共存着不同的契约安排”^[7](P275)。通常情况下，人们运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契约的多样性安排，但这种解释却忽略了契约所嵌入的制度背景。事实上，制度环境对契约的绩效和持续性有很强的影响。在类似美国移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下，交易的自我实施依赖于一个非人格化的、完备的执行机构以及包罗万象的法律体系^[8]。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政府管制机构的退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私人交易秩序的缺失，使行业秩序的改善无法仅仅依赖私人秩序的自发演进而形成，它需要在现有条件下整合既有的行业组织资源，包括促进具有增量性质的“自发型”行业协会，改造具有存量性质的政府“派生型”行业协会，以加快市场治理体系的再造与完善。经典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治理组织多样性的分析^[9]，但这些分析大都从“制度的起源”亦即制度形成的初始博弈开始，很少涉及转型体制下组织演变的复杂局面。在我国转型过程中，行业组织的生成有企业自发创生的，有政府派生转型的，还有中间组织整合的。这种复杂的组织重组和再造过程，无疑为制度多样性理论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3．“组织嵌入”的内生化路径

由于社会制度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特征，所以当任何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或组织嵌入其中时，原有的制度结构就会发生改变，最终外生的制度变量内生化，成为新制度形成的决定因素。从此可见，天津市自行车协会的发起虽系外生作用，但通过发起人与行业成员之间激励兼容的策略互动，最终使之成为影响自行车行业制度结构的主要因素。如此，行业协会就完成了由外生到内生的演化过程。通过为行业成员提供“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这两个服务性产品，自行车行业协会实现了与行业成员之间的激励兼容，从而寻找到一条进入行业、参与治理的有效路径。借用青木昌彦进化均衡博弈的COSE盒子^⑤，可以看出“嵌入型”行业协会嵌入行业治理的内化博弈过程。

上表假定，作为博弈初始参与人的自行车企业的行动集合A和报酬函数均相同。当行业协会作为一个外生性制度供给产生时，初始参与人面临着是否接纳行业协会的策略选择(S)，而对其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则是因参加展会而受益的决策后果函数(CO)；(E)作为行动集合的稳定因素，与参与人的(CO)发生抗衡。这就意味着，一旦多数行业成员都因“参加展会受益”而采取了接纳并加入行业协会的策略，则外生性的制度供给就内化为行业治理组织了。

4．行业协会的比较效率

与企业“自发型”和政府“派生型”协会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的行业治理比较效率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专业化。一般来说，“自发型”行业协会的会长及秘书长等都是由具有一定实力或威望的企业家兼任，因此在行业协会的决策中往往带有“企业化”特征，这为会长企业“一企独大”而引发“家长”制决策偏好以及对小企业歧视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企业家兼任协会负责人还会因时间、精力的有限而影响到协会运行效率(这是目前“自发型”行业协会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派生型”行业协会由于与政府存在人、财、物支持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协会所体现出更多还是人格化的政府意志，这往往会影响协会对企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考虑与服务。由“游离”于会员企业与政府之外的专业管理人员来从事行业治理工作，就可以避免上述种种弊端；同时，还能充分发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业化优势，提高协会运行效率。

二是第三方。因超脱于企业与政府之外而存在，“嵌入型”行业协会在协调和治理机制的实施中可以超越“自发型”行业协会的人格化局限，更倾向于采取非人格化机制而运用正式规则来约束会员企业。与“自发型”行业协会惯用的人格化治理方式和多边声誉机制(如协会内部成员企业间对违约企业的口头声讨)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更像一种行业内部的第三方治理组织，而与“派生型”行业协会在协调上的硬性、刚性以及行政干预色彩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在协调机制上更加灵活，在约束上更加直接，在规则制定上也更加公平和贴近企业需求。

三是互补性。作为服务于企业但又独立于企业的行业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互补和组织学习空间。通常情况下，从政府部门退休下来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着大量的宏观信息、市场动态，并携带着大量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而这些都是“自发型”行业协会相对缺乏而又非常需要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事实上，没有一个行业协会不在积极地吸引具有政府背景和专家学者型人才担任领导职务。行业协会中“嵌入”的跨领域人才越多，就越可以与行业内企业形成制度互补，产生一种互动式学习机制，从而更加有益于行业内企业发展与行业秩序整顿。

四、总结

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论思考案例，而且从深层次上为我国转型过程中行业组织治理、改革以及相应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参考。首先，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只有将行业利益与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企业才有加入协会并遵守协会规则的激励；其次，为“派生型”行业协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不仅是对我国行业治理的一种制度补充，也是对我国既有制度禀赋的一种积极适应。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案例支持这一观点。

注释：

①现在已经颇具知名度的温州烟具行业协会、温州服装商会、温州家具商会等，大都是在行业竞争无序、产品质量低下、企业信誉扫地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而产生的。②“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是与行业内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相对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生成机制、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以及组织自身特征等方面。其主要区别为：第一，自发型行业协会的发起者是行业内的企业，而“组织嵌入型”协会的发起者是非企业的其它主体；第二，自发型行业协会的核心决策层既是协会的决策者，也是本企业的决策者；而＂组织嵌入＂的行业协会的核心决策层是专职人员，与企业是相互独立的。③本文关联模型参照青木昌彦的相关分析。④作为一种嵌入型而非企业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在行业秩序的改善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实施对自行车主要零部件强化质量检测、向社会公布质量承诺、举办企业家联谊会等。但由于这些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企业普遍具有“搭便车”动机，对这些工作并不十分热衷。因此，这里所做的假定Ci>ri且Ci

[参考文献]

[1] 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3]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 K． Polanyi ，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C]．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al Life ． Boulder ，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34．[5] 朱国宏，桂勇．经济社会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7] 克劳德·梅纳尔．执行程序和治理结构：什么关系？[A]．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8] 埃维纳·格雷夫．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A]．新制度经济学前沿[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9] A．Shleifer，etc， 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DB/OL]． School of Management Yal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ES-24，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54，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Disscussion Paper No． 2002， http：//ssrn．com/abstract=390760．

【责任编辑：李 军】

作者：王玉珍　任　一

公共企业法律制度透视论文 篇2：

基于法律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能够帮助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从企业外部角度来看，能够提高企业自身的社会地位，改进企业的生存环境，获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与支持；从企业内部角度来看，能够建立完善其内部的治理结构，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价值导向，并促进其经营管理能力与经济绩效的提升；从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能够帮助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能够帮助其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社会经济之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展现出传统企业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现实社会经济而进行的适应性转变。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应当在获得企业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建立公平而富有效率的利益均衡体制。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剖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指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鲜明特征，论述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法律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多个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建立企业和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思想。企业社会责任自从产生开始就始终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出现争议的原因就源自于企业的定位问题。企业社会责任是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各种理念的一个综合体，也是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综合体。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之后，企业和社会之联结越来越密切，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是，极为复杂的社会责任难以全部立法，否则就会搞乱企业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的界限，就会形成混乱。所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更趋密切，十分有必要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从法律层面上透视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缺失，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开展探析。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出现在美国，一开始主要侧重于道德层次，后来进入到法律层面上，成为牵涉到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概念。但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之概念，却一直没有定论，即使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持者当中，也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观点。通过考察各类看法，笔者觉得，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在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外所肩负的各种维护与促进相关者利益的重要义务。它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责任，即企业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前者是建立在企业最基本层面之上的一种社会责任，比如，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等等，这一层面之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应当通过国家通过制定落实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等进行强制性推广；企业道德责任则以法律义务的履行作为基础，靠社会效益进行支持，将企业自觉作为前提条件，目的就是要弘扬企业道德与鼓励企业家投入慈善事业，这一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所有成功企业必须具有的素质。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方面

1. 对员工之责任

企业管理者一定要对员工树立起权威，而员工也有在一定限度内服从管理者权威之义务，并取得相应薪水。但是，员工作为企业人力资本体系当中的所有者，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变得愈来愈重要。一是现代企业竞争最后都是人才的竞争，拥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员工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决定性原因；二是企业员工从人力资本层面上看具备了相当的专用性，从而把员工和企业密切地联系起来，唯有保护员工之积极性，才能让企业展现出活力；三是鉴于现代企业治理方法之发展，企业员工可以成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同时所有者，因而能成为企业所有者。综上，员工是和企业密切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其利益需要得到合理的保护。

2.对债权人之责任

企业债权人同样也是和企业具备密切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债权人有银行与交易相对人等两部分。因为法人制度与有限责任之明确，股东并不直接为债权人负有责任，而是以其投资承担对应之责任，这实际上是在将本应由股东所承担之风险向债权人转移了，这对于债权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所以，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债权人负起责任感是极为重要的，这对于保持交易的安全与社会稳定都能产生重要作用。

3.对消费者之责任

消费者是企业产品的最终用户，产品与服务之优劣直接牵涉到消费者之利益。因此，消费者也是对企业极为重要之利益相关者。因为消费者所具有的分散性及求偿之局限性，同时，因现代科技进步而造成的产品缺陷具有隐蔽性，又造成消费者处在弱势之地位。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消费者通过消费者保护协会开展了不断出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针对这一情况，企业唯有加以积极应对，才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4. 对环境之责任

环保是关系到全人类切身利益的重要事业，也涉及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环境问题还是关系到了整个生物界的生死存亡，严重地威胁着生物之生存。所以，我们应当唾弃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精神，因此，企业作为的环境破坏者，更是要主动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当中。

5. 对社会慈善之责任

所谓慈善行为，是一种对不明确的弱势社会群体所开展的承担社会责任之行为。慈善行为的主要形式当属捐赠，比如，向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领域和欠发达地区的捐助等。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应当伸出援手，尽自己的社会慈善责任。

二、 企业社会责任的鲜明特征

1.企业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统一

企业所要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道德层面，如企业对于弱势群体之捐赠、企业所组织的社会公益工作。此外，法治社会当中的企业自然应承担起法律层面之责任。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是相互联系与协调的统一整体，企业的一项具体社会责任常常也同时涵盖了企业的道德义务及法律义务等要素。比如，确保产品质量就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严格遵守产品质量法之规定生产其产品就是企业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企业自身应制定出比产品质量法要求更高的产品质量标准就是企业应承担的道德义务。

2.企业之外的利益相关者成为义务相对方

一是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企业对自身以外的利益相关者所负之义务，所以，企业自身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可以称为义务相对方。二是企业社会责任中所说的义务相对方并非特定，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有企业员工、消费者及债权人等不同的群体。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相对方范围也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持续变化的。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必要性

1.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源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差别

道德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之内心而实现控制行为之效果。人们一旦违反了道德要求，所得到的将是社会舆论之评判及自己内心所到的自责，可以说是一种软约束行为，对于不讲道德之人是毫无无约束的。而法律则是用明文规定之方式来告诫人们应当禁止哪些行为，对于存在有违法行为的人，法律将予以制裁，从而达到规范与控制相关人士行为之目的，从而对各类利益冲突进行协调。虽然道德与法律均为人们调整社会关系体系当中不可或缺之手段，但是在保障某一义务时又一定要得以履行，从而保障某一利益一定能得以维护，而法律之可靠要远远大于道德。这就是不同时代均将最为重要的道德准则加以法律化的根源所在。鉴于我国尚处于新旧两种体制的转轨期，原先的计划经济机制下的固有道德规范已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之要求，但是新道德规范却还未形成，大量企业的道德观念较为淡薄，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置道德于不顾之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必须规范企业自身经营行为，而不是只从道德层面上进行自律，更需依靠法律，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明确的规定。

2.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是法律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

法律所调整的是利益关系，而利益冲突则在催化新法律之形成。传统观点觉得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都是一致的，所以在观念上并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冲突。法律实际上就是对于个人利益之绝对维护。《民法》当中的契约自由与过错原则其实就是这一观念的客观体现。但是，实践证明，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虽存在一致之处，但是，两者之间发生冲突也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从上个世纪起，企业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开始疯狂地追逐自身利润，其规模与影响力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同时，企业还运用自身优势对员工和消费者权益进行了大量侵害，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可见，企业对于自身利益之不断拓展，非但未能提高社会利益，反而还直接危害到了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发展之趋势主要体现于《民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社会本位法当中。以上新兴法律部门主要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对于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明文规定。应当说，法律体系当中社会利益与社会本位之明确，为法律调整企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奠定了难以推卸的重要责任。

3.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还取决于中国的国情

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往往会让人想到企业办社会这一相关问题。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和企业的职能是错位的。在企业办社会当中，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并非是由自身行为所引发的，而是本来应当由政府部门所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转嫁到了企业身上，例如，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企业办社会，让企业肩负起沉重的负担，造成企业极为缺乏竞争力，可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定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鉴于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根据企业单纯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所引起的众多社会问题而引发的，是企业作为社会当中的成员所应当承担起来的责任，也是市场经济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确实有利于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之内容，明确政府应当承担什么，企业应当承担什么、不应当承担什么，以避免政府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为名，让企业去挑起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那部分社会责任。

四、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几点建议

1.形成以《公司法》为中心的强制性法制体系

要不断强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之刚性制约，要通过健全完善《公司法》，将原本分散在各项经济法律法规当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集中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体系。在《公司法》当中，应当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之原则，通过合理地设计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当中的各项管理制度。笔者认为，新《公司法》应当在分则当中明确综合效益原则、公平正义原则等内容，并要求企业在章程当中明确应当履行起社会责任等战略，而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则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最为快捷而有效的形式。所以，可要求企业进行以下变革：设置独立董事；董事会进行决策前要向员工、消费者、客户等利益相关人进行询问；在企业内部增设专业社会责任部门；允许相关利益人代表在监事会中占据一定比例；监督企业经营者各项行为等。当然，还应制定如何协调股东和非股东利益的措施，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之中避免出现利益的冲突。

2.健全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法律制度

除了在目前的《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当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一般性之规定以外，国家还应当制定出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在其他相关的同位阶法律法规当中作出有关规定。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牵涉到和企业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大量主体，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单纯地在《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中加以规定，而是要进行跨部门立法。涉及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了《破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大量的法律条文当中。同时，以上法律法规都一定要蕴涵相同之社会价值追求，并兼顾到社会各方之利益。对于不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经济行为，应当让其受到沉重的惩罚，并让其难以获利，从而真正地把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之行为列入到守法轨道上来，促使其自觉地履行应付的社会责任。

3.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之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

为形成一个适用于世界所有企业之通用性社会责任标准，一家总部设于美国，名为社会责任国际的组织，联合许多欧、美跨国企业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建立起一个认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认可制度，即SA8000 标准。这一标准的主要内容大致涵盖了童工、强制劳动、安全保障、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管理标准等多个重要因素。这一标准之所以是国际通用的标准，目标就在于让其能够适用于全球各地和各行业，适用于各种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企业。同时，这一标准还是全球首个能够进行第三方认证之社会责任认定标准。SA8000标准一提出，就受到了全球工商界、政府及民间人士的积极认可，而我国大量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就是由于缺乏国际认证而难以为国际市场所接受。目前，我国政府所批准的劳动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当中，仍然未能涉及到劳动纪律的内容，同时对于SA8000体系之中所涉及到方方面面，我国既未能参加国际公约，而且在国内也处在一种未立法的状态。应当说，认真细致地探索国际社会责任之认定标准，同时依据我国国情，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从而保障国内认证和国外认证具备兼容性，特别是应当赋予标准以合理的法律地位，时间上已极为紧迫。

4.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惩罚制度的实施

必须强化对于现行法律法规当中企业社会责任执行情况的执行。从当前我国企业所承担社会责任现状来看，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善于钻法律法规的漏洞，难以履行好其应付的社会责任，因此在执法检查当中无法发挥惩戒之作用，因而容易缺乏足够的威慑力。所以，除了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并增设处罚之条款以外，政府部门还要强化监管机制建设，切实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让守法企业受到保护，让违法企业得到惩罚。通过实施惩罚措施，将会增加违法者所具有的利益、道德及政治成本，让企业在考虑到高昂的交易成本时能够保持理智，从而自觉地承担起本企业应付的社会责任。

总之，呼吁从法律视角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符合我国法律发展健全之规律。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并非每个问题都能进行法律化，把道德上的内容法律化，只能证明企业出现了道德文明之退步。因此，有部分责任可归到道德层面之中，不需要加以法律化。通过本文的探讨，笔者觉得和企业利益较为密切的责任、直接关系到企业社会利益的责任都应当加以法制化，在企业的立法过程中不断强化。

参考文献：

[1]邬云霞: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理学思考[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3（6）

[2]谭艳华: 基于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J]. 研究与探讨，2008（1）

[3]胡建国: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J]. 现代企业，2008（1）

[4]朱慈蕴: 公司的社会责任：游走于法律责任与道德准则之间[J]. 中外法学，2008（1）

[5]张宪初:全球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及对中国的启示[J]. 中外法学,2008（1）

[6]周林彬 何朝丹: 试论“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J]. 现代法学，2008（2）

[7]沈四宝 程华儿: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构建[J]. 法学杂志，2008（3）

[8]高建勋 王昌林: 经济法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

[9]傅穹: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迷思与规制路径[J]. 社会科学战线，2010（1）

作者：饶冠俊

公共企业法律制度透视论文 篇3：

反垄断法规制方式革新路径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克服工业经济时代反垄断法律制度在判定企业垄断与否时的模棱两可性；反垄断规制方式如何才能更加科学、高效、经济、严谨地制裁垄断企业，值得深入探索。主动吸纳新制度经济学最新理论，探索、创新反垄断法制理念，方能为知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法制保障。

【关键词】反垄断法 产权 规制方式

反垄断法中法律权利的透视

在反垄断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三类主体：企业、政府和个人，三者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个人与企业的价值目标是个体利益最大，政府的价值目标是社会整体效益最优。故此，公共领域内，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进行着以自身价值目标最优为方向的产权博弈，并且不断调整着各自的阶段性目标，从而达到利益均衡、效益最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同时应当是法治经济，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由于法律制度的存在而产生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所以，在反垄断法律制定过程中，政府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来达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间产权的良性流动，严格禁止企业通过大肆攫取公共领域内的不确定产权，消灭竞争，实现垄断。此外，政府应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领域内权利的合法取得，实现趋利避害和市场主体（个人、企业及政府）效益最优。

通常，市场经济中产权分配模式区分为三类：其一，某些产权的界定成本明显高于其未来收益，企业唯有依靠政府在资金或政策上给予特殊扶持才能进入此领域进行开发；还有因产业政策需要，政府将某些产权授权给某些企业。这类企业在产权界定时便排斥了其他竞争对手，实现了政策性先占。这种政策性先占产权形成的垄断即政策性垄断（自然垄断或国家垄断）。其二，某些产权的界定成本对一般企业来说明显高于未来收益，但对掌握特殊先进技术的企业来说，界定成本却低于收益，那么这类企业自然排斥了其他竞争企业并形成技术性先占。此种技术性先占产权形成的垄断即技术性垄断或知识产权垄断。第三种产权分配模式是指对某项产权来说，多数企业的界定成本明显低于预期收益，所有相关企业都有对该项产权进行产权界定的愿望和条件，此即为竞争性产权。在此情形下，因各企业的技术水平、资本及经营策略等差异，部分企业经市场优胜劣汰达至垄断即竞争性垄断。前述两类垄断之外的多数情形都是竞争性垄断。

反垄断法规制方式革新的原因

考察工业经济时代反垄断法规制方式，主要有结构主义规制和行为主义规制两种规制方式。虽然行为主义规制和结构主义规制各有千秋，但两种规制主义衡量企业是否构成垄断时都将“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作为重要参照标准。

现实中，确认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有赖于对相关市场的界定。而相关市场的界定涉及三个方面的要素：地域市场、商品市场和市场的时间性。①具体来说，地域市场是指经营者销售特定商品时，消费者可以购买到与之相竞争的商品的地域范围，会涉及商品运输费用、商品价格差异等因素。商品市场是从消费者角度，根据商品或服务的性能、用途和价格可相互交换或替代的所有商品或服务所构成的市场。认定的关键是消费者是否认为商品或服务间的性能和用途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市场的时间性则表现为当生产周期、使用期限、季节性、流行时尚性或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等已构成商品不可忽视的特征时，界定相关市场就必须考虑时间因素。

就竞争性垄断来说，由于现实中存在大量其他竞争企业，相应地存在着相关市场并可依市场占有率等外在量化指标确认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所以，传统反垄断法规制方式适用于竞争性垄断是可行的。然而针对政策性垄断或技术性垄断，因在产权界定时就不存在其他竞争企业，导致其相关市场无从判定，进而对企业是否构成垄断更难以进行理性、客观的评定。但在这两种垄断情形下，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所造成的弊害绝不亚于竞争性垄断所产生的弊害。所以，反垄断立法应引入以产权分配为标准的新规制理念。

反垄断法规制方式革新之路径

针对政策性垄断和技术性垄断可采取以下两种革新路径。

其一，针对政策性垄断（自然垄断和国家垄断）的产权规制理念。对于自然垄断和国家垄断，应逐步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在电信、航空运输及公交部门的改革中也体现了适度引入竞争的理念。20年前电子部、铁道部和电力部筹资13亿元成立的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使电信市场的价格在竞争中一路下跌，满足了普通消费者的需求。此外，民航、电力、邮政、金融等自然垄断行业也纷纷深化产权改革并逐步形成政企分开、市场竞争、产权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监管的格局。②

从产权视角分析，政策性垄断合法性的依据源于社会效益最大化和企业所提供产品的公共性。由于特殊领域产品开发成本高于收益，且无法进行高收费，从社会公益层面考虑，政府着力扶持少量企业独占此特殊产品的公共领域。可是，伴随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革新，该特殊领域产权的收益开始逐渐大于其界定成本，垄断企业还有政府政策和资金的额外支持，自然能在市场中毫不费力地获取巨额利润。这时，如仍仅由一家企业垄断该特殊领域的产品市场，则该企业不可避免地会滥用优势地位、非法逐利甚至权力寻租、滋生腐败，侵害社会整体效益。因此，应对其进行产权规制，可对原垄断企业进行拆分或重组新企业逐渐步入该领域，孕育多个竞争者共存的局面，从而实现将垄断企业独占之产权回归公共领域的最终目标，并达到竞争范围拓展与垄断范围缩减的效果。

其二，针对技术性垄断的产权规制理念。知识产权是权利主体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排他性的享有或行使对特定客体的独占权，是一项合法的垄断之权。③其垄断性是立法者在促进智力创新与垄断技术成果、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保护这两者关系之间权衡的结果。依照知识产权法获取的垄断地位是合法取得的垄断地位，是受法律保护的垄断地位，而非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反垄断针对的是滥用这种垄断地位的行为，因为滥用行为显然是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所以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保护根本不相冲突，而是邻界关系，超越邻界点——法律权利许可范围，进入对方的领地，便构成垄断。

传统反垄断法的拆分制裁方式，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并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强制地拆分已显得不合适宜，应采取新的规制理念和制裁方式。就产权经济学角度而言，法律应保护出于公共利益目的对公共产品的创新行为，但若以排除竞争为目的对技术产品公共领域的产权进行侵占则理应被认定为非法。针对后者，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制方式应当是要求垄断者适度公开技术秘密，实现降低其他同行竞争企业进入该产品领域的成本、恢复该技术产品领域的有序公平、自由竞争状态。这样既能使公众从作为垄断者的高科技企业的“私人领域”内索回部分公共权利，又能避免高科技企业被强行拆分，从而保全其创新实力和规模经济效益。总之，用引入竞争企业或课税作为对技术性垄断者独占公共领域权利的规制方式，既使公众从垄断企业侵占的公共领域中索回了部分的公共权利，同时又能保全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实力，是比较可行的规制方式。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

【注释】

①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92～96页。

②范合君，柳学信：《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全景路径与总体趋向》，《改革》，2013年第5期，第34～35页。

③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639页。

责编/王坤娜 美编/杨玲玲

作者：李亮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