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海上残障旅客权利保护立法研究论文

欧盟海上残障旅客权利保护立法研究论文（共4篇）

篇1：欧盟海上残障旅客权利保护立法研究论文

一、引言

目前欧洲已成为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邮轮市场，欧洲旅客数量从2008 年到2013 年五年来增长了44%，达到640 万人。与此同时，带动了超过390 亿欧元的产业收益。据估计，欧洲残疾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20%，到2030 年，65 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整个欧盟人口的三分之一，占欧洲人口总数的35%。这一群体的旅游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为航运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因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出行需要携带辅助设备，给海上旅客运输带来一定的不便，一些航运公司因此要求该类旅客支付超过普通旅客的票款，甚至拒绝接受他们的旅行预订。另一方面，由于船舶以及相关港口缺乏专为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的设施，使他们对船舶旅行望而生畏，而选择以航空、铁路等其他方式出行。

长此以往，既不利于保护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同时又在航运市场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在立法方面，欧盟在2012 年12 月31 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海上事故发生时承运人责任2009 年第392 号条例》是欧盟由《1974 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2002 年议定书》及其《2006 年实施指南》的主要内容转化的欧盟立法，对海上旅客运输中旅客人身伤亡及其财产损失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强制保险等问题予以明确的规定。但是该法对于发生航程取消或延误以及延迟到达目的地时旅客享有哪些权利和相应的救济并无规定，特别是对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海上旅游能否享有同等的待遇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鉴于此，《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关于海上及内水旅客权利条例》(以下简称为《海上旅客权利条例》)于2010 年11 月24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通过，自《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后第20 日，即2010 年12 月17 日起生效，并于《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后24 个月后，即2012 年12 月18 日起正式适用，并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内全面实施。

对于不满300 总吨的从事国内运输的海船，根据《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2 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国内法对本规定下的旅客权利有适当的保障，成员国可自2012 年12 月18 日起两年内排除适用本规定。这一法规的出台为欧盟旅客特别是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水路出行创立了统一的权利制度和相应的服务标准，是欧盟在海上旅客权利保护制度方面的重大发展。本文对《海上旅客权利条例》中有关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的权利进行介绍评析，以发掘欧盟在海上旅客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动向，为我国海上旅客权利保护的相关法规完善与解释提供参考。

二、《海上旅客权利条例》有关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权利的主要内容

《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二章“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权利”(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 and Personswith Reduced Mobility)用九个法条对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在海上旅行中的权利加以规定，主要包括运输权、在港口和船上得到援助权以及移动设施或其他特殊设施的损害赔偿等。根据《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的定义，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是指任何由于身体残疾(感官上或运动上，永久性或临时性)、智力障碍或者损伤，或者任何其他原因的残疾，或者由于年龄的原因，而在使用运输中行动受限的人，其身体状况需要给予特殊的注意并适合其对所提供的服务的特殊的需求。因《海上旅客权利条例》对两者作出统一规定，为叙述方便，本文以下将“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简称为“残障人”。

(一)乘船旅行的权利

《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的立法目的之一是使残疾人，不论残疾、年龄或者任何其他因素，都享有跟其他公民同等的使用旅客服务和邮轮的机会，在自由移动、自由选择和非歧视方面享有与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基于此，《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7 条规定，承运人、旅行代理人和旅游经营人不应以残疾或者行动不便为由拒绝接受该类人的旅行预订，不得拒绝向其签发或提交客票或者限制其登船，不得以不同于普通旅客的条件额外收取费用。《海上旅客权利条例》要求提供旅客服务和邮轮的经营人配备足够的信息供旅客选择航线，进行预订，成功完成履行。承运人、旅行代理人或旅游经营人通过网站、宣传小册子、预订处所、旅客服务中心和邮轮客服中心等以可访问的形式发布这些信息。但是，基于对残障人的安全考虑，国际公约、国内法以及相关当局对于运输此类旅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满足相关要求和条件的船舶不能从事运输残障旅客的运输服务。根据《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8 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下两种情况下经营者(或旅行社或经营者代表)可以拒绝残障人的预订、向其签发或提交客票或者让其登船:第一种情况是载运残障人不符合国际、欧盟、相关国内法规以及相关当局的安全要求，这通常与船舶是否符合紧急情况下在30 分钟内从多数船上疏散所有旅客的要求有关。这种要求对于不能在无援助情况下独立到达集合点的残障旅客的数量有必要的限制，这样的限制因船而异，承运人、旅行代理人或旅游经营人应向残障人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以防止预订后因这些原因而被拒绝登船。

三、《海上旅客权利条例》适用于所有旅客的权利规定

《海上旅客权利条例》除对残障人海上旅行权利进行了专门规定外，还针对所有旅客就旅行中断情况下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的责任、旅行信息知情权和旅客投诉处理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1.航行中断时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的责任

遇到航程取消或出发延迟，承运人(当时的港口经营人)应尽快告知旅客(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原定出发时间的30 分钟)，并在得到信息后尽快告知预计出发时间和预计到达时间。航程取消或延误超过90 分钟的，应向旅客提供可能的膳食。因航程取消或延误发生旅客滞留的，应提供在船上或岸上最多三晚的住宿，每晚费用最高80欧元，除非取消或延误是危及船舶安全航行的天气条件造成的、取消或延误在旅客购票之前已被告知或者取消或延误是旅客过失造成时。

除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向旅客提供膳食和住宿外，承运人还应帮助旅客取消旅程和返还票款，或者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变更航线。如果航程取消或延误超过90 分钟的，旅客可以选择不另外支付费用而变更航线或者退还票款。承运人应当按照购票的价格全额支付旅客尚未完成的旅行部分的，或者虽已完成部分旅行，但航程对于旅客最初的旅行计划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部分的费用。该费用应当在7 日内以现金、银行电子转账、银行汇票或银行支票的形式支付，也可以通过与旅客协商以旅行凭证或价格等同于票价的其他方式支付。旅客服务因故迟于运输合同约定的到达最终目的地的时间到达的，旅客可以要求承运人赔偿，除非取消或延误归因于危及船舶安全航行的天气条件或者是采取所有合理措施仍无法避免的特殊情况。根据原定航行期间和实际延误的时间，旅客可向承运人主张票价的四分之一或一半的赔偿。承运人应在旅客提交损害赔偿请求后1 个月内支付赔偿。

2.旅客权利的告知

根据《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22 条的规定，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以任何人可查询的形式和以通常向所有旅客提供信息所使用的同样的语言向旅客提供整个旅程的准确的信息。特别要注意残障旅客的需求。为符合信息要求，可以提前配备使用欧盟各国语言的有关《海上旅客权利条例》条款的简介，特别要包括旅客所享有的权利。此外，还应当在船上、港口码头上以适当的方式告知旅客执行机构的详细联络方式。

四、欧盟残障人海上旅行权利保障立法对中国的借鉴

从上述对欧盟《海上旅客权利条例》有关残障人海上旅游权利保护规定的分析可以看出，欧盟对于残障人海上旅游提供了高层次的法律保护，相关规定非常详细具体，因而具有可操作性。从我国残障人数量看，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 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截至2013 年底，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累计采集、收录持证和非持证残疾人4020 余万人。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3 年底，全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 243 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13 161 万人，占总人口的9.7%。虽然65 岁人口所占比重尚未达到欧洲国家的20%，但已无疑步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龄人比重会逐步提高。从我国旅游业发展现状看，2013 年入境旅游人数1.29 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16.64 亿美元;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9818.5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8.0%;全年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95 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4.0%。

根据《2014 中国邮轮发展报告》的统计，2014 年中国大陆邮轮运营466 航次，增长14.78%，其中母港航次366 个，增长9.3%，访问港航次100 个，增长40.8%;出入境邮轮旅客172.34 万人次(86.17万人)，增长43.36%;其中，以中国游客为主的母港航次出入境147.92 万人次(73.96 万人)，增长44.3%，以境外游客为主的访问港航次入出境24.47 万人次(12.24 万人)，增长37.9%。与我国残障人所占比重和海上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的是，我国有关残障人海上旅行权利保护立法却是空白。目前有关残障人保护的立法主要有2008 年修改的《残疾人保障法》和2013年7 月1 日起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两部法都对保护残疾人和老年人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如赋予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建立符合他们的实际需要的无障碍设施，国家为残疾人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等。2013 年10 月1 日起施行的《旅游法》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残疾人和老年人这些特殊人群的保护和提供便利作了专门的规定，强调残疾人和老年人在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享受便利和优惠的同时，要求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这类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残障人旅行权利保护方面与欧盟立法有很大的差距，应当借鉴欧盟立法，针对残障人在旅游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从而真正使得残障人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权利。

中国未来残障人海上旅行权利保护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规定:第一，明确规定残障旅客享有同普通旅客一样的海上旅行权利。除非因权威部门规定的航行安全或者因港口或船舶设施受限不能运送残障旅客等合法的原因外，承运人、旅行社和旅游经营人不应以残障为由拒绝接受残障人的旅行预订、向其签发或提交客票或者限制其登船。第二，对残障旅客获知相关信息和援助的权利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以任何人可查询的形式和以通常向所有旅客提供信息所使用的同样的语言向残障旅客提供整个旅程的准确的信息，免费提供自残障旅客登船时起至离船时止这一期间的援助。提供的信息特别要注意残障旅客的需求，提供的援助应适合于残障旅客各自的需要，如特殊的坐席或住宿，携带医疗器械或移动设备或者有同伴或导盲犬随行等。第三，增加旅客人身伤亡时的先行支付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就医给旅客带来的经济负担，从而不会影响旅客得到及时的治疗。第四，设立邮轮旅游投诉机构，完善纠纷解决途径，使得旅客明晓其投诉应当遵守何程序得以解决，在程序上保证旅客权利得以实现。

篇2：欧盟海上残障旅客权利保护立法研究论文

一、男性性权利的刑事立法现状及其保护必要性

(一) 当前现状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 因女性地位的特殊性, 较之男性而言, 在性权利方面应得到更多的保护。而男性作为强者在主导社会的同时, 其性权利有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致使长期以来男性的性权利往往被忽视。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男性性权利遭受侵害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2003年云南昆明男青年王某屡遭丈母娘性侵犯、2010年深圳男保安酒后“强奸”同寝室男同事、2014年重庆男子夜遇“男色狼”被拉进小黑屋性侵, 以上这些案件[1]最后都因法律空白而无法立案, 最终草草了事。被同性性侵, 被女性利用职位和药物侵犯, 男性性权利遭侵害案件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性侵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女性, 时代的变迁让近半个世纪以来被人们忽视的男性性权利不断被提起。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不满14周岁的男童的性侵, 可以通过猥亵儿童罪来加以救济, 但对于年满14周岁以上的男性, 在其性权利受到侵害后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并未作出规定。2013年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一项监测报告显示, 男性被迫发生性行为是女性的2.2倍至2.3倍。[2]随着男性越来越多的成为受侵害对象, 我国现行刑法在针对14周岁以上男性性权利方面的规制处理上又缺乏确实可行的法律依据, 此种现状, 已不能适应实务的发展。

(二) 保护男性性权利的必要性

1. 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需要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自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上升到宪法规范的高度以来, 我国人民民主宪政和人权法律保障制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男性的性自主权作为独立人格权的一部分, 是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 理应受到重视。从本质上来说, 对男性性权利的侵犯, 就是对人权的不尊重。[3]在女性性权利得到法律较为完善保障的当代社会, 即便是性别上的差异, 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男性性自主权也应被平等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存在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的差异, 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 是对男女平等的实际强化, 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2. 是对男性身心健康的保护

从生理上来说, 对男性的性侵犯行为容易造成男性性疾病, 从而引发各类恶性疾病, 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死亡。在对男性性侵犯的方式中, 多采用“鸡奸”方式或者通过强制的刺激或药物等使男性勃起, 容易造成受害人性器官永久性的损伤以及感染。[4]此外, 男性被性侵害的性活动中, 施暴者的精液或阴道分泌物中携带的各种病毒, 增加了受害男性感染性病、艾滋病和其他病毒的风险。就心理而言, 性侵行为对身体的伤害极易造成终生都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致使男性被性侵犯后自尊心遭受严重打击, 容易使被害人产生自杀的想法, 特别是在公众嘲笑和猜疑的情况下, 男性所受到的压力更甚。在得不到社会同情谅解, 也无公力救济的情况下, 受害人极易产生对社会的仇视及报复心理, 不利于社会的正常稳定发展。

3. 是对现行刑法规制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97年颁布实施以来,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 至今先后通过了八个刑法修正案。但迄今为止, 对于男性性权利的规定基本上仍处于缺失状态, 越来越多的男性性权利遭受侵害案件发生, 无法可依的窘境亟待解决。在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中, 虽然扩大了猥亵罪对象, 但执法和司法的具体细节、程序上, 以及法律的实践上, 仍需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厘清和标准化。从刑法的角度来看, 将男性纳入猥亵罪是一定程度的进步, 但与强奸罪相比较, 两者的法定刑仍相差悬殊, 这与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5]给予男性受害者同女性平等的公权力救济, 在面对同性以及女性侵害者的侵害时, 拿起刑法的有力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性权利不受侵害, 才能良性的推动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我国男性性权利的刑事立法缺陷

在我国现行刑法分则中, 与“性权利”相关的罪名主要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包括有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 这三个罪名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以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刑法分则着重于将妇女作为性侵犯罪的犯罪对象, 给予关注和保护, 而对男性性权利却缺乏相应的规制和保障。

此外,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强迫、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在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嫖宿幼女罪中也体现出了对十四周岁以下幼女的特殊保护, 但对同龄男童却没有给与同等的保护。虽然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将侵犯14周岁以下的儿童性权利的行为也作为犯罪处理, 但该条款主要是出于保护儿童的生理、心理健康的目的, 并非是从保护男性性权利的角度来考虑的。在某种程度上, 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忽视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 存在一定的立法空白。[6]这直接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刑法无法对侵犯男性性权利的行为给予处罚, 被害人求诉无门, 无法可依。行为的实施者最多受到行政拘留或者民事处罚, 有的甚至无法对其追究任何责任。长此以往, 立法的缺陷将会放纵此现象愈演愈烈。

三、完善我国男性性权利的刑事立法建议

从男性性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 公众对其立法要求, 主要集中在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这两个罪名上, 笔者认为可以围绕这两个罪名, 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加以完善。

(一) 扩大强奸罪的对象范围

将强奸罪的犯罪对象由“妇女”改为“他人”, “幼女”改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 这样, 不仅仅是限于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 也保护了男性, 甚至是其他性别的群体。在性侵犯的类型里, 分为男性侵犯女性、男性侵犯男性、女性侵犯女性、女性侵犯男性。强奸罪立法之初, 是以女性弱势地位为出发点, 强调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 然而,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以及同性恋现象的日益普遍, 性犯罪的被害人不再局限于女性。[7]女性强迫男性、男性强迫男性在现实生活中, 时有发生。男性受害人遭受的身心损害并不亚于女性所遭受的损害程度, 但其受到的法律救济却相差甚远。将强奸罪的对象范围扩大, 弥补男性在性权利遭受侵害后的立法空白, 为所有人的性权利提供相同的保护, 既解决了保护男性性权利的法律窘境, 更是对我国人权的又一重保障。[8]

(二) 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强奸罪的行为方式

在男性纳入强奸罪对象的范畴之后, 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 男性在强奸罪中的性交问题。我国在实践中, 通说观点是对成年人以插入为强奸既遂标准, 该观点认为两性性器官结合主要是男性生殖器插入女性生殖器, 不管是部分插入还是全部插入都为既遂。[9]但在性观念和性交方式多样化的今天, 插入标准说并不足以涵盖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性交方式。对于男性阴茎插入男性以及口交、肛交等行为, 并未准确涵盖在强迫性交行为的范围里。因此, 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来定义强奸罪的行为方式, 对强奸罪的客观方面进行扩大解释。如对他人、对其他手段、对性行为的解释等。这样的规定, 有助于维持法律的稳定性, 也体现出我国的刑事立法与时代接轨的特点。

(三) 进一步细化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的强制猥亵他人罪

在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第十二条中, 对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作出了修改, 将妇女改为了“他人”, 且在该条文第二款中追加了“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从该条中可以看出, 加大了对猥亵他人情节恶劣情形的惩处力度,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恶劣情节并不包括强奸, 也就是说, 在法定量刑上, 两者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无法使犯罪人罪责刑相适应。强制猥亵的客体为性羞辱心, 这与性权利不同, 其并不存在既未遂的认定标准差异, 在接受程度上也更容易。在修改的强制猥亵他人罪中, 要对猥亵行为作扩大解释。[10]除了现有对女性实施的猥亵行为外, 还应将对男性实施的所有猥亵行为都应囊括在内。此外, 应考虑在该罪中将“侮辱”二字去掉。因为在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有规定侮辱罪, 两者出现在同一章中略显重复。

摘要：近年来, 男性性权利遭到侵犯的案件愈演愈烈。在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中, 扩大了猥亵罪对象, 将强制猥亵男性纳入猥亵罪的范畴, 加强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 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我们仍应清楚认识到, 如何依据我国男性性权利的现状以及立法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男性性权利加以保障, 以弥补法律上存在的漏洞, 这是我国男性性权利受害者重视关注的问题, 是我国学术界学者思考争论的话题, 也是我国现行刑法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男性,性权利,立法保护

参考文献

[1]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1/06/01/012640252.shtml.

[2]http://www.baike.com/wiki/被迫性行为.

[3]赵合俊.性权与人权——从<性权宣言>说起[J].环球法律评论, 2002.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5]邹超.男性性权利受侵害现象增多的原因及其保护[J].法治与社会, 2008.09.

[6]章惠萍.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J].河北法学, 2006 (8) .

[7]魏昌东, 赵轩.论男性性自主权之刑法保护[J].法治论丛, 2007.12.

[8]曾奇.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和立法完善[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9) .

[9]夏冶.男性性权利保护与强奸罪立法完善[D].华南理工大学, 2012.

篇3：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构建

关键词：纳税人权利,立法,税收法定原则

一国税收法治的发展水平, 与纳税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纳税人地位的转型以及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是中国税制改革的源头和动力, 也是中国税制改革的支撑和归依。

一、一个新的视角:纳税人权利保护

“纳税人”其实就是公民身份在财政税收领域中的具体化。关于纳税人权利的表述,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有的学者从权利渊源的角度分为纳税人的自然权利和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有的学者从权利性质的角度分为纳税人的积极权利和纳税人的消极权利;有的学者从权利主体的角度分为纳税人整体的权利和纳税人个体的权利;有的学者从权利相关性的角度分为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纳税人的派生权利;有的学者从权利内容的角度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有的学者从权利归属的角度分为宪法性的权利和税法性的权利;还有学者从人权的角度分为自由权性质的纳税人权利、生存权性质的纳税人权利、财产权性质的纳税人权利和发展权性质的纳税人权利。尽管视角有别, 表述各异, 但实质内容趋同。学者们普遍认为纳税人权利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多元的权利束, 既浸透着宪法性质的权利, 又含摄着经济法性质、行政法性质和民法性质的权利;既包括纳税人作为公民所普遍享有的权利, 又涵盖纳税人在税收领域所特有的权利;既涉及税的征收环节, 又延伸至税的使用领域。

纳税人权利保护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课税根据”理论, (2) 发轫于英国《自由大宪章》所确立的“不赞同毋纳税”原则, 伴随着人权理论的发展和权利斗争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经过公民—政府之间的反复曲折的博弈与妥协, 纳税人权利的外延不断丰富, 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也逐渐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许多国家将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和保护纳税人权利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 (3)

二、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现状梳理

纳税人权利一词在中国算是一个舶来品, 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一直是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 税收法律制度设计一直强调纳税人的义务, 保障国家税收的及时足额入库, 而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现行立法中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内容残缺, 层次不高, 体系杂乱。

宪政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1)

法律层面: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第一次明确地、集中地规定了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 具体包括: (2) (1) 知情权; (2) 请求保密权; (3) 申请减税、免税和退税权; (4) 陈述权和申辩权; (5) 申请行政复议权; (6) 提起行政诉讼权; (7) 请求国家赔偿权; (8) 控告检举权。该法的其他章节还规定了纳税人的其他权利, 如要求回避权、延期申报权、延期纳税权等。除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中也零散地规定了中国纳税人的一些权利。

行政法规和规章层面:2009年11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第一次将零散的有关纳税人权利、义务的规定系统梳理、归纳细化, 以《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的形式将纳税人所享有的14项权利和10项义务予以规范, (3) 使纳税人权利保护上了一个新台阶。2011年1月19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解读》, 就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含义、法律依据以及实现途径作了说明, 对未履行义务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阐述, 并列举了相关事例以便公众理解。使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清晰细化, 易于操作, 对规范税收行政行为, 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缺陷探析

1. 税收立法理念过分强调“纳税义务观”, 强调税收是个

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贡献, 而很少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回馈和责任。税收立法的着眼点在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 保证税收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 而不是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界定, 税法的财政功能突出而法律特征不足。在税收活动中, 突出国家的国库利益, 强调税收的及时、足额入库, 而忽视纳税人的私权保护, 权利被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

2. 中国税收立法行政化特征明显, (4) 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稳定性、民主性与科学性。

中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呈典型的金字塔型结构, 实践中税的开征与减免更多的是依据基于部门利益和首长意志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 而不是法律, 权威性不足, 由此带来其调整变化较随意频繁, 也使得税收的正当性基础由于缺乏纳税人的民主博弈和立法参与而受到质疑。而且, 大量零散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使得实践中经常出现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 造成执法者和纳税人适用法律的风险。虽然, 税收制度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导向具有良好的对接,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但税制变革的过度频繁, 难以使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 有时甚至会使纳税人感到无所适从。

3. 中国税收执法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明显。

税收执法主要从方便管理、强化监督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从方便纳税人、帮助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角度出发, 对如何降低征税成本考虑较多, 对如何降低纳税成本考虑较少, 导致纳税人执法上的情感不遵从;税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仅仅将税收服务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而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日常行为准则和工作标准, 相关考评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 致使税收执法人员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淡薄。现实中, 征纳双方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管理与服从, 命令与对抗的关系, 而不是互信与互助, 服务与遵从的关系。

4. 纳税人权利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保障。

目前, 除纳税人的申请复议权、提起诉讼权有具体法律法规的支撑外, 纳税人的其他权利基本上止于实体性规定, 尚无程序性规定, 可操作性较差。对权利行使的条件要求和程序规范, 对义务主体的责任追究均没有细致规定, 致使实体权利无法落到实处。

四、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

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利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 公民的纳税权与国家的税收权具有天然的矛盾, 但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其内在具有融合的空间。

1.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贯彻。

税收是国家基于其存在的正当性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间接剥夺与合法侵犯, 纳税人希望通过纳税获得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稳定的生活秩序、公平的法律保障。但这种应然的“等价交换关系”, (5) 在现实中并不是都能自动实现。如何确保税收增进福祉、促进文明的目的, 根本的途径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

中国现有的税收法律制度经全国人大立法的只有四部, 其余绝大多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政府既是纳税规则制定者, 也是纳税管理实施者, 又是纳税监督执行者。这种税制现状既不合理, 也不稳定, 在适应效力上也有局限性。课税权形式上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授权, 但实质上却是最终来自于纳税人的共同意志, 政府征税需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西方各国的税收立法权一般专属代议机构, 其原理就是“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税收法定原则。例如, 荷兰宪法第104条规定:“非依据议会法令规定国家不得征课任何捐税。”希腊宪法也明确规定:“非经议会制定法律, 对征税对象和收入、财产类型、支出以及按何种税类处理等事宜作出规定, 不得征收任何税。”因此, 要改革现行税收立法体制, 尽快实现立法集约化, 实现授权立法向代议机构立法的回归。 (1) 统一税法、提升效力, 克服授权立法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确保纳税人的立法参与权和监督权, 实现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2. 和谐征纳关系的构建。

征纳之道, 重在和谐。法治国家中征与纳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和谐征纳关系一方面要求征者能以最小的成本、最优的服务实现税收加强调控、广为聚财的目标;另一方面要求纳者能以最高的诚信、最大的遵从度缴纳税款实现促进民生、保障权利的目标。 (1) 依法治税, 严格税收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征税机关应当按照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行使征税权, 规范税收执法行为;规范税收行政立法和税收解释, 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实施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等要素尽量予以细化, 缩小税务机关行政执法权力恣意行使的空间;按照程序正义的要求, 规范和监督征税权的合法和理性行使, 明确税务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违法侵害纳税人权利的相关法律责任, 通过“治权”维护权利。 (2) 改革税收征管模式, 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在解决征纳这对矛盾时, 与其征者强求, 不如纳者遵从。税收机关应当转变重管理、轻服务的传统思维, 将传统的监督转变为现代的引导, 强化为纳税人服务, 以方便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为出发点, 以纳税人的需求为导向, 建立相应的纳税服务绩效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 推动税收服务水平的提高。

3. 纳税人救济机制的保障。

“有权利而无救济, 非权利也”。建立公平有效的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是实现纳税人权利的坚实保障。 (1) 税收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首先, 取消复议前置条件。《税收征管法》第88条 (2) 对纳税人申请行政复议设置了一个前置条件:先行缴纳争议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这对于防止纳税人滥诉, 确保税款及时入库, 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 其合理性值得怀疑。应当取消前置条件, 允许当事人在复议前保留对争议税款的缴纳。其次, 确保复议过程透明, 复议结果公正。可以改革现行复议机构的成员组成, 引入行政机关以外的专家学者, 增强机构的独立性, 确保其能超脱于部门利益之外公正处理争议。改变传统的书面审为主的审理方式, 引入听证制度, 鼓励公开审理。最后, 扩大复议审查范围。将税收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规、规章、甚至更低层次的规范性文件都纳入审查的范围, 凸显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对纳税人权利的张扬。 (2) 税收行政诉讼制度的革新。“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 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如果纳税人对税金使用没有任何发言权, 也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话, 就很难确保税金的有效使用, 政府行为的合意性和高效率也很难保证, 实现公共财政的目标也会渐行渐远。因此, 从维护纳税人对国家财政实行民主管理的角度,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纳税人诉讼制度, (3) 当政府有违法支出税金的行为或者有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时, 任何纳税人都可以以原告的身份提起主观诉讼, 追究政府的责任, 为纳税人用税监督权的实现提供一个司法救济的渠道。

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 必须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核心, 以和谐征纳关系的构建为主干, 以纳税人权利保护救济制度为保障, 来综合实现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有效制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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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欧盟海上残障旅客权利保护立法研究论文

之前,由于没有在维权角度落实业主个体的基本权利,在物业权属、物业管理等领域,错误的机制长期得不到量大面广的个体业主的维权压力的矫正。

只有通过量大面广的单个业主的维权力量的巨大释放,才能使得站在信息优势、组织优势一方的开发商、物业企业、行政部门,不敢侵权、难抗众怒,由此市场秩序得到保护。

只有通过大量的司法案例,才能推动——不仅是市场主体本身、更是法官与律师群体本身——产生立法需要,由此清晰界定侵权与违约的要素,明了各方举证责任,推动符合规律、易于裁判、方便审理的有效法律出台,发挥法律对市场秩序的保障机制。

比如对我国房地交易机制的矫正。该机制的特点是,行政机关按照两个独立的市场来安排房地交易,即政府与少数开发商交易土地,少数开发商与众多业主交易含地权的房屋。在土地交易环节,由于仅仅涉及政府与开发商,业主很难监督土地交易的情况。但是,根据物权法房地合一的原则,房地的权利应相互一致。因此,业主的物业权利,特别是共有部分的权利,会受到土地交易的极大影响。这样,一方面土地权属会极大影响业主物业权利,另一方面,制度的安排,使得业主又无法监督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过程,由此带来业主的共有物权也难以得到保护。在业主权利已经法定获得的前提下,仍利用业主难以知情的制度缺陷,以各种方式侵犯业主权利:擅自修改土地合同、变更小区规划;将会所、人防车库等属于业主的土地、房屋转卖开发商而再获土地出让金;调整土地增值税以增加自用留用面积;调整所得税的会计对象与税前列支范围;将初始登记的开发商最终交付责任曲解为开发商的最终权利所有;以隐私、秘密、主体不适格、程序不合法为由限制单个业主的政府信息获得权。

同时,行政机关将公共财政与土地获利相捆绑,使得本应维护业主权益、维护公平正义的行政机关,一旦被赋予了与民交易的任务,就不得不陷入到公共利益、部门利益与业主利益的争竞之中。对于各个小区的会所、文体中心、自行车库、人防、机动车库车位、幼儿园、物业用房等等本属小区业主的长期安居的必需品,竟然还会发生是否归属业主共有的纠纷与社会辩论,这一切都是现有错误机制的产物。这一机制,由于个体业主权利保护不足,使得长期以来没有应有的维权压力,由此长期得不到恰当的矫正。

同样没有得到及时矫正的,还有物业服务的机制。一方面是现有的物业企业与业主之间的合同,没有解决单个业主实质上无权的困境,也就无法解决“无权业主长期无责”的责任缺失困境;另一方面,面对无权的业主,物业企业也就毫无自我约束的必要,结果行业自律、行政处罚都难有成效,因此陷入“服务人长期无责”的责任缺失困境。

具体而言,包干制的物业企业可以大幅降低物业服务标准,只要服务标准的降低还不至于带来51%业主的坚决反对,就可以继续占据物业服务区域而不离开;即便单个业主事实上已经遭到侵权,或者发现物业企业对其合约有明显的违约,由于该制度对个体权利的无视,物业企业可以不向业主公开物业费的事实去向,也不承担举证责任,个体业主知情权的受限制妨碍了个体业主的维权,迫使业主不得不经受繁难的、高工作量的业主大会、业委会的组织运作过程,才能获得个体的维权机会;本身很简单的个体维权,被迫绕组织业委会的大弯子,往往最终还因为基层街道与物业企业的合力阻碍而无法成立导致其个体的维权自由的丧失。或者即使有成立了业委会,但由于一些业委会事实上的不作为,个体业主的维权同样难以得到实现。同样的,某些个体业主长期不向业主组织缴纳物业费、不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对小共有维修的冷淡等,业主之间、物业企业也很难通过个体化的权利维护而加以制止。这样就构成了两组互害的机制,物业企业可以降低服务,个体业主很难制止;业主可以不缴纳物业费,其他业主与物业企业也很难制止,这两组机制把业主与物业企业推入到长期互害的囚徒困境而难以自拔。

除了机制矫正作用外,可以断定的是,单个业主实质有权必将对具体案例的维权带来效率提升与准确度提高的好处。

比如,对于一个单独的会所权属问题,一个1000户业主的小区,尽管每个业主都不满开发商卖掉会所,但只有10户业主站出来诉讼,那么开发商就应赔偿那10户业主。至于其他业主,愿意忍受的继续忍受,愿意行动的,法律将保护其得到自身的赔偿。而法律也不应限制这10户业主,非得为所有业主去争取完整的会所,才能得到自己的千分之十的赔偿。这样看似自私的制度安排,恰恰使得开发商无法肆意侵害业主。因这10户的胜利,极有可能会激发其他业主跟随诉讼;而这10户的失败,由于每户有独立的清晰的区分所有权,也不能阻碍其他业主继续起诉。那种建基于所谓的“集体主义”的立法,要求业主必须成立业主大会、必须经由业主大会同意、必须通过业委会、必须联合到一定比例业主一起才能维权的,貌似给了业主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但其实是给个体的维权带来了集体行动困境的障碍,它限制了单个业主的维权自由,事实上无法真正保障业主权利不受侵犯。

进一步,从具体案例的裁判准确出发,由于对单个业主的权利认识并不清晰,对现实的纠纷,就无法正确地定性其侵权为要还是违约为要,行政与司法实践就陷入到是侵权还是违约的确认的摇摆上,导致面对现实不断恶化的侵权行为没有有效处置手段。例如,对于物业企业撤场难这一典型问题。业委会终止了物业服务合同,物业企业以债权没有落实而故意不离场。物业企业这一行为,竟得到不少基层行政人员的认同。事实上,合同终止首先意味着物业服务企业已经失去了留驻小区公共区域、操作业主共有财产的授权。因此,物业企业继续留在小区,首先是侵犯小区每个业主的共有权与共同管理权。更进一步,业主的共有部位得不到业主想要的服务,小区安全就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危害,在上海,就发生了老物业员工在交接中故意开车撞死新物业员工的惨剧。纵观全国各地,不单单是北京,物业企业留滞不走引发物业殴打业主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而这些侵权案件都难以破案,原因就是旧物业继续控制小区监控等核心共有设备,通过人为操控监控摄像头,使得殴打的现场无法取证。业主连安全的基本权利都受到威胁,还遑论什么债权的协商?从法理角度出发,物权有排他性,业主委员会作为小区共有物的管理人,已经宣布终止前物业的使用授权的情况下,原物业已经失去了对物权的使用授权,继续占有不撤场就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因此,在离场纠纷问题上,从单个业主的安全权利保护优先出发,必须认定是物业企业侵权为先,根本不存在任何“事实服务”的狡辩。任何一个实质有权的业主都可以请求行政权力或法院采取连续处罚、强制驱逐乃至拘留经理人乃至企业负责人等措施,确保物权排他的尊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识到保护业主个体权利与维权自由的重要意义。由此,我们历史地分析物业管理的立法演进,2003年的《物业管理条例》建基于“共用部分”;其后,2010年的《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则明确以《物权法》为上位法,将“共有部分”作为物业管理的权利基础。这两部法规都对北京的物业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但他们都没有彻底建基于“单个业主的基本权利”以及单个业主、乃至居民对其基本权利的维权自由上。单个业主在面临侵权时,个体难以诉讼,而仍旧是需要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等形式化组织才能获得维权的可能。因此不论是物权权属问题、还是物业管理问题、还是业主自治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业主“表面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制度困境。

单单举如下事实就可以看到立法根基的薄弱:至今为止,北京90%以上的住宅小区,其业主之间都处于事实上的物理上的建筑物区分所有的关系下;但是由于长期不重视个体业主的权利落实,结果这90%的小区,都没有完成“区分所有化”的确权工作,也就是每个业主所具有的专有、共有、共同管理权到现在都说不清楚。这是阻碍北京物业管理发展的最基础的障碍。

由于单个业主的权利分割、知情、举证倒置、立案自由等没有有效落实,就难以将大量的业主与开发商、物业企业的纠纷迅速转化为基于民事赔偿的司法行动,难以通过个案审判带动全局的方式,充分发挥法院成为维护业主权利的有效救济渠道。结果,司法救济渠道的荒疏,给行政部门带来巨大救济压力,但行政处罚的力度极低,行政处罚成为了开发商、物业企业逃避民事赔偿的天然良港。因此,这两部法律最终都无法使得良好的市场秩序与自治秩序得以达成。难以维权的“有权”,“有权”就是空话。

一部业主实质有权的立法,应该满足:个体业主可以尽可能不必经由与其他业主的联合维权,不必经由业委会等形式化组织,而完全基于他自身,为自身的尽管仅占全体业主N分之一的权利维权,并且这样的维权应当是可行的、简易的、高效的、公正的。

以下,我们具体研究业主的基本的物业权利。

首先,业主基本的物业权利是复合的权利体系,从财产角度看,至少包含五项基本权利:建设用地使用权、专有部分的专有权、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共同管理权与业主知情权;除此之外,业主在物业区域内还重点享有如下三项权利:享有规划成果的权利、享有市政服务承诺到家的权利、享有政府对建筑区划内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业主物业权利是多项权利的复合权利体系。

这些权利是相互影响的,如果其中某一个权利被侵权,其他项权利与之相互关联,其他权利也将被侵权,由此导致整个业主的总体权利被侵权。比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不透明不清晰,导致业主区分所有权的共有与共同管理权遭到侵权。再如,共有权不明确,那么物业费、专项维修资金、公共收益就难以明确归属业主共有;车位的共有专用权就会被误解为专有,业主的土地权益就被物权法中所谓的“当事人”侵占。再比如,专有权不清晰,业主在附赠的露台或绿地上修建,就造成其他业主与其争执;而私搭乱盖,也成为行政部门执法的难题。再比如,由于市政服务的所得权不清晰,开发商与市政部门借口相互未决纠纷,而搁置了他们应向业主承担的长期维修责任。由于共同管理权不清晰,作为建设者与大业主“两位一体”的开发商就可以将其他业主的利益腾挪到建设者的腰包中。因此,如果没有整体化系统地全面权利保护,内在关联不密,就很容易遭到各个角度的侵权。

就具体的知情权而言,当单个业主向行政部门请求查阅小区专项维修资金的全体业主的数据与过程文件时;当单个业主向街道请求查阅业委会备案信息时;当单个业主向业委会主张全部资料的查阅抄录复制时;当单个业主向物业企业主张公开一切公共收益、物业费的使用明细时……一般的认识是否认单个业主的这项权利的,认为这是业主组织的共同管理权范畴。事实上,物业的管理与经营服务,政府对专项维修资金的代管服务,都是通过单个业主的共同管理权的授予而得来;而单个业主的共同管理权是建立在全面的相互知情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全面的对其他业主的行为的相互知情,共用小区共有的业主,就无法达成业主间的共同知识,也无法达成促进相互协作、减少冲突这个目标。因此,业主的共同管理权,本原上就是一个相互透明、相互知情、相互监督为根本特征的权利。这个时候,只要行政部门、业委会、物业企业的行为,侵犯了这一根本,则不论权利如何转授,都是侵犯了单个业主的共同管理权。因此,仅仅针对知情这一点,至少针对知情这一点,单个业主的诉讼就不应受到任何主体的限制。

当然,除了这些基本物业权利外,业主在履行自治活动中,还需要众多范围广泛的其他权利,比如人身权、结社权以及作为消费者所应有的相关权利等。

最后,在具体措施上,为了切实落实业主的基本物业权利,我们应明确如下认识:

首先,业主的基本物业权利必须是单个业主的基本物业权利。每一个单个业主的基本物业权利都不完全一样,比如他们的大共有部分的清单虽然相同但是具体份额不同,他们的小共有的清单也由于他们所属的楼不同而不一样,因此,基本物业权利的落实必须逐户完成。所有单个业主的权利加总,应该等于整个建筑区划内的一切土地与建筑物总权利,不存在任何非业主的不承担共有责任的产权人的随意创设。最后,物权管理就是资产管理,采取类似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记账法,各项权利一起列出来,修改任何一个业主的任何一项的权利,都会带来其他各项与加总的不平衡,通过相互核验使得业主权利难以被侵占。

其次,基本物业权利中的每一项都必须逐一地落实到每一个业主,这意味着单个业主可以从其购房合同明确看到属于他的各项权利的具体内涵。具体的操作可通过合同中四个编号的指引:土地证号、专有证号、共有建号、业主组织的注册号。通过这些编号,他可以随时查询到各项权利的明确内容。比如,业主可以通过土地证号查询得到他的宗地的不少于土地合同、控制性规划、修建性规划的全部信息;又比如,在专有证号与房屋买卖合同中,包含了他的专有部分的图册、测绘数据与文字描述等资料;业主还可以通过共有建号,从小区的登记簿单独设立的单页与表单中,看到共有部分的详细清单,包括他所属楼的小共有、楼外的大共有以及作为规划配套建设的共有部分;最后是业主组织的注册号,该注册号指向了业主组织的档案库。从档案库里,他可以清楚看到一切与共同管理权行使有关的法律主体与相关资料的档案,包括但不限于:业主组织登记代码证、历次管理人、业主共有账户与资金使用记录;业主清册与车位清册;物业维护费缴纳记录、专项维修资金缴纳与使用的资料;建筑物档案、质量责任人、规划文件、承接查验档案、物业管理用房的使用合同、出租共有的合同、停车场备案资料、人防授权证书以及历次诉讼记录与行政处罚记录等等;市政部门对他的长期服务承诺与责任、一切政府监督信息的备查档案编号,也都保存在业主组织的档案库之中。

由此,我们事实上将住宅小区的土地交易、规划、建造、初始登记、销售许可、转移、变更登记、区分所有权移交、维护维修的全流程,都彻底导入了复合的业主的基本物业权利框架中(参见附表一的《业主的基本物业权利表》)。此时,所谓的业主是区分所有权人,建筑区划内一切土地与建筑物权利都归属区分所有权人;所谓的规划,是对区分所有权产品规格的最低要求;住宅小区房屋的交易是单个区分所有权的转让;初始登记与销售许可是区分所有权七权的个别的初始登记与销售许可。一切都应建立在包含七权的完整的个体的区分所有权之下,而不是仅仅认为物业管理的权利基础仅仅是业主大会持有的共有权或所谓的共用权。

这样,单个业主可以仅仅从合同出发,就可清楚知晓以及便利地进一步查询其权利状况;在举证便利的帮助下,单个业主可以直接起诉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果还能进一步通过民事诉讼的集体诉讼的机制,维权的总力量将大大提升。权利的知情保护促进了业主的维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