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论文范文

2022-05-15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语言经济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语言、文化和族群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诞生的前提,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工具,同时语言也是属于文化一部分。两者构成族群族内交际、族群认同、传承繁衍的关键。特别是在当今大力发展语言文化产业潮流下,语言、文化与经济发展结合,更是促进族群经济发展,保护、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有效途径。

第一篇:语言经济学论文范文

经济学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编者的话:语言是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还具有价值、效用、费用、收益等经济学的属性,符合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语言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它为研究语言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还为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参考。为此,本刊邀请了五位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撰稿,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语言和语言生活。敬请读者关注。

活在语言,活出语言

薛兆丰

我不是语言专家,只是谈谈随想。用电脑写作已经超过二十年,我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上发生的几乎所有变化,都是在键盘上敲出来的。常常惊讶于人类社会的竞争方式竟然可以如此迂回,而在语言上投资的回报竟然可以如此巨大。

我的母语是粤语,高中以前上学都是用粤语的。教了我三年初中的语文老师杨子锴先生,是一位谙熟古汉语的老人家,他讲课只用粤语,同学们背诵的古文,也一概是用粤语。初中时,我也爱听香港的粤语流行曲,歌词都是根据录音带听写下来,再跟好友们交换互抄的。粤语有9个声调,比普通话多一倍,诵读时更有乐感。这段经历让我变得注重词句的韵律。

语言常常被认为是交流的工具,是人的思想在操控语言;实际上,语言也是思维的原料,反过来也在操控着人的思想。粤语缺乏抽象大词,常用短句。用粤语思考甚至写作,使我的思维也倾向于具体化和图形化,并逐渐形成了短兵相接、生动简练的文风。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经在《反对大词》(Against Big Words)中一针见血地批评故弄玄虚的作风:“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窍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大多数哲学系(尤其社会学系)的智力标准都流于浮夸,并纵容虚假的知识,而这些人似乎都极渊博。”这增强了我对简朴文字的信心。

与西文相比,中文的语法约束疏松得多。在中文里,没有主格宾格之分,不讲究主动被动,没有显著的时态表述,无主句是司空见惯的,也缺乏供人架构复杂长句的显著标识,据说现在高考连“的、地、得”都不要求区分了。结果,说和写的人不作交代,听和读的人也就只能自行猜测,中文的推理表述就缺乏西文所固有的严谨。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沿用判例法,不得不使用大量以英文记载的法庭案例。曾经有人提出,能否将所有的案例都翻译成中文,这样香港的法庭就可以抛弃英文了。资深的法律人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不是词句难译,而是思维难译。

在先贤的思想中,我常遇到朗朗上口的说理,如“不修身则无以齐家,不齐家则无以治国,不治国则无以平天下”之类。后来才看清,其实不修身也可以平天下。这种“词句优美、逻辑有误”的遭遇,使我对文字的陷阱产生了戒备,并试图通过精准的定义来达到正确的结论。

于是,阅读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就成了我多年的爱好。吃饭时、睡觉前、休闲中,随时都可以阅读几个词条,把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反正没有微信或微博。体会词典编纂者的苦心,有一种跨时空交流的感受。

最有意思的词典,是刘重德先生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英汉翻译例句词典》。编纂者从一千部汉译名著中摘出精彩的段落,以关键词为线索编排,演示中英文字之美,其中的汉译好得像是原创。那时候想,等退休了,要把这部词典,连同也包含大量经典例句的《韦氏同义词词典》,从头到尾看一遍。

我对语法的遵守也近乎苛刻。“尽管我们……”和“我们尽管……”在使用中是有区别的;“三十多位学生的家长”的表达方式是有歧义而应该避免使用的;“考试开始半小时后就有同学陆续交卷”是有语病的,正确的表述应该是“……陆续有同学交卷”;……这些训练,对培养思维的缜密是有益的。

然而,到了大学,读过一些分析哲学的著作后,才明白要绝对精准地确定词语的含义,也是徒劳无功的。比如,我们就永远无法给“水”下一个完美的定义。由于原子存在多种同位素,水的构成从来就是复杂的;随着讨论背景的变化,对水的定义也可以变化万千。准确的定义,只能是在具体的问题背景下才能近似地获得。换言之,只有确定了问题的背景,我们才能确定话说到多清楚就算足够清楚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便逐渐放弃了对词义的深究,转而关心由词汇所连成的判断、由判断所连成的推理以及由推理所连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让我接触了大量由特殊的理论决定特殊的语义的例子。例如,“歧视”在日常生活中是个贬义词,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歧视”只不过是区别对待,而任何人只要进行选择,就不可避免地会进行区别对待,所以“歧视”就是不可避免的。

又如,在经济学里,“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指的是一个人的使用并不影响别人使用的物品,如音乐旋律、故事情节和科学定律;而“私用物品(private goods)”指的是一个人的使用会排斥其他人使用的物品,如鸡蛋、面包和铅笔。照此标准,道路是私用品,否则就不会出现车辆拥堵了。一旦如此定义,谁再去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地追问“公共”和“私用”的“本源”含义,就是缘木求鱼了。用文字来感受世界,与用经济学理论来感受世界,体会是大不相同的。

语言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进而也塑造了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能够帮助人们挣脱语言的约束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的,是不一样的理论体系和观察视角,而这些理论体系和观察视角,往往是具有超民族和超文化的普适意义的。这或许就是吸引我从语言爱好者慢慢变成理论爱好者的魅力。

我所感受的语言与语言生活

贾康

我没有学过语言学。商务印书馆新刊《语言战略研究》问世,编辑部向我约稿,谈对语言和语言生活的想法和见解。我由此按捺不住,试谈些想法。

我之所以愿就此发议论,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近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天天要处理文稿、推敲文字表述,经常参加会议、论坛、讲座发言和演讲;茶余饭后兴之所至,也写过些诗词,自然对于语言和“语言生活”积累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与心得。试分几点来讲。

第一,我认为语言是人类智力提升、智慧发挥和文化积淀的重要伴生物与催化剂。广义地讲,语言不独人类所有,鸟有“鸟语”,马有“马语”,海豚据说也有其语言。但人类脱离动物界而成为独具最高级智能的生命体,复杂的语言和文字,显然是其不可缺少的特定伴生物。它使人类在分工合作中必不可缺的沟通、配合可以实现高效率,也使人类的社会交往、情感生活可以更加丰富、细腻,以至追求优雅——当然也不排除时或表现其暴戾与决绝。语言和文字可以内含百般风韵、千重感触、万种柔情,令人如醉如痴,心驰神往;也可以带来思想碰撞、灵魂激荡、意气轩昂,使人赴汤蹈火、舍生取义。活着的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路演变至今的当下现实,也还在继续催化人类的智力提升和文明结晶。仅以我自己在写作和演讲中的感受而言,思路的清晰、思维的严谨、逻辑的内洽、风格的偏好与品位的追求,都必须借助语言文字的表述,都会取益于语言的运用。整理思维,必用一种语言、语境;形成文字,更是要调动自己全部智力与知识来写作、修改、推敲。我想,在这样一种人的心智与语言的互联互动之中,语言对于人类智慧的发挥以及文化与文明的生发、积累、沉淀与凝练,不仅是伴生物,更是催化剂。文字则是其带有凝固态特征的载体。古今中外名留史册的人物,莫不运用其语言以表现和发挥其心智的作用,也莫不得益于语言文字而为我们所知,并让后人学习、借鉴或引以为戒。如何更好地运用语言文字,实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专家学者毕生求优的学习和训练功课。

第二,一个人的母语,与其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密切相连,潜移默化于生活之中;一个民族、国家的气质、风范,也在其语言中融会天成。我从小使用汉语,经过教育也是基于爱好,对于从《诗经》、楚辞、汉赋、魏晋文章一路发展下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中的美感与万千气象,自认为可以心领神会;而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些实已渗透于国人的血液中。悠悠岁月里所继承、延续的,是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愫、族群认同。当然汉语也由此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之中无可替代的一枝秀美奇葩。外语方面,我曾听说“法语是爱情的语言”,但感知上仅是觉得其音韵、声调,与汉语中的“吴侬软语”有相似相通之处;但因为对英语稍熟一些,我还是可以评说一下其某些音像作品、文字篇章的美感,以及“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气韵与意境上的差异,而且由于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形成了自己对美式英语音调的偏好与习惯。这些,也都会渗透于现实生活的各个场合、每道风景。在人类社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取向的追求中,各种“母语”与“外语”的美美与共,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旋律,也是“命运共同体”和“包容性发展”这种人类文明前沿概念中所必然具有的内涵之一。

第三,在一种语言的成分及其发展中,需要把握不同因素的高下之分、雅致与粗鄙之别,形成必要的社会辨识与引导。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如同自然科学不具备阶级性一样,其基本属性在于工具层面。斯大林在关于语言学的这一认知上,倒是明晰而正确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试想,“革命的阶级”和“反革命的阶级”中的人物,显然都会“骂娘”,也都可能对心仪者说出“我爱你”之类的甜言蜜语。但是,语言的成分中,确又有高下之分、典雅与俗鄙之别:娓娓动听的经典情诗是语言,“爆粗口”的“国骂”也是语言。虽然文学成就之高如《红楼梦》,描写到薛蟠等人物角色,也难免捎上一两句出自特定人物形象之口的粗言秽语,但一个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追求品位之人,毕竟要在语言的运用和选择上总体而言倾向于高雅、优秀、有教养——不妨碍有时要追求有力度,但总应自觉地摒弃粗野、鄙俗和下流——特别是在公众场合。一个社会中必然动态发展的语言风格,往往会受到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明星、专家或时尚潮流中的某些变化因素的语言示范与引领,而我认为值得推崇的这类因素发挥能动作用之方向,应是引导大众辨识美丑,引领文明与品位上升。虽不排除(甚至应追求)“雅俗共赏”,但一定要警惕“审丑”式的语言污染。愿举一例:近年在“网上语言”中首先出现,后来居然普遍流行起来的“di?o丝”(恕我不直接写出意为男性生殖器的这个字)居然还一时间在汉语世界里成了气候,大姑娘小媳妇们也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个“新词语”,似乎是信手拈来。我真觉得匪夷所思!我都替她们脸红啊!这个世界是变化快,但我总觉得不应是这样一个变化法儿。早年我在农村、部队、工厂都有生活、工作的经历,在底层的摸爬滚打中是得到了值得珍惜的许多体验的,我也知道一些“话糙理不糙”的底层语言的生命力;但是,提及“文革语言”“泼妇骂街”“流氓地痞黑话”之类,毕竟是贬义词,总体讲属于粗鄙低格的语言要素。我认为应将这些充分地边缘化,让其速朽。这一点是我的真实想法,特借此文一吐为快,希望认同者共同努力,净化我们美丽的汉语文字。当然,也欢迎各方“拍砖”讨论。

经济学视野中的语言问题

黄少安

一、作为制度的语言及其演变规律

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语言是一种元制度。制度是有层次性的,人类最基础、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元制度”,例如:人类的基本伦理、怎么说话写字等。元制度有一个特点,有它的时候,常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和重要;没有它的时候,才感觉到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就像空气、水、阳光一样。第二层次是人类社会一些基本方面(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的基本的组织制度。例如基本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基本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私有制)等。这些基本的制度往往通过宪法、民法典等基本法律规定下来;还有众多具体的各类法律、规则等,例如公司法、企业制度、大学章程、乡规民约等。

作为制度的语言,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语言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二是文化符号或表征。两种功能的演变趋势和规律并不一致,前者是趋同、趋简,是由语言使用者追求交易成本降低的规律支配的;后者却比较复杂和矛盾,一方面,语言(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和政府为了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和保持文化多样性而“求异”,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却在使用通用语言和本民族语言之间纠结和矛盾,现实中的力求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多样性递减趋势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语言演变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高度相关却不一定完全对应。词汇量、词的所指和能指的变化等,都体现社会的变化。例如中文中的“商”“商业”“商人”“文人”“政客”“实业”“工业”,这些词既有社会分工角度的界定,也有阶级或身份区分角度的界定,二者又有交叉。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强势,肯定能够提高其语言的影响力;但是,一种语言的通用度不一定与其经济实力成比例。因为语言的通用度不仅取决于该语言使用国的经济实力,还取决于该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的成本。一种难学、使用和储存不便的语言,是很难成为通用语言的。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日语的通用度对比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制度的语言,是构建的还是演化的?广义的语言包括文字和语言,通俗地说,就是怎么写字和怎么说话。文字的可构建性强,语言的可构建性弱、演化更明显。秦始皇可以统一文字,却没能统一对文字的发音,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构建和演化的总体趋势都是趋同、趋简,但是也有相反的特例,尤其是文字的构建,例如韩国和日本文字的构造。

二、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

可以从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总体即宏观和单个个体即微观两个维度讨论和思考语言人力资本。

人口不等于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也不等于人力资本。一个人口大国不一定是人力资本大国。一个国家国民总体的语言能力,包括母语的水平和使用外语的人数及熟练程度,是该国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投入和语言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很多维度的问题需要考虑和解决,例如,语言规划、投入产出比、外语学习战略及外语学习与母语学习的合理关系等。

从微观角度考察,有个体语言人力资本的评价和测度、个体语言技能的投入产出、个体语言学习的优化选择、语言技能与自己的就业和收入的关系等问题。

三、语言的公共产品性质和外部性

语言作为公共产品有两重含义:首先,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常常需要政府来提供,即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加以规定、推广、保护。其次,公民的基本语言能力虽然是个人的能力或人力资本,但也是社会的公共的能力,每个个人的语言能力可以成为众多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消费对象;反之,一个公民如果没有基本的语言能力,会给其他社会成员和社会带来麻烦。因此,需要国家干预和一定程度上由国家生产或促进生产,例如,政府法定和免费提供的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教学、政府对盲、聋、哑人群的语言文字能力的援助性培养等。

语言的外部性是指个体或群体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对其他个体或群体产生的,无需同意和付费的效用(包括正的和负的)。例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恶语伤人”等等。

四、语言多样性与语言保护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反对保持语言文化多样性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不过会更多地考虑实际的可能性和怎样有效保护的问题,多一些理性而已。不能违背语言演变的客观规律,也不能不顾及少数民族的文化诉求和现实物质利益诉求之间的平衡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要考虑保护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构建关于语言信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效用总函数,并在行使这两种功能的时间以及其他语言学习成本的约束下,寻找降低交易成本与文化传承的均衡点,为化解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与语言演变规律之间的矛盾提供理论基础。政府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不可能抗拒语言演变的基本规律,针对“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这个问题,就是在不违背语言演变规律、积极保护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寻求综合平衡。

五、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增长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语言多样性是否影响增长,是经济学家很关注的问题。不同人群说不同语言,肯定增加交易成本,对经济个体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利。但是,不同文化的交融可能提升人力资本,也可能增加产业和就业,比如语言培训和翻译行业等,这又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谁的作用大,需要具体的定量分析,经济学家擅长干这种事情。来自不同的方言或外语区的人在一起,能说通用语言,就无需增加语言交流的成本,而且肯定是有利于彼此人力资本积累的,因为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群相互学习和影响,因而肯定有利于经济增长。

六、语言产业和语言产业战略

语言产业是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满足组织或者个人需求的活动的总和。其外延很广,大体可以包括语言推广(语言传播)、语言教育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康复(听障)、品牌命名、计算机语言,以及对于以上语言服务支撑的技术产业(例如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技术)等。例如中国的“新东方”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产业的企业。语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些国家(尤其是强势语言的国家)甚至是支柱产业。例如英国,就凭借着强大的英语产业,源源不断从各国获益。有经济学家统计,英国凭借着英语的强势地位,每年可以获得100亿欧元的净利,如果考虑投资方面的优势,英国每年可以获得170亿至180亿欧元的收益。可见,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中,语言产业规划和战略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语言战略和语言规划,也需要有意识地配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俄语学习的普遍化就适应了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对英语学习高度重视也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现在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需要相应的语言战略和语言规划与之配套。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有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就必须有足够的通晓沿线国家语言并同时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才,这样更利于知晓他们的法律、习俗、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向他们传播中国文化,介绍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信息。

网络语言发展及其基本对策

李广乾

信息化不仅在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汉语应用。互联网在丰富汉语的表达方式、提高汉语表达的适应性的同时,也在对汉语的语义语法,甚至是语言的健康发展产生潜在影响。与BBS时代、微博时代相比,进入微信时代之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对汉语的影响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前亟须未雨绸缪,从国家战略层面去思考其应对之策。

一、将网络语言的规范管理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就传统产业发展来看,信息化一方面可能提高其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可能改变甚至是颠覆其传统面貌并衍生新的发展业态。所以,信息化很早就成为国家的最高发展战略,各传统产业都被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政策体系。但是,也许是由于我们无法用传统产业信息化的思维去认识和理解语言信息化,遍览国家信息化政策体系,我们一直无法找到语言信息化发展的相关政策。网络语言的规范管理一直游离于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之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的遗漏和缺失。

网络语言对国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会产生深刻、深远的影响,理应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应该补上语言信息化发展的相关内容,加强规范和引导,使汉语在信息化时代获得健康发展。

二、加强互联网对汉语应用的深层次影响的分析、研究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微信等社交新媒体日益成为语言演进的重要平台,互联网平台不仅加快了语言自身的演进速度,也加快了语言创新的传播速度,让汉语的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网络是语言加速演进的一个崭新领域,而且是个未知领域。跟踪演进趋势,研究其潜在的深刻影响及其发展规律,是亟待加强的重要任务。

从当前情况来看,这些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对汉语的影响。IT技术的发展对汉语的影响一直就不小,一些相关词汇已经成为汉语表述的必要词汇。有些直接就以英文字母表述,例如IT、BBS等。这些词汇,由于长期使用,很多人甚至已经忘记了其原来的英文全称。还有些是以中文表述,如互联网、路由器等。近年来,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不断普及,其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汉语的演进趋势,新词、新用法层出不穷。

2.各类论坛(BBS)、百度贴吧、QQ、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和电子商务对汉语演进的影响。新媒体一直是社会公众情绪宣泄的渠道。近年来智能移动终端日益成为这些渠道的总集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移动终端不再仅仅是通讯工具和社交媒介,同时也是生活平台,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去完成,例如电子商务。这些新渠道、新领域都在给汉语演进带来新的变量。

3.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技术手段开展语言演进趋势及其规律研究。计算机、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使得语言应用日益电子化、数字化,借助于智能移动终端和云计算平台,语言文字的产生、存储、加工利用越来越具备大数据的特征,这也是大数据技术得以发挥其科学价值的新兴领域。

三、明确针对网络语言发展的基本态度

当前,网络语言因为快速演进而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没有一种权威的态度和意见去引导其健康发展。在经历了十多年网络化演进之后,我们应该明确表明其态度了。总的来看,其核心就是界定网络语言中网络方言的属性,将网络语言看作是汉语言演进池,严格网络语言的应用场合,只将那些得到社会充分认可且合乎语言规范的网络语言纳入汉语正式使用范畴。为此,需要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区隔应用场合。明确要求教科书、各类考试以及其他各类正式场合的书面用语规范,排除那些未被确认的词汇和用法。

2.建立评价模型。构建网络语言发展成熟度模型及其评价指标体系,跟踪、研判网络语言发展趋势和特点,并将其作为规范网络语言发展、评判网络语言成熟度的重要参考。

四、加强综合性人才培养

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分析网络语言发展趋势及其深刻影响,需要进行跨学科的协作,因而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其具备汉语语言分析背景,更需要具备IT知识。目前,国内关于网络语言发展的分析研究仍然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学领域,无法满足当前网络语言加速演进的需要。

为缓解这种紧张局面,当前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加强跨学科人才合作,通过综合性项目研究开展跨学科的知识与技术的协作、交流、融合;加强跨学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一带一路”需要更多财经领域语言

梁海明

“一带一路”沿线至少包括四种文明、近百个国家和上百种语言。由于每个国家所处的环境、自然条件、宗教、语言、民族和政治制度都不一样,对外来信息的接受习惯也不尽相同。要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迫切需要运用好各种全球通行的“语言”。

2016年以来,环球股市、汇市、大宗商品震荡一浪接一浪。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冲击了不少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国际上不少国家开始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质疑:中国的经济前景究竟如何?若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是否会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我这几天在泰国调研,虽然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但兑泰铢是升值的,去年升了10%左右,美元兑泰铢则升值近30%,我调研的几家泰国企业,他们现在更愿意用泰铢和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不是用美元结算,因为相对美元,他们觉得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在针对泰国政府官员、上市公司负责人的讲座上,我被提问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人民币的汇率,以及当前的经济情况是否会影响“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能否给他们带来新的商机、经济效益这类问题。 对此,中国更迫切地需要用一种国际上能听懂的语言,来消除各界对“一带一路”的疑惑。

我认为,财经(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语言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可以“听懂”的语言,中国在“一带一路”未来的建设中,需要更多使用财经领域语言与国际沟通、交流。

一、财经领域语言令外界增强对“一带一路”的信心

不少机构的研究报告均显示,由于世界经济的下行趋势以及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扩大,预计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停滞在2%左右;加上中国经济从此前的高速增长回落到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几年GDP6.5%至7%的增速可能会成为新常态。这令各国对中国经济前景忧心忡忡,担心中国未来难以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担心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调,外汇储备减少,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将会减慢。

对此,一方面,中国政府包括各驻外使馆、传媒机构,应该更多使用财经领域语言,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方式,拿出深具说服力的解释,以充分的案例和理据让各国知道:即使遭受国际各种因素冲击,2015年中国经济仍以占全球约14%的GDP总量创造了占全球约25%的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作出超额贡献。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动力的转换,以及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必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增长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媒体也需要更多以财经视角对外传播,令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同时能够进一步掌握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细节变化,了解中国经济的增速既是经济规律的展现,也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应当理解,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仍有实力、有能力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这都是媒体在推动“一带一路”进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

中国更应当向沿线各国强调,作为地区性的经济、金融大国,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在区域经济稳定中担任重要角色,如在此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中,亚洲各国经济、市场都出现了巨幅波动,中国则在稳定亚洲经济中承担起了巨大责任,未来也同样如此。

二、“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宜重财经话题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政治领域的大事,更是经济领域的大步推进。然而,当前“一带一路”在对外传播中,仍以偏政治、政经方面的报道为主。事实上,“一带一路”想要得到沿线各国的最大程度认同,一定要把传播的突破口放在金融、文化等领域。

当前,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一体化,各国金融系统愈趋深层次联结,金融渐渐成为一种国际共同“语言”。各国民众对股市、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重金属价格等共同的体验,已产生了广泛“通感”,面对金融市场的表现,无论语言、风俗、民族、国籍都不是障碍。因此,在金融领域,用通用的金融“语言”来传播新时期的“一带一路”构想,将大大增加构想对沿线各国民众和机构的吸引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包括“资金联通”,其涉及的建设项目需要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中涉及的合作以及投资机会更将是数不胜数。我认为,中国可联合沿线国家,共同搭建区域性的金融合作网络,并尝试将已在沪港通中实现的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向外拓展到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样,不但沿线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能感受到合作带来的益处,连各国的普通民众也可以分享中国经济繁荣以及“一带一路”带来的投资机遇。

中国也应当更积极参与及制定区域内的金融制度顶层设计。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机制上存在“特里芬悖论”——美国通过美元的主导地位向国际转嫁其金融危机,不但严重冲击环球金融市场,部分地区、国家更因此爆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国际货币结算广泛采用美元,不但成本较高,还容易遭受汇率波动风险、信用风险和贬值风险等。

例如,中国政府可考虑联合即将成立的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内的政府和金融机构,通过新型“区块链”的技术尝试开发一个虚拟货币系统。这种由各方共同拟定规则、信用建立在联合协议上的系统,为其运作的有效性、安全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该系统不但是双边货币互换、多边交叉货币互换的网络版,更是升级版、智能版。

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是促进经贸、投资、旅游等众多领域合作的基础和支撑,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对外使用更多的金融语言、金融逻辑,不但可以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更将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在其他领域的互联互通。

因此,中国政府、各驻外使节和媒体机构,在涉外交流、对外传播中都必须更多使用财经领域语言,才有可能打好国际信心战,消除各国对中国经济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疑惑,助推“一带一路”进程。

责任编辑:李 节

作者:散心

第二篇: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语言对族群文化、经济发展作用

摘 要:语言、文化和族群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诞生的前提,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工具,同时语言也是属于文化一部分。两者构成族群族内交际、族群认同、传承繁衍的关键。特别是在当今大力发展语言文化产业潮流下,语言、文化与经济发展结合,更是促进族群经济发展,保护、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有效途径。平话人是自秦汉之后,北方各地汉人迁入广西地区,经长期与广西少数民族接触、融合、演变形成的一个新汉族族群。这个族群为广西地区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宁市江南区于2015年获得“中国平话文化之乡”称号,区政府规划建设“中国平话文化之乡”,来保护、传承和发展平话方言与平话文化,更好发展区域经济。本文将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南宁市江南区“中国平话文化之乡”建设为例,立足于语言经济学视角,探讨民族语言在文化传承、族群维系及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语言;文化与族群;中国平话文化之乡;区域经济建设

一、引言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语言经济学,其产生和兴起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产生了急剧变化,语言研究方向出现转向,再恰逢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兴起,以及语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等成为热潮。所有这些变化和变革冲击着人类在语言方面的某些认识,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生活迫切需求,语言经济学便应运而生了。到目前为止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主要分为两块:第一区块,是现在中西方语言经济学者研究较多,也比较成熟的——即立足于经济学,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引入到经济活动中,并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采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语言政策及其演变与经济主体行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相关性问题,探讨语言经济作用和经济势能。

第二区块是语言经济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即从语言学本体出发,结合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侧重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探讨语言本身产生、演变以及消亡对使用族群经济、文化的影响。历史、当今和未来是相互关联的发展进程,我们探讨研究语言与经济历史关系,是为了找出语言变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以便针对当今出现问题,找寻方法,为语言、文化、经济发展做好规划。本文要探讨的内容便是属于第二区块的内容。

江南区是南宁市南大门、大西南出口通道,地理优势明显,具有大量历史文化景观资源。这里有三十多万人以平话为母语,是平话文化核心区,底蕴深厚。自南宁市江南区于2014年 5月获得“中国平话文化之乡”称号以来,江南区党委、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全力支持平话文化繁荣发展,力争把江南平话文化建设为具有较好经济效益和良好社会效应的民间文化艺术品牌。本文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南宁市江南区“中国平话文化之乡”建设为例历史,探讨语言、文化、族群群及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桂南平话现状

平话人是自秦汉之后,由陆续入桂汉人与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支独具文化特征的汉族群体。在平话语言基础上,平话人为了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创造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便是平话文化.早期平话文化历经沧桑,分布广而散乱,经过大时代变迁后,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缺失,比如平话人的传统服饰,已经难觅踪迹,原来从远远外观就能分辨的人群,现在已经与其他族群混同。而桂南平话方言随着官话、粤语的进入和国家推普政策开展,使用人口在不断减少。同时,现阶段对桂南平话、平话文化的挖掘、开发、保护的工作很不理想,导致平话文化流失,桂南平话及其文化总体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是桂南平话人的聚集地。本文将通过对南宁市江南区域平话族群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以及平话文化保存状况的调查摸清其现状,并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出发给出建议。

2.1江南区域平话族群的语言使用状况和语言态度

平话是维系平话族群族内交际的关键,同时也是传承平话文化重要工具,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平话族群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问题。

通过调查及数据分析,我们初步得出平话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平话在社会交际中的区域已经慢慢退缩到家庭内部,而且趋向性越来越明显,这对平话方言的发展以、平话文化的延续以及平话族群保存时很不利。从语言态度又可以看到,平话人特别是新生一代对母语仍然热爱,所以平话方言还有延续的基础。但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与强有力的支持,缺乏保护母语与文化的社会氛围,那么平话文化就会很快出现代际传承语言与文化取向的大变换,进而将会发生平话语言与平话文化濒危。

2.2、南宁市江南区桂南平话文化总体保存状况

南宁市江南区扬美古镇和亭子为桂南平话人的主要聚居地,平话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杨美古镇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扬美在明清两代出了6个进士、4个举人、30多个贡生,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根据现有资料记载统计,古镇现存古街8条;古码头8处;明、清、民国的建筑260座,其中明代建筑一座,清代和民国的建筑259座;古碑20多方。而2015年对杨美古镇文化保存现状的调查情况:明清古建筑被拆,保存下来的也比较破旧;码头、古街虽然保存比较完整,但是非常清冷、萧条,已无昔日繁华的商贸之景;古碑被涂鸦的不成原貌,字迹模糊,有些碑刻遗失了;名人遗迹也破损严重等情况。

亭子区域为江南区平话文化之源,以亭子为中心的江南地带为古南宁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地,古有“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之说,足以说明亭子区域具有深厚的平话历史文化底蕴,涵盖了贝丘文化、农耕文化、稻作文化、码头文化、江河文化、商贸文化、碑刻文化、城邑文化、美食文化、军事文化等诸多历史文化。

这样一个拥有浓厚历史文化的地区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高楼竖起,不见丝毫历史文化的痕迹。古街已成为商业街,古码头已变为滨江公园,古建筑几乎全被拆卸,碑刻只留下半截断碑,名人故居只剩莫文骅故居且破损严重。

江南区其余的平话乡镇例如苏圩、延安区域在平话方言和文化研究保护上基本处于放任状态。

综上所述,江南区平话方言在缩减,平话历史文化在调查、搜集、整理、保护方面不当,桂南平话现状不容乐观。

三、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给出建议

平话文化建立在平话方言基础之上,平话人以平话为族群纽带,因此要传承发展平话文化,必须对平话本身具有深入的把握。目前虽然已经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平话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但由于平话内部存在丰富的次方言、土语,情况极为复杂,同时,与语言研究平行的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也还不够充分,还需大力推动更多学者参与,其具体建议有以下三点:

3.1平话、平话文化的调查与研究

A、鼓励、帮助研究者开展平话、平话文化田野调查,共享调查资料与数据。

B.配合平话文化节庆,与专家学者及学术机构联合召开各种层次的学术研讨会,搜集研究资料,扩大平话文化影响。

C.组织平话文化传承人、民间爱好者共同参与平话、平话文化调查与研究,与专家研究形成合力,拓宽视野及研究范围。

D、通过组织平话节庆文化、增设方言课堂、方言电台增强平话族群对平话的感情。

3.2平话、平话文化文献收集与整理

A、系统收集传世文献中与亭子平话人、亭子平话文化相关资料,收集相关研究文章与著作。

B.广泛收集亭子平话民间幸存的平话人谱牒、契约、唱本等书面文献,收集传说、故事、歌谣等口传资料。

C.亭子平话文化资料分类整理,创建数字化图文数据库及全文数据库,为研究者,也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镇/乡建设综合文化服务体等社会服务机构提供充足的阅读及欣赏材料。

D.亭子古迹、碑刻摸底调查,以及事物历史资料的保护和储藏(笔者于2015年6月对亭子调查,就发现亭子正街“重修米顶行碑刻”被丢弃一旁,无人去保护)

3.3结合经济发展,打造平话文化传播平台,创建创新模式,把语言、文化保护和传承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A.建立平话语言、文化的传播渠道,综合运用平面媒体、影视、网络及现场表演等手段,将复原重建的平话文化立体传播,促进平话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B.设立江南区文化研究创新项目,组织专家及各级文化工作者,收集整理全自治区平话人的文化表现形式,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精品,汇集到江南区进行多姿多彩的展示。

C.探索创建平话文化创新模式整合现有文化项目。通过政府引导,万众合力,使平话文化得以有效延续,文化精髓得以充分保护与开发,文化精神得到精彩创新与发展。

四、总结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语言、文化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文化的经济价值更加突出,语言的经济性也逐渐显现。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不仅经济发展服务,其本身也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这种资源的价值、意义深埋在它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联系中,当前语言、文化产业成为了世界各国集中精力发展的经济资源。江南区“平话文化之乡”的建设,正是顺应当前语言文化产业发展的潮流下提出,结合当地平话方言资源和文化资源,利用政治、经济、自然等有利条件,开拓平话、平话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广西南宁江南区“平话文化之乡”建设,把平话语言资源与文化资源相互联系,发展语言文化产品行业。不仅可丰富平话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加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带动了当地旅游、经贸的发展,更为平话语言、文化、族群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2]游汝杰.汉语的透视——汉语与中国文化[M].沈阳出版社,1997.

[3]鲁宾斯坦著,钱勇.周翼译(Ariel Rubinstein).经济学与语言.[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4]Marschak.Jacob.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Behavioural Sciene 10,1965.

[5]徐杰舜.平话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一[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6]李伟丽.桂南平话民系宗族与语言态度初探一一以田东县黄氏及横县雷氏为例[J].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

作者:吕裕彬

第三篇: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摘要: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就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它有科学的理论基础,有较为固定的研究对象和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具备了独立学科的特点,但由于该学科研究的时间较短,至今在国内外还没有构筑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应用方面,应用性的语言问题以及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前景广阔,今后应立足于应用性和交叉性研究,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还要加强语言变迁的经济机理研究。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研究现状;研究前景

一、引 言

宽泛地说,语言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加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它同时也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国外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已有50年的历史,源头在北美和欧洲。一般认为语言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经济学教授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2]在1965年提出的,到80年代末蔓延到欧洲的瑞士。这一学科的发展有着特殊的理论和社会背景。在理论上它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为基础,认为语言具有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语言学习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入,学习后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是预期的经济效益。从社会因素来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从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开始的,如加拿大和瑞士。这些国家移民涌入较多,如何制定合理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帮助移民进行双语培训是他们研究的初衷。

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祝畹瑾[3]较早地分析了“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语言不分大小,都能为使用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最早把语言经济学介绍到国内的是语用学家何自然。何先生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经济投入,它可以补充和取代人类的其他本钱,如知识和技能等;学习外语也是一种经济投入,掌握这种语言就是要取得的预期效益[4]。

近十五年来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动该学科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稍作梳理、回顾和总结,并就其发展前景略加探讨。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现状

(一)语言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1.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无论研究哪一门学科,首要任务都是要界定它的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语言经济学就是研究语言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蔡辉[5]认为广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的经济效果,即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狭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过程本身,即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刘国辉、张卫国[1]概括了语言经济学发展的三条主线:一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研究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二是经济学研究中语言的语用修辞分析;三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语言的结构、现象及相关问题。比较来看,三条主线的内容涵盖了广义语言经济学与狭义语言经济学的共同外延。

2.研究内容

语言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语言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领域的问题[6],其内容集中在三个范畴:人力资本、公共产品以及社会制度[7]。在理论层面,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1)语言和收入问题

语言和收入具有一种正向发展关系。目前,语言和收入关系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隶属于特定语言种群的某一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如研究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的关系;二是研究学习第二语言对收入的影响。语言与收入问题是语言经济学中研究得最为成熟的一个领域,历年来成果显著。

(2)语言和经济发展问题

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语言的产生、发展和使用都离不开经济动因的驱使,二者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语言产生的最初缘由应该就是经济要求”[8]。语言的强势发展、扩张会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如秦朝的“书同文”政策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强大;同样,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增强当地语言的生命力,扩大它的使用范围。目前世界范围的英语热、我国粤语的北上、当地人的方言情结以及孔子学院在国外的蓬勃发展等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3)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语言经济学研究得较早、较为热门的一个问题,北美和欧洲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初衷就是要为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服务。国家制定语言政策,一是出于经济目的,就是要使语言的社会总价值最大化,使语言政策的费用最小化,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出于语言的使用目的,如为了鼓励国内民众积极使用某种第二语言或为了挽救某一濒危的弱势语言。语言经济学通过研究语言变量与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语言资源,为国家或地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支撑。

语言的动态发展说到底也是一个语言政策问题,这种研究理念大大拓展了语言政策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苏剑、张雷[9]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语言交际价值Q值是制定语言政策的一条重要的动态标准,投资于何种语言、研发何种语言文化产品是由语言的Q值决定的。

(4)语言经济学自身的研究

语言经济学自身的研究,是指语言经济学的本体研究。其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语言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阶段。由于不同学者划分的标准不同,因此得出来的结论并不相同。林勇、宋金芳[10]与姚明发[11]都主张分为三个阶段,苏剑、张雷[9]则把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相比较而言,四分法比较关注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关注学科前沿,但60年代语言经济学的开创期是否需要单独区分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第二代以语言Q值研究为代表的语言动态研究,只是制定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有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第二,语言经济学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语言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原则与方法研究语言,因而它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实,语言经济学既具有一般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又具有一般社会科学的规范性。作为交叉学科,它既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袁俏玲[12]认为语言经济学包含经济语言学,经济语言学承载语言经济学。按照这一认识,语言学与经济学在语言经济学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二者是所属与领有关系,即经济语言学是语言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认为既然语言经济学与经济语言学都是经济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尽管目前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源头上来看还是宜把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看作两门平行的学科。

第三,语言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这里涉及到对“经济”一词的理解。一种是“经济学”中的“经济”,它是与政治、文化、宗教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另一种是其引申用法,指简明、省力,投入少、产出多,即用最少量的话语来表达最大限度的信息,它是语言的一种使用原则。这一问题可以说是第二个问题的延续。所以我们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研究两大问题:语言的经济学问题以及经济(省力)原则指导下的语言问题,二者是平行的,目前研究的重心在前者。

(二)语言经济学应用研究的现状

这里谈论语言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主要是指在经济原则指导下对具体语言问题的分析。

1.语言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结合许其潮的研究[13],我们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从语言经济学原则的角度出发,分析一些具体的语言现象。

和语言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网络语言、流行语、地名、手机短信、英汉翻译、新词新语、新闻标题、修辞行为以及文学语言,等等。这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经济原则)来思考一些语言现象。这方面的成果较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2)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外语教育投资所带来的丰厚的经济效益。

大学英语教育以及课程的设置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才能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学生的主体认知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这方面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莫再树等[14],张忻[15]、马慈君[16]等。

(3)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语言变化的关系。

多年来“英语热”一直是研究的热门问题,任荣[17]、农雪明[18]的研究表明,语言的社会成本和收益高低是决定人们进行语言选择的关键,人们总想用最少的时间、金钱等成本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其他方面,廖素清[19]用语言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双语教育问题,高一虹等[20]从社会和经济因素分析了语言态度问题。

(4)从社会语用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或商业活动中如何准确、得体地使用商业语言。比如,王同军[21]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公示语的使用问题;李林徽[22]通过研究超市客服普通话口语问题和各种标注说明的书写问题,认为超市语言问题严重妨碍了超市与顾客的有效沟通,导致了不易察觉但后果堪忧的语言经济流失。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来看成果比较少,覆盖面也较窄,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的力度,扩大研究的范围。

2.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问题的应用性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是立足点。如汪丁丁[23]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经济学分析,周端明[24]运用语言的理性选择理论对普通话推广问题的思考;王振顶[25]则考察了经济因素在汉语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

在语言规划方面,陈章太[26]提出了语言规划的四项基本原则:科学性原则、政策性原则、稳妥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其中经济性原则是指制定、实施语言规划,要符合合理、简便、好用的要求,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体包括简便性、适用性和效益性。在具体应用上,姜国权[27]以北京为例,探讨了经济发展对人口语言结构的影响。

总体来看,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新兴边缘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理论基础,有着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有着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实证与规范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比较法等),已经具备了独立学科的特点。但由于语言经济学国内外研究的时间都比较短,可资借鉴的成果和经验都很少,研究的路径还不够明朗,至今在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因此研究进程中存在的质疑声还比较高,语言经济领域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语言经济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如上文所言,它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促进语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现就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前景略陈固陋。

1.进一步加强应用性研究,重点解决社会生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语言问题。

就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依然是该学科研究的重中之重,像普通话推广、汉语国际交流、对外汉语教学等问题虽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性进展,但由于这些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其中仍然存在着技术路线问题,需要加大研究的力度。除了需要加强老课题的研究,许多新兴语言问题也亟需解决。比如最近发生的美国孔子学院事件,这是一个涉及语言问题的政治事件。我们可以用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思考这一事件给中美两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然后让美国衡量这一做法的利弊得失,使其慎重思考事件的后果。再如“大学生毕业后先读研还是先就业”等问题,虽然不都是语言经济问题,但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2.既要进一步加强语言经济学的交叉研究,又要明确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在经济学内部它和教育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等学科都有重叠;再者,语言是一种制度,它和制度经济学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同样,语言经济学也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语言学内部它和社会语言学、社会语用学、文化语言学等都有交叉。比如广告用语既是社会语用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制度,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必然要渗入到文化层面,等等。学科的交叉性是学科研究不断深化的表现和需求,学科之间存在着模糊地带。语言经济学要不断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充实、丰富、完善自身的理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事物的模糊性而忽视了事物的独立性,语言经济学应重点研究典型的语言经济现象,即语言与收入问题、语言与经济发展问题以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问题。

3.拓展语言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探求语言经济学的规律性,增强语言经济学的解释力。

语言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原则、方法研究语言变量问题,但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而对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研究的力度还差之甚远。如上所述,人们往往套用经济(省力)原则解释不同层面的语言问题,但这种研究是零碎的、肤浅的,缺乏系统性,更没有升华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比如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问题虽然都受到了经济原则的支配,但它们的存在形式有何不同,是否还受到其他深层动因的制约?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另外,语言的变体很多,如方言、黑话等,现在很少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过。即使是一些较大的语言问题,如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政策等问题,目前的研究多是列举具体的实例来说理,就事论事,还没有上升到更为宏观的理论阐释阶段。

4.和经济学相比,语言学的研究相对薄弱,今后两支研究队伍应通力合作。

从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基本的理论是经济学者提出来的,该学科也是经济学者构建的。从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出版的专著、已发表的较有影响的论文(含学位论文)基本上都是出自经济学者之手,语言学研究者较少,国内外语言学名家很少有人涉猎这一领域。语言经济学既然是语言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该学科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学者和经济学者的通力合作,这样才能深入思考语言和经济的接口问题,共同构建语言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切实解决语言经济中存在的应用问题,如语言投资、语言产品的开发利用等问题。

5.应加强语言变迁的经济机理研究,把语言经济现象放到更为深广的历史层面上加以考察。

语言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变体,语言的产生、发展、变化,既受到内部因素的规约,也受到包括经济在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语言现象,如语言的起源问题,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寻求其产生的经济因素。语言的发展演变需要外在条件的促动,那么经济动因又在哪里?是否像语言一样也具有阶段性差异?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总体来看,语言经济学可供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学海无涯,我们只有乘风破浪,才有可能到达学术研究的彼岸。

参考文献:

[1]刘国辉,张卫国.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2009(首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综述[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1):242-248.

[2][美]Marschak,Jacob.Economics of Language[J].Behavioral Science,(10):135-140.

[3]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4.

[4]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56.

[5]蔡辉.语言经济学:发展与回顾[J].外语研究,2009,(4):1-5.

[6]汪徽,胡有顺.对语言经济学学科建立理论争端的反思[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7,(4):18-20-32.

[7]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8,(4):144-154.

[8]熊欣.语言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师,2004,(5):278.

[9]苏剑,张雷.语言经济学的成长[J].西部论坛,2010,(4):37-43.

[10]林勇,宋金芳. 语言经济学评述[J]. 经济学动态,2004,(3):65-68.

[11]姚明发.语言经济学的历史回顾与研究路向[J].社会科学家,2007,(5):204-206-209.

[12]袁俏玲.语言经济学论略[J].云梦学刊,2006,(6):150-152.

[13]许其潮.语言经济学: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2):44-49.

[14]莫再树,张小勇,张云.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商务英语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2006,(4):102-106.

[15]张忻.语言的经济学与大学英语教育[J].中南大学学报,2008,(3):415-419.

[16]马慈君.语言经济学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158-160.

[17]任荣.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英语热”和“汉语危机”之争[J].成都大学学报,2007,(2):93-96.

[18]农雪明.“英语热”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和语言经济学评估[J].广西社会科学,2009,(8):125-128.

[19]廖素清.双语水平与就业竞争力——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分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2):156-158.

[20]高一虹,苏新春,周雷. 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2):21-28.

[21]王同军.公示语之语言经济学分析[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4):32-36.

[22]李林徽.浅析不可忽视的超市语言经济流失[J].流通经济,2012,(1):19-20-24.

[23]汪丁丁.语言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6):86-95.

[24]周端明.普通话推广的经济学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4):419-424.

[25]王振顶.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经济学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6):61-64.

[26]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J].语言科学,2005,(2):51-62.

[27]姜国权.人口语言结构的语言经济学视角——以北京为例[J].前沿,2011,(4):151-154.

(责任编辑 明 笃)

作者:张德岁

上一篇:本土化营销论文范文下一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