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论文范文

2022-05-09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司法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现行的司法人员制度是导致和催生司法潜规则的重要因素之一。由刚毕业的大学生担任法官助理难以保障案件的审判质量;以结案率、调解率作为法官工作业绩的评价标准不尽合理。只有提高司法准入的门槛，拓展司法人员来源渠道，调整结案率、调解率的评价指标，建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考核团队，完善司法责任制，使司法权力的让渡与限制有机结合，才能真正破解司法潜规则的制度基础。

第一篇：司法制度论文范文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适用

[摘要]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于限制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和完善公司法人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公司法》规定较为原则,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有待完善,亟需对适用主体明晰化、滥用行为类型化,并将结果要件细化并辅以一般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关键词]公司法人格否认;司法适用;公司法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旨在阻止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公司法》第20条对此制度作了原则规定,但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又缺乏详尽、配套的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依法进行否定,尚是一個亟需规范的论题。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源于公司法人格的异化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在英、美法系中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在大陆法系中称为“直索责任”[1]。它旨在阻止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以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负责。

公司人格否认的本质, 日本学者森本滋认为:“是指按照公司制度的目的, 当认为某公司所保持的形式上的独立性违反了正义、平衡的理念时, 或者公司所具有的法的形式超越了法人格的目的, 非法加以利用时, 并不全面否定公司的存在, 而是在认为它作为法人存在的同时, 针对特定事例, 否定其法人格的机能, 以保障公司与股东在法律上一视同仁的地位”[2]。其实质是在承认整个法人制度实在性的基础上,在个案中对公司人格予以相对否定、对股东有限责任予以排除。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司法适用现状

《公司法》第20 条对该制度予以原则规定,对股东行为何为“滥用”、哪些情形构成“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尚需从公司法理论和散见于司法解释的有关公司法律制度来理解。由于司法人员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同,可能对同类案件作出不同认定,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尚有不足之处。

(一)适用主体不明确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承认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前提,仅针对特定个案中公司独立人格予以否认。公司人格否认个案的适用主体为双方当事人:一方是义务主体,即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者;另一方为权利主体,即因公司人格被滥用而受到损害,并有权提起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的当事人。而公司法对双方当事人的规定很含糊:消极股东虚假出资、抽逃资金时是否构成滥用者?在非股东的实际控制人侵害债权人利益时,能否成为被主张者? “自愿债权人”是否有权提出公司法人格否认?这些问题都有待明确。

(二)行为要件规定含糊

公司法规定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给予法律上的否定,但何为“滥用”, 仅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3]中对公司人格混同作出个案认定。诚然,法律不可能对滥用行为作出全面规定,但对滥用行为进行适当归类,应成为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三)结果要件定性规定,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够

按《公司法》规定,股东滥用行为须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对于“严重”情形并无统一界定,股东的滥用行为是否给债权人造成“严重损害”依赖于法官的个案裁量,如果股东的滥用行为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被界定为“非严重的”,那么就不能要求滥用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这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债权人保护的不周延之处。

(四)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中债权人举证困难,举证责任分配亟待修正

公司法仅对一人公司财产混同情形作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在其他情形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利益受损的债权人应对股东是否存在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该行为是否与所受损害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而公司内部的决策、运作属相对保密事项,这种举证方式为债权人的举证带来相当困难。

三、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司法适用之构想

(一)明晰适用主体范围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因而应从此两类主体的构成上来明晰适用主体范围。

1.权利主体。根据《公司法》规定,只有债权人才有权作为权利主体提起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此处的债权人是公司的债权人而非股东的债权人,对于股东债权人主张按股权份额要求以公司财产为股东承担责任的,不属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有权提起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诉的公司债权人,不应限定为非自愿债权人,雇员、消费者等自愿债权人也应有权主张。

2.义务主体。公司法将义务主体限定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笔者以为不宜对股东身份作绝对性限定,在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力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应作为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被主张者。当然此建议有待在制定司法解释时予以进一步明确。实施了滥用行为的股东是适格的义务主体。主体的适格依赖于行为的认定,主体的确定取决于对其实施行为性质的认定,只有行为构成滥用,滥用者才会成为适格的义务主体。公司法人格的滥用者主要是对公司起到控制性作用的股东,但在非控制股东有虚假出资、抽逃资金行为而至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时,亦应为自己的欺诈行为直接承担责任。

(二)对滥用行为予以类型化

在公司法人格否认适用中,主体要件和结果要件的确定都有赖于行为要件的确定。诚然,就滥用行为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确属不易,但通过对滥用行为进行适当的归类,是可为司法实践提供操作指引的。滥用行为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1.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公司资本是否充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公司是否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作为经济上的概念,公司的资本是否充足应当与公司运营风险相适应[4]。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可表现为出资不足、虚假出资及抽逃出资。出资不足属公司成立的实质要件欠缺,公司人格将被彻底否认。而在虚假出资及抽逃出资的情形中,股东实施了欺诈行为并导致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直接影响债权人特别是非自愿债权人的利益,应当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2.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的行为。股东为逃避财产被强制执行而设立新公司并将财产转移到该公司,即为典型的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法律义务。特定主体利用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的法人格,人为改变强制性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规避法律义务,为确保法律之尊严和实效,应予以揭开公司面纱,直索公司法人格面纱后股东的责任。

3.利用公司回避合同义务的行为。利用公司回避合同义务时,公司独立人格成为股东回避合同义务的工具,这将置对方当事人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为秉承法律之正义、平衡理念,应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其情形包括: (1) 为逃避合同的特定不作为义务而设立新公司从事相关活动;(2)控制股东抽逃资金或解散公司,将资产转移到新公司以逃脱原公司债务;(3)利用公司对债务人进行欺诈以逃避合同义务等情形。

4.致使公司人格形骸化的行为。形骸化是公司和股东财产混同的一种状态,严格说来形骸化并非滥用行为的类型,而是股东破坏公司财产独立性后所呈现的后果。要否认该状态的合法性,从法律上就只能是通过对导致该状态出现的行为予以规范来实现。公司人格形骸化实质是指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以至于形成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的情况。这在一人公司和母子公司表现得最为明显。

(三)细化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结果要件

认定滥用行为是否构成对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结果要件。何为严重?法无明文,完全由法官根据个案自由裁量,可能造成同类情况不同裁量,但作定量規定会给将来的法律适用留下很小的适应空间,并给侵权者规避法律留下可能。笔者认为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严重损害类型列举并辅以一般规定的方式有助于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统一司法指引。

(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要求股东存在滥用行为且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与股东滥用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对于是否存在股东滥用行为宜采客观滥用主义,即只要对方有诸如资本显著不足、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等滥用公司法人格的外部表象就推定股东滥用行为存在,债权人毋需证明股东有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故意。

但是债权人应当对自己所受损害与滥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宜采相当因果关系,在“条件”基础上引入“相当性”,由法官采普通人的立场,依据经验及事件发生的正常经过进行判断,以确定损害后果的产生与滥用行为的存在是否具有相当可能性,以此来判定股东应否承担责任。

总之,笔者认为各种类型的公司均适用举证责任倒置[5]并不妥当,除一人公司实行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外,其他情形下笔者赞同采用“初步证据规则”[6],即原告对股东存在滥用行为举证并使法官相信被告存在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较大可能。在原告提出上述初步证据后,由被告举证其不存在滥用权利的行为,被告承担其行为是善意的、公平合法的证明责任。这样有利于减轻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又能有效防止债权人滥用诉权,较为合理地实现举证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配置。

[参考文献]

[1]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43-245.

[2][日]森本滋.法人格的否认[J].李凌燕译.外国法译评,1994,(03): 19.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55号.http://www.chinalaw.gov.cn/arti-

cle/fgkd/xfg/aljx/200905/20090500132977.shtml,2009-05-05.

[4]张洪松.公司法人格否认:要件解析与类型定位[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1):68.

[5]白云.试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及其举证责任分配[J].政法学刊,2008(10):52-54.

[6]傅赵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构成要件[J].中国经贸导刊,2010(3):89.

[作者简介]段艳华(1975—),女,湖南通道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学、经济法学。

作者：段艳华

第二篇：破解司法潜规则的司法人员制度解析

摘要：现行的司法人员制度是导致和催生司法潜规则的重要因素之一。由刚毕业的大学生担任法官助理难以保障案件的审判质量;以结案率、调解率作为法官工作业绩的评价标准不尽合理。只有提高司法准入的门槛，拓展司法人员来源渠道，调整结案率、调解率的评价指标，建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考核团队，完善司法责任制，使司法权力的让渡与限制有机结合，才能真正破解司法潜规则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司法潜规则;司法人员制度;制度分析;制度设计

一、司法潜规则的含义及制度原因

所谓司法潜规则，是指司法人员在运用司法权力解决法律纠纷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与国家司法显规则（即国家正式法律制度）完全不同的非正式的隐性办案规则。主要表现为：司法公平让位于上级指示或工作业绩，司法正义妥协于人情关系或权钱交易。请示办案、先定后审、久调不决等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十分普遍。

司法权力的运行离不开具体的人员操作，而对于这些掌握核心权力的人员来说，如何约束他们的司法行为、如何监督他们的办案过程，如何评价他们的工作业绩，如何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关系到司法活动能否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但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大多关注的重点都是如何约束和监督司法人员的办案过程，而较少关心司法人员的招录制度、业绩考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司法权力的公正行使必须依靠有效的制度，而我国现行的司法人员招录制、考评制、错案追究制等司法显规则在制度设计上均有瑕疵。首先，制度重点多侧重于事后惩罚，如刑法中的职务犯罪。其次，缺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考量，如对司法人员的工作指标、工作强度、工作程序等要求是否合理，是否科学。如果这些问题在司法人员制度的设计中都没有充分考虑和体现，那么就无法有效约束和监督司法人员的行为。制度本身的瑕疵使得司法显规则在实践中被扭曲或虚置，司法潜规则反而大行其道，因此，破解司法潜规则的关键就在于完善司法人员制度。

二、催生司法潜规则的司法人员制度分析

（一）司法人员招录标准较低

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是保证办案质量的重要前提。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在保证司法人员专业素质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制度仍然存在标准较低的问题。按照现行的法官助理招录制度，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只要通过考试就可直接成为法官助理。虽然大学生是司法队伍的新生力量，但其学习环境始终是校园，缺少实务训练，而现实中司法审判过程中的许多工作都是由法官助理完成的，如调证、送达，甚至撰写判决。如果判断不准确或裁判不公平，那么带来的社会危害将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不提高司法人员录用的条件，一旦产生质量堪忧的裁判，就会影响我国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二）司法人员评价指标不尽合理

1.结案率。以法官一年内审结的案件数量或一定比例作为其工作是否达标的评价依据，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冲突。在立案审查制变革为立案登记制后，立案门槛的降低，虽然一方面解决了当事人立案难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法院的案件受理数量也成倍增长，基层法官一年承办的案件量多达几百件，而根据现实的结案率要求，这些工作很难按期保质保量的完成。

2.调解率。调解的本意是希望当事人之间互谅互让，和平处理矛盾争议。但由于调解率被作为法官工作业绩的一个评价指标，使得调解工作变了性质。还有许多案件的法官全力调解，其目的并不是希望和平解决矛盾，而是案件的利益不好平衡，无论怎样下判都会得罪其中一方，一方必然上诉。为了减少上诉率，法官就会不遗余力地组织一次又一次的调解，导致许多案件久调不决。

（三）员额制与司法责任制有待细化

1.司法权力的让渡——法官员额制

法官员额制的改革对于破除审判行政化，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审判独立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工作报告，截至2018年3月“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全国法院从211 990名法官中遴选产生120 138名员额法官，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遴选产生367名员额法官”。但“法官员额制”改革也存在诸多问题。现实中许多法官并不愿意参加员额制，甚至甘愿放权只拿低级工资以求安稳度日。其中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旦人员额固然会获得更大的审判权力，但与此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如上所述，繁重的工作压力、硬性的结案指标、严格的责任追究，这些压力严重削减了法官参加员额的积极性。

2.司法权力的限制——司法责任制

相对于此前的“审而不判，判而不审，审判者不能负其责”的司法潜规则，司法责任制改革真正实现了放权与监督的有机结合，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的制度使得错案追究制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司法责任制虽加强了法官办案的责任感，但谁来追责，如何追责，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等问题还有待制度的细化。

三、破解司法潜规则的司法人员制度设计

（一）严格司法人员招录条件，提高司法准入门槛

提高现行的法官助理招录条件，仅通过法律统一考试但没有三年以上法律执业经验的不能直接成为法官助理。刚毕业的法科学生应首先进入法律服务的一线领域，如律师助理、公司法务，从没有权力、没有优越感的最底层的职场新人做起，积累经验，在实践中理解和应用所学过的法律理论。反之，如果直接进入司法机关，直接掌握决定他人生杀予夺的大权，拥有了相对自由的判断空间，再加上当事人对裁判者的敬畏和依赖，此时虚荣心、优越感与权力欲就会迅速膨胀，理性、谦虚、审慎的思考就会被简单、粗暴的想当然所取代。甚至一些年轻法官对当事人的辩解持不屑态度，“说的再多也没用，反正是我说了算”，这种自负和优越感长久下去，必然形成更大的裁判恣意。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污染了。” 其实，许多初入司法队伍的学生是积极向上、秉持公心的，也希望有所作为，但结构性的潜规则环境往往使个体向现实妥协，被同化。相比较而言，在美国成为法官的职业门槛是很高的，大学刚毕业就成为法官是不可能的，没有相当丰富的法律实务工作经验就没有资格成为法官。美国许多大法官的前身都是从事多年法律实务、具有豐富经验的优秀律师。

（二）拓展司法人员来源渠道，解决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

案多人少是困扰我国司法实务领域的一个客观问题。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一年承办案件的数量达几百件之多，有的七八百，有的甚至超过一千件。以一年365天来推算，一个法官平均每天就要审结两个案件。如果扣除每周的休息日还剩有261天，一个法官平均每天要审结三个案件。而一个案件从立案、举证、答辩、证据交换、调查、阅卷再到庭审、评议、撰写判决，最少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正是囿于当前法院人少案多的现实，不少法官不得已将写判决的工作交给助理完成，甚至一些重要疑难案件的判决也是刚毕业的学生作出的。如果此种情形发生在学校，即使学生的判断出现了错误和偏差，至多只是案例模拟，不会真的影响当事人的利益。但放在现实的司法审判工作中，由于初入法院的法官助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经验的匮乏以及法律实务能力的欠缺，法官助理在本身还不具备准确判断能力的情况下，就极易受到法院系统内部指导意见的影响，极易使思维固化，并通过固化的思维产生决定当事人重要权益的终局裁判。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必须大力拓展司法人员的来源渠道。另外，从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也应该吸纳更多其他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优秀人才进入司法机关，例如高校中谦逊的法学教授、研究所博学的法律专家，律师界优秀的专业律师，应进入司法部门担任要职。

（三）调整结案率为结案量，完善司法人员评价制度

囿于当前司法领域案多人少的现实困难，以结案率、调解率作为法官工作业绩的主要评价标准确实不尽合理，结案率的硬性要求会倒逼法官仓促结案，对案件审理中的细节没有时间深究，更无法主动调查取证，这必然导致案件的审判质量下降。调解率的指标又会导致案件久调不决，影响司法效率。因此，应当适度调整结案率、调解率的评价指标，改“结案率”为“结案量”，即改“比例”为“数量”。因为法官受理案件的基数不同，按照相同比例计算出来的案件数量就会有很大差别。对于案件基数较大的法官，工作量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调整“比例”为“数量”可以有效降低受案量大的法官的工作完成强度，进而使司法人员工作评价指标更趋合理。另外，还应同时强化“案件审判质量”这一评价指标，重“审判质量”而非“审结数量”。应建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考核团队，由独立于法院之外的法律专家组成，针对每一起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复核，类似于高校的论文外审制度。为了打破利益关联，复核机构的运行和复核人员的报酬均由国家财政单独拨付，使审案的质量与法官的职业评价密切相关。

（四）建立外审监督体系，完善司法责任制

法官员额制改革必然带来放权之后的监督问题，除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之外，还应当在法院系统之外再单独设立一套错案追究体系。首先，设立法学专家库，以备监督者的随机选定。专家库中的人员可以直接参与案件的讨论，在不受地方政府的财政人事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大胆表达对案件的真实想法。其次，建立投诉制度，对案件审理结果有质疑者均可启动投诉程序。再次，建立跟踪回访制度。一旦错案责任被确定，错案责任人的责任承担必须得到切实执行，以避免司法责任制流于形式。

综上所述，完善司法人员制度是破解司法潜规则的关键所在，只有提高司法準入的门槛，废除结案率、调解率等不合理的评价指标，建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考核团队，完善司法责任制，才能真正破除司法潜规则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 培根.培根论文集[M].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 陈晓雷.构建法律道德的正义基础[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3）.

[3] 韩祥波.正式制度与潜规则[J].法制与社会，2010，（1）.

[4]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工作报告[R].

作者：陈晓雷

第三篇：民国时期湖北司法制度变迁及民事司法实例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清末明初湖北作为中国革命与法治的主要地区，对传统司法制度改革的决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司法制度的变迁，最后从司法实例研究的角度对民国末年湖北县市的民事案件进行分析，认为经过一系列司法改革以及社会变动后的湖北，人们关于司法文化以及法律文化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关键词：司法改革;制度变迁;法律文化;实例研究

湖北自近代以来成为中国革命与法治的重要基地。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掀起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浪潮，辛亥革命于1912年元月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溥仪退位为胜利标志，结束了两百多年清王朝统治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法治观念自此深入人心;1911年11月9日，湖北军政府正式公布了由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约法》这项约法为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成为其他省份制定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

一、对于“司法”的定义

“司法”一词在我国古代是掌刑法的官名，是唐朝县一级协助县令掌管刑狱、审判的官吏。《旧唐书·职官志三》：“法曹、司法掌刑法。”“诸州上县……司法，佐四人，史八人。……典狱十人。”司法活动我国亦古已有之，但是近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司法”一词却是由西方引入。由于社会传统、法学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国的司法在国家政权中地位各不相同，对于“司法”的概念、外延等方面的阐述也是有区别的。在我国，对于司法之概念，近代与当代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对“司法”一词解释如下：“在中国，司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专指审判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活动。广义包括所有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它对法律的运用、解释，以及通过对民事、刑事等诉讼案件进行侦查、审判并以此为目的所进行的全部有关的活动。”

近代中国主要是借鉴西方的观念。清政府引入西方司法独立原则是在清末立宪的尝试中，实际上也就是审判独立原则，“司法”一词指的仅仅只是法院的审判。民国时期以“三权分立”思想构建国家，主张司法独立也就是强调审判独立。1933年耿文田先生指出：“所谓司法有狭义广义及最广义三种：狭义之司法，专指民事裁判及刑事裁判而言;广义司法兼指司法行政裁判及权限争议之裁判而言;至若国际法上之仲裁裁判，國内法上之政治裁判，亦有司法之性质，而为司法行为之一种，称为最广义之司法。但普通之所谓司法往往作狭义的解释。本文所将要论述的司法制度改革也即审判制度改革，并不涉及其他行政或仲裁制度。

二、1927-1949年湖北司法制度之变迁

(一)制度背景

1、清末民初司法独立原则的引入

中国在清末时期，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司法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挑战，不得已走上了艰难的转型道路。新政时期，以沈家本为首的晚清修律大臣将西方法律制度移植到我国，首次引进了司法独立原则。至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三权分立亦在形式上得以实现。

然而，传统司法文化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指令性规则以一种坚定的姿态阻碍了外来民族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在中国的实际运行。从清政府的实施力度上来看，新政作为一种改良性措施，具有极大的保守性;中国的社会环境亦非西方司法文化能够生存、适应的土壤;而且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与司法独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法律职业人才以及相应经费均不完善。杨鸿烈先生评论道：“法官多用旧人;供勘则纯取旧式，刑讯方法，实未革除;律师制度，尚未采用，虽规模初具，亦徒有其名而言。”时至民初，司法独立原则在根本大法中予以确立，民主法治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但此时的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强大，民国时期行政、军阀、政党势力纷繁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极大地削弱了司法权。地方行政机关兼理司法制度的存在，就有力的表现出司法独立的基础的缺失。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时期的司法独立仅仅是作为具文存在于法令之中，并未真正实现。

2、南临政府初级检审厅的设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法院之编制及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在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中，将法院的编制以及审判活动均独立出来，这一举动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并且，南临政府尤其重视独立的法院组织的设置，审判机构即遵循了清末的四级三审制。在法律文本中规定设置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这四级法院体系，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统一的司法审判体系，以期更好的实现保障民众切身利益的目的。然而，南京临时政府的短暂命运，以及其薄弱的统治力量，致使系统的法院组织体系无法形成，民初设立的初级审检厅也只是昙花一现。

3、北洋政府兼理司法制度的形成

1912年2月，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通过逼让清帝退位攫取了中国的统治权。最初，袁世凯在遵从民国理想的口号下，却步步加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涉。为了将司法权收归囊中，他以财政经费紧张、政局动荡、新式司法人才不足等种种为借口，不仅不继续完善临时政府目标中的司法体系，反而于1914年4月下令裁撤原有的地方和初级审判检察厅，规定地方主要由县知事兼理司法。1914年4月5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了《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规定：“凡未设法院各县之司法事务，委任县知事处理之;县知事审理案件，设承审员助理。”同时还颁布了《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司法制度，关系政体，法院普及，固期必行。然国基初奠，经费、人才概有所限，势不得不权衡缓急，故大总统有县知事兼理司法令，政治会议复有分别去留之意。该会议决议案，既于4月30日奉批照办，本部遵即饬各省一律分别裁并，除京外各高审检厅暨省城及重要各商埠已设之地方厅照旧设立外，计裁并各省地方审检厅90所，裁撤京外初级审判厅135所。”这样地方的审判承审员最多设三人，并设书记员一人(最多三人)，其他还有承发吏、检验吏等，受县知事和承审员监督。在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各县，属初厅或地方厅管辖的第一审民事刑事诉讼案件，由兼理司法院审理。承审员的设置则主要是考虑到县知事在法律知识方面的不足以及法律训练的缺乏。在此种制度设计下，行政与司法体系合一，使得县知事对司法享有绝对的权力，为欲恢复帝制的袁世凯掌控司法权铺平了道路。

(二)湖北司法改革历程

1、1927年湖北司法公署的普遍设立

行政兼理司法制度使得中国现代法制无法进一步向前发展，湖北在这一背景下也经历了一长段沉寂时期。但在这一期间，湖北省一些地区的专门司法机关一直同行政权力进行斗争，试图摆脱行政长官对于司法权的控制。例如：为了加强边远地区对案件的审判，湖北省与1915年先后设立了高等审判厅宜昌、襄阳分厅;依《暂行各县地方组织法》规定，1917年武昌、夏口两地方审判厅附近的少数县设立地方审判分厅，分厅内设民事、刑事各一庭;1920年，湖北高等审判厅拟增设黄冈、江陵、恩施、郧阳、安陆、钟祥、襄阳、宜昌、污阳、广济等10个地方审判厅。地方的司法权大多还是被地方的行政官员所掌控。

这一沉寂被1926年末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所打破。由于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国民政府为了巩固其政权，尽管社会情形十分严峻，但仍坚持以立法建制为先。这主要表现在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的第二天，就立即召开了司法改革会议，充分证明其对司法改革的重视。1927年3月30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的报告，徐谦在这份报告中主张进行在革命的同时彻底改革司法，“政治要革命，司法是政治的一部分，也就在革命里头，所以司法也应该革命。

1926年11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颁布了《湖北临时县司法委员组织条例》，开始在湖北省的各县设立司法委员公署，由司法委员负责审理民刑案件，规定“各县一切民刑案件概归司法委员负责审理，”1927年湖北省各县就普遍设立了司法公署。司法公署的性质是法院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在未设法院地区的一种暂时性的司法审判机关。湖北省的司法权由县知事转移到了司法公署，是司法独立精神的体现。

湖北作为先行改革的省份之一，对于司法公署的内部机构设置尤为重视。“湖北各县在民国十六年后，均设有司法委员，组织司法公署，专理司法。”随后更是发布了一系列的训令来落实司法公署制度，例如《湖北政务委员会第二0二七号训令令各县县长司法委员》中强调行政与司法的相互配合，但是司法要排除县长的干涉，以避免违背法治精神，并给予司法委员财政支持;湖北高院颁布的《湖北各县司法公署组织暂行章程》指导全省的审判工作。最终司法公署制度的取缔是在1932年12月31日，湖北省公布《湖北各县设置承审员暂行办法》，由此恢复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县政府兼理司法制度。

2、1932年湖北省恢复政府兼理司法的承审员制度

随着国民党各种制度建设的逐步展开，为完善司法系统，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10月公布《法院组织法》，确定国民政府司法体制为三级审判制。1930年11月至1932年6月，国民党军队连续对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发动了三次“围剿”，单均宣告失败。而司法公署经费过高本就无法维继，再加上军费亟需，南京国民政府为解决这一困局，采取了缩减司法经费的办法。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一倒退并不是完全的，此时的承审制与北洋政府时期的承审制有所区别。这时期的承审制是在县长之下设立承审员，所有民刑诉讼及非讼事件，通由承审员分别办理，县长兼理司法行政事务，及行使检察官职权。相较之北洋政府县长主理司法承审员为辅的情形，1932年湖北的承审员所享有的司法权限更大，承审员负责审判民刑诉讼案件，县长主要行使的是检察权，也即实施侦查、提起公诉、担当自诉、执行裁判、执行其他法令所定的权利。

这一变革措施虽然起到了节省经费的效果，但是却与司法独立的精神相背离，遭到了司法行政部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因此仅维系三年便被废止。

3、1936年湖北省在各县普遍设立司法处

1935年9月司法会议的召开揭开了全国司法改革的序幕。此次会议宣言强调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司法独立是奉行三民主义和实施宪政的基础，欲保持法治精神，则司法独立，此乃金科玉律。在这次大会讨论的基础上，1936年4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司法处组织条例》，下令将所有兼理司法县分期改设司法处，湖北省遂于1936年7月1日在未设法院的县设立司法处，从而取消了承审员制。

湖北省作为司法改革精神浓厚的省份，积极落实《县司法处条例》，在规定时间内即1936年7月1日前在未设地方法院均成立了县司法处，在抗战爆发前，整个湖北省除17个地方法院外，在其余五十余县均成立了县司法处。

4、战时湖北的巡回审判制度

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国土的大量淪陷，中国的司法机关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冲击。此时，为了保障人民利益，不少学者提出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充分论证。

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司法行政部也将目光转向了巡回审判制度。为适应战时的社会背景，保障对战区诉讼的审理，1938年12月15日，司法行政部公布了《战区巡回审判办法》，在当时的鄂粤苏赣皖豫晋浙鲁九省施行。1939年8月18日，司法院又颁布了《战区巡回审判民刑诉讼暂行办法》，这两则条例实际上成为了战时巡回审判制度的立法与实践的主要依据。此时的湖北为了适应沦陷区案件的审理，湖北高等法院也设立了巡回审判第一、二、三区，巡回审理省内各处的民刑事案件。

三、民事审判实例中的法律观念

湖北省在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变动引起的一系列司法制度的变迁，对于湖北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民国末年湖北省的具体司法个案中便可以看出人们法律观念的转变以及司法改革所带来的法律秩序的变更。

(一)对于妇女财产权的保护

在财产权诉讼当中，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民国末年时期的民法着力保护妇女的合法财产权。

民国三十一年湖北麻城发生了一起晏黄氏与高明晏等因确认买卖契约无效及交还田产事件。在该案中，原告晏黄氏之夫晏复兴在病逝时留有“项家沟张家山两处业田十六石，榨贩冲佃田(业田系自己所有，佃田系永佃权性质)十五石”的遗嘱，但儿子却盗卖了部分田产。晏黄氏于是向司法处诉称“以年迈子懦，恐难终老，遂于同年冬月请凭族戚，将该两处业田提作膳产，以作养生送死之资，立有提约为凭。今春二月，查知被告(高明晏、高星朗)拴通张选南作中，术使氏子八香于去年冬月将项家沟水田五石出卖与伊为业，计价四万元正，瞒不使民知，实属盗卖谋买。”晏黄氏因此请求司法处判决其子八香买卖田产的契约无效，并要求返还田产以供养老。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承认了倒卖田产的事实，加上原告提交了提约为证，因此司法处判定田产的处分应当在得到原告同意之后做出，否则无效。八香在未得到其母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出卖田产，订立契约时原告也并不在场，最终司法处判决买卖契约无效。

从该案的审理可以看出，法律并没有因为原告是妇女而加以轻视，更未忽视对其所继承财产权的保护。虽然其中不无原告乃被告母亲的原因，但是该案所体现的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意识也是我们无法抹去的。

(二)诉讼当事人不适格体现出法律观念的不足

杨建华有云：当事人适格，乃指当事人就特定诉讼，得以自己之名为原告或被告之资格，亦即就特定诉讼有实施诉讼之权能。当事人适格与否，应按实体法及诉讼法之种种规定决之。因此，当事人适格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为原告之资格;二为可以为被告之资格。如果当事人不适格，则“依现行实务上之见解，属于权利保护要件，法院应认其诉无理由，以判决驳回之。”

民国三十五年汉口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庭受理了关于万君懋要求王度迁让交屋并赔偿损失之案件。该案中的房屋于民国二十八年由万树人(原告万君懋之父)向永舆洋行租用，其后万氏一家“因轰炸迁避乡间，仍让人看守，按月给付租金，毫无滞欠。”民国三十二年万树人去世，三十五年时万君懋等人回到汉口发现房屋被王度占用，于是向汉口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迁让房屋，并自三十四年八月起每月负两万元赔偿损失。而被告王度则认为三十四年十月间其以法币贰佰万元向原住慧林坊四号三楼占人刘季康租用该房屋，钱不取息，屋不取租，以二年为期，立租借合约为据，是属合法居住，与原告并无关联。汉口地方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按诉讼之存在以得为权利义务之本体为要件，上项诉争房屋为轻。惠原堂所有由永舆洋行经租，虽为万树人生前向永舆所承认，无论被告占住是否由租用而来，但万树人死亡已久，原告与被告间无租赁关系之存在。按债权之请求以特定债务人为限，已无权义之可言。况房屋为韩辉原堂所有，纵令被告占住非法，但原告并非物权之主体，自无行使追及权之余地。诉请被告迁让殊难认为适格之当事人，而损害赔偿亦无所凭证。据上论结，原告之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依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判决如主文。”

本案中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对于财产权的重视，但是对于自己能否作为适格当事人进行诉讼，还是可以看出其诉讼法律观念的不足。

(三)妇女在婚姻诉讼中地位的提高

民国时期的湖北社会由于社会动乱以及西方思想观念的冲击，关于婚姻的纠纷发生频繁，审判机构中遗留有大量的司法案例，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湖北地区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在有关婚姻纠纷当中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利。

湖北广济县蔡春容与被告朱牛尔双方幼时由父母定了婚约，并且于民国37年农历二月初七结婚。但是成婚后不久，原告就提出撤销婚姻，其理由是结婚系被告以强迫手段胁迫成婚：“该年尔竟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纠领多人将春容抓抢至家，强暴幽禁胁迫成婚。”尽管被告否认，尽管法院没有调查相关证人，但是由于蔡春容之兄已经在此案之前即三月十八日曾以“持械强抢略诱图婚等情”向地方法院检察处告诉，同时法院发现二人结婚时“并未举行公开仪式且无二人以上之证人”。因此，推事认为原告之诉并非虚构，胁迫成婚显系事实，最后判决撤销婚姻成立。

该案件一方面表现出传统的包办式婚姻的继续存续，但同时西方新式婚姻文化以及观念的导入致使湖北地区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由于民国政府将西方的男女权利平等原则付诸于现实立法和司法当中，男女双方均可以通过这种法律保障体系维护个人的权利，相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法律文化的观念，女性的地位大大提高，但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即相较而言男性的地位已然下降。在此种情形下，女子在婚姻中地位的提高和法律对于女子婚姻权益的维护，使得女性在面對包办式婚姻或者是不满婚姻现状时，诉诸法律程序以寻求保障的可能性大为提升。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湖北作为中国革命与法治的主要地区，对传统司法制度锐意改革，始终处于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前列。经由逐步的司法改革，湖北人民的法律观念得到很大的提升。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日，我们应当继续秉持这一优良传统，加大保证公正司法力度，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和法治文化建设，着力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动湖北法治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法学辞典》，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耿文田：《中国之司法》，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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