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建宇案透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

从任建宇案透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共3篇）

篇1：从任建宇案透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

安 琪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摘 要：我国劳教制度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政策定位的产物，在当下中国已备受责难，任建宇劳教案作为典型案件反映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背后的权力与权利的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劳教制度需要由轻罪处罚机制加以替代，以限制国家公权力并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受任意侵犯。

关键词：劳动教养；权力制约；轻罪处罚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99-03

一、劳教制度的发展演变

起源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劳动教养制度（下简称劳教制度）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同年8月3日由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劳教制度在法律上的真正确立。1961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对劳动期限作出进一步说明。

1979年11月29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于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转发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办法》对适用劳动教养的对象从《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四类对象扩大到六类。① 劳教制度的产生之初，适逢我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阶段，社会与法治环境尚不成熟，对人权的漠视往往使得公权力肆无忌惮的剥夺公民人身权。但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提高，特别是网络传播技术打破了言论的垄断后，劳教制度逐渐作为政府的维稳工具被大肆使用，使其成为法制建设中的“荒地”，饱受争议。

二、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任建宇一案始末

（一）匪夷所思的“罪证” 2011年8月18日，时年25岁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警察带走，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警方所认定的罪证是他在网上发表和转载的“一百多条负面信息”。同一案情，却有两种结论。9月23日，重庆市检察院向市公安局下发了《不批准逮捕决定书》；恰在当天，重庆劳教委认定，任建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决定对他处以两年劳教。现有的公开的重庆市警方认定的“罪证”共有十条，其中包括五张转发的图片，一句转载自电影《建党伟业》台词“结束***，民主自由万岁”句子，三条涉及对体制及“唱红歌”看法的微博，一篇嘲讽所谓专家的日志以及“不自由、勿（毋）宁死”文化衫。② 根据重庆市劳教委办公室副主任傅强的说法，任建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认为他“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简单分析下警方所列出的证据，不禁让人产生疑惑，借鉴刑法中“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要件可知，该罪名客观要求有着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仅仅在网络上发表及转发评论就成为“组织、策划”者了呢？更令人不解的是任建宇在网络上发表的大部分的内容并非他本人的原创，原创者没有受到处罚，转发者反而身陷囹圄。这似乎是公权力在用个案向中国亿万网民的权利宣战，意图以个案产生以儆效尤的效力。

（二）为什么是任建宇

任建宇一案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这与他“大学生村官”的标签密不可分，但令人倍感讽刺的是这位“反革命分子”能以选调生的身份考入重庆彭水县，成为体制内的一名村官。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并没有给任建宇带来“免死金牌”，或许，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身份，使得他的言论受到不同寻常的关注，至于是否是他今天牢狱之灾的主要原因如今也未可知。

（三）并非首位因言获罪之人

2012年8月15日，任父任世六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重庆市劳教委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2012年9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的理由撤销对任建宇劳教的决定，随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了任建宇的申诉。2012年11月，任建宇起诉重庆市劳教委，要求恢复公务员身份。12月2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任建宇劳教诉讼案”做终审裁决，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任建宇劳教一案在起诉与申诉中渐渐落下序幕，然而，他并非首位因言获罪之人，仅在重庆，就发生过“彭水诗案”、“一坨屎案”等诸多备受关注的劳教案。几个典型案件都具有类似的案情：互联网上的一篇嘲讽性评论意外收到公权力机关的“垂青”，美其名曰“劳动教养”，实则是采用强制的手段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以达到“噤声”的效果，公权力何以对私权利任意践踏？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真的如此困难重重吗？

三、劳教制度背后的权力与权利

权力自古就被贴上“易被滥用”的标签，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权力与自由》一书中表达了他对权力极为负面的看法：“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他还总结出了著名的“阿克顿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③

在劳教制度背后，显示了权力极度扩张的趋势。其最大特点亦是最遭诟病处，是不经正当法律程序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这项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不经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而由行政机关实际全权掌握。如今，权力滥用的恶果愈发的凸显，如何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权力制约模式及其局限性 1.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直是倍受推崇和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的权力制约模式。该模式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权力对等，然而在劳教制度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立法权的滥用、行政权的过度扩张及司法权被侵占。根据《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而我国劳教制度的法律根据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公安部的规章，在实践中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所突破。这种现象导致我国规范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多而杂乱，且相互之间冲突甚多。况且目前我国的劳动教养权是行政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实践中公安机关集侦查权、裁判权、复查权于一身，而且这样一种可以长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在决定、执行的过程中，司法机关没有任何插手的空间，这是典型的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占，导致了司法权的独占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

2.以法律制约权力

“以法律制约权力”即由法律规定权力行使方式和法律程序、权力的主体、权力的内容和边界、权力行使者的职责和滥用权力的法律责任等。然而在劳教制度中，立法权被过度下放，使得劳教制度授予了公安机关、劳教委和地方政府在法律之外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成为控制思想、维护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同时，法律作为专政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作为利己行为的立法往往体现的是社会统治层的政治意志，或曰立法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权力而不是制约统治阶级权力。从权力与法律的这种本质联系中可以看到，“以法律制约权力”也不能完全达到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目的。3.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公民的监督权促使国家权力的规范行使，通过行政诉讼使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家行政权，通过公民的违宪审查请求权对立法权实行制约，通过上诉权和再审申诉权等措施来制约司法权。反观我国劳教制度，虽然对决定不服可以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使得救济的结果大打折扣。而且由于劳教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行政诉讼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很少，被劳教人员出于经济考虑一般不起诉。从大背景下看，我国目前市民社会本身不够健全，社会很难以形成相对一致的合力对强大的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使这种制约模式显得势单力薄。

四、废除抑或改革——如何预防下一个任建宇的出现

综合上述对劳教制度的法理分析可知，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劳教制度实际上就逐渐转化为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等不法行为的制裁和处罚。但是，其始终没有被纳入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的范围，仍然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沿用着过去的行政机制。学界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主张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以来，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收容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废除，主要理由为劳教性质含混，操作过程缺乏监督，易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是法制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取消。三是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在这种形势下，完全取消劳动教养制度不切实际。但因其存在重大缺陷，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而对如何改，则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④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在摇旗呐喊着废除劳教制度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于劳教制度的替换制度。笔者倾向于在我国建立轻罪处罚制度来替代劳教制度。劳教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司法程序外的社会控制手段，被行政权用来单方面、高效率地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是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轻罪化并不意味着严格的刑事犯罪化和刑罚化，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使其成为程度很低的“准犯罪”。目前，我国将事实上同质的社会危害行为分为犯罪、劳教和治安处罚三种方式处理，立法的成本高且难以达到法治的统一。通过劳动教养立法使其轻罪化，可以实现其法律化、司法化和程序化。并且劳动教养立法中的“犯罪化”和“轻罪化”的建构不得背离劳教立法的基本目标：改善受处分人的生存状态。最后，需要反思的是，在任建宇的悲剧当中劳教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可以说，对任建宇而言，劳教制度只是道具而已，罪魁祸首是当时地方执政者对法治的蔑视、对言论自由的压迫与摧残。其实劳教问题只是一个符号或表象，它折射的核心问题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国家权力的行使可否忽视公民个人权利？若权力机关对待公民私权一直采取漠视的态度，那么劳教制度存废与否的争议性亦不存在任何实质意义。

篇2：从任建宇案透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

题目：从唐慧、任建宇案件浅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 姓名：郝帅

学号： 1015043248

系别专业：应用法律系罪犯矫治 指导教师：鲁玉兰

完成日期： 2013-5-10

从唐慧、任建宇案件浅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 【内容摘要】：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上，都没有给其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相反，它的存在和功能却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不断质疑，因此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显得非常尴尬，改革并完善这一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劳动教养缺陷冲突与国际精神公约不符改革 目录 引言 3 一案情回放 3 二案情评析：从唐慧，任建宇案件中当映出我国现在劳教制度存在的问题 3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概述 3（1）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缘起 3（2）劳动教养的对象 4(二）从唐慧，任建宇的判决中体现出劳教制度的不合法性 4（1）违背基本人权 4（2）违背法治原则 5（3）与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5（4）缺乏救济内容的详细规定 5 三通过唐慧，任建宇案件对我国教养制度的改革建议 6

（一）明确我国劳动教养的性质 6

（二）改革我国劳动教养的决定机关 6

（三）统一和规范我国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 7 结论 7 参考文献 8 引言：现行的劳教制度,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相关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不少问题,此前已广受争议。纵观近年引发热议的劳教案,一个尤其值得担忧的趋势是,有些地方政府将劳教当作了打击上访者的工具。我国劳教制度是去还是留。一案情回放

二案情评析：从唐慧，任建宇案件中当映出我国现在劳教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概述（1）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缘起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的内部肃反运动，为了让解决一批因为历史问题而被羁押难判刑，逐步建立起来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首次提出“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直到1979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13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2）劳动教养的对象

(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

从这六项规定的范围内看，笔者认为唐慧任建宇的行为不能够占其一项，并且从规定的来看，他们都更像陈述的受害者，是应该被保护的对象，而不是劳教的对象。(二）从唐慧，任建宇的判决中体现出劳教制度的不合法性（1）违背基本人权

人权之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人身自由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也是作为人的一项基础性权利。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 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是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无法在《宪法》中找到有力依据。在唐慧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唐慧为了女儿几经周折未女儿伸冤，但是最后唐慧被押送到位于湖南株洲的湖南省白马陇劳教所，理由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判处劳动教养1年6个月。刑法中的几大主刑，有期徒刑可判处缓刑，拘役最长不超过1年，管制更比拘役要轻得多。然而，仅仅是行政处罚的劳教，执行的时限是1-3年，一定条件下还可延长1年。而任建宇的判决是2011年9月23日，重庆市劳教委下达了劳教决定书，决定将任建宇送往涪陵劳教戒毒所，劳教期为两年。并且，对当事人执行劳教，不需要经过法院判决。并且劳教制度还规定而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戒备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可见，被劳动教养人的违法程度与对被劳动教养人处罚的严厉程度不相适应，侵犯了被劳动教养人的基本人权。所以，劳动教养制度无疑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这一基础性的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2）违背法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前行使劳动教养审批权的法定机构是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未设专职负责人。其权限主要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二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实际这两项职权分别是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行使的，上述两机关是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代行劳教委职权的。我国于1998年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按照一般理解，这里的法律应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程序是指司法程序。《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规定。而劳动教养作为剥夺人身自由可以长达三、四年之久的强制措施，由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确立，并且不经过司法审查程序便可由行政机关径行作出决定，显然与现代法治原则相悖。（3）与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而从唐慧，任建宇案件来看，并不是国家的法律来确定的，而是根据一些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来决定的。但是他们这些行政部门的规章是不能直接用来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的。（4）缺乏救济内容的详细规定

唐慧被劳动教养的消息被公布后，却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2012年8月8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受理唐慧对劳动教养案的复议。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被处罚人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劳动教养制度，如果说它是行政处罚，无明文规定；如果说它不是行政处罚，又由公安机关审批而限制了人身自由。《行政诉讼法》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可以提起诉讼，但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劳动教养是行政强制措施”，据笔者所知，即便是劳动教养复议这一法定救济手段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同级复议或以复查代替复议，变相剥夺被劳教人员的复议申请权，不遵守复议期限，等等。这里唐慧的复议被撤销的原因应该很清楚了。

三通过唐慧，任建宇案件对我国教养制度的改革建议 我国劳动教养的目的就是预防犯罪、改造行为人。所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我国劳教制度进行改革。

（一）明确我国劳动教养的性质

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劳动教养进行定性是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关键。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与创建时相比,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而成为打击处理违法行为的一项重要手段。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为了防止劳动教养法律成为“准刑法”,应明确坚持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性质,将其归入行政法范畴。

（二）改革我国劳动教养的决定机关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作为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以实现社会防卫为目的的，所以劳动教养立法应遵循国家优位理念，维护国家利益。未来的劳动教养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都要充分体出公平与正义。笔者认为, 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负责劳动教养的决定权,并不能解决劳动教养中存在的问题,而相反,这种做法极易因治安形势变化而实际上变成一个机关说了算的局面。对公安机关名正言顺地实施审批权这样的做法, 是对现实中由公安机关一家包办劳动教养做法的认可, 直接违背了行政法上自己不可以当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同样不能解决劳动教养实践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因此,从法治原则及公正适用劳动教养的保护社会,维护人权的角度考虑,笔者建议, 建议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非刑罚方法纳入刑事制裁, 在法院内部新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来审查裁决。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 将有罪还是无罪的认定权赋予公安机关行使,违反了定罪权由法院统一行使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证据不足被劳动教养现象,又违背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为此,对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权,应当由人民法院行使。鉴于当前法院的刑事审判任务本来就比较重, 其审判的主要对象应当定位于确实有罪并应受刑事处罚的人员,对应当处以劳动教养的对象(这些人不够刑事处罚但又必须给予适当处理)可以借鉴一些国家治安法院的体制。建立治安法院的体制, 使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司法化,可以避免劳动教养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不足,准确运用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在国际人权斗争与合作中争取主动。劳动教养司法化, 其实质就是由法院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权。

（三）统一和规范我国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 在确定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时, 应依劳动教养的性质、作用,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实际需要而确定。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应是主权范围所及的每一个符合适用劳动教养的人, 不宜存在适用对象的城乡差别、地域限制。劳动教养是以强制适用对象进行劳动为内容, 不满16周岁和超过60 周岁的人被强制劳动,与有关法律规定相抵触。对未成年人,应严格把关，从宽处理。如有破坏劳动纪律行为的人、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以及破坏分子等, 有的已与当今的法治观念不符, 有的是政治产物, 在确定劳动教养对象时应予以剔除。对复吸毒人员, 建议以强制戒毒代替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所的医疗条件与强制戒毒所的条件有一定差距,将复吸毒人员送强制戒毒所, 对其实现康复有益。在立法技术上,要改进现行劳动教养法规定存在的一些用语不够规范的现象。例如犯罪团伙就不是法律用语。犯罪团伙可能属于一般共同犯罪的情况, 也可能属于犯罪集团的情况,在吸纳劳动教养对象时, 在立法上要注意避免类似问题。结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只有确保制度供给跟得上时代脚步，确保法律规章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将一切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成社会共识，而唐慧们和任建宇们的遭遇则掀起劳教制度存废的思索。为了杜绝更多的类似唐慧，任建宇的案件发生，劳动教养制度一定要紧紧适应法制建设的形式发展进一步修改，健全完善，做到执法有据、号令统一、奖罚分明，才能更加切实有效地落实好劳动教养的执法活动，才能使劳动教养机关顺利地完成其应有的职能作用，更好地为国家，为党和人民服务。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教育简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处罚条例》 3《河北法学》2010年第8期

4《法制与经济》2010年第259期

5《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收容教养法探索》 6《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篇3：从任建宇案透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

关键词：宪法监督；公民监督；法律实践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18-02

2002年，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讲话中有过这样的表述：“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1]时隔十年，习近平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讲话中更是强调宪法的实施，讲话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2]宪法实施一直是困扰我国宪政实践的一大难题，应该说，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宪法实施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而宪法监督制度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其切实启动与完善更是刻不容缓。宪法监督是通过违宪审查、合宪审查、宪法解释、法规备案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也是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机制[3]。在我国，宪法监督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查撤销违宪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行为及司法的解释；更广义的角度，宪法监督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他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实施宪法的行为和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宪行为予以纠正和强制执行。遗憾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仅仅停留在宪法和法律文本，从未有过法律实践，更不用说对政党组织违宪行为监督、公民宪法诉权保障等更完善的宪法监督。现行宪法公布施行的三十年中，先后有齐玉玲案、孙志刚案、任建宇案等许多个案暴露出随时可能暴发的宪法问题并推动着我国法治进程；为了推进宪法真正得以实施，法学界，特别是宪法学界也常常前瞻性地提出再次修改乃至全面修改宪法的建议；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确实有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已规定的一些制度在实施上还远未到位。就宪法监督制度来说，当今的任务首要的就是要以现成的宪法实施监督权为出发点，使宪法监督从法律文本走向法律实践。

一、从孙志刚案到任建宇案

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法治包含两重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被普遍的服从，且被服从的法律是良法。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讲话中表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应该体现对国家共同体基本认同的价值观，因而其重要意义在于作为国家生活、中共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根本依据，尤其是作为检验良法的标准。宪法监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重要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2003年孙志刚案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以及2012任建宇案和劳教制度改革的加速，都是关于以行政的名义限制人身自由的法规违宪的问题。然而，宪法监督制度却在此类现实生活与法律实践中显露出无助与苍白。

2003年3月湖北籍青年孙志刚在广州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被毒打致死的事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2003年3月17日晚，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之后转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最后被关在收容人员救治站。3月20日上午，孙志刚因遭受反复殴打死于收容人员救治站205牢房。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提出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宣布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事件以国务院自行废止《收容遣送办法》而非全国人大审查之后作“违宪”撤销结尾，童之伟教授认为这削弱了废止《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救助管理办法》这个过程的法治意义。然而，此案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关注、公民的法律热情高涨，法律意识增强，同时更催化了立法机关实践宪法监督制度改革的速度，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制工作委员会下设立了局级机构“法规审查备案室”，表明中国宪法监督机构开始走向专门化，开始真正迈近法律实践。此外，该案也开启了公民监督宪法实施的先河，引起了我们对《立法法》第90条公民对违宪审查建议权的价值的关注。

几年后，因言获罪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又一次在宪法监督的实践探索中贡献出极大的个案价值。2011年8月18日，即将转正的青年村官任建宇，因为“复制、转发、评点一百多条‘负面信息”以及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劳动教养两年。2012年11月19日，重庆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主动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在被错误劳动教养15个月以后，任建宇重获自由。劳教制度的法律依据是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1月21日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些法规规章明显违反宪法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直接违反《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以及《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内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做出规定，应该归于无效。事实上，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诟病、批判和质疑一直不断，早在2007年12月4日，茅于轼、贺卫方、胡星斗、夏业良、俞梅荪、江平等69位学者就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要求废止劳教制度。2011年两会前，法工委已经投入进行《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起草研究，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劳动教养改革试点。那么，经过多年的反思，以任建宇案为契机，劳教制度改革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2013年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出消息称，将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停止使用劳教制度。稍后新华社正式新闻稿虽将“停止使用”改成了“进一步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但并没有否认2013年要停止使用劳教制度。显然，中央已经下决心顺应历史潮流和广泛民意，逐步摒弃劳教制度[4]。

以上两个案件存在着这样一个通病，特殊案件的特殊处理对于制度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是隔靴搔痒。然而，通过孙志刚案、任建宇案对宪法实施、宪法监督进行深入探讨，借个案推动宪政的进程却是关注中国的文化，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去解决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实实在在的违宪问题的题中之意。

二、对个案反映的几个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任何一部宪法的实施，都离不开健全的宪法监督制度。然而，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却因为制度设计、政治体制等因素，在实际启动中陷入困境。这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和问题，严重影响着宪法权威的发挥和宪法的顺利实施，需要在理论研究、法律依据、制度设计等各个方面予以完善。在此，笔者先仅就案件反映出来的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1.关于公民监督

谈及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一般认为，我国采用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并由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协助的体制。事实上，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应当还包括公民监督。主要的法律依据是《宪法》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以及《立法法》第90条第2款所规定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先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需要审查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秘书长批准后，送有关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对于公民监督，王磊教授认为我们的立法机关模式的违宪审查得不到启动，原因在于它本身有缺陷：立法机关无此动力，而司法机关无此能力和权威。与之利益攸关的公民更有动力，所以让他们提起程序，可能更为有效。确实，这些机关、组织和人员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最广泛的遵守者，可以在遵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过程中较先发现问题，从而扩大发现问题的渠道。遗憾的是，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公民的建议权，但对于接受建议的具体部门、答复期限、裁定程序等具体问题完全没有涉及，导致这种“更为有效”的宪法监督启动方式实际上流于形式止于文本。

本文所引的孙志刚案和任建宇案中都出现了公民对宪法监督建议权的有益实践，可以说，此举的意义比个案本身的价值更大，一方面凸显出在法律上具体保障有关组织和个人宪法监督建议权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提出了对公民提出宪法监督的权利在制度上予以明确具体，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要求。公民监督作为宪法监督制度启动的方式之一，有深刻的理论理出和重大的实践价值，值得重视。

2.关于监督的后果

依据宪法及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违宪的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追究以下形式的责任：（1）不予批准；（2）责令修改；（3）撤销；（4）改变；（5）罢免职务[5]。然而，违宪行为是多种多样的，违宪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也纷繁复杂。所以，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责任追究方式并做好相应的善后工作。

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条例》代之以《救助管理办法》，收容遣送的治安功能转变为纯粹的救助功能，新制度对收容遣送制度附加的很多行政和社会治安管理功能进行了摒弃，实行自愿救助、来去自由的管理模式。可以说，这样的制度对接还算是比较简单。与之相比，劳教制度的改革就显得困难重重。劳教制度牵涉到公安、司法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各方的利益，关系到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执行制度相互衔接，影响到现有劳教期限未满人员的处置问题及在职劳教管理人员的归属问题，积累的问题很多，废除后的善后事宜更是需要谨慎处理。可见，制度的解构需要相应的建构措施。监督的作用并不能光靠简单地撤销或改变完成，宪法监督的后果，需要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与其他的相关规定结合才能实现。

3.关于监督机构

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可以说是现阶段的普遍共识。宪法监督是一项专门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客观上要求设立专门的机关专职负责处理违宪事务；同时，现行的政体又要求这个专门机构不能完全独立于全国人大。因此，大多数学者建议在全国人大下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独立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对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行为进行合宪性的监督、审查和裁决，纠正和处理违宪行为，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2003年孙志刚案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次年设立“法规审查备案室”，具体负责法规规章的审查备案工作。韩大元教授认为：在当前的形势和条件下，成本最低、最具可行性的方案就是：2013年3月两会召开期间，依照宪法在全国人大增设具有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并把法工委的法规审查备案室调整为宪法监替委员会下设的工作机构，明确其工作职责与程序。这是落实习近平同志的“12·4”讲话精神，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举措[6]。这些措施仅仅只能算是改良，要彻底改革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仅有专门的监督机构也还不够，需要明确其地位、职权、行使职权的程序等、厘清其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探讨这种“自我监督”的有效性等问题。

三、结语

胡锦涛同志强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坚决纠正违宪行为；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落实。”习近平在“12.4”讲话中也反复强调“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宪法应当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而不应该是写着公民权利的空头支票。深入贯彻两位领导人讲话的精神，实现举行宪法纪念大会的意义，不应该只是空谈，而应当切实启动宪法监督制度，推动宪法实施，树立宪法权威，使宪法从文本走向实践。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12-05.

[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5.

[3]蔡定剑.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施行之道[J].中国法学，2004，（1）.

[4]童之伟.摒弃劳教制度是实施宪法重要步骤[N].经济观察报，2013-01-18.

[5]胡锦光.宪法监督制度：改进、发展与完善[N].检察日报，201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