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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学习哲学论文范文
大学生学习需要缜密的哲学思维
摘要：如今的中华民族已全面摆脱明末至民国之末，日趋落后、贫穷的困境，而走上了奋发图强、繁荣昌盛、民主和谐的新时代，并正在沿着锻造国民理性、科学、创新和民主法治社会的道路前进。人们常思考一个问题，即近代科学为什么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清末及民国时期伟大思想家严复认为，西方文明、民主、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的发达。
关键词：大学生;哲学思维;哲学思维特征;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训练
大学时代是学生求学深造的高级阶段，所学习的知识与中小学阶段学习任务有明显的不同，其表现在不仅知识内容深而广，而且学习的方式不同，前者是量大而新，后者是应用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
一、哲学思维方式
1.定义。什么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指人们在观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采用的具有哲学特征的思维方式，即自己所表露出的和理性思考出的那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如对人类的种族的区分，不是盲目地以某个“权威”人士所讲解的标准来定论，而是逻辑性地冷静地审视高度概括性的客观物质形态和行为而做出的结论。（1）它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何谓辩证方法？即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既对事物存在肯定的理解，又对现存事物存在否定的理解;对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地看待，是一个对立的统一，是真实的、客观的、发展的，而反对片面性、绝对性、形而上学性的僵化。（2）它是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从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事物的本性來看待，它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始终是发展着的，对以往的问题总是发挥着揭示错误、建立公平性的联系、不盲目地抬举颂扬、贬谪作用。（3）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强调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人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社会实践发展了，人们的思维认识就必须不断进步。（4）哲学思维方式是超经验的思维方式。它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把实践庸俗化，也反对将超越时代的瞬时偶然成功而不成熟的经验作为绝对真理照搬套用，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适合多数、顺应时代发展规律而冷静地注视世界的事物和绝大多数人类所希望并且被人们接受的一切行为。中国共产党在三次国内革命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就是对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结果。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地理环境复杂，经济实力处于发展中国家，只有把国家全民所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发展才有出路。
2.与时俱进，努力加强哲学思维训练。大学生是国家的创新人才，而哲学思维则是培养这种人才的最优途径，这是由于该类人才肩上担负着建设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重担，他们所处的时代应是全身心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时期，哲学思维能力和水平高低则是判断一个人创新思维能力强弱的核心标准，只有经过哲学思维的训练，才能发现和培养出那种善于观察、敢于质疑和缜密思考，准确判断，明确时局和发现前进道路中存在问题的创新人才，继而做出明晰的决断，从而避免或减少前进道路上的损失。因此，哲学思维是一个人成长中必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包含发散、逻辑、跳跃、想象四个领域。
二、哲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
哲学何以能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它的动力源不仅来自它的反思性（即质疑周围事物，不是盲目应承），而且包含通过前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公平、客观的展示和提出事物发展的相对规律和主体方向。具体表现在反思性、终极性、超越性和规范性上，因此它表现出来的形态是真实的、历史的、发展的，又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客观事物，而表现出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
1.反思性。哲学是思辨的，充满矛盾性，从本身出发，再经过自己的意识活动后又返回本身，本身又称为一种思辨的对象和内容，因而它仅用有限的思维能力，却能解决无限的矛盾冲突，它的意义在于能不断地从哲学内部本身发掘出新问题。
2.终极性。哲学的本质是确定的，例如，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在向西方盲目寻求救国救民方针接连遭到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3.超越性。它立足于经验，而又超越经验，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实践之后才得真知，既不脱离实践，又总结和升华实践。另外，它又不同于完全精确客观、固定不变的科学，它不允许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完善而发展的，是在不断实践中修改，在辩证和思辨中逐渐趋向完美的。
4.规范性。经过百余年的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史的认识，人们没有否认和推翻马克思主义基本思维，因而整体的哲学思维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类活动确实可以影响人类的思想，但总体框架是基本确立的，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是一个家族，其成员及差异有相似性。”
三、学习和研究哲学思维的思路
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在实践活动中维持自身存在的，人类的产生和存在有限性与无限性，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也有有限性和无限性。“实践出真知”，物质和意识处于统一体之中，从哲学本身出发，了解其功能结构，来探索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再结合时代的特殊性，才能真正说明哲学思维的特征。哲学思维又要求各方哲学思想融会贯通，而哲学的本质又是不变的，但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它又是不断变化的，以马克思与怀特海两位哲学家为例，他们都站在不同时代的顶峰，提出了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观察世界。
四、善于将哲学思维模式运用于学习与工作
《马克思与恩格斯选集》中提道：“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促进人类的进步。”那么如何将哲学思维模式运用于学习与工作呢？那应该是实事求是，不断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基石就是实事求是。当代高校学生缺少的是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如考试偷看，写作品和发明某种物件时抄袭剽窃技术方法，缺乏对实验的严谨态度。创新创业前期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用汗水磨炼自己实事求是的态度。
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创新创业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新时代要求当代高校学生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努力培养和训练，学会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能力，把创业精神融入血液。另外，对于当代社会的哲学思维来说，显得似乎有些飘忽不定，似是而非，虽经许多哲学家反复研究，但依然难以得出肯定一致的结論，但这也正是它琢磨不透的魅力所在。要将哲学思维应用于高校学生创新创业中是一个新的研究任务、新的思路。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
致谢：感谢生科院蒋立科教授对该文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参考文献：
[1]倪勇.哲学思维方式及特点讨论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9（5）：23.
[2]王学海.时代变化与哲学思维方式[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3）：67-72.
[3]李海霞，孙伟平.马克思与怀特海哲学思维方式的聚合[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5（2）：70-76.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philosophical thinking;philosophical thinking;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philosophy thinking training
作者：刘晨思 谷凤 丁杨 蒋立科
第二篇：哲学学习运动的文化反思
[摘要]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运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文化反思，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哲学理论；学习运动；文化反思
[文献标识码]A
哲学的反思是哲学发展的前提。建国以来，我国曾多次开展全国性的哲学理论学习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把抽象的哲学理论普及到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去，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普及运动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实用化和教条化等倾向，也给我国的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负面影响。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反思这些哲学学习运动，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早在建国之初，为了适应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在全党全国进行“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和“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要求，从而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中哲学理论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之所以要在全国的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就是要确立一个“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的行动和思想。
特别是在50年代初，电影《武训传》的发行和《红楼梦简论》的发表，更使毛泽东感到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某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因而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改造和教育。在毛泽东的倡议下，1955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把对干部的教育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结合起来，并把它确定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一项根本任务。
第二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的。这次学习运动是从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开始的。毛泽东针对党内和干部中间存在着的明显的忽视商品经济的倾向，明确强调“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他于1958年两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要让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能够真正结合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因此在1959年，他在再次建议各级的领导在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同时要认真学习《哲学小词典》。要求他们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
毛泽东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哲学实质上也就是认识论，也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他特别反对那种离开现实的实际问题只是在课堂上和书斋里对哲学理论的抽象研究，明确要求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中的尖锐武器”。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党内和各级领导干部而提出来的，那么正是这一关于哲学“解放”的号召，则将这场学习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哲学理论工作者纷纷走出校门和研究室，深入到部队、工厂和农村，面向广大战士、工人和农民进行哲学普及化的宣传和教育；各种战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哲学学习小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产生了出来，从而掀起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
第三次大规模的全国哲学学习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毛泽东为了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寻找根据，同时也针对林彪和“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所造成的全党、全国的思想混乱，多次号召要认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同前两次学习运动不同，毛泽东专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他开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认真地加以学习。尽管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次学习运动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学习，客观上为清理“四人帮”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创造了理论的基础和条件。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期在我国流行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两个凡是”仍然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78年，《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理论背景的大讨论，从而开始了我国第四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
这次大讨论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而进行的。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这场理论的讨论，强调必须完整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与前几次学习运动不同，这场由哲学争论而引起的哲学学习热潮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某种自下而上的特征，因而可以说是一场较为自觉的哲学学习运动。这场大讨论尽管只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某些观点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商榷，但其社会功能却是十分巨大的。它打破了我国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由此导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好了理论准备。
第五次全国性哲学学习运动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行的。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以后，中央为了将全党、全国、全军的思想重新统一起来，再一次作出决定，要求全国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这场学习运动同前几次不同，它的范围始终局限在领导干部的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一般的群众中去。各种政治的和理论的甚至是一些非哲学的综合性刊物纷纷刊登哲学文章，也造成了较为浓厚的全国性哲学学习的气氛。
(二)
总结建国以来五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看到，尽管这些学习运动掀起的历史背景各不
相同，每一次学习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尽一致，但它们却也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
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当然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
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哲学理论被确定为一些可以固定不变的原理和结构僵硬的体系，一切哲学的争论都贯之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形式，然后再用一些庸俗的所谓事例来加以注释，以至于流行“石头哲学”令人啼笑皆非的“哲学理论”。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最为突出。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宣传，不仅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开来，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的反感。
第二，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带有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回顾这几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而展开来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然而，在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与哲学理论普及化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相适应而产生出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学习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拿取并为我所用的工具箱。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性理解和运用，极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实际的结合流于经验化和形式化；而且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化和形式化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哲学理论的厌恶。
第三，在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同时带有把哲学的理论争论等同于政治斗争的倾向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差不多都是某种政治需要的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常常也就表现为哲学理论为政治服务。
然而，哲学毕竟不是政治，也决不能把哲学归结为政治。而我国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却流行着一种用政治来裁剪哲学和把哲学争论归结于政治斗争的倾向。一些人很善于揣摩一定时期的政治倾向，习惯于把哲学的理论争论同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等同起来，统统贴上政治标签而加以打击和压制。被固定化了的哲学“原理”和被肢解了经典“语录”常常成为打人的“棍子”和压人的“帽子”，甚至演变为攻击性的运动。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庸俗化和经验化、实用化所造成的还主要是人们对哲学的反感和厌恶的话，那么这种哲学的政治化倾向则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研究和哲学争论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敢进行创新性的理论探讨，使我国的哲学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是停留于对经典著作、领导人言论和现实政策的注解，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哲学理论本身的深入和发展。
第四，在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尽管每一次哲学的学习运动的具体目的不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统一全党、全国和全军的思想，因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性质。
然而，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却出现了某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固定化和教条化的倾向。与注解政治的风气相适应，人们习惯于把经典作家的论述和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某种固定不变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引用经典，成为哲学论证的一种最基本的手段和模式。这种教条主义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实的精神完全被这种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所取代，照背、照搬、照套、照抄不仅成为哲学学习的基本风气，而且也成为专业的哲学工作者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手段。
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反思建国以来我国的哲学学习和普及运动，我们又能得出些什么有益的结论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绝不意味着哲学理论的庸俗化和教条化
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对周围事物相对稳定看法的，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由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和经验的积累和沉淀是在一种潜移默化地过程中进行的，因而这种世界观常常以不自觉的形式出现。学习哲学可以使人们比较自觉地将自己已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同一种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行对照和比较，从而增强自己思维和行动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在总结人类思维成果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它不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发的产生和形成，因此为了提高人们思维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能力，有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的。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就必须要有思维的抽象，通过哲学理论的系统教育而使人民逐步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这才能真正使哲学的理论深入到群众去，因而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哲学的普及化。
其次。必须完整准确地认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
我们常常强调要坚持理论要联系实际，强调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然而殊不知，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本来就应当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它一方向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必须把自己的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只是片面地要求理论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忽视了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容易导致理论研究的经验化和实用化。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而，“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理论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学习理论就应当而且必须了解和把握这个内在的逻辑，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理论，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而恰恰是为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奠定理论的基础。
哲学不是注解现实的工具，而是研究和探讨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原则。一种真正能够立足于世的哲学理论，不仅要能够深入地研究现实和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必须能够通过对现实的研究而对现实未来的发展有所认识和探索，也就是说，一种真正彻底的理论必须具有某种超前或前瞻的性质。丢掉这种超前性或前瞻性，仅仅把哲学看作论证现实的工具，哲学就始终只能是一种永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的事后诸葛亮式的东西。
就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而言，哲学是世界观，是更基础的东西，而政治则是哲学世界观在社会斗争中的某种具体运用。尽管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哲学和政治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但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本木倒置。如果说哲学确实应当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服务也决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作理论的注释，而在于通过深入地研究现实而指出现实存在的根据和不足，并运用哲学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去探索现实发展的方向，从而为国家制定新的和不断完善现实的各种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哲学在政治的外面，而决不应当放到政治中间去甚至成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分强调哲学的政治功能无论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还是对现实的政治本身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可以说实在是太多也太深刻了。
作者：王民朴
第三篇：列宁第一次系统哲学理论学习的背景
在1908年以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了解，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学等方面，总的说还是不系统和不够深入的。1901～1907年，面对波格丹诺夫等人将马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调和起来的错误，首先是普烈汉诺夫等人站出来进行了反击。1908年，列宁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他第一次系统的哲学理论学习。由此，确立了他极为重要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关键词]列宁;哲学唯物主义;渡格丹诺夫;俄国马赫主义
张一兵(1956-)，男，南京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列宁哲学文本学、国外马克思主l义。(江苏南京 210093)
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科学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列宁的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编号：05JJD710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列宁从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开始，在普烈汉诺夫等人的指引下，就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上，他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功地运用到对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去。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就一定都是成熟的理论家。我认为，哲学，就是列宁起初并没有高度重视的思想领域。所以，在1908年以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了解，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学等方面，总的说还是不系统和不够深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认识，主要是依存于他的老师普烈汉诺夫等人的。
1906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我觉得，这是列宁研究和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除去日益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列宁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哲学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中获得了重要的进展。1908年开始，为了反对马赫主义及其俄国的追随者，列宁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许多重要哲学文献，除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学习，他主要研究和思考了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论著，还有关于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性著作。通过对哲学唯物主义逻辑的学术研究和逻辑认同，列宁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有着深厚哲学素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在这一时期中写下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的光辉论著，面对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他在复杂的哲学斗争前线，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前提。可是，在前苏东学界的那种传统解释框架中，列宁却被伪饰成一个无所不能、旬句都是真理的哲学家，我认为，这是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与过去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观念不同，从大量第一手的书信和其他文献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全新的真实的列宁。在哲学理论方面，列宁从来就是非常谦虚的，他从不认为自己已经是哲学方面的内行和满脑袋创造和制定哲学体系的哲学大师。早在1898年，当列宁看到《俄国财富》上关于哲学的讨论，特别是司徒卢威与布尔加柯夫关于一位德国学者《从唯物史观看经济和法》的学术讨论，他写信给友人很遗憾地说，自己在这方面是“外行”。虽然他也写下了一些批判司徒卢威的文章，但其中的主要观点还是依从普烈汉诺夫的。第二年，他再次与朋友谈到当时大行其道的新康德主义，虽然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明确的否定性立场，可是他仍然很谨慎地说：“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学习些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章。”这里还有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个传说中的细节，即列宁将波格丹诺夫189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一书误认为是普烈汉诺夫用笔名发表的新书，也因为那时的波格丹诺夫的思想还是唯物主义的。后来，波格丹诺夫深受奥斯特瓦尔特《从历史的观点来认识》(1901年)的影响，开始转到马赫主义的立场上。这说明此时列宁在哲学上的辨识能力显然是不够“老道”的。此时，已经是在列宁那篇《什么是人民之友?》发表多年以后。这个场景，与苏联学者眼中的那个在哲学理论上无所不能的列宁，实在是天大的差别。
1901年，波格丹诺夫发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认识》。1902年，普烈汉诺夫致信列宁，明确指出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就是要否定唯物主义”，并表示要站出来反驳波格丹诺夫。1904年，先是列宁政治上的对手孟什维克主义者阿克雪里罗得在新《火星报》上发表题为《修正主义的新变种》的文章。1907年，孟什维克阵营中的普烈汉诺夫、德波林等人与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在日内瓦举行辩论会，会上，德波林提交题为《马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1907年，波格丹诺夫在《生活杂志》第7期上发表《一封给普烈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时至1908年，普烈汉诺夫和德-波林先后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4-5、6-7、8-9号上发表文章，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念，其中，普烈汉诺夫以三封公开信的方式回复了波格丹诺夫。在1908年发生在波格丹诺夫和普烈汉诺夫之间的这场斗争中，我注意到，波格丹诺夫采取了极为狡猾的理论论战逻辑，即用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拜物教批判理论)曲折地否定哲学唯物主义。这使得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理解并不深刻的普烈汉诺夫显然处于一定的劣势。关于这个重要的理论论战语境，我将另作进一步的详尽讨论。这是当时列宁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直接背景。在此之前，列宁并没有直接出来公开批判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战友波格丹诺夫。可笑的是，前苏联《哲学史》第五卷的作者为了建构列宁的意识形态形象，竟然不顾历史事实，生造出“孟什维克老是抱怨说，同马赫主义作斗争中‘不必要的’、‘无目的的”’，是列宁才说明了批判马赫主义的必要性和任务。在前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的《列宁传略》一书中，也说“普烈汉诺夫也只是发表了几篇反对马赫主义的短文敷衍了事”。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文饰。
我注意到，大约是在1908年前后，列宁曾经写下过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主义由剩余价值理论、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和哲学唯物主义构成。其中，在哲学唯物主义标题下面，列宁列出了以下六个要点：
1.马克思的理论=完整的世界观。2.两种主要的世界观和哲学的出发点：僧侣主义和唯物主义。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4.1789年法国——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德国(1848年以前)。5.辩证唯物主义。6.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派、现在的机会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首先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在这里，列宁己经将波格丹诺夫列为“机会主义者”。此时，列宁与波格
丹诺夫在政治关系上已经出现了裂痕。我以为，列宁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并不是十分准确和完整的。这主要表现在，他跟着狄慈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指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将其再直接认同于哲学唯物主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列宁不正确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哲学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在此时的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所以，他一般在提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多半将其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差别，被视为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我个人认为，这是列宁不同程度受到狄慈根和普烈汉诺夫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1908年4月，列宁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本。因为，此时在列宁的思想上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裂变。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从总体上回顾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与各种敌对思潮斗争的历史，而重点是说明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修正主义。除去国际上在社会主义等方面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列宁说还发现了一件在自己身边出现的令人生气的事情。其实，这并不是他刚刚发现的事情。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普烈汉诺夫对他的批评，即将政治立场与哲学思想割裂开来的错误。他说，在俄国，有人在批判普烈汉诺夫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时候，竟然推销了一种“反动的哲学垃圾”。而这些人，恰恰是此时在政治上与列宁同一条战壕中的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然而，他们却成了俄国当时的“新休谟派和新贝克莱修正主义者”。列宁这时看到的是由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和苏沃洛夫七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屁股后面跑。教授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神父们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带着傲慢的微笑嘟哝着(同最新出版的手册一字不差)，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轻蔑地把黑格尔视作一条“死狗”，耸肩鄙视辨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到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这里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教授，就是国外的信奉马赫主义那批物理学家，“马赫主义把唯物主义叫做形而上学!而现在恰好又有一群现代十分著名的物理学家，镭和电子等等‘奇迹’的出现，抬出了神——最粗陋的神，但又最精巧的神，即唯心主义”。对此，列宁此时的哲学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坚决批判和斗争。有意思的是，列宁此时认为，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普烈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也几乎在同时，列宁也认为普烈汉诺夫在政治上是维护修正主义的。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难以直接透视的逻辑关系：列宁与他过去的老师在政治上是尖锐对立的，可是在哲学立场上，列宁仍然十分坚定地站在普烈汉诺夫一边。这是一个时期中出现在列宁思想中的奇特理论构境。厘清这一点，对以后我们深入地理解列宁哲学思想的深层转换是十分重要的。这个理论情境，也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上述推断的合理性，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列宁在哲学思想逻辑上是他性式地依存于普烈汉诺夫的。德波林在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家列宁》一书中，很婉转地说明过两者的关系，他说：“普烈汉诺夫首先是一位理论家，而列宁首先是一位实践家、政治家、领袖”，可是，这句话在196i年出版的《哲学与政治》文集中被删除了。
但是，面对这种十分复杂的思想斗争，列宁仍然觉得自己在基本理论上并不是十分强大的。在他写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再一次承认自己在哲学方面的修养不够，这使得自己无法“公开发表意见”。我注意到，1907年以后，列宁与高尔基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也是在与这位伟大的俄国文学家的交往信件中，列宁比较多地无修饰地谈及自己真实的哲学认识。我觉得，与高尔基十年的通信，折映了列宁哲学学习和思想变化的一个方面。这一点，也是前苏东学者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的真相。可是，当列宁读到自己政治上的同志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的东西，又令他气愤不已。他承认，虽然普烈衩诺夫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可是他对马赫主义和俄国经验批判主义的批评却无疑是正确的。也因为列宁认为普烈汉诺夫在哲学思想上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所以，他明确说自己“完全倾向于普烈汉诺夫”!然而，他痛苦地发现，普烈汉诺夫常常将“这方面的斗争与派别斗争拉扯在一起”。这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只是现在列宁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当波格丹诺夫的第一本宣扬马赫主义的书出版以后，普烈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德波林等人就已经开始批评其中的错误思想。但是，起初列宁虽然也不同意波格丹诺夫等人哲学上的观点，但认为这些哲学学术观点与后者的正确政治立场(布尔什维克)无关。这种政治现实与学术理念的直接悖反，使列宁十分困窘。但是，他意识到必须出来公开进行斗争，这就不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重新把世界观与实践的分裂统一起来，其结果，只能是向自己的政治同志进行哲学思想路线上的坚决斗争。而要斗争，就必须有理论思想武器。此时，这种武器就表现为哲学。
在列宁写给高尔基的另一封信中，他仔细回顾了自己与波格丹诺夫的关系。据列宁的回忆，他与波格丹诺夫是在1904年认识的。那时，波格丹诺夫已经是有一些名气的理论家，他早年出版的《经济学简明教程》(1897年)还得到过列宁的肯定。当时他们互相赠送了自己的著作，列宁送给波格丹诺夫的是《进一步，退两步》，而后者的赠书则是关于“唯能论”的《经验一元论》。列宁说，他当时就表示不能赞同波格丹诺夫的观点。在后来的工作中，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等人约定“不谈哲学”。据托洛斯基回忆，1902年秋天，列宁在伦敦已经跟他谈起过波格丹诺夫的观点，他觉得列宁起初是赞成波格丹诺夫将马克思主义与马赫主义结合的做法。我以为，这可能是托洛斯基的误解，因为他对哲学完全是一窍不通。他还说，列宁也对他当面讲过“我不是哲学家”，“不过普烈汉诺夫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认为它是一种彻底改头换面的唯心主义”。并且，托洛斯基对时间的记忆可能也是错的，因为，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是在1904年正式出版的，并且，列宁也只是在当年才结识他。于是，这一矛盾并没有突显出来。只是到了1906年初，波格丹诺夫将自己新出版的《经验一元论》第3卷送给列宁，此时列宁立即给他写了“一封关于哲学问题的长达三个笔记本的信”。列宁说：“我在信中告诉他，在哲学方面我当然是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正是他那些明白易懂、写得很出色的著作让我完全相信他根本错了，而普烈汉诺夫是正确的。”可是，当时列宁的这封长信并没有公开发表。这些笔记本也遗失了。而现在当列宁看到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等人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他坐不住了，他认为这本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使人气得简直要发疯”。1908年3月，列宁告诉高尔基：
他们的著作从头到尾，从叶到根(直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谬、有害、庸俗、说教的作品，我也不会来争论的。普烈汉诺夫反对他们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懒于具体地、细致地、简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不必要地去吓唬读者。我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意见。
列宁发现，他与这些政治同志走得“不是一条路”。一年以后，列宁深刻地自省到，在哲学上，他与波格丹诺夫等人“有绝对的分歧”。也因此，列宁不得不承认，这种哲学是在远离无产阶级世界观。此时列宁已经意识到，世界观是不能与现实实践割裂开来的。也只是到这时，列宁那种分裂和矛盾的理论逻辑构境才得到统一。现在，他不得不除去政治关系上的障眼物，下决心要与这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了。同年四月，他告诉高尔基，“笔记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写了一篇论战性的论文，这就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他把这篇文章称之为“最正式不过的宣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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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