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共7篇）

篇1：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摘要：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宪政理论依据入手，简要介绍宪政的含义、构成要素、特点及建设宪政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本文接下来分析宪政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具体阐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我国宪政建设对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宪政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纯粹的舶来品，但现今经过四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惠及全人类的文明遗产。经过对几百年的政治文明发展的研究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宪政制度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政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重要成果，是一种政治文明的普适性制度。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研究它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宪政建设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能对我国的宪政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在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改革的今天，提倡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宪政的基本理论

宪政，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宪政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其他政治制度无可比拟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迄今为止的最高产物

3.民主

宪政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宪政史对于人们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没有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就没有事实上的宪法，宪政就更无从谈起。民主政治要求主权在民，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只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法要受到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的制约，这与宪政的核心理念即保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是相通的，但不能简单的把宪政理解为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就实现了宪政，宪政除了民主政治之外，还需要法治的支撑。

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简介

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具体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城乡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按照平等、选举、公开、监督、多数人决定、法治等原则，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规范和实践活动，表现为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十四大、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基层民主的阐述，“基层”的范围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织三个领域。十七大报告又将民间社会组织加入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范围。因此，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就应是村委会、居委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因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设刚刚起步，而宪法明确规定的主要的形式是居委会和村委会，因此本文着重研究的也是这两种组织形式。

三、宪政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关系

（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宪政精神的集中体现

1.宪政的民主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民主政治是构成宪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民主与人权是宪政秩序产生的驱动力，是宪政秩序的根本所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英国、法国、美国或苏联，都是革命成功了有了民主事实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虽然宪政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政治，毛泽东的说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说明了民主政治对于宪政建设的重要性。

民主的实现形式包括两种：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根据以往西方国家的宪政建设经验来看，似乎间接民主的民主代议制与宪政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多数的宪政国家都选择的民主代议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

我国应实行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种建设已经比较完备，但对于基层民主的关注远远不足，造成一些地方的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不能真切的跟受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2.宪政的限制政府权力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宪政产生的本意就是防止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反过来侵犯公民的权利，而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简言之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宪政主义限制政府的权力的具体做法是：权力制衡以及违宪审查等，而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就是权力社会化。权力制衡是通过国家内部各个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达到相互制约，以防止权力一家独大。而权力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它是对于我国国家权力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而且对政府权力进行了制约，它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行使以上的功能。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力来自于选举它的基层群众，它负责的对象也是基层群众，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只能进行支持，帮助或指导，而不能干涉其内部工作的进行，这就在法律上防止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因此说，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了宪政的限权精神。

3.宪政的自由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自由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东西，是人类对自己的终极向往，但它又是极度脆弱的，个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过度的自由更是会造成混乱，反而无法实现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宪政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保护权利和自由。宪政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提倡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个人自主决定个人是否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活动，并认为个人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

自由主义理论是社会自治理论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原则，包括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等，这些理论也是我们建设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不能一概而不加分辨的用于指导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防止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影响。

四、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完善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施现状中的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否能够继续实行下去的地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我国的宪政建设，从建设市民社会入手，从宏观的角度在制度上和具体实施问题上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用宪政的自由民主限权精神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一）、对于居民委员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的建设要好于农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于1990年，还要早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更加简陋只有短短的23条，大都是总括性的规定，但个地方人大大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同时各个地方的居委会也创造出了不少的实施方法，总体的实施情况不错。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城市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与农村相同的问题，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已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同样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同意规定居委会的地位于职责，居委会产生的具体方式方法，明确其独立性，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转变政府职能

要改变当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现状，光有制度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顺畅运行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逐渐理顺个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政府转变其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入手，需要政府改变那种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看做自己的下属机关的观念，要从思想上承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合法的自治地位，改变自己以前那种搞搞在上的态度明确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式知道与协助的关系而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再把不属于基层群众行自治组织之策的工作强行分派给它们去做，不高不实际的检查评选。要想改变政府机关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要在建设宪政的过程中，对广大干部职工多加宣传教育，使他们尽快转变思想观念，理顺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利与之策，以配合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实施。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理当理论界讨论的比较热烈的问题，本文的意图是应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放在我国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考虑，利用宪政的民主自由限制政府权利精神去指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宪政建设途径应是从基层入手的渐进式发展模式，因此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就成为我国实现宪政的突破点，如何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我国的宪政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先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上午印书馆，1980.[4]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北京：三联书店，1996.[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16卷.[6]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7]王叔文.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马作武.清末法制变革思潮[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9]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制之路的灵魂[J].法学评论，1995,6.[10]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力[M].伤害，三联书店

篇2：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权力的兴起

1949年时，中国有私立高校81所，占高校总数的39%.有私立中学2152所，占总数的42.4%.尽管现代国家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权力在清末以来有较大发展，但从中还是能看出古典中国以私学传统为主的残留格局。在西方，从中世纪产生的大学传统也是一种私学。这种私学传统慢慢形成了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独立。尤其是大学授予学位的自主权，使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和精神领域内的.权威变得和世俗权力无关。这样才为现代宪政国家的“政教分离”模式提供了可能。因此尽管现代国家普遍都将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视为应该由国家财政扶持的公益事业，使公立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得到发展，甚至在很多国家公立学校都是比重最大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机构。但国家对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扶持，首先被视为国家的一种负担和责任，而不是一种可以因此干预和决定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内容的行政强权。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内容与形式，普遍被认为是属于个人、民间的尤其是属于学校的私权范围。

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宪法都没有授予政府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权力的条款。美国宪法对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未作任何特别规定。因为在当初的立宪者看来，所谓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不过是公民的思想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的一种汇合形式而已。因此在美国，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问题在国家内部主要体现为一个宪法问题和财政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普遍认为，美国宪法中与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密切相关的，就是第一修正案(不得干预信仰和思想自由)和第十四修正案(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人身、财产和平等的机会)。国会立法和司法判决对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适当干预(如招生中的歧视和公立学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内容中的政治中立)，基本上都是从这两个地方来的。美国联邦政府也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但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的主要职能是帮助联邦政府实现“关于人人得到平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机会的承诺”。它的主要经费也是用于资助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换句话说，对国家而言所谓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就是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资助，所谓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就是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扶贫部。政府并没有可以干预教材制定、教员选聘、招生和颁发学位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事务的国家权力。政府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门和公立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机构更不可能因此形成庞大的垄断利益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腐败机会，并因此产生出抑制和夺取私立学校发展空间的利益驱动。

即使在和我们相近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宪法(基本法)中也仅仅规定了“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制度应受国家之监督”(第七条)，并未将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本身视为一种国家权力。在法国宪法第五章“国会与政府之关系”中，也明确将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排除在政府立法权之外，规定只能

篇3：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网络舆情的特性分析

网络舆情的概念界定。就舆情而言,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 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 (国家管理者制定和实施的各类方针政策、制度法规、工作措施, 以及影响民众利益及主客体利益关系变化的事件、人物等) 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及其所持有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1) 与此相关, 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中, 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由此可见, 网络舆情具有两个特点:首先, 它表达了一种社会政治态度, 是民众和国家管理者利益诉求的互动表现方式, 而不单单是意见的集合;其次, 其主体对象是网民, 表达渠道是互联网。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网络舆情在民主进程中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国内外对网络舆情的民主定位分歧。对网络舆情的研究, 兴盛于互联网普及后。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 我国对网络舆情的研究, 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普遍认同网络舆情是民主化的一种创新, 为彰显民意提供了新平台, 对政府监督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较而言, 西方研究更趋审慎。作为公共舆情的一个分支, 西方学者在承认其提供了公众对政府进行控制的途径的同时也对其发展进行了反思, 认为多数场合“是由行政官员制造的, 而不是让他们服从的”。 (2) 进而得出结论, 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技术的一种支持功能, 与谈判、裁决、贿赂和暴力等联系起来, 而不是作为一种替代这些技术的东西”。 (3) 而从其主体对象来看, 网络舆情来自于对政治事件比较关注的积极网民;从人数上来看, 并不等同于全体或绝大多数公民;从实际情况来看, 他们的态度却形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和热情。究竟应该以人数的多少作为衡量民主的标准, 还是以观点态度是否具有更大影响力来加以额外重视, 并以此体现民主成为网络舆情在民主进程中角色定位的一个难题。

网络舆情的民主属性。国内外对网络舆情的民主属性定位出现分歧根源于研究角度差异。公共舆情问题在我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研究局限性较大, 因此给研究网络舆情造成影响, 导致研究侧重于网络沟通的便捷性和实践应用指导方面, 理论建树不足。与国内不同, 对公共舆情高度关注是西方政治学、行政学的一个传统, 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给网络舆情的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基础。网络舆情究竟应该在民主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与各国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在我国, 民意高于一切, 代表民意的立法权也就凌驾于司法权、行政权之上。网络舆情作为民意的一种体现, 其民主价值毋庸置疑, 其操作方式为我国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上下级沟通渠道, 而其本身则提升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但这种积极作用只有在对其活动的民主空间进行界定的特定条件下才能实现, 突破了条件限制, 网络舆情就会渐失民主色彩, 而这种特定条件与政府息息相关。

网络舆情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引导。网络舆情的不一致性、不稳定性、不同质性决定了它“被管理”的命运, 管理者就是政府。哈贝马斯认为, 20世纪初“现代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将“公众应该被如实告知”原则引进企业管理, 从此, 舆情走进了“管理”视野。尽管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舆情管理的程度不同, 但对其管理是各国的共同现象。现代政府具有政治和社会双重职能, 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是政府社会职能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管理的结果不是实现“舆情一致”而是应该同时顾及到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和公共利益的需要。

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采取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方式。直接方式带有堵的性质, 间接方式以导为主。尽管有学者认为政府在处理与舆情的关系时应该做到“尽量淡化引导者角色” (4) , 但基于网络舆情的特点, 在实际中如果“公众遇到了‘意义’模糊的事件时……并不容易决定这些事件应该如何去‘理解’。用心理学家的话讲, 对事件的反应并没有很好地‘建构’起来, ……他们很容易接受一种对他们的态度和信仰有意义的解释。” (5) 只有政府的适度引导, 才能确保网络舆情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

网络舆情是政府决策的影响者。网络舆情的出现, 使得网民以其特殊的新式公共领域为平台, 取得了与政府进行平等对话的权利, 彰显其政治态度, 政府通过网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可以迅速把握社会脉搏, 这样网络舆情甚至能够成为政府制定决策的重要依据, 促进政府由“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

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其本身的质量。网络作为一个全开放的几乎没有任何管制的公共舆论通道, 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也充塞其中, 使网络舆情经常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有学者将网络舆情归纳为:“隐蔽性与公开性的统一, 真实性与虚假性的统一” (6) 。另外, 由于网民来自各个阶层和各个小团体, 关注度通常比较分散。这些都制约着网络舆情的影响力。

合理界定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

政府管理网络舆情的合理性分析。政府权利边界问题最早由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基于对权力扩张本性的警惕和对人类本性的不信任, 认为政府决策“往往因为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些个人的利益或意愿而作出, 然后以社会的名义实施, 将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危害。” (7) 政府到底是否应该对网络舆情进行管理, “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一直因国情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各有侧重, 但在实践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真正放弃了对网络舆情的干预。” (8) 网络舆情体现了公众对自由权利的追求, 政府的管理与引导体现了一种公共秩序, 公众权利与政府权威的相互博弈本质上是自由与秩序的对抗。“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 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 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 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9)

首先, 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权力来自公众的授予。公民网络舆情权利是受到国家承认并保护的, 这是政府干预的前提条件。政府经人民授权后代表人民执政, 这样就被赋予了各种普遍性的权力, 包括对网络舆情的干预权。其次, 政府对网络舆情管理的目的是维护公众利益。我们的人民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政府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空间界定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也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政府对网络舆情管理的合理限度。网络舆情要想真正成为民主的一种新形式, 离不开政府介入和干预, 没有政府干预的舆情自由会导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侵害。但政府的活动边界不能无限扩大或任意作为, 否则会导致专制与独裁。因此, 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民主空间限度问题成为网络舆情能否成为新时期民主建设成果的关键。

对网络舆情管理的界定问题上, 政府管理的幅度究竟多少才能确保政府对网络舆情及其传播进行协调和控制, 又能确保公众独立性与自制性, 使网络舆情权得到有效保护?对网络舆情单纯地“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都可能导致“不自由”的结果, “无限制的自由的危险与限制自由的危险, 已经构成了一个政治学上的问题, 似乎人类理智迄今还无法解决”。 (10) 要在政府干预和网络舆情间寻求平衡, 政府管理的幅度要处于两个极端之间, 即政府绝对管理和网络舆情绝对自由。在政府绝对管理的情况下, 网络舆情的自由度为零, 形成专制政权, 没有民主可言;在网络舆情绝对自由的情况下, 政府管理幅度为零, 网络舆情突破了条件限制, 民主色彩也会渐失,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会受到侵害。根据网络舆情的质量不同, 政府在管理行为中表现的幅度曲线也有所差异。

建议及对策

重视网络舆情作用。网络舆情是对政府执政的意见反馈, 起着监督和制约的作用。网络舆情要发挥作用, 不仅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合理管理, 还需要民主制度相配套, 没有民主约束的网络舆情监督往往只能形成共愤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降低网络舆情的负面作用。网络舆情是把“双刃剑”, 既可以促进民主化建设, 又常夹着许多不良信息和错误观点。而政府干预网络舆情本身是否恰当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在政府管理过程中要降低网络舆情的负面作用, 及时解读政府决策, 做到决策透明, 防止网络舆情对政权的销蚀, 增强公众对权力的认可和同意, 提高政府公信力, 以此深化民主建设, 促建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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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塞缪尔·亨廷顿[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三联书店, 1989年版。

篇4：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一、乡镇政权制度设计与实践的巨大反差

按规定，我国国家政权分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市、区）、乡（镇）五级。在这五级政权中，乡镇是最基层的。按照我国政治制度设计来说，乡镇人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基层权力机关。依据地方组织法第九条规定，乡镇人大行使13项职权，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项，即决定权、监督权和选举权。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乡镇人大有别于县级人大，县级以上人大设立常设机关——常委会，在本级人大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而乡镇人大在乡镇人大会议闭会期间，没有常设机关，乡镇人大似乎是处于缺失状态。尽管地方组织法规定，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大代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但这并没有解决乡镇人大会议闭会期间，乡镇这一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虚置的问题。因此，从国家政体来看，这种宪政体制是不完整的。这既反映出我们在认识上的偏差，也反映出我们在立法上的不完善。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曾做过探索，有的规定乡镇人大设立常委会，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有的把乡镇人大会议上设立的主席团，将其活动延续至乡镇人大会议闭会期间，以主席团代行乡镇人大的一些职权，这显然也是没有法律依据，与法理相悖的；也有的在乡镇人大会议闭会期间，由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牵头，组织部分乡镇人大代表开展评议等活动，行使乡镇人大的一些职权。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部分乡镇人大代表是不能行使乡镇人大职权的，不管这种活动看似多么合理与可行。

从宪法法律规定看，乡镇政权作为地方政权制度最基本的政权单位，乡镇地方国家权力由乡镇人大行使，这为基层政权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宪法依据。但从实践看，乡镇人大在闭会期间既没有行使职权的主体，也没有行使职权的途径。很难想象乡镇这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是如何通过每年召开一次为期一天的会议，来行使管理本行政区域重大事务职责的。

二、新形势下乡镇政权构架与运作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各地安排本行政区域内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从我们掌握的各地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情况看，这一工作已经结束，并产生了新一届乡镇人大和政府。据了解，各地乡镇人大主席人选确定大体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乡镇党委书记同时兼乡镇人大主席，设一名专职副主席；第二种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由书记“一肩挑”，再由一名乡镇党委副主书记任人大主席；第三种是设专职人大主席。在乡镇人大工作人员配备上，一部分乡镇配备了一名乡镇专职人大秘书作为工作人员，也有不少乡镇是指定一名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兼做人大工作。现在看来，无论哪一种模式，都难以改变乡镇人大在大会闭会期间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缺失的窘

境。当然，这主要是我们在立法设计上的疏漏问题。

在新的时期，乡镇人大到底应当怎样建设，应当怎样发挥作用？不少地方为此进行了一些探索，如扩大乡镇人大主席的职权范围，地方组织法第十四条规定：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大代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并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这一规定明确告诉我们，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没有实体性的权力，因此，无法代表乡镇人大行使职权。再有，有的赋予乡镇人大主席团在乡镇人大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乡镇人大的职权，地方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乡镇人大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大会议。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为主席团成员。这说明乡镇人大主席团不是乡镇人大的常设机关，主席团由每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负责主持本次会议并召集下一次的人大会议。赋予乡镇人大主席团在闭会期间行使乡镇人大的一些职权，实际上把主席团变成了常委会，这是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

从地方组织法相关规定的立法原意看，乡镇不设法院、检察院和政府部门，乡镇人大的监督任务相对较少；乡镇的管辖范围较小，乡镇政权主要任务是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定、决议、指示和命令，决策职能相对较少，确需由权力机关讨论决定的问题，可召集人大会议讨论决定。因此，乡镇人大没有设立常委会。但从宪政体制的完备性看，我国现行人大制度是需要完善的。简单地说，就是人大制度如何在最基层政权运转中得到落实。

从现实情况看，人大制度的落实是有难度的，首先是法律设计上不够完善，致使乡镇人大在闭会期间“空转”；其次是长期以来，乡镇人大机构不健全，乡镇人大的作用发挥不到位；再次是乡镇政权职能比较有限，乡镇人大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有限；最后，现行乡镇党委、人大、政府交叉任职，人大专职主席或副主席同时也兼管党委、政府的一些工作，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多少精力从事人大工作。导致乡镇人大建设及作用发挥上存在几个问题：一是乡镇人大闭会期间处于空转状态。法律没有规定乡镇人大闭会期间开展工作的权限和途径，乡镇人大闭会期间虚置状况在所难免。二是乡镇人大的监督等职能行使在体制上难以到位。三是乡镇人大边缘化倾向日趋严重。一方面，兼职的人大主席还担任党委副书记，其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党务工作上，有的甚至还分管一部分政府工作。调研中兼职的人大主席普遍反映主要精力都用在党务方面，人大工作抓得较少。同时，实践中不少乡镇人大专职主席或副主席比较热衷于参与党政分工。久而久之，逐步形成“围着党委转，跟着政府干，人大主席专职不专”的状态。乡镇人大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越来越弱。四是乡镇人大专职工作人员配备难。鉴于当前乡镇综合改革实际，乡镇公务人员编制减少，以及乡镇人大闭会期间开展工作没有法律上的要求等，实践中多数乡镇人大秘书由乡镇党政办秘书兼任，配备专门工作人员的较少。上述状况，与乡镇人大这一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不符合我国民主宪政体制的要求。

三、问题的解决与出路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宪政体制改革入手，遵循宪政发展规律，科学设计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简单地就乡镇人大来谈乡镇人大工作，依照传统的思路，还是老套路：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的领导，重视乡镇人大工作人员配备等，但这无疑不是一个科学、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有五级政权，层级比较多，这在世界上可能也算政权层级较多的，不仅影响政令畅通，导致工作繁琐，而且大大增加了制度运行的成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我国政权层级较多的弊端，建议减少行政机关层级的要求不断提出。应当说，现在各方面条件均已成熟，可以进行实际操作，修改宪法和相关法律，将基层政权只设到县级，县级以下设基层政权的派出机关。

当前乡镇人大运作上存在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是我国宪政体制尚不够完善，民主宪政思想在政权制度设计上还没有贯彻到底；从实践意义上讲，是人大制度还有一个完善过程，在最基层国家政权中，人大长期处于虚位状态。解决这一问题，有两条不同的选择路径：一是维持现有制度设计框架，在改良上下工夫；二是针对改革开放的实际，改革现有制度设计。第一种选择可以做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强乡镇人大建设，修改相关法律，等等。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进行这样的完善，显然并不能解决当前广大乡镇建设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可能的结果是宪政体制比较顺当了，但政权机关叠床架屋，公务人员大幅增加，陷入帕金森定律恶性循环之中。这当然不是明智之举。现在应当研究并努力践行的是第二种选择，改革现有制度设计，将民主宪政思想进行到底。具体操作是改五级政权为四级政权，撤销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对于行政区域比较大，人口较多的县区可以规定设立若干县级政府派出机构，行使县级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从当前我国广大乡村的实际看，进行这样的改革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抓紧进行，切实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民主宪政建设。

篇5：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事业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就为我们的税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税收管理难题，以“创新”促管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真正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宗旨，是当前基层税务机关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

一、税收管理创新的内涵

“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

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在管理学中,创新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鉴此观点，我们认为，税收管理创新则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税收管理主体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调整和变革的过程。它涵盖税收征管、涉税服务、税务稽查、信息化建设以及内部管理等各个环节，同时包括税收管理理念创新、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和税收管理手段创新。它应具以下四个构成要素：

（一）税收管理创新目标。税收管理创新的目标与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以解决税收工作难题为起点，以管理创新提升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税收执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体目标体现：一是税收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税收执法机制；二是税收征管质量进一步提高，确保“应收尽收”的忠实；三是征纳税成本进一步降低，税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纳税服务进一步优化,纳税人对税收征管的满意度和对税法的遵从度明显提升。五是内部行政管理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和机关效能建设上新台阶。

（二）税收管理创新主体。税收管理创新主体是创新的具体组织者、承担者和实施者，主要包括税务干部与税务机关。税务干部作为创新个体，是创新的具体参与者与直接体验者，主要承担创新的开发、实施、检验、反馈、调整等职责。税务机关作为创新组织，是创新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主要发挥创新的发起、计划、评价、激励、推广等作用。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共同推进管理创新的顺利开展。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即税收管理，它是创新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是税务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以保证税收作用得以发挥的管理活动。具体包括了税源管理、税种管理、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收信息化建设、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内部行政管理等活动。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内容。税收管理创新是对税收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管理手段的创新等。其中，理念创新是指导，制度创新是保障，手段创新是条件。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制度创新与手段创新必须得到创新理念的引领，才不会走弯路，而理念与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创新手段的运用，才能实现与税收实践的契合，但同时理念与手段的创新必须得到制度创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管理创新的意义

（一）税收管理创新是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确保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压力日益加大。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税收工作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税收征管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内部环境看，税源管理基础依然薄弱，税收执法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纳服务内容、手段、方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政风行风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尚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创新体制机制和具体措施办法入手，推进税收管理创新，提高税收管理应对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确保税收中心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税收管理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两年来，我们深刻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实体经济冲击的现实。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长期积累的产业层次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价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显现，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认识和启示。在危机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努力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摆在国税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新的形势，只有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先进税收管理经验，以改革的精神探索运用税收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以创新的思路建立“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税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与时俱进。

（三）税收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是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顺应管理变革与创新的潮流。税收管理创新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契机和原则，在岗位设置、审批方式、服务理念、行政执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例如，税务行政审批权改革、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是对法治政府在管理创新活动中的运用；同城通办、一窗通办、“免填单”制度、自动排号系统应用、网上办税服务厅等创新活动的实施是服务政府理念指导下的产物；节能降耗管理，无纸化、信息化等活动则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创新典型；税收管理员网上述职述廉，“两权”监督、一案双查等制度是对建立责任政府理念的回应。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原则

税收管理创新不同于企业创新、技术创新，科学评价和把握税收管理创新，在开展税收管理创新应该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一）突出实践性

创新本身不是目的，它必须来自于实践，也用之于实践。税收管理创新活动的发起、实施及效果评估都必须与各项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以解决工作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提升税收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已任。它既是对税收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归纳，也是对实践经验的运用与演绎。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坚决反对创新的“文字化”“绝对化”倾向。切忌“只要新的就是好的”、“做的好不如说的好”的观点，人为割裂管理创新与工作实践的联系；切忌不顾创新对现实条件的适应性和实效性而盲目地追新求异。大量的创新工作异化为概念的炒作，必将导致创新的“形式化”和低效率。

（二）坚持持续性

管理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推进管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切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把管理创新作为一项长期、持续的重要工作来抓，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持续创新、持续发展之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居安思危，居危思进。坚持创新的持续性就必须反对创新的“功利化”和“短期化”。在评价机制的过度激励下，管理创新目标易被扭曲，管理创新很容易带上功利的色彩。为了追求创新短期效果、树立创新典型，忽视创新的长期规划，脱离工作实际，依靠行政权力的强力推动，虽经包装后形象突出,光鲜照人，但却经不起实践与推敲，会很快被废弃，管理创新则变成“劳民伤财”。

（三）倡导主动性

创新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主动的调整。税收管理创新不应成为工作危机下的被迫反应和上级命令下的被动应付，而是在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主动地学习、主动地借鉴、主动地创造。创新的主动性包括自发创新与自觉创新。自发创新是税务机关在内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后,主动实施一系列自发性的调整。自觉创新指税务机关根据税收管理的客观要求和规律,有计划地组织税收管理创新活动，主动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创新的主动性就必须克服追求稳定和规避风险的倾向。作为管理创新主体，税务机关出于降低风险和减少创新成本的考虑，不是积极主动推进管理创新，而往往会选择“搭便车”、“坐、等、看”，使得税收管理创新成为被动应付上级考核的临时性、间断性、次要性的工作任务。

（四）强化规范性

创新不是胡乱作为，而是一种规范化的运作。税收管理创新必须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实施，受一定规范约束，成果也必须以规范性形式固定下来。首先，税收管理创新活动必须以税收管理规范为前提,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税收一般原则和规律的框架之内进行。无论是体制、机制变革，还是制度、手段完善，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必须合理控制创新活动风险；其次，创新活动应形成一套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运行机制，规范创新程序步骤，明确创新主体的权、责、利，确保创新活动的发起、开发、组织、实施、反馈、评价、激励等环节的落实有力、推进有序;最后，创新的成果必须以规范性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性的规定，以巩固创新成果。这样既又有利于成果的推广宣传，又可成为下一次创新的起点。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途径

管理需要创新，创新同样也需要管理。提升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创新能力，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创新活动的管理。

（一）建立奖偿制度，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

上级认同和支持是税收管理创新的主要合法性来源。管理创新活动在资源分配、人事任免、绩效评价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约于这一认同和支持。因此，必须完善制度建设，增强激励，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首先应建立创新风险控制制度。通过制度的运行，合理控制创新风险，营造一个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免除创新的后顾之忧；其次应建立创新成本补偿（资源分配）制度。目前基层机关的人力、物力与事业发展之间矛盾比较突出，而管理创新需耗费人力与物力。因此，需要对管理创新活动给予适当的补偿；最后应建立创新激励制度。建立客观公正的创新评价体系，让确有成效、具有可持续的税收管理创新经验得到肯定,成为创新奖励的依据。完善创新人才评价、配置和激励机制, 使创新型人才的创新得到鼓励、创新才能得以发挥、创新目的得以实现。

（二）拓展创新视野，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实现税收管理创新持续发展,仅仅依靠税务系统的内部力量是远不够的。税务机关应构建合作开放的税收管理创新模式，扩大创新活动的参与度，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和有效的信息,以提升管理创新能力。具体讲,一是要广泛吸收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创新。通过受理纳税咨询、企业走访等多种途径，充分了解纳税人涉税需求和困难，及时发现我们税收工作存在的不足，使税务机关的管理创新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配合。主动寻求政府其他部门对税收管理创新的支持和建议,特别是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其他政府部门管理创新的好的做法。三是要加强与社会中介机构的合作。通过专家咨询培训、企业服务等形式, 充分利用外部人才和技术,借用社会力量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新技术和新方法。

三）建立学习型组织，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人力支持

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性”行为，税收管理创新需要税务干部拥有丰富税收知识、具有较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目的就在于提升税务干部创新素质，挖掘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是税收管理创新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一方面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增强干部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团队学习。注重将学习行为有效地转化为创造性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性的工作,使税务干部对税收管理及可能影响税收管理的任何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及时获知相关知识和信息, 并自觉运用于税收管理及其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管理创新氛围，激发创新工作热情，变创新“独唱”为“合唱”，促进税收管理创新活动主动、全面、持续的开展。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篇6：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同属娱乐节目, 真人秀与电视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节目。 电视剧中的故事主要是虚构的, 而真人秀上演的都是在社会中活生生存在的普通人的故事。从文学及媒介批判的角度来看, 一档好的电视剧不会仅仅停留在供人一时耳目之欢娱, 而是要通过编剧们独具匠心, 巧妙地运用文学艺术手法, 典型、深刻地反映一个社会问题, 从而引发观众的思考, 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比如当年曾引发国民热议的电视剧《蜗居》就是典型一例。 而一档好的真人秀节目如果有相应的内容和形式, 也能做到这一点。 2004年, 《超级女声》 在中国的问世就曾在整个社会中掀起一场热烈的讨论, 因为这档节目首次提出了 “海选”“PK”等概念, 参赛选手是否获胜, 不再由专业评委说了算, 而是由普通观众通过民主投票决定, 这一举措因其独创性和民主启蒙性, 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

反观历史, 《超级女声》 似乎并没有像当年那些乐观人士所期待的, 对培育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促进社会民主化建设起到多少作用, 反而让人们看到了这类节目中仍旧存在一些暗箱操作、 缺乏底线的炒作、“秀下限”等负面的东西。 所以, 后来人们对这类节目的评价也每况愈下, 变成了“三俗”等不健康内容的代表。 到《中国好声音》登场的时代, 从表面上看, 它不再以一些公然“审丑”的表现手段为卖点, 并且鼓励一种自我奋斗的价值观, 因此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扬及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好评。 有人认为这档节目是在真正地“传递正能量”, 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好声音》可谓突破《超级女声》所创立的“全民海选”式的选秀节目模式, 是“开拓真人秀节目3.0 时代”的一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目[2]。 然而, 尽管人们围绕着这档节目进行了诸多讨论, 但似乎已没有人再提起这类节目所具有的“民主启蒙价值”了。 那么相较于《超级女声》来说, 《中国好声音》是否还有这一类价值? 如果没有, 这是否意味着这一类节目正在退化为一种“纯粹的娱乐”?这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

一、以“审美公共领域”为分析视角

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 各种影响中, 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 从媒介、市场、政府、社会四者之间的关系来看, 媒介既可以是政党的喉舌、政府的宣传工具, 也可以是完全商业化的, 运作以盈利为驱动力。 当然, 在一定条件下, 媒介还可以是公民社会及多元团体的伙伴, 扮演独立于政府的“第四极权力”的角色, 起到监督政府与市场、促进民主社会建设的作用。 而从传统的人文视角来看, 大众媒介只有保持自己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地位, 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才能对社会的良性发展有所贡献。 对于大众媒介的这种作用, 学者们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概念, 比如 “观点自由市场”“第四极权力”“舆论”等, 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就是其中的一种。 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存在于概念之上的, 独立于人们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在这里, 人们就一些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就这些话题达成共识, 并且这种共识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讨论的过程人人平等、公平并且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种讨论应该是充满理性的, 要说服别人只能通过提供更加合理的论证及更加客观的证据, 而不是用暴力或其他手段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 公共领域的讨论首要目的是要监督政府、 市场及其他社会权威部门, 在必要的情况下迫使政府进行改革, 修改不合理的法律, 以顺应广大民意的变化。 因此, 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必须独立于政府等权威部门, 不能受它们的操纵[3]。

在社会中培育一个良好运作的公共领域, 需要媒介客观公正地给受众提供充足的信息, 从而让受众能够作出理性的判断。 因此,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历来被认为特别适合于分析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新闻时事类节目。 当然, 哈贝马斯并没有忽视媒介上的娱乐内容对公共领域造成的影响, 他曾高度评价小说在塑造人们的“自省性”和提供与他人日常对话所用素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 哈贝马斯倾向于强调公共对话中的理性与工具性, 所以他对媒介上的娱乐内容整体持批判态度。 他在著作中曾谈道, 当代公共领域不可避免地被来自国家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渗透, 参与讨论的个人从“有产者”转变为“工薪者”, 人们从原先拥有独立的自我人格, 并且追求有意义的理性讨论, 变得只会消费他们的收入和闲暇时间。 而大众媒介通过提供作为纯消费品的娱乐内容和虚假的私生活体验, 成功地阻碍了个人参与公共讨论。 于是, 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媒介是在让受众“娱乐至死”。 详细分析这个过程, Putnam认为当代电视使受众的闲暇时间私人化, 从而挤占了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时间[4];Hart则提出电视给观众带来了一种虚假的公共参与体验, 使得人们把观看行为本身当成了参与政治和公共事件, 而实际上不会采取任何行动[5]。

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就娱乐内容对公共领域的影响持负面态度, 但近年来学术界也发展了另外一种视角来考察媒介上的娱乐内容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这就是“审美公共领域”视角。 这种视角认为, 媒介只要能够使得相互区别的受众之间产生联系, 使他们就某一个所关心的共同话题展开讨论, 那么不论媒介上所展示的内容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都可以发挥培育公共领域的作用。 从麦克卢汉的视角来看, 媒介作为“人的延伸”本身即是用来探知和理解社会而存在的。Alexander进一步认为, 虽然媒介上刊载、播出虚构内容的主要功能是娱乐, 但它能够帮助我们以一种更自由的方式来检视社会。[6]从文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意义是高度符号化的, 人们对它的解读会掺杂或细微或强烈的情感因素, 因此相对于一些普通的事件来说, 针对文化产品的讨论也许会变得更加激烈并且深入人心。 所以, 这样一种 “审美的” 公共领域 (aesthetic publicsphere) 就是人们通过彼此交换审美体验、 讨论文化含义、建构生活意义的过程而建立的。 简而言之, 人们在谈论一档娱乐节目时, 并不会仅仅局限于谈论节目本身, 而是就节目内容谈论一些由此联想到的社会问题, 从而达到监督权威、 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这就是审美公共领域这一视角的精髓所在。

二、以审美公共领域视角看《中国好声音》

华裔学者Jingsi wu曾以审美公共领域视角分析过《超级女声》这档节目[3]。 她认为, 当时人们在审美公共领域中谈论这档节目时, 有一些议题是关于这档节目在促进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中的价值的。 首先是这档节目的运作方式, 即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选手是否出线和最终获胜。 她认为, 这种节目的运作方式无疑具有直接的民主启蒙价值。 虽然人们对于这种启蒙价值是大还是小存在不同的意见, 但这种破天荒的举措无疑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民主实践机会的广大民众“吹来了一股新风”。 其次是节目环节中主要冲突的设置:选手与节目评委的二元对立。因为人们在观看这档节目时, 倾向于把选手视为“年轻、勇敢、反传统、自我奋斗”等正面形象的代表, 而把评委和节目制作方看成“传统、权威、精英主义、压迫”等负面形象的代表。 再次是节目的内容, 歌手们演唱的是充满个性的流行音乐, 她们都是草根阶层, 这都为节目增添了去精英化、 追求个人奋斗自由及机会平等的民主主义元素。

那么, 如果以同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好声音》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首先, 全体观众参与投票, 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选手胜负的做法已经成为历史。 2007 年9 月21日, 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细则, 明确表示此类节目“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7]。 因此, 在此时间点之后的所有选秀节目都没有了全民通过电话、 短信投票参与评选这一环节。 虽然观众投票这一环节并没有因此退出舞台, 但参与投票的观众仅限于“场内”, 大大降低了投票的代表性及其给人们带来的真实感。 再加上综艺节目中的场内观众从以前主要是普通人参加转变为招募受过专门训练、配合节目流程的“专业观众”, 这种投票其实已经形式化了。 而《中国好声音》邀请99家媒体记者到比赛现场组建“媒体评审团”的做法, 我认为是投票形式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它把媒体的意见当作广大公众的意见, 以此来显示获胜选手具有广泛的民意支持。 观众及学者对这一举措褒贬不一, 有学者认为媒体评审团的介入反而影响了媒体参与报道这一节目的公平性, 而人们反对媒体评审团参与节目的最大原因, 是“媒体与媒体人的身份差”[8]。 也就是说, 参与评审的记者的观点其实并不能代表其所服务的媒体的观点, 而媒体评审团的观点也不能代表一个个相互独立的、 具有不同个性的受众的意见。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好声音》的这种“媒体评审团”参与节目是存在风险的, 一旦媒体评审团的结论与受众观点相左, 就有可能伤害参与评审的各家媒体的公信力, 甚至使受众对民主投票这一程序失去信心和兴趣。

其次, 过去节目中选手与评委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而在《中国好声音》中导师与学员之间是一种妥协与合作的关系。 该节目中的导师不再像从前节目中的评委那样与选手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 因此在这一档节目里观众看不到导师与学员之间爆发冲突的场面。 当然, 与在电视上直播互吐毒舌、互相攻讦为卖点的其他节目相比, 这档节目要 “健康很多”, 国家广电总局2007 年的“限娱令”也同样规定节目主持人之间“不得相互挖苦、吹捧、调情”[9], 但细看其设置的故事模式, 就会发现它所鼓吹的是一种向精英阶层妥协的价值观, 一条“出门遇贵人”式的成功之路:学员只有在受到导师的“赏识”, 并在导师的带领之下才能获得成功。 这其实与追求人人平等、自由、机会均等的民主社会价值观存在冲突。

再次, 内容的通俗化。 从这一点来看, 《中国好声音》中歌手演唱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 似乎非常“接地气”。 但是从它的赛制来看, 相比较没有参赛门槛的《超级女声》, 《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都是通过高门槛选拔来的, 本身就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和实力。尽管节目组给每位选手都“量身定制”了一些励志故事, 但是他们的草根身份很快就遭到了网民的质疑, 一些选手被挖出是“选秀专业户”, 这对于节目本身的公信力来说是一个打击[9]。 因此, 《中国好声音》所鼓励的 “个人奋斗” 是一些天赋异禀的人的奋斗之路, 这个舞台上所实现的梦想其实与普通人无关。

三、结论:“娱乐至死”有可能成为现实

如果说《超级女声》还有一些能够促进社会民主进步的因素, 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它那“全民公投”中所蕴含的启蒙元素讨论的话, 那么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 《中国好声音》整个节目的基调是保守的、妥协的并且是精英主义的, 它有可能在受众中引起一些关于自我奋斗来实现梦想的讨论, 但这种自我实现是建立在高起点及向精英妥协的前提之上的, 除此之外, 这档节目也就仅存“娱乐”二字罢了。 因此我认为, 这档节目对于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审美公共领域的讨论, 进而促进社会民主化建设并无多大的价值, 如果同类型的节目在电视上过于泛滥的话, “娱乐至死”便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威胁, 而有可能变成一种社会现实。

当然, 我所作出的上述分析仅局限于以上与《超级女声》可比的三点内容中, 不排除这档节目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促进民主建设的因素, 比如说导师与学员的对话、他们所穿的服饰、节目的标志及色彩的运用等, 但与前面三点相比较似乎并不明显。 另外, 这些分析都是从节目本身对社会的价值这个角度来进行的, 而实际的审美公共领域对这档节目存在怎样的讨论还需要一些量化研究, 尤其是广大观众在谈论这档节目时是否还谈论有关民主方面的话题, 这是本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新华网娱乐.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第十五期收视率[EB/OL].http://bj.bendibao.com/live/2013719/110833_16.shtm.2013年10月7日/2013年10月18日.

[2]覃晴, 谭天.《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特征与价值创新[J].新闻与写作, 2012 (10) .

[3]Jingsi wu.Enlightenment or Entertainment:The Nurturance of an Aesthetic Public Sphere Through a Popular Talent show in China[J].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4:46-67, 2011.

[5]Hart, R.Seducing America:How television charms the modern voter[M].Thousand Oaks, CA:Sage (1999) .

[6]Alexander, J.The civil sphere[M].New York,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电总局进一步加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的管理[EB/OL].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7/09/21/20070922145509480642.html.2007/9/21.2013/11/20.

[8]常江.《中国好声音》中的各种声音[J].新闻界, 2012 (24) .

篇7：从印度转型看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本人比较赞同的是罗荣渠对现代化的界定,即“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动力,导致传统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民主是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古希腊时期,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它的基础是主权在民。启蒙思想时代,思想家们用人民主权来界定民主,民主就是国家主权在民。新自由主义民主观提出自由是人类的本性要求,但它必须符合道德准则,政治自由以经济自由为前提。新保守主义民主派提出精英统治和限制民主,把维护政治安定是国家的首要任务。精英民主论认为,社会应由少数最有能力的精英来进行统治,民主是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过程。尽管对民主的内涵和标准众说纷纭,但人们就某些要素也达成了共识。例如,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类的基本政治追求。

1、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度适时进行经济改革,使本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虽然,贫困人口总量居高不下、暴力冲突不断,但作为一个多元化,政治离心力强,缺乏全国统一市场的国家印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着稳定与统一。印度成为二战后成功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典范。虽然,目前印度的现代化水平不高,但其总体发展态势良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且有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2、由殖民地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为了早日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独立后印度开始了初期的经济改革。主要内容有:实施土地改革,改革租佃制度。废除柴明达尔制,努力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以公营企业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执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期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也存在着公有部门垄断,经济增长率低等问题。为了突破困境,印度随后开启了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为导向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在推行经济自由化的基础上引进竞争机制。印度通过行政、法律手段促进经济改革,以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来规避经济过于自由化的负面影响。

二、民主在印度的运用

1、始终坚持议会民主制

独立后,印度人民对自由、民主有着极大的渴望,议会民主制也是新印度缔造者们心中最理想的政体。与英国相比,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一、印度议会民主制是1950年宪法规定的,而英国是由许多法律确定的。二、印度是联邦共和制,总统由选举产生,而英国是君主制,英王实行世袭制。三、印度联邦院的议员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而英国议会上院是由贵族组成。迎着许多矛盾和危机,印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议会民主制并使其赢得“亚洲民主的窗口”的美誉。

2、建立自由民主制度

印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主要表现在:一、成人普选制。印度设置选举委员会,实施选民卡制度和保留选区制。在保证选举正常有序进行的同时,也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二、联邦共和制。印度的联邦共和制由联邦中央和地方各邦两级权力结构组成。中央联邦对地方具有很大的控制权,带有集权主义色彩。三、三权分立制。印度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四、多党并存制。印度的政党数目之繁多,政党规模之悬殊,政党构成之复杂,堪称世界之最。五、行政官制度。印度把继承下来的英式文官制度更名为行政官制度,制定一系列法规,建立起一支现代化公务员队伍。

3、采用多党联盟体制

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滋生出东方权威体制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为:一、三权制约失衡,行政权独大,出现了家族式(尼赫鲁家族)强权政治。二、印度的多党制形成虚设,在最初的几十年,国大党一党独大。国大党对新印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巨大贡献,但也产生了个人专断、腐败等问题。三、印度的普选制实际上是半普选制。选举政治的日趋普及,基层政治力量的觉醒,使印度走进多党联盟的新时代。目前,印度的多党联合执政,在完善议会民主制的同时,也加速了印度的民主化进程。

三、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1、民主不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只为民主的发展提供可能性条件

许多政治学家认为,民主政权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发达的经济是民主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但印度则是例外,它选择议会民主制时的人均GDP低于亚洲平均水平,尽管独立后始终存在着宗教、种姓及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冲突,但它的议会民主制依然在践行。而早在1976年人均GDP就超过4000美元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三国也不是民主国家。所以,民主并不是发达经济的产物,低经济基础也能践行民主实践。

印度的现代化建设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一、经济发展为民主建设提供经济基础。二、现代化进程中的偏差破坏了权威政权的稳定性,促使政治朝自由化、多党联盟发展。三、经济发展提高了印度社会的教育程度,提高了公民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素养。四、印度的自由化经济使社会更容易接受民主观念。五、普选制的实行不仅为日益扩大的印度中产阶级提供了实现政治意愿的途径,还促进了本国民主制改革。

政治民主化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政治领袖和外部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现代化不一定带来民主,但却为政治民主的发展带来了有利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沉淀。

2、民主对现代化的正面影响并不是绝对的

弗里德曼认为,“扩大政治权利,给予更多民主,就能扩大经济权利,进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民主政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一、遏制政府权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二、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促进经济发展。三、更好的保护财产权,促进长期投资的发展。但是,民主对现代化的正面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带来繁荣稳定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优良的基础设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印度一直致力于改善地方落后的基础设施,但却收效甚微。例如,城市改造方面,印度的大都市—孟买,贫民窟与高楼大厦比邻而立,道路拥挤,建筑混乱。但不容许强制拆迁、公民自由迁徙权、土地私有等使印度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其二,政府效率低。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首先,多元的政治、文化、宗教,使政府的民主决策效率不高。其次,多党联盟体制造成强地方,弱中央局面。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崛起使各邦选着性的执行政府决议,使许多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夭折。

综上所述,从印度的转型发展来看,民主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两者既不是长期的对立,也不是一直处于和谐状态。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另外的条件下又相互作用、互相对立。

四、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1、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民主政治建设是在一定的阶级利益、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进行的,同时还受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所以,在引进西方先进民主理论时,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有效政府、政经结合的政治共识和民主制的基本框架,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要有步骤、有秩序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2、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

虽然,印度的发展表明,低经济基础也能启动民主实践,但运行效果却差强人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政治民主化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生产力、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是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三驾马车,实现三者的有机整合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因此,首先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丰富公有制实现形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经济公平、高效、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管理职能。

3、建设民主政治必须稳定政治秩序

印度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实现政治稳定是发展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为此:

(1)建立高效能、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

政府是推行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否拥有权威的、高效的政府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核心。政府的权威来源于民众的支持和自身的能力,为此,一方面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政府要真正落实执政为民理念,努力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另外,还需谨记印度行政权独大的危害,坚持把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完善监督机制,真正有效遏制党和政府的违法行为。

(2)强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密切相关,过多关注个人自由和利益在加剧个人竞争,损害公共利益的同时,还可能造成个人权利意识和民众需求过于多样化,使政策制定和执行上难以达成一致,影响政府效率。印度的高成本民主和我国的十年动乱表明: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和保障。因此,要完善民主司法保障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制化;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要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3)加强政党建设

虽然,政党数量与政党力量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但是,在现代化程度低的国家,多党制大多都是软弱的,印度多党联合执政的弱政府是很好的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力量,要实现民主,就必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4、塑造具有现代化政治理念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