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学论文范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信息哲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在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各个方面都革新了西方哲学，给现代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重新解释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现代西方哲学面临很多质疑，乃至出现了哲学终结论等危机。

第一篇：信息哲学论文范文

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

摘要：“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从日常用法而来，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用法。哲学含义的信息技术并不等同于“现代技术”意义上的IT，而是包含传统的信息技术在内。从“技术”的哲学含义可推知信息技术不仅包括器具信息技术，而且包括身体信息技术；从“信息”哲学含义可推知信息技术不同于质能性生产技术，而且器具信息技术从严格意义上只是“信号技术”，只有身体信息技术才是真正的信息技术。

关键词：信息技术；身体；器具

文献标志码：A

今天，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术研究中，“信息技术”都是一个被广为使用的概念，如果“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成立，那么首先就是要确立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尤其是它与我们的日常用法有什么不同？甚至也包括，它与其他的学术领域中的用法有什么不同？

从对信息技术的日常理解到哲学理解，无疑会综合对技术的哲学理解和对信息的哲学理解，由此形成揭示信息技术之哲学含义的若干层次或若干维度，并且显现出哲学地理解信息技术时会碰到的若干问题。

一、从对信息技术的日常理解到哲学理解

最基本的概念，往往也是被应用得最混乱的概念，从而也是理解上歧义最大的概念，这种情况在对“信息技术”的理解中无疑也存在。

关于“信息技术”最简洁的日常理解可以说就是将其等同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或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y），例如通常会说“搞信息技术的人”就是“在IT界从业的人”，而IT业就是最先进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于是信息技术就是指“当代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词典》就是寻此思路而界定信息技术的：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现代通信手段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存储信息、处理信息、显示信息和分配信息的相关技术。它包括：获取信息的感测与识别技术；传递信息的通信与存储技术；处理及再生信息的计算与智能技术；施用信息的控制与显示技术；面向实际系统集成的信息系统工程。信息技术是数据处理和通信相结合的结果，前者提供了处理和存储信息的能力，后者提供了信息传递的手段。一般认为，信息技术可覆盖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等学科领域。

上述对信息技术的理解显然是与“电子数字信息技术”相等同的（所以微电子制造业算IT行业，而造纸厂则不是）。有的理解较此稍微扩大了些，将凡是使用电力或电器的信息传输工具都纳入信息技术的范畴，认为它是一个与“信息系统”和“媒体技术”之类密切相关的术语：“通常用于描述那些由数据处理和电信相融合而构成的技术，涉及多样化的输入设备、处理程序、通信系统、存储格式和输出显示等。它缘起于电报、电话、留声机、无线电、电影、电视等电子通信技术的早期形式，经由计算机和控制论发展而来”。这样限定之后，信息技术就理所当然成为“一个新的人工物种类，这一混杂物一部分是自我运行的机器，一部分是如同等待汽车行驶其上的道路那样的功能性结构——因此称其‘新媒体’（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环境）”。

显然，这样理解的信息技术，远不是信息技术的整体，仅仅是“当代信息技术”或“现代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作为由“信息”和“技术”组成的一个复合词，其直接的含义并不包括“当代”在内，而是应该涵盖所有涉及到信息的收集、识别、提取、变换、存贮、传递、处理、检索、检测、分析和利用等的技术。从“信息现象”以及以信息为对象和目的的“技术现象”早在“当代”以前就存在的事实，可以很容易认为远在当代以前就存在着信息技术，并且可以将当代以前的信息技术统称为“传统信息技术”。

目前，已有公认的“五次信息革命”的说法，其实所指就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五次信息技术的重大发展或质的飞跃，分别是：语言（口传或言说形态）的使用，文字的创造，印刷术的发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最后是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在这个意义上，从有人类开始，就有了信息技术，因此“信息技术”应该不仅包括IT意义上的当代信息技术，而且包括过去的信息技术。

就“技术”对应的英文单词来说，至少有两个较为常用的词：technology和technique，IT中的“技术”为前者而不是后者，后者更倾向于意指技巧、工艺等传统技术，而前者则包括了现代技术甚至更倾向于意指现代技术。所以IT中使用information technology而不是使用informationtechnique，反映的或许就是“现代技术”对人们的支配性，或在一提到技术时，所联想到的就是时常挂在我们嘴边的“高新技术”，由此所组合的“信息技术”当然就在日常用法中成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代名词。

为了将一定语境中把计算机和互联网与IT相等同的约定俗成与“信息技术”的构词本身所涵盖的语义内容相区别，可以将前者称为“狭义信息技术”，而将后者称为“广义信息技术”，它是扩展人的信息功能的手段的总和，是“信息技术”从日常用法过渡到哲学用法后的所指。

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当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区别，才使得在日常用法中人们更愿意用“信息技术”来指称当代IT。或许可以说，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行使“处理信息”的功能，而不是像传统信息技术那样只能帮助人储存信息和表达（以及传输）信息；更进一步说，是信息可以被数字化从而可以被计算机加以方便地处理。正是这种“数字化”的特征，使得信息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使得信息被技术性地利用的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而使得信息和信息技术在生活世界中的作用变得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以至于用“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来刻画这样的重要性。

二、从对“技术"的哲学理解到对信息技术的哲学理解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技术”，其包含什么样的内容或具有什么样的外延，也取决于我们对“技术”的界定。

今天一提到“技术”，令人主要想到的就是人造物，或人身之外的工具，即人的肢体的“体外延长”。其实技术还包括作为“身体技术”的技艺。

我们经常将技术定义为实践的手段，这种手段不仅表现为物化的工具、设备、仪器等等，而且还包含着作为软件的技艺、技巧等。费雷在其《技术哲学》中列举的作为“一阶”的技术现象就包括器具（implements）、器械（instruments）、工艺（crafts）、装置（devices）、公用设施（utilities）、设计（contrivances）、发明（inventions）、机械（machines）、技巧（artifices）、工具（tools）、发动机（engines）、家用器具（utensils）、技艺（techniques）等，其中也大致是人造物和人的技艺两大类。甚至还有更偏重从身体性的技艺来看待技术的，如最早对技术下定义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技能，一种制造的智慧。国内学者对技术的定义也常常侧重于这个方面，如“技术即技巧与关于技巧知识的总和”。

技艺是一种身体技术，身体技术理所当然是技术的一种形式或一个种类。甚至身体技术在技术系统中更具有始源性，即整个技术系统是从身体技术向器物技术、内在技术向外在技术扩展而来的。据有的学者考察，“技术”这个词（英文technology，德文technik，法文technique）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意思中，第一个就是与个人身体实践相关的技巧、技能、技艺、技法，即“身体技术”。该词的最早提出者，法国人类学家莫斯认为，“身体是一个人最初的也是最天然的工具，或者更确切一些，不用工具这个词，身体是人的最初的和最天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人的技术手段”。“按照我的理解，‘身体的技术，这个词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人使用身体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造物或表达信息，前者可以称之为“身体生产技术”，后者可称为“身体信息技术”。莫斯认为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通过训练获得为社会所承认的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其中的“身体信息技术”的韵味就更为浓厚了。如果“身体技术”和“器具技术”的分类成立，信息技术也可以随之区分为“身体信息技术”和“器具信息技术”两个子类，前者如人的言语活动、书写活动等，后者如笔墨纸张、电话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等等。如果再结合技术的另一种分类即生产技术和信息技术，那么技术的两种分类相互交叉便形成如图1所示的四个技术子类：

这里我们又看到一种广义与狭义的信息技术之分，后者通常仅指器具信息技术。于是，当言说和书写被归入信息技术的形式时，就是将身体信息技术纳入了广义的信息技术之中。这样，由于技术有涉身性的身体技术，信息技术有涉身性的身体信息技术，当身体信息技术被纳入信息技术的范畴后，也成为了一种广义的作为哲学对象的信息技术。前面所提到的“信息革命”实际上就是从身体信息技术的革命到器具信息技术革命的扩展过程。

提出身体信息技术后，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有：

第一，关于身体信息技术的种类问题。身体信息技术中最根本的是语言技术，但除了广义的言语行为（包括面部表情、手势、姿势等等）外，人的思维是否算是身体信息技术？认知哲学中有的特别强调心智（也是信息）的寓身性或涉身性，这种意义上，思维或许也可以算做是身体信息技术中的一种，正如已经有人提出“思维技术”的概念一样。

第二，关于器具信息技术与身体信息技术的关系问题。可以认为，器具信息技术无非是身体的延长，是身体技术在信息维度上的延长，是信息手段的人工替代物。

第三，语言和文字在两种信息技术之间的特殊地位问题。可以说语言是身体性的又是延长于身体的，言一出，则成为延长性的，成为“身外之言”，也成为可以被器具信息技术处理和传播的对象；但言之出，则是身体性的，是当下的身体信息技术活动。所以当我们说语言是一种身体信息技术时，主要指的是“言之出”的当下过程。语言以后的信息技术，或所有的器具信息技术，基本都是对“言”的延长或变换，对其在人体之外的操作或传播或显示或加工，等等。

文字可以说是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的接口或过渡。文字使信息技术既是依赖身体的，又是离开身体的。在文字出现以前，信息只能或基本只能是“涉身”的，于是受到身体活动或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范围的限制，使得信息的存在和传播也就受到极大地限制。文字和印刷是两种信息技术交织的革命，此后的信息革命的重点转移到了器具信息技术之上，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身体之外的信息技术（作为文字载体）的发明和产生，如纸张是文字的载体，印刷术是文字被置于载体的方式，如此等等。

第四，两种信息技术之间的协同进化问题，即器具信息技术与身体信息技术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当代信息技术中，“脑机接口”或许是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的“协同进化”的前沿领域，当然在之前也有协同进化，这就是器具信息技术对身体信息技术（技艺）的影响和改变，以及身体信息技术对器具信息技术的要求和推进。在“协同进化”中是否存在“异化”？答案是肯定的，甚至是双重的异化：一是器具信息技术对身体信息技术的侵吞或取代，二是器具信息技术对整个身体乃至心灵的控制——无处不在的监控，此时人的身体反而成为器具技术的一种延长，成为一种被“联网”并在网中被操纵的“物品”或“物件”。

三、从“信息不是什么"到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

信息技术的对象是“信息”，但这个“信息”究竟是什么？对“信息”的不同的哲学理解也必然影响到对“信息技术”的不同的哲学理解。

如果从反面来把握信息是什么，就是要揭示出信息不是什么，这也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揭示信息的含义时所采用的思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这段话也被视为维纳对世界的“三分”，由这种三分可导致对技术的三分：“基于维纳自己的分析，可以对三种基本的不同类型的技术加以区分：转换物质的技术（锤子和生产线）、产生和转换能量的技术（发电厂和发动机）以及转换信息的技术（通信系统和计算机）”。

如果物质和能量归为一类（例如称其为“质能”），则可有信息技术与（广义）物质技术或“质能技术”两大类。信息技术所指的无非一般意义上处理、表达和传播信息的技术与手段，所针对的是要区别于处理（转化）和传播（运输或运送）物质与能量的技术与手段，后者也称之为“生产技术”。或者说，从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就形成了信息技术与质能技术“二分”。

此处的难题是信息技术与质能技术之间的划界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与其他技术（当然主要是指质能性的生产技术）的不同在于：“与工具（没有人类的能量投入和引导无法行使功能）或机器（从非人资源中获取能量，但仍需要人的引导）不一样，信息技术以其与众不同的方式，在能量和即时引导方面独立于人，即它们是自我调节的（控制论的）”。但这里所分析的信息技术显然是现代的器具信息技术，而传统的器具信息技术无疑是难以自我调控的，并且当代技术中不仅器具性的信息技术而且器具性的生产技术也是可以自我调控的，因此以是否能够自我调控来区分是否为信息技术是不合适的。

也许可以从“所形成的产品”上来区分，如质能性生产技术所形成的是物质产品，而信息技术所形成的是信息产品。但是，由于任何信息产品都要以物质产品为载体，所以当信息技术在形成信息产品时，必须要形成作为载体的物质产品，如打印机要形成文稿、计算机要在屏幕上形成光电影像，此时不能说这些产品不是物质产品。

当然，对于信息技术来说，即使形成了物质产品，但人所“最终消费”或“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形式，而是其中的信息内容。拿计算机来说，“计算过程与化学或电学过程的区别是，前者在其研究过程中‘以忽略其物理性质的方式’进行”，这样，无论是被人关注的过程还是目的，信息技术和物质技术都是不同的。虽然这些过程都是在物质设备上运行的，其结果也是在物品上体现或显现的，但从“关注”或“意向”对象来说，两种技术都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物质本身，而前者是物质所承载的信息。

这样，区分质能性生产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最终标准，就是看其最终产品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还是信息需要，是为了处理数据、信息还是为了处理物质、材料，是为人的脑力劳动服务还是为人体力劳动服务，以至于还可继续借鉴维纳的说法：质能性生产技术是使人手贬值的技术，而信息技术是使人脑贬值的技术。

无论怎样去区分物质性技术与信息技术，两者之间的联系都是不可能被隔绝的。任何信息技术从硬件上都是物质，或者说，一切技术都有物质性的一面，无论是器具信息技术还是身体信息技术，而且，器具信息技术的物质面就是人工物。凡此种种，恰恰说明信息离不开物质，从而信息技术离不开物质技术，而且两者之间还有互相促进并终于相互融合的关系。例如生产技术在处理物质变换能力提高的过程中必然伴随要求处理信息变换的能力的提高，而人在物质生产中从事控制和操作活动时，自己作为信息处理和传播手段常常表现出局限性，这就要求将人的信息功能技术化，导致生产领域中信息技术的必然发展，最后出现自动化生产和无人工厂，使得信息控制技术和机器生产技术融为一体。

造物技术甚至直接决定了信息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些造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如造纸技术和微电子技术。拿造纸技术来说，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而造纸技术既可以视为一种物质性生产技术，也可视为一种信息技术，因为纸张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写字和印刷的，用来作为符号的载体，满足的主要是人的信息需求（当然在后续的扩展中也可用作餐巾纸、包装箱之类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再拿微电子技术来说，一代芯片就代表一代计算机处理数字信息的能力，制造芯片显然是在“造物”，但制造芯片的微电子行业显然也是信息技术业，这里它至少是“一身二任”的。还有，在运送或传输信息时，就离不开对作为载体的物质的运送和传输，离不开实体世界的物质和能量运动，无论是对传统的纸质载体的运送，还是在导线中对于电信号或在无线状态中对于电波的传输都是如此。交通和通讯技术作为质能和信息技术的代表，前者使物质产品流动，后者促进精神产品传播，但两类技术的作用也经常交织：如互联网能调动资本，轮船也能传播精神。足见在两种技术之间要划一道绝对分明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从“生产”乃至“传输”的意义上，质能技术和信息技术常常是难以区分的，只有从功能、结果或目的上，才能相对清楚地区分开它们。

四、从“信息是什么”到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

维纳对信息的哲学含义的揭示告诉我们，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归结为物，从而信息技术与质能性的生产技术是有所区别的，但这种对信息的否定式的说法毕竟还是没有揭示出信息究竟是什么，从而也无法从中推导信息技术究竟应该是什么。

“信息是什么”也被视为信息哲学的核心问题，目前就此可归结出四到五种“核心理论”，就是所谓的“状态或属性说”、“相互作用说”、“意义说”和“间接显示说”。当然也有其他的归结，但大同小异。

本人作为“意义说”的主张者，认为信息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是信宿或广义的反映者对对象意义的辨识和感知，是主体赋义的结晶，也是信宿的释义所得；狭义地讲，信息是一种属人的认识现象，从而是一个认识论范畴。那种将信息视为一种本体论上存在的东西、凝结于物中的某种实在现象，实际上是用物理主义看信息的结果，是在哲学上简单移植物理学和通讯技术中对“信号”等理解的产物，从哲学上理解信息显然不能局限于这个角度。哲学上的信息应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认识论性和属人性，并且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信息作为认识论范畴，就必然具有属人性，亦即一切信息都是属人现象，某一现象只有和人关联起来之后才可能成为信息，因此属人的信息就是全部信息；离开人来谈信息是不可想象的。信息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人和对象的一种关系——一种信息关系，一种扩大了的反映和认识关系；而说到底，信息就是人的“感知”、“反映”、“知识”等广义的心智现象，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可以认为信息是此在（人）处理存在的一种方式，是被此在在“虚在”的层次上把握了的存在者。《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信息的定义是：“被传输的关于某特殊事实、主题或事件的知识”，也表明了信息的属人性和认识论性。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信息，显然就不能将信息归结为物质性的信号，因为信号只是信息的载体而不是信息本身。具体说来，信号（signal）是与一个物理现象相连并用来传送数据的，甚至在电子学中，信号所指的就是所传送的电脉冲，而在通信业务中，信号指的是一种报文形式，其正文由一个或多个预先规定好意义的字母、字、字符、信号标志、可见显示或特殊声音所组成，且以光、声、电的手段进行传送或发送。信息的存在和传送离不开作为载体的信号，载体是可感的，信息是必思的。你仅从感官感受到的一切都不是信息，而是信号，只有你所理解的才是信息。由于器具信息技术所操纵和传送的真正对象是信号（符号）而非信息，因此它从本质上只是处理和传递信号的技术，这样，无论是传统的器具信息技术，还是当代的器具信息技术，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信息技术，而是“信号技术”。如印刷术是复制信号（符号）的技术，网络是传递信号的技术，计算机则是信号变换的技术，这些技术的使用主体是人，是人把信息变成信号，并交由信号技术去处理和传递，其处理和传递的是物质性的信号，而不是精神性的信息，精神性的信息是由人掌握而非机器掌握的。

因此，严格地说，器具信息技术中只有信号过程，而并不存在什么信息过程。计算机中进行的并不是什么信息的加工，而是编码符号的转换。正因为如此，塞尔的中文屋才表明机器并不具有心灵，即使机器可以根据程序将一种符号串准确地变成另一种符号串，从而显示出似乎可以进行“翻译”，但它并不懂得这些符号串的语义，从而并不掌握其中的信息。所以计算机并不是什么“信息机器”，不过是“信号机器”，或“符号变换机器”。但是在日常用法中常常将信号（载体）与意义（信息）混为一谈，这只能视为一种不严格不精确的用法，如果在信念上仍然认为器具信号技术是一种真正的信息技术，无疑就是主张机器是懂信息的，从而机器是能思维的。

那么计算机中究竟有没有信息呢？计算机中被运作的符号中有没有信息呢？那要看针对谁而言，如果就机器本身而言，其中并没有信息，因为计算机并不“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如果针对人来说，则机器里有信息，因为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人能够理解和辨识的，当然这里所指的也是总体的人，而不是个别的不懂其意义的人。所以，“离开了语境，信号就不是信息”。也就是说，在一定语境内，信号技术可称之为信息技术，就是在非信念的语境中将信息与信号的界限模糊化之时。

这也是在哲学地理解信息的基础上对信息技术所进行的哲学理解：器具信息技术本质上是信号技术，信号变换技术，或造信号的技术，而不同于造物的技术。但从信号也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意义上，造信号的技术也是造物的技术，不过是一种特殊的造物技术；当然由于信号是比通常的物质更为复杂的现象，所以信息技术（信号技术）是比物质性的生产技术更为复杂的技术。同时也要看到，物质变换技术和信号变换技术是可以互通的，例如从当代的二维打印技术到3D打印技术，就是造信号到造物的整合，亦即从信号技术变成了造物及生产技术，或者是造物技术与造信号技术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两种技术归根到底又是具有统一性的。

在排除了器具信号技术是严格意义上的信息技术之后，可以说只有身体信息技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因为身体是属人的，人才是信息的主体，即真正具有信息能力从而可以使用信息手段即信息技术的主体。

身体信息技术中有的信息活动是超符号的，如头脑中潜意识活动或直觉灵感活动，而器具信息技术中的一切“信息活动”都是符号性的或信号性的。

当然，本文也无意改变强大的约定俗成的语用习惯，只是认为，我们需要在非信念的意义上使用关于“信息技术”的习惯性叫法，最好在口称计算机之类的东西为信息技术时，心中再打上一个括号，即（信号技术），也就是加上注释地去使用。

总之，“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无疑是从“信息”的哲学含义和“技术”的哲学含义提升而来的，是对两者及其广义的时空跨度综合而形成的，它来源于日常用法，但又不同于日常用法。

作者：肖峰

第二篇：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能否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

摘 要：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在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各个方面都革新了西方哲学，给现代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重新解释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现代西方哲学面临很多质疑，乃至出现了哲学终结论等危机。那么，信息哲学能否同样解决现代西方哲学问题？首先通过讨论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现状和相关观点，指出其危机产生的真正的根源、核心问题即对哲学本身的遗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即通过哲学自身的可“通透”性来把握和运用哲学，看清它和世界的关系，然后通过对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分析及其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比较，指出它存在的“通”和“不通”之处，以及它为何比其他哲学更具有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哲学本身；现代西方哲学危机

信息哲学是一种新兴哲学，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确是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个方面革新了传统哲学，当然这种“新”主要是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的。首要的一点是，两者的确具有可比性，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哲学的兴起是全球范围的，当然也包括西方哲学界，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以弗洛里迪为代表的西方信息哲学和以邬焜为代表的中国信息哲学，即使是由邬焜建构的并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的信息哲学体系，也应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进一步阶段，而辩证唯物主义实在同西方哲学传统密不可分。

沿着这个思路前进，弗洛里迪认为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哲学问题的整个方式，引起哲学体系的实质性创新。这将代表哲学的信息转向”[1]80。而邬焜则更是强调了信息哲学的最高哲学、第一哲学或元哲学的性质[2-3]，并且他还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哲学这种新兴哲学对变革人类哲学，解决当代哲学危机，也包括西方哲学危机的全新革命意义[4]。

此外，邬焜教授还重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的问题。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面临着一种理论发展的时代危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的话，那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信息哲学则可能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5]。

可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谁又能保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有一天不会面临时代发展需要更新的危机呢？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想讨论的是信息哲学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危机和革新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解决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危机。

一、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及对之进行挽救的尝试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西方哲学的危机？首先，怎么理解危机这个词。哲学内部的未解决的矛盾和争论不构成危机，因为有时候矛盾恰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对哲学边缘的小修小补也并不构成危机，只有关乎到哲学生死存亡的问题才算得上危机。维特根斯坦说：“真正的发现是当我想搞哲学时使我能够停止这样做——即给予哲学安宁。”[6] 海德格尔说：“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7]还有如“转变论”的罗蒂，认为哲学“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8]，宣告了专业的、系统的哲学不复存在，只剩下残存的哲学精神缩在文化领域中负隅顽抗。这就是关乎哲学生死存亡的问题了：哲学还存在吗？哲学是不是被终结了？

“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使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取代了自然哲学的一般原理从而把哲学赶出了‘物质’的领域；二十世纪冯特心理学使哲学退出了‘认识论’的地盘。”[9]这意味着哲学可能失去自己的研究对象——物质和精神的领域都已被分羹。尤其是科学，几乎已经取代以往哲学的地位，从思想到实践全方位地指导人们的生活。科学能够取代哲学的根本原因或许在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本就是和科学分离不开的，实际上独立的科学传统很晚才出现。科学家（scientist）一词最早出现“在1833年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著名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简易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创造出一个新词‘科学家’”，而在出现这个词之前，像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自称也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自以为从事的是自然哲学研究”[10]。科学（这里指狭义的自然哲学）最初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归功于实验方法的推广，这使得人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由思辨为主跨越到了以实证为主的时代，而显然后者在继承了自然哲学传统的同时，对世界的解释更加具有说服力，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也有了取代哲学的资本。于是我们看到，随着科学、心理学的蒸蒸日上，学科的高度分化使哲学无所适从，哲学只剩下空洞的概念、形式和框架，令人惊叹：哲学已经被架空了！只剩下一种所谓的抽象理性在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哲学大厦。而随着自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现代哲学家一个个宣判形而上学的死刑，又一个个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哲学可谓是领地尽失。面对这种情况，诸多哲学流派不但丝毫拿不出像样的办法，反而还在彼此间争论不休，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笔者认为这也是自维特根斯坦开始，现代哲学家们都持有“对西方哲学几千年来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未能靠自身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思辨、论辩传统的普遍失望态度”[11]51的重要原因。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的确面临极可能被终结的危机。

那么，现代西方哲学为拯救哲学又做了什么努力呢？

意志主义者尼采呼吁“重估一切价值”，诉诸于“权力意志”，但最终仍无法摆脱虚无主义；柏格森用“绵延”来反对人们常用心理之外的标准来衡量心理状态，批判科学理性，可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朗格指责欧洲哲学丧失了“理念论”的立场，将哲学同生理学联系起来以纠正人们对真实理念的把握，从而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忽略了康德实践哲学的重要地位，使康德哲学彻底唯心主义化；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调解哲学与科学间的关系，但因其“还原主义的方法注定不能解决科学基础的问题”[11]55而失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和存在主义都渴望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恢复哲学的影响力，但事实是保守主义仍占了上风。还有另外一种尝试解决危机的路径即哲学转向寻求人文而非科学领域的支持，如结构主义，乃至于近年来风风火火的后现代主义都是这种方法。其结局有目共睹，后现代意图超越传统与现代哲学，但其根植于现代哲学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立场却使这一意图破灭。

也就是说，到后现代主义为止，迄今西方哲学界所做挽救危机的努力统统失败。但笔者不认为这些努力就因此失去了意义，相反它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比如后现代叫嚣着反传统，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既然传统的哲学领域已经被侵吞瓜分得惨不忍睹，干脆就由哲学家自己来处理后事，当我们批判一切传统哲学时，已经将这片土地抛售出去了，我们要开辟新的土地！可惜的是后现代没有开辟出新的土地，反而遭到各路学派的指责和谩骂。当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的良苦用心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哲学可以变换不同的领地，那岂不是意味着领地的得失并不是哲学危机的根本？那是否有什么作为哲学核心的东西我们一直没有讨论？这个核心的东西产生了危机吗？

哲学的核心是什么？是使其成为哲学的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哲学就问“哲学是什么”，后来我们自以为讨论清楚了哲学本身，便把它搁置在一边任其成为历史问题，乃至我们学着哲学研究着哲学却遗忘了其自身，而这恰恰是哲学危机的根源所在——我们忘记了哲学本身，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反而越来越弄不清楚哲学到底是什么。有不少学者讥讽这已是成年旧事，如今讨论本体论早已丧失了意义，但可笑的是，难道给出了那些空洞的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就真的明白哲学是什么了吗？而“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大家总是拒斥或悬置本体论的研究，总是试图把哲学研究的范围仅仅限定在人的认识的领域”[4]，也许正是因为人们普遍的这种不在意的态度才会造成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上的瓶颈。或许前文列举的一切危机不过都是表象，而正是因为我们遗忘了哲学自身，我们才会纠结于无止无休的争论而罔顾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才会在其他学科侵入哲学领地的时候不能为哲学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而节节败退。

西方哲学绝不仅仅出现过这一次危机，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从没真正弄清过这个问题，只是以往的危机都因为视线的转移而没有使得这一真正可怕的问题浮现出来。正如石里克在讨论范式转移问题时所说：“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1]77而如今危机再次出现，并比以往更加猛烈和致命，也是时候让我们返回哲学本身，认真对待“真正的哲学”。

有人说，讨论哲学本身不是一种纯哲学的东西吗？不是一种绝对抽象绝对形而上学的东西吗？这不是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摒弃了的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在此引入中国的观点来加以阐释，笔者认为要讨论“哲学本身”就像讨论中国所谓的“道”一样，问道是什么，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同样问哲学是什么，可以给出很多个定义，但没有一个是令人完全满意或者绝对公认的，也没有一个能毫无遗漏地概括全局。就像荀子在《解蔽》中所说：“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同样我们现今对哲学本身的把握也不过是以管窥天、以锥刺地，只是哲学本身的冰山一角罢了。

既然如此，那么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以往西方哲学所走的路，悬置哲学本身而将眼光转向其他领域。西方哲学史上曾有过公认的三次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转向乃至现象学转向，然而正像邬焜教授所说：“西方哲学界关于哲学转向的种种理论并未给出哲学转向的性质判定的一般标准，而仅仅以哲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域的相应变化来论说哲学的转向。”[4]邬焜教授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根本转向》[12]一文中进一步提到，这几次转向都难以算得上是对哲学的根本变革，反而导致了如今的危机。可惜的是，人们往往都忽略了另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

二、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可能的出路

当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美的哲学定义时，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哲学”完全不可知、不可把握呢？当然不是。因为就好比“道”虽然看不到抓不着似乎不存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但实则存在于我们周身每个角落，万物之中皆有道，只不过众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哲学也是一样，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不应该在抽象理性的枯燥框架中把握哲学，而应该在生活中、经验中体悟哲学本身。所以说，重新记起哲学本身并不是要复归绝对形而上学的传统，而相反是要融入生活的细节。

存在主义，尤其是谱系学似乎正是在做这种努力，关注生活，关注具体细微的东西。波伏娃在书中描述萨特的哲学：“朋友说‘你看，我的伙计！如果你是现象学者，你就能谈论这个酒杯，而这就是哲学！’萨特激动得脸都发白了，或者说几乎全白了：这正是萨特多年所希望的，谈论他所接触到的东西，而这就是哲学……”虽然这里有对现象学的误读，但可以看出萨特创立其哲学体系的初衷。萨特不但要用一种新的哲学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哲学。

但同样值得批判的是，如果把哲学仅仅看成琐碎的存在于生活之中，那么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就失去了焦点，这是对哲学思维和精神的极大损害。不仅如此，荀子说“心枝则无知”，分散零散的知识没有系统化就不能叫作真正有知识，生活的细节没有哲学思维的牵引也谈不上真知识。虽然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要反对“系统化”，但上文提到的“系统”不是以往西方哲学的那种抽象的脱离实际的系统，而是一种可以使哲学通贯于实际的方法框架。

可见要把握哲学自身，我们要去了解足够多的关于生活的每个方面的知识，越丰富越好，越深入实践越好，然后我们在面对如此庞杂的知识的时候仍可以抓住其精髓所在，在面对日常事务时可以把这个精髓一以贯之。但是，要在拥有那么多经验，那么多分散的知识的情况下，还能纯粹地把握精髓是相当不易的。所以斯威夫特才会在《格列弗游记》中说：“苏格拉底的思想……使我常常想到这种学说可以摧毁欧洲图书馆的多少图书，也可能闭塞在学术界成名的许多捷径。”[13]

显然，这条可能的出路不拘泥于历史上关于本体论、认识论等的划分，而重点在于讨论如何使得哲学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被理解以及得到运用（这意味着理解哲学本身并不一定要拘泥于空洞的定义），也就是如何可以使得哲学“通透”，从而重新建立它和世界的关系。可见，这里对哲学本身的讨论并不是要回归原有的本体论，而是提供一种超越的思路。

而这种针对西方哲学危机的拯救方式，采取的思路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取代了哲学，所以我们拼命地将哲学和取代者绑在一起以期恢复哲学的地位，而是已认识到哲学本来就应该处理好它和世界的关系，才能够巍然不动地屹立于世界。

讨论了不少西方哲学的危机以及其根源和可能的出路，其实只说清楚了论题的后半部分，至于信息哲学它能否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就要看它是否触及到了哲学危机的核心，是否与上述这个可能的出路符合。

三、信息哲学解决西方哲学危机的希望

必须承认的是，其实有些流派的解决方式已经和这种可能的出路很接近了，笔者认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有希望。但存在主义介入政治以后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马克思主义意在改造世界，可是时代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之遗落在历史中。究其原因，还是没有通，理论和实际之间还是存在隔阂。

实际上，原来说哲学“通”与“不通”是相对于个人理解而言的，但这里说的“通”是指一个哲学体系，通不通指的是它有没有完全贯通现实的可能性。当然也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贯通性，只能说某个哲学在当下的时代可以解决融贯问题。若是只就一个时代来说其可“通”性，要达到“通透”实际上是“通”的速度和时代发展的速度在赛跑，因为每一种哲学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新兴的信息哲学亦是如此。然而，信息哲学的兴起似乎给了人们新的希望。

弗洛里迪曾说：“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辩证”[1]75。这种反思的辩证或者说正统哲学如今的举步维艰不仅为新兴的信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或许反过来信息哲学也能够缓解当今西方哲学面临的尴尬。

最早引起笔者注意的是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存在论划分——由原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划分变成物质和信息的划分，西方信息哲学的领军人物弗洛里迪亦曾说过：“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1]79笔者认为这一定是让纠结于领地之争的西方哲学家欢呼雀跃的事情。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传统西方哲学的领地中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领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此时信息哲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指出了以往哲学遗漏的客观不实在领域，提出了物质和信息的双重性，这对一再割让土地的西方哲学简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如果我们不停留在哲学危机的表面而更深入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提问：第一，信息哲学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上的吗？第二，信息哲学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精髓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吗？第三，信息哲学可以做到贯通生活实际，让人把握哲学本身之所在吗？

可以说，若是做到了这三点，我们相信信息哲学就可以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以下分别进行阐述。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有目共睹的是，信息给政治权力、文化生活、思想观念、农业、工业、城市化、军事、教育、医疗乃至人性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息哲学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可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次，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把信息分为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和再生信息，统一于社会信息，重构了世界模式，并且所有事物都是物质体和信息体，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的统一；弗洛里迪在阐释信息的定义时亦是从“作为实在的信息（例如，是物理信号的模式，既不真也不假），亦称为生态学信息；关于实在的信息（语义信息）以及为了实在的信息（指令，像遗传信息）”[14]多个方面加以考察。所以，可以说信息哲学不是仅仅建立在信息科学的基础知识上，而更是建立在关于世界的诸多知识和经验实践的基础上。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知识、经验都可以转化成信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都含有信息，所以信息哲学强调的正是尽可能多地接受经验，而不是如胡塞尔那样经过现象学还原后只剩下纯粹的意向性。

最后，这里还可以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即信息演化论。事物的演化具有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的双重演化效应，每一个宇宙演化、生命进化、社会发展的阶段无不伴随着物质和信息双重形态；事物的结构也因而凝结着过去、现在、将来三重信息，“任何一个健全的生物体都是关于它那个种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一个全息体”[15]。我们通过事物现有结构得到的信息不仅仅是现在的实际知识，还包括了关于其过去和未来的知识，进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现实现象。这样一来，使得信息哲学能够建立在其上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大大扩充了！

综上，信息哲学的确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上的，我们在生活和实践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关于第二个问题，信息哲学有在庞大的知识基础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精髓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吗？对于这点还是能给出比较肯定的答案。中国的信息哲学已有着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包括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以及信息思维论等。而弗洛里迪也仿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为信息哲学提出了18个大问题以确定信息哲学的问题域：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其余问题被归入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四个方面。

重点是第三个问题。信息哲学可以做到贯通生活实际，让人把握哲学本身之所在吗？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为“是”，那么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此次危机就此解除。

可惜的是，信息哲学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仍然染上了一些西方哲学的弊病——就现在的发展水平而言，还是两个字——“不通”。因为最简单明了的证据是，人们并没有在生活中确实感觉到它这种贯通性。

很典型的是，信息哲学虽说是建立在广泛的现实基础和知识之上的，但这些知识还是属于广义的科学知识，或者说是可以转化成科学数据来分析、把握的知识，对于一些传统的领域如政治、文学、艺术、伦理学等，信息哲学都没有达到通透，它似乎更具科学的色彩。但人文领域的诸多事物带有更多的模糊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哲学倘若要在这些领域做到“贯通”，没有古典西方哲学的智慧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一个有力例证便是其在政治学中的“不通”。培根曾经构建了一种新科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科学和宗教实际上都隐蔽地成为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在培根虚构的小岛上，科学和宗教因而得以和谐共处，但表面上还是作为科学家的萨罗门宫的院士们掌握着国家和宗教。培根笔下的哲学家能够在政治领域灵活应变、如鱼得水，正是因为其具有古典西方哲学智慧，用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即转变为“政治哲人”或者说柏拉图式的哲人，这种智慧使政治哲人能明白政治本性和人的本性，所以能够运用政治智慧和已有的自然科学建立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引入作为哲人教育工具的、对人民有益的宗教，使人各尽其性、各安天命，然而这种哲人的操作是幕后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哲学也造福大众。但这种古典政治智慧显然是现今的许多哲学包括信息哲学所不具有的，也因而造成了其在政治学方面不能贯通。所以，要在上述那些领域通达，信息哲学的知识基础应该更广泛地吸收人文方面的信息和智慧。

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信息哲学时还是能看到一种“通”的希望。

十分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信息价值论在生态哲学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信息哲学中把价值定义为事物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限而扩展至所有宇宙现象，也因而引出了价值的多向性，即正价值、负价值和中性价值。这点为生态哲学中思考自然的内在价值、接受道德关怀的标准等问题都提供了良好的启迪。这是信息哲学与生态问题方面相“通”的例证。

再例如，信息认识论在虚拟现实领域的契合。正如邬焜老师所说，在认识发生时，认识主体的产生、认识结构的建构都是以信息凝结为中介的，而人的信息认识过程和机制则是：凭差异而辨识、依中介而建构、借建构而虚拟。而虚拟现实的实质正是“通过直接模拟信息环境、感受体验，直接操纵感觉体验的转换，进而实现对人的认识的虚拟”[16]。

还有，在邬焜教授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调和，强调了哲学和科学具有某种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并可形成动态回环的反馈回路。诸如：“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科学的指导”；“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哲学对科学的批判”[17]；“科学与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18]。但这种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调和，本质上不同于前文提到的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两者的调和，而正是建立在对自然主义的独断论和意识哲学的独断论批判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在革新西方传统存在论的基础，所以，信息哲学是在可能解决西方哲学危机的同时也能够调和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而不是通过调和这两者关系来达到解决危机的目的。

当然，若用更长远更广阔的目光来看，信息哲学带来的变革，又岂止是调和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而只有当它能够调和整个世界和哲学的关系的时候，或许才是通透之时，亦是真正解决西方哲学危机之时。

四、信息哲学的特有优势带来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不只是信息哲学，像上文提到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在某些领域表现出“通”，展现了其对现实的不小影响，如此看来，信息哲学并不比它们高明多少。的确，三者目前为止都没有通“透”，但信息哲学让我看到了“贯通”的可能性——即把世界划分成物质和信息相对于把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一种优越性。

首先，信息是完全和物质相伴相生的，事物具有物质和信息的双重性，然而精神没有人的存在似乎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信息相对于精神而言更具有可把握性，它与科学数据的处理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信息是可量化的，但精神你可以量化吗？就算是心理学、神经学的研究使得精神变得较以前容易把握，但其定性的成分总占了不少比重，当然现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很重视定量研究，但最后还是离不开对数据的处理，实际上还是一种对信息的把握。正如弗洛里迪所说：“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1]79

最后，信息哲学中的信息是一般意义上的，但我们不可否认信息具有其具体形态，也就是信息实则具有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这两个层次，和物质正好对应，但是精神呢？我们很难说精神有个具体的形态，就算是某一个人的精神也似乎始终是种抽象的存在。

基于上述这三点，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信息更具有物质伴生性、可量化可把握性以及可抽象亦可具体的双重性等特点，使其更能扎根于实践知识和现实经验，也更能以无形却无处不有的姿态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正因为如此，信息哲学有着实现理论与实际间贯通的极大可能。

西方哲学上很有影响力但没有通“透”的哲学体系不少，并不是每一个都具有这种可能。虽然我们谈的是西方哲学危机，但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中国古典哲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处理人事关系方面很“通”。有人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你吃饭刷牙睡觉等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到的，我们想必也经常听到关于从《周易》出发研究管理学的问题等等，但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古典哲学在很多其他领域却通不起来，这就是还没有通“透”。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哲学不会存在着失去研究对象这样西方哲学所特有的危机，并且也极其注意把哲学通融到生活之中，但其根本上还是潜藏着哲学危机，古典中国哲学在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反应似乎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古典哲学对于信息哲学的通融性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现在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古典哲学对解决西方哲学固有的弊病有不少作用。余振苏先生在《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复杂性科学纵横谈》一书中就提到，现在的复杂性系统、量子力学其实是把中国古代的一些如“道”、玄学的理论科学化了、量化了，由抽象的思辨变成了具体的了。这说明中西文化的某种共同性，说明西方哲学的确是可以向东方借鉴的。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东方强调的一直是知识的实用，而西方哲学却似乎一开始就不强调实用，而强调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即使后来融合了东方的阿拉伯哲学，但其真理至上的精神一直是哲学的强大动力。但我们可以发现，当这种轻实用重真理的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是要和实用联系起来，或许正是因为其发展到某种至高境界，所以普照于现实中价值更大，前提是“只要能够通透”。

综上所述，信息哲学作为一种新兴哲学目前尚没有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但是由于其对存在领域划分的革新使其具备了一种“通贯”的可能性，从而具备解决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极大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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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秀娟）

作者：董思伽

第三篇：关于信息哲学的一些思考

摘 要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的半个多世纪内，电子计算机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重新理解世界的角度。就像过去每次科学技术的巨大突破都会给哲学界添加新视角一样，科技的突破，让哲学家对信息的理解已经从简单的文本含义范围，扩大到了对物质、精神与世界观的理论范围。信息哲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目前它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

关键词 信息哲学 语言哲学 思维方式

一、哲学与信息

对于信息的定义一般理解是信息是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它标志着物质的间接存在性[1]131。而对于科学家来说，信息却是客观世界内部交流、发展的重要单位。关于信息的重要理论以申农和维纳为代表。数学家申农将物理学的“熵”概念引入信息论当中，认为信息是消除事物之间随意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这种理论在图书馆学当中也可以用来证明图书馆就是减少信息“熵”的重要机构。另一位数学家维纳却从控制论的角度理解信息，认为信息是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相适应和在适应中所产生的反作用过程中，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交换的内容的名称[1]130。这两位数学家通过精妙的数学推理让人们对信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为信息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新角度这一论述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形态，也就是关于人们怎么看待世界存在的方式。哲学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元素、精神、物质、信息等诸多的切入视角，哲学都只是用来解决思维方式的重要学科。那么哲学的发展也就不在于从零到有，而是在于提供新的可能和方法。因此，唯物或是唯心、信息本體论或是信息主义的争论是否也只是旨在为大众提供新的可能呢？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的，且抛下发展的形式不论，“绝对的正确”这一说法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在爱因斯坦证实牛顿的经典物理学有一定的局限性时，在哥白尼证实地心说的错误性时，人们得到的新知识也推动了人们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新理解，哲学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信息哲学的分歧

信息哲学是伴随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世界存在的一种新的理解。从一些文献研究来看，关于信息哲学的研究，国内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西安交通大学的邬焜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肖峰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刚教授，都提出了与其他人不同的关于信息哲学理论的理解和观点。

邬焜教授是国内研究信息哲学最早的专家之一，被李国武博士称为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并掌握着一套系统完善的信息哲学理论体系，他把传统哲学关于“存在”的领域进行了新的划分，认为“存在”是物质和信息所构成的，物质是直接存在，信息是间接存在[2]9。而物质所代表的是客观实在，信息所代表的是主观的间接存在和客观的间接存在，是两种不实在的存在。并且突破性地将精神降级为信息下的一种存在，将精神归入主观间接存在。它包括了以信息直观识辨和信息记忆存储为主的自为信息及分为概象信息和符号信息的再生信息。自在信息即由信息场和信息的同化异化组成的，客观间接存在与精神共同构成了信息。邬教授还认为，信息所包含的三种形态有机统一地组成了社会信息。

肖峰教授认为，邬教授的信息本体论是不存在的，同时认为其信息哲学有“信息主义”的味道。所谓的“信息主义”，也就是在通过利用信息这一元素来审视哲学时，过分强调信息的客观、实在性，而忽略了人在信息传播、利用、解析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75。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迷信、信息崇拜。他更倾向于承认信息认识论，强调信息中人的重要性，认为信息是人主观得出的东西，是主体赋予的结晶，也是信宿的释义所得，从整体的角度认为信息是一种认识论的范畴。

刘刚先生则认为信息哲学的创始人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教授，而弗洛里迪教授（后称弗教授）所持有的信息哲学观点认为，信息哲学的前身是人工智能哲学，它本身是一个交叉的学科领域但同时自身又独立于其他学科[2]8。弗教授把回答“本质问题”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象学，另一类是元理论。并且把信息哲学归入了类似于数学哲学的偏现象学的哲学范畴。他把信息哲学的定义也分为了两个部分，一方面信息哲学包括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涉及了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的方法论对信息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从宏观的角度对信息哲学进行了阐释。后来其为进一步理解信息哲学，将涉及信息哲学的问题又进一步分为18个小问题，以及信息、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五个部分。

上述三位学者是当今国内主流的信息哲学研究者，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围绕信息哲学问题的争论。“谁较早地提出了信息哲学的概念”“信息哲学的定义”等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关于国外信息哲学的研究，从文献研究来看仅有弗教授一家，所以若是要给三位学者的观点加以评价，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信息哲学这一理论概念提出的时间较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发展；另一方面，三位学者的观点如若不深入了解，并不能分辨哪个更有依据。

三、哲学之于信息哲学

信息哲学把信息当做哲学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类似于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哲学的内容，它也是把一个未曾涉及哲学的新元素引入哲学范畴，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却与如今的信息哲学有所不同。语言哲学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回答“世界本质”的问题，而是重新对“哲学”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后，得出了一系列围绕“哲学”本质的研究结论。人们通过语言表述哲学，而语言这个载体在语言哲学出现之前并没有提升到哲学这一高度[4]79。维特根斯坦曾说过：“凡是能够说清的事情，都应该说清楚，而凡是不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而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入手。维特根斯坦把人类社会有意义的语言（句子）进行了归纳，教授人们寻找有意义的语言（句子）的方法。他试图寻找语言的边界，从而得到意义上的边界。把哲学问题归结于人们如何理解语言（句子），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句话来结束他的论述：“思想的范围由语言编织，语言的范围我们依然确定。”而之于哲学“本质”问题的思考抑或生活问题解答的思考，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有可能超越了语言的范围，所以“本质”和生活的思考有可能无法言表，不如保持沉默。

从信息哲学想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哲学所阐述的内容来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视角，但是两者却又同时想为哲学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角度。邬教授的信息哲学有着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从“实在”一词的使用和将原有的“物质和精神”的原本精神分为三种信息并归为主观间接存在来看，信息哲学细化了历史唯物哲学原本的精神，并进一步往前推进[5]2。而肖教授和弗教授都是把信息哲学归为现象学的行为，现象学重在强调人的生活尊严和人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帕斯卡尔曾说过：“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肖教授并不想把信息凌驾于精神之上，只是想利用信息这一全新的元素来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哲学信息观。而弗教授认为，将信息纳入哲学研究的范畴，是历史的必然，人们会像从形而上转为认识论一样，从如今的哲学转向围绕信息构建的哲学。这里，两者都没有像邬教授一样对“世界本质”与信息的关系进行界定。而语言哲学又不同于信息哲学的构建基础，它所重视的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对哲学本身的发问。因此，是语言哲学家能够成功地将语言如何描述哲学，以及哲学如何通过语言表达这一问题解释清楚，还是语言哲学本身又一次将哲学置于最初的状态，让人从论证的状态再次回到思维的状态，在以后的探讨与研究中也许会得出结论。

正如之前所言，要研究信息哲学必然要弄清信息的概念和哲学的概念。信息的定义解释现在主要以申农和维纳的定义为参考依据，但是关于哲学的解释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讨论。对于哲学的两大问题“思维”和“存在”，从哲学史书籍来看，并没有特别强调两者的区别，大抵都是阐释其思想的主要内涵。那么，哲学归根到底还是围绕人类思维方式的学科，对“世界本质”的思考无疑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曾有人说过传统哲学所思考的大部分是论据式的问题，先提出问题，后解答问题，一切顺理成章，有理有據。然而，关于问题的解答也可以是成千上万的，所以两者也许并没有必然的先后之分，正如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的探讨一样，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思维”这一问题，不同的思维对“世界本质”的理解也必然会有所分歧，后人又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哲学的流派便因此而出现。但是哲学最初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依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不同的问题，且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内容依然是关于所有事物的内涵。

四、结语

信息之所以可以引入哲学的领域，在于信息已经构成了当今人类生活中重要的元素，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认知结构。在后工业化社会当中，信息、物质和能源组成了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三大资源。当信息地位不断提升的时候，就引发了对信息的思考，而信息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世界，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信息。从这个角度出发，就需要明确分析信息与世界（这里既是与世界也是与哲学）的关系这一课题。我们在思考世界所蕴含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如何让信息介入思维的过程”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将其归入构成的元素，还是将其归为了解各种事物的一种视角，或者将信息归为用来构建全新思维的一种模式，尚且还不能得出定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而之所以单独提及语言哲学，就是看到语言和信息两者相似却又不同的属性。语言哲学的出现是在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发展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并且包含了众多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理论成果。而申农和维纳两人对信息的定义，也许并不能包含信息内涵的所有的可能性，这就有待我们及后人对信息的理解进一步加深才能真正意义上地建立一个围绕信息的哲学。

现如今对于哲学问题的争论和哲学论断的提出，都是出于对自身与外界的不断思考。大都是通过已知来预测未知，而已知是在不断发展着的，未知也会随之而发展。因为每个人对自身与外界的思考各有不同，因此才会保持思想的多样性，从而使其不断向前发展。对于信息哲学的认识也要从根本出发，而此“根本”却并不一致，这也正是哲学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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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欣，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与社会文化研究。

作者：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