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医哲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中医以阴阳平衡为基石，推及人自身的身心意和谐以及人与天地相参等，以求达到防病治病、恢复安康和幸福。中医疗治身心病，法律医治社会病。在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中，西为中用的概念法学等导致了法律规则形式化或僵硬化，使法律与社会生活日益脱节。
第一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
科学哲学实践视野中的中医学
取消中医中药的呼声似乎渐行渐远，但由《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医存废之争，却受到了各界学人的反思与关注。本文拟从科学划界中的中医学、中医学的整体论方法以及中医学和实在论等方面来探讨中医学的特质。
一、从科学划界看中医学的科学性
科学划界指的是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做出区分，其核心问题是：具体的划界标准是什么?在历史上，自标准科学哲学诞生以来，关于科学划界的理论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消解科学划界、以多元标准重建划界的问题。逻辑主义的划界标准是“经验”，即他们认为能够被经验证实或者证伪的是科学，反之非科学。事实上，中医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在我国古代，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已经知道“筋骨瑟缩”不适，就“为舞以宣导之”，这是历史记载的最初的体育疗法;人们还把烧热的石头或砂土用植物茎、叶或动物的毛皮等包裹后放在身体某些部位，以减轻或消除因风寒邪气引起的关节痛，这是最早的“热熨法”。经过反复实践和改进，人们还发现了许多其他医治疾病的方法。古代传说的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我们现在的中医学知识正是在古人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流传下来的可以接受经验检验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理应纳入科学的范畴中。
随着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兴起，科学划界的标准也开始从逻辑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其代表人物是库恩。应该说，库恩的划界理论是从批判波普开始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划界标准，它说：“在检验与释疑这两个标准中，后者是更加准确，也是更为基本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提出了范式和不可通约的概念。范式指的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在库恩看来，两个范式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因而不能够理性地比较他们的优劣和科学性。比如，中医药学是一门与西方科学相对应的东方科学，两者不能采用一个标准。中医学有自己的范式领域，这种范式是在中国传统地方性知识体系得背景下形成的，它以阴阳为骨，五行为血构成。中医应当置于中华文化中才能够理解和解读。试图以一元标准(一种特征)来划分科学与非科学，从而把中医学纳入非科学的圈子，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事实上，科学是一种复杂的东西，不可能用一种特征来表明。况且，库恩认为，只有科学共同体才是“释疑”的主体。中医科学与否，不是一两个人说了就算的，中医的解释最终是由研究中医的群主体来做出的。
对于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科学哲学家发表了不同的声音。但历史主义的提出，让哲学家们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存在，它同时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科学划界标准的消解。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主张“怎么都行”。在他看来，科学、巫术、占星术等等都应给与相同的机会和权利，最后由社会大众决定。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中，费氏列举了一个中医的例子。在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初，厌倦了中医范式的中国人在一定范围内抛弃了传统的成分，中草药、针灸理论受到嘲笑，西医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人们发现了中医在很多方面要比西方医学有着更好的诊断治疗方法。
这样一种对科学划界标准的消解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确定性认知，在此之后，科学哲学家们又提出了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包括加拿大科学哲学家萨加德提出的三要素标准和邦格提出的十要素标准。
在没有引进西方医学之前，中医一直是我们与疾病斗争的手段与工具，之后，也一直是。那么，应该说，至少在中国，中医具有科学的品质和功能，也就是说，中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在中国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科学实在论和中医
当代哲学对实践的关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实践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科学哲学，如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截然分开，认为对理论理性的逻辑分析是理解科学理性的惟一途径，并把实践理性归入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后来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在否定逻辑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未能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重新整合，从而对科学理性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怀疑主义态度，使得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日渐衰落。我们承认，理性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事实上，从伽利略到牛顿的近代自然科学方法，既不是理性主义的几何式演绎，也不完全是经验的描述和归纳，而是实验与数学，理性和经验的统一。实验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实验，数学也不完全是与感性无关的理性。数学是理性科学的基础，这是科技工作者的共识。流传千古的“河图”“洛书”就是中国古代的数图。《易·系辞》中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根据河图洛书，伏羲形成八卦说，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文、地理以及生命活动等自然变化的规律。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中《素问·金匮真言论》和《素问·天元纪大论》阐述了河图数与藏府的关系，《灵枢·九宫八风》则论述了洛书数在医学中的应用。而中医的基本理论如三阴三阳，五藏序列则基于河图象数。而正是在河图洛书的基础上，20世纪诞生了震撼人心的电子技术，其中的二进制正是阴阳作用方式的数学表达。中医学在“数”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认为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因为“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仅仅依据“完全形式化的推理”来判定科学与非科学，显然是不可取的。
至于一些学者提出中医非经验医学和非理性医学的武断观点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是经验世界的存在和理性概念的经验还原性。这可以归结为一个科学实在论的问题。科学实在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理论术语”或者说“不可观察物体”是否真实存在?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澄清科学实在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问题。首先“理论术语”是语言学上的概念，它和“观察术语”对应;“不可观察对象”则是本体论上的概念，它和“可观察对象”相对应。《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指出：中医学不能称为经验医学，在于中医的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比如太阳、太阴，比如辛、甘、苦、咸、酸等等，认为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哲学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同时也应该知道：在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原子、电场和光子等概念都是理论术语，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也是不可观察的。宏观领域也可能有理论术语或不可观察对象。比如剑桥大学的霍金教授在《时间简史》中提到“黑洞”概念，这也是理论术语。“由于黑洞的引力非常之大，会吸引任何靠近的物体，甚至能够吸引光，所以无法让人直接观察，属于不可观察的对象。”而这些，我们知道，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概念，用此，来排除中医的科学性显然是不科学的。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中的理论术语和观察术语一样，是真实存在的;反实在论只承认理论术语的工具意义，但否认其实在性。中医作为一种
地方性科学，既包含可以直接观察的概念，也包含不可观察的理论术语。
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医
中医学的方法论就是整体论，是求“和”的过程。中医以重视人体内部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和谐为其特征。中医的典籍著作《内经》认为人体器官各有不同的功能，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内经》还把人体放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中进行考察与研究，在论及医学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时，处处结合四时季节变化、地理水土、社会生活、思想情绪等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人体与外界环境相互感应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完整的理论和治疗体系。整体观是中医的指导思想和特点之一，说明了自然界的统一性，指出人的机体的生理、病理与自然界气候、季节等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从养生健身还是从辨证治疗学角度都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因素。比如，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小自然，自然界的规律也体现其中，所谓“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经络气血”“寒热温凉”等。中医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治疗使人体达到和谐平衡的境地，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那些否定中国学术传统、否定祖国医学的人，不仅对于科学史知之不多，而且也没有搞清楚科学的方法论。西方医学从巫术中分化出来，后来出现三元素理论，用合成的药物取代动物、植物、矿物药，其研究方法为分析还原，在医学上体现为“解剖”，不重视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与还原论的方法论原则有关。哈肯指出：“生物学家从组织分剖出细胞，再把细胞分解成诸如细胞膜和细胞核等组成部分，进而又把细胞核拆成生物分子这种组成形式。”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强势下，全球性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出现了：环境污染、土地沙化、全球气温上升、物种灭绝等等。西方医学认为许多疾病都是由病菌或病毒感染造成的，治疗疾病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杀死病菌和病毒。于是，抗生素的研制、生产极为发达。事实表明，病菌和病毒对抗生素也会产生抗药性，因此，科学家需要不断更新研制新的抗生素，而20世纪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某些癌症就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20世纪50、60年代迅速发展的杀虫剂由于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循环往复地研制，最终结果是什么?不仅消灭了害虫，还消灭了许多其他生物，如鸟类、鱼类等等，并且破坏了土壤的生态状况，毒害了生物圈的食物链。
在2002年底到2003上半年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SARS这场全球性的疾病中，西医千方百计用显微镜抓到了“冠状病毒”，然后寻找杀灭此病毒的方法，用以防治;中医无法找，也不去找“冠状病毒”，只根据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地理状况，与病人的征候表现，确认是以湿邪为主的瘟疫病，实行辩正论治，得到的效果显著。中国大陆SARS患者的死亡率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广州市由于采用中医治疗最早，死亡率在中国大陆最低。中医是医学，也是文化，它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观。它“吸收了库恩的主张，即科学知识包含于：在缺乏一致解释时，使用具体范例的能力之中;吸收了新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即科学中技术控制的扩张并部依赖于对该控制所作的理论解释的特定发展;也采纳了海德格尔德主张，即处于地方性、物质性和社会情境中的技能和实践，对所有的理解和解释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据此，中医无疑是中华文明中极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科学知识。
如果说，中医自身的局限性对于生物多样性存在着破坏因子，那么西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分析还原的特征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全球环境的满目疮痍，带来的是生物物种的不断绝灭，带来的是对人自身存在的威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难道还要告别中医么?
四、结语
有学者说要用人道主义的名义来告别中医，我们不妨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西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希望和美好向往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麻烦和危害，对人类伦理道德的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环境的破坏、道德的滑坡、犯罪手段犯罪方式的层出不穷。如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就使人不用采取传统的偷窃、抢劫方式，通过修改计算机程序可获取不义之财。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可能会破坏社会伦理秩序，导致社会失范。现代科学还可以制造原子弹、导弹等产生恐怖袭击的武器，为什么不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去“告别”现代科学，告别现代科学的分支——西医，而要“告别”长期为中国百姓服务的中医呢?!确实是奇怪的逻辑。
当西方科学发展到需要“合”(综合)的阶段，已经感到自己古典的思想武器已经不够用，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要就面向东方、面向中国古典哲学，从中寻找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武器。系统科学的产生应当说就是东西方思想交融的产物。这就是所谓“东学西渐”。西方人已越来越重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不仅中国的一些知识如针灸等有用的东西被西方认识，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整体论思维方式也越来越被西方重视，西方人越来越重视中国东方文化。
提出告别中医药的口号，我个人认为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该观点从方法论上看，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中医药的否定在哲学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因为它不懂辩证地扬弃，也不懂得只有在继承基础上才能有突破和发展。尽管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偏见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刺激真理的发展。希望经过这次小小的风波，可以促进中医中药研究者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压力，为弘扬中国传统医学、促进管理部门体制改革、促进传统医学的进步，做出无愧于我们民族、无愧于我们祖先的贡献!使得忘记祖先的人无地自容。
总之，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是差异很大又彼此互补的两种研究思路。而且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看，它们分别都有很多缺点和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西方科学技术制造了原子弹等杀人武器以及导致环境、资源、生态、人口、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而“告别”西方现代科学，同样也不能因为中医学由于包括自身的和外部的原因没有得到迅速发扬光大，还没有被国际科学界公认，而错误地提出“告别中医中药”的口号。最近200多年来“西学东渐”是大潮流。而“东学西渐”还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仍然有许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不到西方人的认可。但是，如果我们这几代人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努力挖掘传统科学的精华，那么，“东学西渐”迟早也注定要成为强大的世界潮流!
笔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华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医学必将鼓舞人们去征服新的高峰，在医学和其他科学技术作出杰出的贡献。
作者：李建珊 乔文娟
第二篇：中医哲学对现代法律的启示
摘 要：中医以阴阳平衡为基石，推及人自身的身心意和谐以及人与天地相参等，以求达到防病治病、恢复安康和幸福。中医疗治身心病，法律医治社会病。在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中，西为中用的概念法学等导致了法律规则形式化或僵硬化，使法律与社会生活日益脱节。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医哲学，对现代法律给予一种新的启示：法律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还应具有人际恢复的治疗意义，以及人与天地相参的诗意追寻。
关 键 词：中医哲学;现代法律;启示
收稿日期：2016-10-12
作者简介：董青梅(1968—)，女，陕西铜川人，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研究员，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文化的传统资源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C023。
一、问题的提出
自清末以来，西法东渐促进了法律的现代化(还表现为法律的西方化、法律的普世化、法律的全球化等理论)，而法律的本土化(也表现为新法律帝国主义、法律的民族化、后殖民主義等理论)都进行着不同时期的拒斥。在法学方法上，法学界呈现出了“法教义学”(还表现为形式主义、概念法学、分析法学、法条主义、规范法学、法本身的思考等理论)与“社科法学”(还表现为现实主义法学、法解释学、关于法律的思考等理论)的两大理论流派的交锋，尽管这些流派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着对话和争辩(尽管这些概念所要突出的问题重心并不完全一致，但仍具有一定共性)。但也只是观察者的视角不同。笔者认为，从多角度的观察方能获得全景视图的研究。多元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面对相互冲突、抵牾的理论，有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解释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甄别、选择，寻求价值多元文化中共通的价值和交集，求同存异，走出中国自己的法治之路。同时，汲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术营养能提高分析解释法律的宽度和力度，扩展研究领域。
中医学是研究和揭示人的身心疾病之形成、变化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科学，是一种创设在实用技术基础上又取得实效经得起检验的传统医学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珍宝。我国法治现代化十分重视引进西方的立法和法律规则，而从中医哲学视角检视我国的法治建设，这种概念让法学所主导的法律规则则过度化、僵硬化、滞后化，造成了法律与本土文化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的脱节，也就是不重视与当事人未来的合作即中医理论所说的“恢复元气”，甚至法律和诉讼成为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笔者认为，中医理论中的身心意统一、人与天地互参等哲学思想，对未来的法律治理具有积极的、美好的、健康关怀的借鉴意义。我们身处于打开收音机、电视机、网络即随处可以听到、看到普及健康知识的中医讲座和养生知识的氛围，微信中被大量转发的“中医治疗癌症”一文，如以一位医生亲身治病经历讲述着中医的医疗效果，中医养生文章和知识以秒转的速度在每个人亲友、朋友圈普及、传播，我们在赖以成长的家庭中听着父母从小的节气育儿经长大。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传统哲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具有生命关怀的智慧结晶。法治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成果，其原理与中医哲学有相通之处。用中医哲学视角观察现代法律的问题，有助于促进现代法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理解，对于培养大众的法律信仰、树立法律权威、消除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培养素养全面的法律人才均具有积极意义。还可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至少可以提供新的视角。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对中医的借鉴应萃取合理因素和精华，同时理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凝聚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力量，这与涵括传统文化精华和世界文明建设成果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路一致。
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曾多次谈到文化传统的“创造的转化”，他对这一概念解释道：“创造的转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是经由对传统里的有益、有生机的因子加以改造，而与我们选择的西方观念与价值相融而产生。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乃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价值观加以组合或再造，使之变成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因子，同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继续保持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认同。本文尝试解释古老的中医哲学与现代法律文化的融通及启迪之处。
二、中医哲学的意蕴：阴阳平衡、身心
意和谐和人与天地相参
中医作为具有系统理论和思维的方法已经使用了数千年，至今仍然是用来治疗超过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医学，是唯一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依然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学术。屠呦呦女士获诺贝尔奖，在瑞典演讲的题目是：青蒿素是中医给世界的礼物。最早的中医也是哲学家。中医哲学认为宇宙是互相联系联动的整体，保持平和的心境，与周围保持和睦相处才会有良好的健康，做任何伤害他人的事情都会带来漫长的自我身心损害。《抱朴子内篇·登涉第十七》曰：“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传统医学将身体与国家相比，视身体与国家原理相通，体现出人体与社会自身以及相互均为整体的智慧思维。《灵枢·口问》有“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的记载，认为情志首先损害的是“心”。以上都是中医身心意不和谐致病的反证。中医哲学的核心主张是中庸之道，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凡事追求平衡，中医更强调教育病人过负责任的生活。中医认为，每个病人治疗方法是不同的，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应注重针对病人对症施治。因此在中医看来，即使两人有相同的疾病诉求在诊断和治疗上也可能会有所不同，相同的疾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原因。中医认为，治病治根，恢复元气“养护根”，不仅仅只是对表面症状的治疗。中医试图协调和平衡整个人类系统而不是治疗症状，因为适当的内部平衡被认为是人类健康的关键，中医努力治愈疾病、恢复平衡，因此允许身体进行自我修复。[1]
中医哲学的智慧可以概括为：阴阳平衡、身心意和谐、人与天地相参。法律人特有的法律思维，首先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责，其次是做了对别人有害的事情，不仅要对对方负责，而且自己还要承担心理上的煎熬，严重的要承担来自国家的惩罚。现代法治是以民法为核心，民法以权利义务为基本范畴和思维基石，目的在于定纷止争。现代法律中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权利与权力是一种对立又合作的关系，与古老中医哲学中的阴阳平衡思想相契合：中医中有辩证施治，法律中有判例法;中医有养生，法律有法律管理;中医有自我修复，法律有社会自治;中医有以毒攻毒，法律有严刑峻法。法律重视调解，对当事人未来关系进行修复，这与中医的“恢复元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儒家文化乃中医学的精神花园，中国文化重视整体性、悟性、诗性，而现代西方理论则有分析性、实验性、微观实证。后者有许多优点，如注重深刻、详细、高度精确的知识，表现在医学领域，中医通过几千年的经验积累，通过宏观观察获得的知识往往是一般性的、模糊的，虽有大量丰富的实用知识，却不具有西方医学微观、具体的分析和认知视角。中西医在慢性、急性病的治疗上各有不同的病理认识和医治方法，取长补短相互合作，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在疾病治疗上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共同取得良好的效果。有观点认为：中西文化完全是两种类型的文化系统，各自的文化内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体系建构和解读文化的方法等均差异很大，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共通性。笔者对这一观点持审慎态度。法治、传统文化、法律现代化其实都是发展中的概念，我们在关注中西文化不同点的同时，应该看到文化中发展着的、融合着的、正在借鉴着的以及本身具有共通性的因子，这种共通超越了差异和不同点，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在整体、终极意义上具有共通性，甚至古老的智慧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沉淀之后摘取诺贝尔奖，愈发散发出神秘幽远的璀璨智慧之光。程伊川说：“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穷理如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如千蹊万径，皆可适国，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2]一物须虽有一理，万物各有其理。但在根本上，万理只是一理，天下只有一理。因此，一叶知秋，探究一部分的物之理，便能推知万事万物之理。
《吕氏春秋·审分览》：“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或失序、权利义务、权力职责、权利权力等一对对范畴表征的不平衡的关系，如同生病的身心一样紊乱失序，治国理乱、化解矛盾如同医生治病救人一般。甚至在医家看来，医的首要任务是医国。《国语·晋语八》载：“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中医以阴阳平衡为基石构筑中医的整体观，推及人自身的身心意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参，以求达到防病治病、恢复康乐的精湛医术境界。法律以权利义务作为概念基石，支撑着一系列法治和价值目标。中医疗治身心病，法律医治社会病。福柯认为：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医学更强调的是健康，而不是正常。它关注的是活力、柔韧性和流动性等这些会在生病时丧失的特质，医学的任务就是恢复它们。就此而言，医疗实践应该重视养生法和饮食规律，也就是人们应该遵守的一整套生活准则和营养准则。[3]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中医哲学或许能给予检视和启发。
三、中医哲学中的资源予以
现代法治的借鉴
中医有哪些智慧呢?中医哲学如何解读法律?中医哲学与现代法律之间会有联系吗?“画眉深浅入时无”，带着这一好奇的疑问，追寻一种可能的新答案。
(一)“阴阳平衡”的现代法律表达：权利与义务
阴阳作为一个概念，在中医学理论中具有概括宇宙根本规律的一般性意义，不是指具体的个体和意义，而是具有理论范畴和方法的基础作用。中国古代哲学用阴阳的概念归纳纷繁的自然现象，以此说明宇宙秩序及其内部对立统一的普遍本质。“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4]“一阴一阳之谓道”，[5]“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是知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6]《内经》提出阴阳交互作用是万物变化的原因，阴阳理论是中医最根本的范畴和基础理论，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普遍存在的。阴和阳最初是指两个地形条件，分别指山的阴面和阳面，分别代表阴暗和光明。推而广之，阴阳代表两个对立的对象或现象。“在其它方面，筆者已经讨论了感受性与理性选择之间的对应与更像传统女人生活的生活有关，与更像传统男人生活的生活有关，与寻求一种平衡各种利益和标志不同目标的生活相关。这一观点的最初讨论并没有提及中国思想或者阴阳。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早期阴阳的观点移植到中国人所说的区别与互补上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关于感受性对理性控制的内容，将会与中国哲学家们的兴趣有关，就像笔者希望它与西方哲学家们有关一样。”[7]《内经》运用阴阳对立统一原理判辨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抵牾，提出了因循和恢复人体阴阳平衡的理论，为中医学和哲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平人者，不病也。”中医讲求心平气和，心不平则气不和。《素问·调经论》曰：“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灵枢·终始》篇：“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岂惟身病，当今时代诸病，病在不平也!对治之方，惟有使平，平则无病。中医学理论认为，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生生不息的运动中追求最佳的状态便是平衡，如阴阳、人与自然、身体与精神、各种情绪之间的平衡平稳等等。对于社会的求平之道，须有外在的法律制度与内在的身心修养，内外兼修。
用阴阳平衡原理考量现代法律，法律中的诸多范畴与中医阴阳平衡相对应。宪法中的权利与权力、民法中的权利与义务、行政法中的权力与责任、刑法中的犯罪与刑罚等诸多矛盾又充满张力的法律基本范畴，都是法律关系中的理论基石。中医中的阴阳观念，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是对立矛盾概念的一种符号化表达，这一观念在其他不同文化和学科中具有不同的语言和符号表达。现代法律中的权利义务观，也对应着中医文化中的阴阳平衡。“权利和义务二者是互相关联的，互相关联即对立统一。权利与义务一个表征利益，另一个表征负担;一个是主动的，另一个是受动的。就此而言，它们是法这一事物中两个分离的、相反的成分和因素，是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相互依存表现为权利和义务不可能孤立存在和发展，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相互贯通表现为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以及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8]法律在本质上是界定、分配、保护、调节、变更、实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的，是一个动态的实现公平正义的过程，需要司法的目光兼顾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从而让社会各阶层感受到正义、公平和可发展性。今天的法治建设中，部分法律规则的内容中公权力扩张侵害到私权利的领地，赋予的权力与相应的职责承担不一致，法律从一出台之初就具有倾斜性;权利与义务貌似平等的规定背后隐藏着由于种种情形无法实现的不平等，民众对这种表面平等而如果实际遵守却会导向于己不利的法律抱以不信任和用脚投票的嘲讽;部分司法和执法活动的刻舟求剑、按图索骥等均造成法律与社会生活日益脱节、法律得不到信仰和尊重等问题。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合同无效以及权力职责不平衡导致的行政关系破裂，就是矛盾的根源和诉讼的起因，是法律关系中的疾病机理。同样，这一原理均可以应用到立法、行政、司法与守法等领域。用法律规范人际关系，如同中医的阴阳平衡，都是为了达到平和健康，一个是社会的健康，一个是人体的健康。
“跨文化传播中有一个著名理论叫‘冰山效应’，那么对中医药来说，浮在海平面以上的是治病防病，而被掩盖在海平面下的，则是中医药特有的价值观和哲学思维。”[9]中医哲学中的阴阳理论实际上就是应用事物之间的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方法来诊断病症、判断和分析人的生理状况以及治疗等各个方面，整个中医的治病原则就是在维护、恢复阴阳的平衡。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中庸，中庸之道的中就是度的问题。中是维持事物的平衡，事物失去了平衡就要产生偏差，所以平衡就是一个适度，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
一切的病都来源于阴阳的失调，也就是说来源于阴阳不平衡。“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10]阴阳矛盾作为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也是调治人体健康的根本路径。辨明身体的阴阳状况，调理阴阳，帮助其恢复阴阳平衡，便是治疗疾病的流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职责中也蕴藏相同的原理。如果私法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已有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难以延续;如果公法中的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政治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和讽刺。法律是按照权利和义务来确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如出租者和承租者的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人身伤害关系或者是公民和国家间的关系等等。人们凭借协议、合同形成特定的合伙、联营等法律关系，在自己最大的自由内定义着他们自身所领悟、希望并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就是人们之间由自己定义的关系——权力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如果权利义务不平衡，那么从长远来看，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平等、公正、合理的良性互动结构就无法形成，社会整体利益结构就无法保持合理均衡的状态。甚至会出现暴力、激烈的社会冲突，结局往往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乎是所有哲学之精华，孔子不仅是为后世立永恒之法，也是为全人类立普世之法。阴阳平衡这一中医原理，本质上讲的是互惠互补、合作共赢关系，与法律思维中的权利义务一致性具有相似之处：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权力职责相一致。应用中医中的阴阳思维、治病机理来分析法律问题，在现实中，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只拥有权力却逃避职责，均会导致社会关系出现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社会矛盾、群体冲突，健康的社会关系趋于断裂、失衡。
法律是底线道德的规范化。一个生生不息、有情有义的社会需要道德的滋养：阳长阴消，善增恶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这说明在阴阳关系中，阳气起着主导作用，阴处于从属地位。因此，护守身体之阳气，可葆有生命能量和活力。程颐《周易上经》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11]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念比西方的权利义务观更胜一筹，法律中的权利义务注重一致，而“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源于效法自然。《周易大传·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里的“德”，如同先秦绝大多数“德”的意义一样，当作规范、法则解;而“生”成为天地的“大德”或最高的法则、规范。又曰“生生之道谓易”。 生生指宇宙各种生命生生不息的“生化”;易者，变化也。在《周易》看来，天地万物与人类的存在是由一种内在的力量主导的，即由“生生不息”或“生生不已”的内在力量主导的，这是宇宙之“仁”与“大爱”。《易大传·系辞上》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大传·系辞下》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再由自然的生生之道及与人的厚生之道，再升华为人类普遍的个体内在完善与外在完善的追求，生生之意，不再只是一种被动的必然，而且还是主观自觉追求和具有的必然。生生之道直接对应的人为理性规则是儒家的‘公’道或‘人利’精神。”[12]《礼记·礼运》载：“讲信修睦，谓之人利。”在一个法律、道德、宗教、风俗等社会文化多元的时代，法律所规范的人际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针对外在行为的一种规范和约束，道德是针对人心的，靠直指人心的伦理道德化育心灵，内心情愿认同而接受;而如果法律仅仅是一种强加的外力得不到内心认同，就容易受到抵制。在这种运动变化的过程中，与人向善、善增恶减、行善积德都在表述着在動态关系中的选择、认同方向，也是“德主刑辅”值得借鉴之处。
(二)终极价值的现代法律追寻：身心意和谐
中医学认为，除了外邪致病，情感思虑过度也会损害身体。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从身心上是有区别的。身体不平衡所产生的称为“疾”，心理不平衡所产生的才称为“病”。中医所诊断的“有病”，主要指的是心理、情志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诊断时，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一个人的喜笑哀怒、恐慌忧虑等既是导致疾病的原因，也是疾病的重要表征。《内经·素问·举痛论》中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因此，中医学有七情致病的理论，怒、喜、悲、恐、惊、思这样的精神活动过激或过偏，就会导致疾患。人有精神意识，所以中医要求医生充分发挥病人的能动性，注重精神因素的积极能动作用。中国科学院朱清时谈量子意识，指出量子力学的理论已证明“意念”和“思想”也是物质的，“意念”的介入，所以改量子的“纠缠”状态，用科学证明了中医中的意念、心愿、思想的引导，有利于病情的好转。主张治病的同时向病人宣传医学知识，告知宜忌，病人若能愉快并主动地遵守、配合，这样病就容易治好。这是一种“形神合一”的生命观，认为疾病的治疗应当治心治人，讲求“身心互动”“身心融通”的身心意和谐的健康观。《黄帝内经》亦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所以心就是一国的主宰，是全身的统领。健康无病者，称为“平人”，中医的重要精神就是其对于病的调节都要求“阴阳平衡”，包括“身心两调”，做到心平气和。《黄帝内经》认为心平气和是健康的唯一途径，所有疾病的原因都是因为气不和造成的，而气不和的原因就是心不平。
中医强调身心意和谐。从人自身看是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标准更多的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从而完善人格，净化精神，平衡心里。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3]如何去完善、净化、平衡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修身。身心意和谐是对人健康的内在要求，欲达到身心意和谐的健康，从身体外部看是建立天、地、人和谐共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健康关系出发并回归的。中医依托于儒家文化，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伦理道德进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关系。针对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心理咨询、思想政治工作、各种调解活动都在发挥着各自特有的功能。然而，完全由西方知识构成的单纯西方式心理咨询并不能解决生活在中国水土上的中国人心理问题，单纯的哲学咨询、思想政治谘商由于其职能所限而起的作用也仅仅是在咨询层面，各种调解组织侧重于双方的合意。而司法作为人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而被动选择，法律人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治病救人”的责任。中医将面对的生命体看作是有心理活动、情绪变化、心神感应、道德善行的个体，认为健康应当是生理、心理、情感、精神等身心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中医对生命的理解、尊重与关怀，是其他任何传统文化所没有的，也是中医文化最基础的价值，对现代法律的深层关怀具有启发之处。
在法治社会，法律是调整社会秩序的规则，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律中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职责、犯罪与惩罚等法律关系，与传统医学中的阴阳平衡哲学原理是相通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并在一定小体系内与他人相联系，每个人的角色都是按照所处于社会中的关系来定义的。然而，法律关系的范围要比社会关系小，重要的一部分社会关系才表现为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产生了纠纷，造成当事人心理上的不平、委屈、愤怒、怨恨甚至绝望等情绪，导致正常社会关系的破坏甚至破裂。当事人一般都是因工作生活合作中的熟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裂而产生纠纷，但他们不会因为一场法律纠纷而停止生活，因此必须消除负面情绪重新积极投入工作和生活。为了当事人关系的恢复、维系，就需要法官跳出法律条文僵死、形式的窠臼，寻求法律规范中有生命力的、流动的活水智慧，释放法律中所隐含的心理关怀和合作精神，以达致人与人、人自身和合的目的。
中医学认为，人的疾病中约有一半以上是源于心病，用有形的方法只能解决形式上的问题，因此药物对于由心病而生发的疾病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中医有一种疗法叫做直指心性，就是直接指出这个病的心理根源，你承认并真心反省能从心理上释然并排放了它，病就去除一半且很快就可以痊愈。在根本终极意义上讲，化解纠纷就是将相关当事人召集到一起，从而集体制定出矫正问题和矛盾的方法，讨论他们将来如何相处得更好的积极办法。法官的着眼点应该超越过去的矛盾放眼未来。法院的审理被充满智慧的法官变成一个调处及伦理关怀的过程，对于对立的见解，给予正确的理解、作出合理的解释，应“足智多谋”地运用法律，实现法律人的点拨，使当事人从心理上“神平”即心理健康，达到“身平”即身体健康，这一目标与中医标本兼治有异曲同工之效。虽然这种方式不能对所有纠纷有效，对不能达成一致的纠纷，法院最终应该严格依法判决，在判决书中也应以消除矛盾、平和生活、以至指出未来合作之路，这种努力对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具有引导性意义。
最大限度地控制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是法律创设的初衷，但司法对于已发生的矛盾，为恢复破裂的关系法律制度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如今的诉讼模式实现了法律产生之初的使命了吗?目前的法律条款重在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有害行为的防御，法律是否还具有超越这一目的之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怀有一种乐观的愿景转化法的价值目标，就是法的功能不只表现为对已发生的行为的惩罚，还应当把重心放在纠纷解决后的人际关系修复，即运用中医“治病求本”“恢复元气”原理。
身心意和谐观在西方有的以宗教形式出现，有的以心理学学科表现，但在西方法学中出现的“愈疗法理学”流派，[14]是法律理论学说的前沿。法律的核心价值是正义，将正义与身心意和谐联系在一起的有庞德和麦考密克。庞德认为法律的主要任务在于协调人际关系，为文明秩序的提升而存在：“在法学上，我们所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15]麦考密克认为正义就是关注未来人际的合作和谅解：“正义的要求主要与人际关系有关。即是说，正义原则用于决定个人对待他人的行为。”[16]当下我国法院部分判决虽然依法作出，但并没有在人际恢复、后续合作上做出温暖的努力、说理不足或將法律与传统文化的情理没有贯通，当事人难以接受僵硬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不仅没有解决矛盾，甚至制造了新的伤害和冲突，以致加重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在社会上留下了较大负面的印象。
民事案件的调判结合，就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人际修复，这也是陕甘边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司法经验。[17]法院在民事案件中，启发、推动双方自行追求利益平衡点，达成简便易行的问题处理方案，最大限度地控制双方当事人因诉讼或裁判有失公允而造成的次生伤害。现代法治背景下，民事案件的审判并不只是对具体纠纷的化解，向公众彰示法律规则也是一项重要内容。难以化解的矛盾不能以损害法律规则为代价，而是应运用法律规则把矛盾遏制在合理的限定之内，明示社会大众调节自己的行为规范。“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刑事审判领域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具有抚慰伤痛的功能。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宽宥的司法，犯罪人通过对被害人道歉、赔偿、提供社会服务、补偿物质精神损失、恢复被害人生活常态等行为来赢得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取得被害人和社会的谅解。所有的相关人平等自由地商讨，促使犯罪人、被害人、社区以及其他相关人等愿意摈弃仇恨，这种宽恕的精神更具有一种温婉的风度以及柔和地实现认同、弥补和抚慰的价值。没有人乐意在人际关系不和谐的状况下愤恨地生活，工作、生活要继续，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生就会在充满矛盾与希望中前行。
目前，心理咨询、哲学咨询、[18]思想咨询[19]等学科开展的谘商，应针对求助的来访者进行个体具体分析，从不同的往往是冲突的观念中梳理、化解问题，从思想上点化、帮助、引导，突破思维、心里瓶颈，引导其走向健康的心路。从社科法学的视角分析，不同学科知识需要互补、达致价值“共识”或取长补短，①从而给迷茫困惑者一种醍醐灌顶后的明晰朗然，获得如释重负后的精神愉悦，实现“妙手回春”的疗愈，司法应该借鉴这些学科有效的做法。在哲学、伦理、宗教、文学、心理学等学科中，法律若能成为同一学科内冲突或不同学科间冲突的一条达致共识之解决问题的最现实、最经济的方法，则不负法律人的价值追求。
(三)“人与天地相参”的法律之维：生态价值
在中医哲学中，“天”或“天地”就是自然界。人产生于自然界，因此人和天地有着统一的本原和属性，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必然受自然界规律的影响，建立了“人与天地相参”的理论。这一思想，作为哲学理论就是整体观，将天地人看作互相影响的因素和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最早出现在《易经·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社会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必然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因此必须把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社会生态放在重要的地位，否则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自然环境是一个集水土、气候于一体的、系统的、普遍联系的有机体，自然环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供养，而人类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是由一定的自然环境生成又反作用于自然环境，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便产生了生态环境变化、人身体健康变化等。而地理气候和环境变化是中医认为的重要病因，因此中医讲求因时因地的重要治疗方法。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庸中正、中医涵育了平和善良、儒家建构了乐观向上的积极精神观等等，构成中原大地孕育出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而工业文明中的经济理性则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益，在取得了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与之相伴随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医哲学认为地理条件的不同会引起气候、水、饮食、住处以及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从而使人的体质和常见病也很不一样，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黄帝内经·素问》有：“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传统医学的贡献在于把这种节律的一致性纳入到医学理论中，以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一致，认识到人对自然的依赖，从而认识到一个本来状态的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医中就是认为人体与外界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而人体本身则又是这一巨大体系的缩影(即人身小天地)，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的联系或影响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的网状联络作用而联通的，具体表现在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运用相互联系的方法诊判施治。也就是说，人体系统、脏器系统、四时六气等是一个互动的整体。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来自于自然界，生命受自然界中的空气、植物、土壤、水质、气候等影响，身体会发生相应的生理或病理上的变化。《黄帝内经》几乎处处体现了“以时为道”的基本思想，如认为“因时之序”才能“生气通天”(《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四气调神”即顺应四时之序而调摄是养生之要务。“人与天地相参”学说的特点就是中医哲学将天、地、人视为一体，共存互振。
中医哲学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体应该适应天地和宇宙的运转节奏，保持人与环境的统一协调，通过七窍与大自然交换能量、息息相连。人在自然界中生存，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必要供给，自然界作为一个能量场，它的阴阳、寒湿、燥热、正负能量等变化又反过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健康，在一定限度内，机体具备生理的适应性，超越了这个度，便有了疾病。人与自然的平衡状态一旦被破坏，必须采用扶正驱邪、因势利导的办法以恢复人与自然的平衡状态。
现代法律制度的设计，从重视秩序价值、平等价值到效率价值等，但却忽视了环境价值。这一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相生相随的负面病之一，会损害正常的人类健康和社会总环境。环境法哲学所体现的价值，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理念，与西方理性传统中一贯所赞扬的以人为中心的对自然所采取的控制、改造乃至于掠夺的思想格格不入。[20]人类若想吸收大自然中健康的能量和信息，须将目光投向“天人合一”的儒家伦理价值追求，在中医中表现为“人与天地相参”，与大自然的内在能量和精神进行沟通。环境法哲学的价值恰恰与中医哲学这一价值有相通之处。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静态的、单向的甚至是一成不变的思维向度，中医哲学中的“人与天地相参”传神般地使人联想到美丽、灵动的神话意境。中国一直重农轻商，这一观念虽然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却依然在涵养着因生活体验和求医经验而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健商”、秉持中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许多人。当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人在学习西方以经济和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由不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西方在众多的法学流派纷纷登场之后出现了大地法理学[21]这一后现代法学流派，就是从生态整体观视角看待法律问题，为法律提供了一个保护环境和自然的维度，使法律所追求的价值更加全面、多元、平衡、健康，而我们的传统医学中早已包含了这一智慧。重读传统医学经典，会拓展法律人的阅读，关注生命与健康，反思当今法律制度中的问题，将“人与天地相参”、环境保护的理念注入法律制度中，让当代法律人的行囊中继续珍藏传统医学中的精华理念这一锦囊，将这些理念融入法律人的法眼、心智、制度和行动中，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生态环境，做到二者的兼顾、互相关照、平衡发展。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是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和人民群众呼声的回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需求与价值，將生态文明融入已有的经济建设中，让多元价值追寻在互动中共生、共存、共进。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诗意指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制度路径和必由之路。
四、余论
福柯认为：“医学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任务：在人们的生活中确立健康、美德和幸福的正面地位。”[22]中医是生命科学，以疗疾、养生为宗旨。法律机构、职业人员，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社会的“医生”职能。中医哲学中的阴阳平衡、身心意和谐、天人相应等理念，虽然是几千年前科技不发达时代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具有宏观性、整体性的医理。钱学森认为：“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总结了以后，要改造现在的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而中医“要改造现在的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不是靠中医技术，而是靠中医哲学。因为“中医这个东西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科学，它是一个哲学，或者说是在早年现代科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所谓的自然哲学”。[23]中西文化和相关著作中，大量的知识呈现出中西会通，只是不同国家、语言中的概念表达不同。沟通这些看似无关联的学科之间的关联，打通引进的西方法学的水土不服状况，将西方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结，对法律信仰、法律权威、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桥梁意义，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中国文化侧重整体性思维，西方文化侧重分析性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表现在不同的医学理论中，中医与西医都是为了治病，只是思路、方法、手段不同。中医强调辨证施治，气血运行;西医侧重实证、手术等。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性，中、西医学也同样各自有所不足，中西医的结合是互补性的治疗疾病的最佳方案。这一思维体现在法治中，用中医的思维思考现代法治建设，或许有所补益。弗兰克法官在其《初审法院：美国司法的神话与现实》一书中揭示了奢谈法院坚持真正法治的美国式伪善，同时赞赏早期历史上中国人的直言坦率——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的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并称颂中国人试图通过协商和仲裁实现平衡的正义，避免诉讼，把诉讼看作“实质上不道德”的过程。[24]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政治信仰、性格气质、兴趣爱好，追求身体上的健康都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一种生存权的医学术语表达。用中医哲学的身心意和谐、人与天地互参等原理反观自照，让法律也在明心见性中提高修为，赢得民众的尊重、信仰，使法治建设更加为民众所认同，赢得人心。
“有关中医的争执说明，医学中大有政治，而政治一定有权力关系问题。”[25]一些否定中医论调是有政治、经济立场考虑的。中医是生命科学，疗效才是最好的明证。世界各地对中医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大量的中医专家被邀请到亚洲、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做中医讲座、进行中医治疗和科研活动。中医用医疗效果证明自己的济世救人的力量以及整个力量背后承载的价值观。尽管历史中出现过庸医，中医中的一些理论也需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中医理论也有自身历史的局限性，用中医哲学的视角解读法律，有利于法学汲取传统中医哲学的营养，也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尝试。瑕不掩瑜，无论哪种文明，本着真诚去追求正当的价值，必有回应。
【参考文献】
[1]宋立富.中医学基础[M].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2.3-5.古籍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脾胃论、周易、周易注、周易新讲义、管子、庄子、史记、医宗必读、抱朴子内篇、备急千金要方、养生类纂、黄帝内经、伤寒论、中藏经、千金要方.
[2]程颐.二程集.第一册[M].中华书局，1981.157.
[3][22](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1.39，38.
[4]素问·四气调神[M].
[5]周易·系辞上[M].
[6]张载.正蒙·太和[M].
[7](美)迈克尔·斯洛特撰，现代伦理意义下的“阴阳”概念再认识[J].郭金鸿译.齐鲁学刊，2015，(01).75-81.
[8]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6.503-504.
[9]王君平.传统中医给世界的一份礼物[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2-09.
[10]素问·阴阳应象大论[M].
[11]程颐.二程集：第三册[M].中华书局，1981.
[12]江山.中国法理念[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69.
[13]论语·里仁[M].
[14]於兴中.法理学前沿[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
[15][16]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商务印书馆，1984.73.
[17]朱婕.“马锡五”就在我们身边——省法院调判结合全力推进民事审判工作纪实[N].甘肃日报，2015-01-19.
[18]冯周卓.论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互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86-90;欧阳谦.哲学咨询：一种返本开新的实践哲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20-25;李林.哲学咨询的实质及其在中国发展的障碍[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01)：41-47.
[19]王习胜.“思想咨商”及其中国式问题论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2)：134-140.
[20][21]於興中.法理学前沿[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142.
[23]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
[24](美)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48.
[25]景军，薛伟玲.医学人类学与四种社会理论之互动[J].思想战线，2014，(02)：1-9.
(责任编辑：徐 虹)
作者：董青梅
第三篇：中国传统哲学“顺势思维”对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影响
【摘要】顺势思维是中国哲学的主要思维特征之一。“治未病”学说具有中医学的原创特色和优势，深受中国传统哲學的影响，并在未病先防、欲病先治、既病防变和病愈防复等方面，充分体现了顺势思维的特点。
【关键词】顺势思维;治未病;体质
顺势思维，指在观察分析与研究处理问题时，采用遵照与顺应自然的趋势及事物的时序变化因素的手段与方法。可见人们在决策、行事时本着遵循自然规律、善时蓄势的信念，则更易于实现成物成己、正己正人。正如吕思勉先生指出的“古代哲学，最尊崇自然力。既尊崇自然力，则只有随顺，不能抵抗[1]”。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医学，在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实践中充分体现了“顺势思维”的内涵特质。
1中国传统哲学顺势思维的特点及体现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在农耕文明的实践中，认识到惟有自身行为合乎天道，顺应自然，尊重顺应客观规律，方能五谷丰登、安居乐业。因此，中国古代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习惯从人与天地相参，奉天承运，应天顺人角度出发，形成因循天道，尊道贵生，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思想和理念。缘于“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影响，春秋末期范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具有遵循、顺应之意的“因”的概念。其曰：“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又云：“天因人，圣人因天”(《国语·越语下》)，强调圣人决策、行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顺势思维”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思维特征，有丰富的文献体现。《尚书·商书·说命》中：“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可见只有充分把握客观规律，才能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易经·既济·象》云：“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其认为只有把握客观规律，并结合所处的境遇，才能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则是道家主旨，顺其自然而成其所以然。《孙子兵法·九变》云：“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则是兵家实现“有备无患”的战略指导思想。总之，顺势思维的特点广泛体现在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认识中。
首先，在自然环境的改造中，特别是面对自然灾害时，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转危为安。大禹治水体现了顺势思维的道理，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思路，对洪水进行疏导，最终化水害为水利。此乃尊重自然，顺势而为的智慧之举。
其次，在治国安邦社会管理中也强调顺势而为的治理理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意是社会中最为根本的势因所在。因此，认识和遵从民意是社会管理者的顺势要略，“民本”成为重要的社会之道。“成康之治”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由于西周初年统治者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实施惠民政策，以礼治国、崇尚道德教育，“成康时期”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相对改善。成康之治亦为顺势之治的应用典范。
第三，顺势思维广泛运用体现于中医药学领域。中医强调明天时变化，顺地理势因，洞人情世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指出：“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可见高明的医者务必做到“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重视自然法则，因时因地而异，顺应四时阴阳，方能守其四时正气，制其非时之气，达到以平为期、守中贵和的“至治”，实现生命的康宁。
2治未病思想的理论与临床运用所体现的顺势思维
“治未病”学说是中医学的原创特色和优势所在，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其理念可追溯至殷商之际。随着中医学的发展，治未病思想逐步发展为系统的未病先防、欲病先治、既病防变和病愈防复四个方面。
21治未病理论的充实与发展及所体现的顺势思维中国医家借鉴吸收古代哲学之精髓，将顺势思维与预防意识紧密联系与结合，且充实与发展。《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素问·刺热》所论述的“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中医学特别强调因势利导，《灵枢·师传》阐述：“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的顺势斡旋的治疗思路。后世医家沿着这种思路，将此进一步深化，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诊候第四》中谈到：“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并对治未病思想作了经典的表达：“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这种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对疾病的转归及预后的认识和把握，有助于精准施药，立体防控。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防微论》中亦说：“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总之“治未病”对疾病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与运用上是中医学最具原创特色的学术理论。
22“治未病”在具体实践中体现的顺势思维中医学认为，人的生命系统由精气神三要素构成，保持各自的充盛，维系三者之间的协调互济，才能实现“阴平阳秘”的理想状态，气血充盈，脏腑经络整体协调，运转有序，可谓“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中医“治未病”作为中医药学的组成部分，着眼于阴阳和合互济，气血生生不息，精神爽利充沛，脏腑经络整体联动有条不紊的愿景。临床应根据患者体质及情志，加上所处的节气，所在的生活环境，本着“辨识体质，有所侧重，整体调控，以平为期”最终“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
首先，在未病先防阶段，把握体质特异性，慎避易感病邪。体，指身体、形体、个体;质，指素质、质量、性质。在中医体质学中，体质的概念是指在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2]。诚如吴德汉[3]《易理辑要·锦囊觉后篇》中有云：“要知易风为病者，表气素虚;易寒为病者，阳气素弱;易热为病者，阴气素衰;易伤食者，脾胃必亏;易劳伤者，中气必损。”提示医家注意体质的差异性往往决定着个体对某些病邪的易感性。无独有偶，目前临床实践中表明，痰湿之质易为湿邪所困和膏粱厚味所伤;气虚之质不耐外邪，易为劳倦所伤;气郁之质易为情志所伤;阴虚质对热邪的耐受力较弱，易感温热之邪;阳虚质对寒邪的耐受力较弱，易感阴寒之邪等。例如过敏体质者往往对风寒、花粉、油漆、鱼腥虾蟹等因素和食物具有易感性，应慎食海鲜、鱼虾之类，做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正是防病强身的一种养生方法。
其次，在已病阶段，遵循个体染疾后，不同体质的转化规律。及时截断扭转，防传防变。由于内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疾病传变与否，虽与邪之盛衰深浅及治疗得当与否有关，但体质因素亦有重要影响，可见疾病的演变要视个体体质内部阴阳气血的盛衰而定。个体体质千差万别，病情的发展也因此而复杂多样。就温病的传变而言，叶天士《温热论》云：“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这是一般的传变次第，部分患者感受温邪之后，邪热极易化燥伤阴，内传营血，很快出现高热神昏、抽搐、发斑、舌绛等症，叶天土《温热论》中的“逆传心包”，就是指病不经气分阶段，而逆入营血的一种临床类型，这与患者平素阴虚火旺体质常有很大关系。具体到疫病的传变，同是感受温疫，出现种种不同的“变”证，原因何在?吴鞠通阐释说：“传变不常，皆因人而施”，即是由患病机体的体质特殊性所引起的。通过对体质类型的辨识，可以掌握疾病的传变和途径，从而预知其下一阶段的可能感染之处，并据此实施提高易受感染之处抵抗力的预防性治疗，有效控制病理传变。
第三，在病愈阶段，调整体质偏颇，促愈防复，巩固疗效。体内正气恢复，抗邪能力增强，邪气通过各种渠道被逐出体外，疾病就能向愈发展。反之，若是体质虚弱，阳气不复，邪盛正虚，则病深不解。《灵枢·论痛》云：“同时而伤，其病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说明正气盛体强病易愈，正气衰体弱预后不佳。《素问·评热病论》对劳风的病理演变规律和预后有“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论述，如果是精气旺盛的年轻人，通过治疗一般三天左右可痊愈;精气较弱的中年人五天左右可以痊愈;年老体衰的人，七天左右才能痊愈。可见，了解体质对于推断疾病的预后吉凶具有重要意义。在疾病预后，防止疾病的复发也是“治未病”的重要环节。《诸病源候论》曰：“复者，谓复病如初也。”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以资预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偏颇体质是疾病发生的基础，根据病后患者体质阴阳寒热虚实的不同，施以不同的调护措施改善体质的偏颇，以使其尽快恢复到健康状态。调补虽不能直接祛邪，但能通过促进脏腑功能以补偏救弊，达到燮理阴阳，防止复发的目的。在证候消失、疾病痊愈之后，只有使患者的偏颇体质得到纠正，消除病证发生的基础，增强对致病因子的抵抗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疾病复发的条件，以防止疾病卷土重来。
总之，在“治未病”时从具体的人出发，认识与顺应不同体质的规律，权衡干预措施，遵循法天则地、因人制宜的要求，针对性地进行调理干预，以体质为依据进行防治调护，是“治未病”思想的具体体现。未病之时，通过各种措施调养身体，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抗邪能力，防止疾病的发生。既病之后，应注意体质对疾病的制约和影响，掌握疾病的演变规律，在治疗中积极改善患者的偏颇体质，防止疾病的传变或病证的加重。病后根据患者体质阴阳寒热虚实的不同，施以不同的调护措施改善体质的偏颇，以使其尽快恢复到健康状态，防止复发。
3顺势思维及治未病思想的当下启示
在“治未病”的理念与实践中，着眼于巩固有序协调的健康状态，避免失序紊乱的病态出现。运用顺势思维指导“治未病”务必认识个体的体质差异，即牢牢把握顺应人体自身的规律，“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因此“治未病”，除了要遵循四时阴阳变化的一般规律，更要意识到个体体质的特异性。整体把握，尊重差异，顺势而为，精准施术，充分调动人体的防御修复能力。最终实现“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达到身心的和谐康宁。
总之，“治未病”思想与“大健康理念”相契合，具有防治一體的功能，是增强全民健康意识、提高健康素质的重要途径。目前随着疾病谱的转变，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激烈，生态环境也不容乐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医学模式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型，由治病的医学转向保健的医学;由关注人的疾病转向关注人的健康;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加重视人文关怀[4]。因此医学对预防保健格外重视，以研究和实践中医“治未病”成为国内外医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心脏协会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如今的医生都聚集在一条泛滥成灾的河流下游，拿着大量经费研究打捞落水者的先进工具，同时苦练打捞落水者的本领。结果，事与愿违，一大半落水者都死了，被打捞上来的也是奄奄一息。更糟糕的是，落水者与日俱增，越捞越多。事实上，与其在下游打捞落水者，不如到上游筑牢堤坝，让河水不再泛滥。医者应防患于未然，避免更多人“落水”。为扭转这一怪圈，应从单纯的治疗疾病为主，转向预防与治疗并重，从而将“末端治理”变为“源头治理”[5]。可见全世界关于确保生命健康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参考文献
[1]吕思勉. 先秦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10.
[2]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3]吴汉德.湖湘名医典籍精华：综合卷·医理辑要[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社，2000.
[4]靳琦，王琦.中医“治未病"说略[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 30(11)： 725-728 .
[5]白剑峰. 病人为何越治越多[J]. 人人健康，2013，(03)：1.
(收稿日期：2017-04-17编辑：穆丽华)
作者：张世超 顾洁斌 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