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教育管理论文

2022-04-16

摘要：现代职业体系的构建对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管理者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所接受教育满意度调查与对教师和地方教育行政领导对教育管理能力调查结果的分析，探索提升职业教育管理能力的对策，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地方行政教育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地方行政教育管理论文篇1：

比较市町村制与我国乡绅制度下的公民教育

摘要：市町村制是日本最底层的地方行政单位，其颁布与施行巩固了明治维新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了基层居民自治，而“公民”这一概念也是随着市町村制的颁布与推行而产生；另一方面，在我国古代，在“皇权不下县”的基层农村，主要依靠乡绅自治制度来实行中央权力到基层的延伸，而乡绅非官非民其行政权力的产生也由当地百姓选举决定，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居民自治。那么日本的市町村制与我国的乡绅制度在实现基层民主自治、施行公民教育方面是否起到积极作用，二者在公民教育的路径方面是否有异同之处，笔者将在这里进行粗略的探讨。

关键词：市町村制；乡绅制度；公民教育

一、日本市町村制

明治四年，日本废藩设县，设置府和县代替原来的藩，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地方，建立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体制。此后根据明治十一年（1878）和十三年制定的《郡区镇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地方税规则》和《区镇村会法》，为规定日本地方自治制中的市町村制和府县制奠定了重要基石。[1]在此条件下，日本确立了市镇村制、府县制和郡制。明治二十一年，日本形成了完整的市镇村地方自治制度，两年后，都道府县体制得到真正确立。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的地方自治政府与中央处于“指挥与被指挥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体现在，地方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都必须报中央任命的自治大臣的批准，[2]而自治大臣也可以通过上告高等法院罢免自治政府的首长，即中央有权通过法定程序罢免自治政府首长。但经过历史的发展，现今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平等与合作”的关系，但由于地方政体的财源与某些政策向导来源于中央，因此仍然是受到中央政府一定程度上的牵制。地方自治机关的主要职权有：维护、保存和使用属于自治体的财产；处理有关消防、卫生、美化及防止公害污染等地方性福利事务，从事某些工商业；办理户口、登记居民身份证；支配地反警察以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条例等。[3]包括市町村制的日本地方公共团体主要由议会、首长组成。日本现行宪法确定了地方公共团体议会与行政委员会均有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其中，议会是决策机关，是基于“公意”[4]的表决机构与议事机关。一般地，没有议会的意志决定，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意志和行为不能有效成立。首长与议会处于相互平行的地位，相互牵制，防止任何一方的独断专行，实现公平。民主的行政。“首长与议会在运营行政之际被期待着像一车两轮的协作。”[5]这是日本自治制度的显著特征之一：二元代表制。

市町村制的施行实现了最底层居民参政议政、民主投票民主选举的权力，使得决策更加透明化与公正化。同时，有利于促进地方民主主义和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在具体的政治事务参与过程中潜移默化。但日本的公民教育是晚于公民自治的实质制度而产生的，在教育方面，日本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表明教育的总纲领：把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但是市町村制的颁布与施行却真正地引发了日本“公民”概念的出现，使基层居民有了参政议政的实践阵地，在居民通过参加地方性政治事务的过程中开始关注国事，并开始注重自身的合法权利。

二、我国乡绅制度

我国绅士制度又称“乡绅自治制度”，乡绅在中国传统自治观中一直占据着不可忽视作用。自秦代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地方行政制度经历了从秦代的郡县制到元明清的行省制，然而在土地辽阔的中国，在以“地域凝聚力”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朝廷势力很难延、伸辐射到，造成了“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的状态，而乡绅便弥补了这一空缺，乡绅自治，也并非来自民众的委托，而是政府的委托，作为政治治理民众的工具，秉承政府政令，管理乡村事务，是“集权行政下的一种土著自治”。[6]明清时期的乡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致仕、卸任甚至坐废的回乡官员，以及现任官員家乡的亲戚子弟；另一类是府州县学的生员、国子监的监生，以及在乡试、会试中及第的举人和进士。[7]“绅出为官、官退为绅。”[8]正如费孝通所说：“绅权是皇权的延伸”“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内有人。”到晚晴，由于清末新政与废除科举，精英们纷纷走出乡野，安身立命于都市，这造成了留居乡村的精英人才急剧流失以及乡绅的素质不断恶化，致使一向居于“民望之首”乡绅蜕变为“平民之公敌”，乡绅演变成“劣绅”[9]是晚晴制度变迁下的历史产物。晚晴政府加大改革力度，把改革新政的权力下发到各地乡绅，由乡绅办学校、办警察局。这实际上就纵容了各地乡绅以“改制”的名义把社会公权公然私人化，导致权力急剧膨胀。并官官护卫、官商勾结，更加肆无忌惮地对于乡村地方公产的占有和私利化，导致乡绅群体与居民的矛盾不断恶化。到20世纪初“绅民冲突”愈发恶劣，各地“毁学杀绅”的事件层出不穷。到20年代国共两党打击土豪劣绅的运动，也是清末“绅民冲突”的历史逻辑延续。

告老还乡的乡绅在各地基层社会承担起了乡村的基层管理工作，是国家权力管理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补充。封建政府给予他们各种特权，使他们在地方上成为高踞于平民之上的特权阶层。但乡绅非国家行政机构的官员，是连接官治与民治的桥梁，乡绅自治也属于地方自治。乡绅自治权就其实际运作而言，表现为乡里社会绝大多数事务皆由乡里社会居于优势地位的乡绅、族长和保甲头来进行治理。从表面上看，乡绅自治仍然受中央制约，但实际中央权威并不能真正触及地方管辖的具体事务，在此情况下，双方都已默认的方式对待管制领域问题。一般情况下，只要不触及国家的统一问题，国家都是通过地方权威治理地方地方社会，因此朝廷给予管理地方的乡绅群体一定程度的“优待”：如给予特权、建立牌坊等，使之不生造反之心。乡里制度的主要职责主要集中在征收赋税、教化民众和清查户口等方面。乡绅对于居民的教化作用主要通过“乡约”来实现的，所谓乡约，是一种乡村中依靠地缘关系或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民众组织。[10]较为著名的是陕西省蓝天的吕氏乡约，其有一个简单的组织：约正一至二人，由公正贤明的乡绅担任，任期不定；约正下有一个值月，按月论选一次，从农民中物色人员。作为约正的乡绅，每月在定期的集会上，讲解约文，教育约民，主持赏罚礼仪，其目的是要使约民都成为自觉奉公守法、知礼习义的乡民，其本质是道德教化，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培养奴化的臣民。不止控制地方文教，到了明末时期，乡绅地主又通过掌握乡约而控制一些地主武装，扩大自己的势力，强化乡绅地主对农村的统治。在整个明清时期，乡约都掌握在当地乡绅地主手中，它长期打着“劝善改过”、“正人心”、“厚德行”、“广教化”的旗号，使人们从思想上、行为上自觉遵守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规范，是一种和风细雨式的潜移默化教育，对人们进行思想统治。可见，即使乡绅自治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却在很小范围内上反应了民主的概念，虽然在乡约里的约正、值月都并非官方委派，都是当地市民选出，但缺乏明确的制度对其选举过程进行规制，这就造成过程的不明朗性，给各种权利相互勾结大开方便之门。

三、比较日本市町村制与我国乡绅制度

1.相同与相异

制度方面，二者都是国家统一中央集权下为解决基层地方管理事务的制度，是国家权力权力管理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补充；作用层面，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治理中央权威的介入并对国家的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从与中央的关系上，都是处于被领导、被指挥的从属地位；运营方式上，其基层管理者的选拔都是都并非官方直接委派，而是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

制度方面，日本市町村制是经过法律明文规定，对其无论是构成、职能、居民选举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二元代表主义以及多元主义更是体现了权力互相制衡的原则，而我国乡绅制度的治理模式并不是一个制度性的规范，乡绅制度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也不是法律的治理，乡绅极沦为官治的爪牙；在作用方面，市町村制对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积极地作用，而我国乡绅制度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却起到抑制的作用，在《中国绅士论》写到“年来地方自治绝无成绩，代议制度之根本败坏，乃至教育事业弄得像今天这样无可救药，他们算是罪魁祸首。”[10]

2.在公民教育方面

在公民教育方面，可以说，我国的乡绅自治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其基层民众实施的无论是从其形式还是内涵上来看，对居民施行的都是彻底的臣民教育。晚晴以来，虽然总体上看“乡村绅士尽管在民主‘自治’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但也被视为是封建的，因为在国民党政权那里，封建主义与地方自治的要求是平等的。”[11]乡绅阶级作为封建集权下的基层统治工具，作为旧势力的代表，其目的自然是维护封建集团的利益，其利益追求与民众的追求是处在对立面的。在20世纪初的“绅民冲突”就反映了民众对于封建势力的暴力反抗，对于建立新型民主国家的追求。在20世纪20年代，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农民运动构成了“大革命”时代的疾风暴雨，以农村为中心重建乡村政权，实现剥夺乡绅势力的目标，绅士阶级被视为革命的阶级。因此，用暴力摧毁乡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是对于基层民众的政治动员，是一次关乎民主、平等的政治宣传。

而明治时期的日本，颁布了《五条誓文》作为明治维新的纲领，将“忠君爱国”定作教育方针，公民教育过于保守可以说是毫无涉及。在大正时期，公民教育逐渐明朗化。但到了昭和时期，公民教育则发展成为军国民教育，比如1882年《军人敕喻》的颁布，规定军人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等规范等，直至二战后，美国接管日本教育管理，公民教育才得以回归正轨。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得出，在日本的市町村制度下，其公民教育的路径主要通过给予基层民众一个政治参与的平台，居民基于参政的需要，有意识地学习国家政策、提升自身参政议政的能力，这些都直接加深了居民学习系统的公民教育的需求。

而在我国的乡绅制度下在对居民的教化方面属于臣民的道德教育，是一种弃恶扬善的儒学教育，是一种言传身教的道德教育。乡绅为了提高威望，需要做善举：支持地方文化产业主持兴办书院、对民间进行社会救济如修建弃婴所等等。乡绅制度下的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乡绅为代表的乡约组织以及定期举行的乡约大会等的政治宣讲、村民教化等形式实现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其实质是以说教为主的臣民教育，公民教育没有涉及。

参考文献：

[1]辻清明.日本官僚制研究[M].北京：商務印书馆，2010：131.

[2]许崇德.中华法学大词典[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1995：471.

[3]许崇德.中华法学大词典[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1995：469.

[4]张恒山.卢梭与《社会契约论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8.

[5]曾祥瑞.新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09.

[6]郭宝平.摘录宪政之路：从现代化的视角探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宪政实验[M].济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5.

[7]岑大利.中国历代乡绅史话[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6：08.

[8]费孝通.皇权与绅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6.

[9]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间论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63：302.

[10]岑大利.中国历代乡绅史话[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6：123.

[11]舜生.中国的绅士[N].中国青年，1924-02-17（5）.

[12]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M].北京：三联书店，2004：249.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珠海分院）

作者：冯珊珊

地方行政教育管理论文篇2：

现代职教视阈下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管理能力研究

摘要：现代职业体系的构建对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管理者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所接受教育满意度调查与对教师和地方教育行政领导对教育管理能力调查结果的分析，探索提升职业教育管理能力的对策，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现代职教；管理能力；教育质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zjcx2011-js06）

作者简介：汤涛，男，江苏理工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生教育管理。

中等职业教育是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据教育部统计公告显示，2013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总数为607.46万人。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逐年增加，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全面、客观的了解中等职业教育办学现状，教育管理者管理能力，可以有目标性的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本研究在江苏南部、中部和北部选取8所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67份。与此同时，面向中等职业学校领导、在职教师，县、市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开展调研，回收有效问卷314份。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和座谈讨论，较为全面地获取了不同调查对象对江苏中等职业教育的真实评价。调研结果可以为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模式，提升办学水平，加快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所接受教育满意度调查

参与调查的8所院校中徐州市1所，盐城市1所，扬州市2所，无锡市4所。调查问卷问题类型分别为感受型选择和排序型选择，在感受型选择中接受调查的学生可以有完全同意或感受程度很高、基本同意或感受程度较高、不确定或感受程度中等（即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太同意或感受程度较低、完全不同意或没有感受等5个选项。排序型选择中选择题可多选，最多选三项，按由高到低的重要性选择相应的序号，“第一”、“第二”、“第三”分别表示“第一重要”、“第二重要”和“第三重要”；对于需要陈述的问题，可以用文字作答。由调查结果可见，在感受型选择题中，学生整体感受程度较高，其中第10题，感受程度达到了很高，表示学生重视教师素质的高低问题，管理者应着力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及培养问题。在人力保障方面，建立完善职教师资准入、退出、激励和培养培训等管理制度，确保职教师资来源广泛、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和质量较高。第12、13题感受程度高，说明学校相关的奖励和资助工作还是公开、公平、透明的，也能够将政策落实到位，对生活困难学生采取了相关的帮扶措施，调查中“对学校开设的各类兴趣小组感到满意吗？”“你对学校工作有意见时反映渠道畅通吗？”满意度为不同意也不满意，反映了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在监控力调节机制中，要及时监控分析本地区职业教育舆情，倾听社会、企业、职业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反映和建议，及时形成预警方案，提出改革措施，调整职业教育发展目标，优化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社会适应性和服务能力，保证职业教育的稳定健康发展方面需进一步改进。

在排序型选择中，对于选择学校考虑的因素方面，35.3%的学生把毕业后的就业排在了第一位，34.8%的学生把所学的专业排在第一位，这两项也有24.5%的学生把就业排在了第二位，335%的学生把所学专业排在第二位，可见“就业”和“专业”在学生选择学校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在学校获得知识（或能力）方面，42.9%的学生把专业技能的掌握排在第一位，32%的学生把掌握专业技能排在第二位，说明地方行政领导者在“监控力”调节机制中，对于确定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促进学校优化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还有进一步可作为的空间。

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应具备的优势方面，455%的学生把领导者有远见卓识，决策能力强排在第一位，43.1%的学生把师资队伍力量雄厚排在第二位，35.5%的学生把具有鲜明的学校特色排在第三位。要求地方行政领导者应强化对职业教育管理者和领导者专业背景和综合能力的考核、评价，保证师资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强化保障力，结合区域经济和产业特色，形成地方职业教育特色，有改革举措，加强创新力。

对于学生认为自己目前最欠缺的素质，287%的学生把专业能力排在第一位，25.6%的学生把专业能力排在第二位，23.3%的学生把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排在第三位；在学生认为学校的教学或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的选择中，有33.2%的学生把综合素质的培养排在第一位，28.9%的学生把管理水平排在第二位，22.9%的学生把综合素质的培养排在第三，22.2%的学生把管理水平排在第三；说明地方行政领导者应促进学校优化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社会适应性和服务能力，加强监控力。对于学校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培养，50.6%的学生把实践操作为主，教学为辅排在第一位，30%的学生把校企联合培养排在一位；表明地方行政领导者应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加强保障力

通过对学生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分析，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所受教育满意度整体还是比较高的，地方行政领导者所需加强的环节主要体现在保障力、监控力和创新力方面，具体要求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职业教育领导者能力的考评、校企合作、凝练地方中等职业教育特色。

二、教育管理人员和教师对职业教育管理能力感受情况调查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对职业学校领导者教育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实证研究中，基于对地方教育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的认识，从八个方面，20个考察点进行考查。

调查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调查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校长（50名）、副校长（59名）和教师（139名），第二部分的调查对象为学校教职工（263名）、县级教育行政管理者（39名）和市级教育行政管理者（19名）。针对每个考察点，被调查对象可以填写感受程度很高、感受程度较高、感受程度中等、感受程度较低、没有感受等5个选项。调查对象对20个观察点感受程度很高的统计结果详见表3。

由表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不同的评价指标，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感受有一定的不同，但从总体看，学校领导的感受要好于普通教师，市、县级教育行政管理者的感受要优于学校普通教职工。从能力类别看，对执行力的感受较高，而对创新力和和支持力的感受较弱。

把从第一部分调查对象和第二部分调查对象取得的调查结果分别进行交叉分析，本文仅以战略意识考察点为例分析结果详见表4、表5。

通过对学校领导、县级教育行政管理者和市教育行政管理者在20个考察点上的感受情况逐个统计检验结果，并进行卡方检验，可得出以下结论：除情势判断、依法行政、文化保障、创新成果等4个考察点无显著差异处，其他16个考察点均有显著差异。同时，也说明市、县级教育行政管理者和学校教育管理者对教育管理能力的认可度有一定差别，在部分的考察点有较为显著的差异。

通过对学校教育管理者和普通教师在20个考察点的感受情况进行逐个统计检验结果，并进行卡方检验，可得出以下结论：学校各职位对各考察的交叉比较仅在“监察机制”有显著差异，其他19个考察点均无显著差异。结果说明，对于教育管理者教育管理能力的认同方面，普通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基本相同。

三、职业教育管理能力提高的对策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地方教育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与现代职业教育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相比，与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比，以及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对地方教育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能力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智慧和精力加以解决。

（一）强化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能力

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任务。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地方教育行政领导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执行力，有明确的人才战略意识，清晰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依靠健全的决策机制，依法行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特色。[1]

（二）增强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

区域经济是职业教育存在的基础，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催化剂。职业学校应适应社会转型发展，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以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鲜明的专业特色和较强的社会服务能力取得社会的支持。在制定改革举措和创新成果的普及与应用时，要深入企业、事业单位，产业、行业一线了解生产现状和发展趋势，既要照顾到现有行业一线技术需要，还是充分考虑国家和省级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导向，统筹发展，合理布局，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拓展职业教育对社会服务的方向和领域。

（三）增加整合和优化教育资源能力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重视的体现之一就是不断增加了职业教育投入，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职业教育投入仍然不足，教学资源缺乏且配置不平衡、不合理。地方行政领导者要处理好与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关系，充分利用现有政策，积极争取、主动出击，在人力资源、经费投入等方面争取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同时，要注重内部资源的优化，在条件保障上即可顾及各专业之间的均衡，还要突出优势专业和特殊人才，发挥资源的最佳利用率，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四）提升现代职教理念的职业学校管理能力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地方行政领导者，特别是职业学校的校长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需要有持久的学习意识和反思求变的品质，能够从容应对教育发展的战略性变革和职业教育内外部形势的不断变化，带动全校师生用创新的思维应对发展和变化，推动学校健康发展。[2]

要确保学校长远期目标的顺利实现，校领导要拥有较强的情势判断能力和出众的评估调节能力。在实际工作，在对各种要素进行科学组合基础上，要想达到最佳效果并顺利实现既定的目标，还需要较强的执行效率，健全的监察和问责机制，保证人力、物力、财力的合理投入和最大产出。

参考文献：

[1]董存田.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的内涵解析[J].职教通讯，2012（29）.

[2]郭锋.论提升政府高等教育提供与管理能力[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2）.

[责任编辑秦涛]

作者：汤涛

地方行政教育管理论文篇3：

在转型跨越进程中山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摘要：文章对山西省教育发展的成就及高等教育管理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当前在山西省转型跨越的背景下改善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对策，包括改变政府管理方式，扩大高校办学的自主权；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增强高校发展活力；控制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准入标准，提高高等教育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等。

关键字：山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现状对策建议

一、问题提出

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学校教育是狭义的教育，高等教育是以高等教育者和受高等教育者双方共为主体，以高等教育资源为客体所进行的主体之间与主客体之间的，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社会实践{1}。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管理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重中之重。2012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工作要点》中提出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落实国家教育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深化改革，积极促进公平，全面提高质量，切实维护稳定，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在“十二五”期间，山西省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身负着“转型跨越”与“再造一个新山西”的发展重任，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步伐，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而发展的根本在于创新，创新的关键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因此，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跨越的进程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转变教育管理体制，不仅是提升山西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之举，而且是山西省顺利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文献综述

我国对教育管理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中叶，建国前后对高等教育管理有初步探索，而真正把高等教育管理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则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2}。贾俊菊，张树国（2011{3}）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高等教育管理具有两个特点：高等教育管理目标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冯会玲（2010{4}）从高等教育产品的特性论出发，提出高等教育产品总体上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我国高等教育产品具有在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中前进、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相结合、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和超前性与滞后性相结合的特性。

国内很多学者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刘宝存（2009{5}）认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指中央和地方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和相互间的职权划分，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的关系。王丹（2010{5}）提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对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监督方式，它涉及政府与社会、高等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杜希民，梁克荫等（2011{6}）认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经费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是高等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使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到高等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吴方，杜学元（2010{7}）提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及政府与学校之间管理高等教育事业的权限划分及其关系的设定,规定着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管理的组织系统、原则、方法和程序等。

还有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国外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模式和特点，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提出可借鉴的举措（见表1）。

三、山西省高校教育发展的现状

山西省作为中部传统省份，自古就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省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级各类教育快速发展，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研究生继续扩招，招生人数达到9000人，在学研究生2.5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分别招生18.5万人、21.7万人和28.7万人。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5%。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培训结业职工和农民共计213.6万人次。

山西省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从2004年到2010年，山西省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稳步增加，除2006年略有下滑外，整体呈上升趋势。

伴随着高校数量的增加，山西省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也在逐步增加，到2010年达到了18万，人才整体素质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

到2010年普通高校占地面积2667.74万平方米（折合40020亩）。校舍建筑面积1541.41万平方米，生均25.94平方米；学生宿舍面积363.61万平方米，生均6.12平方米。全省普通高校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393130.64万元，比上年增加27830.37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6253元。学校藏书4496.11万册，比上年增加128.77万册，生均71.51册。

虽然山西省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发展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城乡、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本科院校数量少。山西省内共有19所本科院校，其中，山西大学是山西省重点建设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太原理工大学是省内唯一一所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太原科技大学是国家重型机械行业和装备制造领域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的重要基地，包括这三个本科院校在内的7所高等院校都集中在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其他院校零星分布于大同、忻州、太谷、晋中、长治、运城等地，而像晋城等地都没有建立本科院校。

其次，高等院校办学动力不足，教育体制改革亟待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11}。但是，新的管理体制仍然存在问题，政府与高校之间权责不清晰，政府的管理权限过大，行政管理覆盖了高校的自主管理，高校的自主权难以落实，使得高校教育发展缺乏活力。

再次，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总体水平不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这是由于高校教育队伍学历较低，专业性缺乏，整体素质不高；另一方面，高校一味强调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对课本之外的社会实践生活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与企业的联合办学，学生只有专业的学习能力，没有进行职业教育，导致学生整体素质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学生的实际就业水平。

最后，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完全落实。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但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最突出的矛盾，依然是投入不足的问题。2011年山西财政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为15.8%；2012年达到16%，比上年增加100亿元；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达到9000元。但是，山西省教育经费占山西省GDP的比重仍然低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这是导致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四、改善山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改变政府管理方式，扩大高校办学的自主权。虽然经过多年改革，我国的教育方式已经由中央集权转变为地方合理分权，但是各地方高等教育管理仍然不能脱离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不科学、不合理的行政命令，制约了高校面向现代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的正常发展。因此，各级政府要适当放权，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由微观控制改为宏观指导，制定年度教育计划，对高校教育管理提出建议，制定教育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日常交易管理的行政监督。

第二，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增强高校发展活力。除了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之外，还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内部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和大学管理制度，通过规范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程序，提高教育队伍的整体素质；以绩效为导向，改革教师工资结构，促进科研成果的提高；改善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以人为本，以学生为重，关注学生的个体需求。

第三，控制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准入标准，提高高等教育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针对山西省高校教育工作者学历偏低，专业性缺乏的现状，各高校应提高各自招聘、录用教育者的标准，提高整体师资水平；定期组织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建立奖惩措施；鼓励教师继续深造，带动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此外，组织教职工进行各项经验交流会、拓展训练，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第四，引入市场机制，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投入不足。一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大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的逐渐放权，高校也应减少对政府财政的过度依赖，将政府资金投入于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专业项目，更多的引入市场机制，用社会资本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开展高校与企业的联合办学，共同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发展。

五、结语

山西省大力实施科教兴晋、人才强省战略，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稳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逐步形成了布局结构合理、学科门类齐全、地方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但与此同时，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必须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高校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进步，为山西省“十二五”期间的转型跨越发展贡献力量。

注释：

{1}赵华，李思经.国外高等教育管理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教育论丛，2010，12：53.

{2}郭丽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现代大学教育，2003，5：44.

{3}贾俊菊，张树国.创新高等教育管理培养高素质人才[J].中国人才，2011，7：235-236.

{4}冯会玲.高等教育产品的特性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24（6）：63-64.

{5}王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问题分析[J].商业经济，2010,12:47.

{6}杜希民，梁克荫，于东红.完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实现科学有效性管理[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1,9（03）：19.

{7}吴方，杜学元.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及启示[J]. 鸡西大学学报，2010，10(5)：11.

{8}孟令霞.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及其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2011,05：113-114.

{9}杨天平,邓静芬.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启示[J].教育研究，2011,05:102-104.

{10}朱世桂.加拿大高等教育管理的特点及启示[J].教育体制与政策,2011,06:9-12.

{11}刘宝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回顾与前瞻[J].复旦教育论坛，2009,7（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