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论文范文

2022-05-11

小编精心整理了《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美国语言政策紧密围绕其国家战略,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中美大国竞争加剧,研究美国汉语语言地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语言管理理论的语言域视角,分析美国汉语语言地位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脉络,理解如基金会、政府、华人社区、学校等参与者在汉语语言地位演变中的作用。

第一篇:汉语语言论文范文

汉语语言学与语文教学

本文针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与高等师范院校语言学教学严重脱节的情况,针对语文教学定位失误和理论指导不足的情况,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学语文教学的定位、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关系、语言学如何转化为语文教学行为,以及语言规律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指导言语作品的阅读等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对汉语语言学如何运用于语文教学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语言学 语文教学 综合素质

作者王宁,女,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0 引言:语言和语文

"语言"和"语文"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它与人的生理和心理同时相关,并具有社会交际职能。自然形态的语言是口语,也就是有声语言。有了文字以后,利用文字这种视觉符号系统,可以把口语加工为书面语。一般说"语言",是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总称。在语言学发展过程中,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他们把个人的说话行为和结果称作"言语"--个人说话的行为也就是"言语行为",个人说话的结果也就是"言语作品"。而"语言",则是从言语中概括出来的属于全社会的各语言要素有规则、成系统的集合。所以,语言中其实也包含言语。

"语文"不像"语言"。"语言"不论宽式的定义(含口语和书面语,实际上包括言语在内)还是严式的定义(与言语相对而言),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术语定义,而"语文"则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普通名词。30年代,语文专指书面语或文章。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说:"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HT5K〗《且介亭杂文》,1934年)这里说的"语文"指的就是文章,也就是用书面表达的言语作品。与这个内涵相关的,是所谓"语文学"的内涵。90年代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给"语文学"作的解释是:"偏重从文献和书面语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广义的语言学也包括语文学。"不论这个解释把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归入语文学是否合适,它认为语文学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文献和书面语,这和30年代对语文的理解是一致的。

中小学语文课的定名,与上述关于语文的理解一脉相承。有人把它当成"语言文字"的简称,也有人把它当成"语言文学"的简称,都是因为语文课偏重于用书面的言语作品来进行读写训练。这两种简称中,把语文课理解为"语言文学"的简称更为流行。因为,建国以来的语文课本,就包含语言知识和文学篇目这两个部分。50年代的语文课曾实行过语言、文学分科;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主干课程,实际上包含语言学与文学这两大门类,这些都更加深了"语文"就是合语言与文学而言的这种理解。

其实,不论是中小学语文课还是高校中文系,作为学科的总体内容建构,都不应当看做语言学和文学的拼盘,而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语文的基础是语言,它是通过语言认知、语言传意和语言训练来提高人的思维、认识与表达的能力和素养的。一般说来,人的书面语是经过进一步加工提炼的,它不但可以用来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而且具有超越时间、空间传播文化的更深远的作用。由于它在丰富、严密、形象等方面比之口语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训练思维和传意上比之口语更为重要,培养书面语的能力和素养是需要专门进行的。文学作品和文章,则是典范的书面语作品,是培养书面语言能力的语料,而且,它自身在通过典范的语言运用所表达出的思想和感情,又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思维成果。文学是语言的成品,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二者不可或缺,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语文理解为语言和文学,是可以成立的。

1 语言能力与综合素质

50年代,人们根据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关于"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的这一论断,把语言学定位为"工具学科"。这个定位显然是不全面的。语言所以能交流思想,是因为它是思维的载体,能载负思维的成果。语言不只是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思维和认知成果的总体反馈。语言能力不只是我们追求其他能力的手段,而且是我们提高自身素质的一种目的。所以,研究语言规律的语言学,不应当仅仅定位为工具学科,而应当与思维科学平列,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语言学的研究是有自己独立价值的。

人的语言能力与人的综合素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所谓人的能力,就是人认识自然和社会,改造自然和社会,并由于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而认识和改造自身的能力。我们可以把人的能力分解为三个方面:

一、对自然世界认识和改造的能力:

1.认识自然世界的能力:即接受、识别、贮存、加工自然信息的能力。

2.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即把贮存和加工过的信息创造性地应用于改造世界的能力。

二、对社会认识和改造的能力:

1.认识社会的能力:即观察社会现象、把握社会现象的实质、掌握社会发展的动态和趋势的能力。

2.改造社会的能力:

(1)前提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包括领导关系、被领导关系、短期和临时交往关系、长期合作关系等等。社会是人的组合,处理人际关系是改造社会的前提。

(2)核心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凭借对社会的正确认识,改造社会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能力。对于一个普通人,改造社会一般是局部的、在某一领域和范围内的,但这种改造最终总会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

三、认识和改造自身的能力:

1.认识自身的能力:即准确自我评估的能力,也就是发现自己的优缺点和潜力的能力。

2.改造自身的能力:指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具有的调节自身心理的能力,表述自己思想感情的能力,以及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掘潜力、完善道德和增强自己前两种能力的能力。

这三种能力的原动力是心能(思维能力)与体能(健康体魄)。越是在现代社会里,心能的重要性越突出。心能是与语言能力密切相关的。培养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是与培养和提高人的语言能力同步的。

语言能力的培养与上述三种能力都直接发生关系。语言对信息贮存加工有直接影响。语言是人际交往的工具。语言对调节自身的心理、整理自己的思路,表述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通过别人的表述吸收别人的思想感情来丰富自己,都有直接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里,吸收知识、传播知识、综合知识,是创造新知识的前提,这些都需要语言能力来保证。

语文教学是以提高语言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因此,它和上述三方面能力的培养都有关系。或者可以说,中学语文教学通过语言能力的培养,辐射到以上三方面能力的培养上。

但是,中学语文教学不能体现一个现代人培养语言能力的全过程,它体现的只是语言能力培养的开端--一种"引言",或一种"绪论"。

人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通过获得知识--而且以获得间接知识为主--将知识贮备起来。贮备到一定程度,通过实验或实践,将其转化为能力。在基础教育阶段,青少年不可能完成把所获知识全部转化为能力的过程。教师要带领他们做的,是养成获取知识的习惯,拥有贮存知识的方法,通过一定量的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过程,体验这种转化的全部程序,以便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和新的学习历程中,自如地、高质量地加速和加深由知识到能力的新的转化。具体到语文教学来说,语文教师应当通过语文教学养成学生从语料中发现语言现象、概括语言规律的锐敏性、兴趣和习惯;教给他们贮存语言材料的正确、有效方法,促使他们通过自觉的积累,逐渐丰富自己的语言;让他们在获得新知识的实践过程中,训练他们把已加工成熟的思想用最得体、优美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能力;最后,还要以语言为桥梁,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意识、创造思维意识和文化修养意识。衡量一个语文教师的成绩,主要是看他的学生在各种场合对语言问题的锐敏性,和在社会实践、科学研究过程中语言能力提高的质量和速度。

完成上述任务,最好有语言学的指导。有了语言学的指导,语文教师的教学工作会自觉起来,办法会灵活起来,程序会合理起来,效果的检验也将成为可能。

2 适用于语文教学的语言学

既然语文的基础是语言,语文课是通过语言认知、语言传意和语言训练(以书面语为主)来提高人的思维、认识与表达能力和素养的,所以,语文教学必然在很大与很深的领域,要受语言学的指导。语言学是发掘、探讨语言规律的,而语文教学是要在明确语言规律的前提下逐步自觉起来的。从中文系的两大类课程来说,语言学比文学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作用应该更直接一些。但是,高师语言学教学往往脱离中学语文教学实际,而中学语文教学对语言学的应用又常常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这使语言学和语文教学都蒙受了一定的损失。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语言学和中学语文教学之间的关系如何体现。

体现语言学与语文教学的关系,应当解决好三个问题:

第一,语料和语理的关系问题。语言学是阐述语理的,语理是从语料中归纳出来的。但是,语理一般是对语言材料的分解性的梳理,例如把语言分解为音素或音位来建立语音学和音位学,把语言分解为词来建立词汇学或语法学中的词法学,把语言分解为句子来建立语法学中的句法学,等等。但是,中学语文课本不是采用分解以后的语料来编写的,而是用表达复杂、完整思想感情的言语作品来做语料的。那些语言学中被分解了的语音、词汇、句子,在语文教材中,既没有集中起来,也没有经过有序的排列。将语言学转化为语文教学行为,需要这样的能力--一种将语言规律综合起来运用的能力,一种对无序出现的语料进行有序处理的能力。

第二,成熟的语言学是总结为规律的,而语文教学面对的不是规律,而是现象。其实,模式化了的语言规律是枯燥的,而语言现象千变万化,富有无穷的魅力。如果我们不通过语言现象,生把语言规律套用在语文课里,简单地用词汇规则、语法规则去阐发文学作品,不但会把优美的文学作品弄得支离破碎,扼杀文学作品深刻的思想感情内涵,而且还会实际上扭曲语言规律,把语言学变成一些没有语言事实做基础的生涩条文。把语言学转化为语文教学行为,还需要这样的能力--一种引导学生锐敏地发现语言现象并从现象中归纳出规律的能力,也就是善于把规律激活的能力。

第三,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但语言学的研究往往要抽掉思想单纯讨论结构形式。近年来,文化语言学和文学语言学初露锋芒,比较偏重去发掘语言的文化内涵和经验性内涵,但这方面的成果还很少。而在语文教学里,面对的是载负着具体思想的语言,而不是赤裸裸的语言形式。这并不等于说语言形式对语文教学是没有用的,而是说,把语言学转化为语文教学行为,更需要具有的能力,是要把语言载体的规律,和语言内容--也就是言语作品的思想感情--的表达规律融为一体来处理。

以上三个方面的能力:语理综合运用的能力,用语言现象激活语言规律的能力,把语言载体和思想内容融为一体来处理的能力,这不只是语言学家的能力,而且是教育家的能力。围绕把语言学转化为语文教学行为三个方面的能力,我们来讨论语言学对中学语文教学所起的作用,可能会更切实一些。

现代语言学不论是描写语言学还是历史语言学,都是把属于个人行为的言语概括为属于社会的语言,然后将语言分解为单位,来分析它的状态和内在的规律。在现代的汉语研究中,出于应用的需要,研究的单位已扩展到复句和句群,最后扩展到辞章。语文教学所采用的语料是单篇的文章,它对应的语言单位就是辞章。如果说,理论语言学研究到句子,已经可以穷尽地囊括语言材料;那么,就应用语言学来说--更具体的,对应用于语文教学来说,语言的单位研究到辞章,才完全够用。

3 语言现象与语言规律

如何把课文中别人的言语成果变成自己学生的语言能力?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感性的,那就是熟读和背诵,用形成语感来贮存。这种办法不容易举一反三,积累的速度也比较慢;另一个是理性的,把课文当成寻找例词例句的仓库,拆开来讲词汇和语法规律。这种办法会弄得"食理不化",语言学懂了一点,可能变得反而不会说话了,语文课的综合目的也付诸东流。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理性的规律指导下,加速语感培养的质量和速度?那就必须明白,从富有思想感情的课文跨到语言规律之间,存在一个语言现象。

语文教学中可参验的语言现象,必须是带有规律的语言事实。因为它带有规律,所以能反复出现;因为它带有规律,所以它非常典型,到一定的时候,它可以用来归纳规律,揭示规律,阐释规律。与现象结合的规律是有趣的,是与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同步的。

在可以说和不可以说的现象中,存在着规律。例如"把"字句:

建筑一公司把房子盖

建筑一公司把房子盖了

建筑一公司把房子盖完了

建筑一公司把房子盖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第一句绝对不通,第二句似是而非,第三四句不成问题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盖房子"这个词组,从语义关系看,房子是盖这个动作完成以后才能存在的。第一句不是完成式,第二句也没有明确是否完成,只有第三四句是完成式。只有在完成式里,"房子"才能是"盖"的处置对象,而"把"的核心作用是处置。这四句话有的可以说,有的不可以说,这是"把"字句处置式的特点在起作用。

在什么多、什么少的现象中存在规律。文言文好像与白话文有很大的距离,可是有一个现象应当一开始就引起学生的注意: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口语词的构词能量,往往低于来自先秦文献语言的文言词。

比较"竖"和"纵"、"丢"和"失","拿"和"取"等,即可看出:

"竖"和"纵"在"垂直"(与"横"相对)意义上同义,而"竖"造成的双音词只有"横竖"、"竖立"两个是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但"纵"当"垂直"讲,却造成了"纵横"、"纵贯"、"纵深"、"纵观"、"纵览"、"纵身"、"纵队"……等一系列结合紧密的双音词。

"丢"和"失"在"丢失"意义上同义,而"丢"在这个意义上组成的双音词只有"丢失"、"丢弃"、"丢掉"比较紧密。"丢人"、"丢脸"的"丢","丢失"义已较淡化;大部分采用"丢失"义造的词都用"失"不用"丢":"失盗"、"失明"、"失恋"、"失学"、"失宠"、"失效"、"失势"、"失音"、"失重"、"失传"、"报失"、"挂失"、"失主"、"丧失"、"损失"、"流失"、"遗失"、"亡失"……都是典型的双音词。

"拿"和"取"在"以手取物"意义上同义,而"拿"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没有造什么双音词,"取"则造成了"取代"、"取舍"、"夺取"、"攻取"、"获取"、"换取"、"汲取"、"捞取"、"猎取"、"摄取"、"索取"、"提取"、"攫取"、"榨取"、"牟取"……

这种情况所以普遍,一方面是因为口语的单音词尚能独立活动,可以临时组成词组,不必凝固成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口语词是随着白话文进入书面语的,历史的积蕴程度较浅,构词的能量也就相对较低。这里蕴藏着本源词的历史形成的规律。

不断地从言语作品中钩稽出富有规律的语言现象,在现象的多次重复中发现规律,然后再去阐释规律,这和不通过现象就把赤裸裸的规律呈现出来,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培养一种随时观察活生生的言语、从中捕捉规律的锐敏性,培养一种"语言具有规律性"的观念,一种寻求语言规律的意识;后者则只能得到一些别人归纳好了的干巴巴的条文。前者把课文也就是言语作品和语言规律融为一体,后者把课文拆成零星语料变成例句,失去了那些积蕴在作品中的完整的思想和丰厚的感情。

4 语义与文意

语言的意义是社会的,但它的实际存在是已进入语境以后的言语意义。这种言语意义,已经是文章思想的一部分,可以称为文意。文意必须在社会的、客观的语义上体现,否则就无法向自己之外的他人传递思想。但文意与语义不同的是,它同时还具有言语作品中包蕴着的属于个人的经验性内涵。语文教学是通过言语作品来进行语言能力的培养的,要通过他人的言语作品培养出自己的语言能力,必须经历语义与文意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双向过程。语义是文意的依据,文意不从语义出发,则无所依托,读了许多文章,也不能举一反三,不能通过语言材料生成其他的话语。但语义如不能放入语境转化为文意,也无所依托--找不到语言使用中产生的思想。

举例来说,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原初中二册语文课本没有注"相"字。但是在题解时有这样一段话:"此诗用箕豆相煎这个生动浅显的比喻,把曹丕残害骨肉、争权夺利的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从"箕豆相煎"的说法,可以看出编注者对"相煎何太急"的"相"的语义领会错了。"相"在现代汉语里当"互相"讲,表示动作行为的双向进行,而在古代汉语里,"相"只有"对着"的意思,是单向的。"相煎"是"煎我(豆)"。如果用现代汉语的"相互"义来理解"相煎",就成了"箕煎豆,豆煎箕",这与文意完全是背逆的。这首诗的后两句话是豆在釜中边泣边说的话:"我们本来是一个根儿长出来的,(你)煎我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这正是曹植对他哥哥曹丕的深刻揭露和指责。全诗的标点应当是:"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由于对"相"的语义理解错误,导致全诗的文意分析无法准确。从文意出发,返回"相"的古代语义,才能既准确反映了曹魏内部的权力斗争,突现了曹植处境的险恶与机智才情,又让学生了解了古汉语"相"的准确意义与翻译方法,进行了古今词义差异的辨析。

从文意中概括出语义来,是语言学家的职业习惯;而借助语义的正确理解来领会文意,则应当是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职业习惯。语文教师则应兼而有之,把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文学鉴赏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同一言语作品中综合地体现出来。

5 无序的语料与有序的词汇

语言能力的提高,取决于一个基础的问题,那就是语言材料的丰富。一个人语言贫乏,必然带来思维的贫乏;而随着思想的丰富,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丰富。不论思想还是语言,都要靠积累才能丰富起来。思想和语言的积累都是终生的事,积累的途径也是各式各样的。阅读优秀的书面言语作品,无疑是语言与思想同步积累的最好途径。正因为如此,语文课本才以一篇篇的言语作品为主要内容。积累有自发的积累,也有自觉的积累,惟有自觉的积累才能在速度和质量上有保证。

言语作品体现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语料在作品中的出现是无序的。语料在言语作品中的无序表现在以下方面:

语料对于使用者来说,把握的难易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语料是否常用。经常出现的词、语、义,一般便于把握。词、语、义的难解、难辨,常常是因为它生僻,不常用。二是语料的文化内涵的深度。文化内涵积淀深厚的词语,对于阅历不深、经验不丰富的人,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但是,任何一篇言语作品都不可能按使用频率和积淀厚薄来选择所有的词语和义项,而是按表达思想的需要来用词用义。语言的难易无法成为选择和排列篇章的标准。反之,在言语作品中,思想的深度,也就是内容的深浅与语言的难易也不具有对等关系。一篇极具深度的作品可能用语十分平易;一篇内容很容易理解的作品也难免会有几个生词僻义和独特的句式。思想深浅与语言难易不对应,二者又都无序可言,因此,如何通过言语作品来积累词汇,便成为教师经常遇到的问题。没有语言学的指导,这个问题是难以顺理成章地解决的。

语言学告诉我们,语义是系统的,语义关系是有理可循的。无序的语料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完全有可能在语言学的指导下有理化。我们举"质"这个例子[注解:《训诂学的普及和应用》,见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459页。]:

在中学语文课文中,"质"多次出现,具有以下7个义项,只有第8个义项是课本以外的:

(1)质地,底子

《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

(2)天资,素质

《送东阳马生序》:"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3)抵押人质

《触龙说赵太后》:"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狱中杂记》:"唯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

(4)斧垫(杀人刑具垫斧的砧板)

《廉颇蔺相如列传》:"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

(5)询问

《送东阳马生序》:"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

(6)端始,开始

《指南录后序》:"质明,避哨竹林中"。

(7)晋见之礼

《屈原列传》:"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

(8)柱质(垫在楹柱下的正方石基)

《墨子》:"两柱同质。"

到现代白话文作品里,"质"成了不自由语素,不单用了。但从课本中仍可见到以下用"质"组成的双音词:

物质、地质、体质、素质、质地、本质、质问、对质……

用本义、引申义的系联方法,我们可以把上述古今词义系联为一个有序的义列:

质的古代写法作"NFDA2",章太炎先生对它的本义的解释是柱子下面的正方石基。"斤"是斧子,斧子是五面体,两斧首尾相对刚好成一个正方六面体,所以字写作"NFDA2"。"两柱同质"的"质"用的是本义。

柱质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垫在下面,"底子"、"斧垫"等都是垫在下面的东西,是从第一个特点引申出来的;先天的、不变的要素,都可以看做是后天变化的底子。物质、地质、体质、素质、本质都是从垫在底下的意义中再引申出来的。

另一个是两两相对,"对质"、"质问"都由这一特点引申;互换的意义,如"人质"、"礼质",又是两两相对特点的再引申。

归纳"质"古今词义,可以得到下面义列: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个词的诸多义项,散见在不同的文章里,呈无序状态,看起来零星散乱,很难把握;一旦用语理将它有序化,不但便于理解、记忆,而且把握了它的语义和特点,使用起来也会贴切自然。

一个生僻的词义,一旦把它放到合乎语理的义列里去,它的意义马上就会变得清晰易懂。例如"爽约"的"爽",意义难以理解。联系它的古今义:

"爽"的本义是"疏朗",也就是"有空隙",因而引申为"清爽"、"爽快"、"凉爽"、"豪爽"。由"有空隙"又引申为"不一致"、"有差异",这个意义古代就有,《诗经·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孔颖达疏以"差贰"解"爽"。意思是"有贰心"、"有异心"。"爽约"的意思是与原来的约定有差异,正好与"女也不爽"是同一个义项。

由此可以看到,语理的指导作用,对识记、辨析、积累的准确性和牢固性有多么重要。

6 区别与沟通

语言发展是渐变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汉语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渐变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产生较大的差异。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不过是同一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但给人差异的感觉已很突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在语言的使用上实现了言文的统一,不再用文言文来写作了。但是在语文教材中,还保留了一部分文言文。对于这部分文言文要不要保留、为什么要保留、保留以后怎样教,语文教育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文言文没有必要教,也有人认为,学了反而有害,一些不通顺的作文,即由此而来。大多数人主张文言文还是要教。他们认为,把作文不通顺归咎为学习文言文,与事实不符。而中国文化史上大量的经、史、子、集是用文言写成的,虽不用文言写作,阅读却是必不可少的。增强继承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能力,是全民素质提高的一种需要,也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基础,所以,在语文教学上,需要文言和白话双轨进行。这种看法,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然而,即使是主张学习文言的人,对学习文言在培养现代语言能力上有什么积极作用,也还是存在疑虑的。至多也认为白话与文言是"双轨",学习文言要增加较多的学习负担。形成这种看法是有历史根源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上,白话与文言是对立的,对它们的关系,很少有人探讨。而自60年代高校开古代汉语课以来,强调的都是古今汉语的差异,对二者的相关性,也谈得不多。所以,这里要着重讲讲古今汉语沟通的问题。

先谈语法,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有差异的那几条,其实在现代汉语里都还有所保留。下面只举两个例子:

(1)名词、动词作状语,现代汉语不用来造句了,但构词法里能产量还很高:

口服 笔谈 雷鸣 袋装

油滑 天大 雪亮 漆黑

绕行 跃进 渴望 飞奔

飞快 滚圆 流畅 流利

(2)名词、形容词活用作使动词,不但修辞里经常用,例如大家熟悉的,鲁迅《社戏》里说的"胖开了他的大半身"。而且,很多兼类词往往由此而来。例如:

热(形容词,兼动词)--热菜、热饭

松(形容词,兼动词)--松绑、松松皮带

还有的保留在构词法里:轻装、干杯、爽身、爽口……。使动还有一部分后来发展为补语:纠正--纠而正之;救生--救而生之。

发掘这些现象,不但有利于从现代汉语出发,理解古汉语;而且对现代汉语的理解、认识也会加深。比如,了解了使动式,才能明白为什么"救生"和"救死"意思相同,"纠正"和"纠偏"意思相同。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汇上的沟通更是无处不在。从上节所举的"质"和"爽"两例,已经可以看出古今汉语发展的衔接。可以说,在常用词里,古义很少完全死亡,相当一部分单音词的古义,只是不再自由运用,而是保留在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不自由语素里。例如:

天--古义有"人的额顶"的意义,现代汉语保留在"天庭(饱满)"、"天灵盖"等词语里,古义又引申为"高处",现代汉语"天车"、"天窗",还保留这个意思。

除--古义有"更替"之义,是由它的本义"台阶"引申的。现代汉语保留在"除岁"、"除夕"等词里。

的--古义为白色的靶心,引申有"鲜亮"、"清晰"、"明白"义,在"的确"一词里还保留。

徒--古义为"不坐车行走",引申为"无所凭借",现代汉语"徒步"保留本义,"徒劳"、"徒手"保留引申义。

"穷"--古义有"路途不通畅"义,"穷途末路"保留本义。引申为"终极","穷尽"、"技穷"、"词穷"、"无穷"都保留引申义。

如果把现代汉语词汇教学与古代汉语结合在一起,既能从现代汉语的"已知"出发来认识古代汉语的"未知",又能用获得的历史语言文化知识来加深对现代汉语词汇的理解。

所以,文言的学习和现代汉语的学习不是"双轨",而应当尽量做到"同轨";学文言,不但不是在培养现代汉语能力之外增加的负担,而且是对培养现代汉语能力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谈到语言发展的特点时,还要考虑到它发展的不平衡性。语言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各要素之间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方言就是这种不平衡所形成的。汉语不同方言是同源分化而来,很多方言保留古语法、古词汇和古音。把方言和普通话对立起来,不如把它们沟通起来,对推广普通话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7 语言感觉与语言修养

语言感觉是语文教学最初的凭借,语言修养是语文教学最终的目标。

语言感觉是一种不需要刻意组织就能自然运用语言和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压力就能关注语言现象的习惯。语言感觉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又是形成更高语言能力的基础和初阶。良好的修养是比能力更综合的东西,因而也最难达到一定的高度。达到的高度可以分解为以下参数项来评测:

一、语言材料把握的数量和质量。质量包括准确度、系统性和自如程度。

二、表现为语用效果的语用能力:

1.内部能力:语料选择的能力和与语用同步的思维强度。

2.外部效果:说话的流畅性、感染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和语言风度;听话的理解力,阅读的速度和通过语言吸收思想的数量和深度。

三、学习能力:语感形成的快慢、优劣,对语言现象的锐敏程度,解释语言现象和总结语言规律的能力,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

一个人一旦进入社会,具有了交际行为,不论是否有过自觉语言训练的经历,都会具有某种语言习惯。因此,语文课所进行的语言修养教育,不是从0开始的。也正因为如此,语文课对语言修养的形成有被动的一面:学生的起点是参差不齐的,每个人原有的语言习惯对修养的更新与提高既会有正面作用,也会有负面作用。但是,如果教师把语言修养的训练当成教学的最终目标来追求,他进行的就是一种自觉的语言修养教育,这种教育必须在发扬学生原有的良好语言习惯同时,有意识地改变其不良习惯,消除其负面作用。因而,它归根到底是主动的。语言修养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基础的部分,它关系到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把语文课和语言训练的目的仅仅理解为狭隘的听说读写能力和习惯的陈旧观点,必须得到纠正。

总之,让学生发现更多的语言现象,异中求同,同中辨异,引导学生兴味盎然地分析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把语文课教得生动活泼,并不是一件难事。在此基础上,才能增加学生总结语言规律的锐敏性,提高他们吸收语言新材料和准确使用语言的能力。要做到这一切,全看教师的文学、语言修养和语言学的修养达到何等水平。建国以来,我们培养了一批在语文教学上卓有成效的教师,他们有些自己就是语言大师,有些自己已是优秀的语言学家。可惜在大面积的语文教学领域,这样的语文教师还嫌太少。相信随着中小学面向21世纪的教改和高师面向21世纪教改的深入,我们会逐步拥有大量的这样的教师,语文教学要靠着优秀教师自身的努力,走出困惑,走进21世纪。〔本文责任编辑:申 坚〕

作者:王宁

第二篇:从语言管理视角看汉语在美国语言地位的发展

摘要:美国语言政策紧密围绕其国家战略,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中美大国竞争加剧,研究美国汉语语言地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语言管理理论的语言域视角,分析美国汉语语言地位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脉络,理解如基金会、政府、华人社区、学校等参与者在汉语语言地位演变中的作用。

关键词:语言管理;汉语;语言域;语言地位

1 语言管理

社会语言学家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有三个相互关联但可独立描述的组成部分:语言实践、语言信念和语言管理。语言实践提供了语言模式,而语言模式又有助于解释人们的语言学习并为语言选择设置必要的条件,因为语言水平决定语言行为;语言信仰有助于解释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又有助于解释个人的语言选择;语言管理可以影响语言使用者,从而使他们改变自己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1]Spolsky从普遍理解的语域概念去认识和解释语言管理理论,以社会空间划分命名如家庭、学校、政府、军队等11个语言域(Domain)探讨语言管理,每个语言域都有自己的语言政策及其参与者,有一些内部控制的特性,而另一些则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或控制,语言实践的发展实际上是由各自语言域内和语言域外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汉语语言地位的形成就是受到了诸多语言域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移民社区、语言政策、学校、基金会等多种力量参与,才塑造了当前汉语的实际语言地位。本文从汉语作为华人社区中双语教育的继承语地位,非华人族群外语学习的关键语地位进行讨论。

2 汉语语言地位的发展演变

2.1 美国语言政策宏观变迁

自殖民建国,大量移民涌入,背景多元,语言并不统一。美国政府没有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对其他语种较为宽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英语趋向于成为国家通用语。美国主流社会赞成支持同化的社会进程,这意味着对种族或民族文化差异的消弭,意味着其他群体的最终归宿就是融入主流文化。[2]当时,主流的同化主义思想认为语言少数群体贫困和不成功的根源在于从语言上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未能掌握英语,因此少数语言成为同化的绊脚石,必须消除。

民权运动时期,主张语言政策的宽容多元,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案》使得双语教育成为联邦教育政策中的重要内容,汉语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之后,新保守主义抬头,语言政策上英语官方化趋势不断发展。小布什总统任内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使得双语教育基本告终,许多少数族群儿童被归类为英语学习者,在学校中学习其原生母语,学校必须在三年内帮助其获得英语读写能力,并入学K-12学校学习。

9·11之后,外语能力不足更加凸显,由此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外语战略提升至国家战略以及国家安全战略层次。继承语及其使用者被认为是社会资源,美国政府对于汉语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增加。

汉语可以从母语和外语角度进行分类。对于华人社区来说,汉语即为母语或继承语。对于非华人社区来说,汉语则是一门外语,且作为关键语之一。汉语的语言地位受移民政策、族群关系、教育政策,以及国家安全等诸多因素影响。随着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美国的汉语需求不断增加,汉语继承语使用者被当作重要语言资源,同时汉语作为外语教育也得到了更多投入。

2.2 作为“继承语”的汉语

继承语是除英语之外被少数民族群体使用的语言。华人移民社区的不断壮大以及华人家庭对于母语传承的重视,为汉语继承语发展提供族群认同、家庭环境和言语社区等方面的支持。

19世纪末,中国移民开始把汉语及方言带入美国。因为华人地位备受歧视,华人子弟无法进入主流公立学校学习。华人也有意识地在社区建立学校,传承中国语言和文化。在语言上,不少华人保留了说汉语的传统。民权运动后,移民法的调整也加速了华人向美国的移民,许多受过高学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到来壮大了汉语语言社区。

美国有三种主要的华人社区学校教授汉语,一是由早期移民及后代在大城市唐人街及其周边的传统汉语学校,教授粤语或福建语等;二是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第二波华人移民建立的郊区汉语学校,教授普通话和繁体汉字,大多数移民家庭来自中国台湾或香港;三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移民所建立的社区学校,教授普通话,但使用简体汉字。这三种社区汉语学校彼此相对独立,互动较少。华人社区学校是美国所有继承语教育中组织最为得当且数量最多的。华人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和老移民的繁衍以及新移民的不断进入,塑造了当今美国汉语作为继承语的地位。

2.3 作为“关键语”的汉语

关键语,是指那些由政府认可的,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语言和方言。在美国,这些语言通常是国内学习者较少的、需要国家优先支持的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外语。[3]

汉语作为“关键语”,不断得到社会各界重视,其中,基金会对于汉语教育的奠基作用显著。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外语需求增加,美国政府也不断通过语言政策宏观指导,促进机构协调,及提供项目赞助等推动汉语人才培养。学校教育在汉语语言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跨学校合作交流机构对于汉语教学标准,教材以及教学方法等创新投入,催化了汉语在美国学校中的生根发芽。

从基金会层面来说,两项基金赞助将汉语引入美国学校。从1960年代到8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建立了7所大学和200所高中汉语中心。杰拉尔丁道奇基金会从1982年至2002年间,项目捐款覆盖全国60所高中中文项目,建立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学汉语中心等。

此外,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也十分重要。2004年6月,国防部、国务院和教育部与情报界和马里兰大学语言高级研究中心合作,主办了国家语言会议。会议号召公共、私营和政府机构应参与国家外语和文化能力建设。2005年3月,国家安全教育计划(NSEP)向俄勒冈大学和波特兰公立学校颁发了赠款,旨在帮助建立汉语K-16旗舰语项目,作为其他关键语的参照。2006年,布什总统宣布国家安全语言倡议(NSLI),得到了国防部、各州、教育部和情报界的支持。根据NSLI,布什总统还要求在2007财年为急需语言申请1.14亿美元,这其中就有中文教育。此外,根据2006年“外语援助计划”(FLAP),汉语被认为是应该获得资金优先权的“关键语”之一,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汉语旗舰语项目实施,充分利用汉语教育中的高等院校作用。

美国中小学以及大学对于汉语外语教育的推动,也功不可没。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Elementary Schools)等校际汉语教育交流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汉语教育界的协调与发展。在美国高校汉语教育中,SAT中文科目,AP中文课程等项目的设立也成为促进美国汉语教学蓬勃发展的动力之一。此外,孔子学院的成立也有力促进美国汉语教育,截止2014年12月美国共设立孔子学院100所,逐渐成为是美国高校汉语教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3 结语

汉语语言地位的形成事实上是受到了诸多语言域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各语言域内参与者的语言政策和语言选择的作用相互促力才塑造了当前汉语的实际语言地位。华人移民的不断增加以及华人社区和家庭对于母语传承的重视,巩固了汉语作为继承语的地位。作为一门外语,美国汉语教育的发展由卡耐基和道奇两家基金会奠基,汉语教育团体不断壮大,教育合作机构,对于汉语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的有益尝试,进一步促进汉语教育在美国的生根发芽。美国语言政策紧密围绕其国家战略,随着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汉语语言需要不断增加,在这一过程,美国政府和军方等不断通过政策指导,拨款赞助、项目支持等形式为美国汉语外语教育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彭如青,李小婷,陳国英,罗瑾怡.基于语言管理理论的家庭称谓语研究[J].嘉应学院学报,2019,37 (02):89-94.

[2]马月秋,梁文霞,杨蕴文,宋润娟.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及相关思考[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29(05):58-62.

[3]李艳红.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的构建和战略目标[J].外语研究,2016,33(02):1-8.

作者:许戈辉

第三篇:语势:汉语国际化的语言条件

提 要 提升汉语在国际上的通用性需要考虑汉语的语势。语势包括语言人口和语言积淀。一些语言接触案例显示,语言是否能够成为通用语和语势中的语言积淀关系密切,政治、军事、经济条件不能完全取代语势在语言走向国际化中的作用。提高语势中的语言积淀,需要增加语言的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母语人素质教育是原创文本得以实现的根本。

关键词 语势;汉语国际化;世界语言;通用语;语言积淀

Key words language potent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world language; lingua franca; language accumulation

一、语势的含义

语言有经济价值(Marschak 1965)。语言的国际化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们认为语言国际化最重要的经济价值在于时间成本。经济效益是需要计算劳动力时间的,一种语言在国际上的通用程度越高,说该语言的人花费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就越少。中国的中学、大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都开设有英语必修课,如果这些时间全部用于创造性活动,其创造的价值一定是惊人的。但是由于汉语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如英语,这些英语必修课还会继续下去。

人们通常把英语看作一种世界性语言。但是,是什么因素使得英语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世界性语言、语言国际化等现象本质上都是语言通用性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到语言的通用性和政治、军事、经济有关联(Bloomfield 1933;Weinreich 1953;Thomason & Kaufman 1988)。Crystal(2003:106)更为明确地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有两个原因:19世纪英帝国的殖民运动和20世纪美国的崛起。一个是政治军事力量,一个是经济力量。这代表了很多学者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确实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语言本身的作用不可缺少。

和语言通用性相关的一个重要测度数是语言活力(language vitality, Bouris et al. 1981),目前这方面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研究。Fishman(1991:87)提出了和语言活力测度相关的8种代际干扰等级(8-level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GIDS)。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语言活力展开了具体的调查研究(谭克让、G.D.麦克康奈尔等 1995;黄行 2000)。为了拯救濒危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测度语言活力的标准,提出了9个因素(UNESCO Document 2003):(1)代际语言传承;(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4)现存语言使用领域的趋势;(5)对新的语言使用领域和媒体的反应;(6)语言教育材料与读写材料;(7)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包括办公地位和使用情况;(8)社团成员对自己母语的态度;(9)语言文件的数量和质量。

Weber(1997)提到了6个测度语言影响力的因素及其最大权重:(1)母语人口(4分);(2)二语人口(6分);(3)语言使用的国家数量和人口(7分);(4)语言使用的主要领域(8分);(5)经济实力(8分);(6)语言的社会文化地位(4分)。

这些标准参数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可以用来测度语言通用程度,对认识语言通用性都有价值。当然,参数的选择涉及很多因素,有的学者归纳的参数可达几十种之多(Haarmann 1990;周庆生 2001:607)。问题是,制约这些参数的背后因素是什么?语言的通用性、影响力和语言的活力都是语言在交际中的一种表现,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还是认识活动的形式和积淀。上面的参数或标准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尚未得到充分展开和重视,这就是语言积淀。学者们提到的语言活力和语言影响力参数,从根本上说都是语言积淀的一种表现。

语言的国际化本质上是语言在国际上的通用性问题。我们曾经用语势来解释语言的传承力和通用性背后的原因,就是想充分考虑语言积淀的作用。这里的语势是指语言接触中一种语言的潜在传承潜力和通用潜力。语势和语言活力有很大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同,语言活力是语势在语言接触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当时把语势的量化标准归纳为母语人口和词汇量(陈保亚 2012,2013)。在近几年的进一步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两个参数还不够充分。下面我们把语势内容扩展为语言人口和语言积淀两个部分。语言人口既包括母语人口,也包括二语人口。语言人口的重要性早已经为很多学者注意到(Appel & Muysken 1987;Hoffmann 1991;Holmes 2001;Coulmas 2005)。语势的语言积淀则是本文要特别关注的。语言积淀包括词汇量和文本,语言积淀是科技人文知识的反映和重要量化标准,科技人文知识积淀越深厚,语言的词汇量和文本也越丰富,语言积淀也越深厚。在人口数量既定的前提下,语言积淀越深厚,语势也越强。Schiffman(1996:30)提到的影响语言政策的语域(language register)、语言库(language repertoire)和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邹嘉彦、游汝杰(2001)提到的语言背后的文化、文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Document 2003)提到的跟濒危语言有关的语言文件数量和质量,都是语言积淀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最终都会通过语言词汇和语言文本体现出来。

目前学界提到的各种衡量语言活力或影响力的参数,基本上可以通过语势得到解释。代际语言传承参数实际上是母语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语言使用者的总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也是语言人口问题。语言使用领域可以从语言文本种类和词汇的种类体现出来,比如傣语的科技学术词汇很少,即使有也是汉语借词,由此可见傣语在科技学术领域中使用得不多,这和我们实际调查的情况是一致的。语言的社会文化地位可以通过二语人口数量体现出来,比如在傣语和德昂语的接触中,德昂族说傣语的人口比例远远超过傣族说德昂语的人口比例,因此傣语的社会文化地位更高(陈保亚 2013)。语言教育材料是语言积淀中某一部分文本的体现,表现为教材种类的多少和同一种类数量的多少。对新语域或媒体的反应可以从语言人口数量和语言文本数量在新语域或媒体中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来,如微信群中汉语人口和文本都占绝对数量,是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无法相比的。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可以通过教育文本、官方文本所使用的语言体现出来,比如汉语在教育和行政方面的文本占绝对多数。社团成员对自己母语的态度可以通过母语人口和二语人口的比例和使用频率体现出来,比如傣族使用母语的比例和频率比德昂语高,反映了傣族对自己母语的认同比德昂语高。语言文件的数量和质量是语言积淀中文本的组成部分之一。

以上语势的定义方式主要是为了今后进一步展开量化工作。语势大致可以从语言人口数量和词汇量加以量化(陈保亚 2013)。人口方面可做语言人口调查统计,词汇量方面也可做词汇统计。词汇量指一个语言古今历史积淀形成的词汇,包括借词。《汉语大词典》就是汉语词汇的汇集,约37万词条。《傣语词典》(德宏)收2.8万多词条(孟尊贤 2007)。根据我们的调查,德宏傣语的词条还可以增加,但不会增加很多,这显示汉语具有更为丰富的词汇。词汇越丰富,通常词根、文本也越丰富,语言积淀也越深厚。当然,语势的量化如何数学建模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汉语在诗歌、经络学说、中草药方面词汇很丰富,英语在科技方面词汇很丰富,如何考虑这些差异的权重,是难点问题。下面的讨论所列举的个案在语势方面的差异都比较明显,暂时不涉及语势量化问题。

二、英汉通用性的比较

中国大陆的汉语人口超过了13亿,其中汉族占90%以上。汉语官话区母语人口数量很大,至少在8亿以上。官话区人基本上可以用普通话交流。少数民族会官话的也基本会用普通话交流。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和东南亚的华语能够自然交流。为讨论方便,我们把中国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通称为华人,把能够相互沟通的普通话、国语、华语通称为汉语通用语,在上下文能消除歧义的情况下,也简称汉语。我们所说的通用语是自然形成的通用语言,通用语可以是官方语言,但不一定必然是官方语言。普通话在中国大陆是通用语,也是官方语言(国家通用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圈的汉语通用语人口在不断增加,能说汉语通用语的人构成一个庞大的通话群体。汉语通用语根植于汉语(包括古代汉语和汉语方言),汉语有很深厚的语言积淀,具有很强的语势。中国高中、大学、研究生使用的文本,行政、科技、人文等各个层面使用的文本,绝大多数是汉语普通话写成的,极少数是英语或其他语言或方言写成的,汉语方言人或少数民族要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学习汉语普通话。掌握普通话后意味着至少可以和8亿以上的普通话人交流。

从整个华人文化圈的情况看,学会汉语通用语意味着可以和华人圈(包括大陆、台湾和其他华人区)会汉语通用语者交流。汉语通用语在海外华人圈扩散的具体机制是不断取代汉语区域通用语。以马来西亚为例。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有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哪个方言语势强,人口是重要因素。如怡保、吉隆坡多通行粤语,新山、槟城和巴生多通行闽语。从全马看,闽南话人口最多,粤语次之,更大范围的方言通用语早期多是闽南话。100多年前出现用汉字闽南音给马来语注音的《华夷通用语》(1877),也证明了闽南话当时在华人中的通用语地位。1926年的《巫来油通话》用闽南话给马来语注音,也显示闽南话当时通用性比较高。现代马来西亚语中的汉语借词以闽南话借词最多,占90%以上,可能也反映了闽南话的早期通用语地位。20世纪50年代,由于香港音像影视的传播,加上100多万的粤语人口,粤语的通用性得到提高,已经超越了闽语。闽语、客家话都不像粤语有丰富的影视,粤语影视是粤语语言积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粤语通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因素。

华语出现在马来西亚也比较晚,但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化趋势,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人之间的地域通用语逐渐开始让位给了华语。华语可以把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十多亿华人联系起来。汉语在整个海外华人聚集区的情况与马来西亚类似。汉语通用语在世界华人聚集区的通用性还在提高,其语势是相当强大的。

尽管汉语通用语在华人圈的通用性很高,但汉语的国际通用性明显不如英语,这主要是通过二语人口数量体现出来的。Kachru(1983,1985,1992a,1992b)比较早地提出了三圈理论,他把说英语的地区分成内圈(inner circle)、外圈(outer circle)和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英语作母语的国家称为内圈,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作二语并被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称为外圈,比如新加坡、印度;英语作二语并且只作外语的国家为扩展圈,比如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大陆很多国家。根据这个理论原则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看出汉语二语人口和英语二语人口的差距。Weber (1997)以类似的方式做了具体统计,他把说英语的国家分成核心国家(core countries)、核心外国家(outer core countries)和边缘国家(fringe countries)。Weber的统计显示英语用作二语的人口多达20亿以上,包括核心外国家和边缘国家,他的二语标准显然比较宽泛。Crystal (2003:107)用Kachru的方法又做了统计,给出了三个英语圈的语言人比例(如下图),他的二语标准更严格一些。内圈(inner circle)是英语母语人口,约3.2亿—3.8亿,外圈(outer circle)是英语作为工作用语的二语人口,约1.5亿—3亿,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是把英语作为外语的英语二语人口,比如中国会说英语者,这样的人口约1亿—10亿。根据Crystal提供的数据,各种类型的英语人口加在一起约5.5亿—16.8亿之间。

尽管Weber和Crystal的统计数据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把汉语作二语的异族人口远远低于把英语作二语的异族人口。如果考虑不同地域分布和不同领域分布,比如在科技、学术、贸易、外交等领域,英语的通用性也显著高于汉语。科教文化等各种出版物的种类中,英语文本也要远远高于汉语文本。

三、语势和政治军事实力

通用性并不总是能够通过政治军事力量实现的。满语和汉语的接触是一个典型的范例。清朝前期,满语曾被作为“国语”加以推行,以便用满语满文作为管理国家的语言工具(滕绍箴 1986)。但是,汉语语势比满语语势强大得多,满语推广未能实现。首先是汉语积淀比满语积淀要深厚得多,教育、科技、医学、农业、贸易、政治、诗学等在汉语中也有几千年的积淀。满人从中获取的知识比汉人从满语中获取的要多得多,因此汉人学习和学会满语的人并不多,倒是满人开始大批学习汉语。从母语干扰(陈保亚 1996)的角度看,满语对汉语的结构有一定的影响,但清朝实际的通用语是汉语不是满语。最后的结果是,清朝推行满语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因为汉语强大的语势最终被汉语替换。

另一个类似满语情况的是蒙古语。蒙古人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蒙古语并没有成为中国的通用语,汉语仍然是中国的通用语。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把蒙古人的疆域一直扩展到了中亚、南亚、西亚和中欧,这些地区的蒙古人在一段时间内是说蒙古语的,并且坚持在统治阶层用蒙古语通信(Sinor 1999)。但是,我们从11世纪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所记录的大量阿拉伯语借词可以看出,阿拉伯语通用性很高,围绕古兰经的伊斯兰教文本在阿拉伯语言中有很深厚的积淀。另外,该地区以伊朗语、突厥语、斯拉夫语系统为主的本地语言至少在唐代就有了文字,具有比蒙古语更深厚的语言积淀。伊朗语、突厥语中有大量阿拉伯语借词,说明这些语言还传承了伊斯兰文明黄金时代科学人文的深厚积淀。《突厥语词典》是突厥语深厚积淀的证据(赵明鸣 2001;陈保亚 2006)。另外,以基辅为中心的斯拉夫文化也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有比较深厚的语言积淀。《蒙古秘史》是最古老的蒙古语传世文献之一,成文是在13世纪,因此蒙古文的出现要比被占领区语言的文字晚很多。有文字的语言积淀和没有文字的语言积淀有很大的区别。蒙古军队进入中亚、南亚、西亚和中欧等占领区时,蒙古语更多的积淀还是通过口语记录的。加上被占领区的突厥语、伊朗语、斯拉夫语的语言人口多于蒙古语人口,结果这些地区的蒙古人后代大都转用了突厥语、伊朗语或斯拉夫语,比如帖木儿(Timur)所属的巴鲁剌思氏部落(Barlas)就属于这样的情况(Findley 2005:101)。有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蒙古帝国伊尔汗国的汗王合赞(Ghazan)先皈依基督教,后又皈依伊斯兰教(Foltz 2010:120—121),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语势中丰富的语言积淀是实现通用性的语言条件,英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殖民行为,英语在世界很多地方被作为通用语使用。殖民行为容易让人把政治军事力量看成是提升通用语的直接原因。其实殖民行为是给英语和土著语提供了接触条件,英语自身强大的语势才是英语在殖民地上升为通用语的语言条件。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语势都很强大,都可能上升为世界通用语,在这样一种相同语势的背景下,政治军事力量就显出了作用,英国在和其他殖民者的争夺中逐渐取胜。美国从英帝国中独立出来并没有影响到英语的继续扩展,因为美国仍然是英语为主的国家。正是英国殖民地的扩大,英语比其他强势语言更有机会和土著语言接触,逐渐取代其他强势语言的通用地位。但如果英语没有强大的语势,即使覆盖到广大的地区,通用性也不会得到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帝国称霸世界本身也得益于英语语势中深厚的科学文本积淀。如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丁语版1687年,英文版1729年),以及后来人们对电和蒸汽动力原理的认识,这些科学知识极大地推动了远航技术和贸易,因此公认的近代科学革命的源头也率先出现在英国。

四、语势和经济实力

后殖民时期以后,英语的国际化程度仍然在提高,这使很多学者开始考虑语言通用性和其他因素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因素。Edwards (1985)认为经济因素是语言传承的重要原因。很多学者,包括Crystal(2003),进一步认为经济因素也是提升语言通用性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实力一样,仍然是提供了语言接触的条件。一个实体由于经济的强大,就有更多的贸易和交流,语言因此接触,但一种语言能否因此提高通用性,没有足够的语势仍然有困难。中国的GDP已经连续几年排列世界第二,但汉语在国际上的通用性并不容乐观。俄语的通用语地位特别值得思考。苏联解体以后,独联体各国试图避免使用俄语以加强自身独立性。但这些独联体国家的语言语势不够强大,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充当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通用语。就拿科技教育来说,俄语中有多年积淀深厚的科技教育文本,这些都是首例人造卫星和人类登月的认识论基础,这样的文本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很少有其他独联体国家能够迅速把众多的俄语科技教育文本翻译成本国语言文本。结果是,尽管俄语不受欢迎,却仍然保持了通用语的地位。其实自全球去殖民化运动以来,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殖民者已经广泛退出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但这些殖民地国家仍然有很多保留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殖民者语言作通用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殖民者语言语势强大。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等新独立的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在一些多土著的国家和地区,用英语、法语等作通用语可以避免任何一个土著语凌驾于其他土著语之上。其实即便强制性地把某个土著语规定为官方语言,都会因为语势太弱而难以应付现代科技教育的需求。Schiffman(1996:16)提到,印度政府曾经力图提升印度本地语在科学、医学和技术等方面的地位,但都不成功。其实我们从各种印度本地语词典可以看出,这些语言在现代科学、医学和技术等方面的词汇量和英语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本质上也是语势中的语言积淀问题。

英语通用性在越南的上升就是值得认真分析的个案,人们容易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崛起的结果。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不仅仅经济崛起,其科技也在崛起,甚至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科学研究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这些都必然在语言中积淀下来,所以英语是带着很强的语势来到越南的。

世界上国际化成功的语言,在国际化之前都已经是积淀深厚的语言。相反,积淀不够深厚的语言,即使经济实力强大,国际化都未成功。近代殖民者由于其语言积淀深厚,因此经济也比较发达,军事实力也比较强大,其语言在殖民地得到广泛使用,语言通用性得到提高。纵观印欧语文化圈科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是科学先于应用,因此欧几里得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力学、相对论、现代数学,都领先于应用。这些人类智慧活动早已经在印欧语言中有了深厚的积淀,形成了强大的语势。近代印欧语文化圈的殖民化运动所带来的印欧语言扩散,本质上是强大语势的实现。

如果没有强大的语势做基础,即使经济实力再强大,汉语的通用地位也不一定能够上升。很多走向国际化的中国公司中,中方在经济上是强势,但通用语言往往仍然是英语而不是汉语。甚至研究中国文化方面的国际会议,只要有外国人参加,通用语往往也是英语。这是应该认真反思的一个现象。

五、英汉语势比较

任何通用性高的语言一开始并非通用性就很高。

汉语和英语在马来西亚的竞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汉族来到马来西亚时间很早,汉语的语言积淀很深厚,但汉族人口不占优势,因此汉语的语势和马来西亚语的语势应该说各有优势,双方都有不少相互借用的词。英语进入马来西亚后,通用性迅速扩展。汉语中经络学说、针灸理疗、草药理疗知识很丰富,都有大量词汇和文本的记录,汉语中诗词文本和诗论文本甚至比英语要更丰富,但英语的科技文本很丰富,是汉语无法相比的。马来西亚人掌握了英语,就有了通向现代化观念的条件,这应该是英语的通用性在马来西亚不断得到提升的语言因素。即使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语被提升为国语,此后不断颁布法令提升马来语的地位,但英语通用性仍然继续在上升。汉语通用语的通用性也在提升,但主要限于华人圈(Wang 2010;Wang & Siew 2011)。语言的规划确实对语言的通用性有所提升(Xu & Li 2001),这是一种行政行为,而深厚的语言积淀则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在提升语言的通用性。

英语强大语势后面还有更深厚的基础。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同属于印欧语系的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等大语言,这些语言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意大利语有文艺复兴时深厚的艺术与音乐的语言积淀,尤其是歌剧。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也都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化学、科学哲学积淀,俄语有深厚的数学积淀。印欧语还包括古代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两者更是语言积淀深厚。古希腊语有丰富的科学、数学、哲学、政治学、诗学、建筑等语言积淀,古拉丁语有丰富的医学、神学、生物学、法学等积淀,古希腊语、古拉丁语长期被广泛用于欧洲学术领域。现代人基本上没有用拉丁语作母语的,但作为二语学习的人仍然很多,尤其是在学术界。英语由于和这些语言同源,词根传递和文本传递非常容易,英语容易从同源语言中吸收深厚的语言积淀,因此英语中有大量其他印欧语语言的借词,尤其是拉丁语词和法语词,这些印欧语语言的文本也被大量翻译成英语文本。汉语属于汉藏语系,除了汉语,汉藏语系积淀比较深厚的语言还有藏语、彝语、缅甸语等,藏语在佛教、传统医学方面有丰富的语言积淀,缅语在佛教方面有丰富的语言积淀,彝语在传统医学、天文学方面有丰富的语言积淀,但是,这些语言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语言积淀和印欧语比较起来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汉语从这些语言积淀中得到的支持显然不如英语从印欧语语言积淀中得到的支持力度大。即使把侗台语、苗瑶语包括到汉藏语中,汉语语势在科技方面得到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侗台语的西南语支诸语言大多有文字,比如泰语、老挝语、傣语,语言积淀比较深厚,但主要体现在佛教、天文和农业方面。苗瑶语则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积淀要相对弱一些,主要靠史诗等口语文本的传诵来积淀文化。侗台语、苗瑶语的语言积淀在科技方面和印欧语诸语言仍然有距离。

像美国、英国、法国这样一些经济强国,都经历了近代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和启蒙运动(Enlightment),科学革命所形成的思想成果都会积淀在语言中,也会体现在经济上。但经济发达并不等于语言积淀一定深厚,因为资源的丰富,资源的过度消耗,对贸易的高度重视,廉价劳动力的使用,都可能使经济发达。这样一种经济实力超前于语言积淀的发展,往往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语言通用性并不会由此得到提升。很多依靠石油提升经济地位的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实力现在排列世界第二(GDP),其中很大部分是以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代价的。

语言积淀深厚是语言通用性得以提升的语言因素,英语就属于这种情况。现代人掌握英语后意味着至少可以和几亿英语人交流和分享知识,可以直接进入浩瀚的英语文本世界获取科技人文知识。学会汉语通用语,等于和十多亿人有了分享知识的机会,也可以直接进入浩瀚的汉语文本获取丰富的人文知识,至于科技知识,则比通过英语获取的要少得多。

六、语势的提升: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

从语言层面看,要使汉语走向国际化,可以从提升通用性和提升语势两个方面入手。

提升语言通用性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推广汉语教学。从多方面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汉语的国际化地位正在上升(郭熙 1999;李宇明 2005)。目前的对外汉语学院、海外孔子学院等所做的工作是提升汉语通用性的一种尝试,这是有价值的工作,因为通用性的主要参数之一就是汉语二语人口的增加。提升汉语通用性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有效合理利用媒介。媒介的作用很早已经被注意到(Giles et al. 1997)。充分利用网络、影视等各种媒体展现汉语,提供汉语教学和使用平台,其意义至关重要,马来西亚粤语电影在粤语传播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在利用媒介方面需要认真考虑汉字字体的选择。文字是语言积淀最重要的载体,要提高汉语的通用性,提高汉字的通用性是一个重要条件。汉字的连续性又是汉字通用性的重要条件。简化字为书写汉字和学习汉字带来了方便,但对传承繁体字文本中的深厚语言积淀、对汉字文化圈的持续有负面影响。网络的畅通也是汉语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人们通过汉语展开交流和获取知识的网络通道一旦受阻,自然会选择其他语言展开交流和获取知识。网络不流畅或受阻对汉语通用性的提升是致命的障碍。

从长远的观点看,要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汉语和使用汉语,提高汉语语势最为根本。汉语母语人口众多,对提升语势不是迫切问题;语势中语言积淀的因素、尤其是汉语文本中的科学积淀需要迫切提升。

汉语文本的扩展可以分为原创性文本扩展和译文扩展。通过译文扩展,世界上任何语言的原创性文本,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还是国外的,就有了汉语通用语版。佛教文本的汉语翻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由于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语,甚至很多重要的佛教经典只保存在汉语中,朝鲜人、日本人可以通过汉语学习佛教及其相关的医学、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知识,不必一定要学习梵语或其他中亚语言,于是唐代有很多朝鲜人、日本人来学习汉语,汉语成为当时获取佛教和汉学知识的工具,这应该是汉语后来成为在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通用性高的语言的重要因素,也是汉字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因素。从现有记录看,古代亲自去印度学习语言和佛教的新罗、高丽、日本僧人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罗的慧超、日本的真如等,其他学者都基本是从汉语中获取佛教思想。有不少藏语佛经也是译自汉语佛经。自唐代以来,藏语中有不少汉语借词,可以证明汉语在藏区有一定的通用性。汉语佛经译文应该在这方面有贡献。古代的汉字文本在东亚和东南亚有较高的通用性,比如琉球国古籍《历代宝案》记载了古琉球国与周边国家来往文书,该书收录了1424年到1867年琉球国和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满剌加(马六甲王国)、苏门答腊、爪哇等国的外交贸易往来公文,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文本,这说明汉字书写的文本在这一带有较高的通用性。

通过翻译提升语势还可以吸取阿拉伯人的经验。阿拉伯人广泛翻译了古希腊、印度、中国的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数学、物理学,这对后来伊斯兰文明黄金时代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阿拉伯语成为伊斯兰文明的重要通用语。

汉语语言积淀提升的另一个方向是增加汉语原创词汇和文本。提升汉语语势,汉语母语者的文化科学素质教育最为根本。有了高素质的人群,才会有更经典的人文文本和科技文本出现,汉语语势才能够得到提高。汉语原创性文本是用汉语组织科学和人文认识活动而得到的文本,只有这样的文本大量出现,才会有汉语自己的新词出现,才会有非汉语人来学习汉语并翻译汉语文本。原创性的智慧贡献增加了,汉语的语势才可能提升,才有足够的力量使汉语通用性得到提升,否则,汉语国际化只会停留在教学层面。

如果汉语文本足够丰富,世界上其他语言有的原创文本汉语也一定有译本,其他语言没有的文本汉语也有,学会汉语就进入了最大的图书馆,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学习汉语和使用汉语。人们也因此可以用汉语组织各个层面的思维活动、管理活动和交流活动。人类任何一种智慧活动的展开、诠释、传播和记录,都不可能离开语言。甚至视觉艺术和音像艺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离开语言而得到充分的理解。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增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原创性贡献,汉语的语势才可能逐渐追上英语的语势,汉语国际通用性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升。如果汉语积淀中有很多类似欧几里得、牛顿、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高本汉这样的人所写出的文本,汉语的国际通用性肯定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汉语教学就会很见成效。

参考文献

陈保亚 1996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

陈保亚 2006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历史语言学上的两个贡献》,《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

陈保亚 2012 《马来西亚多语现象:一种独特的接触类型》,《当代评论》第2期,马来西亚林连玉基金会。

陈保亚 2013 《语势、家庭学习模式与语言传承——从语言自然接触说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郭 熙 2013 《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黄 行 2000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李宇明 2005 《中国语言规划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孟尊贤编著 2007 《傣汉词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2002 《突厥语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谭克让、G.D.麦克康奈尔等 1995 《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卷》,Quebec:Laval University(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出版社)。

滕绍箴 1986 《明清两代满语满文使用情况考》,《民族语文》第2期。

赵明鸣 2001 《〈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周庆生主编 2001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北京:语文出版社。

邹嘉彦、游汝杰 2001 《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Appel, Rene and Pieter Muysken. 1987.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Henry Holt, New York.

Bouris, Richard Y., Howard Giles, and Doreen Rosenthal. 1981. Not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ubjective Vitality Questionnaire for Ethnolinguistic Group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 145-155.

Coulmas, Florian. 2005. Socio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Speakers’ Ch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ystal, David. 2003.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wards, John. 1985.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indley, Carter V. 2005.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Foltz, Richard. 2010.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2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Giles, Howard, Richard Y. Bouris, and Donald M. Taylor. 1997.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Howard. Giles (ed.),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Haarmann, Harald. 1990.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Ligh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86, 103-126.

Hoffmann, Charlotte. 1991. An 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ism: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Holmes, Janet.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2nd edition).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Kachru, Braj B. 1983. The Indianization of English: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chru, Braj B. 1985.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Randolph Quirk and Henry Widdowson.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chru, Braj B. 1992a. Models for Non-native Englishes. In Braj B. Kachru (ed.), The Alchemy of English: The Spread, Functions and Models of Non-native English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achru, Braj B. 1992b. Teaching World Englishes. In Braj B. Kachru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arschak, Jacob. 1965.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 10, 135-140.

Schiffman, Harold. 1996. Linguisi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inor, Denis. 1999. The Mongols in the West.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3 (1), 1-44.

Thomason, Sarah Grey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NESCO Document.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src/00120-EN.pdf.

Wang Xiaomei.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 Realign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Kuala Lump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1(5), 479-489.

Weber, George. 1997. Top Languages: The World’s 10 Most Influential Languages. Language Today 7(1), 81-84.

Weinreich, Uriel. 1953. Language in Contact. The Hague: Mouton.

Xu Daming and Li Wei. 2001. Managing Mult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In Li Wei, Jean-Marc Dewaele, and Alex Housen (ed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Bilingualis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责任编辑:龚 英

作者:陈保亚

上一篇:地基基础工程论文下一篇:教育管理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