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优化结构和回应关切视角看房产税改革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 完善财产税制和地方税体系一直是重要的制度建设内容, 因为这涉及到公民与国家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房产税就是兼具这两种性质的税种, 也正因为如此, 从制度建构层面和社会关切层面, 房产税都引起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称《决定》) 提出,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决定》还提出, 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完善地方税体系,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这些改革目标都涉及房产税改革。事实上, 房产税立法的推进并没有如预期顺利。

从制度建构层面和社会关切层面, 房产税都引起高度重视

从制度建构层面看, 房产税除涉及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的调整, 房产税可以改善税制结构的不平衡。

首先, 有利于改善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的不平衡。我国现行税收体制中间接税比重过高, 2015年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占比重超过60%, 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构成的直接税比重只有不到20%。而在直接税中, 也存在存量税源与流量税源的结构不平衡问题。直接税当中, 大多数针对收入流量征税, 例如所得税, 对存量财产进行征税的比重非常低。推进房产税改革将提升存量税源的税收比重。

其次, 有利于改善中央与地方税收结构的不平衡。营改增之后, 地方税急剧萎缩。虽然改革方案中通过税率分成调整来保证地方税收的基本财力不受影响, 但是因为地方税收权力结构由立法权、征管权、使用权三部分构成, 营改增后, 地方就只剩使用权, 对地方来说增值税与财政转移支付性质类似。

因此, 地方税收体系中亟待新的税种来弥补税种缺失。

第三, 有利于改善税负行业结构不平衡问题。制造业税费负担重, 税收转嫁困难;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相对较高。资金从制造业向房地产业转移, 导致产业结构“去实向虚”。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 减税力度进一步加大, 为保持税负的稳定, 此消彼长, 就需要增加保有环节的房产税。

第四, 有助于改善税种结构不平衡问题。营改增后, 增值税“一税独大”, 税种结构的不平衡现象突出, 这本身孕育了一定的财政风险。

从社会关切层面看, 房产税牵一发而动全身, 涉及各方利益调整。家庭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 它的物质载体就是住房, 住房需求是民众的基本需求, 所以房产税的出台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利益。另外房产税与房价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当前中国城市房价, 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值已经高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中国房价快速上涨, 并不是单纯依赖杠杆, 根据业内人士测算, 中国居民房地产投资的杠杆率并不高, 中国普通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 加之投资渠道单一、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形成的财富效应, 从而引发储蓄资金的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场过热影响到了实体经济, 制造业在成本飙升的影响下, 许多企业的利润率甚至低于10%, 有的上市公司辛辛苦苦干一年的企业利润, 不如手里一套房产的增值价值。

凝聚社会共识, 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

从国际范围来看, 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居民所有房地产征税。以美国为例, 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的支柱税源, 房产税用来维护辖区内的基础设施, 提供辖区内的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支出。从理论上来讲, 政府对居民的房地产——财产要进行保护,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要有对价, 就要征税。

中国现行税制中, 其实已经存在房产税这个税种, 现行房产税开征于1986年, 适用范围较窄, 仅限于单位和个人的经营性房地产, 对个人住房则实行免税, 2015年房产税收入2050亿元, 占总税收比重的1.6%。我国从2003年开始物业税“空转”试点工作, 并逐渐扩大至十个省市, 2011年开始在上海和重庆两地试点针对普通居民的房产税, 2014年上海的房产税收入大概为100亿元, 在税收的总盘子里占比不高。《决定》提出, 加快推进房产税立法工作, 中国的房产税制面临转型。房产税改革应根据量能原则与受益原则确定房产税差别税率。推进房产税改革还应致力于解决技术性问题。

总之, 重大政策设计既要有制度构建的全局视角, 也要有责任回应社会关切, 房产税是地方税制体系中缺失的一环, 应该尽早推出房地产税, 遏制财产不平等加大趋势, 降低财富集中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