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原则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法原则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司法职权以其独特的构成因素和行使方式,对社会生活事物的调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司法职权配置遵守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良性的职权配置的关键因素,是保障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规约机制,核心宗旨是司法的公平正义。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对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完善有着巨大的影响。

第一篇：司法原则论文范文

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

摘 要：行政法原则对行政法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能促进行政法理论建设，同时能有效弥补行政法司法实践中的不足，因而应当对其做出深入研究。以“诚信”、“善意”为核心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以“信赖利益”为核心的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主要原则。本文以行政法原则为视角，以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为例，综合分析行政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行政法原则；司法适用；诚实信用；信赖保护

行政法原则对行政法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能有效弥补行政法漏洞，突破成文法局限。我国行政法建立在“严格规则”与“程序正当”的基础上，但严格的规则与程序要求在保障行政法“控权”目的同时，也使得行政法缺乏弹性。这不利于解决实践中复杂问题。[1]因而将行政法原则引入行政法司法实践中，实现“原则控制”有利于促进实践问题解决。本文以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利益原则为例，分析行政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分析

行政法原则是法律原则在行政法中具体体现，是指：以行政法价值为基础，贯穿于行政法始终，对行政法立法、执法与司法具有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我国行政法以“控制权力”、“保护权利”为基本法律价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六项基本原则，具体包括：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程序正当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高效便民原则。[2]

1.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古罗马法，最早在罗马法中被表述为“善意”。在《法国民法典》、《萨克森民法典》以及《德国民法典》中均提及了诚实信用原则，它们将这种原则表述为：“诚实”。我国《合同法》第六条对诚实信用原则做出了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从本质上分析：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原则的法律化，其属于私法原则，核心在于法律主体为一定法律行为时要遵守“诚信”与“善意”的要求。[3]我国属于大陆法系，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属于公法范畴。其能否适用私法原则，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公法与私法不同，私法是调整公民个体之间法律关系；公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法律关系。因而公法与私法的法律目的不同，公法的核心目的在于控制权力；私法的核心目的在于权利之间“定纷止争”。而这就决定了私法原则应具有灵活性，其应保证在出现法律漏洞或法律冲突时能够有效弥补司法实践；公法原则应具有明确性，即关于原则的分歧能够被有效消解在语意分析的范畴内。同时公法应严格保障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结合。而私法在

某种情况下可以将正义法律价值放置于秩序法律价值之前。综上，学者们得出结论：将私法原则引入公法范畴，会对公法的严格性与程序性造成破坏，为保证公法的法律特定，不能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行政法原则范畴。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德国学者奥拓·迈耶（Otto Mayer）关于法律一般原则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奥拓认为：由于立法基础不同，及权利与权力主体地位不同，因而不存在公法与私法共同适用的法律原则。[4]

通过是否认同公法与私法存在本质区别，可以将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分为二类。第一类观点建立在公法与私法存在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私法类推为视角，通过私法类推适用的理论认为可以将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行政法。笔者认为这种类推理论能够在私法中适用是因为私法“权利保护”的目的与私法灵活性，而公法由于其权力属性，其严格限制类推解释。因而这种通过私法类推推导出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合理性的观点具有片面性；第二类观点建立在公法與私法不存在本质区别的基础上。这种观点以法律价值与法律目的为视角，认为公法与私法在法律价值与法律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即保护权利。而治愈“控权”与“定纷止争”都是不同的法律手段，在行政法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因而应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法律规定中。笔者认为，我国选择区分公法与私法意在于更好地实现法律目的。因而这种从法律价值与法律目的角度分析适用诚实信用的观点具有合理性。

综上，诚实信用原则虽为司法原则，但可以适用于公法中。在我国行政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定义为：以“诚实”、“善意”为核心，用于规范行政法主体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基本准则。

2.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是由德国行政法院经由判例确定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至今已被大陆法系国家广泛采用。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相继引入信赖保护原则，大陆目前尚未对这一原则进行立法规定。[5]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信赖利益，而限制行为主体对已发生的行政行为等行政因素的变更，或在确有必要进行变更时应对其造成的信赖利益的损失予以赔偿。其核心体现为：对秩序法律价值的保护。

对信赖保护原则进行法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信赖保护原则源于“秩序”法律价值。不論是使行政相对人受益的行政行为，还是使行政相对人受损的行政行为。都要求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后不得轻易变更。行政行为反应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所蕴含的法律秩序不能因行政主体单方的意志而变更。若行政主体可以通过单方法律行为对行政关系进行变更，法律秩序就会遭受公权力的破坏，这不利于法律秩序的保护；第二、信赖保护原则体现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行政主体代表的公权力与行政相对人代表的私权利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限制公权力恣意变更行为性质是通过限制公权力的方式实现保护私权利的目的，这符合行政法的基本要求。

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程序保护。程序保护是通过设定相应的程序对行政主体变更行政行为进行限制。例如：行政主体决定变更行政行为之前要及时通告行政相对人并做出说明，必要时要举行听证会；第二是合理存续保护。这种保护是指：行为相对人已经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产生了信赖，而合法变动这种行政行为会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应针对行政相对人的特殊情况，合理延长行政行为的存续期间。同时对行政行为的效率范畴做出限制，以免其影响后续行政行为的实施；第三是客观损失赔偿。这种保护原则是以财产为基本的评价标准。在对一项行政行为进行变更时要具体考虑变更后所获得的财产利益与所造成的财产利益的损失，选择损失较小的行为。这种将信赖利益转换为财产利益的做法符合功利主义法学派的要求，能够提供具体可量化的标准。

二、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

行政法原则在司法适用中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是弥补法律漏洞。法律漏洞是指：因法律本身或法律技术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不能实现其目的的情况。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法律漏洞的观点，他将法律漏洞称为“有意义的沉默”，这种沉默表现为穷尽法律文字涵义与规则目的、意义的情况下，依然不能有效满足客观现实的需求。[6]行政法的法律漏洞主要体现：超出法律内涵的“开放式漏洞”与利用法律内涵的“隐藏式漏洞”。针对“开放式漏洞”，可以利用行政法律原则进行类推，关联事物与法律之间的共性，从而使得被排除在法律规定之外的行为，重新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针对“隐藏式漏洞，可以利用行政法原则进行目的限制，从而使法律被限定在它应当存在的涵义范围内。

第二是对法律规则解释提供依据。法律冲突与法律歧义需要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是保证司法实践正常运行的关键。行政法原则包含着行政法的基本精神，在行政司法中发生的法律冲突与法律歧义可以通过行政法原则进行解释。这样不仅能有效促进行政司法的进行，同时也能保证行政法不偏离其立法目的。

1.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主要体现为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其“诚信”与“善良”的本质属性能够有效弥补法律中的不足。以安徽省高院颁布的典型案例《李某某诉淮南市潘集区城乡建设委员会不履行房屋征收不动产协议案件》为例进行分析。2013年，李某某的房屋被潘集区政府确定纳入征收范围。2014年，李某某与潘集区建委签订了《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约定：潘集区建委给予李某某各项补偿共计33万元，先行支付10万元，余款于2015年10之前支付完毕，逾期支付的，需承担每月20%的违约金。后潘集区建委违约。李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法院最终判决：潘集区政府履行行政协议，但20%的违约金超过李某某实际遭受的损失，因而应将数额调整至2万元。

分析上述案例，可以得出结论：行政合同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具有可诉性。因而潘集区应对其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在本案中表现为依法履行合同。但针对违约条款的规定，双方产生了较大分歧。李某某认为：潘集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而潘集区则认为违约金明显高于李某某的损失。因而不应支付违约金。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违约金超过一定数额时，超过的数额可以不予计算。但行政合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权力与权利，因而其不能適用调整权利的《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取舍，法律规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因而应适用行政法原则对其进行补充和解释。依据“诚实”的原则，潘集区基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应当承受其因签订合同所应承受的结果。但依据“善良”的原则，受有利益应当有所依据。李某某与潘集区签有行政合同，其满足了受有利益的形式依据，但李某某所遭受的损失小于其应受有的利益时，李某某便不具有受有利益的实质要件。而在这种矛盾与博弈之下，法院坚持“诚信”与“善良”的原则，在责令潘集区建委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将李某某的获利控制在“应受”的范围内。

综上，诚实信用原则能够有效对行政法规则进行弥补与解释，能够促进行政纠纷的解决，缓解行政矛盾。

2.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主要体现为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其“秩序”与“平衡”的本质属性能够有效弥补法律中的不足。以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唐某某诉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水利局行政赔偿案件》为例进行分析。2014年，唐某决定与合伙人在邵东县境内修建水电站。经过咨询唐某获得了水利局工作人员口头肯定答复。唐某前期准备工作共计投入人民币10万余元。县水利局未表示异议。2015年，唐某决定正式开工前期，由于新建高速公路，县政府将该段地区规划用于县水文站的建设。县水利局遂要求唐某停止建设活动。唐某将县水利局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法院最终判决县水利局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分析上述案件，可以得出结论：县水利局并没有进行具体行政行为，其口头答复的行为并不属于行政法规定的可诉行为的范畴。因而诉讼条件并不成熟。但本案中唐某利益受损是因为信赖县水利局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若以没有具体行政行为为由而驳回唐某起诉，则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局。而这种信赖利益能否受到法律保护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首先本案具有信赖基础，唐某的信赖来源其咨询行为中得到的肯定答复以及其后续行为中县政府的默许。唐某的信赖直接来自于公权力，其信赖对象与信赖内容均无瑕疵。其次本案具有信赖表现，即唐某应信赖县水利局的答复，而对自身的权益进行了处分。进而导致信赖被破坏时其自身利益受损。综上，唐某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而法院最终也选择了保护唐某的信赖利益。这时，行政法原则在个案不公时发挥了有效的弥补作用。通过对个案的调整，维护了秩序的价值，使得民眾能够继续相信政府的对外行为，也会促进政府严格控制其自身行为，最终促进行政司法向合理合法的方向发展。

三、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行政法原则，总结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进行具体说明，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相关规定散见于各单行法中，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法律漏洞与法律解释的问题，因而应确定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原则适用方式，才能有效保证行政司法合法有序的进行。

参考文献：

[1]黄学贤.行政法中合法预期保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J].政治与法律，2016（9）：83-97.

[2]胡卫列.行政法治新理念与新实践[J].中国检察官，2015（3）：19-24.

[3]蒲江涛.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J].法制博览旬刊，2014（12）：80-88.

[4]白皓.信赖保护原则的类推适用[J].法制与社会，2014（25）：10-11.

[5]代家隆.浅谈行政法的司法适用的意义及问题对策[J].大东方，2015（10）：239-239.

[6]李艳.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探讨[J].职工法律天地：下，2014（7）：3-3.

作者简介：

任远（1990～），男，安徽淮北人，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在读研究生，法学理论专业，法律社会学方向。

作者：任远

第二篇：司法职权配置的基本原则

【摘 要】司法职权以其独特的构成因素和行使方式,对社会生活事物的调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司法职权配置遵守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良性的职权配置的关键因素,是保障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规约机制,核心宗旨是司法的公平正义。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对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完善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职权;公正;法治

司法职权以其独特的构成因素和行使方式,对社会生活事物的调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该职权在法制发展过程中,逐渐变成了成熟的职权模式,在我国主要指审判权和检察权。权力的行使应在指定的结构框架内,司法职权的配置遵守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良性的职权配置的关键因素。有利于维护法制平衡,規范司法主体的职业行为。当前形势下,司法职权的配置,有亟待改善之处。本文希望从司法职权的性质、特征入手,对司法职权配置的基本原则进行初步的探究。

1 司法职权的理论探讨

司法职权,即司法权,指检察机关或法院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解决纠纷的专门活动所享有的权力。由此可见,一般而言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即适用法律处理案件,作出判决和裁定;检察权包括代表国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抗诉等。而应用法律处理的案件,仅指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的侦察、审判。

在我国,公安机关行使的侦查权也被列入司法权的范围,这是因为我国司法制度的设计初衷是由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政权的的任务。侦查权作为我国司法权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保障司法权配置的完整性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司法权是由特定的主体行使,即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公诉权,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等。这在我国宪法中进行了明确规定。狭义上讲,作为一种裁判性权力,司法权是法官依照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就案件当事人提出的事实问题主张和法律问题主张在是非、曲直、正误、真假等方面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的辨别、选择与断定的权力。

司法权的功能包括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基本功能是指司法权直接满足一定的主要目标所具有的功能,即排除法律运行中的障碍,以维护法律的价值。辅助功能是指为了实现司法权的基本功能所需要的功能,即解决权利冲突与纠纷,实现权利的制度性配置。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人们赋予了司法权通过解决纠纷以维护法律价值体系这一独特的功能,正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司法权这种功能,司法权才能成为终局性的权力。

2当前司法职权配置存在的缺陷

当前,我国司法权的配置存在较多问题,影响并制约司法改革的进程。主要是司法权的系统分化,导致在不同机构中权力的重叠和冲突,以及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边界不清,使得模糊司法的广泛存在。

首先,司法权在同一层面内受到诸多限制,导致司法权泛化。司法权应当由特定的主体行使,即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却出现了行使主体泛化的现象,行政部门对司法的干预过多,各级党委的指示影响着司法进程,最终导致多头司法,部门本位主义盛行,司法有失公信力,司法权威不高。

其次,司法权的配置脱离了稳定性,出现了失衡现象。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应当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非隶属关系。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趋向,导致上下级司法机关的行政隶属色彩浓厚,不宜出现的请示、报告还相当严重地存在。司法职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配置问题上,出现了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我们国家是单一制国家,应当奉行统一的法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司法权力过程中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干预,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难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权威难以树立。在个别地方,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最后,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的边界不明,司法权行政化。司法行政权是指司法机关进行行政化管理所实施的职权,是维系司法系统正常运转的权力。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权力,两类权力的行使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规律。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行政权俨然悄悄进入司法运行领域,特别是在有些案件中代替着司法权的作用。两种权力却出现的混同,严重影响了司法职权行使的效率。

正是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导致司法职权的配置出现失衡,导致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行使主体泛化、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混同,严重制约了司法权的公正行使,导致司法效率低下,进而降低了司法权威。“司法职权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进而,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置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就是要合理配置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确保司法机关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同时,理顺司法机关的纵向关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各级司法机关之间的领导关系、指导关系和监督关系。

3 司法职权配置遵循的基本原则

司法职权配置的基本原则是保障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规约机制,核心宗旨是司法的公平正义。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题中之义,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崇高权威的基础和前提,是司法永恒的主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下,司法职权的配置要考量诸多因素,特别是党的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司法改革的整体成效。对此,从以下角度来设计司法职权配置的原则

(1)法制原则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和源动力来自宪法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是通过明确的文本规范来体现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这一长效的完善基本法律制度的措施将是我们所倡导和认可的。法律的形式在进路中是会变化,但其所蕴含的思路和方法却永续不变。司法职权是国家权力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救济权和惩罚权,肩负的使命在于定纷止争,维护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

这一权力在产生之初,就已经以法的形式而具有高度的正义性和权威性。对于该权力的配置状况,直接决定着权力权力运行的效率和正当性。也就是说,在法律作出合理规定进行配置后,却得不到有效的运行,这将会使得这种配置成为流于形式的空文。那么,在进行法律创制的时候,如何更好的释明这种权力,就成为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精密的思考、严密的逻辑、巧妙的设计,才能促使这种权力的配置处于最大效能的状态。通过宪法以最高权威的方式来进行规定,无疑,这是法治建设中令人兴奋的成果。

(2)独立和监督原则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明确规定了法院与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为司法权独立设置了法律依据。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而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但困扰司法改革多年的是审判权与检察权得不到真正的独立,突出表现是行政对司法的干涉。行政控制着司法的经费来源,在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经费主要是来自地方财政的拨付,那就意味着,法官、检察官的薪金、办案经费和福利待遇不可避免的与地方财政有重大关联。另一方面,法官、检查官实行行政化编制,职务上的从属关系比较浓重,法官,检察官容易受到来自上一级的指示和意见来办案。

目前,司法职权的滥用导致的司法腐败正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司法权的运行没有得到有效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工作有很多,司法是党的工作一个分支。法律规定公检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合法的行使司法权,即使社会团体和个人不能干涉,那么党政机关也必须进行干涉,用法律的话来说是监督,监督到位就是干涉。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构,有职权对一切事物进行监督,司法职权的运行在人大的监督下才能保持阳光透明。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既要体现分工合作,也体现着互相制衡和监督的关系。

(3)公正和效率原则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题中之义,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崇高权威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法治良性循环的社会,司法公正因为一整套有效机制而更易实现,比如司法职权得到合理利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得以正确实行。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中,司法职权设置的初衷就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有效贯彻法律实施,我们的司法公正已经具有形式上的价值。而随着司法改革走向更深领域,这一进程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公正和效率永远是司法的最终目标。当司法做不到完全统一或与现实需要存在一定矛盾时,表现在司法职权领域的不尽合理,如互相推诿或互相钳制,以致达不到统治者或民众满意的效率时,必然导致公正与效力的丧失。效率的出现,集中体现着司法职权在保障公平正义的司法状态的出现时所发挥的作用。因为,效率强大的司法权以最大权能解决着法律纠纷,化解社会关系领域的危机,并为良好的法制信仰的形成创造条件。我们必须把公正和效率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设置机构,合理配置资源,从制度上保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维护司法公正。

(4)权威性原则

司法职权本是国家基本职权的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这种强制性是不容挑战和质疑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赋予的侦查权、检查权、审判权,三机关行使的权力充分展现着国家权力的强大,这是民主集中制在我国司法制度上表现司法权威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政策是我们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坚持的核心价值标准。司法职权配置的方式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通过执政党的坚强领导,司法权的效力位阶才能获得最大提升,这样的职权配置才能更加彰显法治的强大凝聚力。

在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还有党中央这个政权组织的核心,不能行使最高司法权,但能体现最高司法权威。我国的高检、高法、公安部代表国家行使最高中央司法权。言简意赅,在公检法依法独立行使中央司法权的时候,那么以高法院长、高检检察长、公安部长为首的各自领导集体,就是中央行使司法权的后盾,这个后盾所表現的就是司法权威的力量。而在地方层面,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地方司法机关,正是将司法权威得以具体量化的操作者,他们的职权行为直接关系着法治高效性和权威性。

4 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这样的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与十六大报告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十七大报告把十六大报告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改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这样一种语词的变化使得政治报告的表述更为凝练,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词的变化,语词表述的变化表明执政党对于司法事业的认识更加深刻,简洁的话语背后蕴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政治意含。可以说,司法职权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

第一,能有效的贯彻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政策。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是在大政方针层面。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核心层面就在于合理有效的配置司法职权,就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公正无私的贯彻司法权的实施。党的坚强领导体现在各项具体事业中,而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就成为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一个检验标准。

第二,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唯有此,才能减少部门之间、机关之间、个人之间的摩擦、扯皮与内耗,进而达到司法的高效运行。通过权力配置的明朗化,公检法三机关在权力的分配上,避免了权力的重叠和空白,保障了权力的平衡和制约状态,为现代司法的高效运作打下基础。

第三,使民众相信司法职权的行使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独立公正地行使,才能使民众获得对司法的认同,进而司法才能在民众中树立真正的权威。司法权威的获得关键在于公民所形成的良好的法治信仰,在于公民对司法的信赖。一般而言,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给公民以法治的信心,这才能让公民热爱和遵守法律。

综上所述,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体制改革之外的改革,它总是与司法经费保障体制、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等等一脉相承。秉承公正高效、独立、法治的原则,才能将司法职权的运作纳入良性而快捷的轨道,才能保障司法真正独立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司法改革是一个持久的改革,还要经历漫长的道路,而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作为司法改革的前沿阵地,必须牢固地夯实基础,为实现司法改革开拓良好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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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谢佑平.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刘 波

第三篇：简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应用

摘 要：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事司法中贯彻罪行法定原则，既要完善”找法”中的刑法解释问题，又要协调其与司法裁量发生冲突和矛盾。在这种追寻与把握中，忍受”法无明文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社会为了维护刑法正义、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为切入点，从而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为切实改善中国面临的实际罪刑法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应用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一)司法认定

法律的司法认定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的。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法律规定就必须要求具有明确性，立法就是从千姿百态的案件事实中抽象出适用于所有案件的法律原则，因此它具有高度概括性，但立法又必须是有鲜明的明确性，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是美国刑法学家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的又称之为“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根据该项原则要求，罪刑虽然是法定的，但若其内容不明确，就无法防止刑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主义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也便无法实现。因此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应该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应有意。这里的法，首先是指刑法，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刑法典是指把规定犯罪和刑罚的一般原则与各种具体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加以条理化的刑法典。刑法典是刑事基本法，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在罪刑法定原则制度下，刑法典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罪刑法定原则之所谓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是指刑法典的规定，包括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不仅指法律的字面规定，并且指法律的逻辑包括。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显性规定，二是隐性规定。显性规定指字面上直观规定，而隐性规定则是指内容上的包容规定。显性规定通过字面就可以直观规定，而隐性规定通过字面一般难以规定，而必须通过对内容的逻辑分析才能规定。显性规定，固然是法律明文规定;隐性规定，也是法律明文规定。

(二)司法解释

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因其绝对、机械、不合实际的缺憾已成为历史烟云，代之而起的是相对罪刑法定原则，而相对罪刑法定本身就包含对刑事司法解释的需求。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改变了绝对的犯罪构成和绝对的刑罚局面，规定了一定的刑罚幅度，這是因为立法者将立法时的罪刑情况概括起来并表达明示性的刑法条文已非易事，更何况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法律没有预见的或不可能预见的事态的发生是必然的，这就决定了刑法司法解释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也就成为连接罪刑的相对性和具体案件的确定性之间的一个纽带和桥梁，将会影响实践操作和应用结果。虽然我们承认刑法司法解释的存在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制约，刑法司法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的前提，对法律实施起标示的作用。因而，刑法司法解释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司法解释主体的制约。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而不是其它机关;二是对刑法司法解释范围的制约，即司法解释只能是对定罪和量刑的解释。三是对解释方式的限制。罪刑法定原则之派生原则之一就是禁止类推解释。因而，刑法司法解释方式必须坚决杜绝类推解释，而只容许限制的扩张解释和自然解释。

(三)司法裁量

从表面上看，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要限制恣意，防止法官任意裁量罪行，以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自由裁量权则是法官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和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判罚，二者似乎是矛盾的。而事实上，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都为了保障刑法机能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相对罪刑法定主义影响下的刑事法律实践中。

1.罪刑法定原则制约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法律必须通过司法活动才能实现其作用，因而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创造力是应当肯定的，但如果过分强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又可能造成司法的擅断。同时，刑法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体系，以刑罚性强制为内容，涉及对公民自由甚至生命的决定，因而对犯罪与刑罚作出明确规定的刑法规范是法官裁量的依据和准则。所以，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有必要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罪刑法定加以限制。

2.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完全否定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法律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但这稳定性必然带来滞后性，因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立法者却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制定法律。法官在行使职责的过程中，不能以僵化的头脑思考问题。菲利对绝对遵守法典的文字规定而做判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无视犯罪人的个性差别，法官不能将自己与环境和社会生活割裂开来，成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机械运用法律的工具。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可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其次，它有助于实现个别正义。每个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是不同的，不考虑这些因素势必会作出相同的判罚，这并不利于保障人权。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必须针对具体情况作出判决，才能尽量保证每个犯罪人得到个别正义，仅仅依靠法律是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

总之，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排斥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裁量，以此增加刑法的适应性。但相对而言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是更加重要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能是无限的，应该有所限制。因此，从刑法的制度构造上来说，以罪刑法定的严格规则限制司法的自由裁量，同时又在罪刑法定的界域之内予以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应该是最佳选择。

三、结语

罪刑法定原则不是一条法律标准，在刑法中确认下来就万事大吉了。较之在刑法典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刑事立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要付诸实现，有赖于司法机关实际的执法活动。这种执法活动所贯穿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正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姜敏.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维度和启示——兼与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比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期.

作者：张艺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