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护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司法保护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日益严重，加强对该弱势群体的刑事司法保护日显重要。本文立足于对我国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并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几点设想。

第一篇：司法保护论文范文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摘要：首先，本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予以总结归纳，对其直接冲突和间接冲突分别进行了说明;然后，又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协调展开了讨论，包括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与逐步完善知识产权立法两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

作者简介：刘瑞(1989-)，女，天津人，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在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通过行政手段与司法手段共同运作来实现的。由于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职能范围上的衔接，因此责任机构的双重性并未在此基础上形成协同合作的处理机制。这样一来，当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面对同一知识产权案件的受理时，就会各自依照本机构的保护标准进行审定，从而导致两个机构的处理结果不一致的情形出现。这一冲突不但对国家机构的权威性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削弱了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因此，为了给知识产权提供良好的保护环境，必须对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标准进行规范，解决机构间的冲突。

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

(一)直接冲突

一旦发生了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带来的后果很有可能从直接受害人波及到整个公共秩序，从而对社会利益构成威胁。对于直接受害人来说，一般会选择依靠司法解决或行政处理两种维权途径;但对于公共秩序的扰乱，行政机构可直接进行干涉而无需经过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只需依照自身权利职责即可对违法行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这样一来，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对案件得出的结论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歧，但又在法律效力上难分高低，由此便产生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直接冲突。

1.私权保护中的直接冲突

这种类型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专利法》和《商标法》中涉及到的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理当中，具体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当侵权行为发生以后，案件当事人以《专利法》或《商标法》为法律依据，首先向行政机构提出介入处理申请，而行政机构对侵权行为的发生不予认可[1]。这时案件当事人并未继续发起行政诉讼，而是转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申请。法院会针对侵权案件展开全面调查，并很可能在审查后作出侵权行为成立的审判结果，这样就与行政机构的审定结果出现矛盾，引起直接冲突。

第二种：《专利法》和《商标法》中明确规定一旦侵权行为的构成通过了行政机构认定，可先就赔偿金额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当事人还可就赔偿金额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但法院会对整个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并可能在审理之后认定侵权行为不成立，同样与行政机构产生了直接冲突。

第三种：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处于不同的地方管辖范围内，对同一案件进行各自独立的审理并得出相应结论，很可能发生双方审判结果互相矛盾的情况。

2.公共利益保护中的冲突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公益价值，因此有些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会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对正常有序的市场运行构成了危害，给知识产权管理带来破坏。正是因为此类行为同时构成了民事侵权和行政违法，因此侵权责任人应接受民事与行政的双重制裁[2]。其中，法院针对受害人的申请开展民事处理，而行政机构则从国家角度对危害公共秩序的违法行径进行行政处理。二者的工作程序在职能定位与处理目标上完全不同，且极有可能在最终审理判决中无法取得共识，从而引起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直接冲突。

(二)间接冲突

1.知识产权侵权与确权之间的冲突

无论是商标权，还是专利权，都是在通过行政审查之后生效的。法律对不具备授权资格的专利或商标权专门设置了确权程序，用来维护公众的总体利益，为知识产权法律的严格执行提供保障[3]。在实际案例中，多数知识产权中的确权纠纷本是由知识产权犯罪的民事纠纷引起的，这样就使民事纠纷与行政确权活动产生了交叠。尽管表面看来，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都是在自身职权范围之内对于案件的不同侧面做出回馈，彼此之间互不干涉。但从本质上说，法院在进行民事裁决时往往会参考知识产权效力的预判，由于知识产权已属于公众范畴，因此法院可能宣判不构成侵权，与行政机构产生间接冲突。

2.知识产权犯罪移送中的冲突

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一定特殊性，许多实际案例中往往由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代为查处，而对于一些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者，本应将其移交至公安部门或检察院进行处理但却未能或无法移交，使得本应受到刑事制裁的犯罪行为受到了相对宽容的处理，行政与司法的无形冲突因此产生。

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协调

(一)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

1.加强执法衔接和协作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中往往会涉及到不止一个部门，为

了统一各部门间的判断标准，就必须在强化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协作方面加大力度，这也是国际上最为普遍的做法。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内，知识产权的冲突通常表现的更为明显[4]。因此近些年来对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间的合作沟通的探索已开始逐渐深化，例如对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方案研究，建立知识产权维权司法救济或行政救济的衔接机制的思考等等，从而为更有效地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问题提供合理的出路。

2.统一执法标准

在现行的运作机制下，使得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分别使用着不同的执法标准，在长期的运转下已形成彼此互不干涉的执法体系，且两个体系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可见体系的非单一性必然导致冲突的产生。为了二者能够共享同一的执法体系，首先要规定出统一的执法标准。执法标准主要包括对法律内容的解读，事实的确认标准，有效证据的确认標准，执法流程等多方面内容[5]。执法标准的统一在冲突的消除方面意义十分重大。(二)逐步完善知识产权立法

1.理順行政执法主体多元的问题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受理工作是由若干划分程度较精细的部门分别负责的。这种划分方式使得各机构的职责范围十分明确，并使工作进程效率更高、更加方便。但同时，过于分散的组织结构又使得处理问题时产生过多执法主体，从而不利于协调运作[6]。这样，就在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又另加了行政机构的内部冲突。鉴于这一情况，我国可考虑对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加以借鉴，并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基本出发点，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职责配置的改革。改革应在保留机构基本设置框架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执法力量加以整合，从而建立起联动、高效、全面的知识产权执法团队，这是当前形势下对知识产权执法力量优化的最佳出路。

2.设置合适的司法审查模式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知识产权上的冲突解决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建立知识产权的“三审合一”的司法审查模式。这一模式目前正被许多地方法院探索或试行，在该模式运行下，人民法院与行政机构的执法标准得到了统一，法律的可预见性得以增强，这样就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因执法标准不一致而导致的机构间的冲突，从而维护了国家机构的权威。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冲突进行分析，指出了尽快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本文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进行了全面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协调方案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加强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参考文献]

[1]王春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的非权力化转换[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02)：355-356.

[2]曲莎莎，张荣森.浅论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冲突的协调机制[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18(08)：167-168.

[3]郑书前.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冲突解决机制研究——以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为视角[J].电子知识产权，2011，21(07)：217-219.

[4]单晓光，王珍愚.各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启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03)：237-239.

[5]严青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国际技术贸易发展[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素质教育研究)，2012，19(02)：123-124.

[6]周燕.我国目前商标权行政保护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19(05)：179-181.

作者：刘瑞

第二篇：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研究

摘 要：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日益严重，加强对该弱势群体的刑事司法保护日显重要。本文立足于对我国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并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几点设想。

关键词：留守儿童;刑事司法;成效;问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许多劳动者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计，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留守儿童"出现了。 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抽取的126万人口样本推算，全国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换言之，参照我国总人口数量，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因此，留守儿童的问题事关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问题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现阶段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取得的成效

所谓的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单方或双方长期(一般指外出务工超过6个月)在外务工而由父母单方或者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①。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是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儿童本属弱势群体，如果缺少父母的关爱、教育、管理，他们的弱势地位无疑将雪上加霜。众多调查表明由于双亲长期与孩子疏离，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四大问题：一是缺乏家庭教育，成绩不佳。以广西妇联调查统计为例，有31%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19%的留守儿童考试平均分在10分以下②。二是亲情缺乏，多数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障碍，出现了胆怯、孤僻、任性、偏执等不良心理现象。三是人身安全保护不力，被不法行为侵害的案件与人身意外伤亡事件屡屡发生。四是不良习惯容易养成，行为偏差时常出现。有学者将留守儿童称为父母双全的孤儿，十分形象地表达出留守儿童缺少人性关怀的境遇，也道出了留守儿童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针对留守儿童普通存在的问题，我国已经在立法和司法上做了回应。1989年我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根据该公约的要求先后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专门少年法，除此外，我国立法机构还对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当修正，注入了诸多专门保护儿童的内容，儿童保护法律框架初见轮廓。紧跟立法的步伐，我国少年儿童的司法保护也初见成效：一、设置少年法庭。少年法庭是我国保护少年儿童的重要国家机构，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少年法庭已逐渐从合议庭建制模式发展为独立建制模式，庭审的范围也逐渐从单一的刑事案件扩大到民事、行政案件。二、严厉打击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犯罪活动，对此类刑事案件，快侦、快破、快審、快执行。三、对违法犯罪的少年儿童，司法部门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为违法犯罪少年儿童创设了多样化的处遇制度。目前，我国少年儿童矫治措施包括刑事、行政甚至不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帮教等内容，具有明显的综合治理特征③。四、注重实现程序正义，保护少年儿童的各项诉讼权利。在司法程序中树立少年儿童中心地位，对各类涉及少年儿童的案件加强诉讼指导，为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的少年儿童，开通绿色通道，提供法律援助，保护少年儿童的诉权的实现。

二、我国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刑事司法保护不足

近年来我国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取得的成效，为世人所共睹，然而成效的背后却难以掩盖我国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在刑事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尚未真正通过刑事司法的途径得到切实的保护与尊重。

﹙一﹚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当前，无论是司法部门还是留守儿童所在的社区及家庭，普遍对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不了解、不重视。就司法部门而言，有的人认为对留守儿童的保护首先是临时监护人、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社会其他部门的责任，然后才是司法部门的责任。有的人则缺乏特别保护的意识，将留守儿童与成年人等同起来，不注意留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工作方法不恰当，态度不合理，不能体现少年儿童优先的理念。而更有的人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缺乏责任心，对涉及留守儿童问题的刑事案件久拖不决甚至敷衍了事，严重地损害了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就社区和家庭而言，社区和家庭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认识。我国是一个缺少法律信仰与法律传播的国度，轻法、厌法、不懂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民众的厌诉心理强，面对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遭遇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并不重视寻求司法机关的保护，而是通过一些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维权，甚至有时候息事宁人，对诸多侵犯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问不理。

(二)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法律保障

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法律保障，集中表现为现行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比较多，然而直接针对留守儿童的却寥寥无几，司法部门只能适用一般的少年儿童法规对留守儿童进行刑事司法保护，这些少年儿童法规普遍存在着不够具体、不够全面、不成体系、缺乏操作性等问题。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为例，我国《刑法》虽然对儿童犯罪以及以儿童为对象的犯罪进行了较为详备的规定，但是，立法上的真空与空白地带依然存在。例如，我国《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但是《刑法》的儿童是仅指未满14周岁的儿童，与联合国公约的儿童内涵不符，因此，当拐卖对象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男童时，公安机关办案便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样的立法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极其不利。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猥亵妇女儿童罪当中。此外，在《刑法》总则方面，刑法对儿童的保护依显不足。我国《刑法》中的前科消灭制度、缓刑制度、罚金制度、假释制度，在立法上依然没有体现出对少年儿童的刑事政策倾斜以及区别对待的精神。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法律保障，还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上，我国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专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但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依然不够完整。在专章中并没有规定简案快审制度、圆桌审判制度、法庭教育程序、心理测试等制度。

(三)刑事司法机关与其它社会机构的协调合作薄弱

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精心配合，单靠司法部门"单独作战"是无法胜任的。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部门普遍注重司法机构(公检法)之间的协作，而轻司法机构与非司法机构之间协调配合。这表现为：一是司法机构与工商行政、新闻出版、质监、劳动监察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缺乏联动或虽有联动，却是阵风式整治，缺乏长效机制。这导致了留守儿童司法保护难以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刑事司法机关与文化、教育、体育等事业单位缺少沟通。文化、教育、体育等事业单位是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教育，更需要这样的关怀。可是，司法机关(公检法)却很少与此类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的沟通与联络，除了与教育事业单位如小学，初中进行联系，开设法制课堂，设置法制辅导员以外，很少再有其他形式的联系与合作。

(四)刑事司法保护外缺少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

儿童福利，也叫未成年人福利，是指面向18周岁的社会成员提供的各种福利④。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和儿童福利制度紧密相连，"在司法体系外配置儿童及少年福利制度，除强化司法体系的矫治功能外，尚可预防导致少年非行环境因素的发生"⑤。因此，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要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属于选择性福利而非制度型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普及率及层次水平低相当低。在留守儿童最为集中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制度与措施，进乎空白。笔者在广西桂平市某乡镇调查了解到，乡镇政府很少主动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情况并给予相应的福利关怀，只是在接到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申请后才给予福利救济，一般不主动进行保护。诸如为儿童学前教育服务的公立幼儿园、以及针对留守儿童的独特的成长环境需要的儿童活动中心、寄宿学校、心理辅导机构等福利设施已被忽略与遗忘。

三、完善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对策

如何完善对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针对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统揽全局，高屋建瓴，针砭时弊地制定相关对策，最大限度的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一)端正认识，提高了解

这里所说的端正认识是指端正司法人员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认识。提高了解是指提高民众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了解。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是其他保护的后盾，只有刑事司法保护发挥其坚强后盾的作用，其他保护才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其功能。因此，司法人员应进一步认清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重要性，针对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积极转变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增强责任感，树立儿童为本、少儿优先的理念，对涉及留守儿童的案件准确、及时、高效地办理，严厉打击各种针对留守儿童的犯罪，确保最大化地维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其次，增进民众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了解。民众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了解这与我国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不到位不无关系。对此，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各新闻媒体，社区单位、学校、家庭的作用，加大政策法规尤其是与留守儿童有关的刑事政策法规的社会宣传。同时，司法机关应向社会推广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增强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關注程度，形成有利于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社会氛围。

(二)完善与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首先，在我国现有的保护少年儿童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具有实体性与程序性双重性质的《少年儿童规范法》，从实体与程序上充分保护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实体方面，通盘考虑少年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各项权利。明确实施部门及相关主体的职责及其履行的方法、方式，并确立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程序方面，建立一套与少年儿童心理和生理特点相适应的司法程序，为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实体权利的实现保驾护航。其次，对我国《刑法》进行必要的立法改造，重新定义刑法中的儿童概念，增设虐待儿童罪。逐步建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消灭未成年犯的犯罪污点，避免犯罪儿童贴上"终身犯罪人"的标签。在缓刑制度、罚金制度、假释制度方面，立法上应当体现出对少年儿童的刑事政策倾斜以及区别对待的精神，适用缓刑和假释应当对比成年人有所放宽。最后，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专章中增设简案快审制度、圆桌审判制度、法庭教育程序、心理测试等制度。

(三)加强刑事司法机关与社会其他部门的衔接

这是实现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社会化的客观要求。首先，刑事司法机关应更广泛地与工商行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质监部门、共青团、妇联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合作。对管理混乱、易滋生犯罪、安全隐患突出等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场所、区域进行整顿治理，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与人文环境。同时，要充分认识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建立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联动合作的长效机制。其次，刑事司法机关应加强与教育、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的沟通联系，丰富合作形式。除了与教育部门进行联系，开展普法教育外，刑事司法机关还应与文化体育部门如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体育馆进行合作，要求这些部门免费对留守儿童开放。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增强他们的心理和身体素质，增强他们的是非判断能力，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侵浊，让他们体会到司法保护的温暖，从而发挥教育、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在巩固刑事司法保护成果方面的作用。

(四)建立留守儿童福利保障机制

如何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留守儿童福利制度，加快儿童福利制度改革，形成完善的留守儿童福利保障机制是关键。首先，针对留守儿童家庭存在的贫困问题，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留守儿童家庭适当的补贴。其次，对于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监护难的问题，政府可以设立留守儿童养家庭式照顾机构，配备充满爱心，责任感强，对儿童心理、生理充分了解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留守儿童的临时父母亲。再者，面对留宁儿童亲情缺乏， 多数存在心理障碍的问题，政府应当建立心理咨询机构，配置专业有素的心理辅导员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而对于留守儿童缺乏教育，成绩不佳的现象，政府可以设立留守儿童的工读学校，公立幼儿园，并为留守儿童配备专门的辅导老师，加强对他们的生活、学习的指导。总之，我们必须广泛地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留守儿童的司法保护工作去，赋予儿童更多的服务与保障;我们国家的儿童福利制度亦应当由补救式的民政福利措施制度向制度型福利制度迈进。

注释：

① 叶敬忠，杨照：《关爱留守儿童：行动与对策》 北京 ：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3。

② 韦锦田：《广西留守儿童存在四大问题》载于《健康报》第002版2007年8月15日。

③ 转引郝银钟：《中国青年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研究》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8 第34页

④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第392页。

⑤ 管士寒：《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甘杰升(1983～)，男，广西桂平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2级博士生，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治安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犯罪学。

作者：甘杰升

第三篇：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初探华

摘要：留守儿童问题是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很多学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索，但是作为当下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刑事司法中的留守儿童救济问题却鲜有学者问津。本文立足于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试对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留守儿童;刑事司法;权益保护;必要性

一、引言

“留守儿童”，特指那些不能随外出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活动的父母一起生活而留在家乡由代理监护人教养或自我照顾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①留守儿童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全国妇联在2014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指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②

留守儿童不论是在犯罪还是在被害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留守儿童的犯罪方面，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打工，留守儿童缺少有效的监护和教育，因此比其他儿童更容易產生犯罪的倾向，也正因为缺少父母的监护和教育，留守儿童也更容易成为犯罪的侵害对象。

虽然我国现阶段在刑事司法中有对留守儿童进行保护，但对其的保护仍然停留在对未成年人的层面上进行的。留守儿童虽然受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的保护，但是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法律保障，集中表现为现行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比较多，然而直接针对留守儿童的却寥寥无几，司法部门只能适用一般的少年儿童法规对留守儿童进行刑事司法保护，这些少年儿童法规普遍存在着不够具体、不够全面、不成体系、缺乏操作性等问题。③

在对留守儿童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障碍。首先，从留守儿童自身现状来看，留守儿童缺乏有效的监护和家庭教育。父母是留守儿童天然的保护伞，父母长期外出必然导致监护和家庭教育的弱化甚至缺失，缺乏父母的教导和保护这使对留守儿童的保护陷入了先天不利的境地。其次，从学校层面来看，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学校教育只有与家庭教育密切配合，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学校和留守儿童的家长难以进行良性有效的双向沟通，导致学校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管理，这就使对留守儿童的保护陷入了后天不利的境地。再次，从社会层面来看，缺少对留守儿童进行救助帮扶的机制。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由于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和缺位，极易产生犯罪倾向，也十分容易受到侵害，应该成为社会帮助的对象，虽然社会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定的扶助活动，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化模式化的组织机构统一管理运行。

我国现阶段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主要障碍有这几个方面：

首先，刑事诉讼中缺乏对留守儿童专门针对性的法律保护。我国在审理留守儿童刑事司法案件中，大多将其作为未成年人来进行保护和审判，受《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的调整，但这两部法律普遍存在着条文笼统化、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难以将对留守儿童的保护落到实处。

其次，我国监护制度难以对留守儿童进行有效保护。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势必导致留守儿童法定监护的缺失。虽然也会请亲人朋友委托监护，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存在问题，主要有监护人资格规定的不明确和不合理、过分强调监护人的职责、监护人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以及监护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由于委托监护人多为父母朋友亲人而非留守儿童亲生父母，监护上有所疏漏在所难免，同时缺少有效的监护机制，一旦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上的权力受到了侵害，委托监护人也不一定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使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陷入不利的境地。

最后，刑事诉讼中缺乏社会对留守儿童帮扶机制的配合协调的机制。当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得到保护之后，社会层面对留守儿童进行保护帮扶的补位必不可少。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对留守儿童权利的保护各有其侧重方面，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然而现阶段即使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中权利得到了保护，社会层面也没有相应的配合机制来配套运作，使刑事司法方面对留守儿童权利的保护陷入了孤掌难鸣、孤立无援的境地。二、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困境(一)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权利保护的制度缺陷

笔者试从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方面对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存在的制度缺陷做进一步的论述。

首先，在刑事司法中的追诉阶段，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讯问、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同样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但是作为留守儿童加害人，其父母不在场的情况已成为常态，此时该如何维护留守儿童在审讯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当留守儿童成为被害人时又有谁来担任诉讼代理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条虽然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但是具体由谁来申请?按照何种程序申请?法律对此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

其次，在留守儿童刑事司法的审判阶段，《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特别提到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这一制度旨在通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经历、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与犯罪和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作全面、细致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来保护其合法权益④。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其在经历、家庭环境、成长环境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出现犯罪行为时，如何遵循刑罚个别化原则量刑?如何采取适宜的预防性来防范再犯罪?如何采取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审理措施?法律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

再次，留守儿童刑事司法的审判阶段，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其他监护人的范围是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条件由政府收容教养?法律对此也没有做出正面的立法回应。此外，实践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仍然存在着封存主体不明确、适用范围狭窄、缺乏针对性的问题，⑤迫切需要专门的详细的立法加以明确规定。(二)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配套制度不完善

首先，我国现阶段的监护制度不完善。我国监护立法，目前只在《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有涉及。监护的类型也只有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没有委托监护、遗嘱监护，而监护的内容只有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没有涉及监护事务、监护责任和监护报酬问题，也没有规定监护的监督制度。这个缺陷在当遇到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怠于行使监护权或丧失监护能力就会出现问题，从而损害未成年人因《未成年人保护法》而赋予的法定权利。

其次，对监护行为没有有效的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对监护行为缺少监督及惩戒是当前许多监护人疏于监护、监护不力或监护侵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成年人因无完全行为能力，无法独自保护其合法权益，对监护人的失职行为与侵权行为更是难以反抗，因此来自外部的对监护行为的监督机制就成为必要，即监护需要监督。但我国法律对此规定却极不完善，只有《民法通则》第18条对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规定了原则性的要求和侵权责任，既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督主体，也没有具体的监督标准，侵权责任也仅仅限于赔偿损失，而没有规定具体的惩戒措施。⑥

再次，我国留守儿童登记制度亟待完善，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不够详实。我国现阶段一直缺少权威的数字来摸清留守儿童的底数，此前使用的都是估计的数字，加之人口的流动性较大，目前的登记制度难以精确地反映留守儿童的数量和情况，这也加大了精准帮扶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牛凯在研讨会上表示“大数据一定要准确，如果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所有的对策都不能对症下药”。(三)刑事司法机关与其它社会机构的协调合作薄弱

就目前来看，我国刑事司法部门普遍注重司法机构(公检法)之间的协作，而轻司法机构与非司法机构之间协调配合⑦，导致留守儿童权利保护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工作与非司法机构的工作难以对接，由此会加大留守儿童保护的难度。例如，《法律援助条例》第12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该条例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指定辩护而对于未成年人人身受到损害等案件却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现实生活中，由于父母虐待、遗弃、教师体罚等原因造成的未成年人人身受到伤害的案件不在少数，还有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继承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件也不少，但是对于这些案件，国家法律援助却没有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也往往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没有完全的诉讼能力，合法权利很难得到有效保障。⑧

再如，司法机构与福利机构的协调配合力度不够，也影响着留守儿童刑事司法权利的救济。乡镇政府很少主动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情况并给予相应的福利关怀，只是在接到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申请后才给予福利救济，一般不主动进行保护。诸如为儿童学前教育服务的公立幼儿园、以及针对留守儿童的独特的成长环境需要的儿童活動中心、寄宿学校、心理辅导机构等福利设施已被忽略与遗忘。⑨这就进一步加大了留守儿童维权的难度。三、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加强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是保障留守儿童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

联合国《2005年世界青年报告》第80条指出，“贫穷、破碎家庭、药物滥用和家庭成员死亡等，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危险因素。”儿童本属弱势群体，如果缺少父母的关爱、教育、管理，他们的弱势地位无疑将雪上加霜⑩，留守儿童便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其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一系列合法权益面临着严重阻碍。首先，父母监护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的人身保护不力，加之留守儿童心智，身体均不成熟，辨别能力有限，自我防卫意识较差，导致侵犯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频频出现。而此时，“不告不理”的自诉方式，忽略了留守儿童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不在身边现实，导致留守儿童受到侵害时无处求援，进入司法程序也困难重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留守儿童艰难处境，对留守儿童的发展极为不利。(二)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由于缺少父母必要的教育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加之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留守儿童心理极易发生扭曲，产生诸如极端、偏激等不良情绪，行为失范和越轨，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次，我们要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犯罪后的矫正和回归问题。由于留守儿童犯罪与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在身心发育、自制能力、犯罪历史、可塑性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特点，而且留守儿童尚处于少年成长阶段，他们所犯罪行大多较轻，相应的刑期也较短。刑期过后，他们要重新回归社会，面临着被选择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当，他们仍有可能重新犯罪，并且还可能重新纠集其他的留守儿童，形成新一轮的团伙犯罪趋势○11，从而扰乱社会秩序。因此，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和对其行为的有效规制，遏制留守儿童犯罪高发的态势，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三)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均致力于建立一套不同于成人的独立法律制度，以专门保护和挽救那些与法律发生冲突或遭受非法侵害的未成年人○12。今天在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水平己经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作为未成年人中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对其保护的程度也体现了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因此，加强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保护少年儿童的各项诉讼权利，在司法程序中树立少年儿童中心地位，切实维护好留守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等各项权益，完善留守儿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维护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等各项权益，使留守儿童作为被害人时做到“有权利，就有救济”，使留守儿童作为犯罪者的时候又能够做到“人不应当因自己的不义而获益”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同时又能结合特殊情况予以区别对待，让留守儿童取得与一般的未成年人同等的发展权利是贯彻《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四、加强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若干建议(一)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加强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

留守儿童群体有明显的内外在特征，在刑事司法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站在留守儿童的角度，针对留守儿童特殊的心理、特殊的成长经历、特殊的生活环境，设计更高效更合理的制度。《刑事诉讼法》是调整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最主要的法律规范，该法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留守儿童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但是对于那些受到侵害却因为缺少监护人协助而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的留守儿童来说，刑诉法的规定依然有待完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更好的发挥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进入司法程序的留守儿童做了充分的制度安排，从侦查到庭审再到执行都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但是有些制度在农村、在留守儿童分布密集的地区缺少落实的条件，有些制度在实施主体、诉讼地位、法律效力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发挥这些制度在保护留守儿童权利方面的作用，我们应该对这些制度中的不明确因素进行调整，扫清制度落实中的障碍。最新刑诉法的特别程序中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该制度对于保护留守儿童的权力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刑诉法和对应的实施条例并没有对这一制度的实施主体、调查报告的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为了推动这一制度的司法实践，我们应该确定对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未成年人展开社会调查的主体，我们有必要明确调查报告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二)完善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制度的配套措施

刑事司法体系在法律和司法程序方面为保护留守儿童提供了制度保障，监护保障制度、留守儿童台账制度等配套制度能够为刑事司法力量的下沉和刑事司法效力的持续创造条件。监护保障制度指在現行的留守儿童监护模式下设立监护监督机构，辅助并督促监护主体履行义务，以提高监护质量，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确保进入司法程序的留守儿童有监护人的陪伴和协助。○13留守儿童台账制度就是统一管理留守儿童信息，做到一个留守儿童一份台账，做到不忽视任何一个留守儿童，做到不轻视可能使留守儿童受到伤害的任何一种危险。这一制度可以为定点帮扶留守儿童创造条件，为司法机关的背景调查提供资料，助力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14(三)发挥社会组织在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中的作用

将社会力量引入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程序中，既能替代缺位的留守儿童监护人，直接增强留守儿童维护自身权益的力量，又能对各部门的职能缺陷进行补充，在保护犯罪的留守儿童和受害的留守儿童方面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留守儿童由于自身的性格特点和特殊的外部环境经常成为被侵害的对象，部分留守儿童在被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也找不到救助的机构，结果就是容忍侵害反复发生或者让侵害人逍遥法外，如果我们引入恰当的社会力量到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中，比如为学校提供普法教育的法律服务志愿者，就可以协助受害的留守儿童进入法律救济渠道，进而帮助公诉机关惩治犯罪，达到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目的。社会组织在保护犯罪的留守儿童方面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5，比如心理志愿服务团队可以在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中帮助、引导犯罪的留守儿童，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辅助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让误入迷途的留守儿童知错悔改，为他们再次融入社会打下基础，降低此类留守儿童的重新犯罪率。[注释]

①刘志军.留守儿童的定义检讨与规模估算[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作者：单晓慧 俞佳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