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公共安全的法律教育论文

摘要:近期由醉酒驾驶、飙车等“高危驾车”行为引发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频发,而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该行为定罪量刑的争议不断。而以有利于司法裁判为出发点,由规范与价值的二元视角为方法论,展开对“高危驾车”行为的主客观分析,可以确定上述行为能否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法律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危害公共安全的法律教育论文 篇1：

我国青少年工读教育制度的困境与重构

[内容摘要]我国工读教育经历着教育学与法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且内嵌于社会转型之中。近年来全国工读学校的数目一改以往逐年下降的特点，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工读学校开始呈现出“去工读化”和“再工读化”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法律的滞后，尤其是法律性质定位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工读教育改革的关键。矛盾且混乱的现状，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工读教育的性质定位进行反思。工读教育的第一属性，必须在教育和司法上有所抉择。重构后的专门学校保留原工读学校的特殊教育职能，作为义务教育的补充，而工读学校则保留在少年司法领域内，以保护处分理念为基础作为新的收容教养机构进行重构。这既是对前期改革的尊重，也是对少年司法现实需求的回应。

[关键词]工读教育 法律性质 性质重构

从1955年第一所工读学校诞生至今，我国的工读教育历经了一个甲子的变迁。在短暂的辉煌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工读教育便开始步人衰败的轨道。这一点突出反映在工读学校总数锐减以及学校生源的急剧萎缩上，即便是几代工读教育人的努力也难掩其颓败之势。然而这两组数据近几年却有了吊诡的变化：一方面学生人数较少招生依旧困难；另一方面学校总数不降反升。对现实困境的再认识和解读，正是我们对工读教育性质定位反思的缘起。

一、缘起：工读教育困境的反思

（一）工读教育现状考察

工读教育的画面经常落寞地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之中，一群被标签化的孩子，一类被边缘化的学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工读教育正悄然经历着一场变化。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2015年），我们尝试解读这种变化发生的深层缘由。从教育部公布的工读教育相关统计数据中，我们主要观察到三组数据的变化，就此进一步分析。

第一，工读学校数量稳定呈上升趋势。与之前急剧萎缩的态势相比，近些年全国工读学校数目大体稳定，并呈现上升趋势。对新增工读学校的考察，成为观察工读教育发展变化的重要线索。十年间，以2015年较前一年的增加最为明显，共新建7所工读学校，具体云南、广东、湖南三省各新建1所，贵州省新建4所。历年来各省之中又以贵州省的增势最为令人瞩目：2006年贵州省共有3所工读学校，2007年新增1所，随后至2012年一直保持为4所的数量。2013年继续新增加2所，2014年新增1所，2015年新增4所，2016年新增加3所。也就是说2006—2016年贵州新增共计11所，合计为14所，并一跃成为全国工读学校数目最多的省份。为什么贵州工读教育会有如此巨大的增速呢？这与其省内的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状况有关，数据显示，贵州省仅在校中小学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就有约240万人，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近年来，贵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从2013年全省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犯罪人员身份来看，未成年人占刑事罪犯的9.3%，而且呈现上升趋势。最为直接的政策关联是从2014年开始贵州省政府实施的未成年人专门教育的“育新工程”，该项政策要求“通过专门教育加强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各市（州）分别建设一所满足当地需要的专门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建设专门学校。

第二，工读学校学生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学生人数总体随着学校数目波动减少，但是近几年出现了随着学校数量增加，学生人数反而降低的吊诡现象。这一现象的唯一解释是原有工读学校人数不仅减少，而且减少的数量超过了新建学校的增加人数。原有工读学校总人数减少，却仍然不断有工读学校新建。从教育市场原本简单的“学生一学校”的供求链条中，无法解释这一反差现象。事实上原有工讀学校减少的大多是自愿入学的学生群体，而大部分新建工读学校中新增的则是强制入学的学生群体。新设的工读学校，教育对象主要是年龄在12周岁至17周岁，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轻微违法的流浪儿童、或者符合政府收容教养条件的未成年人以及进入司法程序但未被羁押、决定不起诉、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我们得以观察到，工读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趋势，工读学校的新设不仅来源于教育对象的自发需求，更是源自预防犯罪、防卫思想的政策性需求。

第三，工读学校专职教师人数持续增加。结合同时期学生人数减少的状况来看，总体上工读教育的“师生比”持续升高。在我们的原有认知之中，由于工读教育的特殊性质要求学校有较高的师生比，工读学校不仅招生难，招聘师资也难。然而从数据上看，师资的总数并不存在问题。比起招聘师资难，更大的困难应该在于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这是整个师资队伍的可持续建设问题。因此，工读教育有关师资方面的困难，并不在于编制少的问题，而在于政府对于学校师资人才培养的持续关注和加大投入。

另外，我国各地工读学校办学规模并不一致，办学水平差异也比较大。除了教育数据中的公立学校之外，还有一些民办的工读学校或专门学校，甚至有某些私人机构非法开设的“网戒学校”“纠偏学校”。这些民办学校或者私立学校以一种纯粹市场化的模式运作，它们的兴起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特殊教育需求的存在。然而，除了相关普通的民办学校的规定之外，教育部目前对于此类民办工读教育尚无完善的管理制度，这一领域鱼龙混杂、监管乏力，只能期待未来的政府能够有更多作为。

（二）工读学校困境分析

工读教育的困境由来已久，招生困难、规模小、经费紧缺、优质师资欠缺、理论研究匮乏、法律法规缺位……几十年前就被谈及的困境至今依旧是困境，然而时过境迁，我们对于工读教育困境的认知需要与时俱进。

第一，法律缺位，亟待立法。一直以来，专家一致认同工读教育发展最大的瓶颈就在于立法上的空白。工读学校存续了六十多年之后，至今仍然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除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零星法条规定外，还在生效的仍是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两个全国性文件。工读教育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四十年前的政策性文件早已严重滞后。

工读教育经历着教育学与法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且内嵌于社会转型之中。在不断的变革之中，事实上工读教育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从入学方式来看最初为强制性入学，1999年后改为自愿入学，近年来在一些新建工读学校中又重新出现强制性入学的趋势。招生范围既包括自愿入学的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也包括强制入学的符合政府收容教养条件、进入司法程序但未被羁押、决定不起诉、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非监禁刑未成年人和轻微犯罪行为的流浪儿童，而且从实际招生人数上来看甚至以后者为主。从法律性质上看，这些强制性的教育模式已经具有收容教养的属性，与工读学校本身的义务教育定位是有所冲突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的虚置、工读教育的法律定性模糊、工读学校的招生和管理没有法律保障，这些都是只能寄希望于立法才能破解的问题。

第二，工读学校招生依旧困难。招生和就业是任何一所学校的生命线，工读学校也不例外。人们普遍认同，工读教育招生的困境来源于“特殊”学生身份的“标签”效应。在自愿入学的机制下，在对其教育质量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没有家长和学生愿意“自投罗网”。于是，工读学校集体改名“去工读化”标签，生源从校内工读扩大到校外辅导，近三十年来工读教育改革围绕的核心问题其实始终是生源问题。

尽管工读学校的生源困境并没有多少好转，然而针对厌学、网络成瘾等各类不良行为的民办矫正学校却在野蛮生长。或许我们更需要转换视角，考察那些同样是择差，同样有着标签负面影响，甚至没有合法资质的矫正学校，它们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随到随学的灵活培训形式，广泛（甚至夸大）的宣传，完全的“记录消灭”，以及针对家长的各式公关，使得它们成为无奈家长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原有的体制之下，标签效应根本无法彻底根除，招生困难也是工读教育的办学常态。在坦然了这些之后，我们更应该做的是重视工读教育，加大政府投人，提高工读教学质量，扩大招生宣传，等等。

第三，工读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缺乏。教学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它不仅体现了一所学校的社会认同，更体现了其存在的意义。工读教育是一种特殊教育，普通学校的升学率、就业率、以及普通学校的质量评价标准完全无法对其适用，然而一个适合的评价标准却未能在该体系内建立。评估体系的存在意义在于，它既是一种用于考核、进行评价的监督体系，同时也体现人们对于该类教育标准内容及形式的期待。它首先建立在对工读教育的性质、目的有清晰定位的基础上，然而从现状的调查来看，现实中的工读教育其法律性质尚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

二、聚焦：工读学校定性的反思

工读教育的困境往往会被人们最后归结到立法缺失这一点上，而立法的首要问题便是对其性质定位要统一认识。我国工读教育的性质定位，主要体现在一些政策性的文件当中。最早的明确规定出现在1987年《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中，工读学校被界定为对有违法和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中学生进行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是普通教育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教育形式。二十多年后，在2013年《贵阳市工读教育管理办法》中工读学校的定性依然遵照了之前的提法。工读学校性质的表述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学校的性质不仅仅体现在文件的书面表述中，同时也体现在招生对象、入学方式、主管部门等其他方面。作为一类特殊教育，我国的工读教育不仅具有教育属性，同时兼具了一定意义的司法属性。从其诞生发展至今，总体上呈现出两种属性相互博弈、逐渐分离的特征。

（一）工读教育低调的双重属性

在工读教育的正式文件中，工读学校一直被定位为一类特殊的义务教育，对其的定义有意无意之间并没有任何司法属性的表述。而在法学家的眼中，工读学校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少年矫正机构之一，是一种性质类似于少年保护处分的措施。从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招生对象、强制性的入学方式、公安机关的介入程度，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教育属性之外，早期的工读教育一直暗藏着司法的烙印。

虽然之前有过几个关于工读学校的全国性专门文件，但是直到1987年才在国务院38号文件《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中首次规定了工读学校的性质，并系统规定了学校的任务、办学指导思想、招生对象等。工读教育的与众不同，尤其体现在公安机关的参与之中：首先，公安局拥有入学审批权，与教育局一道成为工读生入学必经的审批机关；其次，在经过审批后应该入学拒不报到的，或报到后又中途擅自逃离的，公安部门有督促人学的责任；最后，从领导管理方面看，工读学校的日常工作尽管由教育部门领导管理，但公安部门仍是主要协助机关，同时它还是工读学校管理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

总之，教育与司法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属性在这一时期的工读教育中，“低调”地得到结合。其中，教育属性被认为是工读学校的本质属性，同时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工读教育与司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工读学校司法属性的消逝

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工读生源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日趋减少，整个工读教育系统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全国各地的工读学校不得不改革求变，纷纷淡化工读痕迹。这场变革最为直接的原因是来自于招生困境之下人们对“司法标签”的归咎，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社会法治环境的提升。尽管本质属性的表述没有变化，但其附属的司法属性却逐渐消逝。

1994年5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工读学校可以挂两块牌子，对内是工读学校，对外改名为普通学校。至此，全国各地的工读学校纷纷步入了“去工读化”之列，而“去工读化”一定意义也就是“去司法化”。在随后的改革博弈之中，司法属性进一步逐渐被剥离，其分水岭为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颁布，主要体现在招生对象的改变、入学强制性的丧失、公安机关的淡出等方面。该法涉及工读教育共有两个条文（第35条和第36条）。尽管条文不多，但是对工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前一条将入学方式变为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由原来“强制性入學”变为“三愿意原则”（个人、家长、学校均同意）。后一条主要对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及学生平等待遇问题进行相应规定。除了教育、矫治外，还要对这部分未成年学生实施义务教育，司法标签明显变淡。

从工读学校的生源来看，原有的司法痕迹也愈发淡了。在强制性入学政策取消后，工读学校的招生尤为艰难，学校不得不逐步调整招生策略，扩大教育对象和范围。大多数的工读学校里，真正意义上的工读生只占少数。相对更多的是所谓的托管生，即因为行为习惯等问题，由工读学校进行“托管”教育的学生。

（三）教育与司法的分流

近十年来，工读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新趋势，虽然学生总数下降，但是工读学校的总数却在总体上升。经考察，我们发现这些新建的学校大多具有强制性为主的入学方式、公安机关的强势介入等特点。对比之下，新的工读学校似乎又回到了1999年以前，这无疑与现有的法律规范是相冲突和矛盾的。这一趋势为什么会出现，它们的出现又带来了哪些改变？

简单来说，出现的原因在于“现实决定于需求”。以新增工读学校的大省——贵州省为例，其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庞大的严重不良行为及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群体、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由于留守儿童中家庭教育的缺失，在现有未成年人矫正体系的不完备的法律体系之下，许多需要得到教育矫正的未成年人游离在社会上。这正是贵州省近年来大力兴办工读教育，加大改革力度的重要原因。

工读学校新趋势的出现，实际上加速了教育与司法属性的分流。工读学校强制入学方式自其出现始就成为争议的焦点，许多少年司法领域内的学者都更为赞成自愿和强制并举的方式。201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贵阳市工读教育管理办法》开篇第2条即明确工读学校是指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特殊教育的学校，是义务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和补充。但是在随后的第16条中规定了自愿和公安机关强制入学的两种模式。第17条进一步规定……经过确定应当进入工读学校学习而拒不报到的，或报到后中途擅自逃离的，公安部门应当积极帮助学校查找其下落并敦促其入学。大部分新增工读学校属于此类，仍然标榜特殊的义务教育定性，但是字里行间已经增添了不少司法的色彩。

更为特殊的一类新型“工读学校”，则以上海的新春学校（嘉定区工读学校）、新疆工读学校、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为代表。前两所学校都属于特殊的工读教育，主要以轻微犯罪的流浪儿童为对象，司法机关的介入明显加强。海口未成年法制教育中心其实也是以学校的形式运作，但从归属上已经脱离了教育机关的主管范畴，改由海口市司法局主管，是一种过渡性的教育矫治机构，甚至被认为是不同于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机构的第三种机构。其招生对象包括自愿和强制两种，实践中则以由公安及司法机关强制送人校的为主，包括不满14周岁的少年，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不予处罚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少年，因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行政拘留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少年，因初次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行政拘留的；有其他严重危害社会不良行为，不予治安处罚，不能进行少教、不够刑事处罚的12至17岁的未成年人；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流浪未成年人。从属性上看，它的司法属性甚至已经超越了教育属性，更大意义上成为了一家具有保护处分意义的未成年人矫正机构。

三、重构：工读教育的分流

在工读教育的新近改革试点过程中，一些带有超前性的工读学校开始突破原有的法律框架陆续兴建。这些新型工读学校的出现，使得工读教育定性不清的弊端得到一定的暴露，并引发了对现有工读学校定性的思考。迄今为止，工读教育几乎所有的改革努力都是围绕“去标签效应”进行的，但是这些改革努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假如不对工读教育进行真正性质上的彻底的重构，那么，工读教育制度的改革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重构后的专门学校计划保留在教育体系之内，去除对工读生的矫正教育部分，真正去司法标签，定性为一类特殊的义务教育。而工读学校将在少年司法领域内，以保护处分理念为基础作为新的收容教养机构进行重构。这既是对前期工读教育改革的尊重，也是对少年司法现实需求的回应。

（一）专门学校

我们正身处于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重构后的专门学校将以教育多元化为目标。作为一类特殊意义的义务教育，与之前不同的是其彻底的“去工读”性。它将继续沿用以往“三自愿”的入学原则，主要招收的对象为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或由于其他原因不适合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未成年人。这种改革思路是尊重多元化的教育理念下的产物，同时又具有现实可行性。

专门学校的重构在我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基础。工读学校改称专门学校，最早来自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修订。立法者的初衷是社会对工读学校存在偏见，对就读于这类学校的未成年人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减少这种影响，立法者采取了较为中性和温和的名称，改称这类学校为专门学校。这是继1994年开始全国各地工读学校更名之后，“去工读化”改革浪潮在法律上的进一步体现。从现实情况分析，大部分工读学校按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设置，遵循三自愿原则进行招生，在属性上隶属各地教育系统。工读学校的生源大多呈现“复合式”的特点，以上海彭顺工读学校为例，分为工读教育部（工读生）、托管教育部（普通学生）和对外服务部（校外帮教生）。由于实际中工读生的占比非常小，改革后的专门学校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彻底去除工读教育部分并非难事。

作为义务教育的专门学校，重构中依然存在一些需要警惕的风险。首先，要理性认识“新标签”的负面影响。专门学校在完全剥离了司法的“工读”标签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类特殊义务教育。这种教育首先是自愿选择的、不具备惩罚性的。按照这一设计，是不是就能因此完全摆脱招生困境呢？专门教育的意义在于提供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为那些不适应普通教育模式的未成年人提供适合的教育。但是专门学校是一种“择差性”学校，虽然去除了“司法”烙印，却仍然有“差生”的標签。按照家长和学生的普遍心理，除非万不得已，或者巨大的吸引力来平衡这种标签，否则仍然会排斥在此类学校就读。因此对于专门学校，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应该保持理性期待。

其次，要警惕与职业教育或者其他教育在内容形式上的趋同。从现有的情况看，工读学校采用普通义务教育的学制和教材，有些教学内容类似专业的职业教育，甚至一些工读学校和职业学校合作办学连名称也直接改为某某职业中学。专门学校本质上应该区别于其他普通义务教育学校，更加灵活多元、更具个性化特色。它既包含义务教育的内容，更应该包含行为矫正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学历教育，同时也可以是非学历教育。总之，专门教育应该以个性化教育为目标，以未成年人终身发展的理念为指导，不断探索丰富并提高教育的培养层次。

最后，要避免办学主体单一化，以构建多元化的教育发展为目标。专门学校的办学基础在于教育的多元化理念，它不仅是内容、形式的多元化，同时也应该是办学主体的多元化。要充分重视对现有教育市场中“矫正”学校的监管，建立行业准入门槛，进一步鼓励并规范民办专门学校市场。在专门教育市场中只有引入适度的竞争，才能提高教育发展的活力；加强有效的监管，才能引导竞争有序进行。同时，要警惕与职业教育或者其他培训类教育在内容形式上的趋同。

专门学校本质上应该区别于其他学校，更加灵活多元地拥有自己的特色。它包含义务教育的内容，更应该包含行为矫正方面的内容；它可以是学历教育，同时也可以是非学历教育。正如工读学校刘燕校长所说，它可以是一种陪伴式教育，为一些未成年人提供学校保护甚至部分家庭保护的成分，提供个性化教育来修复他们在成长中心理受损的部分，调整他们的外在行为，建立或完善他们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和积极的自我评价体系，提高他们学习和生存能力，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总之，专门教育应该以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的理念为指导，不断探索提高培养层次、向社会延伸服务。

（二）工读学校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类风险聚集引发公共安全焦虑，加之一些以限制、剥夺人身自由为内容的行政性管控措施的废除，中国的刑法立法观日益转向积极主义、功能主义。①实践中工读教育的教育属性与司法属性逐渐分离，重构中的工读学校，将不再被视为义务教育的范畴，而是彻底向司法转向。将以保护处分理念，结合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综合设计。多年以来，为了顺应义务教育的性质，工读教育的改革一直以弱化司法色彩为核心。一方面，这起到了抑制教育中负面标签的效果，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司法实践中的收容和矫正需求却因此被长期忽略，这一内在需求正是“强制性”工读学校重新出现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有的少年矫正机构大致包括工读学校、少年教养所、社区矫正机构和未成年犯管教所。然而在现行法律中，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的关系并未厘清。刑法中的收容教养，指对那些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而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但是无论是《刑法》还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没有就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的内容、程序、执行等作出进一步的规定。理性中的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应该分级分层次，计划包括专门学校、工读学校、社区矫正机构和未成年犯管教所等。工读学校的改革出路，应该在未成年人矫正体系内进行重构。完善收容教养法律体系，明确矫治方案，是有效预防犯罪的现实要求。收容教养的核心在于“教”，教育工作应当是收容教养制度最重要的内容。

工读学校将被设计作为一种新的收容教养机构进行重新定位。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要警惕机构收容处遇的弊端。早年被机构收容的经历对未成年人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为各国研究者所重视。在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念下，机构收容应该慎之又慎。具体来说，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首先，最小干预原则。严格限制收容教养对象的范围，只保留实施“犯罪行为”，而不能扩大到轻微或者严重违法的那部分未成年人。具体来说，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实施犯罪行为，但因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的；二是没有其他能够实施适当教养的条件。

其次，程序保障原则。尽管工读教育属于半开放式的处遇，但它仍然对人身自由有所限制，是一种具有惩罚性的处遇。因此要求法律层级的立法明确，并由法院以裁决的形式作出。对于是否有其他合适的收容教养条件，要进行重点审查，并且只有在穷尽了其他的可能之后才能适用。

最后，适当性原则。适当性首先体现在收容的时间上，由法院根据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裁定，并且受到最长收容时间的限制。此外，区别于旧的少年教养所，根据对象不同工读学校的收容方式可以选择封闭式或者半封闭式。在教育内容上不拘泥于职业教育或者义务教育的内容，在形式也可以选择不同时间的培训项目形式，以适应不同对象的不同未成年人的需求。

结语

几十年来，工读教育一直处于困境的洪流之中。最终要走出困境，未来的改革必须要有新思路。教育和司法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属性，第一属性该如何选择？现实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正是在两种性质需求的潜在作用下，如今全国的工读学校进一步走向分流，一部分保持特殊教育的性质，而另一部分则从教育转向司法靠拢。作为教育部门的专门学校與作为收容教养机构的工读学校，必须在性质上有所分离才能有所发展。厘清这些之后，我们期待着多元化理念下的专门教育以及保护处分含义下的工读教育的共同发展。

作者：周颖

危害公共安全的法律教育论文 篇2：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范与价值构建

摘 要:近期由醉酒驾驶、飙车等“高危驾车”行为引发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频发,而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该行为定罪量刑的争议不断。而以有利于司法裁判为出发点,由规范与价值的二元视角为方法论,展开对“高危驾车”行为的主客观分析,可以确定上述行为能否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由驾驶人在事发之前、事发之际与事发之后的行为事实为根源,分别抽象出“模型化”的证明方式,以推断其主观意识与意志因素,进而确定其主观罪过;在客观方面,对“高危驾车”案件所具有的共同行为事实进行价值抽象,以构建出广泛适用的客观行为评价模式,由此形成对类似案件的一般评价规则。

关键词:高危驾车;危险方法;公共安全罪;主观罪过;客观行为;评价模式

On the Regulation and Value Construction of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afety in a Dangerous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risk Driving”

ZHAO Dameng

(School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China)

Key words: highrisk driving; dangerous way;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afety in a dangerous way;subjective fault; objective behaviors;evaluation model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8日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明确了此后处理“高危驾车”案件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导致危害后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应当依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以有效打击、预防和遏制醉酒驾车犯罪的多发、高发态势^[1]。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高危驾车”行为定罪处罚的态度是在刑法规范判断与政策价值评判之间的折中选择,旨在达到法律与道义的兼顾。“统一裁判标准,依法正确审判”蕴含的是公平正义的刑事法律效果,“警示、教育、预防、杜绝”涵盖的是稳定、和谐的社会效应。但是,“高危驾车”行为的主观罪过是否为间接故意,抑或是轻信过失;其客观行为是否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构成;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如何更好地协调;刑法的规范判断与价值指引怎样才能更好地统一,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根本的解决。鉴于此,笔者以“高危驾车”为视角,通过规范判断和价值评价的二元方法论,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进行分析。

一、“高危驾车”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主观罪过考量

(一)刑法规范判断与刑事政策价值评判之冲突

由刑法规范层面评价,对“高危驾车”行为定罪量刑产生争议的根本在于行为人主观罪过的确定,即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的区分问题,然而,“王卫斌案”、“胡斌案”、“孙伟铭案”在相关问题上的判决却是大相径庭。形成这种司法判例差异性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纯粹技术层面的刑法规范评价,更出于严打的刑事政策因素与公众的社会舆论压力,实质是法律效果要求的刑法规范评价与社会效果要求的刑事政策价值评价的冲突。说到规范与价值的相互关系以及区别,我们不得不提到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为人类提出的“事实——价值”二元命题。刑法根据预设的、虚拟的犯罪事实设置一定的犯罪模式,这是一种法律规范;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一客观事实一旦符合法律规范,就变成法律事实。但就其本身来说,法律事实依然是一种客观事实。在这个事实当中,本没有价值的存在,但人们可以给它一个价值。价值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的活动主体——人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对客体设定的一种精神取向。于是由于人的精神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人们对同一个客观事实产生不同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就不足为奇了^[2]。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之后,司法裁判者对行为人的抽象主观罪过进行的评价,是一种运用自身形而上的法律逻辑思维对既定客观事实所反映出的抽象主观心态的评价过程,也就是运用一种法律思维模式对客观事实进行评价以最终论证出主观故意抑或过失。司法裁判者自身的价值好恶以及社会舆论和公众的价值取向将不可避免地掺杂于评价过程,使得司法领域中刑法的规范判断受到起伏不定的群众情感的影响,产生舆论引导司法、媒体“指挥”司法的不良现象。这在刑事司法领域内是应极力避免的。因为对一种社会行为好恶的价值评价是由立法解决的,立法将某种类型化的行为通过对其价值评判一切为二,恶的归为犯罪,写进刑法;善的或者中性行为则排除出犯罪的范畴。法官在之后的司法中只能运用这种既定的刑事法律规范对客观现象进行规范判断,客观事实属于立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则依法定罪量刑。故在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时,只能是对客观行为反映出的主观心态进行刑法规范评价,坚决排除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价值导向。对“高危驾车”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判断和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观责任判断亦是如此。同时,根据司法实践领域长期以来对“高危驾车”行为的定性,若是可以排除嫌疑人希望、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多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但是,近期“高危驾车”行为导致重大人身伤亡案件的频发、不同社会阶层矛盾的深入,使得对“高危驾车”行为的定性不再是单纯的刑事司法活动,而是备受社会关注的政策性问题,因而司法机关在裁判该种案件时既要满足法律效果做好刑法的规范评价,又要兼顾社会效果做好刑事政策的价值评判。两种不同层面的评价准则在一定领域内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需要立法和司法作出选择。

(二)“高危驾车”主观罪过之刑法规范评价

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只是抽象的思维模式,“客观的事物无法直接回答主观的性质问题,主观的心理性质应当由主观的心理事实来回答” ^{[3]171。这就引发出认定主观责任的矛盾所在:假如嫌疑人在接受审问时能够实事求是地予以回答,那么其主观罪过固然容易判断;但这种假设实践中基本不存在,趋利避害、避重就轻是人的本能,司法中无法期待一个正常人能够一厢情愿地陈述对自己有害的犯罪事实。即使嫌疑人和盘托出案情,司法机关对其利己言词仍持怀疑态度,在定罪量刑时仍需客观证据辅佐。既然人类的主观罪过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思想体系,无法塑之以形、触之以物、见之以表,所以才需要通过现实存在的行为事实对其进行评判,才需要借助客观的具体行为准则对其进行归纳总结,以使主观抽象思维表现于外,形成客观的评判准则,进而达到定罪量刑的主客观相统一,即由客观印证主观的推理模式。实践中的所有行为均是在行为人意志支配下发生的,进而成为裁判者评判行为人意志的客观事实依据。即使这些客观行为本身有时无法直接印证嫌疑人的主观罪过形态,但是对所有客观事实中的各项因素综合考量,其必然涵盖着一定程度的主观意识与意志内容。这一过程在刑法规范领域中也就是客观事实推断主观罪过的逆向逻辑。相比之下,这种法律推理逻辑远比嫌疑人的口述证据更加真实与客观。据此,在区分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界限时,司法裁判者的首要任务应是在刑事法律规范的层面借助客观事实对被告人主观罪过进行辨别。}

照此逻辑,第一步应是对客观行为事实进行归类,哪些用以评价“高危驾车”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内容,哪些用以评判其主观意志倾向。第二步应是对分类后的客观事实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区分评价,分别通过对意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各自支配的事实行为进行分析考量,将抽象的主观罪过尽可能地还原为最接近客观的状态,从而辨别出行为人主观上到底是对法益积极蔑视的间接故意,抑或是对法益消极不保护的轻信过失。

1.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的客观事实,印证“高危驾车”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因素,及其规范评价规则。首先,人类正常的思维逻辑是先有对客观事实的一定认知与预见,即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或者对象受到实质侵害之前的各种客观事实的预见,此后才会产生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对自身行为的控制与调整。简言之,意识在前意志在后。是故,在犯罪行为对刑法保护的法益或对象发生实质侵害之前的一系列客观事实是对行为人意识因素的证明,是对行为人认识与预见危害结果发生可能性的印证。详言之,这些事前事实包括:(1)行为人自身状态。具体包涵侵害事实发生之前行为主体所具有的相关阅历、技术、能力、知识、精神、经验、情绪、健康、智商等客观综合条件。在“高危驾车”案件中,倘若同样是在公路上飙车,一个缺乏驾驶经验的“本本族”可能会认为只要其精神高度集中,专注驾车,及时踩刹车,就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而一个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老手也可能认为凭借自身的熟练技术专心驾驶,也能够避免交通事故。诚然,二者在实际中无法确定是否引起危害结果,且主观层面也均不积极追求、不肯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在上述情况下结果发生的或然性程度不一,意识倾向程度亦不一。(2)危害结果发生前的外界环境因素。具体包含结果发生之前行为人所处的外界社会环境条件和自然环境条件,在“高危驾车”犯罪中系指驾车时道路的车流、人流、路况;汽车的年限、车况、速度;外界的温度、湿度、光线、天气、风速等时间与空间环境。同样是醉酒驾驶,行为发生的环境不同,主观意识也不一样。如光线充足的晴天和大雾雨雪的阴天;如夜深人静之时与车水马龙的白天;如道路颠簸的乡间小道与一马平川的高速公路。诸如此类的外界客观环境事实之差异影响着危害结果发生概率的大小,也间接反映了行为人主观意识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与预见。

其次,在传统观点中,上述内容当归属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根据,应评价为意志因素的外在表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被告人对结果的产生是否持否定态度^[4]。对此笔者持质疑态度。从刑法规范评价的角度出发,以间接故意为例,当危害结果尚未实际发生时,这些事前的客观因素与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缺少关联性。因为“实际结果尚未发生,则间接故意之放任心态与可能出现的危害结果之间的主客观因果关联便无以辨别,这也是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未遂形态的根源。行为结果产生以前的客观事实与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间缺乏因果联系,就难以证明嫌疑人是否对危害结果的产生漠不关心、听之任之,此刻所印证的只是其事前对行为导致实际危害可能性的主观认识要素,这属于意识因素的客观表现” ^[5]。典型的如此例,在深夜,一位驾驶技术非常娴熟的老司机在人迹罕至的高速公路上飙车,当其看到远处似乎有修路工人在路旁施工可能影响通行时,不但没有减速避让,反而继续猛踩油门,以致撞伤工人。本案行为人对撞伤他人当然持间接故意的放任心态,然而结果发生之前的诸多客观事实仅仅是印证了行为人预见到事故发生的概率较小,这更倾向于轻信过失的意识心态。倘若将事前客观事实归于意志因素,则极易得出本案行为人属过失犯罪的错误结论。

最后,“倘若由‘质’的角度分析,间接故意的‘明知’与轻信过失的‘已经预见’均是行为人对自身行为的性质、行为涉及的客观对象与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有所认识,故二者具有同一性;但如果从‘量’的层面考量,行为人根据自身需要的动机刺激及其过去的知识经验不同,对客观外界事物的认识程度就有所不同,则二者又具有差异性”^{[3]178-180。是故,对主观意识因素的辨别,势必从“量”的程度差异着手。详言之,在危害结果产生以前,行为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其实际发生的概率大小难以准确把握,这种结果的盖然性包含其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也正是意识因素中认识与预见程度的差异所在。进一步展开,危害结果发生盖然性之概率大小,与行为人避免结果产生的可能性成反比,与其认知与预见程度成正比。具体而言,在“高危驾车”案件中,倘若交通事故实际发生之前的诸多客观事实能证明事故发生的概率越高,则驾驶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就越全面,其主观预见程度就越大,主观上积极避免结果发生的概率就越低。这种客观事实便证明了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一般归属行为人主观认识因素内容,而非其预见不足或估计错误,常常评价其为间接故意。如车水马龙的上下班高峰期行为人在都市主干道上飙车,对其评价应倾向于间接故意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反,交通事故实际发生之前的诸多客观事实倘若能证明事故发生的概率较低,则驾驶人对危害结果就越缺乏认识,其主观预见程度就越小,主观上积极避免结果发生的概率就越高。也就是倘若在即将发生交通事故之际,面对迫在眉睫的侵害,驾驶人极有可能选择急踩刹车,停止前行,抑或强行变道等积极的回避措施,则最终交通事故的出现一般评价为行为人认识不足或预见错误所致,而非其事先的主观认识内容,故裁判为轻信过失的交通肇事罪。例如夜深人静之时在空旷无人、人迹罕至的封闭的高速公路上飙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是故,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以前,包含转变为现实性或不转变为现实性两种形态,在后续行为中是否实际转化,间接故意属于“既定可能性”,转化的盖然性较高;轻信过失属于“假定可能性”,转化的盖然性较低。上述事前客观事实所反映的对结果发生可能性认知程度的差别,也为在刑法规范层面评价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意识因素的界限提供了客观依据。}

2.危害结果发生之时的客观事实,印证“高危驾车”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因素,及其评价规则。首先,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均需要产生实际危害结果后才能定罪处罚,正因如此,也只有当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开始转为现实性之际,二者对结果发生的主观意志上的放任和轻信的界限才得以辨别。具体而言,犯罪行为对刑法保护的法益或对象产生具体的、实质性的侵害之际与侵害之后的诸多客观事实,用以证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掌控程度,也即证明其主观意志因素中对结果的放任抑或轻信。危害结果发生之时的客观事实系指“高危驾车”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实际发生过程中的客观行为表象,主要指行为人应对突发冲撞过程中是否采取处置的措施,采取措施的方式以及措施的有效性等。例如飙车案中发现道路中有行人穿越,十字路口亮起红灯等情况,驾驶人是否有应急举措,采取何种处置方法以及最终事故结果等。详言之,指行为人是继续高速行驶甚至猛踩油门加速前进,还是连续鸣笛、频闪车头灯,抑或是立刻制动、强行变方向。上述客观因素均反映驾驶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控制态度及控制程度,进而为评价其主观意志形态提供客观依据。当然,实践中还应该综合考虑诸如吸毒、醉酒后驾驶人神志不清甚至昏迷这种主观原因引起的行为人在危害结果发生之际实际丧失控制能力的特殊案件。

其次,在意志因素层面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均不希望、不肯定、不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在对结果的态度上二者存有实质性差异。“直接故意之意志因素系‘希望发生侵害结果’,过失之意志因素系‘希望不发生侵害结果’,而存在于‘希望发生结果’和‘希望不发生结果’之间的便是放任心态”^{[6]241。也就是说,从对待侵害结果的心态上分析,轻信过失相比间接故意表现得更加积极,前者属于主动地“希望不发生”,后者属于被动地“不希望发生”。是故,在司法实践中倘若客观事实能够证明这种主动“希望不”心态,那么一般评价为轻信过失之意志因素,反之,如果难以证明,则一般归属被动地“不希望”心态,评价为间接故意之意志因素。遵循此逻辑,侵害结果实际发生之时的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事实正是为“希望不”与“不希望”的区分提供证明。详言之,如果构成轻信过失之意志因素,则在事发之际,行为人必须采取了相应的回避举措。采取回避措施之目的在于阻碍危害结果的实际产生,从而能够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反对、否定的意志因素。至于危害结果最终仍然发生,则是由行为人采取的方法不合理,方式不科学,举措不可靠,过高估计措施的效果与作用所致。在“高危驾车”案件中,回避措施又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措施系指驾驶人在预见有阻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出现时,主动采取的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包括在发现危险情况之际驾驶人主动连续鸣笛,高声呼喊,及时制动,频闪车头灯,转向变道等客观情形。消极措施系指驾驶人在事故发生之际,自以为凭借其自身主观因素与外部条件能够达到避免事故发生的效果之情形,包括凭借其驾驶技术的娴熟、车况的优良、路面的顺畅、天气的保障、车速的适中、距离的适当等诸多客观事实,驾驶人主观判断不会发生交通事故。总之,无论采取积极抑或消极的回避举措,均在实质上反映出驾驶人对危害结果的反对、否定心态,均源于对事故发生之际客观事实的轻信而不慎引起实际结果的发生,更倾向于轻信过失之意志因素。反之,如若驾驶人自身与外界条件不存在任何能为其提供主客观凭借的因素,只是其“天真”地认为侥幸能够回避,抑或是驾驶人在事发之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仅仅是任由高危驾驶行为继续自然发展,进而产生事故,则驾驶人本质心态上是对危害结果的听之任之,一般评价为间接故意之放任心态。}

3.危害结果发生之后的客观事实,印证“高危驾车”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因素,及其评价规则。首先,将危害结果实际产生之后行为人表现出的种种客观行为综合起来,用以考量其事后的悔罪态度如何,推导出其在结果发生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控制因素,最终证明其主观意志形态。在“高危驾车”案件中,嫌疑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表现主要有三种:主动熄火停车、积极救治伤员并及时报警;不顾被害人伤亡情况,匆忙驾车逃逸,逃逸过程中又造成其他危害结果;为毁灭证据掩饰罪行,将被害人藏匿甚至倒车碾压。上述事后的行为事实不仅是量刑情节的考量因素,也印证出行为人主观意志因素中对危害结果的肯定抑或否定。在上述三种具体行为中,相对复杂的是对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案件的评价,需要综合权衡事先行为与逃逸行为的性质特征。

其次,危害结果发生之后行为人自身的客观表现与外界客观事实主要为评价其先前行为与罪数关系提供证据。具体在“高危驾车”案件中,当事故发生以后,驾驶人员面临着诸多需要紧急处理的客观情况,如及时报警、救助伤者等,驾驶人是否履行上述由其先前行为所引起的法律义务,及其履行的态度如何,为刑法评判驾驶人之主观意志因素提供有力证据。如若驾驶人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如及时停车报警,采取急救措施,高声呼救等,则反映了行为人事后悔罪的心态,一定程度上证明其对侵害结果的反对、排斥、否定心态。倘若驾驶人有能力与条件履行义务却拒不履行,如撞车后不救助伤者,甚至拖拽、碾压伤者,则反映了驾驶人对危害结果的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心态,同时还可能涉及对驾驶人的数罪并罚问题。

4.上述三要素的综合评价规则及其证明力大小。首先,一般情况下,真正对主观罪过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意志因素,并以事发之际的客观行为事实印证的主观意志为核心,其证明力最大。虽然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的意识与意志因素都存有差异,但相对于意志因素来讲,意识因素毕竟仅仅是驾驶人对其危害结果发生可能性之认识与预见,处于一种抽象的不确定状态。如果只是依据这种事发之前的客观事实所印证的意识内容作为评价准则,则难以彻底辨别出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态。是故,在多数“高危驾车”案件中意识因素只是作为区分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的参考内容。换言之,即使驾驶人预见到事故发生具有“既定可能性”,依旧不排除主观轻信过失的可能;即便行为人认识到事故发生具有“假定可能性”,仍不排除主观间接故意的可能。此外,同样能够印证意志因素的事发之后的客观行为可作为对先前行为之主观罪过的补充证据,且可能涉及行为人罪数形态的问题。其次,在特殊个案中,驾驶人事发之际的客观行为可能部分或全部缺失,以致难以通过一般评价规则证明驾驶人的主观意志形态。在这些个案中,意识形态就起到评价主观责任的决定作用,一方面直接印证驾驶人对侵害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见与认知程度,另一方面构成间接评判其意志因素的核心证据,即当预见到侵害结果发生的“既定可能性”时,推断为放任心态的间接故意;当预见到侵害结果发生的“假定可能性”时,推断为轻信心态的轻信过失。当然,此种情况下事后的行为特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主观意志因素,但也只是作为对先前行为主观罪过的补充证明,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 “高危驾车”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客观行为考量

由于客观行为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事实状态,故需要抽象出这种事实所具有的一般价值准则,需要通过形而上的价值评判标准对形而下的行为事实进行司法评价,以使客观行为抽象为具有评判功能的一般价值准则,达到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处刑原则。以此为逻辑起点,在上述对“高危驾车”行为的主观论证中,已对其客观行为表象进行了初步分析,以验证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是否满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要件。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要件展开论述,首先由刑法规范层面解析“公共安全”之认定,再由价值层面阐述“危险方法”之内涵,并与“高危驾车”行为的客观事实进行对比,以验证驾驶人的客观行为是否满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构成模式。

首先,具体危险犯存在确定的指向对象,是被现实化的危险。换言之,只有“高危驾车”行为的客观危险指向确定时,具有现实紧迫的危险性时,才能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要件,也即驾驶行为本身在引起实际危害结果之前,具有致使多人或不特定人重伤、死亡结果的高盖然可能性,且这种可能性随时足以转化为现实性。详言之,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界限在于:前者必须辨别出危险的指向,危险是被确定化与具体化的,且“面对该危险的法益在正常的发展情况下会遭致可罚性的损害”^{[6]140;而后者不要求具备具体指向性的危险,其危险是潜在的、非现实确定性的。在德国最高法院判例中更注重该理论,“依据前述标准,当一名醉酒的卡车司机将汽车驾驶成‘严重的蛇形路线’,但仍没有造成严重交通事故时,便还不存在具体的危险;此外,由那种对同车人的严重风险中,当该驾驶行为仍没有几乎造成交通事故的时候,就无法引导出具体的危险”[7]。例如驾驶人甲在路况良好,车流正常的高速公路上飙车,这种飙车行为肯定具有抽象危险性,即任何潜在的正常行使在高速路上的汽车都可能会因此引发交通事故;然而,这种飙车行为尚未具备具体危险性,只有当甲飙车行驶在人群密集的城市商业街道中时,而且由正常第三者驾驶人的角度分析,在如此短暂的距离与时间内已无力刹车,且即便采取制动措施也难以避免伤亡事故发生,才可以判断具体危险的存在。这种“高危驾车”情况下的危险才具备具体指向对象,且在正常的客观事实下可以致使人群遭受可罚性侵害。}

其次,这种对客观行为的价值评价模式可能存在一定的质疑,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质特征在于多人或者不特定人的伤亡,其是否与要求《刑法》第114条具备危险的现实性与具体确定指向性相矛盾。答案是否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不特定”不代表“不确定”。不特定系指行为人选择侵害对象上的盲目性与随机性,以及危险行为在客观上的扩散性,并非指损害的不确定。然而在客观事实上,具体危险犯之危险必须已然确定,该“确定”系指侵害危险的客观指向已经确定,危险已经具备现实化,但是该危险针对的行为对象未必是因行为人的预想而被特定。如行为人甲伺机将仇人带到荒无人烟的山洞中,并放火将其烧死,因为行为对象明确、特定,放火行为的危险没有扩散性,故构成故意杀人罪。相反,行为人乙向仇人所在的电影院泼洒汽油并大面积纵火,除了侵害仇人生命安全之外,该行为的危险具备扩散性,但其危险指向业已确定,即当时电影院中的观众,故构成放火罪。当出于偶然电影院没有燃烧,虽然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不特定,但是危险已经确定针对着电影院内的观众,危险具备了具体的指向对象,依旧构成爆炸罪。

再次,具体危险必须直接与犯罪的实害结果密切相连,即具体危险正常发展之后便导致可罚性的侵害。详言之,具体危险的正常发展状态最终是引起法益的损害,除非出于正常人意料之外的偶然因素导致结果未发生。刑法理论层面,立法者出于对法益提前保护之要求,将结果犯提前设定为危险犯,是故,犯罪结果和具体危险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必须肯定具体危险犯正常发展后必然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判断。而实际结果的不发生是源于行为人合理预见以外的偶然因素。如前述纵火案例中,原消防军官转业的影院老板带领其由退役消防兵组成的影院全体职工在危急之刻扑灭大火,避免重大火灾与重大伤亡案件的发生。这种情形是行为人事前无法预料的,并且“法律亦难以允许这种危险的投机性预期”,因此危害结果与具体危险之间的正常联系被阻断,系完全出自偶然因素。

最后,在“高危驾车”案件的客观行为中也是如此,对上述理论的运用可以分为三类进行讨论。其一,倘若驾驶人在夜深人静之时,驾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空旷道路,无论其是醉酒驾驶,还是吸毒后驾驶,抑或是飙车,客观上都难以具有致使多人或者不特定人重伤、死亡结果的可能,其行为不具备客观价值上的危险相当性,亦不具有被现实化的危险或者存在确定指向对象的危险,故在客观要件上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时亦无需再对驾驶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考量。当然,如果驾驶人怀着寻找、杀害仇人的心态飙车冲撞特定仇人,则一般评价为故意杀人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如果驾驶人怀着报复社会、开车冲撞、碾压人群的心态实施上述行为,则一般评价为想象竞合犯,当然该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其二,倘若驾驶人在车流正常,通行顺畅的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其“高危驾车”行为固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仅仅满足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即对潜在的行驶在公路上的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尚未达到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程度,一般难以造成不特定或者多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故不具有客观价值上的危险相当性,一般亦不评价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如果产生实际危害结果,则需要综合考虑驾驶人的主观罪过要素,按照上文主观责任的确定原则评判其罪过,一般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如若未产生实际危害结果,则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其三,倘若驾驶人在人群密集的城市步行街醉酒飙车,且出于正常第三人的角度考虑,在如此高速行使的情况下,即便立即制动也难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在客观上成立具体危险犯。与此同时,按照上文客观印证主观的评价模式,该驾驶人在事发之际的高危客观行为足以印证出其主观罪过的故意要素。依据主客观统一的定罪标准,若出于偶然尚未产生伤亡结果,则构成《刑法》第114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引起多人或不特定人重伤、死亡结果,则构成《刑法》第115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参考文献:

[1] 陈永辉.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N].人民法院报,20090909.

[2] 杨兴培.犯罪客体—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6).

[3] 刘宪权,杨兴培.刑法学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阮齐林刑法基础课堂笔记[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6-57

[5]李兰英.间接故意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1.

[6]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76

[7][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76.

[8]高艳东.谨慎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相当性[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5)

(责任编辑:黄小芳)

作者：赵大萌

危害公共安全的法律教育论文 篇3：

大学首先要培养现代合格公民

[摘 要]本文结合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高等教育不仅要使大学生“成才”，更要使大学生“成人”。通过加强道德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公共意识，以及建立公民教育机制和拓宽社会实践渠道，使每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成为现代合格公民。

[关键词]道德教育 法律知识 心理健康教育 公共意识 公民教育 社会实践

大学教育最基本的责任是将青年学生首先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大学是人类传承文明、创新文明的主阵地，现代大学具有教书育人、服务社会、引领文化三大主要功能。其中教书育人是第一位的，千教万教，教人“成人”“做人”，首先要使学生成为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行为规范，履行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的“国家公民”。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对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奠基、引领和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教育观念上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偏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而对大学生将来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引导不够，对大学生怎样扮演现代公民社会角色的“社会人”教育不足，缺乏规范系统的公民行为训练。高等教育必须转变这一观念，大学不应只成为“职业训练所”，更要培养新一代具备合格公民意识的“有德性”人才。大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民族发展和未来。因此，大学必须把培养合格的公民作为最基本的任务，加强公民教育，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现代合格公民。

（一）在大学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道德教育、法律知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公共意识等教育, 把培养合格公民作为大学最基本的任务

1.加强学生道德教育。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精神世界，社会上某些拜金主义、诚信缺失、欺骗欺诈、贪赃枉法等现象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道德教育带来负面影响。调查显示，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和教育方式不当，导致他们从小娇生惯养，经不起挫折，比较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诚实善良的传统美德等。

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光有品行没有知识是脆弱的，但是没有品行而光有知识是危险的，是对社会的潜在威胁。在大学生中深入扎实地进行道德德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学校培育合格人才的一项根本任务。大学的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三项内容，三者有着内在辩证统一性。道德教育为人生奠基石，政治教育为人生领航灯，思想教育为人生方向盘。

2.普及学生法律知识。法律是生活的准绳，大学生如果缺少法律知识，往往会视眼模糊，是非不清，难免会陷入社会上的各种诱惑之中，可能会迷失方向而不能自律自拔，在自毁前程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这也是我们现在仍然经常听到或看到大学生有盗窃、吸毒、斗殴甚至杀人等违法犯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律知识的培养使得学生明白法律不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而是最大程度地保障人身自由的，是维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需要的秩序和环境的保障体系。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依法正确行使、维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不侵害他人的权利。法律以其特殊的强制力保护和促进社会的道德规范及观念的传播与发展，抵制和削弱消极、腐败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所以，在进行道德建设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法制教育的重要作用，法律实施中的效益及影响，给学生以心灵的观念的渗透和震撼。

3.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根据调查，对刚离开高中校门，又要与父母长期分离的大学生来说，大学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学习自主性和独立的生活能力，学习与生活由“他管”突然变为“自管”，过渡太快，学生在心理上就会产生不适应感；激烈的社会竞争和严峻的挑战增加了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因此，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对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心理健康的标志是知、情、意、行的统一，是人格完善协调，社会适应良好。心理健康可以使大学生克服依赖心理增强独立性，积极主动适应上大学后紧张的学习、严格的纪律、生活的环境，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大学生活；健康的心理使大学生能够正确面对困难、挫折与挑战，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增强对复杂社会的适应能力，也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坚实基础；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乐于与他人交往，在交往中能用理解、宽容、友谊、信任和尊重的态度与人和睦相处，同时能自觉地认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培养遵守纪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习惯；心理健康可以让大学生学会自我调节，正视现实，保持同现实的良好接触，从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环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4.培养学生公共意识。公共领域是每个公民共同需要、共同拥有的生存、生活环境。作为文明社会的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公共安全，恪守公共道德，都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培养学生的公共意识，成为高等学校“成人”教育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现象的膨胀，校园里的清纯、热情、信任、团结、友爱之风受到挑战，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受崇尚自我的影响，比较缺乏集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缺乏爱心和正义感，对他人漠不关心，见难不助，见义不为；心胸狭窄，好嫉妒，不容人，人际关系紧张等等。持这种观念的人其根源就在于缺乏作为社会公民应有的公共意识。

集体意识或他人意识的养成是公共意识的核心因素。集体意识的最好体现就是强调合作意识、协作精神。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集体目标不是由一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的，必须与他人合作，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集体意识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能够求同存异，做到“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需要全社会、各民族、各人群同心同德、团结协作。

提倡“仁爱”思想是培育公共意识的必要前提。所谓“仁”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要用爱心对待别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用爱心去爱人，这种爱一定是真诚的、无私的。“视人若己”，“老吾老”到“老人之老”、“幼吾幼”到“幼人之幼”是“仁爱”思想所体现的“待人”的重要原则。要“与人为善”，以善心对待人、帮助人，为他人做好事，并且以帮助他人为快乐。通过“仁爱”思想教育，使大学生形成“宽容、友爱、无私、助人”的精神，并渗入到心灵，自觉地指导自己的行动。

（二）大学应开设公民教育课程，建立专职公民教育工作队伍，完善管理机制，构建公民教育平台

1.立足现实，借鉴国外公民教育的经验，开设我国公民教育必修课。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全部内容，以法律知识的传授替代了公民的责任、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必须转变这一观念，建立新的符合实际的公民教育理念。 世界上许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公民教育，翻开这些国家的学校课程计划，均设置了独立的或综合的公民教育课程，讲授公民的权利义务、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以此在新生一代中培养和强化公民意识，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我们可借鉴其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立足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继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明确公民教育的目标，通过整合并丰富已有的思想道德教育、法律等课程，在大学中开设内容丰富的独立或综合性的公民教育课程，将公民教育课程纳入必修课，使大学公民教育落到实处。

2.培养大学生公民教育工作者，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大学生公民教育要在现有师资的基础上，将有责任心的、人格高尚、又有一定管理经验和教育方法的老师组成专业的公民教育工作队伍，进行指导培养提高，使他们科学地掌握公民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并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定势与行为规范由被动到主动成长为一个合格公民。提高教师的素养，教师在言语举止、工作作风上表现出的气质风度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的表率作用远胜过训导中实行的戒律，使学生从教师身上学到良好的公民道德风范。在学校内部成立各级公民教育工作组，加强理论研究，使大学成为推进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基地和公民教育人才培养基地。

3.明确公民教育的目标——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大学生的社会角色首先是公民，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是国家和社会对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合格公民不是先天生而具有的，而是通过教育、熏陶、模仿而习得的，其中学校教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对大学生开展公民教育既要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教育他们掌握基本的参与国家和社会民主生活的实践技能，形成民主的生活方式，养成自觉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习惯，更要增强学生的责任感，激发学生履行公民义务的自觉性、主动性，引导他们在具备强烈的权利主体意识和实现自己权利的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勇于承担自身行为后果的责任能力，努力成长为健全自律的现代公民。

4.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把公民教育融入到各科教学之中。对大学生的培养应当是全面的，各学科的专业教师除了传授扎实的专业知识，提高大学生的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挖掘其理论的深刻含义，不失时机地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同时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如启发引导、辩论、案例分析、问题讨论等教学方法，使学生愉快地，主动地接受公民意识的教育。

5.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教育环境。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校园是学生活动的重要场所。每所大学经过长期培育和积淀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所特有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智力开发功能、身心调节功能和对不良风气的抑制功能，决定了它在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品质和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利用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和一切精神文化产品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强化公民教育，发挥环境的导向、教育功能，使公民教育融感性化、形象化、活动化和科学性、趣味性、娱乐性为一体，培养学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教给学生学会做人的基本道理，引导学生成长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现代公民。

（三）拓宽社会实践渠道，引导学生广泛参与，锻炼公民行为

1.公民教育与日常管理相结合。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步入职业生活的系统化知识储备阶段，学生要完成的是从青年学生到职业工作者的过渡，职业工作者是需要严格践行契约或规则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的。大学生自身也应积极主动地适应这种变化要求，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严格遵守学校的日常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调整学校管理方的活动，使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校与教学服务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共同创造学习和生活的良好环境。

2.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培养大学生的参与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广泛拓展社会实践渠道，组织进工厂、进农村、进社区等社会活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了解国情，参加公益活动、文化建设、社区服务、勤工俭学、志愿者活动等各项社会实践，发挥社会实践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增知识、受锻炼、长才干，提高他们对社会关注和关心的热情，培养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通过各种公民生活唤起学生的公民意识，加深对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的理解，训练他们的公共生活技能，养成年轻一代的公民生活习惯，引导学生把远大的理想同时代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把实现自身价值与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统一起来，把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统一起来，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学校的公民教育，不仅应当包括公民生活的社会方面，还应当包括公民生活的自然方面。倡导学生树立“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过一种“返璞归真”的绿色生活，让生态伦理和环境意识也成为现代公民的生活内容。

作者：黄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