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语言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文章系对南丹麦大学语言与传播系教授史蒂芬·考利（StephenCowley）的访谈。
第一篇：语言学论文范文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与工程心理语言学
摘 要：俄罗斯心理语言学是世界心理语言学中的独特流派，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介绍了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特点及其在言语病理、法律、刑事侦查、翻译、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综述了俄罗斯工程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应用心理语言学;俄罗斯工程心理语言学
一、俄罗斯心理语言学
很多学者把世界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或者称为三代。第一代为奥斯古德心理语言学时期，第二代为米勒—乔姆斯基心理语言学时期，第三代是在批判前两个时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与认知心理学融合在一起。俄罗斯学者将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归为第三代。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代表人物列昂捷夫自1969至1997年给心理语言学下过如下几个定义：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系统和语言能力关系的科学，心理语言学研究言语活动及其模式(列昂捷夫1969：106，110);言语生成、理解过程的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关系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列昂捷夫1989：144);探讨言语生成和理解机制的运行特点、言语功能、个性发展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目的(列昂捷夫1996：298);言语活动的结构、功能同个性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世界图景的主要成分一语言同个性的关系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列昂捷夫1997：19)[1]。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是世界心理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和世界心理语言学发展进程有着紧密关系，但是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在历史渊源、发展背景、理论基础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成为世界心理语言学中的独特流派。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它始终以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为指导。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利亚心理学派的理论，特别是活动理论对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列昂节夫曾指出，在苏联，心理语言学是普通心理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言语活动理论就是运用普通心理学活动理论的解释图示来分析言语的理论。
事实上，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概念、术语和一部分研究方法都源自活动理论。活动理论中的不少论述成为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分析言语生产、感知和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则或依据。活动的对象性、目标指向性和能动性、它的社会和历史本质中介性质、组成活动的各种动作的系统性、外部物质活动和内部活动构成的共同性、外部活动通过内化形成内部活动的工具性质等重要特征和性质都在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特色上。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言语活动，而且将言语交往也纳入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言语交往始终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并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主要研究活动、交往、交际、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交往的活动模式和言语交往的过程模式等。在言语生成、言语感知和儿童言语发展这些心理语言学的基本研究领域中，俄罗斯心理语言学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言语生成和感知的研究，苏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模式，着力研究其阶段性，分析内部言语、含义感知、文本感知和理解等问题;在儿童言语发展方面，侧重于诸如知识的形成、成人在儿童言语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苏俄心理语言学又与文化研究，特别是同跨文化交往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民族心理语言学等研究方向，研究言语交往的民族文化特点。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自创建以来一直特别重视对语言和思维的相互关系、言语活动和思维活动的相互影响的讨论，十分强调意识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利佩林等学者就提出了语言意识的问题，自80年代后期始终是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研究主题，成为解决心理语言学基本问题的主要取向。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成为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又一重要特色。
二、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应用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一贯注重该学科的应用性，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现在的俄罗斯，都重视心理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它开展了除法律、刑侦、大众传播、翻译、语言教学、言语病理等方面的心理语言学问题研究之外，还将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应用于宇宙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等领域。
在苏联心理学研究中，言语病理问题一直是一项重要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新学科—心理语言学之后，各类关于言语障碍的研究又成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言语病理现象是一种语言能力障碍，它是言语熟巧和技能的障碍，不是言语过程的某一成素未成形，或者语言中的某一成素未掌握[2]。所以，有言语障碍的人需要有组织的恢复性治疗和系统地矫正。
言语病理现象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列昂捷夫认为主要有五种。一是与个性、意识和高级心理机能病理现象相关的言语障碍，如患精神分裂症时的言语活动障碍就是其中一种。二是大脑局部损伤引起的言语障碍，包括各种失语症等。这种言语障碍与心理疾病无关，主要在神经语言学中研究。三是与感觉系统地先天性或获得性障碍相关的言语障碍，主要指聋哑人的言语产生和言语感知。四是与智力发展落后或心理发展停滞相关的言语障碍。五是与言语动力性编程实施缺陷相关的言语障碍，如口吃[3]232。
法律心理语言学属于应用心理语言学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它是心理语言学和司法心理学、刑事侦查学交叉结合的产物。在刑事侦查中离不开言语活动，也离不开作为言语的成品的各类文本，需要研究它们的生成和感知过程。列昂捷夫等人在专著中提出了在刑事侦查中要注意的三类口语特征。一是声音特征。包括声音的音色、语调、响度、语速、停顿的长短和分配、逻辑重音、方言特征、语音弱化程度等。二是语义—语法特征。词和句式的选择、表达方式、言语修辞水平、语篇组织方式等。三是范畴特征。包括言语的社会特征、职业特征、社会方言(俚语)的使用情况等[4]。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心理语言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与过去不同的视角和新的分析平台，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翻译学研究范式。克柳卡诺夫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实质来说都属于替代—转换理论，它们所关注的是翻译过程中语言结构之间的转换，主要对语言结构和语言手段进行静态研究，而译者仅仅被看成是语言手段的操作者。现有翻译理论中各种语言学模型只具有演绎的性质，它们具有无主体性，只规定了一些对语言的无主体操作。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其任务就是要揭示译者头脑中所实现的言语思维活动、行为和操作，分析形成翻译活动的程序方式，描写头脑中所形成的大纲扩展成译语文本的过程。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家对翻译这类特殊的言语活动的内容作了深入的讨论。克柳卡诺夫认为，这是一种使源语文本的含义模型化，使源语文本的意念映象和译语文本的意念映象并列在一起的活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是现实片段的映象，对这两种文本的受者来说，这些客体文本就成为映象的映象。使两种映象相似化的过程不仅是语言和心灵的转化过程，而且是保持其实质化特点的过程。加列耶娃对此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她认为在翻译这一言语活动中，需使译语文本具体化的含义达到同源语文本的含义一致。
语言教学是俄罗斯心理语言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领域，外语教学可在不同学科范围内进行研究。一些学者分析了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研究差异，扎列夫斯卡娅指出，语言学研究外语教学主要是比较母语和外语的描写模型，研究为教授语言系统而揭示的客观事实;而心理语言学在研究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注重研究学习者的学习能力，从外语学习者在某一语言学习阶段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角度分析他们对外语和母语语言现象异同所做的判断，考虑的是主观因素。她认为，心理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研究应与心理学、教学论、文化取向等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研究的角度，只有这样才能为语言教学的建议提供完整的基础。通过研究形成有关外语教学的全面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照抄作为语言系统分析结果的一些语言学公理，而是以所揭示的各种机制及其互相关系作为其基础[5]。
三、俄罗斯工程心理语言学
工程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人和机器设备之间的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经常在语言的帮助下进行或者说以语言为中介进行，因此产生了工程心理语言学这一学科[3]243。
工程心理语言学主要研究问题：一是机器是怎样识别言语信号以及怎样处理这些信号的。这对于通过联系建立转换言语信号系统，对于研究程序自动化识别和综合言语信号很重要。心理语言学主要研究语音信号。二是第二个问题与言语综合相关以及建立不同的自动化系统，特别是保证人和机器间对话的系统。三是第三个问题与言语理解以及文本信息转换成其他形式(压缩、重新编码)相关。其中包括信息检索、机器翻译、编码与解码。卢希荷娜做过关于理解受干扰的广播讲话时句子句法结构所起的作用一系列研究，她主要研究乘务员与机场调度中心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四是个人的言语特征、个人的区分性心理语言特征以及操作者的心理语言准则，揭示各种心理状态，例如精神紧张状态，苏联召开过一系列以《言语与情感》为主题的研讨会。五是第五个问题与职业选择、就职培训相关，这些选择和培训需要考虑到言语生成和言语理解过程。
这五个研究方向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为了得到关于这个学科的更普遍的认识，1970年召开了全苏联心理语言学研讨会，会上发表了以《工程心理学及相关领域的心理语言学问题》的报告。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研究视力辨认字母链时产生的错误
—在同时处理两种不同口头任务时表述计划与内容的独立性
—研究人的文本解码模式
—阅读者在处理文本信息时的抗干扰性
—关于处理口头任务的过程的模式问题
—影响转述信息时言语流畅性的因素
—研究个人说话风格的不同特征
—心理语言学与信息加工自动化
—个人对字母组合频率的主观评价
在其他一系列研讨会上讨论了一些报告，这些报告内容是关于文本的可读性，怎么掌握文本的关键词，通过心理语言学实验对人进行个人品质测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具体的主题发生了改变，但是仍然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近些年来工程心理语言学研究重心转向了计算机领域，人工智能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另外研究人在解决问题时运用心理语言学理论分析问题的模式也成为一个热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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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ЗалевскаяА.А.，Медведва.И.Л.Психолигвистическиеп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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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坤
第二篇：生态语言学的新型模式：根性生态语言学
〔摘要〕 文章系对南丹麦大学语言与传播系教授史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的访谈。他是分布式语言协会（Distributed Language Group）创立者之一，国际互动性、语言与认知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activity， Language and Cognition）秘书长，分布式语言运动（Distributed Language Movement）和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的倡导者。其代表性著作有：《语言和语言学的生物符号学视角》（Biosemiotic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5）、《超越大脑的认知》（Cognition Beyond the Brain： Computation， Interactivity and Human Artifice， 2013）、《分布式语言》（Distributed Language，2011）等。访谈主要涉及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生态语言学的新型模式——根性生态语言学等问题。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根性生态语言学;史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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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访谈背景
2017年8月底，考利教授来中国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暨第十九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并作了题为“生态语言学、生物生态与认知的脆弱性”（Ecolinguistics，the bioecology and the fragility of knowing）的主旨报告。2018年10月，考利教授参与了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名家论坛”生态语言学专题系列讲座，而后前往贵州参加“第三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作主旨报告，题为“生态语言学的统一：一种根性观点”（Uniting ecolinguistics：a radical view）。期间我们多次与考利教授进行当面和邮件交流，就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与其提倡的“根性生态语言学”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二、 访谈录
问：史蒂芬·考利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众所周知，生态语言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关注，请问是哪些因素促使生态语言学备受关注的？
答：生态语言学备受关注有很多原因，具體原因根据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归结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人们生态意识的急剧提高。在欧洲，关注生态语言学的其实还是少数群体。一方面，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根植于主流语言学，例如社会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点将会在下面的内容给予详细论述。另一方面，在丹麦甚至欧洲出现了生态语言学的新型模式，例如“根性生态语言学”[1]等，逐渐从单一学科模式发展为多学科模式。具体而言，生态语言学者与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一起合作，把语言、生态学以及认知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语言当作自然的一部分以及生物的一部分。我认为，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合作是生态语言学在丹麦甚至欧洲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
问：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语言学发展有什么意义？
答：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不仅对生态语言学本身有意义，而且对其他学科领域也有重大意义。例如，我和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教授等一起从事生态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吸引到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所以说，生态语言学发展的意义应该从超越语言学本身的高度来考察。
问：有些学者认为生态语言学已经是一门发展稳定的新兴学科[2]，您同意生态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的观点吗？
答：在我看来，生态语言学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在欧洲，所有学科都具备跨学科属性，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的研究人员都是跨学科专家。同样，生态语言学研究必须涉及语言学如何与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经济问题相关联。当然，生态语言学也可以被当作生态话语研究，毕竟话语研究是一个重要议题。不过，单纯把生态语言学局限于话语研究会限制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一者因为生态语言学不仅仅研究话语;二者因为不是所有的话语都是生态话语，也不是所有的话语都是关于生态的;三者人们主要根据科学理论做决定，生态话语无法决定生态的未来，科学、商业和政府三者共同决定了生态的发展前景。
问：您能谈谈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研究范围吗？生态语言学与其他主流语言学（如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等）有什么区别？
答：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范围，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从教育角度出发，其宗旨在于教育学生更好地理解环境议题。第二，从普通大众的角度出发，其宗旨在于让大众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态议题。我和斯特芬森教授持有第二种观点，我们尝试用新的方式去教育大众，提高人们对生态的关注。然而，生态语言学的这两种角度，各有利弊，但其共同点都是教育。教育固然重要，因为教育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身与了解问题，不过教育却无法实质性地改善生态。
关于第二个问题，生态语言学具有多样化特征，因此生态语言学学者根据不同关注点，可能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例如你们现在所从事的领域关注“绿色语言学”（green linguistics），因此运用社会语言学来探索生态语言学，如运用话语分析来处理生态语言学的相关问题，即运用自己的所学促进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再者，你们认为语言关涉形式与功能，我们要基于语言的形式与功能来从事话语分析。
问：您是说生态语言学关注应用，而其他语言学关注理论吗？
答：是的，基于传统观点，我们通常用语言来谈论语言，于是诞生了多种理论语言学，例如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等。然而，虽然生态语言学也基于理论，但是它更强调跨学科的实际应用。
问：针对生态语言学研究，是否存在系统的、一致性的理论框架？
答：问题中的“系统的”是个特别实用、十分有趣的用词，如果你们借用“系统”来定义语言，那么当然会得到关于语言的系统性的描述，这种描述比“不系统”的描述要全面得多。另外，理论上来说，生态语言学存在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因为如果研究目标不变，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那其框架自然也是一致性的。
问：生态语言学研究是否存在最为合适的研究方法？
答：生态语言学具有多种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方法相互补充。例如，从传统的语言学角度出发，语言有关形式和功能，生态语言学研究侧重于生态“语言学”，相应地，我们能做的是分析与形式和功能相关的话语。不过我认为，这种方法当属狭义意义上的方法，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主要关注的是话语研究。因此我和斯特芬森教授正在努力探讨，到底什么才是广泛意义上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生态语言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我们目前从事的研究工作。
问：是否存在发展稳定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团队？
答：确实存在一些生态语言学研究团队，例如中国团队、巴西团队、奥地利团队、丹麦团队等。不过，欧洲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实为少数人群，其总人数介于100人到150人之间。当然，我认为，生态语言学群体可以通过融合生态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例如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心理语言学等，壮大其研究团队。
问：您是否能介绍一下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例如生态语言学的缘起与历经的发展阶段？
答：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背景，我们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关西方传统思想的二分法（dichotomies）：心智與身体二分，动物与环境二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二分等。另一方面有关西方传统语言二分法：形式与功能相分离。两种“二分法”持有者都不认可语言属于生命的观点。
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主要包括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3]。豪根模式有关多语种和少数民族语言，其研究旨在促进语言多样性。一个地方只存在一种语种是不正常的，因为其他相对弱势的语种也拥有自身价值。韩礼德模式关注语言的形式与功能，因其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认为话语能够建构世界、改变世界。以上两种模式——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为目前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它们主要源于社会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再者，还有部分生态语言学学者属于“辩证学派”（dialectical school），他们提出了辩证生态语言学说，即语言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人对语言学的描写与规范也是对语言和对话环境含义的描写与规范。另外，在奥地利和中国，有部分学者采用批评视角看待语言与社会的分离问题。我认为这种批评方法依然聚焦于语言的形式与功能。总之，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主要限于语言学领域，主要关注话语或者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近些年，丹麦甚至整个欧洲出现了生态语言学的新型模式，例如“根性生态语言学”。这种新型模式与传统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前者关注生物的言语产生过程，这个过程促进囊括人类在内的生存系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后者关注语言实体与生态之间的双重关系;其次，前者侧重于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eco），后者侧重于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学”（linguistics）。
问：请问什么是根性生态语言学？
答：相比注重理论的传统模式，根性生态语言学更加侧重其实践性，旨在提高人们的生物生态（bioecology）意识。该概念涉及人类以及“高层次意义”（highlevel meaning），并将之与对自然的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从美学而言，我们能够借助生态语言学帮助自己以及他人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例如，我们可以用艺术感受生物。就价值观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与他人交流。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根性生态语言学与所谓的“人文价值”（humanist values），特别是个人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根性生态语言学研究涉及科学研究，展现了自然科学的优点与不足，同时用其力量解决生物生态中的相关问题。
问：请问什么是生物生态意识，它与生态意识有何区别？
答：生物生态意识与生态意识的不同主要如下：第一，生物生态是不同于生态的概念，因为生态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被人类界定在既定时空中，根据特定的标准与模式得以描述，属于人类的外界活动，排除了未知以及暂时不可知的部分，而生物生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涉及人类活动，包括那些无以言表以及想象的内容，而且该系统在生活领域中不断进化，具有即时性与必要性的特征。
其次，当我们谈论生态意识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有关科学描述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好像在森林而不在城市，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很专业化。生物生态意识的重点在于，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是自然的部分，我们在自然中处事。例如，即使我们身在火车上，也是具备生物生态意识的。因此，相比生态意识，生物生态意识的含义更加宽泛，它扩大了自然的范围。人类生活是为了珍惜生命，有了生物生态意识，我们便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为人类，需要承担珍爱自然的责任，因为这里的“自然”是我们所生活的自然。这种生物生态意识是针对所有人，它能让科学的作用涉及到普通群体，而不只是生态专家。
问：您是否可以推荐一些生态语言学方面的代表性书籍或者期刊？
答：关于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我所知道的书刊也是你们所知道的，例如《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4]和《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Ecolinguistics： Language，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5]等。我在这里主要列举关于根性生态语言学的重要书籍，例如《知识之树：人类认知的生物根性》（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6]、《心智与自然的必然统一》（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7]、《人性塑造中的礼节与宗教》（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8]、《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义》（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Biosemiotics）[9]等。
问：在《分布式语言》[10]一书中，您强调了语言是“生态的、对话性的、非地方性的”这个观点，您是否能详细阐述一下此观点呢？
答：了解语言的核心（core）是特别重要的。到底什么是语言的核心？所有的语言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共同点？鉴于人类是对话性生物，人类的对话性也就是语言的共有特征。再者，对话的发生具有区域性，即对话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即时生态，而且取决于生态对于我们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我们”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群体。此外，传统意义上来说，语言具有区域性，不过大部分言语者的话语都会包含自己对于过去的认识，因此语言实际上是“非地方性的”。总之，意识到语言的“生态性、对话性以及非地方性”，能帮助我们为生态语言学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这是一种不同于生态语言学传统模式的研究模式。我们不认为传统模式是错误的，不过要把语言融入生物世界需要比语言等同于形式和功能更加广泛的观点，毕竟形式-功能语言观点更加强调静态的生命世界，而不是动态的生物世界。因此，在生态语言学涵盖了多种多样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我和斯蒂芬森教授在丹麦想做一些偏向实践性的工作，这种工作有关“根性生态语言学”，其研究的核心是分布式观点。
问：分布式语言对于生态语言学有何重要意义？
答：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与其谈论分布式语言对生态语言学的意义，不如看看生态语言学对分布式语言的意义。我之所以这样建议，因为如果我们把生物当作核心，那么语言就是生物，生物也就是语言。我经常对学生们说，要看文化中的语言。我们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无所不在，这是分布式语言的出发点。我不赞同西方传统思想的二分法——心智与身体二分，动物与环境二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二分。我们为什么需要生态语言学呢？我们需要语言学来展示我们是生命的部分，我们是生态的一部分。“生物-生态”的概念会让我们了解自己，而并不只是了解我们身外的自然。我们是“生物-生态”的一份子，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生物生命体。因此，我们可以从自身角度来考虑“生物-生态”，而不是把生态当作抽象的科学任务。这就是生态语言学的强大之处，它能融合分布式语言观，将“生物-生态”当作研究的核心。
问：“语言沟通”（languaging）[10]对生物世界有何影响？
答：“语言沟通”的概念包含多种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言沟通”与人类认知息息相关。其他理解视角可以参照《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2017年所刊登的关于“语言沟通”的特辑。
问：请问如何实现“生物生态和语言之间的统一”[11]？
答：这个问题是“语言与生物生态的必然统一”[11]一文的核心问题，也是“根性生态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在我看来，有很多因素支持语言与生物生态的统一。第一，有关生物体的行为。这里的“生物体”不仅仅指人类，而且包含人类的价值观。价值观是生物的核心，也是语言沟通的重点。因此，“语言与生态的统一”在于价值观与行为的统一，例如我们用什么样的行为来鼓励学生思考这个世界。另外，价值观的内容和我们看待价值观的方式与意义相关，这点我在北京“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暨第十九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上所作报告中[1]已经提及。意义无处不在，意义在我们自身，也在我们自身之外。在西方世界，我们没有通过意义系统和无处不在的意义来研究价值观，因此我们遇到了“价值观内容不精确”（values are imprecise）的挑战。我不知道中国是否强调价值观问题，不过就如我所强调的，价值观对整个世界都十分重要。
根性生态语言学的关注点之一是探索“语言和生物生态统一”，这也是我教学的重点。在我個人看来，根性生态语言学非常有趣，特别重要的是科学与生物生态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科学也是生物生态的一部分。向大家介绍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包括生态话语分析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才能通过对比展现生态语言学传统模式的不同。语言和生物生态必须实现统一，因为只有二者的统一才能帮助解决生态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生态问题不只是全球变暖问题，因为全球变暖只是生态问题的冰山一角。
问：生态话语分析是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12]，您如何看待这一方法？
答：在前面内容里面，我已经谈及了我对生态话语分析的看法。生态话语分析固然重要，不过语言不只是话语，因此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模式，并没有覆盖生态语言学的全部研究范围。
问：不同的学者运用自己的方法来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您认为不同的研究群体是否可能一起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生态语言学运动”[13]？
答：不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群体有望带动一场统一的生态语言学运动，这也是我目前与斯特芬森教授等正在努力的方向。我们特别欢迎不同地方的学者来丹麦交流和学习，与我们共同探讨生态语言学问题。遗憾的是，也有很多学者因为种种原因，例如种族原因等，过于关注自己的研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兴趣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却把其他相关研究置于脑后。其实，我和斯特芬森教授等也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一致的，不过我们至少有着相似的核心观点。目前，就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对生态语言学的关注度较弱，但丹麦、中国等国都比较重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这种态势与文化因素紧密相连。
问：请问您如何看待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前景？
答：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战略性发展特征。我们重视根性生态语言学，中国文化强调“和谐”。我个人认为，汉语的“和谐”（harmony）应该被理解为英语中的“交响乐”（orchestra），因此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态势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当然，“和谐”是“交响乐”的一部分，二者就如“阴阳”平衡，相互不同，互为补充。目前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态势强劲，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也日益壮大，2019年8月在丹麦主办的“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結语：考利教授，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答：感谢你们的采访，希望生态语言学在中国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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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radical ecolinguistics; Stephen Cowley
作者：魏榕 史蒂芬·考利
第三篇：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研究述评：2001—2010
摘 要：近年来，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中国逐渐成为显学。本文根据学科研究方向对近十年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类汇总和统计，进而根据语言类别研究对语言学方向的论文进行分类，旨在对该学科语言学方向的研究进行归纳分析，以为今后的研究选题提供导向。
关键词：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分类;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科技经济的的快速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合作不断加强，语言的作用也日益突显。因而对语言的研究便成为世界学者们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研究也加快了脚步。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了2001年至2010年十年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论文，根据学科研究方向将论文进行了分类汇总和分析，进而本文根据语言类别研究将语言学方向的论文进行了分类和分析。本研究旨在对本学科语言学方向研究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以助学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做出立意新、质量高、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一、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数据收集与分类
为全面掌握近十年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学科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现状，笔者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本学科2001年至2010年发表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穷尽式的检索。笔者首先在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输入检索控制条件中的学位年度选择2001年到2010年，然后在输入内容检索条件中选择学科专业名称，以“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为关键词，截止到2012年3月1日16时30分笔者最终检索出的博士学位论文160篇，硕士学位论文11567篇，总计11727篇。
按照学科研究方向分类，本文根据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将论文划分成九类，分别为：语言与语言学、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典学、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修辞学与文体学、翻译学、教学研究。未涵盖在这九类之内的论文，笔者将其均划入特殊类，如：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国际商务、中西文化交流、文学、文字学、中东问题研究、德国问题研究、美国问题研究等。进而，笔者按照研究语言类别将语言学方向的论文分为单一语言研究和多种语言对比研究。
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各
研究方向比例统计与研究现状
1.各研究方向论文数量及所占比例统计
检索出的160篇博士学位论文包括语言与语言学4篇，语音学2篇，语法学24篇，语义学11篇，词典学5篇，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51篇，修辞学与文体学14篇，翻译学10篇，教学研究36篇，特殊类3篇。检索出的11567篇硕士学位论文包括语言与语言学224 篇，语音学68 篇，语法学 767篇，语义学214篇，词典学85篇，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2429篇，修辞学与文体学481篇，翻译学2873篇，教学研究3729篇，特殊类697篇。即在检索出的11727篇学位论文中，语言及语言学共228篇，占1.94%;语音学共70篇，占0.59%;语法学共791篇，占6.75%;语义学225篇，占1.92%;词典学90篇，占0.77%;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2480篇，占21.15%;修辞学与文体学495篇，占4.22%;翻译学2883篇，占24.58%;教学研究3765篇，占32.11%;特殊类700篇，占5.97%。为了更清晰地显示以上十类在检索的11727篇学位论文中的比例，我们根据以上数据制作成饼状图(见图1)。
2. 学科研究方向的现状分析
为了使本研究更有针对性，笔者将重点放在对本学科的语言学方向的分析，因此对翻译学、教学研究以及特殊类未进行深入的扩展和分析。
2.1 语言与语言学
语言与语言学论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1)对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研究，如博士学位论文中《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赵宏宇，2008)一文详细介绍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探讨了其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作用。
(2)语言与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语言与文化、心理、认知等其它学科的关系的研究，如博士学位论文中《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关照》(王爱华，2007)一文中作者以明达语言维度观视角来审视语言哲学里的三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议的话题：语言与实在的关系、语言与心智的关系、语言的不完备性，为语言哲学提供了新视角。
(3)语言的对比研究，如硕士学位论文中《关于中日数字的对比研究》(崔文博，2006)一文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以汉语和日语中的数字“一”到“十”为研究对象，从“语外对比基础”和“语内对比基础”两方面，对中日语数字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找出中日数字的使用异同、使用规律以及特点，加深了人们对中日数字的认识。
近年来语言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由研究语言本身的系统理论逐渐转向跨学科的研究，由单一语言的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
2.2 语音学
语音学的研究包括：
(1)对语音学基础知识的研究，如硕士学位论文《上声变调：对变调辖域的研究》(王声付，2008)一文以汉语普通话为研究范围，对上声变调的变调辖域进行研究，找出控制上声变调的变调辖域的深层机制，从而探出上声变调的音系过程是怎样作用的， 对汉语连读变调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尝试范例。
(2)英汉语音对比研究，如硕士学位论文中《英汉语调对比分析》(吕明，2008)一文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对英汉语调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侧重功能角度的深入分析，并收集实验资料通过对比进行解释说明。
(3)语音教学，如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青少年英语学习者语音加工技能与阅读能力的关系研究》(李光泽，2009)一文以中国青少年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选用横断法和实验法探索语音加工技能的本质以及它们与阅读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对语音教学提供参考。
我国的语音学研究较早地吸收了国外语音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近十年的研究中对现代技术在语音学中的应用如语音合成的技术和方法，利用计算机进行语音分析等实用研究涉及甚少。
2.3 语法学
语法学的研究包括对词类、短语和句子研究，如张婷婷(2009)在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汉语疑问词“为什么”的句法位置及特征核查;崔靖靖(2006)在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现代汉语中情态动词的句法特点。此外，汉外语法对比研究更广、更深，侧重社会语境中实际的语言用法。博士学位论文中《汉韩反诘语气副词对比研究》(吴善子，2010) 一文运用了典型范畴理论确定了汉韩反诘语气副词的范围，并考察了汉韩反诘语气副词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以及语篇功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对比分析。汉语的区别词、韩国语的冠形词、日语的连体词在各自的语言中所属的词类范畴相同， 三者均为专职的体词修饰词类，崔红花(2009)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以三种语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多项对比的方法，多方面、多角度考察了这一类词。
语法学的研究已经从单纯对语言的形式和结构进行描述转向对语法的语义、功能、言语交际中的运用规律的研究考察，但研究者多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而对口语语法的重视尚显不足。
2.4 语义学
语义学研究范围除了词以外，向下包括词素和义素，向上包括词组、句子、段落、篇章等语言单位或言语单位的意义。田兵(2004)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对多义词进行了研究，并解释了如何进行义项的区分与描写。硕士论文中《基于语料库的近义词语义韵对比研究》(方红秀，2010) 一文一组英语近义词入手，从类连接和搭配两方面先调查了英语本族语者使用该组近义词的语义韵特点，而后对比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这组近义词的类连接和搭配状况，进而总结出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这组近义词的语义韵特点。熊田甜(2010)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运用意象图式和原型范畴理论，探讨“A and B”表达式多义网络结构产生的过程及理据。何莉娟(2006)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歧义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了歧义的类型、对歧义现象进行了描述，并在实际的交际使用和实际教学中加以探讨。
我国近年来语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义现象、同义现象和歧义现象中，反义现象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此外，作为跨学科的研究，国内语义学研究在学科跨度方面尚显不足。
2.5 词典学
词典与语言之间是互动关联的。语言的出现是衍生词典的必要前提，有语言才有词典，而词典则是记录语言使用或与语言相关的文化的载体。词典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习型词典研究之上，如博士学位论文中何佳宁(2003)、徐海(2006)、张宏(2009)以及硕士学位论文中朱文慧(2009)、董琦(2009)、冯婷(2009)等，均是从不同角度对学习型词典进行研究。
近年来词典学尤其是应用词典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理论框架仍然较为松散，理论体系有待完善。
2.6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
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分为三个领域：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篇章研究。
语用学的研究包括指示语、预设、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同时，近年来该领域也很侧重介绍关联理论和顺应论等新语用学理论。张淑玲(2006)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基于顺应性理论研究言语交际中非真实性话语作为语用策略的描述和解释。刘芬(2010)在硕士学位论文中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关联理论，以外交语言的言论为语料，从认知语境的角度探讨外交语言中的语用模糊现象，用认知语用学的认知关联语境阐释外交模糊语产生的原因，以及语用模糊在外交语言中的功能。语用学的研究正朝着从引进国外理论、立足汉语开展研究、宏观与微观结合、加强应用研究等四方面的方向发展。
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是探求语言现象与社会的关联，在描写的基础上加以解释。社会语言学研究论题包括语言的性别差异，根据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研究语言变异，语言交际中称呼和称谓的研究，禁忌语、委婉语、抱怨语等的研究。邵军航(2007)在博士论文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委婉语的定义、产生的动因及使用目的、特点、构成、类型、委婉机制、翻译等几个方面。陆亚(2010)在硕士学位论文中通过对150份调查问卷以及对一部以婚姻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的剧本从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以及婚龄这四个变量的研究来分析它们对于夫妻双方使用指令性语言行为的影响。高鹏燕(2010)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以言语行为理论、面子威胁理论、礼貌原则为理论基础，研究汉语抱怨语的性别语用比较，分析中国男、女抱怨策略的异同。社会语言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待于更多的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更系统的方法。
篇章研究主要是对新闻语篇、政治经济语篇等的研究，对语篇的主述位系统、互文性、回指等的研究。博士论文中《法律语篇信息结构及语言实现研究—汉英语篇对比分析》(赵军峰，2009)一文通过英汉语篇对比的方法探讨法律语篇信息结构及其语言实现的规律。李克(2006)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探讨了语篇中名词回指、代词回指和零形回指等三种类型，研究了转喻在回指中的映现作用。
2.7 修辞学与文体学
修辞学主要是对通感、转喻、象似修辞、隐喻等方面的研究。如王宇宏(2009)在博士学位论文中通过对英语和汉语诗歌中的通感隐喻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对比分析，探究英汉语通感隐喻源域和目的域之间的搭配关系和迁移方向，发掘出英汉语通感认知模式的共有规律及各自特点，并深入剖析通感现象的普遍认知机制，以及通感文化个性的美学和哲学根源。
文体学主要是对非文学体裁的研究，如对广告、科技、贸易、学生写作等进行的文体分析。如孙海英(2008)在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功能文体学的研究方法，从国际商务合同的功能出发，对其语篇结构和词汇语法两方面的文体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研究。
三、语言学研究方向中各语言类别研究
比例统计与现状分析
1.各研究语言类别论文数量及所占比例统计
鉴于本文重点研究语言学方向的研究动态，因此翻译学、教学研究和特殊类三类论文未包括在语言类别研究之列。根据统计，检索出符合条件的的学位论文共4379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11篇，硕士学位论文4268篇。从语言类别研究角度看，其研究对象包括对英语、汉语、日语、俄语、韩语、意大利语等单语的研究以及两种语言及以上的多语对比研究。在111篇博士论文中，多语44篇，英语33篇，汉语33篇，韩语1篇。在4268篇硕士论文中，多语1185篇，英语1997篇，汉语994篇，日语49篇，俄语32篇，蒙古语3篇，韩语2篇，意大利语1篇，法语1篇，西班牙语1篇，希伯来语1篇，越南语1篇，德语1篇。即在总计的4379篇学位论文中，多语1229篇，占28.07%;英语2030篇，占46.36%;汉语1027篇，占23.45%;日语49篇，占1.12%;俄语32篇，占0.73%;韩语3篇，占0.07%;蒙古语3篇，占0.07%;意大利语1篇，占0.02%;法语1篇，占0.02%;西班牙语1篇，占0.02%;希伯来语1篇，占0.02%;越南语1篇，占0.02%;德语1篇，占0.02%。各研究对象在4379篇学位论文中的比例用饼状图表示如下：(见图2)
2.各语言类别的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母语研究与外语研究的关系问题，许国璋先生生前多次讲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打通，并指出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者也应该研究汉语。王宗炎先生殷切希望外语界学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汉语问题，要拿出本土的材料来，不然就不能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据分析统计，从语言类别研究角度看，虽然对英语语言的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多语的对比研究其次，但对汉语语言的研究已居于第三位，且多语的对比研究也不乏汉外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刘齐生(2009)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比分析了汉语和德语语篇在篇章、小句和词汇层面上对结构的选择，并对汉、德企业介绍语篇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曾丽(2009)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比了汉语模糊语和英语模糊语在科技论文写作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梅菁(2009)在硕士学位论文中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汉语和法语中动物词汇的差异，希望能够理解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并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正确交流。
中国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正逐渐从对西方理论进行单纯的引介、转入吸收并将之与本国语言实际相结合，在实际应用中进行修正进而创新的阶段。
四、结束语
近十年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不断吸收国外新思想、新知识，语言学方向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不断发展。从研究方向角度看，其研究范围出现跨学科现象，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为主流;从语言类别研究角度看，本学科在注重英语语言研究的同时已经意识到要把从外国学来的东西加以试用、验证和修正，用来解决汉语问题，以促进我们的研究。同时，外语界的学者们也正在尝试结合中国实际以汉语为研究目标，这将有利于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研究力量的汇合。身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学人，我们要明确研究方向，掌握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不断创新，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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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王显志(1969-)，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院长，研究方向：语言教学与研究。
[2]王娜(1987-)，女，硕士研究生，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3]赵淑娟(1985-)，女，硕士研究生，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王显志 王娜 赵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