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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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政治语言分析的哲学基础

[摘 要]政治语言是政治活动主体在涉及政治权力的场合用来交流政治信息的特定语言,是政治交流的工具,是政治信息的符号载体。政治语言的意义指向更具体、更有针对性。要正确理解政治语言及其作用,就要以语言哲学为基础来进行分析。

[关键词]政治语言;语言分析;哲学基础

政治语言(the language of politics,or politicallanguage),也称政治语篇(political text/discourse),是政治活动主体在涉及政治权力的场合用来交流政治信息的特定语言,是政治交流的工具,是政治信息的符号载体。与一般的语言类型相对比,政治语言独具特色。政治性是政治语言的本质特征,因为政治语言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lakoff就明确的说“政治即是语言,同时语言也是政治。”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效果层面,政治语言都显示出了很强的政治性特征。政治语言交流一般处理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公共事务,因此也打上了社会公共性的烙印。在政治传播中,政治语言是作为一定社会成员和集团沟通交流信息的工具而存在的。“正是通过它,政治人之间的心态才能互相洞察;政治信息的传播才能发生”。政治语言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而政治活动是日益变化的,与此相应的政治语言必须适应其变化而具有时代特色。

政治语言是政治和语言两个概念、两种社会行为的结合体。从哲学层面来说,语言的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是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这是从两个角度看一个问题。要知道一句话的真假,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既要了解它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还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解语词的指称和意义问题。政治语言从根本上承袭了语言哲学的一般共性,但就其哲学基础,它的意义指向更具体、更有针对性。政治语言的性质决定了对政治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政治语言的分析之上,这种分析包括对政治语言赖以产生的交往场合、政治活动和语境的分析。对政治语言的分析需要在语言哲学的观照下进行。下面从四个角度对政治语言分析的哲学基础加以讨论。

一、语言与行为的关系

奥斯汀(J.L.Austin)的语言现象学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因为语言现象学所研究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政治语言主要运用在涉及政治权力关系的场合,比如,政治语言运用于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治机构,活跃在政治演讲、政治宣传、公民参政议政、选举等场合,有时也运用于反映政治问题的文学作品或文艺活动中。为了有效传播政治信息,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政治主体在运用语言时,会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政治意义,服务于政治活动。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一不显示政治语言的伟大力量。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从总体上研究话语的施行,侧重从行为做事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就是要弄清“总的言语情境中的整个言语行为”,把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话语行为(10cutionary acts涂纪亮翻译为“以言表意”)就是要说出某个有意义(包括含义和所指)的语句;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以言施事”,同上)是指以一种话语施事的力量说出某个语句,如做陈述、提疑问、下命令、发警告、做承诺等等;语施效行为(perloeutionary acts“以言取效”,同上)是经由说些什么而达到某种效果的行为,如使相信、使惊奇、使误导、劝服、制止等。奥斯汀把对语言的研究变成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研究。奥斯汀还在传统的评价话语的真假标准之外提出了“适当与否”的评价维度。人类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会产生能预想和不能预想的各种语言效果,这些效果是社会性的,因此语言运用是改变客观社会的一种社会实践。政治语言从话语产生到作用于社会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践。适当的政治语言会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而不适当的政治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依话语主体的不同而造成严重程度不同的结果。

二、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

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着重研究了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交互能力”,他认为:当人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承担下述有效性要求的义务:第一个有效性是,人要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以便被他人所理解。第二个有效性是,提供某种真实的陈述,以便他人能共享知识。第三个有效性是,必须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意向,以便自己能为他人所理解和信任。第四个有效性是,说出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得到他人的认同。他还接着表示“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和相互依存。认同是以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哈贝马斯强调了交往中的“主体间性”,并用“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取代了“公共领域”的概念,指出在交往中,主体进入了两个交往的层次:一是在主体间性的层次上,说话者和听者通过语言建立了交往关系;二是在对象层次上,说话者与听者就对象及其事态达成了共同的了解。哈贝马斯看到了语言在实现人类交往、产生相互理解、建构观念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后来的研究中,哈贝马斯也通过对语言行为为基础的沟通理性的分析,来揭示语言被理性化和工具化后造成的社会问题。

在政治信息传播和政治交流的过程中,话语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政治语言分析要在主体间性的层次和对象层次上进行。这是由政治语言的社会公共性所决定的。一部法律的颁布、某位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政府的日常公文等等,都要在沟通过程中求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对象不同,政治语言的内容、表现方式和作用手段也就有所不同,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始终要提供真实的、可供理解的政治信息,从而推动整个活动的有序进行。

三、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

人们运用语言来理解和谈论世界,语言的运用就是话语的实践,政治语言的运用也就是政治话语的实践。政治语言不仅是政治主体之间沟通的工具,还具有作为社会组织力量的功能,政治语言能够产生社会性的后果一制度、观念、理解、认同,这些后果反过来也约束和调整政治语言行为。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是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话语在福柯看来是构成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方式。福柯所说的话语不同于索绪尔所称的语言和言语,也不是简单的语言行为,而是具有建构作用的社会实践。“通过思想和语言的运用才有可能建构主体。”福柯关于话语的建构功能的阐述对于话语分析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认为话语在

不同的层面积极地建构了自我、规范、知识等的社会关系和观念框架。福柯认为:“必须将论述(话语)看做一系列的事件,看做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它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反过来控制论述(话语)本身”。政治语言是一个过程,包含着形成、产生和扩散的历史过程,也包含着认知的过程和相关的社会关系。因此他认为,研究语言的运用以及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实际关联一语言论述的结构及其操作技巧、策略问题是解构西方社会制度的最有效途径。

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语言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东西方国家的政治语言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别。政治语言说到底是为了巩固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例,政治语言的现实表现就各自从本国的国情和阶级层面有所体现。因此,政治语言分析必须考虑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的关联。这是在政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层面来考虑的问题。

四、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

建构主义认识论把认知看成是主体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根据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认知活动具有三维性质,认知是个体、社会共同体和认知对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社会共同体对个体认知活动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认知的实际方向。以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为基础的话语分析认为,语篇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话语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通过它所嵌入的社会团体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话语分析就是研究在特定的语境中构成特定话语的语篇是怎样获得意义的,通过对语篇仔细的解读,透彻地理解语篇的组织和结构是怎样通过表达意义而建构社会现实的。

人类的政治语言现象和政治语言活动,都是奠定在一定的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政治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治实践的反映,但又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主动的建构社会现实。人类历史上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专制发展进步到民主,从落后的政治制度到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语言的塑造作用尤其突出。从我国历次的党代会报告中谈到的基层民主建设就能够窥见政治语言的功能:十二大报告中的“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三大报告是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四大报告是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五大报告是在“健全民主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六大报告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七大报告是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题下论及“发展基层民主”。因此,政治语言对社会现实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导向和指引作用,潜在的规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语言哲学的这四个角度中,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既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也关涉到语言的意义表达与理解;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则在意义的理解上更深入一层,不仅考虑人的行为,而且是考虑交往行为、交往关系;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较之交往关系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层面上考虑语言行为的社会建构作用;与第三个角度不同,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是从话语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来考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考虑语言行为的社会建构作用,换句话说,话语在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2]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17

[3][4]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M3,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37,81

[5]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CM3,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3

[6][7]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122,130

[8]李洪儒,试论语词层级上的话语人形象——一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一[J],外语学刊,2005,(5):44~45,

[责任编辑:李允光]

作者:孙晓珍

第二篇:音乐美学哲学基础探究

[摘 要]

纵观中外音乐美学史,从古至今的音乐美学思想都是以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各位艺术家哲学家对音乐美学哲学基础这一问题的思考数不胜数。本文结合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和著作对音乐美学哲学基础这一问题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音乐美学;哲学;哲学基础

纵观中外音乐美学史,从古至今的音乐美学思想都是以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许多音乐家、思想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是音乐美学界一直在探讨的话题,各位艺术家哲学家们在专著、文论中各抒己见,可谓是丰富多彩,引人深思!本文从音乐美学入手,分析哲学与音乐美学之间的关系,结合当代有代表性的关于音乐美学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论述,以深化对音乐美学哲学基础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关于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著述可考的,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开始,历代的音乐家、哲学家们就从多个角度对音乐进行着思索和探究,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收获了丰硕的理论遗产,这些理论著述中蕴含着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出版了一部专著——《Aesthetic》,从此美学成为了一个专门的概念。1806德国诗人、音乐家舒巴特出版了《论音乐美学的思想》一书,由此“音乐美学”这一名称才正式诞生。那么,何为音乐美学?音乐美学是从音乐艺术总体的高度研究音乐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基础理论。

二、哲学与音乐美学

在爱因斯坦的眼中,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2]哲学为我们揭示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并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音乐美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音乐艺术美学规律的具体科学,有必要运用哲学的原理和方法。

古今中外,很多音乐家、思想家提出的音乐美学思想都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之上的。例如,在西方被誉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奠基人的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认为“万物皆数”,数是构成宇宙的“秩序”,所以他们推崇“和谐论”。和谐是因为有完美的数量关系,和谐就是美的本质,音乐的美也同样如此。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则是直接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美学问题,他认为和谐是无形的、神圣的,虽然人们可以听到音乐的和谐之美,但是这种和谐来源于对某种无声和谐的模仿。在《蒂迈欧》中,他分析了宇宙和谐的理论和七大行星间的关系,并将音乐和谐与宇宙和谐进行类比,得出音程间也存在着相同的关系这一观点。鲍埃修则提出:“音乐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感性体验的载体,作为‘神学的女婢’之一,音乐当属于哲学思辨的范畴。”[3]除此之外还有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中国的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是最主要的哲学流派。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一大批思想家都将自己的哲学思想运用在音乐的实践上,提出了许多自成一格的音乐观念,他们的这些思想,不仅推动了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而且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例如,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仁政”,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一方面他希望通过礼乐二者的相结合达到他心目中的“仁”,另一方面他认为要达到礼乐治国的手段,必须立“仁”,仁和礼乐是相辅相成的。孟子则要求作乐者以仁义之德为乐,并且要“君与民同乐”;儒家的理想是培养全面的人才,所以音乐的教育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他们设立的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中音乐排在了第二位。他们极其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对于一个人和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的说法。另外一个流派道家的思想也是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老子认为人类社会中的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是因为有太多的行为干预,所以他们崇尚自然相处之道,提倡“无为而治”。他们推崇自然,提出“五音令人耳聋”“大音希声”的观点,这是老子哲学思想“道”的充分体现。庄子也主张自然無为,并提出了“法天贵真”的思想,他十分推崇自然之乐,推崇“天籁”,这与老子“大音希声”有相似之处。在《齐物论》中,他认为最美妙的音乐是“天籁”,“天籁”是天地间的万物发出的声音,是自然的,这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道”的解释。

三、当代音乐美学哲学基础研究综述

音乐美学的基础是哲学,已经是学术界无须争辩的共识,但是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仍是音乐美学界一直在探讨的话题。纵观当代有代表性的文献,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对音乐美学哲学基础进行探究。

(一)研究音乐美学哲学基础这一问题的原因

在过去音乐美学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学者们哲学观点和方法论的不同,引起了多次的争论和对峙。所以对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王宁一先生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强调音乐美学基础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音乐美学是特殊的艺术哲学,是关于音乐观的学问,哲学基础是音乐美学的灵魂。[4]音乐美学,必须重视自己的哲学基础问题,才能弄清自己的对象、性质、方法和存在方式、逻辑起点等一系列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

(二)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那么音乐美学哲学基础到底是什么?多位音乐家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居其宏在他的著作《音乐美学哲学基础之我见》中以“他律论”为例,提出每一个音乐美学派别,都有哲学观念作为理论研究的支柱,这种哲学观念对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研究角度,还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作者肯定了当前把反映论作为音乐哲学基础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当代音乐美学家的任务就是以历史唯物论指导深化对音乐美学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

罗小平对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探究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1987年在《杂谈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中,他推崇以马克思人本哲学为出发,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参考中外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创作表演理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建立音乐美学。1993年在《再谈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为音乐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实用和详尽的研究基础。经过六年的实践,他研究的侧重点已经发生改变,虽然都是以哲学为基础,但从马克思人本哲学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基础才可以深入研究音乐的本质与规律,分析现实的音乐现象,指导音乐的实践活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理论家如赵宋光在自己文论中强调音乐美学是以认识论和逻辑点为立足点,是以人类本质论分化出来的认识论、驾驭论、价值论联结在一起的哲学基础;茅原强调他多年来的立足点没有离开过反应论;王宁一强调应以反应论和主体论作为立足点;魏廷格则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比其哲学体系更科学的哲学观和思维方法;等等。

结 语

音乐美学作为哲学下属部门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史学家、美学家、音乐家们在对音乐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时,都受到不同程度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自古以来的音乐美学思想也都是立足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多年以来,音乐家们对音乐美学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和探究并没有停止,收获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虽然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反映论、认识论、价值论、反映论等等,但是都肯定了哲学对研究音乐美学的基础作用,他们的立足点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音乐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哲学-美学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对音乐活动的美学本质和内在规律进行概括和总结,有助于促进音乐创作和帮助人们理解音乐表演。我们不可否认音乐美学以哲学为基础的重要意义。

作者:朱梦菲

第三篇:论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础

摘要:针对新时期国内高校通识教育的迅速兴起,全面分析通识教育的内涵、本质和基本特征,结合基础力学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探讨和揭示通识教育背景下教学实践活动中的哲学关系和一般规律。

关键词:通识教育;科学哲学;基础力学;矛盾与规律

通识教育是目前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在国内,近年来各大学也纷纷尝试和推行通识教育,并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它的内涵和基本特征是什么?怎么认识和把握通识教育的一般规律?本文结合我校几年来开展通识教育的实践,试图从相关的哲学层面上作一些简单的分析,探讨和揭示通识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的哲学关系和一般规律,为通识教育的进一步开展和研究提供参考。

一、信息时代的通识教育

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物质”是对现实的自我组织和某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属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质运动的能力,“能量”这一概念描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强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则是有组织的物质或能量系统的复杂程度,它可以对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21世纪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浩淼烟海的信息资源的总量中,如何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创新与应用,以及对其具体的内容进行解释等,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为此,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知识信息量以几何倍数量级增加且不断变化和更新,无论你怎样用知识去填充学生的头脑,都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哲学的观点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改进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于是,主张开展通识教育,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二、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

通识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第一个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al education、general 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博爱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大致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涵义。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成为我们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一般说来,通识教育从性质、目的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传承和狭隘的专才教育。首先,从性质上来说,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其本质是对自由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其次,就教学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再者,从教学内容上,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对单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

三、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1.基础性。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完备的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全人”。因此,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属性。

2.多元性。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其内容涵盖德、才、学、能、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种元素、多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矛盾统一体。

3.自主性。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养和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4.开放性。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5.发展性。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身心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通识教育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且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四、通识教育中的多重关系及矛盾统一性

1.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学过程把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形成“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教育的对象。比如在课堂上,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很少,课堂气氛也显得比较沉闷和松散。另外,教师的讲课往往很满,现成的结论和定理较多,未能给学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施与和客体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教育则更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单是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学习的主动进取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和完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活动。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动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世界具有二元论的特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旨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教育则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与技能。但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对立统一,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同构成整个高等教育的架构。传统的专业教育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和单纯的知识传承,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潜能;通识教育虽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但过于空泛的通识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确的应用背景和专业支撑,也会使学生感觉学无目标和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通识教育与哲学教育。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应重视哲学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原理和规律可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通识教育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规律以及对事物的批判性思维等。(2)哲学教育可有效地将传统教育中的单纯知识传承转化为通识教育中的智慧建构。哲学教育与科学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机地融合,能促使学生思想、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如在新生研讨课和专业课中适时地将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运”、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苏格拉底时代的“知识与德行合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4.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种不包括人文教育,对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也十分漠视的自然科学教育是不能被接受的。虽然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并不一定完备,历史上也不缺乏有教养的坏人,但人文教育对于个人性格的塑造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其价值都是无法否认的。人文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思维能力以及文化鉴赏力。在通识研讨课《工程科学与力学文化》教学中,我们就力学的发展简史、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工程结构的美学欣赏、力学的文化价值等进行的研讨对学生智慧的启迪和人文精神的熏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通识教育的地位和相对性

了解通识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确立通识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客观需要。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和意义。

相对性是通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哲学的认识论来说,当我们观察到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差异性时,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了某种关于差异性的参考集,并进行了比较性程序的运用。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识教育的时候,是相对于传统的单纯知识传承和过于狭窄、单一的专业教育作为参考样本的。通识教育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赋予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完成人格塑造之过程,也不会取代相关的专业基础和技能,但比较而言,它更加注重于教育的基础性和人本性。然而,由于不同的观察者所处的环境和对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在对同样的对象、过程进行观测时,便可能获得彼此不同的信息。这也正是对同一现象,人们所感知的信息和结果具有相对性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俄]KK科林.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M].邬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3]陈戎.高职院校实施通识教育的内涵、困境与途径[J].新课程研究,2014,(7):78-79.

[4]马风岐.变革时代大学的核心价值[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朱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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