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法视角看“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2022-09-10

近年来, 关于法治中国的研究与讨论正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早在19世纪中叶, 在血与火的磨砺中, 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也开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艰苦征程。自此以后, 虽经国运多舛、世代沉浮, 然而, 法治的梦想却一直未曾泯灭。以新中国成立为开端, 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文明、富裕的国家。然而, 好事多磨, 革命与斗争的习惯思维使得法治之路曲折多变, 迂回迟滞。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全国拨乱反正, 法治之努力才重归正途。此后20余年, 法治进程成绩斐然。尤其是90年代以来, 法治成为公民之诉求, 也成为了国家治国之方略。如今, 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会议上讲话时提到, 人民群众有新期待, 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 全国要顺势而为全力推进过硬队伍、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也正考虑用5年时间, 建设职权法定、运行规范、公开透明、权责统一、廉洁高效的法治机关。国家其他部委也纷纷采取行动, 用法律武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服务和保障, 要努力在推进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中有更大作为, 成为时间进步的主旋律, 促使全国社会各界要职能的充分发挥。

一、法治中国释义

法治中国是全面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主要精神指导, 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涵义:

(一) 从客体层面来看, 法治中国就是全国人民当家作主, 以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为手段, 以法治的思维方式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建设, 依法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依托和归宿, 构建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使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 整体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对司法充分信任, 发挥党的领导, 建立依法治国法治国家。

(二) 主体方面来看, 法治中国的主体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法治国家的主体力量。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执法与司法机关的科学立法, 这些都是法治国家建设是离不开的, 但机关是政策的出台者和执行者, 从根本上来说只是法治国家的执行主体, 而非法治国家本源性的主体。法治中国的要求是要促使人民群众有法治自觉, 从一种知识认识发展成为内心认同或者是自觉接受, 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体的法治认识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 并从而内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价值观、生活观、人生观。

(三) 从空间层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就是法治中国。其中很重要的体现是法治话语权、法治治理权和法治发展权。这三个权利分别指的是在处理经济政治文化、双边和国际事务、多边关系等方面时有一定的说话权限, 具有通过法律的方式发表意见、表达诉求、维护权利的能力;国际社会奉行的是多元化的法制治理, 具有通用的治理手段, 如果没有自己的公认权威的国际裁判机构、不知法律技巧、不懂游戏规则, 就会在国际纷争的解决中丢失主动地位。三是法治发展权。有法治就有规范, 有规范才能有发展, 前面的后发达国家发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经济法视角下的“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在“法治中国”理论上建设, 其“价值目标”的明确尤为重要,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构建“法治中国”。很显然, 如果仅从已实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角度对“法治中国”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法治中国适应包含内外两层含义。

对内是“法治中国政府”和“法治公民”, “法治政府”作为“法治中国”的内在要素, 他们在地域范围和承担的责任上来讲都有很大的差别, 必然要依托中国各级政府的努力, 也就是说法治中国首先要法治政府, 要在制度上凸显出“法治国家”的权威性, 突出地方政府的“法治化”, 并逐渐延伸到中央政府的“法治化”。“法治中国”的框架内应该包括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台湾地方政府, 共同建立完善的“法治中国”制度体系, 力促“法治政府”建设指标化、逐级考核, 突出法治中国的主要责任, 在行使国家统治权和治理权上, 通过完善的“法治政府”基础建设来反映“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精神。从上层建筑的法制意识构建来推进中国公民的“法治意识”的提高, “法治中国”价值目标从分层的角度来得到落实, 将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从“主权国家”特征上, “法治中国”是来提出法治对组成国家要素中的各项单个要素的具体价值的, 并且自然包含了“法治社会”的要素。“法治中国”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建设。

在“法治国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治中国”, 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突出“法治国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以及具体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可以最大程度地将“法治国家”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建设“法治中国”的各项具体制度和实践措施中。相对于“法治国家”来说, 对外是“法治中国”。“法治中国”可以建立各种法治指标体系来量化“法治中国”的水平, “法治”价值的实现具有明确的具象性, 因此, 在法理上, “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独立内涵最容易混淆。“法治中国”中的“法治”更倾向于针对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三、真正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法制中国要实现其目标价值, 在市场经济角度来看, 首先需要的是法治市场经济, 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规范就会出现混乱, 市场经济体制也会相应地暴露出缺陷, 整体经济运行就不可能持续健康稳定地运行。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法治建设提供保障。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是市场良好运作的前提。

目前, 我国的法律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规范尚不完善, 经济法律基础仍较薄弱。突出表现在立法仍存在盲点和空白, 对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清, 对产权的平等保护不够, 一些法律法规不“给力”, 且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违法处罚性规定偏“软”;许多市场主体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托门子”、找关系, “情大于法”、法治理念尚不牢固, “官大于法”问题仍很突出, 而不是讲法治、走程序;一些法律还只停留在“纸面”上, 执法机制不尽完善, “选择性执法”不同程度存在, 一些市场违法行为未能得到有效惩处;当前在市场经济运行中, 行业性垄断、区域性垄断普遍存在, “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绝, 个别市场主体唯利是图、缺乏诚信, 罔顾法律道德, 表面上看是市场现象、管理问题, 深层次看则是市场治理、经济运行还没有完全走上法治化轨道。一些政府部门和市场管理者权力运行没有纳入法治轨道, 也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 让市场参与者缺乏安全、稳定的预期。今天, 我们要克服市场领域的种种缺陷, 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真正建立起法治的市场经济,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要按照政府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 “法无授权不可为”, 积极探索制定市场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规范权力运行, 划定权力边界, 坚决纠正乱作为、不作为, 让“看不见的手”在规范发展中迸发更持久活力, 让“看得见的手”受到约束、依法行事。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 加强对集体、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 不仅让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 而且让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要加强对自然人财产权和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的保护, 着力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 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

(二) 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且法出多门, 造成行政执法人员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 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 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经济行政法就是维护公平竞争, 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 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 经济行政立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在实践中, 我国颂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起到了应有的效果。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仍存在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

加强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 应该放在重要的位次,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以"监督、约束、扶持服务"为宗旨的市场监管模式。努力提高立法质量, 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 制定一些市场经济真正需要的法律, 政府机关应当加快机构改革的步伐。在立法中, 促使政府机关进一步转化职能, 规范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政府应当尽量减少干预和行政权的介入, 尤其是对完全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内容, 让企业独立自主和合同自由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坚决制止政府部门从事经商和赢利活动, 既有利于保障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自主权和财产权利利, 也有利于从制度上消除腐败的根源。

目前,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是我国社会现状。尤其表现在行政审批项目过多, 用行政手段办一切事情的观念还没有根本消除, 但政府的干涉仍然过多, 而且也往往形成腐败的根源, 不仅对市场准入形成了极大的限制。一些当事人为了获取审批,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社会资源受到极大浪费。改革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 过多的有关审批的规定要在法规、规章中相应地减少, 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

当前应当加强如下立法。一是制定反垄断法。在某一生产或流通领域内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 垄断是指违反国家法规、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 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和协同行动或者通过滥用经济优势地位, 排斥或者控制其他人正当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 而是依照一定的法律规范在合理运行的, 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现实保障。但是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 但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 我国也不例外。

反不正当竞争法自1993年实施以来,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对规范市场, 保护正当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例如, 经济生活中出现仿冒商品名称、包装或装潢以外的商业标志等商品或服务表征, 以引起市场混淆, 也有大量的专门以制造和销售他人知名商品的包装装潢为职业的经营者, 其本身并未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该包装装潢;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 许多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出现。

(三) 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

当前, 完善行政法制监督主要应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司法的监督。主要包括:一方面, 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中, 应当赋予政府享有必要的行政执法手段、处罚权力, 从保证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管、保证政令的畅通出发, 但行政机关的管理权限和处罚权限必须适当, 并应建立对滥用权力、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 尤其是在法律上应当明确一套公正的程序, 从而矫正违法和规避法律的现象, 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二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完善, 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许可, 为行政系统的自我制约机制方面的制度, 还有行政复议、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制度。

有法不依尤其是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或者不严格执法, 对于整体的法律体系产生重大的冲击, 其危害后果远远大于普通公民一般违法行为, 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相反, 如果行政机关严格执法, 形成良好的执法环境, 就能起到良好的执法效应。由于行政机关是与公民关系最密切的部门, 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部门, 也是主要的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的执法机构, 也有必要搞好行政监控和行政管理, 但首先应当强调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目前, 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的行政化和角色错位比较严重, 有的履行其他行政管理职能和政府的审批职能, 从另一个角度讲, 他们已经实际上变为了政府机构。加强依法行政还必须注意行政权行使的科学化、合理化。当前我国整个市场仍不成熟, 尚处于起步与发展的初期, 各项制度和规则皆不完善。在立法中, 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适当和适度, 政府不能过度干预经济, 不能在市场中包揽一切。在此情况下, 强化政府机构的公共执法固然必要, 但完全依赖于政府来监管市场是不现实的。不少中介组织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不讲商业信用, 受不当利益驱使, 不顾职业道德, 弄虚作假, 出具伪证, 欺骗公众;利用其在资产评估、验资、登记等方面的权力, 某些中介组织向企业收取高额费用。所以, 对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本身也要加强监管和整顿, 真正使其能够发挥协助市场规范、政府监管等方面的作用。从业者加入该行业以后, 对许多行业来说, 应当严格遵守行业制定的规则, 而不应都由政府加以处罚, 对违规者由行业给予制裁, 政府不应当过多包揽应由行业自律的事务。不仅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 甚至可以起到即时监控的作用。也要注意发挥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在管理市场、规范市场方面的作用。

(四)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

我国社会保障立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迫切的社会需求, 缺乏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是我国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地做法也各不一样, 法规极不统一, 从而使社会保障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从目前来看, 社会保险金企业拖欠现象极为严重, 不能及时足额交纳, 征缴力度严重不够, 老百姓的救命钱不能到位, 这确实与我国目前缺乏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定密切相关。原因在于缺乏全国性的法律规定, 很难获得法律的强制力, 使得企事业单位在交纳保险金义务的履行方面, 也无法通过司法的途径来保障其履行。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未能有一个全国性的立法, 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性法规及一些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而且各个地方彼此之间不协调, 法律规定极为散乱, 无法形成体系。

尤其是社会保障法也不可能制订一部体系完整且富有逻辑性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 也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部门法, 其内容分别归属于多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因此, 当务之急是需要先制订一部《社会保险法》。

摘要：从经济法视角看“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就是要看“法治中国”的实施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及如何让中国经济更加健全的发展, 包含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文章探究了法治中国释义, 分析了“法治中国”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意义, 并进一步从分析当前困境的角度提出了经济法视角下的“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

关键词：经济法,法治中国,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