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论文

【摘要】现有制度环境下，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以政府为主导，基层治理是政策有效落实的关键。在医疗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国有企业承担创新的主要角色，创新驱动力较多来源于政府支持，医疗产品创新更显民族特色。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医药制造类企业带来了庞大的世界市场，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引领能力。然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疫情的不确定性激荡。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论文 篇1：

新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思考研究

摘 要：新时期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体系也在不断健全，社会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加强，传统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对此，各院校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教学方式急需改革，以培养出优秀的高素质卫生事业管理人才。本文将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一系列思考研究。

关键词：新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一、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教育越来越受到各相关人士的重视。自2004年卫生部颁布《卫生部关于开展卫生管理干部岗位培训的通知》后，全国各医疗企业都开始了卫生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整个卫生事业管理系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全国各大院校也都开设了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相关的课程，以培养相关的高专业素质人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革、与国外的接轨和医改的不断深化深入，传统医学模式的转变，社会对卫生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合新时期下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对此，相关教育部门不需要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才能培养出真正适合社会需求的专业性人才，帮助老百姓解决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

二、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是一门多个学科交叉的学科，其涉及的教学内容极为广泛，每一项小的分支内容都是极为重要，需要学生认真学习掌握所有相关课程的知识内容，才能发展成为综合能力强的专业性人才。但是，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极为不合理，许多课程所涉及的内容都非常浅显，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比较重要的课程被安排成为选修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认为这些选修课程内容都不重要，从而不会认真学习相关知识，导致学生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点并不完整，对其以后的工作和发展极为不利。

（二）教师师资力量薄弱

随着各大高校选择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员越来越多，学校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教学的教师数量远远不够。另外，由于各大院校招聘教师的门槛不高，关系户教师多，导致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不足，无法对学生进行更好的教学。这一系列因素都导致我国高校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教师师资力量薄弱，缺乏专业的教学能力，严重阻碍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计划的进行。

（三）学生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的认知度不高

在学习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课程之前，学生首先需要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就业前景怎么样，这样学生才能有方向性的学习，知道自己应该重点掌握哪些知识点、应该学习到何种程度等等。但是，在目前我国各大院校中，学校并没有培养学生要学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的意识，导致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是什么，自己以后会不会用到这些知识，更不知道学习这个专业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如何，从而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课程知识的学习并不上心，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培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四）缺乏实践教学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课程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学生如果只学习理论知识而忽略实操能力的培养，就会出现在实际工作时无从下手的情况。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共同进行，才能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然而，在我国目前公共卫生事業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教师往往都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一般比较缺乏。导致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生都存在理论知识丰富、实际操作能力较弱的情况。管理的本身是重实践重效益的，学员一味的通过学习书本的死知识而忽视实操能力的培养，不仅对自身的发展有着巨大的障碍，其所在的企业也不会直接受益。

三、新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途径

（一）学校要提高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视度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学校、通过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知识的培养教学，来帮助学生掌握企业所需要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相关专业技能，以满足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在目前我国各所大学，教师上课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将课本上的知识讲解完成即算教学任务结束，而没有考虑学生所学到的知识是否足以应对日后将要面对的职场，导致学生所学的知识太过于浅显、片面、理论化，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因此，各大院校要重视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培养，教师在完成课本知识教学之余，更要了解社会企业工作中所需要掌握的专业技能，进而对学生进行更深一步的针对性教学，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够了解企业内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工作的基本模式和需要用到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

（二）合理设置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教学课程

大学期间，学生有足够多的时间进行学习，学校要为学生设置合理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教学课程，让学生在学校接受到正确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因此，学校应该合理安排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各个部分课程的比例，增加其他类型课程，最大程度融合卫生管理专业与社会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政治，经济管理学等领，尽最大可能丰富学生知识，使学生学习到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方式，培养学生从多角度进行思维，以便今后容易进入管理工作的角色，可以适应社会飞速发展。

（三）加大师资投入力度

为了培养出与适合社会需求的高专业度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学校要加大专业教师的投入力度，以保证学生可以受到专业的、规范化的学习。首先，学校可以让现有的教师进行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让教师掌握最新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提升自己的专业度和教学能力，从而更好的展开教学工作。其次，可以提高学校教师的待遇和福利，以引进更多更专业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教师人员，同时还可以让学校现有的教师与新进的更为专业的教师多进行交流沟通，互相学习互相提升，以创建更加专业更加强大的师资团队，更好的展开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教学工作。

（四）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几乎都是以讲解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为主，对实践操作的锻炼少之又少。教师认为，只要把课本上面的知识讲完，就完成了自己的教学任务，却没有把学生是否能学以致用这个问题考虑进去。这样的教学方式的结果就是学生只懂得口头理论知识的阐述，却缺乏实操能力，在参加工作后经常会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从而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时要注重课堂演示，通过精准到位的演示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所学知识点。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实践操作练习，让他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进行实践操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培养自己的综合性专业能力。

四、结语

在新时期环境下，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各大院校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不断研究、创新，提高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加大师资力度，合理设置相关的专业课程，注重学生的理论与实践同步教学，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景浩，马月丹.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8）：554.

[2]王居一.新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7，（02）：80.

[3]刘瑞明，廖云峰.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研究[J]卫生软科学，2008（4）：236-238.

作者简介：

刘妍纯（1990），女，天津市人，民 族：汉 职称：社科研究实习员，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社会科学与研究，公共卫生事业管理。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天津  300102）

作者：刘妍纯

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论文 篇2：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道与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摘要】现有制度环境下，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以政府为主导，基层治理是政策有效落实的关键。在医疗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国有企业承担创新的主要角色，创新驱动力较多来源于政府支持，医疗产品创新更显民族特色。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医药制造类企业带来了庞大的世界市场，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引领能力。然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疫情的不确定性激荡。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创新仍面临产业创新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完善中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促进医疗产业创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应当分类制定中小医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合理权衡公共卫生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群防群策凝聚群众智慧，更深层次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化疫情不确定性为契机。

【关键词】公共卫生治理；医疗产业创新；基层治理；制度逻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指出，应当“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公共卫生体系”，还应“推进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重大项目的建设”，拓展投资空间。可见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卫生治理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建议》首次强调，除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之外，创新还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从“健康中国”的提出，到人民健康纳入科技创新“四个面向”的战略部署，创新正逐渐踏上中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高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无论是病毒变异本身，还是整个世界经济，都面临较大挑战。科鲁夫等在《知识创新 价值的源泉》中曾经提出，混乱是创造力的驱动器。在面临巨大困难时，危机可以表现出发展机会，以释放存在于所有组织和个人的内部能量，为未来的成功构建出一个坚实的基础。近几十年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存在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薄弱等问题。在生物制药产业，我国生物科技成果转化率普遍不到15%，经济效率的缺乏制约了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在医疗器械产业，我国临床绝大部分高端医疗和高值医用耗材都依赖进口，昂贵的进口医疗器械很大程度提升了我国医疗费用。

为此，本文试图从国内外公共卫生治理的不同制度逻辑和创新模式出发，结合基层治理与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模式，从我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任务视角切入，分析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国内外优势和挑战，为疫情冲击下如何促进公共卫生治理创新提供建议。

一、国内外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逻辑

（一）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制度背景

现有文献大多将中国公共卫生治理与美国、欧洲和日本进行对比。美国公共卫生推行的是市场模式，由市场机制决定公共卫生服务的定价，政府只负责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在企业拥有完备专利的条件下，允许企业自由决定药品价格。如果医药公司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同时采用合理的定价。在高利润回报的驱使下，企业积极增加科研投入进行新药研发，也有部分企业在专利权陆续到期的背景下从事仿制药的生产。

欧洲公共卫生治理形成了以科研机构、高校、药品生产企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协同体系，其医疗产业具有集群化发展特征。然而，随着亚洲国家新兴市场的飞速发展，以及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欧洲成员国内部矛盾激化，大量制药企业正逐渐将科研活动和公司生产搬离欧洲。尽管如此，欧洲医疗产业产值仍占全球药品市场的20%以上，是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日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银行间持股为代表的发达金融市场作支撑，这一市场以政府为主导。当借款企业经营恶化时，主银行负责对其进行救助。银行为医疗产品研发、生产、推广等活动提供资金来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优化了一系列国家产业、科技和金融政策，并制定了科技兴国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创造了条件。

（二）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制度背景差异

在欧美等分权制国家，公共卫生更多成为一种私有产品，联邦政府具有制定宏观政策的权力，而地方政府享有决定政策如何实施的权力。一方面，相对抗衡的国家治理体系拉长了防治政策的响应时间，容易使国家错过抑制病毒传播的黄金期。以美国政府为例，各项决议通过前小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府需要进行辩论，民主党和共和党经常出现意见分歧。另一方面，欧美等国家的公共卫生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大众的需求，各级机构为了获得卫生拨款而过分迎合“金主”，这将导致财政资金效率使用低下，各级机构将财政资金收入囊中。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未曾购买医疗保险的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过程中，这些居民需要个人承担治疗费用。这种“私有化”的“公共卫生”机制使部分患者出现无力或无意愿支付的情况，进一步加速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

与美国、欧洲和日本不同，中国将公共卫生看作是一種公共物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在这种模式下，国有医药企业为口罩、药物、疫苗等防疫物资的生产和研发提供很大帮助。这一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体系有利于医疗机构之间充分共享知识，保持目标一致的向心力。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医疗的最高立法权，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负责颁布与医疗法律相关的医疗政策。其背后凸显了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即大政府服务大社会的价值理念。在医疗保险方面，这种“大政府服务大社会”的医疗产业模式有利于实现新冠肺炎患者治疗的全覆盖。通过政府统一分配疫情防控资金的形式，地方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间的协调成本降低，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大大提升，能够减少市场无效带来的危害。

二、国内外公共卫生治理模式差异在新冠肺炎医疗产品创新中的体现

（一）创新主体差异显著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的政府特征决定了创新主体的国有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下，美国等市场主导型国家将主要疫苗研发任务交给个体企业，企业通过推动治疗药物的上市获取回报。在中国，承担新冠肺炎疫苗生产研发任务的是国药集团等国有企业。与普通个体企业不同，国有企业疫苗的研发生产不仅是为了获取回报，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1。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有企业可以不计成本地研发、生产，能够突破成本效益原则在市场调控中的局限性。

国有企业作为医疗产品创新主体有利于承担研发风险，降低市场无效性带来的危害。疫情下的医疗产品研发属于自主创新的范畴，这决定了研发过程的高投入和高风险性。因为，新冠肺炎基础研究及药物开发的成本均需要由自主创新企业承担，且企业一般难以在社会上直接招聘到现成的团队。这意味着，开展研发工作的企业需要具备一定数量规模，而国有企业这方面优势得天独厚。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国有企业更有利于抵御医疗产品创新风险，集众人所长，更好地投入研发过程。

（二）创新驱动力来源不同

中国公共卫生的政府治理模式决定了医疗产品创新驱动力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支持，而非完全的市场机制。在我国，国家卫健委负责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与医疗资金配置，有权影响重大课题的立项，制定企业研发补助方案，调控公有医院的运行。为此，医疗企业需要及时根据国家卫健委政策调整创新策略，以获得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争取庞大的公有医院市场。从社会总体福利的角度来看，这种集体与市场结合的医疗产品创新模式大大提升了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对国有企业而言，紧跟国家卫健委引导的创新方向有利于借助规模优势提升创新水平，促进社会治理效能的实现。

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扮演可根植于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民强调个人意愿的满足，而个人意愿源于自身的效用函数，效用函数受到期望市场收益的影响。如果药物研发上市的概率越大，预计市场超额回报越高，则企业越有可能开展研发工作。在疫情传播的初期，企业对新冠肺炎的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理解常常有限。如果新冠肺炎药物研发初期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投入，且研制成功的概率较低，即使研制成功能带来巨大市场收益，大部分医药企业仍不敢贸然开展研发工作。因此，市场导向的公共卫生治理模式极可能引发市场机制失灵，耽误医疗产品创新的开展。

（三）我国医疗产品创新更显民族特色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同时汲取了中西医文化，医疗产品创新更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我国民族医药产业，中药长期以来都是医药政策扶持的重要领域，我国传统中药资源总数多达1.3万种。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被写入健康中国战略的长期发展规划。自2012年我国颁布《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来，我国中药材种植格局和年产量分布格局不断体系化，中草药及中成药类成交额稳步提升（如图1所示），并逐渐走向国际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西结合医院的中药治疗占全部治疗方案的半壁江山，“三药三方”临床疗效显著。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医药事业既是我国医疗产品创新的比较优势，也是公共卫生事件预防的坚实基础。

三、基层治理效能与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模式

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蓝图的有效实施得益于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和带动，离不开其他基层组织的全力配合。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国家赋予了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主管理的权力。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现代化能够保证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有利于克服特大城市中公共安全风险高、管控难、系统治理复杂度高等问题。与西方国家采用地方政府、法院、警察等硬约束治理方式相比，我国公共卫生的基层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加快应急反应速度，实现人文关怀。

基层治理与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有效衔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被提升到新的高度。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吉林时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社区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是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最终的落脚点。此次疫情中，460多万个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坚守，体现了我国制度优势下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得益于基层组织的带动，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稳步提升。相反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较多社区人员缺乏集体主义意识，部分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动力不足。

然而，在公共卫生治理政策的落地层面，我国基层治理组织仍存在法律和技术上的局限性，尚需必要的授权和技术支持予以保障。在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尽管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一些行政职能，但是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行政执法主体，其应急管理职责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3。在技术层面，基层组织面临公共卫生资源的制约，社区医院的技术能力和硬件设备比较落后，城乡卫生资源分布不均。部分乡村基层组织对疫情防控指令应对简单粗暴，如挖断公路、拆卸桥梁、借砖砌墙等，暴露出乡村社会治理中疲于应付的现实。

基层治理效能能否有效发挥决定了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上限。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政策的基层治理优势，应当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领导力，保证中央、省、市、地方基层政府政策的连贯性，提升基层公共卫生组织的技术能力，培育志愿者团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当制定特殊预案，并对基层治理机构充分授权。在基层动员过程中，应当统筹兼顾，避免“一刀切”式的封桥封路等做法，兼顾基层公共卫生治理与其他治理职能的衔接。

四、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在疫情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应当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4。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过程中，我国创造出一条集体主义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方案。在这一集体主义的制度逻辑下，卫生事业为公共产品，国有企业为医疗产业创新的重要组成单元，中西医互补，基层治理作用有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在疫情的“大考”下，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空前增加，民族凝聚力正達到新的高度。

（一）疫情不确定性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带来的机遇

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开创了先机，为国内医疗企业带来了庞大的世界市场。在国际社会方面，疫苗世界范围的提供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医疗垄断，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支持。与疫情下的特朗普政府相比，中国具有更包容的全球视野，对新冠肺炎疫苗的全球合作持开放态度，积极支持本国企业与外国同行开展疫苗生产、开发等合作5。以此为契机，中国向全球分享了公共卫生治理的经验和成果，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提供的人道主义支援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团体的夸赞。在市场方面，通过研发并生产国际紧缺的医疗药物需求，创新型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国际市场份额，培育潜在国际合作伙伴，开辟国际化发展道路。

疫情不确定性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带来了机遇，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内外凝聚力，拉近了基层治理组织与人民的距离。尽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随着现代化小区的建设，人民对基层工作的理解却明显不足，对居委会等基层治理机构的参与度不够。经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考，人民对基层治理机构更加信赖，基层治理机构得以不断总结公共卫生治理经验，人员责任感和政策执行力正逐步提升，涌现出一大批社区志愿工作者。尽管基层治理工作者中曾经不乏消极懈怠、党性不足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不正之风被充分暴露，当前基层工作氛围更加风清气正，人员素质和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在公共卫生治理蓝图和基层工作者的有机配合下，中国正逐步实现由一般参与向逐渐引领全球卫生治理的跨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根本出发点是更有效、更公平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可以改善人类健康的资源，继而从整体上提升世界健康水平。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治理涉及卫生发展、卫生安全和卫生合作等多方面，参与者不但包括全球的各个主权国家，还包括各类跨政府组织、公私合作关系和非国家行为体。面对疫情，在发挥基层治理作用抑制病毒传播的同时，我国定期与世界卫生组织交换确诊信息与各项研究成果，鼓励企业与不同科研机构积极开展研发合作，推动科研数据的智能共享。我国学者与海外学者合作发表多篇医药顶级刊物表明，中国正日益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最前沿的研究。面对国际社会对有效疫情防治方案的呼声，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疫情不确定性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挑战

尽管国内公共卫生治理环境和国际需求对中国有利，然而大国的崛起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前进的步伐面临一系列国际不确定因素的阻力，大国博弈正日趋激烈。从2015年以来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美国限制对中国的创新输出，再到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形势风云激荡，共享创新过程的阻碍不断增加，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难度加大。面对全球疫情传播和防治的不确定性，自主创新对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显得更加必要。按照由内而外的次序划分，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创新仍面临产业创新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挑战。

医疗产业创新依赖于三个核心因素，分别是市场需求、研发能力和投资。市场需求源于消费者对医疗产品的渴求程度。受限于我国早期医药行业较为依赖进口药物，部分国内消费者形成了购买进口药物的习惯，认为进口药质量优于国产药。因此，使消费者回归对国产药的信任仍然存在一個过程，需要真正意义上提升国产药质量。由于普通医药企业难以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对研发活动的投资严重缺乏，很多医药企业常年依靠生产仿制药获利。当面临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时，与积极开发防治药物的企业相比，仿制药生产企业较难获得超额利润。对于大部分受到融资约束的医药企业，它们更担忧短期生存问题，更无力进行创新。

在研发能力层面，截至2018年底，我国企业平均设立研发机构的数量不超过20%，医药研发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始终低于10%，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到2%6。从图2可以看出，在可观察到数据的年份内，尽管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有逐年增长趋势，然而这一增长与销售收入增长基本保持同步，医药企业并没有额外投入增量研发支出。从图3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医药制造业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总数逐渐增加，也有更多企业开设研发部门，但是这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在制度层面，监管部门对医药产品定价具有较大决定权，能够引导我国医疗产品创新，统揽公共卫生治理。尽管这有利于发挥调控医疗产品生产和研发的作用，克服市场本身的局限性，然而合理确定药品价格具有较大难度，不合理的定价难以保证国产药能够与进口药公平竞争，可能损害创新积极性。另有研究指出，药品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加剧了全国药品市场的地方保护和板块分割，中标的一般都是本地药企，长时间的临床准入审批和招标不利于企业短期获得创新收益，削弱了异省药企的创新热情。公共卫生治理中，较多的组织层级可能导致信息传递失真，产生“一刀切”政策。

五、如何抓住公共卫生治理发展契机

（一）分类制定创新型企业激励措施，鼓励中小型企业参与外包环节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迫切需要一大批创新型医药企业，保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有充足的研发人员和研究团队，并维持医疗物资的供给。克里斯坦森等人在合著的《创新者的处方》中指出，制药行业正在逐渐分散化，药品开发过程的非重要环节已被外包出去，专业化生产和营销组织也已经出现。这使得新进入者可以“自由”选择制药公司的商业模式。在全面外包的背景下，主要部门和核心产品正成为医疗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创新是创造核心产品的动力源泉。

我国医疗产业内的企业呈现较为明显的两极化特征，国企医药企业巨头的研发投入远超过一般医疗制造业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国有医药企业承担了主要的创新角色，完成疫苗和主要治疗药物的研发工作。相反，大量制药企业单体规模较小，并无能力与国际制药企业抗衡，也缺乏启动研发的资金和人力资源，难以形成创新竞争力。除了生产口罩、消毒水等常见的医疗物资，这些企业较难利用疫情带来的市场机遇取得长远发展。

为此，应当鼓励中小型医药企业通过接收外包订单等方式参与大型国有医药企业创新，监管部门应当为之单独制定可行的创新激励措施，提供与其创新能力相匹配的创新容错资金，同时保障资金用途的科学管控。对于规模较大的国有医药企业，应当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将更多考核权重分配于基础学科的创新，鼓励重大突破性技术的研发。应当逐步尝试将创新型中小医药企业纳入国有医药企业巨头的价值链环节，更好地搜集并帮助实现创造性想法。

（二）合理把握公共卫生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兼顾创新的公共需求与市场需求

我国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体系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能够实现知识的共享并降低创新风险。公共卫生本身具有社会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如果对新冠肺炎的治疗药物采用市场定价机制，为了补偿药物的初始研发成本，疫情初期的药物必将价格高昂，导致公共需求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这不但无法使患者尽早得到救治，还会加速疫情的传播，创新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以收回成本。因此，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绝对不可取，这由公共卫生本身的性质决定。

然而，在一般的状况下，政府对价格机制的过度干预不利于医药企业了解真实市场需求，可能出现对创新需求的错误估计，也可能因为制定过低的价格打击创新主体积极性，使寻租行为有机可乘。因此，应当根据医疗产品使用的缓急程度与功效，合理把握医疗产品定价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传染病药物和大范围使用的慢性病药物，应当采用政府干预的定价方法，并由政府对研发、生产该类药物的企业予以创新补偿。对于日常用药和保健型药物，可采用市场价格发现机制，由市场奖赏创新型企业。从消费过程看，药品的使用者往往是被动接受用药，处在弱势一方。为了防止消费者权益的损害，理应通过干预避免市场需求与公共需求的错配。通过政府补助，创新企业也能获得应有收益。

（三）充分发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基层优势，群防群策凝聚广大群众智慧

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基层智慧来源于基层群众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7。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够更“接地气”，充分汲取广大基层群众的智慧，统筹协调其他部门工作的开展。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保证了公共治理政策的落实能够实事求是。相比于警察、军队和法院等硬性约束，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社区工作更富有人情味和乡土气息，能够避免政策执行同质单一。

因此，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应当进一步发挥基层优势，充分考虑不同基层政策落实环境带来的差异，凝聚群众智慧。应当鼓励更多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提升基层工作者的获得感和荣誉感，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培育党员志愿者团体。在基层动员过程中，应当兼顾基层公共卫生治理与其他治理职能的衔接，保障基层基础医疗设施配备齐全，协调城乡卫生资源差异。针对部分基层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应当建立完善的举报机制和保密机制，在合理范围内对基层公共卫生治理机构进行授权。

（四）利用全球疫情不確定的契机更深层次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通过合作开展研究并积极分享公共卫生治理方案，中国再一次为世界疫情防治工作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医疗援助，向各国提供新冠肺炎疫苗，体现了大国担当，提升了国际地位。在抗击疫情蔓延的过程中，我国基层公共卫生治理经验成为各国学习的典范。

然而，面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综合考虑部分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制度执行仍然存在缺陷等问题，中国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引领仍然存在一定阻力。为此，在继续参与国际卫生合作、采用派遣医疗队等方式支持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同时，中国还应当积极推动本国医疗产品创新改革，充分发挥中医与西医的比较优势，切实培育医药制造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一方面，应当保证有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使创新型医疗制造业企业依法享有创新成果带来的回报，严厉打击专利窃取或仿制行为。另一方面，应当完善新药审批和注册制度，缩短流程时间，保证创新企业能够获得早期市场收益。

杨肖光等（2017）将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思路归类为“立足自身、顺应趋势、有所作为”，提倡首先解决好国内的问题，再顺应当前全球化和卫生治理的大趋势，在此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贡献中国智慧。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不但包括疫情传播的迅速，还包括疫情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在经济方面，中国已实现GDP2.3%的正增长，各项生产活动有序恢复。在社会方面，虽然疫情偶尔出现小幅反弹，但是人民日常生活保持不变，疫情防控张弛有度。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每日确诊人数激增、社会事件迭生相比，中国正逐渐引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潮流，积极拥抱国际社会的种种不确定变化。在未来，中国将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道路上，迈出更稳健的步伐。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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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志坚.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研究[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2017：8+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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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莹，葛道顺. 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与基层治理应对——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下北京，上海，武汉的社区防疫经验[J].学习与实践，2020，No.439（09）：76-85.

[10]段德罡，陈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应对思考[J].规划师，2020，（6）：76-79.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政府补助效率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BJY017

1 《新冠疫苗如何定价？国家卫健委：疫苗属公共产品 为全民免费提供是大前提》，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12/31/ c_112693387

2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14/c_1125855630. htm。

3 吴晓林：《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载《人民日报》，2020年2月14日。

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4/c_1125576323.htm。

5 《2021年1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见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44312.shtml。

6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该数据库仅包含2016年以前的数据，故仅选取2013至2016年为研究区间。

7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求是》，2020年第14期。

作者：宋建波 荆家琪 张彦松

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论文 篇3：

转型时期党领导下的边疆地区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研究

摘 要：本文在对我国边疆地区社会管理所面临的无限增长的基层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和特殊群体数量，动态变化的社会管理新形势、新情况，人民群众深刻变化的思想观念和相对欠缺的少数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素质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广西河池依托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出的转型时期边疆地区党领导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创新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旨在为边疆地区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

关 键 词：创新社会管理；领导方式；边疆地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韩勇（１９７９—），男，辽宁大连人，广西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战略与决策实验室副主任，留英博士，同济大学在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领导科学、公共管理、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２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十六大以来党在民族地区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与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２ＸＤＪ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广西行政学院校级课题“广西社会管理及创新的实践探索和优化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强社会管理已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明确把“社会管理”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一起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９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是我国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应有之义。

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稳定和发展，对于我国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冲突必将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深刻的变化。由于边疆地区是后发展地区，不仅有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有伴随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热点问题，其社会管理相对于我国其它地区难度较大。

一、我国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各类社会公共事务（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所实施的管理活动。狭义的社会管理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１］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提出，“所谓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２］《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３］

（一）无限增长的基层公共服务需求与有限增长的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首先，社会管理模式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引发了公共服务需求量的激增。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管理是以国家——单位——个人构成的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其特征是全能国家、一体化社会和去市场化（商品化）。这一阶段，单位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后，我国充分释放市场力量，人民群众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也从“单位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从而引发了基层公共服务需求量的激增。其次，伴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和我国快速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就业问题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进城农民工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返乡农民工就业、流转土地农民就业等问题使社会管理日趋复杂且多元化。再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衡。因此，如何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依靠发展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覆盖城乡的劳资保障、公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系统建设，合理调整分配结构，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特殊群体数量与相对单一的流动人口、特殊群体管理和服务方式、方法之间的矛盾

首先，流动人口的管理任务繁重。我国对流动人口和特殊群体采取“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大，在实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制度的同时，实行“一证通”将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疾病预防控制、幼妇保健、计划生育、法律服务和治安管理融合在一起的服务机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其中，少数人文化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经济状况差，把违法犯罪作为生存致富的手段，导致违法犯罪总量中流动人口作案比例偏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中等教育程度以下青年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而其素质参差不齐，缺少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增加了社会综合治理的难度。［４］其次，对特殊需关爱人群如精神病人、吸毒人员、艾滋病人及其感染者、未成年犯罪人员、劳改释放人员的法制教育、社会帮扶、心理矫正、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三）动态变化的社会管理新形势、新情况与相对静止的社会管理老经验、老办法之间的矛盾

由于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往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如今社会的需要，我们还以老经验、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在新形势、新情况下有时显得束手无策。例如：我们对新兴社会事务的管理在某些环节上就显得比较薄弱，特别是对新兴经济组织、新兴社会组织和新兴媒体的管理和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和提高，“权责不对称矛盾十分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与手段有时呈无序性、简单化的趋势，缺乏有效性、规范性、系统性和统一性”。［５］

（四）人民群众深刻变化的思想观念与相对滞后的思想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日益增强，我国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渐凸显，公平、民主、权利、法治、监督意识明显增强，而我们的思想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却没有跟上，没有形成运转协调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合力。

（五）相对欠缺的少数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素质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管理胜任能力之间的矛盾

首先， 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还没有牢固树立起来。基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没有抓实抓好，重经济发展，轻社会管理。其次，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一些政策措施不配套。某些地方的政策措施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致使相互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甚至存在政策相矛盾、相冲突现象，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旧的矛盾没处理好，又出现新的矛盾的后果。第三， 部分干部不善于运用综合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的能力比较弱。由于社会诉求保障机制运行不畅，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不健全，在涉及拆迁矛盾、劳资纠纷、交通安全、城市建设、消防安全等问题上，重治标轻治本，重事后处置轻源头预防的现象比较突出。

二、党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实践中的积极探索

根据现有的资料，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十六大以来，党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综合起来包括：

（一）管理主体创新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园区、楼宇、市场、院落党建；枢纽型组织；社区党建）；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社会志愿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企业、高校参与的多元治理；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北京海淀社区服务公约、“政府——居委会、人大代表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的二元体制，深圳桃源的“六位一体”、宁波的“委员代议制＋社工职业化”等）。［６］

（二）管理内容创新

主要是完善党委和政府领导的群众利益保障和权益维护机制（例如住房保障体系、公共就业服务网络等）；化解矛盾机制（大调解协调中心、拆迁保险、民警和法院参与的司法调解、医患纠纷第三方协调）；信访机制（三级联动视频接访、网络问政、信访代理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机制（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暂住证变居住证；奉化“力邦模式”，浙江刑满释放人员、艾滋病人、吸毒人员、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与社会融合；黔东南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公共安全体系建设（重庆的警务改革，台州市 “传统＋科技、民警＋群众、执法＋服务”）；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枫桥三级联动维稳机制）；新兴媒体和网络的管理机制（毕节、厦门、福州）；社会诚信制度（浙江、顺德）；社区建设（资金保障；公益资产管理保障；义工一卡式管理、义工服务“时间银行”、居委会成员与政府雇员选聘合一制；社区学习型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奖励机制；“江汉模式”的民主评议制度、社区服务第三方评估等评估机制）。［７］

（三）管理环节和管理手段创新

在管理环节上，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使关口前移（深圳桃园四整合、衢州“三民工程”、枫桥三级联动维稳机制）。［８］在管理手段上，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北京东城、南京仙林、深圳桃园、舟山）；整体性、无缝隙治理（北京东城“７＋Ｘ”工作机制、深圳龙岗大综管体制、深圳桃源四整合）；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合（北京大兴区“社区化”、石景山 “新居民”互助自律、深圳桃源的文化治理与精神家园建设）；信息化数字化治理（天网工程、电子政务、北京东城信息化数字化治理、北京朝阳的“全模式”、宁波公交车装视频与１１０指挥中心联网、建瓯市的“ＱＱ警务室”）。［９］

然而，纵观现有的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我们发现，其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管理缺乏相应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就新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河池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突破口，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积极探索为研究对象，以期为丰富边疆地区党领导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三、党领导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创新：河池基层党组织建设

河池市地处广西西北边陲、云贵高原南麓，东连柳州，南界南宁，西接百色市，北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市总人口为４０９万人。近年来，河池市立足于市情和社情，就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不畅通、农村三大纠纷、库区移民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坚持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为突破口，以党建工作为主导，整合社会管理各类资源和力量，积极探索符合河池实际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本文从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上进行了分析。

（一）基层党组织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表１整理了河池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的干部选拔机制（“领头雁”工程）、学习培训机制（“素质提升”工程）和激励保障机制（高标准发放村组干部待遇），这些创新机制增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针对性。

表１：河池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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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贝为超．以创新理念务实态度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大文章——访河池市委书记蓝天立［Ｎ］．广西日报，２０１１－０３－２９．

（二）基层党组织社会管理手段创新

⒈建设网格化、精细化管理的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所谓网格化社会管理，就是将行政地区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党委、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第一个特点是将过去传统、被动应对问题和分散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河池市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方式是将基层党组织设置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向重大项目、自然屯、产业链、专业协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等领域延伸，使党组织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网络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在少数民族聚居村寨、民族旅游区、民族文化团队建立党支部５４７个，党组织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实现全覆盖。在矛盾纠纷较多的龙滩、岩滩水电站库区移民点，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８３个。在‘两新’组织建立党组织１５１个，应建组建率达到１００％。” ［１０］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第二个特点是制定了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河池市结合多年来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多发、频发的实际和灾害特点，在反复实践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建立了河池市《基层党组织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为了确保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扎实有效的运行，专门研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六有两规范”的推进措施：

表２：河池“六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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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秦斌．河池市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的创新实践［Ｍ］．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两规范为：“⑴规范台账管理。把应急工作制度、工作职责、处置流程图、应急处置分工一览表等重要的制度性文件材料上墙，同时设立以“五簿三册两卡”（“五簿”即应急培训演练记录簿、应急队员履责记录簿、应急物资管理使用登记簿、应急机构值班记录簿、应急事件处置记录簿；“三册”即应急机构名册、应急装备登记册、灾害隐患排查整改登记册；“两卡”即党员“三定”责任卡、日常应急工作记实卡）为主要内容的应急工作台账制度。⑵规范考核评价。把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建设纳入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先评优与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１１］

⒉建设整体性、无缝隙治理的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整体性、无缝隙治理是由公共管理和服务“碎片化”这个概念而产生的解决问题之道，“碎片化”主要是用来描述政府机构数量庞大、相互分割的状况。Ｄａｇｇｅｒ认为，碎片化是“在城市地区，由于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管辖权限与边界的增值而产生的复杂状况。”［１２］“为了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应对管理模式碎片化所带来的问题”。１９９７年，英国开启了“整体政府”改革的先河，首相布莱尔在《公民服务会议》上首先提出了“协同政府”的施政理念， 英国的“一站式”服务中心、美国的无缝隙政府、韩国的亲切服务大厅等，都是各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一种创新，这种治理模式后来被称为“整体性治理”，也被称为“整体政府”、“全面政府”。其四个基本目标包括：“通过消除不同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直接有效地增加公共政策的效能；通过消除不同项目方案的重叠和冲突而充分利用资源；在政策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传递优秀理念，形成一种协同的工作方式；以公民需要为导向，提供一套无缝隙的服务而不是碎片化的服务”。［１３］

以此为指导，河池市天峨县整合资源，创立了“云榜模式”：天峨县云榜村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村组干部为骨干，组建了一支有治安信息员、法制宣传员、人民调解员、森林消防员、交通安全员、抢险救灾突击员的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功能于一身的覆盖整个村屯的巡防队伍、人民调解队伍和民兵抢险救灾应急突击队伍，并整合资源在移民安置点建立了５个工作联系点，逐步形成了“村干部＋警务室民警——联防队员＋警务室民警－——队干＋警务室民警——各屯党员、群众＋警务室民警”环环相扣的“云榜治安防范网络警务模式”。 ［１４］

东兰库区将“农事村办”延伸到“农事船办”：即组织民政、海事等部门上门服务。“农事船办”是让移民和渔民业务船上办、证件船上拿、有苦船上诉、技能船上学。东兰库区和谐稳定，“农事船办”功不可没——２０１０年以来，接待库区群众８００多人次，调解矛盾纠纷２０２件。［１５］

⒊建设文化治理的基层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罗盘，是张扬真善美的旗帜，文化对思想解放起着引领作用，对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对社会和谐起着滋润作用，对人类的进步起着催化作用”。［１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口号， “河池每年举办文艺演出３００多场，观众７０万人次。通过歌谣、铜鼓艺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形式，激活基层党组织活力，使党的政策能通过群众听得懂的声音、看得懂的方式，渗透到生产生活当中”，［１７］不仅拉近了干群关系，而且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总之，本文以广西河池依托基层党组织建设领导社会管理创新为例，探讨了转型时期边疆地区党组织探索领导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十六大以来，党在边疆地区领导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面对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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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韩勇．泛北部湾地区基层党政干部领导力模式研究［Ｍ］．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贝为超．以创新理念务实态度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大文章——访河池市委书记蓝天立［Ｎ］．广西日报，２０１１－０３－２９．

［１１］秦斌，河池市基层党组织应急机制的创新实践［Ｍ］．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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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５］［１７］韦鹏雁，陆耀华，邓明甫．党旗引领和谐路——河池市以党建促进基层社会管理［Ｎ］．广西日报，２０１１－０７－２６．

［１６］中宣部．２００８理论热点面对面［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８．

（责任编辑： 高 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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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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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ｒｅａｓ

作者：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