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在现阶段中西文学碰撞交流更趋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基本语境概念下的文化多元性对比研究作为基点破口，进一步具体深入地剖分解析这一双元一体化的文学体系在人文价值层面的渗透濡染、交互融合、协同再创，从而为学界理论发微探究提供聊可资鉴的片羽。

第一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世界华文文学”的分布及其走向（上）

关键词：世界华文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

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前，台港澳文学一直无法接触，当然谈不上研究。自1979年元旦叶剑英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地血缘文化由此得到交流。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乃至后来的港澳文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留学热和“洋插队”现象。中国学术界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也在不断扩大视野，由文学史走向民族史、移民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研究，由单一的作家作品论研究走向语种的文学研究。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进入中国社会科学学界视线。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正式列入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同属三级学科进行课题申报，不像过去那样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子课题。这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崛起并得到公认的一个重要标志。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范围广泛，包括北美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东北亚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三个地区的文学。下面分述之：

北美华文文学

北美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的一座重镇。

北美华文文学中的“北美”，系指北美大陆，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远在1870 年代，就有华人到北美，另有中国学者到哈佛大学任教。作为首位在北美高等学校教书的戈鲲化，在任教期间创作了不少旧体诗词，华工们则创作有《埃仑诗集》，它不仅写出华人谋生的艰难，也表达了对殖民者压制他们的愤怒。这时严格意义上的华文文学很少，口头流传的华文文学则有许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因为同属同盟国，因而交流频繁。这时的华人有法律做后盾，美国的华文文学便有了生存发展的条件。20 世纪40 年代后期从中国广东移民美国的黄运基，创作了长篇“异乡三部曲”，反映了华人独立自主的顽强精神。这时还出现了“美洲华侨青年文艺社”，创办了《新苗》文艺月刊，当地的华文副刊也经常刊登华人用中文创作的作品。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兴起留学热潮，又有一批华人走进西方世界。面临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於梨华等人创作了“留学生文学”，白先勇则创作了以“流浪的中国人”作主人公的小说。这时的作家队伍，重要的有围绕在林语堂、林太乙父女周围的《天风》月刊作者群，也有以胡适为核心，另有唐德刚、周策纵、鹿桥、卢飞白、心笛等人参与的《白马文艺》作者群。第三类则是从中国台湾或中国香港到美国的留学生作者群，由他们组成了北美华文文学主力军。由于这一波的移民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较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又精通双语，因而先后出现了白先勇、聂华苓、丛甦、欧阳子、张系国、刘大任、杨牧、陈若曦、郭松棻、李渝、东方白、平路、李黎、王鼎钧、琦君、黄娟、保真、郑愁予、叶维廉、周腓力、许达然、非马、庄因、喻丽清、黄宗之、叶周、江岚、张凤、薛海翔等作家，新生代作家则有伍绮诗、二湘等。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移民作家主要来自中国台湾，那80 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移民作家，则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这类作家主要有严歌苓、曹桂林、张翎、查建英、施雨、苏炜、李彦、冰凌、周励、卢新华、宗鹰、刘荒田、少君、陈瑞琳、吕红、王性初、易丹、融融、程宝林、王正君等人。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从整体上与郑愁予、白先勇、於梨华的影响力有差距，但其活跃程度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属于大陆作家群的苏炜，曾是著名的知青文学作家。他在国内创作了大量以上山下乡为题材的作品，后来出版过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苏炜又是文学批评家，现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著有《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走进耶鲁》等。他还是一位旧体诗人，出版过《衮雪庐诗稿》。

20世纪50年代初生于上海的周励，1992年发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描述了一个时代而影响了一代人，已成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她另有《曼哈顿情商》和名为“非虚构”写作的探险纪实和文化散文系列。这些作品，不仅体现出双重文化身份对其人生尤其是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还渗透着她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见解。

生于北京的查建英，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后返回中国。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其中China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她在北京出版的《80 年代》，选择了11位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20世纪80年代，本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心动的时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已逐渐被人淡忘。为了不被忘却，也为了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查建英写了这本颇有价值的书。

1948年生于台山，1980年移居旧金山，退休后有一半时间在佛山的刘荒田，其“人生三山”使得他的文化情怀离不开万里家山，内心深处总不忘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抱负，用中文书写他感时忧国的胸襟。这胸襟常常通过他独具个性的小品文去实现，其作品离不开平民的生活，他描绘的都是芸芸众生的心灵现状。“如果说刘荒田是一棵树，那么他笔下凝练而隽永的小品文就是一片片叶子，勃发、茂密的叶子，有人、有物、有事、有情，叶子虽小，却无所不包;既短小精悍，又海纳百川。”

这时期的北美华文文学团体有不少，重要的有于1991年5月4日在纽约成立的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它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七大洲分会之一，首任会长是陈裕清，第二任会长为马克任，最初以纽约、新泽西及华府作家为主，著名作家王鼎钧、琦君、潘人木、夏志清、孟丝、刘墉、韩秀等均为会员。该会在美国与加拿大有25个分會，1500多名会员。赵俊迈为第三、四届会长，第五届会长为吴宗锦，第六届会长为吕红。

中国人到加拿大，最早可追溯到1858年。加拿大当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于1885年起不许华人入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局改变了对华政策，华人还有了选举权。正是在华人移民不断增加、华文教育日益得到发展的这种背景下，加拿大华文文学也应运而生。这时不仅有华文报刊、华文写作团体，还有华文出版社。

不同于中国的文学团体，加拿大的华文写作社团毫无官方色彩，民间性、松散性为其特色。重要的文学团体有于1987年在温哥华成立的“加拿大华裔写作人协会”，90年代初易名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该会宗旨是推动加拿大华裔作家的创作与研究，促进加拿大华裔作家与世界各国的文学交流。先后任会长的有卢因、梁丽芳、陈浩泉、刘慧琴。另有“加拿大中国笔会”等。

李彦是加拿大华文作家近年极其活跃的一位。她于1985年开始用双语写作，其中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新书提名奖。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她的《红浮萍》直接向西方英文读者介绍20世纪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具体来说，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在百年历史中的浮沉及其变迁，反映了在历史大潮下人们无法自主的漂泊，生动地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华人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寻。后来她又用中文创作了长篇小说《嫁得西风》，另有第二部英文小说《雪百合》。李彦与别的移民作家不同的是，她的英语作品不是请别人翻译，而是亲自操刀“译写”。

学者梁丽芳的学术生涯从古典文学开始，著有《柳永及其词之研究》，后用英语写了《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评价》，把80个中国当代作家的成就，向世界读者展示，让更多人系统地认识他们，从而了解这4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风貌和创作成就。

纵观美国、加拿大两地华文作家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通过对文化、族群和性别等问题的思索，在国族认同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承续原有“中国叙事”的同时，吸收异国文学的创作精华，逐步建构起华人叙事的全球性视野。他们号称不谈政治、种族、宗教，其实却无法超越这些主题。他们尽管拥有跨文化的优势，但却无法摆脱边缘化的困擾。

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北美华文作家均意识到新移民作家所面对的挑战。他们无不认为，文学创作上，要突破过去创作主题的局限;文化交往上，应积极展开与国内外主流文化的对话;创作心理上，要从既不属于原乡也不属于异乡的矛盾状态中走出来，大踏步向融合的方向迈进。

东南亚华文文学

东南亚华文文学包括下列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越南、缅甸、老挝等国。这些国家的华文文学，与中国的台港澳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从微观上来说，新加坡文学与中国香港文学着重城市题材，作者多走文商结合的道路。从宏观上说，这些区域的作者均为华人，作品用中文写成，和中国的中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也就是说，汉语所固有的文化底蕴，对不同区域的作家形成了共同性规范。但由于文化交流、传播演变所形成的各种复杂原因，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东南亚华文文学各国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新加坡华人占多数，尽管华文教育在1984年后因政策的调整而发展缓慢，以致南洋大学被解散，华文成了第二语文，但华文文化并没有走入绝境，仍在发展。到了近年，新加坡当局对华文教育不再采取歧视政策，并推行双语教育方针，使华文文学改变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局面，以至于成了国家文学的一种。马来西亚华人由于生活在马来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华文文学没有这样的幸运。有近80年历史的马华文学，一直在步履蹒跚中前进。不错，马华作家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得到国际华文文坛的重视，但马华文学仍不能与马来语文学一样，被纳入国家文学的主流。泰华文学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泰国政府与中国关系变化，导致限制华侨、华人活动。华校、华报面临政治压力和经济困境，只好纷纷停办。在这种情况下，泰华文学无法得到蓬勃发展。进入80年代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和中泰关系的改变及中国大陆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泰华文学的发展有了转机，如各地华文报纸纷纷复刊，泰华作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出版了一批优秀作品。印尼华文作家的遭遇较惨。众所周知，1965年印尼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动带来中印(尼)关系的急剧改变，华人社团、华校、华报遭取缔，使印尼华文文学陷入空前的困境。对他们来说，不是能否成为国家主流文学的问题，而是争取印华文学的合法地位问题。

东南亚华文文学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可看出在此前后有明显的变化。侨居海外的中国人在战前，大都把南洋看成谋生基地和躲避战祸的世外桃源，一旦赚了大钱或战争过后，都想回中国，因而这时出现的华文作家——包括华侨作家和华人后裔作家，均是以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身份发表作品和从事文学活动。作家们情系神州大地，时刻关心着中国政局的走向。他们的许多作品，所表现的是中国社会现实或与中国社会有密切联系的生活;就是反映本地生活的作品，异国情调也不突出。

后来的情况不同，出现了华文文学的“马华化”b，相适应的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爱国主义内涵的转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为爱中国。后来，新马华人与侨居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用鲜血和生命为保卫居住国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时的新华作家，逐渐由对华夏故土的挚爱转向为对宗主国的认同。他们与其他居住国的民族一样，强烈渴望铲除殖民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当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新华作家便掉转笔锋，由呼唤民族解放转为歌颂年轻共和国的诞生。这些新华作家，都经历了“从土地认同到国家意识的转化” 的过程。

由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先天不足，文学发展举步维艰，故他们那里较难产生大师级的作家和不朽的传世之作。香港《亚洲周刊》于1999年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东南亚华文小说榜上无名，就是一个明显例证。但这不等于说东南亚各国在小说文体方面毫无出色的表现。且不说马华文学本土有李忆莙，移居中国台湾的有李永平、黄锦树、温瑞安、张贵兴，仅以微型小说而论，新加坡有黄孟文，泰国有司马攻，马来西亚有朵拉，印尼有袁霓。他们的作品的水准，完全可以与台港微型小说家争一日之短长。

在作家队伍构成上，东南亚华文作家队伍主要由华裔及中国移民所组成。在语言运用上，东南亚作家在使用汉语普通话写作时，夹杂用诸如罗喱(货车)、德士(出租车)、摩多西卡(摩托车)、五十巴仙(百分之五十)之类的英语词汇及闽粤方言。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杂用马来语、泰语这些当地民族语言。如马来西亚作家喜欢用“峇峇”称呼侨生男子，用“娘惹”称呼侨生女子，用“沙爹”称呼一种带辣味的调味品，用“多隆”取代请求帮助，以增强南洋本土色彩，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需要，这在中国台港作家作品中是见不到的。

在文学团体方面，新加坡有“新加坡作家协会”，这是新加坡规模较大且甚为活跃的文学团体， 另有骆明主持的“新加坡文艺协会”。此外，还有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印度尼西亚华文写作者协会(简称印华作协)、文莱华文作家协会、缅华笔会以及亚细安文艺营。文艺刊物有《新华文学》《新加坡文艺》《蕉风》《马华文学》《泰华文学》等。

目前，国际之间主张世界化、全球化，但这仍无法改变国家主义的路线。东南亚华文文学成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文學， 是因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必然是在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上构建的具有南洋色彩的本土文学。当然，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一直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者的精神家园。

东北亚华文文学

东北亚华文文学主要指一直处于研究视野边缘的蒙古国、日本、朝鲜、韩国的华文文学。鉴于目前对蒙古国、朝鲜的华文文学研究尚未开发，故本节只谈日本和韩国华文文学。

作为一座漂泊孤岛的日华文学，按日本廖赤阳的说法，有“华侨(人)文学”“日华文学”“新华侨文学”之分。在与华侨文学有关的移民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可划分出前史时期、留学生文学时期、土生作家时期、新华侨文学时期，继而总结出边缘、多缘和非主流两个传统，另有以中国本位出发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审判主题范式以及“私小说”范式。丘永汉的“金钱文学”可视为周边的小传统，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则为居中心的大传统。日华文学的重要特点是双语写作以及对日本文化的深度观察，代表作有华纯的散文《丝的诱惑》、杨逸的小说世界和环保小说《风云沙漠》等。

日本华人新移民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8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作家大多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书写自己的留学经历;20世90年代为第二阶段，作家们侧重于记录新移民群体的生存奋斗事迹与精神求索过程;21世纪以来是日本华人新移民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就宏观而言，日本新移民文学的特征可归纳为纪实性、边缘性和道德性。这“三性”与“三新”即新文学、新体验、新视野分不开。“新”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上，不同于20世纪初鲁迅一代的时间之新;不同于“移民”于西方为特点，而是“归化”入日本国籍的空间之新。此外，新还新在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的身体行走在中日之间，文风成长于风骨与物哀之间。

日华作家有蒋濮、林祁、陈永和、陈希我、杨逸、李长声、华纯等，研究他们离不开女性视角、留学生视角、身体叙事、跨文化视角。如果从“无性”到“性无”方面研究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及其小说，林祁认为可以战争遗孤的配偶及女儿的角度为对象，从母亲的“无性”叙述到女儿的“性无”遭遇，从切入女性生命经验、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国家的“他者”、历史的女性、性爱之救赎去进行探讨。当然，也可从“享虐”与“性越境”角度去分析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的日本体验及其性别话语。陈庆妃认为，长期浸淫在日本独特的性别文化中的留日作家，创作出了呈现中日两国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向度思考的文学文本g。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的长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纪事》，便揭示了从“性虐”到“享虐”的女性悲剧。

日华文学的文学团体有2012年成立的“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在日本侨报社出版《为什么咬合不上?——日中相互认识的误动作》的王敏担任首届会长，理事会成员有华纯、荒井茂树、王智新、藤田梨那、田原、林祁等，另有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

总之，旅日华侨文学受到日本独特的性别文化影响，又携带母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这种双重文化背景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

韩国华文文学，是指长期生活在韩国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具有一体性的群体即韩国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据梁楠的研究：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以1992年为分界线，划分为先迁韩华和后迁韩华。另外，将先迁韩华中由韩国再迁往其他国家/ 地区的群体称为再迁韩华。先迁韩华、后迁韩华、再迁韩华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分别被称为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后迁韩华华文文学、再迁韩华华文文学。韩华华文文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其“混种性”上，他们自创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韩华华语”。在媒体方面，有先迁韩国华人创办的华文报纸《韩中日报》、华文月报《韩华通讯》;华文杂志有《韩华天地》季刊、学术性杂志《韩华学报》;华文单行本出版物有秦裕光的《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杜书溥编著的《仁川华侨教育百年史》;先迁韩国华人柳耀广于1969年10月10日至12日，在中国大使馆(当时的“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中山堂举办的诗画展中展出了华文诗集，以及作者提供的日记。再迁美国地区的韩国华人创办的华文杂志有《韩华世界》《美国齐鲁韩华杂志》(2009年之前的名称为《北美齐鲁韩华通讯》);华文单行本出版物有崔仁茂编著的《韩华在浴火中重生》，“美国南加州韩华联谊会”网站中的“韩华文艺”专栏。再迁中国台湾的韩国华人的文学创作，有初安民的诗集《愁心先醉》《往南方的路》、郝明义的散文集《故事》。后迁韩国华人的华文创作有李文的长篇小说《蒲公英：文麒留韩记》。

《韩华春秋》系先迁韩国华人于1964 年发行的第一本华文杂志，它标志着韩华华文文学创作的正式开始。韩华通过华文文学创作叙说韩华坎坷的人生经历，抗诉不公的社会现实，反省韩华社会弊端，重新思考身份认同，寻找更好生活的突破口。在文体上，《韩华春秋》杂志的文艺板块集散文、诗歌、小说等多种体裁于一体。1974 年在首尔创办了另一份华文月刊《韩中文化》，是韩华华文杂志中发行时间最长的杂志，为韩华的长期创作提供了可能性。1990年5月先迁韩华又创办了华文杂志——《韩华》月刊，1990年5月创办至1991年2月停刊，前后发行了9期。到2011年，每两年发行一期，共发行3期后再度停刊。

梁楠认为，韩华华文散文的创作分为四个方面：杂文、哲理散文、游记、随笔。总体而言，韩华华文散文创作有自己的发展脉络：20世纪60年代，杂文是该时期的主要创作形式，多以诙谐幽默、讥笑嘲讽的手法解开韩华社会的伤疤，以求治愈良方。70—90年代，韩华散文的文风逐渐由诙谐嘲讽向寓意教化探索人生哲理的方向转变。

韩国华人华文诗歌作品约188 首，先迁韩华创作约有65 首，创作时间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再迁韩华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版的诗集中，收录诗歌123 首。

从诗歌类型上看，主要包括抒情诗、叙事诗、拟古派诗与现代派诗四类。韩华小说方面有四部，包括先迁韩华的三部短篇小说，均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张岚《别有一番滋味》、长峰《烟台风云》、夏侯辰《外人部队》。这三篇小说的写作目的与作者的先迁韩华身份有重要的关联，它体现了韩华华文文学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201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部韩华华文长篇小说《蒲公英：文麒留韩记》，由后迁韩华李文所作。这部小说塑造了一群新型跨國移居者形象。

韩国文学最早是先用朝鲜语写，然后再译成汉语。其中许世旭是韩国华文文学的开拓者，主要成就在诗歌，他的作品充满着生命意识，富有鲜明的中国古典韵味。许世旭去世后，另有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宰雨成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大使。他是第一个在中韩未建交时翻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者，另创办有他任会长的“国际鲁迅研究会”。

韩国重要学术团体有韩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会、韩国台湾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韩国釜山大学现代中国文化研究室(现文室)等。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重要一部分的东北亚华文文学，是一块尚待开掘的宝地。日本、韩国的华文写作，可用“融入”和“包容”来描述他们面临的时代主题，其中包含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和融合、本土与外来作家生命体验的再反思等内容。

日本、韩国华文作家的思考和创作，总体上处在蓄势待发的转折阶段，显示出内在的潜能和活力。

在他们笔下，文化、族群和性别等议题受到特别关注。作家、学者、文化界三方正在共同努力构建良好的东北亚华文文学生态，促进文学创作、研究的持久发展。

欧洲华文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世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华文文化凝聚现象，华文报刊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与异域文明相交汇，通过不同渠道流向了华语平台，成为大中华文学的一个分支。

华文文学发展到今日，已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欧洲华文文学，亦为多元文明比较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远在19世纪后半期，就有中国留学生到欧洲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到欧洲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青年才俊，有徐志摩、林徽因、苏雪林、巴金、老舍、朱自清、郑振铎、戴望舒、宗白华、艾青、傅雷、许地山、冯至、季羡林等人。他们在这期间写的作品，虽然有对异国生活的描绘，但只能说是欧洲华文文学的“史前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来自东方的移民接近二百万，但知识分子毕竟占少数，从事创作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二战”结束后，这时中断多年的中国文人到欧洲的情况得到恢复。这时期重要的旅欧作家有程抱一、熊式一、熊秉明。1949年后，又有一批出于谋生需要的作家去欧洲。所不同的是，不是从中国大陆去，而是从中国台湾来，如赵淑侠、吕大明、郑宝娟。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出现留洋热，留学欧洲的中国人一直有增无减，法、德、英、荷、俄五国已有超过十万以上的华人在定居。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赴欧洲留学生人数以及华人移居者的日益增加，德语区的德国以母语创作的华文作家人数和作品在发展壮大。这些欧华作家无论在教育程度、文化素质还是文学修养方面，比过去高出不少，且不少人皆能用双语进行创作，这与东南亚等国的华文文学创作有显著的不同。但华文文学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作品的质与量上，法国和德国(含法语、德语区，如瑞士、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在内)无疑已成为当今欧洲华文文学的两大重镇。由于异国他乡不适合华文文学的生长，故他们的作品不是在中国台湾就是在中国香港发表和出版。

20世纪80年代门户大开后中国大陆旅欧的作家多了起来，高行健、虹影、赵毅衡、北岛便是这方面的代表。这时期的旅欧华文作家遍及欧洲19个国家，华文报刊也随之跟上，不再像过去处于荒芜状态，到新世纪欧洲各种华文报刊已接近100种，其中伦敦出版的《星岛日报》欧洲版和中国香港《文汇报》欧洲版，以及巴黎出版的《欧洲日报》《欧洲时报》这四大报传播最广，这些华文媒体都重视刊登华文作品。其他由华人社团创办的《德国侨报》及荷兰出版的《华侨通讯》、奥地利出版的《欧华》、匈牙利出版的《欧洲之声》、西班牙出版的《欧洲华声报》，都有华文作品发表。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丹麦的《美人鱼》、瑞典的《北极光》和荷兰的《郁金香》等华文电子期刊。虽然读者不多，园地有限，但对欧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研究欧华文学的关键词是“离散”。虽然在欧洲没有像美国那样闻名四海的唐人街，但作家们的创作仍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润，其特点可用“文化中和”四个字来概括，正如赵淑侠所言：“我们长居欧洲，多多少少都受到些欧洲文化的熏陶，然而我们本身都有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背景，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和生活面，既不同于中国本土作家，也不同于真正的欧洲作家，它可以说是糅合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一种特殊的品质，这其中当然可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说因徘徊在两种迥异的文化间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但相对的，基于这种迥异，使两种文化互容互谅，截长补短，去芜存真，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新的精神，正是我们居住在欧洲的华文作家们写作灵感和题材的源泉。”i既然是离散写作，这就决定了欧华作家不可能固守一地，流动性大是其重要特点。当然也有像程抱一、高行健等人从此在他国落地生根，不再具有漂泊的特征，但也有像刘索拉等人先来到欧洲后又到美国，连赵淑侠也不例外。至于在欧洲和中国大陆、香港之间游离的有熊式一、虹影、赵毅衡，其中后者叶落归根定居于四川。也有在欧洲各地奔波，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这种流动性，使他们视野开阔，题材多样，语言多变。

不管欧华作家定居在哪一国，是叶落归根还是落地生根，都改变不了他们对华族文化的热爱。如不定居在德国一度在北欧瑞士谋生的赵淑侠，先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后到中国台湾，再赴法国留学，角色变来变去，但她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我到底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张国籍证明无法改变我的心，更不能稍减我对祖国的关怀……我流着中国人的血液，背负着中国几十年的文化背景，脑子里是中国的思想，脸上生着中国人的五官，除了做中国人外，我永远无法做别的什么人。”!她的代表作《塞纳河畔》，就充满了祖国意识。在散文创作上，赵淑侠的《文学女人的情关》也很有艺术魅力，有情有理——哲理的理，思中有诗——诗美的美。作者的女性视野和纤细笔触，给她的散文带来一种温馨和亲和的力量。

另一位从中国台湾到瑞士的余心乐，擅长推理小说，代表作有《松鹤楼》《生死线上》《异类的接触》。

这些作品有严密的逻辑分析，其独特之处在于作为破案的重要手段，凶手和侦探竟合为一人。双方在斗智的同时斗勇，诸多悬念的设置更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

来自瑞士、法国、德国、奥地利、英国、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的欧华作家，有以传统写法著称的，这主要是老一辈文人。年轻的作家受西方意识流影响，无论是作品的结构还是行文的风格，都有一股反叛传统的意味，如意大利亚航的小说《走入欧洲》，在一波三折的情节中，表现的是华人自力更生、不向生活屈服的顽强斗争精神。正如作品主人公所说：“走入欧洲本身就是個过程而已，它并不存什么目的。”即使换了护照，华人也不能丢弃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世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个人努力才能积累财富。

林湄，也是欧华作家中的佼佼者。现居比利时的章平，则以长篇小说著称，先后出版了《孑影游魂》《桃源》《女阴石》《红衣小矮人与楼兰》《水晶帝国魔灵石》，还有诗集问世。

毕业于中国台湾后漂泊到德国的郑宝娟，出版有长篇小说《望乡》《裸夜》《绿色的心》以及短篇小说集《边缘心情》《短命桃花》等，其主题是表现中西文化观念错位的冲突。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每两三年会选择在欧洲各大城市举办年会，出版有会员文集《欧罗巴的编钟协奏》《欧洲华人作家文选》《在欧洲的天空下》，微型小说专辑《对窗六百八十格》、人文旅游专辑《欧洲不再是传说》、儿童教育专辑《东张西望看欧洲家庭教育》，以及庆祝欧华作协20周年专辑《迤逦文林二十年》等4本集子。林湄主持的欧华文学会，近年来也很活跃。

总之，欧洲华人文学叙事除从海外视角讲述华人故事开拓了题材的内涵和外延外，还加入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不管是小说家还是散文家，欧洲华文文学都在移民与流散、战争与灾难、人性与灵性、时间与空间等议题上做深度挖掘。两者关系密切，不可强行分割。

作者：古远清

第二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摘要 在现阶段中西文学碰撞交流更趋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基本语境概念下的文化多元性对比研究作为基点破口，进一步具体深入地剖分解析这一双元一体化的文学体系在人文价值层面的渗透濡染、交互融合、协同再创，从而为学界理论发微探究提供聊可资鉴的片羽。

关键词：英美文学 华文文学 多元文化语境 参照对比 渗透濡染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無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参考文献：

[1] 刘杰：《英美文学作品中英语语言的应用》，《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年第23期。

[2] 郭磊：《西学东渐——跨文化视野下中国文学对英美文学主题的认同与反思》，《文教资料》，2011年第32期。

[3] 张芸菡：《浅论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寻根派的影响》，《文艺生活》(下旬刊)，2012年第1期。

[4] 李伟：《浅析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渗透》，《陕西教育》(高教版)，2012年第3期。

[5] 刘建军：《关于“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若干问题》，《东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夏静，女，1976—，四川峨眉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学科教学，工作单位：乐山职业技术學院。

作者：夏静

第三篇：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

摘要：影视化传播加速了海外华文文学与内地艺术场的融合过程，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和经典化形式，对其写作技巧和创作模式也有着深刻影响，但跨语境传播的删选机制和文化整合功能，也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类、题材和写作模式等处在一定界限之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与语境、与异质媒介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影视化传播；跨语境

1980年代以来，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艺术场的互动融合中，影视媒介的作用被凸显，从白先勇、严歌苓、曹桂林到张翎、艾米、六六、桐华等诸多作家及其作品，影视改编都是其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途径。这种借助影视的力量形成的文学传播现象，可称之为影视化传播。处在社会、经济、艺术和学术之交叉点上的影视化传播，既关涉两种艺术形式间的转换与互动，也敞开了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复杂性，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浮现了出来。本文希借对现象与问题的理论反思，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启迪。

一、影视化传播中的语境适应现象

文学的影视化涉及到选择与改编，选择哪些作品，如何改编，需遵循不同艺术形式转换的基本规律，也需特别注意影视改编中的语境适应现象，就是那些声称以如实再现原著为宗旨的影视改编，也受到现实时空和接受语境的制约。一方面，导演、演员等参与影视制作者本身的当代性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影视之中；另一方面，审查制度、受众心理与票房收入等更为显在的因素会规训着影视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过程中，语境适应问题也被凸显出来。

由于作者的多重生活及文化背景，“异域”风味往往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重要标识；但引发内地影视界关注的作品，往往在其异域风味之后还显现出“共同感”——那些涉及中国历史或与内地当下现实建立关联（可称为“中国相关度”）的作品更易成为影视改编的对象，如张翎《余震》（2007）和严歌苓《金陵十三钗》（2005）的影视改编都体现了这种审美选择。两篇小说都包涵了加拿大和美国元素，渗透着作家的异域体验和认知；但它们面对的都是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唐山大地震和南京大屠杀。那么，在陌生化美感与内在认同之间，何者更为关键呢？在我看来，同的维度比异的维度更为关键，从实际情况来看，得到内地影视界认可的多是具有内地生活经历并着力于书写内地题材的“新移民作家”①的作品。

然而，即便是在“相关度”内被选中，影视改编过程还将进一步对文学文本进行修正、整合，最终，影视文本与小说文本在思想、格调等层面的差异，虽与艺术类型有关，却处处留下了语境的痕迹。从美华作家白先勇的中篇小说《谪仙记》和曹桂林的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的影视改编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小说《谪仙记》写于1965年，其间弥漫着家国之痛与历史的沧桑感，四位留美学生即是这一情绪的人格化，主人公李彤更是光彩照人的叛逆者形象，从中可感受196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的时代气息。以此为母本，1989年由谢晋导演的电影《最后的贵族》，展现的却是一群中国留学生异域漂泊的爱怨情缘，李彤被演绎成一个感情失败、梦想幻灭的追寻者形象，浸染了中国内地1980年代的情绪。故有评论者言：影片中的李彤不再是白先勇笔下出尘脱俗的谪仙，而是“八十年代带上方便面的出国者。”②其实，导演在改编中有意借鉴小说散文化的结构与抒情化的氛围，试图保留原著的气韵，但因两个文本都对时代气息有着敏锐感知和审美呈现，影视改编反而凸显了时空的沟壑和各自的位置，“出尘脱俗的谪仙”无法摆脱被演绎成“儿女情长的游子”的命运。如果说《谪仙记》的改编个案说明克服文学与影视本有的时空距离之难度，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改编则体现了接受语境对作家作品个性的忽略与逾越。这部反映1980年代美国新移民生活的小说，写于1990年前后，1991年开始在中美两地拍摄，1992年在内地上映，几乎不存在时间差。小说虽不无对美国梦的渲染，但重在通过呈现异域生活的起落沉浮以反思人性，是带有自传色彩的个人忏悔录；由内地拍成的同名电视剧却唱响1990年代中国人异域追梦的主旋律，集中反映了时代感性。对应当时方兴未艾的出国热，电视剧改写了小说的回归主题，张扬了出走的梦幻意识。于是乎，小说里由个体发出的“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的痛苦低吟就转变成电视剧里深情华丽的万众呐喊：“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两者差异之大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改编后的作品失去了主体意境”，只不过是“挂了个根据曹桂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虚名而已。”③

可见，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影视改编中，“海外特性”虽是引发审美关注的重要元素，但囿于语境原则而被凸显的“中国相关度”会使得异的因素不知不觉被消化或消解，最终凸显了“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由此，“海外”这一异质空间给汉语文学带来的独特养分可能被融化为自我认同的元素。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影视化所带来的影响力和经济效应，将使部分海外华文创作不由自主进入内地影视生产机制之中，出现主动寻求语境适应的创作倾向，进而丧失了其独特的审美魅力。张艺谋执导的文革爱情剧《山楂树之恋》出名之后，其原作者、北美网络华文作家艾米，为配合后续同名电视剧的拍摄，开始续写长篇小说《山楂树之恋》。以清宫剧《步步惊心》一举成名的旅美华文作家桐华，继续推出一部部趣味接近的历史题材剧，融入内地影视编剧界，这类由影视改编推动的后续创作集中体现了语境适应的原则，但最初凭借书写者的异域视野而产生的审美震撼在续本中往往不复存在。因而从整体来看，以语境适应为基础的影视化传播，在使得海外华文创作进一步与内地艺术场融合的同时，也隐含了其独特诗学特质丧失的可能性。

二、影视化传播与经典化

对“什么是经典”的回答论述甚繁，关于经典化的理解则易于统一。就文学而言，经典化就是特定文学作品经受时空考验的过程，文学作品不断被关注、选择和阐释成为经典化的基本程序。影视改编既对文学作品进行了二次遴选、让文学获得公众影响力，也通过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对作品不断作出“新的阐释”，是视觉文化时代不容忽视的经典化程序。现在，作为进入学术视野已三十余年的文学现象，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已在理论和实践环节被研究者重视④，那么，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如何介入其经典化过程呢？

鉴于影视媒介的影响力，影视化传播除了让内地受众迅速知晓、关注某些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存在之外，还对自觉参与经典化、掌控话语权的专业研究者的相关研究起到了“议题设置”的作用。这就是说，影视化传播或许无法左右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却在影响研究者的关注视野与选择对象。某部文学作品被影视化并产生影响，就可能获得被深入研究的机会，进而这一作品或其创作者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可能得以调整。如上文所及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便借助成功的影视化传播经受了经典化选择的关键一步，在众多同类作品已被淹没时，它却作为199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取得位置。相似的例子还有新加坡六六的小说《蜗居》、美国桐华的小说《步步惊心》等，随着同名影视剧的热播，其人其作的知名度在内地文学场急剧上升，开始进入文学研究者、年鉴编撰者、文学史学者的关注视野。某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搭上影视的便车，优先获取了大众和研究者的关注，在不断被阐释的过程中有望成为潜在的经典。

在影视化氛围中形成的“文学批评”，往往从跨媒介视野出发，将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相互参照和对比，进而重新确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与位置。这种新的批评和阐释方式，也将挑战人们对经典的固有理解，促成新的经典范式的形成。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影视化批评首先表现为在文本选择上的倾向性，那些具备视听性、影视性的作品在批评前沿聚集，被反复阐释。近年来已成研究重点的白先勇、严歌苓、虹影等海外华文作家，无不是影视青睐的对象。其作品所具有的画面感、情节的跌宕起伏等影视性特征，又在凸显影视与文学关联的后续研究中不断被强化，小说甚至成为电影的投影或延伸。如2013年，由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内地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上映后，从影视与文学异同、文本的视听化特征等角度对该小说进行的研究就层出不穷，对小说形式与内涵的阐释已离不开电影⑤。与此同时，这种处在影视审美模式和聚焦影响下的文学阐释，将和整个社会一起淘汰部分被印刷思维所囿的作家作品。那些不具备视觉冲击力的海外华文作家及其作品，由于远离影视等内地大众传媒的视野，大众和专业研究者的关注也相应弱化，逐渐退出批评前沿。如此，在新与旧的交替更换中，影像思维指引下的审美原则将有可能成为经典化的标准之一。

不过，影视审美原则介入文学经典化范式重建过程的根本原因在于，影视改编本就是文学批评的独特类型，内在于批评场域之内，而不是外在镜像。影视改编者作为特殊的批评群体，其批评的特点就是善于从新的视界和时代的感觉结构出发理解作品，对原作进行补充和提升。这样，文学原作的底蕴在影视改编者“创造性的接受”中被发挥、充实和丰富后，进一步影响文学批评者的思路和观点。从张爱玲《色·戒》的影视改编可显现这一影响过程。这一小说在张寓居美国时完成，1978年在台湾初载⑥。但当时人们以政治比附式批评对之进行否定，很快淡出了研究视野，而在中国内地，也一直处在研究的盲区。2007年当它被著名旅美华裔导演李安搬上银幕、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并在内地热播后，其境遇已然改变。从中国知网资料看，从2007年至今已有200多篇专题论文出现，预示其已进入批评前沿。可以说，正是李安电影对小说的再发现、再创造，敞开了小说的审美境界与丰富涵义，激发了研究者的探索欲望，如李欧梵在《〈色·戒〉：从小说到电影》（2007）中所言，张爱玲叙述技巧的确一流，李安电影却技高一筹，把“小说中所有轻描淡写或点到即止的故事细节变成有血有肉的情节，”使得个性与主题变得丰富和清晰起来，而且通过影视的技术手段“从真实中衬托出一种杀气但又不失浪漫的怀旧风格”，呈现了唯美的艺术境界。⑦但李安电影不仅是善于再造的美学形式，也为意义阐释提供了颇具时代感的路径。电影通过将身体、情色、人性与意识形态相联接，建构出性别视角下被消解及重建的政治风云之位置，后来一些学者正沿此思路确认了该小说的经典性意义。如2014年朱崇科所写的《重读张爱玲〈色·戒〉》一文是对小说近年相关研究的总结、反思与超越，他从身体与身份意识的纠缠视角出发，层层剖析并最终在与鲁迅对话的“小传统”中确认了《色·戒》的经典性，虽然他有意不提电影的叙事策略，将经典性的探讨建立在文本自身和书写者意识之上，但其思路与结论并没有超越李安电影所建构的身体意识形态视野。⑧事实上，在性别情爱与国家历史的交叉处确立张爱玲小说的丰富性与经典性，正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影视审美原则：回避硬性的宏大力量，在满足窥视欲望的私人情感领域开拓审美的独立王国。

影视化传播所具备的聚焦、诱导、放大功能、它拥有的再阐释再创造的美学特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文学研究者思路观点的诱导作用，使得经过银幕折射的文学文本可能获得新的意义和位置。但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依然是与内地语境不断碰撞融合而使内涵意义发生变化的过程，故影视所缔造的经典化氛围与机制，仍在语境界限之内。

三、影视化传播与影视化写作

在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影视化传播对写作思维和创作模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强化了影视化的写作思维，推动了海外华文创作新模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指引海外华文文学美学范式的发展路向。

影视文化主导的时代，文学思维已经影视化。冗长的环境描写、静态的叙述和抽象的演绎已成为过时的技巧；以视觉意象、视觉逻辑（镜头转换与画面融入）为中心的小说叙事成为了主流写作思维。同样，在文学——影视——文学的创作氛围中，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思维也趋向影视化，并在影视思维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新的表达技巧。最受内地影视圈欢迎⑨的严歌苓有着典型的影视化写作思维，她自己说，“因为我爱看电影，所以写东西的时，画面感很强，对色彩也比较敏感。……我写作的时候，很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画面感，一个是动作性。”⑩在我看来，她不只是重视画面感和动作性，还尝试将文学的特性与影视思维进行有效对接与融入，通过对传统的表情、动作、对话、心理描写加以影像化处理，使文学意义的深度与视觉想象的冲击关联在一起，实现了可看性和可读性的融合。如以运动镜头、特写镜头来呈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以色彩和画面的定格与突变来渲染气氛与情绪，以蒙太奇式的篇章结构与镜头组接式的叙事节奏来制造空白与思想的深度等。渗透了影视思维的文学技法的出现，说明了影视对文学不再是外在的推动力，而是内在的构成因素。这也说明，海外华文文学与内地影视深度融合的先在条件正是自身的影视化程度。

随着影视化程度的加深，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模式与存在方式也发生改变。首先是作为影视后期“书”的海外华文创作模式得以形成{11}。所谓影视后期“书”，是指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通过影视化传播在内地获得影响之后，作家对母本进行的重版、续写、扩写和改写后形成的文学作品。如在同名电视剧热播后，曹桂林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在内地几家出版社不断再版，2014年又推出续写本《纽约人在北京》；中篇小说《余震》在2010年被冯小刚改编成《唐山大地震》并赢得票房与口碑后（当年票房收入超亿的大片），作者将之扩写成了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2013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在影视后期书的创作模式中，续本的影视性往往超越母本，艺术价值也依附于影视。如严歌苓在将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扩写成长篇时，强化了画面感，甚至直接将电影中的镜头转化成了文学中“画面”与“场景”，影视性加强了。（中篇对沦陷后南京城的灾难场景用了“惨绝人寰”、“噩梦”、“尸体遍野”等概述词语，而长篇则倚重“画面”来进行描绘：“七八只狗忙忙颠颠地从他身边跑过，狗在这四天上了膘，皮毛油亮。”{12}）又如张翎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其实是同名电视剧的底本，影视性是最为主导的特征。显然，这两部长篇小说主要作为影视的附庸之物存在，尚未获得独立价值。其次，这类后续创作基本走通俗化的审美路径，着力于故事性的铺张，带有较强的商业色彩。如张翎后续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与《余震》相比，着力点已不再是心灵，而是故事。长篇小说增添更多情感纠葛和人物分支，铺开了一张极为复杂的情感故事网络，以更有戏剧性的情景和情节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和阅读快感，它一开篇就有意构造紧张与悬念：产前阵痛、哭号不已的李元妮，由几位男人用椅子抬着直奔医院，丈夫却未在身边。这种眩人耳目的故事呈现方式与中篇小说《余震》内省、抒情的叙述方式拉开了距离。

其次是间接性写作模式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获得一定知名度后，一些海外华文作家开始进入内地影视圈从事编剧或兼职编剧的工作，由于处在为影视而写作的思维之中，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都考虑到未来的影视改编，甚至还要为导演、演员着想，剧本丧失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创作自由度也受到限制。这种完全为影视拍摄服务的写作可称为间接写作模式，意味着文学价值只能通过影视折射出来。如美国顾晓阳的电影剧本《不见不散》、石小克的电视剧剧本《食人鱼事件》和《基因之战》、严歌苓的电影剧本《梅兰芳》、新加坡六六的电视剧剧本《心术》等都是热播影视剧的文学基础，但这些剧本成为了影视背后的影子，不是直接的审美对象。这种文学性飞散的写作模式中，海外华文文学与内地影视圈进行了高度融合，从而使得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作家之类的身份标示失去了意义，屏幕上的艺术魅力，与演员的表演息息相关，未必需要与编者及其异域性直接关联。如顾晓阳的《不见不散》将一个“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中国传统爱情叙事套路放在美国境内铺展开来，但轻松奇幻的浪漫气息不是来源于美国，而是缘于葛优、徐帆的出色表演，作为美国华裔作家的顾晓阳，其身份意识并没有凸显在电影的制作过程和上映欣赏过程中。{14}

随着19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影视超越媒介工具的性质，成为了大众文化本身，因而影视对文学而言，不仅是传播方式，也是思维方式和存在形式。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也将超越桥梁的作用，深度介入文学创作的思维与过程，对海外华文创作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结语

影视化传播加速了海外华文文学与内地艺术场的融合过程，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和经典化形式，对其写作技巧和创作模式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跨语境传播的删选机制和文化整合功能，也使得影视化传播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类、题材和写作模式等进行了重新组建，从文类上来看，影视化传播对小说的聚焦，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主导地位，散文和诗歌等文类被边缘化；从题材上来看，具有“中国相关度”的题材才能进入影视改编的范围，催生了自动适应语境要求的类型化文学作品；从写作模式来看，形成了影视后期书和间接性写作等新的写作模式，影视思维逐渐压倒文学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与语境、与异质媒介的复杂互动关系。

① 除开篇所提及的新移民作家之外，另有虹影、顾晓阳、石小克等也在内地频繁触电。

② 魏文平：《〈谪仙记〉的误读：评影片〈最后的贵族〉》，《电影评介》，1990年第4期，第23页。

③ 米文军：《离谱的“配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应尊重原著》，《电影评介》，1990年第1期，第32页。

④ 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问题被不断提及，但仍与学科合法性建构的思路纠缠在一起，对经典性文学作品的发现也建立在寻求海外华文文学独特诗学话语的基础之上。

⑤ 在执笔时，知网有关《金陵十三钗》的480多篇论文中，除了240多篇以小说为对象外，其余论述都论述同名电影；而这240多篇论文中，又有半数以上是从小说与电影的关联中展开分析批评。

⑥ 据此《色戒》可归属于美国华文文学。

⑦ 李欧梵：《〈色·戒〉：从小说到电影》，《书城》2007年第12期，第59-60页。

⑧ 朱崇科：《重读色·戒》，《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1年第2期，第133-145页。

⑨ 她与陈冲、朱延平、张艺谋、陈凯歌等著名导演都有过合作关系，自1990年代以来在内地热播的电影电视剧达10余部。

⑩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

{11} 影视后期书的出现，与影视热播带动文学作品热销再版形成的经济效应有关。1994年在内地出版的《北京人在纽约》创下100万的销量；2011年电影《《金陵十三钗》热映后，小说销量超过100万册，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平台上，数字版收入也超过了100万元。参见毛俊玉《小说影视版权出售起步价1000万元—严歌苓作品版权运营幕后故事》。http：//www.cflac.org.cn/tp/201304/t20130407_180775.html。

{12}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00页。

{13} 正是觉察到区域特性的消失，张颐武将之与《北京人在纽约》作对比，认为这一电影体现了去疆域化的后现代思维，美国与中国的区别被抹平了。（见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21页。）

{14}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朝华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

作者：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