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视角看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违法性

2022-12-31

传统国际法承认战争是国家推行政策的工具, 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 “诉诸战争权”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 当时战争法的形式也是非常古老的战争规则。直到十九世纪中期, 才开始了战争法的正式编纂。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 成文的国际战争法规主要有1856年《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1864年《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1868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某些爆炸性子弹的圣彼得堡宣言》。《万国公法》中指出, “公法有二源, 即理与例焉……乃诸国情理所应当行者, 并交际往来所惯行者, 合成公法。”所以, 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 除了以上战争条约外, 很多各国公认的惯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作为古老、悠久的国际习惯法同样成为近代战争法的渊源。纵观近代战争法, 是反对黩武的, 任何国家除自卫之目的, 不得无端挑起对别国的战争。清朝《公法会通》就将“无故征伐邻邦”列为“犯公法之案”①。在中日开战之前, 清政府仍然处于和平的幻想之中, 相信“万国公例, 谁先开战, 谁即理拙。”②清朝当政者的这种判断, 是对国际局势和国际法本质幼稚无知的表现。于国际法而言, “仅有公理, 而无实力的支撑, 对违反公理者是无能为力的。”③

近代国际法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利益协调与权衡之下达成的规则, 日本敢公然对中发动战争, 正是英国政府远东政策向日本偏移, 欧美列强企图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必然结果。1894年7月25日, 日本发动“丰岛海战”, 突然袭击中国军舰运兵船, 不宣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一、“高升号”事件, 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

1895年7月25日, 日本和清朝两国军舰在丰岛海域遭遇, 双方的海战拉开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序幕。交战当中, 有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英籍商船高升号, 船籍为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所有, 属上海怡和洋行的财产, 受雇于清国政府, 船内载有1200余名清兵, 大炮12门和大量弹药, 前往朝鲜牙山, 是增援牙山的军队。日本浪速号向高升号进行炮弹射击, 高升号沉没, 落海逃生的清兵遭到日舰水兵的射击, 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 除245人遇救外, 其余871名官兵全部殉难。

高升号发生之后, 清总理衙门向各国发出照会, 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何意该国忽逞阴谋, 竟于本月在牙山海面, 突遣兵轮多只, 先行开炮, 伤我运船, 并击沉挂英旗英国高升轮船一只。此则衅由彼启, 公理难容。”④。英国国内也是一片哗然, 政府照会日本公使, 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开始竭力掩饰, 并出高额抚恤金安慰受难者。“高升号船长得救恤金2000元, 一等驾驶手 (大幅) 1500元、导航员800元。”⑤而且会见英国公使, 报告调查的全部结果。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国际法学者也先后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 论证日本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们的主张是, 日本向清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期限是7月25日, 而清国向朝鲜半岛继续增派军队是对日本通牒的挑战, 高升号虽是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 但它由于被清廷征用, 性质就从商用转化为敌国运兵船, 击沉高升号符合战时国际惯例。8月4日, 英国政府设在长崎的英国海事裁判所开庭审理高升号事件, 认定高升号事件为日本浪速号炮弹击沉。8月17日, 上海英国海事裁判所开庭审理高升号事件损害赔偿责任案, 最终判决日本政府不负责任, 日本军舰的行为正当, 裁判同时对英国政府提出了批评劝告。英国主持的两次裁判, 明显偏袒日本, 并未主持公道, 裁判结果认定日本向清国发出战争通牒的有效性, 以及击沉高升号的正当性, 确立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合法性, 日本也因此以1894年7月25日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实际开战日。

而纵观当时的国际法, 高升号事件是日本公然蔑视和违犯国际法的暴行。首先, 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并未开战, 高升号也不能断定为“敌舰”, 这个前提就不存在。其次, 1864年的日内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中规定, “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 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日本浪速舰不仅炮击无防卫能力的抛锚的商船, 还向落入水中求救的人射击, 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暴行。第三, 日本强调高升号是被征用向朝鲜派兵的,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威胁, 看作是敌对行动, 并以此作为开战的理由。但实际上, 无论朝鲜政府乞求中国派兵, 还是清政府作为宗主国派兵入朝, 都是符合国际法的。既有《天津条约》作为依据, 也有《公法会通》的国际法依据。而日军派大军入侵朝鲜却是无理由的干涉内政, 制造对中国开战的借口。

二、宣战诏书, 日本随意曲解国际法

8月1日, 光绪帝发布诏书对日宣战。同日, 明治亦下诏书对清朝宣战, 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光绪帝宣战谕召为:“朝鲜为我大清藩属, 二百余年, 岁修职贡, 为中外所共知……倭人无故派兵, 突入汉城……我朝抚绥藩服, 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 系属与国, 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倭人渝盟寻衅, 无理已极, 势难再以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 迅速进剿, 厚集雄师, 陆续进发, 以拯韩民于涂炭……”⑥

日本宣战诏书中这样写道:“……朕兹对清国宣战……苟不违反国际公法, 即宜各本权能, 尽一切之手段, 必期万无遗漏……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 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 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 借口于拯救属邦, 而出兵于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 出兵备变, 更使朝鲜永免祸乱, 得保将来治安, 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⑦

可见, 中日两国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属邦”的法律地位问题。清政府认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 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卷, 第4页。) “盖修其贡献, 奉我正朔, 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纾其难, 解其纷, 期其安全, 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卷, 第6页。) 因此, 清政府认定的朝鲜的法律地位是独立自主之国家, 但又是向中国进贡的藩属国, 帮助解决朝鲜的纠纷和内乱, 出兵保障朝鲜安全, 是中国应尽的责任。日本则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之国家, 清政府出兵朝鲜是干涉朝鲜内政, 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高度, 来维护亚洲和平。日本一直以来就否定“属邦”之说, 坚持朝鲜为独立国, 未有宗主国。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明确写明:“朝鲜国系自主之邦, 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为了扩张的需要, 它揪住这个问题不放, 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中国干涉朝鲜内政, 违反国际法。

中朝关系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万国公法》规定, “公法有二源, 即理与例焉。凡此辩论, 千言万语, 总归一致, 乃诸国情理所当行者, 并交际往来所惯行者, 合成公法, 此外别无所谓公法也。”宗主国和其属邦的权利可以通过协议确定, 也可以通过两国间的惯例确定。中朝之间则是由惯例形成的宗主和蕃邦关系, 但它不同于国际法上附庸国。朝鲜“就其内政, 自执全权, 而不依傍他国, 其君主、官长可以自行。各国自主其事, 自任其责, 均可随意行其主权。”⑧即朝鲜的内政外交均由朝鲜自主, 是自立自主之国, 但它仍接受中国保护, 并向中国进贡, 这是二者长久以来形成的国际惯例, 也成为两国关系的国际法源。对此朝鲜也一直承认。因此, 日本企图控制朝鲜, 并以朝鲜独立的维护者自居, 其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摘要：1894年8月1日, 光绪帝发布诏书对日宣战, 明治天皇也宣布对中国宣战, 甲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场战争置换了中日两国在东亚和国际上的政治地位, 对两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高升号”事件和中日两国宣战诏书进行国际法分析, 阐述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违法性。

关键词：国际法视角,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违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