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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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学叙事论文范文

文学叙事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探析

摘 要：延安文学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文学与政治上均取得成功，深刻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是延安时期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典型范本，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今天我们思考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文学叙事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小二黑结婚》

文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延安时期党运用文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入成熟期，并在实践中取得较大的成就。小说《小二黑结婚》作为延安文学的代表作，它的创作过程及其思想性、政治性，决定了这部作品成为延安时期文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典型，对新时代我们如何更好地运用文学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和影响

《小二黑结婚》创作于1943年，其作者是素有“人民作家”之称的“山药蛋派”创始人赵树理。1943年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同解放区的其他地方一样，文艺工作者们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创作方向，此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学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要求文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受《讲话》的指引和启发，当时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调查研究室工作的赵树理，开始了自己在群众中的调研工作。调查中一起命案引起了他的注意，横岭村民兵小分队队长岳冬至因为与同村姑娘智英祥自由恋爱遭到村长和村秘书的嫉妒，被村长为首的几名村干部秘密打死并伪造成自杀，在案情水落石出、相关人等被判刑以后，当地民众的反应却让人心寒，不仅是周围的群众，甚至是岳、智两家的人都认为岳冬至虽罪不至死，受点教训却是委实应该的，因为这对男女公然自由恋爱、谈自主婚姻为当地习俗所不能容忍，岳冬至既已死，活着的智英祥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祸水”，从此只能远避他乡。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让赵树理感到气愤和震惊，要知此时边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暂行条例》已实行了两年，当年又推出了《妨害婚姻治罪法》，但法令条例却遭遇当地传统的强烈抵制。受此事件的触动，赵树理创作了几近万言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这部小说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非常贴近当时的实际生活和革命形势，在写作手法上，模拟评书的形式，从题材到语言都切合农民的思维。小说一经推出便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那时，新华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最多销量两千册，可《小二黑结婚》却印了两万册，并在第二年决定再版两万册，当地的各种地方剧（包括秧歌、梆子、落子等）也趁热打铁，随即将之在舞台上演出，民众观看热情不减。a当时的文艺界给予《小二黑结婚》高度的评价，称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b。《小二黑结婚》从此成为解放区文学的起点和典型，并与赵树理的其他问题小说一起树立起文学的“赵树理方向”。

二、《小二黑结婚》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延安时期，抗击侵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党的革命不仅要依靠政治和军事的斗争，还要依靠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意识形态斗争。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c“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d在文学领域，小说《小二黑结婚》率先做出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较大的成效。

（一）政治导向价值——表现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党的政策，促进党的工作的开展

赵树理称自己的小说为“问题小说”，但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不同，“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只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药方，赵树理的小说却在面对问题时，向读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求助于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小二黑结婚》中正是因为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及时干预，现实中的悲剧才得以走向故事中的喜剧结局，区公所支持了小二黑和小芹的抗争，洞察了村霸金旺、興旺的反动，严惩了这对混入人民基层政权的恶霸，同时区长还对二诸葛和三仙姑进行了批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愚昧。作家在这里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契合，不仅有力地宣扬了党的领导的正确性，而且引导读者认识到民主政权为民服务的本质。

从小说初步反映出的爱情婚姻问题来说，与作家创作初衷一致，小说也较好地起到了宣传边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暂行条例》和《妨害婚姻治罪法》等婚姻法的作用。小说全篇都在向读者传达着婚姻自主的观念，更直接将婚姻法令写出，如“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等等，通过一个曲折好听的故事将党的政策或明或隐地展现，不仅让民众了解到党的政策规定，而且让广大的农民理解到党的政策的合理性，从而自觉接受党的政策，为党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思想教育价值——表现为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转变农民的思想意识，实现对农民的思想启蒙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就以“启蒙”为己任。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底层人民的思想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启迪民智、提升国民的思想素质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奋斗的目标，如鲁迅，即强调做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最终“启蒙”却始终在知识分子间流转，成为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自我启蒙，对底层民众（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民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启蒙却一直徘徊不前。“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过于强调自己的知识精英立场，由上而下俯视民众的姿态让他们始终与普通大众存在隔膜，因此没有找到合适的对普罗大众的启蒙方式。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民之间，他的思想和情感是农民式的，因此他能在传承五四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自然地放下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凸显自身农民的部分，做“文摊”文学家，以文学的通俗化表达寻找启蒙的有效途径。

《小二黑结婚》中叙述者采用了农民的视角，从农民的价值体系和思想感情出发，模拟评书的叙述手法，采用丰富的民间语言，描绘出农村真实的社会现实，对长期生活在闭塞乡村的农民来说，这样的讲故事手法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故事中的人和事为他们所熟悉，故事中体现的价值取向和传达的思想观念也在无形中被他们所接受了。如小说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一个“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黑道黄道”，一个“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落下许多笑话，成为前村后村的谈资。叙述者的褒贬倾向引导着读者和观众，民众显然能够理解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反面意义，在嘲笑他们的同时，也看到了封建迷信的虚假和荒谬，逐渐摆脱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转而接受新社会和新思想。而小二黑和小芹不屈不挠、有理有据的抗争，也激励着农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农民，敢于放下封建思想的包袱，反抗封建父权和黑恶势力的压迫，成长为革命的新生力量。叙述视角和叙述手法的改变，把启蒙思想具体化、现实化，符合劳动人民的欣赏习惯，终于开辟出在农村“启迪民智”的蹊径。

（三）社会改造价值——表现为清除社会陋习，转变社会风气，引领民众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促进根据地社会面貌发生改变

20世纪40年代，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地理位置偏僻，以农村和山区为主，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落后导致人民的思想闭塞，陈旧腐朽的婚恋传统如早婚、童养媳、守寡、包办买卖婚姻等被视为天经地义，这对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

要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必须要民众从内心深处真正觉醒，除了依靠法律法规外，改变人们落后的思想观念显得尤为重要。小说《小二黑结婚》以其在边区农民中的深入影响，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继而起到改变社会陋习、革新社会风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首先它通过直白的语言揭露了包办婚姻等陋习的丑恶，表明自主婚姻不仅合法而且值得赞扬，这有力地推动了新婚姻法的贯彻和执行。其次，小二黑、小芹作为先进农民青年的代表，引领着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他们坚持婚姻自主表明他们已有初步的法律观念和平等意识，他们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诚反映出他们道德品质的高尚。新一代的农民青年纷纷效仿主人公，积极追求新社会的思想和道德。再次，二诸葛、三仙姑的转变也为落后农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社会风气随着农民的觉醒而发生改变，摆脱压迫的农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根据地建设和民主革命中，促进了根据地的繁荣发展。

三、《小二黑结婚》对当代实现文学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启示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遵奉“文以载道”的原则，“道”即是凝聚在文本中，通过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的政治意识、思想价值和道德观念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可以说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如何平衡文学与思想教育的关系，让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以实现，是《小二黑结婚》对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带来的积极启示和思考。

（一）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方向

从《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过程中不难看出该小说与党的文艺路线的关系，党对文艺的领导是《小二黑结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典型的文学范本的基本前提。新时代中国正全面迈向现代化，在文艺领域党的领导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根本保障，也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

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就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方向。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e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学作品要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伐，这是文学创作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根本路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一方面，要保证党对文艺工作的引领和指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文艺市场的宏观管理，尤其是加强对网络文学创作和传播的把控；另一方面，广大文学工作者应坚持“二为”方针，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社会民生，创作出更多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引导人民思想向善向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才华。

（二）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小说《小二黑结婚》不仅在延安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人们的追捧，并被改编为歌剧、电影等艺术形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之所以这样，不仅仅在于其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和丰富的民间语言，而且在于其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具有强大的教育和认识功能。2019年3月，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用“培根铸魂”四个字阐明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职责使命。f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根，一个民族不能没有魂，文艺作品应担当起“培根铸魂”的职责和使命。

文学的思想性是文学作品“培根铸魂”的主要途径，“培根铸魂”就是要发挥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新时代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学作品中。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g文艺工作者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指，将其内涵和思想精髓沉淀到作品中，始终彰显人类社会真善美的价值和社会正能量，使文学作品具有思想魅力，能在深层次上启迪读者更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文学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环节。

（三）张扬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应文学性与政治性并举，实现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小说《小二黑结婚》作为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文学典型，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工作路线的浓缩。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生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权极需巩固和发展，文学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领域，越来越被要求与政治走向统一，直至最后完全被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文学一度失去了自身的本质特性和内在运行规律，这严重制约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在今天我們注重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要正确协调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能粗暴地将两者完全同一，也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完全分离，要改变过去文学以政治为绝对标准的观念，不违背文学审美艺术的本质。文学是传播真善美的艺术，以真善美陶冶人、塑造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本身就具有真、善、美的性质，它们都以人为对象，最终都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文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文学要从两者的共同点出发，实现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合理地运用文学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进步思想和正能量，并使读者乐于接受，从而使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a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b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见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 页。

cd《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 页，第866 页。

eg《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f 《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 2019.3 . 4 ， h t t p ： / / w w w . x i n h u a n e t . c o m / politics/2019lh/2019-03/04/c_1124192099.htm.

基金项目： 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2019年一般项目（编号CSZ19016）

作 者： 叶云佳，西华师范大学讲师，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作者：叶云佳

第二篇：音乐与文学的叙事性对比

[摘要]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产物，在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背后包含着相类似的叙事性，本文主要从叙事性角度对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进行对比。

[关键词]音乐;文学;叙事性;对比

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物质实体，通过采用特定的艺术手段形成了艺术符号系统，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有机整体，使艺术呈现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受制于艺术的观念存在的。音乐是一种以声音为物质载体的艺术存在，创作者将音高、音色等元素融入一定的调式调性、节奏节拍系统中，并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前进发展与人们思维的进化中，不断地丰富完善。因其能够承载人们的感情且打动听者的内心世界，故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拥有了无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无论是在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部落乐舞还是古希腊的悲剧、喜剧，都是音乐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并存的体现。因而可见，在人类艺术发展的早期，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是相互结合在一起，原始歌舞中诗乐也是密不可分的两种元素。音乐与文学都属于精神领域的艺术，都是主体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标题音乐自古以来就与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两种艺术形式的相互结合使音乐作品诗歌化、散文化，乐中有诗、诗中有乐，二者在创作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为追求两者的平衡，削弱彼此的特性。促进了音乐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繁荣与发展，但是它们的独立品格却没有丧失。

一、音乐文本与文学文本叙事相似性

音乐与文学两种看似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各自特殊的表现形式背后却包含了相似的叙事性。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音乐艺术，都运用到了声音与时间两种特殊的元素， 文学作品与音乐作品同样都在时间中创造性地展开叙事性陈述，基础载体相同，都是声音。音乐艺术是以器乐、人声发声为载体的多种形式的表现，而文学艺术则是以语言为载体。音乐叙述是抽象间接的，而文学叙事是具体直接的。音乐文本与文学文本在整体结构构成上拥有相似的五种成分，分别为标题、结构、元素、风格、主题。五种成分构成了音乐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基本叙事，其一，标题是每一部音乐作品与文学作品都包含的，只是在众多的音乐作品中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标题进一步对其分类。但无论是文学标题还是音乐标题都对作品的内容起到一定的指向作用，因此人们常认为好的标题使作品更容易被受众读懂，领悟创作者的意图，引导暗示受众去展开想象与联想。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标题会有一定的差别，比如声乐作品抑或是一些内容型标题的器乐作品。这些作品标题一般都与文学性因素相关，这就很容易将作品的内容与表现指向文学作品或是一定的表现意境之中。例如《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草原英雄小姐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品。还有一类标题如《C大调奏鸣曲》更多地指向了音乐作品的形式本体，但也从形式的层面直指音乐的叙事方式;其二，结构对于作品而言就如同人类的骨骼，人没有骨架就无法站立，音乐、文学作品亦是如此。文学中的开始、发展、高潮、结尾，其实就如同音乐中的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与尾声。中国早期声乐作品《踏雪寻梅》中很巧妙地使用了“起、承、转、合”这样一种叙事结构，与文学叙事方式一致;其三是元素，音乐作品中包括了音符、节奏、和声、调式调性、织体、节拍等，文学作品中还包含文字、标点、语态时态等。这些要素在一定语法、句法的相互配合下，创造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在音乐中，相同的音组成的和弦在不同的调式调性中就会产生不同的音效，在文学中也是如此，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句子中就会发生意义的变化，因此说相同元素的不同组合叙事方式完全可能生成不同的意义;其四，创作者生活的时代与环境对于作品的风格形成也具有关键作用，作品的风格就如同人的性格，不同的风格使作品具有不同的面孔，因此也使音乐与文学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更具魅力;其五是主题，主题在每部音乐、文学作品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分，主题就像灵魂一样带动、制约着其他成分的构成。即便有些时候是随意、无目地性，但总是有一种情绪与意境在慢慢地呈示。

戏剧性的情节是文学作品内容的主要特点，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因此就能更加充分地在作品中表现出客观世界的斗争矛盾，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亦是如此。表现戏剧性冲突的方法是多样的，作家既可以通过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例如温柔与严厉、善良与凶恶来表现矛盾，也可以从丰富的故事情节中编织人物关系网，通过复杂的关系网探究出人物内心真实想法。即使是在无故事情节的诗词之中也包含有矛盾对比，作者采用情景的渲染或是动静悲喜的冲突，以达到戏剧性的效果。正是拥有了这些戏剧性元素，埋藏在叙事情节之下的冲突矛盾使作品主题明朗。音乐作品也是一种极具戏剧性的艺术体裁。“音乐的生命在于激起矛盾”[1]，在音乐的发展中也充斥着对比冲突。音乐作品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手法，例如通过音区、音色的变化改变旋律;乐队配器处于平衡与不平衡中交替进行;和声的进行也是在和谐到不和谐到解决再到和谐的过程中，伴奏织体也常采用对比复调进行衬托;等等。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形成音响的矛盾冲突。音乐本体音响层次的叙事引发听众对音乐内容意义的感知，例如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主要描写了梁祝主题、自由爱情、封建势力、反封建势力四个重要主题。其中涉及的三个人物分别为梁山伯、祝英台、马文才。音乐形象在作品中也十分明显，梁祝二人的出现多半是由独奏小提琴与弦乐组担任，而马文才代表的封建势力则是由铜管组来完成。不同乐器本身就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小提琴明亮温婉的音色與铜管乐器低沉刺耳的音色自然形成对比，暗示人物性格特征。作曲中对语言的模仿、紧拉慢唱等技法更好地将音乐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

二、音乐文本与文学文本叙事差异性

音乐与文学的文本区别：文学作品主要采用静态的文字符号来表现。文字文本是其重要表达载体。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现在的文学艺术在传播方面也是多种途径，已不再单纯局限于文字，纸质文本的记录，网络、音频资料都在通过新的途径与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传播，这就使文学文本更加多样化，传播更加便捷。音乐文本一直都是通过多种文本表现，以音符记录的乐谱文本、以流动性的音响记录的音响文本都属于音乐文本。乐谱文本与音响文本通过不一样的途径将作曲家和作品联系在一起。音乐文本与文学文本在文本构成的材料方面的区别也造成叙事方式的差异。文学文本通过语言文字的叙事更加直接具体，在文本意义阐述方面较为直接，但音乐艺术运用抽象的乐谱符号进行叙事表现，在作品意义方面的表达不会那么直接具体而是抽象概括，因而音乐叙事更容易从情绪层面展开而不能从意义层面直接阐述。

文学叙述与音乐叙述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直接叙述，另一个为间接叙述。音乐叙述是作曲家自身想法、心理活动与情感及生活的交融，以音符、音响等形式为载体进行抒发，因此这其中包含了浓重的个人色彩与想象虚幻。文学叙述主要是反映生活，虽然叙述过程中会出现多种修饰及叙述手法，但仍旧是具体直接的阐述。因此可以说受众在欣赏过程中的重点是不同的，音乐上是体验想象多于理解;文学反之——理解想象胜于体验。

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表达之间的差别：文学叙事描述的过程是一种十分具体的描写，人们可以用丰富的语言编织文学故事中有血有肉的故事情节，我们也可以通过语言对人物的表情动作进行直观的表述：例如用“歇斯底里”表现一个人的极端情绪;用“蹲、坐”这样的动词来表述一个人的行为;等等。在文学文本中，我们还能够将“时态”这一概念清楚地阐述，因为在语言表达中我们可以明确表述“过去式、进行时”等。但是在音乐文本中，文学的许多描述方式是不能适用于音乐表达的，同时音乐的表述也达不到文学语言的丰满程度。音乐文本的表达具有其自身的抽象性、想象性与描述性等特征。我们无法从音乐中看到具体的实物，而更多则是通过想象联想的一步步深层理解。

三、结语

罗兰·巴特曾说：“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2]音乐文本也不例外，同样与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本或其他的艺术形式之间都存在这种互文本关系，例如音响文本与技术文本、乐谱文本与文学史学文本之间等等。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诗歌不过是一些词，这些词指涉其他一些词，这其他的词又指涉另外一些词，如此类推，直至文学语言那个无比稠密的世界。任何一首诗都是与其他诗歌互文的……”[3]音乐作品的文本也是一种互文建构，在众多文本中，你会发现后来的新作品原来是对先前作品文本的延伸、改造及升华和偏离，而且它们都源自同一个伟大先驱。众多音乐家以文学作品为创作土壤、文学故事为依据，创作出大量音乐作品。这些超越了单纯文学体裁的作品，不单促进了音乐与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推动了文学与音乐的共同发展。音乐作品在文学作品的支撑下，使其思想内涵与人文精神更巧妙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听众在文学作品提供的文化背景基础上进行音乐欣赏，更容易理解音乐作品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义。内容性标题音乐，音樂文本从创作生成到表演、欣赏的一切音乐实践环节都与背后的文学文本有着密切关系。

[参 考 文 献]

[1]罗小平.音乐与文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24.

[2][3]黄汉华.音乐互文性问题之探讨[J].音乐研究，2007(03)：79.

[4] 黄汉华.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作者：丁鼎

第三篇：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叙事研究初探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最具叙事性的课程之一，其教学过程体现出教师的教学理念。从教育叙事的角度，本文对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叙事性研究及其可能性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 现代文学 教育叙事 教学 理念

Narrativ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

LI Zud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ucational narratives; teaching; notion

1 教育叙事及其应用性

所谓教育叙事，是指教师将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记录下来，并予以回顾、评价和反思，从而形成的关于教育教学活动的“档案”文本。但有些看似“无意义”但包含丰富信息的事件，也需要记录在案。教育叙事，就是将教师自身及其教学活动作为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从教师的角色中暂时抽离出来，站在研究者的角度重新评价自己的教学理念、方法和过程。

因而，教育叙事研究就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教师自身)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教学的理解和评价。因此，教育叙事研究不是理论驱动的，而是经验驱动的，因为它不直接定义、解释和评价教育，而是从教学过程中的丰富经验中进行提炼。具体来说，教师讲述关于教育教学的“故事”，并在“故事”中去理解教育教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某种教育教学理念。也就是说，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教育教学主体(教师或研究者)的“叙事”(故事或者过程描述)来理解和评价教育教学实践，并进行新的观念建构。可以说，教育叙事研究遵循的是从(既有的)经验——理论——(新的)经验的研究路径。

具体而言，教育叙事研究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特点：首先，其叙述的内容是既有的教育教学“情景”或“事件”;其次，其叙述的事件和过程中有相关的具体主体(教师、学生，或教学内容中的人物、形象);再次，教育叙事研究的目的是归纳、总结和反思某种教育理论或观念。因此，教育叙事研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情景性”或“故事性”。也因此，教育叙事研究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而不是基于观念和理论的研究方法。

但不同性质的课程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及教学要求，因而，将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专业性课程教学活动结合起来，是当前国内外课程改革和教育叙事研究未来的重要趋势。专业课程的教育叙事研究，既是教育叙事研究的构成部分，也是具体的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容。基于此，本文将教育叙事研究方法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叙事性特点结合起来，以探寻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可能性。

2 现代文学课程的叙事性特征

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何进行该课程的教学改革，一直以来缺少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由于涉及到众多作家作品，该课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叙事性特征。比如，在讲解某个小说作品过程中，教师需要梳理主要情节和人物，而这本身就是“叙事”。如何对教学内容进行“叙事”，这并非是一个口才和讲课能力的问题，它还体现出一个教师某种潜在的教学理念。

例如在讲解鲁迅短篇小说《故乡》的过程中，可以有两种“叙事”方法。第一种“叙事”方法是首先从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和时代背景入手，然后讲述小说的故事情节，从而在作品中“挖掘”出其主题意蕴，或者得出小说反映了鲁迅及其时代的某种精神特征。第二种“叙事”方法是首先就直接从小说的情节入手，从而呈现小说的“离乡—还乡—再离乡”的情节结构，然后根据这一情节结构去把握小说叙述者的精神特征，再联系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从而去把握作品丰富和深广的历史内容和时代意义。可以说，这两种“叙事”方法，先不论孰优孰劣，体现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理念。第一种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映论”，而第二种则体现的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症候阅读”。

如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进行叙事研究，那么，该课程就获得了双重的叙事性：一是它本身的叙事性体现了某种教学理念;二是对其进行的“教育叙事”可以呈现它的“叙事性”，并用过“再度叙事”进一步反思该种教学理念。因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的教育叙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该课程既有的教学思路和模式，并有助于我们(下转第131页)(上接第102页)进一步推进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更新教学思路、方法和模式，以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总体课程体系结构的改革。

在课程教学改革的总体趋势中，已有许多汉语言文学专业院系要求该课程教师撰写教育叙事。这些散布于各高校及院系和专业教师手中的教育叙事文本材料，即互有差异的教学案例，体现出不同院校和院系对该课程的设置方案、教学理念、教学思路、教学方法与模式，也蕴含着当今课程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趋势。可以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育叙事”，既是研究该课程的教学活动的理论、视野和方法，也是研究该课程教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这些来自课程教学第一线的原始材料为该课程的教育叙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资料，也为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3 现代文学课程叙事研究的策略与可能性

从教育叙事的文本形式来看，叙事研究文本既呈现了教学的过程，也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和经验，甚至还蕴含着教学“当时”的情境等信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育叙事文本尤其如此。因此，教育叙事要呈现的是一种“现场感”和“在场体验”。通过经验的还原，在充满多元和丰富信息的现场中去分析各种要素及其关系，从而挖掘出隐藏在教学活动背后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

因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展开叙事研究，要呈现的是该课程教学活动的“现实性”和“现场感”，并在此基础上从“教育叙事”理论的视角概括和归纳出既有的教学思路与方法，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和策略。针对该课程的特点，尤其是作家作品教学的特殊性，通过对其“教育叙事”的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力图改变既有的“社会时代状况——作家生平思想——作品内容与意义——作品艺术价值”的“反映论”和“社会存在决定论”模式，从而建立起一种真正基于“文本分析”和“问题意识”的课程教学思路和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作品分析能力，同时也提高该课程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因此，可以将该课程的一系列“教育叙事”文本收集起来，并加以归纳与整理，梳理该课程教学及改革中存在的经验、成果以及问题和缺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该课程教学及改革既有的思路和方法，为该课程教学改革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本着这一目标，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策略：先收集该课程教师的“教育叙事”文本，并听取课堂教学，然后进行抽样分析和案例研究，再结合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对广泛存在的教学思路、方法及模式进行描述，总结出几种模型。最后，从这些研究结果数据中，分析既有的教学模式的优缺点，从而提出改革的思路和方案。

具体而言，对该课程的教育叙事研究，有以下两种主要方法：一是“田野调查”(field survey)，即广泛收集散布于该课程教师手中的“教育叙事”文本和档案材料，从而进行材料的整理和归纳;二是“参与观察” (participate observation)，即广泛参与听取该课程教师的课堂教学，以获取第一手田野资料。另外，还可采用抽样分析(sampling)和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研究方法，对“教育叙事”文本材料进行归类，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抽样分析，并分析研究典型案例，以获取不同指标和类型的研究参考数据。

因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叙事研究，其主要特色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作为理论前沿的“教育叙事研究”与具体的课程教学实践相结合，并结合研究者的亲历观察，从而展开研究。同时，该研究的可能性还体现在从事实(经验)本身寻找该课程教学的内在“结构”，而不过多地倚靠外在的理论框架和预设的观念来考察该课程教学及其改革。因此，作为理论前沿的“教育叙事”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的整体改革提供了有效的视角和方法。

本文为2010年度重庆市教育规划项目“教育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GJ-0509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编著.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钱理群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丁钢著.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作者：李祖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