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左翼文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左翼文学学术话语具有翻译实用化、模式苏联化、实践话语化三个主要特征。翻译实用化就是在翻译时六经注我，其行虽取一时政治功利之效，却给中共执政后的文艺发展带来巨大阻碍。模式苏联化表现为文学认识的哲学化和政治化，其结果把文学的本质与功能简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单一维度。
第一篇：左翼文学论文范文
2017年西方左翼思想译介盘点
近年来，国内学界系统地引进西方思想家著作，学术理论译介与研究已呈现体系化趋势。西方左翼思想因其反思历史、关照现实的特点，一直备受读者关注。回顾2017年西方左翼思想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虽然没有延续2016年译著大量出版的盛况，但也不乏优质著作。在引进和选题上，“三辉图书”为学界提供了理论研究的风向标。传统与新秀译丛（或文丛）共同努力，华东师范大学的“轻与重文丛”、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科学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左翼前沿思想译丛”、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拜德雅人文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化理论译丛”以及中信出版集团都展示出不少成果。仔细阅读2017年西方左翼思想译著，读者会发现大部分译著中都编入了译者写作的导读或研究论文，体现了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思索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国内学术理论译介与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使得读者打开思想的阀门，对当下左翼思想进行反思。
首先介绍在诸多学科极具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作品。重庆大学出版社“拜德雅人文丛书”出版了他晚年的两篇演讲《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两次演讲及问答录》。第一篇《什么是批判？》是1978年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所做的演讲，主要讨论了康德的批判任务和“作为一般德性的批判态度”，希望为批判寻找一种统一性。福柯认为，自15世纪起，社会的“治理”成为一种使个人臣服于机制的运动，而所谓批判就是要“质疑真理的权力效应，质疑权力的真理话语；批判就是自愿不臣服（inservitudevolontaire）的艺术，就是深思熟虑不顺从的艺术”。[1]这种对权力的深刻质疑体现出福柯的批判是一种从内部入手的、义无反顾的、持久的批判。福柯对康德提出的“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我们是谁？”和“我们哲学活动的目的是什么？”等思想史问题很感兴趣，198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福柯的演讲《自我的文化》以此为契机讨论“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问题。福柯的研究对象“自我的文化”关乎的是自我关系的形成和构成，其中，“自我”不是先在的或被给予的，而是一种和自我的关系，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的相关物，“文化”则是具有个人体验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福柯考虑的是自我的构型。在希腊—罗马文明中，“关怀自己”“关心自己”曾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甚至比“认识自己”更为重要。福柯抓住这一阶段社会中出现的关乎自身的普遍的实践和体验，并以此为出发点，区分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最初两个世纪“自我文化”的差异，最后给出“自我文化”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势的原因。总体说来，演讲和问答讨论的内容同样精彩，而且这两次演讲都受到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的影响，尽管在这间隔的5年中福柯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但是福柯对康德批判观念的参照是显而易见的。
弗雷德里克·格霍是法国年青一代学者中研究福柯的代表人物，也是福柯法兰西学院课程讲稿的整理人。在《福柯考》中，格霍为福柯的生平作了一个小传，将福柯思想勾勒为知识、权力、主体三个阶段。根据对福柯著作和讲稿的研究以及福柯晚年提及的三轴心说，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时期、权力与治理术分析时期，以及主体化之实践时期。此书的附录收录了作者研究福柯晚期课程的论文，即《启蒙与批判态度：福柯论康德》与《哲学生命与艺术作品》。同时，格霍还从不同侧面描绘了福柯对政治、宗教和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如何反抗那些大写的观念，福柯“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福柯考》结构简洁、内容充实，非常适合作为了解和研究福柯思想的导读性作品。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轻与重文丛”翻译出版了《福柯看电影》，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了福柯思考的魅力。福柯在自己著作中很少直接谈及电影，他只在为数不多的访谈和对话中针对当时的一些流行的电影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同时，在国内的研究中，对于福柯在电影思考上的贡献也著述甚少。《福柯看电影》就是这样一部以填补空白为目的、研究哲学与电影对话的作品。全书包括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福柯讨论电影的访谈录，这些或源于真实故事，或探索新时代问题的现实主义影片与福柯思想颇有契合之处，也触发了福柯更多的“别样思考”。一方面，福柯谈论了有关拍摄手法、叙事内容和电影机制等内容，诸如电影能否重现萨德主义（《索多玛的120天》）、用影片展现精神病院机制（《保罗的故事》）、拍摄农民电影、创作农民文学以及电影与历史的关系（《皮埃尔·里维埃》）；另一方面，访谈还涉及了如何为记忆而斗争（《悲哀与怜悯》《拉孔布·吕西安》）、爱情与激情的差别（《玛利亚·玛丽布朗之死》《柳春》）等现实问题。该书的后半部分是两篇关于福柯如何看待电影的研究论文，即道尔·扎班扬的《电影能做什么：福柯与电影知识》和帕特里斯·马尼利耶的《现在的解释：福柯用电影揭示他眼中事件的形而上学》，涉及如下问题：“电影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别样地书写历史？电影是否可能评判和揭示构成福柯称之为‘权力技术论’齿轮的那些既意外又必然的微小元素？电影是否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批判？”[2]两位作者强调的是福柯看电影的批判态度和考古学方法，读罢福柯著作和访谈中有关电影的部分，阐述自身作为读者所受到的影响：其一，对电影评论的影响；其二，对电影理论与美學的影响；其三，对哲学实践的影响；其四，对历史调查的影响；其五，福柯之言论对导演的潜在影响。阅读这类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问题视域以及西方学者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自觉。
大卫·哈维是激进社会理论家中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理论家，他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见长，连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地理、空间等问题。今年，哈维的两部中文译著《世界的逻辑：如何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理性、更可控》与《资本的限度》面世，这两部著作对资本过度积累和城市空间问题的研究有重大贡献。《世界的逻辑：如何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理性、更可控》汇集了哈维学术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可将其视作哈维过去40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的精华。哈维通过社会发展过程呈现的事实提出资本过度积累问题，并试图构建一种以世界地理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逻辑的解释框架，他利用资本的空间布展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及其内在矛盾，批判了资本积累导致的城市化进程、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状况以及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近年来，哈维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并且多次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这些研究成果都融入他最新的资本主义批判之中。尽管哈维对中国政府的政策理解上并非准确，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是作为中国读者，哈维讨论的“掠夺性积累”和无序的城市化对于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问题大有裨益。
《资本的限度》初版于1982年，讨论新自由主义兴起时期资本积累的普遍化危机。当时，资产阶级选择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度过困境，并重新获取了阶级的统治权力，哈维认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市场”路线带来了矛盾和不稳定性：一是资本分配两极化在世界各地出现，二是全球劳工的劳动条件和用工方式极为苛刻，三是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革命缺乏共同目标和群众基础。关于前两者，哈维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提供了更多论据。随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更为严重的金融和债务危机恰恰印证了哈维的结论，即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且这种矛盾正在撕裂资本主义自身。正因如此，《资本的限度》被称作一个预言性文本。受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影响，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提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不平衡发展的问题，认为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机制。同时，哈维以地理学家的视角重构马克思的《资本论》，运用大量经济活动的现实情况分析《资本论》，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因其研究思路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在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时有效，而且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时同样适用，所以哈维能做到用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整合地理与金融问题。对于城市、地理、空间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是否存在空场是存疑的，但是哈维抓住的城市化问题、现代性重构等问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进，对《资本论》的空间化解读被认为是哈维的重要理论贡献。
如今，国内的阿甘本研究蔚然成风。2016年《神圣人》《剩余的时间》等多本译作面世，在学界颇具影响力，今年“左翼前沿思想译丛”收录了《万物的签名：论方法》和《王国与荣耀》两本著作。其中《万物的签名》是由《什么是范式？》《签名的理论》和《哲学考古学》三篇论文构成，分别讨论了范式的概念、签名的理论，以及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书中，阿甘本一直在重新思考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并重新阐释他剔出的概念的逻辑。与福柯的思想转变路径相反，阿甘本恰恰是从谱系学回归考古学方法。该书初版于2008年，彼时阿甘本已声名鹊起，可见阿甘本对方法的反思，既是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又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警觉。他提出哲学考古学是一种“先将来时”，“当考古学家的姿势（或想象的力量）已然清除了无意识的幽灵和那个阻碍通到历史之道路的传统的紧密构造时，将已存在的恰恰是过去。只有在这种‘将已存在’（saràstato）的形式里，历史意识才真正变得可能。”[3]阿甘本的立场是，不能仅在历时性分析中解释现代性问题，需要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二者的交汇处分析对象的过去与当下，才能够理解范式的历史性、考古学的本原。
《王国与荣耀》是阿甘本最重要的“神圣人”系列中的2.2，也是被阿甘本自己在《神圣人：至高权力和赤裸生命》之后最为看重的一本著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安济与治理的神学考古学”，实际上，针对今天我们普遍认为作为经济学（economy）一词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学研究，指出了这个词实际上代表西方统治和治理两种分立的范式的古典学根基，从亚里士多德的家政学开始，到圣保罗的作为上帝拯救的安济的奥秘，以及后来被教父们颠倒过来的奥秘的安济，直到这个词被亚当·斯密当成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阿甘本认为，这是一个统治逐渐被悬搁，而作为安济的治理问题成为主导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治理和安济的出场，它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也让现代人都成了安济治理之下的赤裸生命。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理论译丛”组织翻译了这位左翼理论家的多篇文章，挑选阿甘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代表性作品，形成以《裸体》《论友爱》《渎神》为名的三册文集。由于对现实的关照、对此时此刻的反叛，阿甘本被誉为“时代的哲学家”。张一兵曾谈到阿甘本到底以何种立场去做一名“同时代的人”，就是既要不合时宜，又要融入其中；既要与当下的现实决裂，又要感知当下的黑暗。阿甘本确实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资本主义批判，他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权力和权力机制的边界设定，解构创造与救赎的对立、裸体与穿衣的对立等边界设定的对立机制，通过跨越新门槛找回失去的统一性。
《裸体》由10篇独立的论文组成，讨论创造与救赎的关系、何为同时代人、潜能让我们能不做什么、威尼斯幽灵、人格身份、裸体、荣耀身體的功能等诸多问题，用非功用性、去功用化消解各种权力机制包括神学机制。阿甘本讨论潜能，强调的恰恰是“非潜能”，即“有能力不去做”，因为权力机制导致人对自身能力所不能及的无知，必须将创造和潜能结合起来，用悬置的方法展开新的场域。所谓悬置、去功用化和停歇，重要的是，“开启一种新的使用方式，这不是对旧的使用方式的废弃，而是始终立足于旧的使用方式并使它呈现出来。”[4]这意味着将现有的权力机制呈现出来使其失效，从而打开新的局面，比如对劳动的拒绝不是不再劳动，而是对现有劳动形式的拒绝，拒绝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这恰恰是对“真正的”劳动的重新确认。《论友爱》由《什么是装置？》《论友爱》《教会与王国》三篇文章组成，解释了装置的含义、爱的观念以及国家与教会在共同体中的关系问题，并收录了国内学者的相关论文。《渎神》由10篇论文组成，主要探讨了文学与哲学的问题，其中包括守护神与主体的关系、摄影姿势所展现的救赎或复活的力量、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并做出“亵渎不可亵渎之物是将来一代人的政治任务”[5]的论断。阿甘本的文章短小精悍、旁征博引，研究内容横跨多个学科，运用诗歌、摄影等艺术作品加深作品的厚度，使用卡夫卡的小说和！波的电影论证自己的政治思想，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展现了阿甘本惊人的综合研究能力。
朗西埃也是一位以跨学科研究著称的批判理论家，近两三年，朗西埃的中文译著大量出版。今年，“轻与重文丛”收录了朗西埃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作品《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诗学的出现代表朗西埃政治哲学的转折，在这本书中，朗西埃首次展现出完整的诗学批判方式，并形成哲学知识的新形态。朗西埃批评了传统史学和“新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方式，通过对新史学的批判呈现出新史学科学、叙事、政治的三重结构及其“场所”构成，最后讨论了异端的历史书写，融入自己的历史、政治、美学方面的思想。此外，“人文科学译丛”引入了《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和《马拉美：赛壬的政治》两本著作。《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中，朗西埃分析了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时间概念，依据贝拉·塔尔拍摄的影片讨论了权力体制的时间、个体生活的时间和本源性的时间，他认为，“之后的时间（le tempsd’après）不是那些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的人的忧郁而均质的时间。之后的时间是纯粹的物质事件的时间，凭此，信念会得到和维持它的生命一样长久的度量。”[6]《马拉美：赛壬的政治》是为解读马拉美的诗歌而作，分析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作品中的晦涩难懂与智慧之处。朗西埃认为马拉美的诗歌不是神秘的而是清醒的，遵循着一种严格的诗学，暗含着对历史时刻的复杂性的回应。
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中，齐泽克可称得上是最擅长解读世界形势和热点问题的理论家了。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突破可能性的极限》一书，书中汇集33篇以问题为导向的时政访谈（该书初版于2015年）。齐泽克阐述了近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重变化，一再强调世界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失利、“阿拉伯之春”等重大事件，分析当代欧洲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批判面临的困境，当中不仅涉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贫富差距、生态等诸多现实问题，还讨论了如何反抗和斗争。齐泽克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反抗资本主义方式已经被现代性收编，抵抗全球化的方式必须有所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处于“后现代”之中，左翼不能只有理想、忽略现实。唯有左翼转向新的世俗左翼，才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面向未来的共产主义，才能战胜以宗教激进主义为主、地缘政治格局转变与新激进解放运动并行的威胁，这三种威胁正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矛盾。根据译者的说法，《突破不可能的极限》书名可直译为“要求那不可能的”，即做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整本书语言通俗易懂，因此在西方十分畅销。尽管书中没有讨论严谨的哲学问题，但齐泽克的理论背景还是他的“分裂”的哲学。读者可从中窥见齐泽克的思想，了解、思考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对象和内容，对于反思左翼的革命任务亦有很大推动力。
河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科学译丛”一直是左翼丛书出版的重镇，今年再次出版了几本重量级的著作。首先是阿兰·巴迪欧的弟子，当代风头正劲的思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昆汀·梅亚苏的作品《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尽管河南大学出版社仍然在紧锣密鼓地出版梅亚苏最重要的代表作《有限之后》，不过在《有限之后》出版之前，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本《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来了解梅亚苏思想的概貌。梅亚苏实际上通过一本带有科幻性质的小说，说明了他所谓的超科幻虚构小说的可能性，这也正好对应了他的哲学主张，他试图证明在我们的科学知识之外的某个不能为我们逻各斯和理性知识所把握的外部世界是可能的。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的出版则是河南大学出版社为左翼青年读者带来的另一个福音。尽管书名《文学事件》的译法仍然存在着争议，但是伊格尔顿从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开始，为我们展现了作为发生性事件的文学的产生。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如此这般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文学是发生的，犹如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中谈论的Ereignis概念一样，讨论文学是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汇成发生，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的。而朗西埃讨论匈牙利电影导演贝拉·塔尔的新书《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时，重点讲述了贝拉·塔尔的两部影片《秋天年鉴》和《都灵之马》，从这些影片中深入到对“时间”概念的讨论，这也是在德勒兹的《电影2：时间—影像》之后，对电影中的时间最重要的讨论，正好，这位匈牙利的功勋导演于2017年访问了中国，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东方的国度，而本书的出版成为贝拉·塔尔中国行最佳的理论注脚。“人文科学译丛”此外收录了两部与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相关的著作。一是唐娜·哈拉维的《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从神话、科学和社会实践开始，以文化研究的方法批判“生物学科学”及其历史，讨论灵长类动物学的话语建构问题；二是朱迪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将安提戈涅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出发点，指出安提戈涅在血缘关系中所处位置及其性别取向等问题，并以此质疑社会的伦理规范和文化认同。另外，学界对“后人类”问题的研究逐渐升温，“文化理论译丛”收录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一书，研究了信息时代的“身体”、人机关系以及人本主义主体消解等问题。作者凯瑟琳·海勒认为，面对后人类的未来图景，应当抛弃旧的束缚，重新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
此外，有两部20世纪社会批判理论大师的经典著作值得一提。其一，中央编译出版社“新世界新思想译丛”出版了《新音乐的哲学》。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阿多诺以其深厚的西方音乐史功底，运用社会历史过程中音乐形式和内容的发展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研究阿多诺的美学和批判理论的读者来说会有很大帮助；其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出版了法国情境主义国际思想家居伊·！波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景观社会》的新译本，担当此次翻译的是南京大学法语系资深翻译家张新木教授，新译本对之前译本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更为精准地传递了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的对资本主义景观批判的内涵，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这位在电影界和思想界都留下了丰富遗产的大师阐释的景观巨大堆积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景象，在德波看来，未来的解放，就是在打碎这些虚构的资本主义景观，以游击战和异轨的方式来超越景观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译本的基础上，南京大学出版社制作了“思想家手账”《居伊·德波：遭遇景观》，以新颖的形式展示！波的思想精华、增强与读者思想的互动。
或许，今年关于当代欧洲左翼的译著的数量并不算太多，但这些著作仍然涉及了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电影、建筑等诸多方面，为中国读者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把握西方左翼思想的最新态势和研究内容，另一方面，有助于国内学者反思自身的研究方法，提升方法论的自觉，并展开相关的跨学科研究。经典的著作值得回味，新近著作能够直接引发共鸣。从读者的反馈可觉察到，显然一些著作的语言运用还不尽完美，某些著作的注释或译注仍需完善。依笔者看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思想的引进不必急于求成，在选题、翻译上都要精益求精，如此学者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汲取更多的养分。如今国内学术研究资源丰富，学者和翻译家应当注重翻译品质、提升专业素养，同时也呼吁更多学者参与到西方思想的译介工作中去，提升国内对西方左翼思想研究的准确性和丰富性。
注释
[1]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两次演讲及问答录[M].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12.
[2]道尔·扎班扬，帕特里斯·马尼利耶.福柯看电影[M].谢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6.
[3]吉奥乔·阿甘本.万物的签名：论方法[M].尉光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33.
[4]吉奥乔·阿甘本.裸体[M].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86.
[5]吉奥乔·阿甘本.渎神[M].王立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60.
[6]雅克·朗西埃.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M].尉光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12.
作者：姜宇 蓝江
第二篇：左翼文学学术话语特征的批判性考察
摘 要：左翼文学学术话语具有翻译实用化、模式苏联化、实践话语化三个主要特征。翻译实用化就是在翻译时六经注我，其行虽取一时政治功利之效，却给中共执政后的文艺发展带来巨大阻碍。模式苏联化表现为文学认识的哲学化和政治化，其结果把文学的本质与功能简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单一维度。实践话语化表现为理论认识中的权力争夺与思想控制、意指实践前后不一致、在话语之外不会思想，其结果使组织指示和苏联文论以外的文学认识统统被排除在外。学术政治化、工具化、学术实用化的结果，不仅害了文学和学术，也害了政治。
关键词：左翼文学;理论话语;叙事特征;批判性考察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左翼文学话语存在权力话语、批评话语、学术话语三种类型;左翼文学权力话语与批评话语的叙事特征，笔者另作专论，此处只分析讨论左翼学术话语的叙事特征。在左翼文学界的三种话语类型之间，权力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最为密切。左翼批评家和学者在处理权力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时，视权力话语为体，视学术话语为用，从而使左翼文学学术话语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记，这种印记主要表现为理论翻译实用化、理论模式苏联化、理论实践话语化三个主要特征。左翼学术话语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研究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批判清理左翼学术话语的叙事特征，是文学领域清除极左思想余毒的正本清源之法。
一、理论翻译实用化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严氏以“信”为翻译原则的首要因素，可谓得学术著作翻译的精髓。学术著作只要保证一个“信”字，即使译文不畅、文辞不美，也无损于原作的精神;如若译述缺乏“信”字保证，必致思想信念上的误传、误导，三十年代左翼学者对列宁所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有意的误译即为例证。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有了几个译本，耐人寻味的是，这几个译本的译者出于一切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考虑，在译述中都先后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对原文意思肆行改述，以致中共在以后的发展中，以这类错译的文本规训文学活动，给文学发展造成极大限制和伤害。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最早的译文是1926年一声(冯乃超)的节译文字，1930年冯雪峰和陈望道的新译文刊出，1933年前后又有瞿秋白的译文出现。三十年代以后，该文的不同译文皆以上述几个译本为底本。为了让读者清楚了解到左翼理论家的有意误译程度，在此对其译本加以展示，把各译本有意错译的词句以黑体显示，以与拨乱反正后的译文对照。
1926年冯乃超译文：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必须考虑工人政党底文学底根本原理”，“这些原理包含的是什么东西呢?无产阶级文学不但不是个人或一伙人谋利的工具，而且它不应带一点个人性质也不应脱离无产阶级底管治而独立。没有‘非党员’的文学家;也没有文学的超人!文学活动应当是无产阶级工作底一部分。它应当是工人阶级前卫军所推动的大机器当中的一个轮齿。文学应成为党的工作底一部分组织的，计划的，统一的，与革命的。”{1}
1930年冯雪峰译文：
“文学(即普罗列搭利亚文学——译者注)不可不为集团底文学”，“集团底文学底原理，是怎样的东西呢?这是如此：对于社会的无产阶级，文学底工作不但不应该是个人或集团底利益底手段，并且文学底工作不应该是离无产阶级底一般的任务而独立的个人的工作。不属于集团的文学者走开吧!文学者的超人走开吧!文学底工作，不可不为全部无产阶级底任务底一部分。不可不是由劳动阶级底意识的前卫所运转着的，单一而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机械组织底‘—一个车轮，一个螺旋’文学底工作非为组织的，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底活动底一个构成部分不可。”{2}
1930年陈望道译文：
“文学不可不为党底文学”，“党底文学底原理，是怎样的东西呢?就是，在社会的普罗列答利亚特，文学底工作不但不应该是个人或集团底利益底手段，并且也不应该是离开普罗列答利亚特底一般的任务各自独立的个人的的工作。不属于党的文学者走开吧!文学者的超人走开吧!文学底工作必须成为全体普罗列答利亚特任务底一部分，成为劳动阶级底意识的前卫所发动的，单一而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机器底‘一个轮子或一个螺旋’。文学底工作非成为组织的，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底一个构成部分不可。”③
1933年左右，瞿秋白在翻译V.亚陀拉茨基等编选的《列宁选集》第6卷里“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解”时，将列宁这篇文章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4}，瞿秋白译文为：
“文学应当成为党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而尽可能在完全的整个的方式里去实行这个原则”，“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事情不但不能够是个人或是小集团的赚钱的工具，而且一般的不能够是个人的，与无产阶级的总事业无关的事情。打倒无党的文学家!打倒文学家的超人!文学的事情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5}
拨乱反正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译文：
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
对照这些不同版本的译文，人们可以看出，左联时期的翻译者们在理论上的关注点及其译法出奇地一致，同时又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译法出入相当大。那么左联时期的译文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译文何者更忠实于原文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从列宁原文中的лapтийная литерaтура说起。
лapтийная литерaтура就是左联时期译文中的“党的文学”的俄文词，лapтийная литерaтура中的литерaтура一词源于拉丁文litteratura，它具有多重含义：一、泛指一切文字产品，类似于西方18世纪以前的literature概念，或中国古代的“文学”(实是指“文献”)概念;二、专指语言艺术作品，义近18世纪以后西方流行的“美文学”概念，也就是20世纪初中国学界流行的“纯文学”概念，这种意义上的“文学”，俄国人在写作时会在литерaтура前加一个修饰语词语хyдожественная，意为“艺术性著述”;三、出版物总称(报纸、杂志、书籍)。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的翻译者讲，列宁在写作此文时，主要是针对苏共党内宣传情况而作，文学宣传当然属于整个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宣传工作的全部分，更不能代替其他类型的思想宣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的译者在把“党的文学”改译为“党的出版物”时特意做了说明，指出列宁在写作该文前后几年的文章中，所用的литерaтура主要指隶属党领导的机关刊物，如党报、党刊等;如果用于指称著述，则它既可指“理论、政治、政论”著作，也可以指文学作品，“列宁这篇文章确实谈到文学艺术问题，而且文中多处有关写作和写作事业的论述显然也包括文学，适用于文学，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联系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通观全文，还不能说文学问题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文学’一词在古汉语中固然可以作为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的通称，但在现代汉语中已有固定的含义，专指语言艺术，因此译作‘党的文学’显然是不恰当的。”{2}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对“党的文学”的译法进行了否定。根据中共中央编译局丁世俊研究员抄录的胡乔木电话记录，胡乔木提出“‘党的文学’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党的农业’、‘党的工业’、‘党的自然科学’……等不能成立一样”，“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用党与非党来划分”，“列宁的这篇文章影响很大。现在的译文不确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引起混乱和争论。如都说文学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又据黎虹转述的胡乔木信件：“译文关键地方始终严重不确切，以致成为党在文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党的文学’的提法使人误认为文学这一社会现象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党的事业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和整个人民生活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于文学基本上是个人创作，党在文学中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出号召和建议，做出评论，通过作协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通过出版、制片等国家行政进行适当调节，但党对自己的报刊言论和党员个人的言论却可以和应该实行一定的控制，因为那是真正的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故此文的误译影响十分重大，必须改正。”③
在胡乔木提议下，中共中央编译局对列宁原文重新组织翻译，译名定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发表在《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同时附上一篇署名“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一个翻译说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中译文为什么需要修改?》。为了对翻译历史有交代，中共中央编译局丁世俊编审还对此撰专文加以说明：
“正本清源，我国这样认定，应该说是受苏联影响。苏联作此认定由来已久。这里举一例子。1931年联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出版由弗·阿多拉茨基、米·波克罗夫斯基等集体编辑的《列宁选集》俄文第1版第6卷，这一卷收载了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两文，编者还为两文加了一个长长的像一篇文章似的题注……题注中竟把列宁本文也当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章来援引，用以论证文学、艺术具有阶级性、体现阶级利益”，后来，“瞿秋白翻译该题注”，却“节译了列宁本文”，并“在题注译文中，瞿秋白把列宁本文的标题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38年，苏联艺术出版社编印《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一书，全文收载列宁本文，用以说明‘艺术的阶级性和党性’。这部书在我国于1943年4月由重庆读书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萧三系……可能是沿袭瞿秋白的译法，也把列宁本文的标题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
丁文指出，“不确切地翻译扭曲了列宁本文的内容”，丁文从列宁发表该文本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文本内部论述的核心内容考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旧译法使列宁本文的内容遭到扭曲;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才是对内容的真实揭示”。他说，列宁原文中所说的“党性”不是对文学而言，而是就俄共的机关刊物而言，“所谓‘党性’，就是‘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本文也涉及文学、艺术，这是事实。一般说来，‘出版物’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文学、艺术著作。但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而言，列宁首先重视的，还是同革命直接有关的政治性山版物。再者，列宁本文中个别句子也提到‘美学’、‘艺术’、‘小说和图画’、‘舞台艺术’、‘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等，但那毕竟不是本文的主旨。可以看出，列宁本文所讲原本是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作的一些事情。所以后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学家卢卡奇提出，列宁本文仅对1905年那个时代有意义，仅仅涉及党的报刊工作中政论家的职责”{2}。
三十年代初，左翼理论家为什么接二连三地重复翻译列宁这篇论文，并且有意识的突出“党的文学”的概念呢?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与中共在当时的政治处境及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有关。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共在政治上处处受斯大林政权掌控下的共产国际左右，其中两任中央最高领导人瞿秋白、王明均受苏联政治影响，思想极为左倾。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中共对意识形态宣传和舆论控制在路线上也走向极左。在理论界，美国人辛克莱的“一切文艺是宣传”、苏联弗理契的机械唯物论的艺术社会学、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极左思潮都鼓吹文艺工具论和文艺功利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因素给中共党内的极左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思想资源。中共理论干将冯乃超、冯雪峰、陈望道、瞿秋白之所以重复翻译列宁的这篇文章，而且共同强调党对文学的领导权，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共掌控文学、利用文学作宣传提供理论上的合法依据，同时也从外来理论的角度对自由主义作家喜欢文学创作绝对自由给予理论反击，如同半个世纪以后，一些学者拿现代主义文学理念批判、反驳文艺社会学理念一样。也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几个理论家才不约而同地以功利主义之为我所用的态度，进行学术思想的改写性翻译。对翻译对象的改写性翻译行为，暴露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斗争中人们不择手段的社会症候。
由蒋光慈、钱杏邨主编的《拓荒者》1930年第2期刊发冯雪峰所译列宁的《论新兴文学》，同时刊出由沈端先译苏联列裘耐夫著《伊里几的艺术观》。编者在该期“编辑室消息”栏目中，特意说明：“这个月，是伟大的革命的领袖伊里支的纪念日，为着纪念他，我们又特别的译了两篇关于他的艺术论的论文(有一篇是他自己作的)，在这里发表。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伊理支对于艺术的指导理论是如何的正确。希望读者们从他的艺术观里去认取自己在文艺运动中所应担负起的任务。”{1}然而，列裘耐夫所作《伊里几的艺术观》中，压根儿没提到“伊理支对于艺术的指导理论是如何的正确”，更没提到“文学与党”的关系;它所提供的内容，对刊物编者、对其他左翼翻译者的错译，都适足构成理论消解：“关于一切艺术的问题，伊里几不曾做过文章，也不曾公开发表过意见。所说的，不过是带便论及而已。”{2}列裘耐夫还引用罗那却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说：“伊里几他的美的同感和反感，决不曾制作出任何指导的思想。”③既然苏联学者都认为列宁“关于一切艺术的问题”都“不曾公开发表过意见”，也“决不曾制作出任何指导的思想”，那么刊物编者所谓“伊理支对于艺术的指导理论是如何的正确”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同时，它也证明中国左翼理论家对列宁思想的翻译纯粹是“六经注我”，是根据自己的思想需要而对列宁的原文进行改写性质的译述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冯乃超译文中的文学“不应脱离无产阶级底管治”、“没有‘非党员’的文学家”、“文学应成为党的工作底一部分”云云，都与原文意义相去甚远。
除了陈望道的译文，其他几位左翼理论家的译文都只是有选择的节译。这些节译文字的共同点是强调“文学”与“党”的隶属和服从关系，而且在节译之时，有意识地对部分内容进行随心所欲的改述，节译行为也只有从此方面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节译的理由当然可以解释为突出主题、节省篇幅，但也可以解释为译者有意回避乃至有意遮蔽某些东西。节译者不能不考虑到：如果忠实译出全部文字，有意识的错译、误译、改译就不能自圆其说，“文学属于党”、“党管治文学”之类的概念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而一旦这些概念不能成立，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就会失去信念上的号召力。在此意义上，对列宁原作的翻译就不能按常规的思路进行“翻译”，而必须采取为我所需、以意为之的主观“述译”;“述译”的目的不是为了传达列宁的观点，而是借列宁之名述我之思。冯雪峰的译文在此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冯雪峰原译文中，根本没有出现过“党”这一名词，出镜率最高的词汇是“集团的文学”一词。但在一个月后，《拓荒者》第3期“编辑室消息”特意声明：“前期所载《论新兴文学》(成文英译)一文中除起头第二段第二千中的‘集团底利益’的一个‘集团’外，其他全篇中的‘集团’均须改为‘党’(即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底略称)。望读者们一概更正!”{4}根据这种声明，“更正”后的冯雪峰译文中，其核心词句就会在面貌上发生下述变化：原译文“文学不可不为集团底文学”就要改为“文学不可不为党底文学”，原译文“不属于集团的文学者走开吧!”就要改为“不属于党的文学者走开吧!”如此一来，冯雪峰译文在核心语句上与陈望道译文就变得一字不差，与冯乃超、瞿秋白的译文在语义上也完全一致、没有质的区别了：“文学”属于“党”，党应该“管治文学”!
但这样一来，译文就离列宁原文的意思远甚了：列宁原文中用得最多的是литерaтура一词，而不是хy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aтура这个词组。而литерaтура与хy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aтура的含义差异翻译者不可能不明白。以瞿秋白的翻译为例，他的译文中有一处专门区分了“文学”与“艺术的文学”：“艺术和文学(不但是艺术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杠杆之一”{5}，这表明瞿秋白深知列宁整篇文章并非专就文学而讲，并且也知道“文学”与“艺术的文学”内涵不一致，是与“艺术”相对、相并立的概念，是类似于“新闻”、“文化宣传”之类的概念;基于此，他才将хy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aтура都译为“艺术的文学”{1}。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要把题目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呢?这显然表明瞿秋白有政治用意在内。因为只有有意识地改写性述译，才能挟革命领袖之威证明文学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合理性，也只有借革命领袖的威权，才能说服一般的革命者甚至非革命者以文学为武器为革命斗争效力。从理论接受实例而言，此举果然十分奏效。钱杏邨评价蒋光赤的诗集，立即运用上了左翼理论家错译的“文学原理”，而且在思想上走的左倾的理论家还要远，因为他直接要求“文学家应该无条件的加入党，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是隶属于他的党的社会主义的;这列宁大师的万世而不朽的箴言，我们治文学的同志，是要永久的奉为唯一的规律”{2}。虽然人们从4篇在精神上已经走了样的译文中看不到“列宁大师”要求“文学家应该无条件的加入党”的片言只语。
然而，左翼理论家有意的改写性述译从逻辑上却根本说不通。以“文学”与“党”的关系而论，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种类，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文化类型，可以和某个政党构成一定的倾向关系，却不能和该政党构成隶属关系。出版物与党派可以有隶属关系(如《文学导报》隶属于共产党，《前锋周刊》隶属于国民党)，“文学”却和党派构不成隶属关系。例如，鲁迅是公认的共产党组织之外的“布尔什维克”，被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加了一系列的荣誉称号，却不能说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属于共产党。
丁世俊说“苏联对列宁本文所作的不符合列宁原意的阐释误导了我国的译者，而我国译者的不确切的译文又误导了我国广大的读者”③。事实上并非如此。从冯乃超、冯雪峰、瞿秋白在翻译时有选择的节译情况来看，决非翻译者译文“不确切”而致的“误导”，而是译者煞费苦心、刻意“改译”或“误译”。其目的就是通过学术手段达到非学术的目的：借政治领袖权威之言，强化“一切文艺是宣传”的认识合理性;以“新兴科学”的名义，为“党”“管治文学”提供理论依据，让文学成为无产阶级工作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左翼理论家在翻译时所费的心思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目的改译，二是内容的改译。在题目上，冯乃超把原文题目在翻译时改述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略去“组织”而替换为“文学”，其目的是想突出“文学”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从而给革命者以文艺为宣传工具找到一个坚实的逻辑理由;冯雪峰把译名干脆改为“论新兴文学”，更是与原文题目相去甚远、一点也沾不上边了。内容方面，几个译者有意在关键的术语上费周折。在翻译лapтийная литерaтура这个概念时，他们都把它翻译为“党底文学”。冯乃超虽然在题目中把这一词组翻译为“党的出版物”，但在正文中却翻译为“政党底文学”;冯雪峰原译文中“集团底文学”却后来却要改译为“党底文学”了。更有意味的是，几个译者在“翻译”中还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排斥党外作家的倾向。无论冯乃超所译“没有‘非党员’的文学家”，冯雪峰、陈望道所译“不属于党的文学者走开吧!”，还是瞿秋白所译“打倒无党的文学家!”，都把非共作家作为“打倒”对象，这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相抵触，是典型的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思想。
三十年代左翼理论家的译文成为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时的理论资源之一。1942年5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登录列宁的译文时，用的就是《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名称。该译文的编者按语特别强调：“在目前，当我们正在整顿三风和讨论文艺上的若干问题时，这论文对我们当有极重大的意义。”从此，“文学的党性原则”与“政治标准第一”的思想成为延安边区以及1949年中共执政后的中国文艺界的文艺政策指导纲领，成为束缚中国文艺发展的思想根源。
上述事实表明，理论翻译上的思想改述，虽然收到当时一时的政治功利之效，但在后来中共全面执掌政权以后，给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阻碍。从长远来看，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论改译影响了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形象，这一代价过于巨大。这种结果警示后人：学术政治化、学术工具化、学术实用化的结果，不仅害了学术，从长远来看，也害了政治。
二、理论模式苏联化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全面成功的社会主义带头大哥，它在政治、军事上的巨大成功让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们都对之刮目相看，完全以苏联为后盾的中共自然在政治、文艺等方面处处以苏联模式为蓝本。苏联文坛因此成为中国左翼文坛的晴雨表，苏联文艺政策、理论导向一有变化，中国左翼文坛都会跟随响应。例如，1931年5月8日苏联文学界开始批判普列汉诺夫的文学思想，1932年，中国左翼文坛也开始了对普列汉诺夫文学思想的批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因为左联在组织上受苏联掌控的“共产国际”、“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等政治组织的影响，二是因为左联理论家中留日、留苏者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理解主要是通过日本、苏联学术界提供的信息。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苏式和日式“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有不小的距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含有极大政治偏见的苏联官方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斯大林的政治期待视野相融合，掺入极权思想的沙子以后进行政治阐释的产物。
左翼文学理论模式主要是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人建构起来的。这三个人物都是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人。瞿秋白一度作为领袖人物主政中共党务，冯雪峰和周扬则是中共安插在文学领域里的政治官员，两人先后担任过左联党组书记。左翼理论模式的苏联化和政治化由此难以避免。
(一)文学认识上的哲学化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界对文学本质和特征的认识主要方式是，在消化外来理论后申述己见。该时期外来著作对文学本质、特征的界定总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般知识型与意识形态型。知识型文学本质论以日本和英美学术为代表，意识形态型文学本质论以苏联学术为代表。知识型文学本质论一般都把文学的本质和特征归结为艺术、情感、想象等因素，如日本学者本间久雄把文学的本质特征锚定为“想象及情感”{1}，英国学者温彻斯特(Winchester，C.T.)谓“构成文学之特质”亦即“文学自身之要素”有“想象感情形式等”{2}，美国学者享德(Theodore W. Hunt)认为“文学是思想经由想象，感情及趣味的书面的表现”③。一般学者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基本上都是以上述认识为参照，强调“感情”、“想象”在文学本质建构中的作用，如姜亮夫著《文学概论讲述》、卢冀野著《何谓文学》、张崇玖著《文学通论》、谭正壁著《文学概论讲话》等。
左翼阵营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完全是按苏联模式。苏联文艺界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是一种哲学认识论建构，这种哲学化的理论建构是在权力斗争与意识形态框架内界定和描述的。例如，苏联文学的代表高尔基认定文学是“社会生活底反映”，他以此评价“浪漫主义在19世纪欧洲文艺中的作用”时，说“它的基本实质可以概括如下：反对封建主底保守主义，即为大资产阶级所恢复的那种保守主义;进行斗争，在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去组织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4}左翼理论界受此影响，在界定文学本质特征时，也采用哲学认识论话语，其典型表述语式就是：“文学是生活的反映。”{1}从理论上说，这一句话实在过于笼统。文艺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与生活的关系中间隔有许多中介因素，一句大而空的“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什么也说明不了。三十年代初，左翼文论家冯乃超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反问道：“艺术是社会的反映。谁说这个定义是错的呢?当然没有人说他是错的，但是这个定义太空泛了，等于没有说明一样。”{2}
之所以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说了等于没说，是因为这一理论表述可以指涉任何精神对象，无法彰显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如此说并不意味着不能从认识论“反映论”的角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定义或描述，而是说一句简单的哲学概括无法洞穿文艺区别于其他精神对象的特征。如果不对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加以界定和描述，那么在文学本质认识上，必然导致把文学与其他认识对象完全等同的结果：“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的。文学的真实，就不外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客观的真实之表现。”③
从学理上说，反映论的文学观是以哲学认识代替艺术认识，把哲学话语强行嫁接到文学话语中，是哲学对文学的施暴。习惯这种思维的理论家，其理论话语就会形成固定的左倾模式：哲学认识论思维外加政治立场语言：“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法则，才是到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4}
左翼文学本质观的哲学认知模式导致艺术批评实践中产生偏颇，这种偏颇的表现就是以政治倾向性取代艺术性。这种认识偏颇受到“第三种人”的理论讥讽：“左翼文坛……假使有人写了一篇并不显然地表示了斗争意识的作品，客气一点便说它取材不尖端，不客气一点便说它没有用，应被摈入‘不需要’之列。”{5}左翼理论家中间，瞿秋白对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模式的局限与偏颇有所警觉，他开始着手编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遭受苏联官方批判的普列汉诺夫的文学观，还专门介绍过马克思批判过的“席勒化”文学观，委婉批评苏联化文学理论只重倾向、立场忽略艺术和审美要求的文艺政治学观点。可惜由于各种原因，除《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外，都没有公开发表。
(二)本质规定意识形态化
文学本质问题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理论建构必然受主体自身知识结构、审美情趣、阶级立场、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很难保证其绝对的客观性，其知识效用同样因此受到影响。但是，从一般知识论的角度讲，人文学科的理论仍然是理论，不能因为理论家的立场、倾向、爱憎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主客体因素的影响，人文学科的理论就得丧失客观性;人文学科的理论至少得具有理论的一般性质，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理论”。
理论一词源于希腊文“theorein”，意为“观看”，引申为暂时之物。在古希腊人的哲学中，理论还与下述词汇同义：思辨、论题的开阔的鸟瞰、结构的清晰洞察，它高于作为技术应用的实践(praxis)。从知识论角度讲，理论是对实在世界的抽象与简化，主要处理原则性的认识和问题，是描述某个学科对象性质、特征及规律的知识系统，由相关概念、范畴、术语、命题构成的。作为人思维和认识的成果，知识应当具有客观性。文学理论作为人们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虽受权力、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却不能因此失去其对象性特质，蜕变为权力、意识形态本身。
然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理论的本质建构恰恰就体现出非常鲜明的非客观性。这种非客观性首先表现在文学本质规定的意识形态化方面。
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就是“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只要承认文学是艺术的一个种类，就得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基本事实;只要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基本事实，就不应该再从别的方面规定文学的本质;如果从艺术以外的角度规定文学的本质，就证明规定者根本没有把艺术性作为理解文学本质的出发点。
然而，苏联文学界恰恰是从意识形态本质出发理解和界定文学本质的。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文学是意识形态——情感，意见，企图和社会阶级与集团的希望——底形象的表现。”{1}左翼理论家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规定完全遵循苏联文学研究中的这一非艺术化的规定模式，即意识形态规定模式。这种情形与左翼理论家的政治身份分不开。
左翼理论家大部分都在中共党内担任高级文艺干部，其工作身份和职务级别决定他们思考和看待问题时必然首先从自己的工作需要和党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出发，而不可能象普通作家、学者那样，从纯艺术或纯学术的方面去思考。在三十年代那个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他们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去看待文学，是任务需要，也是职业思维习惯。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政工干部，左翼理论家对文学的本质理解自然习惯性的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去作相应的理论规定。
受苏联文学界的影响，左翼理论家对文学本质所作的意识形态规定完全以列宁的认识论哲学观为基础。瞿秋白{2}在阐述文艺的本质时，首先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艺现象……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每一个文学家，……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③和瞿秋白一样，冯雪峰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规定文学的本质：“文学是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4}。左翼理论家对文学本质的意识形态规定完全是以列宁认识论的反映论为根据：“艺术反映实质，艺术是一种特别的上层建筑，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实质而且影响实质：意识是实质的‘镜子里的形象’实质并不受意识的‘组织’，而是实质自己在‘组织’意识;然而意识并不是消极的，它的确会有影响到实质方面去;阶级是在改变着世界而认识世界。”{5}
在文学本质的意识形态规定下，对文学功能和价值的理解也只能朝政治、意识形态等非艺术、非审美的方向进展。三十年代初的苏联文学界，非艺术化的文学观有着相当大的理论市场，一些人“认‘艺术的文学这东西，根本便是反动的’”{6}。受此类思想影响，左翼理论家在讨论文学的价值时，也从政治立场出发，而非从文学的艺术本质规定出发，来界定文学的价值。
对文学价值论有明确理论意识，在进行有关问题的讨论时，专门对文学价值论有过相应分析的左翼理论家并不多。著者发现的仅有一例就是冯雪峰的文章。在三十年代的左翼理论家中间，受鲁迅的影响，冯雪峰思想中左倾成分比瞿秋白、周扬要少得多。比较而言，周扬可以说是“极左”，瞿秋白可谓“较左”，冯雪峰属于“微左”。思想微左的冯雪峰，在讨论文学的价值问题时，同样以政治作为判断文学价值的准绳。他对文学“艺术价值”的承认十分有限，他认为“艺术行动是政治行动所决定的”{7}，从而推断“艺术价值……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以此为立论根据，冯雪峰反对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认为“艺术价值是独立的”。{1}
假如把文学本质论比为一枚硬币，那么文学价值论与文学功能论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左翼理论家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规定必然影响他们对文学功能的看法。文学在价值论层面既然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在功能论上只能沦为任何支配的工具。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左翼理论家推出的第一个文学功能就是“文艺宣传论”。瞿秋白说：“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总之，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每一个阶级都在利用文艺做宣传”;“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这是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人生观的武器”。{2}与“一切文艺是宣传”的认识相应，左翼理论家在文艺功能论上推断出的第二个代表性观点，就是“文艺武器论”。周扬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作家就是用这个武器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的战士。”③冯雪峰也强调：“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阶段，每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应该是煽动家，他应该把文学当作Agit-Prop的武器。”{4}
在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左翼理论家的思维习惯把理论认识统统往政治上偏靠。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观，其理论根据是认识论的反映论，从逻辑上说，以反映论为根基的理论思维，在文学功能观的认识上，即使不考虑文学的艺术特征，也应该考虑艺术的认识特征，而且首先考虑到的也应该是文学的认识作用，怎么也不应该把文学的政治作用放在首位。但事实恰与之相反，左翼理论家在政治功利主义心态的支配下，对文学的其他功能视而不见，或者说统统不予考虑，把文学功能简化为政治一个维度，使文学成为纯粹的政治斗争工具，其工具性止于两个维度：一个是“宣传”，一个是“武器”。
三、理论实践话语化
话语与语言不同，它没有中性、客观的状态，它是一种不断重构的历史生成物，在意指实践中，话语永远充满着生活或意识形态内容和意义，它也是权力与阶级利益争斗的舞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论的目标既不是“真”——知识，也不是“美”——艺术，而是“善”——价值，具体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根基的政治价值。左翼文学理论作为政治和权力斗争的产物，人们可以看到人文学科理论建构的特殊性所在：文学理论不是纯粹的认识建构，而是充斥制度、政治、权力、矛盾、斗争的思想场域，在这个场域，探求“理论”、“知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这样的权力斗争场域，一切“理论”和“知识”本质上不过也是“话语”。
(一)左翼文论话语化的思想背景
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文学，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和斗争工具，从而使文学理论从知识功能转化为话语功能，是苏联的发明;苏联文学理论话语化完全是权力运作与政治斗争的结果。
就知识和思想而言，苏联文艺界并不乏理论高手，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都是一流的文学理论家，对文学乃至整个艺术现象都有真知灼见。但是，在政治权力面前，学术真理轻如羽毛;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权力就是真理，真理必须为权力服务。为了维护政治领袖的绝对权威，学术真理必须做政治权力的婢女——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也不得不做。于是，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其思想和地位不得不接受政治审查，被迫降格，因为他的理论同行、苏联文艺高官卢那察尔斯基坚决主张“在文艺学领域内每个地方……只能按照列宁的指示来进行”，并强烈要求“文艺学家应该紧跟列宁”，同时还提议“在列宁的有关言论的烛照下重新检查普列汉诺夫的学说”。{1}托洛茨基因其杰出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才干，成为斯大林权力的巨大威胁;为了消除这一潜在的威胁，斯大林主政以后，托洛茨基“被成为”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敌人，托洛茨基及其思想同路人“托派”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中“反革命”的代名词，托洛茨基的文学见解自然成为只配被批判和否定的“反动思想”，从此在苏联国内再也不具备认识和学习价值。
斯大林当政时期，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威，开始大搞政治和思想清洗，欲将亿万民众的脑袋变为克隆版的斯大林脑袋。在严厉的意识形态监控之下，人民在思想上集体失语：“思想……是一个绝无内容的枯燥教条，硬生生地放到各种思想的领域里去;而且在一切的书籍与刊物上，都是没有例外地，在一字一句重复着或简单地注释着独裁者所说过的话。历史每年都在彻底地修改着，百科全书在重编，各种丛书被重新审查，为的要到处涂去托洛茨基这一个名字，并且要把列宁同伴们的名字加以删削或污损;科学完全为一时的鼓动服务。他们昨日骂国际联盟为英、法帝国主义的卑劣工具，今天却发现国联是和平与人类进步的工具了”。{2}苏联的专制与独裁遭受全世界人民的指责，一些国际左翼作家，如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等，在访苏以后也极度失望。面对国际舆论的压力，苏联官方的解释是“生存压倒了一切”③。
苏联文艺界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政治的摆布，并把斯大林的极权与专制思维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在高等数学的领域里，没有属于俄国共产党的人们，所以应该将他们统统驱逐”，文艺领域，“和对于现代的科学这样地说，是一模一样”。{4}1928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在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权”，“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异己分子，在组织上更迫近工厂”，{5}强调文学必须服从政治的安排和要求，“在实现党在文学方面的政治路线上，……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是党在贯彻其文学政策方面的工具”{6}。苏联文艺界还完全依据政治的标准，“我们把我们的文学分为五个流派：新资产阶级流派、旧的同路人、新的同路人、农民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7}。这样做说白了就是以政治支配文学，进而以政治取代文学。文学除了剩下一个名义的空壳，灵魂和精神已不复存在。拉普提倡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完全是用政治意志操控文学，并把政治哲学的枝条强行嫁接到文学枝条上的结果，这种强制性的精神“拉郎配”会生出什么样的精神之子，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三十年代伊始，为了控制因集体化所致大饥荒在民众中产生的普遍不满和怨恨情绪，斯大林集团进一步加强对思想和舆论的控制，文艺界作为舆论的敏感地带自然首当其冲。二十年代，列宁所提“党性原则”只是针对苏共领导机关的政治刊物而言，理论的党派性和倾向性也只是针对党内作者所提的要求，但到了1931年，根据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斯大林把“党性原则”推广到苏联全部文化领域，要求苏联各项文化事业要确保理论的党派性，由此引发苏联“拉普”对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文艺思想的批判。“拉普”根据“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发现了普列汉诺夫与卢那卡尔斯基理论认识的党派性不够鲜明，有政治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倾向。其实，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存在党派性不够鲜明的问题，普列汉诺夫被列宁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卢那察尔斯基则是苏共文艺宣传部门的高官，加诸他们身上的罪名从常理上很难说得通。他们所犯的共同的错误就是书生意气、不懂官场忌讳，在理论工作方面，不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苏共政治需要对文艺现象进行解释说明，偏要强调什么艺术的特殊性。以卢那察尔斯基而论，他懂得维护革命领袖列宁绝对的思想权威，却不懂得维护新领袖斯大林绝对的思想权威，在斯大林统一思想的要求下，竟一再坚持艺术的特殊性，说什么“不顾艺术的特殊的法则，而提起关于文艺政策的问题，是不成的。否则，我们便全然成为因了这粗疏的政治底尝试，而将一切文艺，都葬在坟墓里”，还说如果要求绝对的政治性而置艺术的特殊性于不顾，“那么，为什么不将这用政论的形式来表现的呢”{1}?在政治家看来最不可恕的是卢那察尔斯基竟然说出了如下的话：“我们决不能希望艺术家的多数，同时也是政治家”，“艺术家那里，兼有指导底政治理论的事，是很少的。他将那材料，用了和这不同的方法来组织化”，即使对于一个纯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家的作品，试图从中找到并验证“狭隘的党的，纲领的目的，也还是不行。他既然作为艺术家而行动，那么，他是依了和政论家工作不同的法则，组织着自己的经验的”。{2}这类话无疑犯了政治上的极大忌讳：政治领导的威权应当无所不在，在任何一个精神领域，都不允许存在政治领导权威以外的权威，无论这权威是艺术的还是学术的，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逻辑。在官场厮混却不能尽脱学者思维方式的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辈，恐怕到死也不会明白自己挨整的真正原因。
经过文艺界的思想整肃，苏联文学界的理论只剩下了经过文艺官僚们阐释过的符合斯大林政治统治需要的文艺政治学和艺术社会学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文艺官僚们进一步的思想简化，最后成为一些政治政策性的文艺口号。文艺官僚们只懂得迎合长官意志，哪里懂得什么文艺，他们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根本不懂文艺现象的特殊性，只会机械套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硬性分析、解释文学对象，也不管这种分析、解释是否牛头不对马嘴。
然而，政治对文学施暴之后，苏联文艺界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缓解文学领域的危机，1932年4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成立“全苏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唯政治家思想意志马首是瞻、为苏共充当7年文艺宣传先锋的“‘拉普’，在过去虽曾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地盘”，作为政治棋盘上一颗失去利用价值的棋子，被加诸“小集团的关门主义，和现代政治任务的脱离”的罪名后被强行解散，③成为文艺领域里政治斗争场里的一个替罪羊。改组的思想结果是：以思想为生的文艺界只剩下一种思想——官方规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暴力和恐怖维持下的苏联文艺界拒斥任何外来理论和思想，只剩下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花独放。
政治领域里的天气从来都是变幻无常，为了恢复文学的体面，也为了让文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1932年10月底，“全苏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宣布废止“拉普”倡导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口号取而代之。该次会议的领导人古浪斯基称，这一创作方法得到斯大林的首肯。也正是由于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在苏联，如名剧作家基尔洵(Kirshon)所说，‘没有一次演说不重复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句话。辩士们口里讲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批评家们笔下写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评论家们站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活动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了咒文’”{4}。
从学理上来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多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因为这一新的理论口号在逻辑言路上与拉普倡导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没有任何质的区别，尽管苏联官方文艺界对后者在内涵上作出了种种区别于前者的限定，但从逻辑的角度说，这不过是政治意志在文艺理论领域里玩的一次高级“变戏法”的文字游戏。
苏联文学理论的话语化倾向从两个途径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是通过日本文学界，二是通过中国的左翼文学界。在三十年代，苏俄文艺对邻近的日本发生巨大影响，苏联文学左倾，日本跟着左倾，苏联有了“拉普”，日本很快出现了“纳普”。而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筑成的”，日本文学受苏联文学的洗礼，而“中国的新文艺”又“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苏联文学的毒害传给日本，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1}“日本文坛的毒害”主要代表就是日共学者福本和夫的左倾“意识斗争”、“分离结合”的机械政治文艺观，日本流传过来的机械政治文艺观导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机械、教条、僵化、极左等不良倾向。
左翼理论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过程中，其资料来源大多是日文，也有少量译自俄文，几乎没有人能够直接阅读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文艺现象的论述中国文艺界几乎不了解，中国人当时能够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严格来说是苏联的文学理论，而且主要成分是经过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过滤后的文学理论。
左翼跟着苏联跑，其理论只能走向话语化道路。从理论话语化角度，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在中国接受的命运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是备受鲁迅推崇的两个苏俄文艺理论家，鲁迅曾亲自翻译过他们的文艺论著。然而，左翼对任何文艺思想接受都不是以艺术为标准，而是以政治为标准的，这两人在理论表述中总是强调艺术的特殊性，与“党文学”的要求不符;所以，左翼阵营整体上对这类人的思想不予关注，甚至有意忽略。一俟苏联文艺界在政治上否定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左翼方面立即开始对这两个理论家文艺思想的进行批判。瞿秋白专门撰写了《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2}对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其批判所取的观点同“拉普”的观点一样，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中还有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
(二)左翼文论话语化的意指实践
左联作为中共政治斗争的外围组织，其工作目标是政治斗争及宣传活动，其具体工作任务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委”或“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直接下达。左联理论家中间，除鲁迅和郑伯奇，清一色的都是中共党员;作为中共党员，左翼理论家要受组织纪律约束，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安排，服从政治体制内的一切要求。受左联的政治组织性质限制，左翼文学理论不可能象自由主义或现代主义文学理论那样以求真和制造知识为目标;在进行理论研究或论文写作时，左翼理论家也不可能像自由主义者或现代主义者那样，完全从自己的趣味或意愿出发，他们必须为组织、为任务而写作，为权力斗争目标而写作，这些因素注定左翼文学理论只能走向话语而非知识之途。
左翼文学理论的话语化首先表现在理论认识中的权力争夺与思想控制。
在话语领域，权力之争就是话语领导权之争。“领导权”(hegemony，亦译“霸权”)也就是权力支配权，在精神领域，就是在思想秩序中的支配和控制权。谈到文化和精神领域里的“领导权”问题，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学者都据西方文论资源，把它归功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其实，苏联文艺界在1924年5月9日召开的“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会议上，已经开始讨论这个概念，一些作家“总是谈到霸权”③。时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党派不分性质，只要有阶级，有利益，有争斗，有统治与被统治，就会有领导权(霸权)问题存在。文坛上有“作者集团和编辑集团”{4}，即使是同一话语阵营，同样也存在话语权的争夺问题，因为“单对某一派言，它还会有争夺，为领导权，为宗派，为行帮与私人利益，为口号，甚至于为个人意气爱憎，而有各种争夺。凡稍稍知道年来中国文坛内幕的人，对于这件事就必然明白它是如何情形”{1}。
在话语权力场中，权力话语总是具有优先发言权;在革命文学阵营中，照样存在权力等级和秩序，故此，左翼文学阵营内的话语权力争夺不可避免。左翼内部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除了内容理解上的分歧，还有一个谁先谁后、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话语权力的争夺问题。抛开话语权，仅从学理层面考量，就连旁观的自由主义作家都说：“两个口号字面上虽有不同，但实际内容大致相同，我认为并无争论必要”，只是由于“年轻的新人不屑落在文坛前辈之后，才引起这场争论，今年的文坛以此为最大的事件”。{2}
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人们自然也能看到口号之争背后的话语行为：茅盾说这个论战的起因在于“英雄主义的作怪，惟恐‘领导权’旁落”③，夏征农主编的左翼刊物《新认识》也说这一论争根子里“就是统一战线的‘主体’或‘领导权’的问题”{4}。当事人之一的胡风后来的回忆同样坚持这一论争的领导权争夺问题，他说当时左翼内部一些青年作家“文坛关系有了，政治靠山和资本靠山有了，文坛权威如果能够确立，那会取得怎样一种地位的辉煌前景完全在握”{5}。
然而，两个口号不同于普通文人所提的文学概念，它们关联着左翼组织关系及其对外形象，这种“革命同志”之间的内部权力争夺无疑有损左翼作家的集体形象。就连自由主义作家都能看到：“文坛上派别之争，影响政治感情”{6}，左翼内部自然也引起警觉。郭沫若批评说：“同一阵营内为着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意识，而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口号，作为对垒的形势，这无论从对内的纪律，对外的影响上说来”{7}都不好。左翼之外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不点名地批评说：“一派作者之间，在争真伪，争嫡庶，……不为事实而战，将为名分而战”，这是“文坛上的多反复投机者，明争暗斗的倾向”的不良表现。{8}
从组织程序来看，不难看出争论的症结所在：左联任何口号都必须体现中共政治意图，并须经左联党组会议通过，鲁迅虽是左联盟主，但在组织上毕竟是党外人士，由他提出相关口号，不和周扬商量，而是和茅盾、胡风这等一般左联成员商议，从组织程序而言缺乏合法性。郭沫若指出，假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的“手续”“经过了适当的诠议，那自然是没有问题”，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之提出，在手续上说既有点不备，而在意识上也有些朦胧”。{9}郭沫若此语意思极为明白：左联方面提出的任何口号都应受中共党组织的规训和制约，任何口号都是具有政治意味的文学话语，而非一般文学家提出的文学定义或命题。
鲁迅这个中共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根本不懂得政治圈内的规则，他只是从艺术的角度考虑这场争论：“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10}此段话显得十分书生气，一向思想深刻的鲁迅，看待这个问题时却没有显出其应有的深刻：权力话语者的目标恰恰在于“争口号”而不“在实做”，而且他们“喊口号，争正统”，根本不是为了“作为‘文章’，取点稿费”，就是为了显示取得话语支配权，显示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不过，鲁迅以其作为文学家的敏感，从人性和自由的角度发现了权力话语者的支配意识，称他们是“文坛皇帝”{1}、“奴隶总管”{2}、“元帅”和“工头”，③也发现了权力话语者假革命、真自私的一面：“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气魄”“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理论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和行帮现象”，同时洞悉了他们内心的真实动机：“借革命以营私”，“争座位，斗法宝”，“锻炼人罪，戏弄威权”，也指出了他们进行权力争斗的手段：“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如此种种做派，说到底无非是因为他们“包办”着左联的“领导权”。{4}
左翼内部两个口号的“正统”之争鲜明体现了话语的外在控制原则，话语的外在控制原则是通过排斥规则实现的。话语排斥规则是特定社会群体、组织中的规则或潜规则，这些规则或潜规则决定了谁有权说谁无权说、什么话题可以说什么话题不能说、在什么场合可以说在什么场合不能说、说出的对象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排斥规则及其实施结果形成了不同形态的话语。实施排斥规则者往往是那些占据权力中心、能够禁止别人说话的集团或个人。比如，左联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鲁迅虽然是名义上的盟主，却不是这个组织真正的中心人物，左联真正的中心人物是中共党组负责人。根据组织程序，左联相关口号应当由党组负责人周扬或徐懋庸召开左联党组会议，而后由秘书处发布;鲁迅作为中共以外的成员，从组织程序上说，左联党组扩大会议可以邀请他参加，但党组本身的会议可以把他排队在外，甚至对其保密。左联的几任政治负责者中，周扬和徐懋庸，的确也是如此对待鲁迅的，这种做法虽然从统战和人情的角度显得不妥，但从组织程序上确也没错。周扬、徐懋庸们一是年轻气盛，二是受党内官僚习气和关门主义的影响，在许多事情上既不和鲁迅商量，又不向鲁迅解释说明，由此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成见和许多不必要的误会。
左联的权力者之所以那么认真地争口号、争领导权，是因为在权力话语系统中，话语的真理性及意义恰恰就是由权力系统中的位置而非认识上的真知灼见所决定的。当话语系统中权力决定真理的时候，权力者自然要打着真理的旗号，压制、禁止和排除他人的声音。左翼文坛的权力者十分明白权力话语的内涵，他们追求的不是自己是否道出了文学的真理和客观性质，而是自己是否具有表达文学真理与客观性质的表达权;他们在意的不是自己说得对不对，而是自己能否说以及有权说。话语权力追逐的结果自然造成文学研究和认识中的宗派主义，左联的权力者以“革命”为护身符，对中共党员以外的作家排斥，“莫斯科”及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发布指示解散左联，理由就是左联有严重的“关门主义”，“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谩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5}
话语意指实践完全受制于组织制度的约束和限制。理论认识无权力限制，话语行为却受政治组织内的制度与规则限制。苏联因政治需要解散“拉普”，同时也废除了“拉普”提倡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同样，王明控制下的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纸书信就解散了战斗了6年的左联，从此，左联以往所有的理论主张和理论政策不复存在。在左联内部，周扬、徐懋庸们之所以敢“小不如意”就“定人罪名”，那是因为他们“倚势(!)”，而这所谓“势(!)”，其实也就是组织及其制度，如“共产国际”、“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左联”等等，以及这些组织内部相应的制度、规则，如“保密条例”、“惩治××条例”之类的东西。
左联文学理论话语化的另一表现就是其意指实践的不稳定与前后的不一致性。话语的存在方式与知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不同，知识更新是由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决定的，话语则是由组织和制度内的条令决定的;知识成果一旦产生，会有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性，话语却不具备稳定性，话语陈述可以随时根据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的需要随时修改。左翼文坛的左倾关门主义完全是由国际国内的政治因素造成的，其改变也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张闻天、毛泽东相继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国际组织通过左联驻莫斯科代表萧三写信批评左联的左倾关门主义之后，时任左联党组书记的周扬立刻在理论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发文声称：“宗派的自满对于我们是毫无因缘的。我们要承认革命文学之外的广大的中间层文学还拥有着大多数读者这个事实。”{1}周扬由一个左倾“关门主义”者一跃而为“开门主义”者，从逻辑的角度看匪夷所思，从话语的角度看又十分正常。政治是人生激流中的漩涡，任何人一旦涉身其中，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再想脱身，难上加难，从此只能“长恨此身非我有”，不得不服从和听命于集团内组织的安排。任何政治组织内的成员都必须放弃个人意志，服从组织意志和制度安排，化个体独立人格而为集团规定的政治人格;如同赌局中的赌徒，置身其中固然可能捞上一把，但更可能输得精光。周扬左联时期在观点上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周扬不是普通的批评家或理论家，而是中共文艺官员和政治宣传员，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角色规定下，周扬没有独立人格和认识个性可言，他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部门的意图，党所令他必须行，党所禁他必须止。
左翼文学理论话语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左翼理论家们只会从话语(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矛盾斗争)角度思考和看待问题，在话语之外不会思想。左翼权力话语者关心的不是文学创作与理论认识水平的高低，而是理论口号的构制与宣传，这使左翼文学理论成为苏联文学理论的镜像与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左翼文学及其理论以苏联文学理论为中心和参照，根据苏联的政治意志进行理解、规定、塑造、建构。例如，三十年代初，在苏联“拉普”提倡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规训下，左翼文艺创作出现了“概念主义的倾向”，“到一九三〇年我们的有一些批评家又更进一步号召我们的作家：尽可大胆地把‘政论’加进作品里去。本来我们的作家，在初期因为误解了‘宣传’的意义，已经有些人写了不少的‘口号标语’，到后来自然更乐于把一些抽象的议论放到作品中去了，而且在一九三〇年那一‘发狂’时期的空气下，不如此，仿佛便大有右倾的嫌疑，因之有一些在初期本来在努力避免概念化的作家，也有些动摇起来，在作品中大发议论了。这样的结果，我们有不少的作品，于是织成了‘论文’，直到今天我们的新旧作家中，这样的流毒还残存着在”{2}。
话语化的理论，其结果就是取消理论。话语场中，只有政治、权力、欲望、意识形态等的角逐和争斗，不再有艺术和真理。左翼文学理论走向话语化之途以后，根据政治话语的要求和话语的排斥原则，除了上级组织指示和苏联文学理论，一切理论对象都被左翼阵营排除在外，外国文学理论中，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无论是19世纪以前和各种理论还是20世纪初盛行的现代主义理论，统统成为左翼文学阵营的否定和排斥对象。故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理论中，从文学知识层面能够找到的文学概念，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典型”、“形象”、“真实性”等几个有限的术语了。
【责任编辑 付国锋】
作者：张清民
第三篇：当今世界左翼政治力量内耗现象探析
〔摘要〕
当今世界左翼政治力量特别是多国共产党组织无论是相互之间还是内部自身，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各种形式的纷争和内斗之中，内耗的主要动因是思想分歧、路线之争和权力利益争斗。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在21世纪仍未得到有效克服的重要体现。这种“恶性肿瘤”成了制约和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苏振兴的主要障碍之一。许多政党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但短期内很难从结构上真正解决。考虑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如何实现合作和联合，必须在此基础上认识并制定相关对策，既要看到前途的光明，但更要实事求是，不宜盲目乐观。
〔关键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左翼政治力量;政党外交
〔
世界左翼政治力量一般是指以各种内涵的社会主义、进步主义为追求目标的各国共产党、部分左翼政党、大多数社会党等在内的多类政治组织的通称。在政治光谱上一般称为左派，它们都是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政治力量。〔1〕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左翼力量特别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左翼力量遭受重挫，多数政党组织在低谷中徘徊和艰难挣扎。内外形势与环境的变化需要它们摒弃前嫌、联合对外、共同对敌。然而现实政治的博弈和斗争，又使它们中的多数未能走到一起、并肩战斗，即便有些党实现某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大都难以顺利推进和善终。当前左翼力量之间的这种内讧与争斗，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仍处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解当今世界左翼政治组织之间合纵连横的新情况，是我们跟踪并把握国际政治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变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的重要线索，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与学术研究价值。
一、当今世界左翼政治力量内部纷争的主要特点概述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类左翼政治力量面对资产阶级保守与反动势力的挤压和围攻，各自及相互之间都在探索和尝试某种程度的联合与合作，也有过一些政策举动。但相对而言，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内耗与争斗反而更加凸显，给不少政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带来严重后果。
(一)不同左翼政党之间难以“抱团”，多是各自为“政”。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生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大都处于新自由主义攻击和保守政党打压的相似境遇下，它们本应加强相互联合、共同对外。但现实状况却并未依据这种政治逻辑发展，最明显的是同为左翼阵营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基本上各自为政，甚至是挤压对方。新世纪以来，德国政党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从原来的四党格局演进到德国左翼党走上政治前台的五党格局，对于传统的大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讲，维系多年的“最小胜利联合”〔2〕的政治逻辑已经失效，时代的发展变化需要传统大党与时俱进、有新的思维。然而，德国社民党自两德重新统一后的多次大选中均誓言：宁愿在野，也不同左翼党在国家层面结成所谓“红红联盟”。该党甚至在多次大选前，事先就排除了与左翼党结盟的选项，实际上是自断与左翼党的联合之路。另一个欧洲国家希腊也是如此，希腊近几年连续举行两次大选，作为第一大党的激进左翼联盟(希腊左联党)并未与同为左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泛希社运)、希腊共产党联手，而是同非左翼的“独立希腊人”党联合执政。意大利民主党是从左翼民主党演化而来的，而左翼民主党的前身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于1992年改名更性为左翼民主党，并加入到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该党在2013年大选中，拒绝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结盟参选，使得重建共只好与其他几个左翼小党结成竞选联盟，但未能跨过4%的门槛而无缘进入议会。西班牙联合左翼是由西班牙共产党主导创立的一个相对松散的左翼政党组织，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西共和联合左翼内部围绕政治、战略与纲领的争论和分歧日益加剧，联合左翼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3〕
在发展中国家，左翼政党之间的不和现象也普遍存在。一些国家在选举或政府组阁时，左翼政党排斥左翼“兄弟”的情况屡屡出现。墨西哥在2016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劳动党在各州分别与右翼的国家行动党联手，共同对付左翼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有意削弱革命制度党在国家层面的执政地位，最終赢得了12州中的7州州选。南非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之间的不和谐近期也曾一度显露，同工会大会构筑的铁三角联盟裂痕在增大。2017年6月召开的南非共十四大在强调三方执政联盟重要性的同时，却又公开表达了“独立参选”的意向，甚至表示要尽早出台该党独立参选的路线图，这是自新南非诞生以来所未有过的情况。印度国大党与印度共产党(马)和印度共产党，长期以来较少开展有实质意义的合作，更多的是在某些地方邦结成过不紧密的竞选联盟而已。事实上，在国大党2004—2014年执政的十年间，两个共产党在政府高官腐败等许多问题上也同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立场一样，痛斥国大党政府，并对其一些政策进行抵制。在其他不少国家，左翼政治力量内部间这种不和甚至“同室操戈”现象，最终的结局多是一再地让亲者痛、仇者快。
(二)非执政的共产党“阵营”内部四分五裂。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些非执政共产党尽管也在探索各种联合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在反对资本主义目标下的合作途径。例如，由希腊共产党等发起创立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到2017年底已经召开过19次会议。但也要看到，在该平台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派系，相互间的观点立场差异甚大。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相互间不时暗中较劲，抢抓主导权，导致有的会议甚至连一个统一的“最终声明”都难以达成。2016年在越南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第18次国际会议以及2017年在俄罗斯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工作组协调会上，围绕中共、朝鲜劳动党等加入会议工作组的问题，内部就分成了以希腊共产党、哈萨克社会主义运动、苏联共产党(苏联解体后成立的新党——作者注)等极个别党为代表的坚决反对派;以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大多数党结成的坚决支持派;还有以叙利亚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为代表的沉默派。在一些地区内部，共产党之间不仅整合困难，而且是相互间在不断地进行打斗和内耗。据西欧有的共产党内部透露，欧洲共产党尽管已十分弱小，但当前却在其内部分化成事实上的三大派别：一是以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德国左翼党等为代表的革新派;二是以希腊共产党和一些激进共产党为代表的传统派;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共产党，包括葡萄牙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意共产党人党等，总体上属于温和派。三派在围绕社会主义、欧洲一体化、如何看待国际资本主义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买账，难以协调一致地行动。尽管这些政党组织也在欧洲范围内成立了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区域性政党组织——欧洲左翼党，但欧洲共产党内部间的这种矛盾与分化，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削弱其在欧洲特别是欧盟这一舞台上本已很小的作用与影响力。同样，拉美国家共产党内部步调也不一致。例如，各党对马杜罗主政的委内瑞拉局势就存在不同的立场与看法，多数党总体支持马杜罗政权，但也有包括墨西哥劳动党等在内的个别党对马杜罗当局的激进政策颇有微词。
(三)本国共产党之间相互竞争和拆台，甚至成为政坛对手。苏东剧变以来，在世界非执政共产党中，可以概括为一种总体趋势就是：多国共产党之间分裂严重，矛盾冲突经常发生，大大削弱了左翼的整体力量。〔4〕那些存在多个共产党的国度，大都发生过内讧与互损情况。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与共产党人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分离以来，双方总体上是争多和少，即便是在2008年大选严重失败、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进入国家议会的惨局下，两党仍在互挖对方“墙脚”，导致本党部分党员流失或向对方分流，造成两败俱伤。多年保持意大利第五大党地位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如今已沦落为在国家议会、欧洲议会没有一名议员的边缘小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与共产党人党两党党员分别从90年代后期大约12万和3万人，急剧下跌到近年来的不足4万和数千人。在尼泊尔，仅自2008年以来，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中心)两党为了权力、利益数次博弈，相互拆台。近几年来，它们各自分别联手右翼的尼泊尔大会党，逼对方的政府总理下野，甚至把对方从执政党整为在野党。2016年中期，尼共(毛中心)以尼共(联)不守信为由，联合大会党将后者赶下台，普拉昌达再次出任总理。在前几年，它们还各自把当今尼泊尔政局动荡、国家政治转型遇阻、制宪会议久拖无果的责任推给对方。
更有甚者，极个别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这种“相互掐架”，有的还打到了国际场合。2015年在土耳其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来自墨西哥、巴勒斯坦等国的几个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一平台上彼此水火不相容，其中先加入会议机制的党不让本国后来的党进入会议机制，在数十个共产党面前上演“同室操戈”。
(四)多国左翼政党内部乱象丛生，内斗不断带来党的分裂，直至没落。多年来，世界多国左翼政党包括诸多共产党党内大都是山头派系林立，内讧、倾轧导致的结果多是本党的分裂和内外形象受损，有的党则是加速衰落。尼泊尔毛派政党的历程比较典型。2008年执政以来，联合尼共(毛)〔现已改名为尼共(毛中心)〕党内围绕权力、路线、结盟等问题的斗争持续不断。正是围绕上述问题，该党形成了以普拉昌达为首的主流派、以基兰为首的激进(传统)派和以巴特拉伊为首的所谓“温和”派。三派之间多年来互相倾轧、各不相让，最终导致基兰派分裂并于2012年另立新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以及巴特拉伊退党的不良后果，致使尼共(毛中心)从原来的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大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不及尼共(联)的一半。有材料显示，到2016年5月，尼泊尔仅毛派政党就达十个之多，可见分裂之甚。〔5〕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去世之后，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内矛盾也日趋凸显，2014年6月，马杜罗撤换了长期以来主管国家经济事务的计划部长希奥达尼，并指责其“背叛”了查韦斯的方针，而希奥达尼则发表公开信，批评马杜罗领导不力。统社党领导成员之一、前政府部长纳瓦罗也因公开支持希奥达尼而被开除出党。〔6〕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冷战后曾连续两届执政，成为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力量“重返”政坛之美谈。然而，正是在执政过程中，党内围绕权力、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从未停止过，不少领导人甚至是基层干部，对党主席沃罗宁长期个人大权独揽、任人为亲、打压异己、听不进不同意见日益不满和怨愤，导致党内少壮派和有作为的领导人、总理格雷恰内等离党，于2011年成立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者党。直至2016年，以该国议会副议长、本党议会党团主席为代表的14位议员集体退党，致使其在议会席位减到7席，不到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该党从曾经多年的第一大党、执政党沦为目前的一个议会小党。
同为左翼的不少社会党也是如此。德国社民党内部在世纪之交围绕“2010改革议程”出现了重大分歧，以拉封丹为代表的传统左翼，坚决不同意施罗德所主导的那种完全新自由主义式的“激进改革”，社民党所影响的工会也对这一改革甚为不满，导致拉封丹派同以施罗德、总书记明特费林等为代表的主流派彻底决裂，前者于2005年另立新党——德国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抉择党，2007年该党又与德国民社党合并组成德国左翼党。德国社民党以这次分裂为转折点，持续走下坡路，从原来与基民盟实力大体相近，而在此后的三次大选中，双方差距明显拉大，大选得票率相差十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2017年大选该党仅获得20.7%的选票，有滑入二流政党的危险。印度国大党于2014年加入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是该党意识形态的四大支柱之一。〔7〕该党在百年历程中，曾发生三次大分裂，最近的一次重大分裂是1978年，英迪拉·甘地组建印度国大党(英迪拉派)，成为实力最强的一派，而以布·雷迪等为代表的一派则改名为国大党(社会主义派)。
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内部，那些基本不掌权甚至长期在野或短暂参政的政党，也同样为权力和路线方针展开内部倾轧。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1991年成立以来，据称至少发生过12次以上的大小分裂，有的分裂给该党带来重创。1995年，该党内的激进势力指责主流派“脱离共产主义传统”并集体退党。1998年该党围绕对中左政府的财政法案发生分歧，以科苏塔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与党决裂，于1999年另立新党——意大利共产党人党，意重建共至少损失五分之一的力量。2006年，在该党重新参政后，该党内的托派因坚决反对参政而脱党，并于当年另建意大利劳动者共产党。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党内费雷罗派和温多拉派的争斗日益公开化，两派围绕权力分配、路线的制定多年博弈，最终以温派于2009年退党、另立“左翼运动”而告终。此后该党仍接连发生多次分裂，致使其在意政坛完全边缘化。此类事件可以说在许多共产党内不胜枚举。
二、当今世界左翼政治力量内斗不断的深刻教训与基本原因探析
世界左翼力量在众多领域场合下长期内耗、不能联合求大和向强，其原因复杂多样，难以一概而论，总体讲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和综合作用所致。不少黨教训十分深刻，其主客观原因都不可忽视。
(一)教条主义地坚持所谓原则，思想解放不够。在世界左翼力量的联合中，思维观念的禁锢和僵化是导致合作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党在面对左翼力量联合问题上，不少是因为固守原则立场而封堵了灵活求变之路。希腊共产党就明确表示，绝不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谋求组建政府，声称自己是希腊政坛最正统的左翼力量，拒绝与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合作，包括泛希社运、左联党等。希共反对中共加入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工作组协调机制，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担忧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声称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大国密切互动，并经常参与世界地缘战略博弈，因此中国加入工作组只会降低该机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份量”，等等。从中不难看出该党的教条与僵化。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左翼政治力量之间以及内部的联合之所以难以实现与顺利推进，许多党的思维僵化和思想禁锢是主因。尼共(毛中心)主席普拉昌达就曾表示，该党原领导人基兰固守旧有思想，坚持武装夺取政权，因此错失了许多同尼共(联)等左翼政党合作而挤压大会党的机会。基兰自身也承认，该派决不放弃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也是其从尼共(毛中心)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见，在大多数左翼政党特别是非执政的共产党内部，这种状况短期不会得到根本性改观。对此，就连被西方学界和媒界长期认为相对激进的德国共产党，在2017年11月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圣彼得堡第19次会议上都表示：当今不少共产党仍活在过去，他们只是手拿书本，不看现实。
(二)政治包容性不够，不善于求同存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惨痛教训。然而在21世纪不少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党依然在此方面继续重蹈覆辙，它们不是在妥协中维护内部统一，而是在斗争中排挤不同政见者，直至把战友、盟友变成对手、敌手，这种“政治悲剧”甚至在几个国家的主流政党乃至执政党中一再重演。例如，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第二任期后期，党内持续的争斗导致曾经的战友出走另立新党成了竞争对手，但该党领导人沃罗宁并不以为然，也没有真正地从中汲取教训。如在2009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该党虽仍为第一大党，离赢得总统职位只有一票之差，却得不到其他任何政党的支持，而是一党孤军奋战，最终政权旁落、在野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已经离党并另立新党的民主党领导人卢普就曾明确表示，摩共应该学会与其他各党派合作。在亚洲，典型的就是尼泊尔几个共产党。多年来，尼共(聯)与尼共(毛中心)之间的斗争多于联合，两党加上分裂出去的基兰领导的尼共(毛)，三个共产党足以成为本国政坛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三党多数时间并不是求同存异，共同联合对付大会党和马德西党等保守政党，而是内部混战，让大会党等从中“渔利”。前几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几个共产党与大会党的共识竟然多于共产党相互间的契合，这是造成尼泊尔两大共产党合作成果不彰的深刻原因。而这种结局本应是可以避免的。可喜的是，两党近来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都在进行反思和调整，并于2017年底结成竞选联盟赢得大选，而实现共同执政，而且在2018年初两党签订了合并协议，成立统一的尼泊尔共产党。当然，不难预料，合并之路不会平坦。
在西方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的语境中，多是把共产党等政治力量列为所谓“激进左翼”，把社会党等政治组织划入所谓“温和左翼”。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另当别论，而委内瑞拉学者史蒂夫·埃尔纳通过对拉美许多激进左翼政党组织进行分析比较后得出结论说：与温和左翼不同，激进左翼更不愿意与对手协商并达成协议，也不愿作出重大让步。〔8〕此说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当今国外一些非执政共产党的政治表现。
(三)历史恩怨纠纷的制约，影响左翼力量间的联合。事实上，上述许多左翼政党在历史上或者是同根同宗，或者甚至是同党，但后来的政治分野与组织决裂，使相互的信任关系受创，怀疑甚至敌意之心久久挥之不去，进而导致彼此在本国政治生活中的感情用事多于理性思维。墨西哥民主革命党是从革命制度党中分裂出来的政党，但此后多是把革命制度党视为对手乃至主要对手，甚至到2007年党的第十次特别党代会仍誓言“拒绝同革命制度党组成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盟”，可见旧怨之深。摩尔多瓦2009年议会选举结果出笼后，如作为第一大党的摩共能与第四大党卢普领导的民主党结盟，摩共可望继续执政，但从摩共脱党的卢普表示，其深知摩共的行为与思想方式，不会与之合作，可感知它们彼此成见之深。希共与左联党、德国社民党与左翼党等难以结盟，意重建共同左民党(现民主党)在结盟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摩擦，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历史恩怨的影响。
(四)奉行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政治投机行为，进一步伤害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左翼政党相互间以及内部之间的争斗，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对外联合的功效，而这多源自于权力与路线斗争的结果。为了争权夺利，国外一些左翼政党乃至表现出一种不可理喻的两面性：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僵化教条，看似为一些所谓“原则立场”誓不妥协;另一方面它们又在政治博弈中异常善变，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特别是权力，甚至可以超越政治底线，与左翼共同的政治对手进行无原则的交易、联手，来打压曾经的“骨肉兄弟”，甚至将其拉下马。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尼泊尔两个共产党都曾多次为赢得选举、谋求权力和执政，从事哪怕是冒险的政治投机。正是这种无底线的投机行为，导致部分国家左翼力量之间连共同对付右翼敌手的起码联合都很难做到。这就是一些国家左翼政党既为右翼势力所利用、又遭其鄙视的深层原因。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近20多年来几乎没有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与其他左翼政党结成过竞选联盟，希腊共产党与左联党也大体如此，更别说它们能为了共同的理想事业，进行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与联盟了。
(五)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对左翼政党的分化与破坏战略起了一定作用。近几十年来，左翼政治力量之间为何未能实现根本和完全意义的联合，固然是主观原因居多，但也确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竭尽全力的阻挠、分化和破坏。这是导致部分左翼政党难以真正走到一起的重要外因。正是德国联盟党等右翼势力长期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丑化宣传，对德国社民党(以及后来的左翼党)妖魔化的蛊惑，使德国社民党在政治上难以逾越两党实现在联邦层面合作的心理底线，制约了社民党的合纵连横战略，而为联盟党自身的纵横捭阖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尼泊尔两大共产党何以很难实现长期、真正的联合，固然有两党自身的主观原因，但尼泊尔大会党从中挑拨，尤其是印度、美国等资产阶级势力的渗透、影响和干预，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对世界左翼政治力量联合的相关思考与认识
世界左翼政治力量内部间的纷争与倾轧，从20世纪一直延续到21世纪，几乎成了深植于其内部一颗难以拔除的“恶性肿瘤”，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整个左翼政党力量间的合作与联合，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复苏与振兴进程，教训极其深刻。我们应加强对此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力度，把握其发展演进的新去向，并适时制定灵活可行的对策，以免陷于被动。
(一)多样性、多元化对世界左翼政治力量是一把“双刃剑”，因掌控不好而产生的消极后果日趋凸显。世界部分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党冷战后相继放弃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思想上的“开放”和组织制度上“大松绑”，尽管带来了部分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势头，党内活力有所增强，但同时伴随的松散化和分离倾向，又在相当程度上对冲消解了这一成果。因为观点主张相左、意见不统一而动辄另起炉灶、分道扬镳，成为不少左翼政党处理内部和相互关系的“经验之道”，成了一种惯性，这与世界左翼政治力量谋求联合求强的意愿和目标背道而驰。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里，它们很难走出这一怪圈。当今世界左翼政党这种思想多元化所带来的组织机制松散化、分离化的趋势，其不良后果甚至引起国外执政的共产党和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党之高度关注。
(二)左翼政治力量只要内乱不止，对外联合就是空谈。世界左翼政党组织内部的整合是实现外部联合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纵观国外大多数左翼政党特别是非执政共产党的情况，内部不和始终是横亘在其前进和发展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正如有学者在分析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现状时所指出的：党内纷争是制约欧洲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9〕左翼力量之间和内部这种长期的“内乱”与不统一，使其无力顾及“外联”，也难以在对外联合上展示自信。实际上当今世界多数左翼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安内”，各党及整个左翼内部只有在遏制内讧特别是分离、分裂趋势的前提下，才可能为外部合作创造适宜的条件，真正走上联合之路。一些左翼政党领导人也认识到其重要性，像尼泊尔共产党(毛中心)、坦桑尼亚革命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等党的领导人近期都曾发出“团结就是出路”“团结就是胜利”的呐喊。但也要看到，国外大多数左翼政党内部这种“结构性难题”，远非思想认识到就能轻易得以解决的。
(三)世界左翼特别是社会主义力量间的联合需要探索新思路。21世纪的世界政党政治同上世纪相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政党政治“碎片化”以及民粹主义等思潮的泛滥，大大挤压了左翼政党特别是非执政共产党的生存发展空间。各所在国内部特别是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共产党的丑化与抹黑，严重制约了许多共产党对外寻求合作、联盟的空间与机会。对世界共产党而言，传统的对外联合思路、路径和模式，很难在当前的主客观条件下完全走得通、有成效。如何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或广泛联盟，还需突破传统思维，探索新的路径和模式，仍需要许多党不断解放思想，在机制、政策等方面开拓创新，比如能否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的主题性的动态联合与联盟，寻求多样化的、灵活的合作方式和途径，等等。
(四)对世界左翼特别是社会主义力量联合的政策考量，应从长计议，立足现实，力戒冒进。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内部关系复杂，多党自身及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实现有实质意义上的联合和统一的对外行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一支左翼与社会主义力量，究竟采取何种态度、方略与政策，影响重大。我们在战略上要增强四个自信，相信社会主义未来必定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在策略和具体政策上又要慎重稳妥;既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立场，不扛旗、不当头，又要积极地有所作为，以左翼政党力量一员的身份，适度参与到一些低敏感度的交流合作之中。
〔参考文献〕
〔1〕钟清清.世界政党大全〔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4.978.
〔2〕林勋建.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235.
〔3〕Vicky Short， Spain： United Left Splits as It Lurches Further Right， http： //www. wsws.org/ articles/2008/mar2008/span-m06. html.
〔4〕姜辉.西方左翼何去何从?〔J〕.国外社会科学.2015，(3).
〔5〕张树彬.新宪法颁行后政局演变中的尼泊尔共产党〔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1).
〔6〕徐世澄.金融危机以来拉美左翼运动和共产党的新动向〔J〕.求实.2015，(7).
〔7〕王家瑞.当代国外政党概览〔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242.
〔8〕〔委〕史蒂夫·埃尔纳，刘玉、孙雁编译.执政的拉美激进左翼：21世纪的复杂性与挑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J〕，2015，(4).
〔9〕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现状及变化评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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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蒲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