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2022-05-10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利益和权利的冲突问题，即所有权冲突和剩余权冲突问题。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原则下，应当走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道路，并使农业从国民经济基础和命脉的高度来分享整个社会的发展成果，实现这种剩余生产和分配格局的法治化是缓和农村权利冲突并由此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途径。三农问题是权利冲突问题三农问题简察。

第一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三农问题的三个核心认识

摘要：在分析三农问题现状及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对当前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梳理，提出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观念，即在农村问题上要抓住农村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强势发展;在农业问题上要大力推进乡镇域经济的构建和发展;在农民问题上要建立产权清晰、流转自由的农村土地制度，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三个问题当属目前三农问题的三个核心问题。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研究分析

引言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也曾经走出一条所谓“经典”的发展道路，即在工业与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顺利转移，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从中国情况看，建国后经济发展的重心明显偏向重工业，由于重工业的载体是城市，因而经济重心也在城市。重工业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农业资金数量的积累。农业提供的资金积累主要来自税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民储蓄三个方面。相反，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却受到资金制约，乡村人口转移受到户口的严格限制，形成农村与城市两个基本隔离的经济系统。这是引发中国三农问题的背景原因。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有了较大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乡城之间的人口转移也在迅速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共同发展，带动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收入得到相应提高。

但是，目前庞大的农村人口仍依附于有限的土地的状况还很难改变，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低下等等，决定了农民的低收入水平与低消费水平，进而又造成农业发展、农村改革的步伐相对缓慢的循环状态。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决定着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已有大量的文献可以查询和利用。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按常规惯例先进行文献综述和评价，而是基于现实的观察和分析思考来认识存在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三农问题。从当前情况来认识三农问题，其核心就是农村组织、乡镇经济和土地产权三个问题。农村的核心问题是以农村经济体为基础构建新型农村管理和运行机制，农业的核心问题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构建新型乡镇域经济模式，农民的核心问题是以土地产权为基础构建新型农民利益实现和保障体系。

一、核心问题之一：农村问题的重点是村级经济组织的强势发展

这个问题也可解读为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加强对经济组织建设还是对村级政权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时期对待农民问题的基本准则，即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之所以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政策得到了自始至终的贯彻实施。但也要看到，当前存在于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明显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要真正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转变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研究村级政权机构设置问题，合理划分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降低基层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更有效地为农业和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陈锡文，2007)。村治结构亟需完成由统制到自治的转型，村民自治是新形势下村治组织获取合法性支持的一种制度安排。要走出目前村民自治发展的困境，关键在于找准发展的突破口(朱新山，2006)。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现象，一方面是以专业户或农户联合或联盟形成的各类经济组织，另一方面是以集体经济为核心形成的专业合作组织，这些经济组织的出现，盖源于土地规模化集约化利用、生产技术的大幅提升、市场导向的深入发展、农村生产关系的日益提高和改善、以及农村加速向城市化方向迈进的步伐加快等的出现。农村经济合作的领域广度、市场深度和发展速度，是农村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后生产力的一次解放，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农村社会进步，这显然大大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现代农村管理的传统格局，包括村级行政管理组织的传统格局。村级行政组织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在行政管理上也越来越依赖日益强大的农村经济组织(企业、协会、合作社、甚至与外部资本和资源结合的经济关系，等等)。在很多时候，各种经济组织的力量要大过行政指挥的力量。这是因为，在一个逐渐形成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组织的活跃程度远远大于行政组织。不完全市场竞争中，村级政权可能还要发挥一些作用，但其经济组织的竞争、参政、嵌入社会的功能，已在逐步取代村级行政的作用。因为，过去的村级组织面对的是“零居散作”的农户(家庭)，而现在的村级组织开始面对一大批由村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或企业甚至企业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应有必要认真研究，在中国现行政权体系的末端，简单地依赖传统的村级组织模式需要认真的审视和重新研究了。

二、核心问题之二：农业问题的重心是乡镇域经济发展。

从社会发展进步和转型角度上讲，城镇化发展是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的历史进程，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农民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不再禁锢于有限的土地上。城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单一的农业转向了农业加工业或制造业，单一的农村经济开始从土地经济转向城市经济模式，单一的农民逐渐变成了离土不离乡的进入非农领域的劳动者、创业者和城市参与者。敬采云(2008)就此分析道：“对比分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一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除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由地域环境影响的思想观念外，最大的差异并不在于理论、认识层面上，甚至也不在于资源环境的多寡优劣，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经济实力问题，就是乡镇域经济的实力问题。说到底，县域也好，省域也好，其基本经济单位都是由乡镇作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发达省市都是把发展乡镇经济作为地区或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乡镇产业—乡镇经济—县市省域经济发展的这一过程看，一些原来规模很小的乡镇，就是因为聚集了大量的乡镇企业，逐渐发展成了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小城镇，再逐步形成具有现代城市功能的中小城市乃至大城市(广东东莞就是典型一例)。随着这些密集的城镇化了的乡村连片成为中小城镇(市)，最终成块构造了新的工业带和城市群。在这些地区，乡镇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甚至更多。乡镇经济发达，乡镇财政实力雄厚，亿元村镇比比皆是，十亿百亿村镇大有其在。“广东经济发达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乡镇域经济特别是专业镇、特色镇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壮大。这些专业镇、特色镇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规模上，还壮大了地区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增长了产业链，提高区域竞争力，推进了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市县镇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可以说，乡镇经济在这些地区作为独立的经济增长极，与城市经济发展共同发力，形成了明显的“动车组效应”的发展模式，其运行是相当成功的”(敬采云，2008)。专业镇技术创新是发展区域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客观要求，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它作为重要的“引擎”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是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推动了民营企业向成长型、创造型、科技型转变，最终形成了一条从专业化分工到产业聚集的转变(朱名宏，2006)。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破解三农难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形成和发展乡镇域经济模式。从中国国情来看，形成和发展乡镇域经济模式是新农村建设的坚实基础;从农村发展看，它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载体;从农村创建的空间看，它是建设文明村镇的拓展和延伸;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它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从经济发展看，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又是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发展乡镇域经济模式，重要的经验在于几个突破和创新：一是在区域范围上突破，即把区域经济发展重心从县域下沉到乡镇域，这样的创新能更好地体现各种经济环境差异以及人文历史差异特征;二是在宏观思路上突破，即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上进行创新，通盘考虑村镇建设大局，以乡镇为基本经济单位进行规划，更易于经济活力的激发;三是在发展方式和路径上突破，即在乡镇企业(产业)的发展结合上进行创新，把发展乡镇企业、乡镇经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政策加以实施，突出乡镇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把发展乡镇经济当作重大产业政策、重大项目来运作;四是在方向目标上突破，即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方向及路径选择、发展模式、增长方式上进行创新，做好村镇规划、小城镇发展模式，在特色经济、专业经济、区域经济、产业龙头经济等方面进行创新;五是在政权建设和运行机制上突破，即在民主管理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村镇政权的制度建设、民生改善的执政理念等方面进行创新——这也是创新发展乡镇域经济模式的基本选择，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乡镇企业(经济)的再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培养新型农民、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深化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经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势必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三、核心问题之三：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拥有土地产权

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究竟是取得土地租金还是获得土地产权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一种物品产权的明确界定，会激励人们将受益效应和损失效应内部化，从而有效地引导资源的配置，而只有对物品享有排它性的使用权和对所属权利享有自由转让权时，产权的界定才是清晰的。在目前情况下，三农关系中农民是其核心，因为农民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又是农村的主人(杨国才，2008)。因此可以说，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入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系之举。

当前，建立产权清晰、流转自由的农村土地制度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而不断推进。郭晓鸣(2010)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发展方向和趋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明晰程度日渐确立，这是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中通过多样化途径实现的。明晰农村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关系，不仅能够奠定土地要素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优化配置的制度基础，而且也有助于堵塞各种强势力量随意侵蚀农民土地利益的制度根源。其次，农民的土地产权关系逐步理顺。土地产权是指人们对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占有权及与此相联系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土地制产权制度的明晰，有利于农民坚定向城镇转移的决心，有利于农民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为农业的规模经营创造条件。第三，农村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经营逐步深入。土地入股、土地租赁、在集体经济内部进行流转和集中、在农业资本的作用下向农业企业等进行流转或集中等，所有这些流转或集中方式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经营，实现了新的农村体制和土地制度的基本变革。第四，农村土地空间置换成为一个趋势。很多地方在积极探索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的实现模式，通过非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空间置换来实现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目的。这一改革探索有助于缓解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压力，同时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集中居住。第五，农村土地资本化条件逐步形成。通过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将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完全界定给农民，通过建立规范的产权交易平台支持农民自身实际需要对土地使用权进行流转，这就使得农村土地具备了实现资本化的两个最这重要的条件即流动性和增值功能。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发展成为确保农民分享土地制度改革成果、保障和巩固农民土地发展权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是土地流转。从目前的实践和经验看，土地流转实施中要坚持好四个原则：首先是要明确流转的主体。在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农村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都在农民手里。只有当农民要求流转的时候，土地使用权才能进入市场。现在很多地方并不真正是农民要求流转土地，而是乡村干部要农民流转土地，以及外来的力量如公司、企业等要求流转土地，所以，明确土地流转的主体非常重要，使农民可以在自己的承包期内，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方向的前提下，依法有偿地进行土地流转，这是农民的权利。其次是要明确流转过程中收益归属。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收益，鼓励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产前和产后环节，比如给农民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加工农民的农产品，帮助农民销售等，以确保农民长期的收益。第三是要明确通过土地流转最终要形成什么样的农业经营主体。家庭经营这种方式在现阶段农村是比较好的经营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能取消农户作为主体的地位，保证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等的稳定性(陈锡文，2001)。最后是要在农村土地改革和流转的过程中保障农民的权益。根据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只能是农地，如果要转为非农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征用土地。这就是说，集体土地不允许进入非农业的土地市场。政府征地所付的也不是土地的价格，而是土地的补偿金。必须保障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的经济权益，落实农民失地后的出路，使农民能够放心转让土地。合理解决国家征用农地中与农民的矛盾，为农民提供更有效的社会保障，提高农民及其家庭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利于中国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早日实现(马爱军等，2007)。

小结

三农问题的三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必须相互协调、共同推进。其中，抓住农村经济组织在村级行政和或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改变农村经济面貌和各类组织的运作方式，新农村建设才能突出重点，纲举目张;与此同时，切实转变思路，大力发展和推进乡镇域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农村社会经济实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和提高农民生活收入水平，是新农村建设的创新之道及现实选择;更重要的还在于，明确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明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收益权，实行产权明确的土地流转制度。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本文从三个核心问题为视角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其观点还主要是一种个性的认识，还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农村改革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深化，从而探索适应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的更好更切合实际的行动方案。

参考文献：

[1] 陈锡文.当前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J].华夏星火，2007，(1).

[2] 朱新山.中国乡村社区的结构形态与组织创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12).

[3] 敬采云.四川和谐村镇建设：经验借鉴和基本选择[J].安徽农业科学，2008，(13).

[4] 朱名宏.专业镇：从专业化分工到产业聚集[J].广东科技，2006，(9).

[5] 杨国才.三农问题研究要有新的理论生长点[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6] 郭晓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进展与基本态势[N].人民日报，2010-06-25.

[7] 陈锡文.关于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几个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5).

[8] 马爱军，张明举，赵涛涛.三农问题的本质及其出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7，(18).

[责任编辑吴高君]

收稿日期：2013-07-19

作者简介：敬翰(1993-)，男，四川绵阳人，本科，从事经济理论、企业理论研究;敬采云(1957-)，男，四川绵阳人，教授，研究生导师，硕士，从事经济理论、企业理论、财务管理研究。

作者：敬翰　敬采云

第二篇：抓住要害破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利益和权利的冲突问题，即所有权冲突和剩余权冲突问题。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原则下，应当走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道路，并使农业从国民经济基础和命脉的高度来分享整个社会的发展成果，实现这种剩余生产和分配格局的法治化是缓和农村权利冲突并由此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途径。

三农问题是权利冲突问题

三农问题简察。农业乏力、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的现状令人揪心，特别是因收入微薄、自然灾害和牲畜瘟疫不断使农民闲置土地而走出农村成为农民工，村落中鸡犬相闻的繁华景象正成为历史的记忆。我们看到的是农村水利工程和其它基础设施因年久失修而不堪重负，为短期经济效益而种植桉树和转基因农作物来替代原有植被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频繁在农村肆虐。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权利冲突问题。一方面，从所有权冲突层面来看，用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后，个人治理替代了集体治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替代了计划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水利和其它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成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悲剧，谁来维护农村的公共物品呢?为追求经济效益，有些村镇可以将其转让、出卖给私人牟利，正像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贱卖或赠送给管理层而让工人下岗。农村广泛存在的透支土壤再生能力的现实正不断上演土地这一公共物品的悲剧，当大规模的生态灾难降临时，其实是所有权冲突已经到了无法缓和的程度。

另一方面，从剩余权冲突的层面来看，农产品因其生产的非高技术性和普遍性而不具有与工业品进行市场竞争的能力，农产品被贱卖成为常态，这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农民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剩余，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农产品的补贴政策。民以食为天，如果不是农业的巨大贡献，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何在?因此，如果让农产品直接参与商品的市场竞争，这对农民是极其不公平的，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确保农民增收而参与分配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村的权利冲突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后导致的“公有物悲剧”;二是农产品与非农产品在进行市场竞争时对剩余的分享的“不公平悲剧”;三是国内无补贴的农产品与国外有补贴的传统农产品之间和国内传统农产品与国内外转基因农产品之间竞争而导致的“价格与技术竞争现期悲剧”;四是农民的短期权利与长远权利冲突而形成的“远期悲剧”，这种“远期悲剧”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农民追求自身现期收益与通过建设和维护水利设施追求长远收益的冲突，第二种形式是农民通过种植转基因农产品追求短期的产量与理性对待转基因保持农产品种态的稳定性和生态的安全性而追求农业安全这一长远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可以归纳为农村所有权和剩余权的现期冲突和长远冲突问题。

如何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呢?笔者认为，主要应当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的前提下，走合作化生产经营的道路，并使农业从国民经济基础和命脉的高度来分享我国经济的发展成果。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与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法治化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合作化生产经营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农村的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剩余作为资本积累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现在的生产承包经营奠定了水利和其他农业公共设施基础，因此，集体化并非没有效率，而是集体化更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农村的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能够实现分配的公平，因为社会主义农村实行按劳分配，同时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给予集体保障，如果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结果一定是按资分配，那是资本之间的公平，与农民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2010年的西南大旱几乎暂时性地将这种农民在出卖劳动力和自主经营之间的选择逼近了绝境，因此我们在看到生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个体积极性上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集体积极性的沉灭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那就是水利、生态和环境等“公地悲剧”将会使个体积极性无处发挥。随着水利、生态和环境等“公地悲剧”的不断加剧，自然灾害不会只是个案而是普遍性的存在，这种农民的集体“下岗”是不是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并探索农村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法治化机制呢?

农村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和腐败控制的制度化。首先，应该坚持土地这一根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原则，将生产资料和农民的个人生活资料区别开来，并允许农民拥有除土地以外的其他生产资料。

其次，采取鼓励和帮助农民走集体化生产经营的政策，通过像华西村这样的集体化生产经营的典型示范作用使农民自愿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并开展以村集体为单位的经济竞赛。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可以采取原来已经存在的合作社形式。也可以考虑采取股份合作制经营方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货币和劳动力权折算成股权(劳动力权可以由劳动者自主决定是折算成股权还是直接享受工资待遇)，采取不断积累扩大和有效分成的方式进行分配，股份制经营企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可以在国家指导范围内由农民以民主方式决定。农村股份制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可以由民主选举方式产生或民主聘任职业经理人担任。

再次，国家应当为合作社或农村股份制经营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无偿资金援助和优惠贷款，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难问题。

第四，农村股份制经营企业的负责人或管理层面的腐败问题和部分劳动者的怠工问题。劳动者的怠工问题可以通过质量和数量的标准化管理和集体主义教育来解决。农村股份制经营企业的负责人或管理层的贡献存在相当大的度量成本，其腐败问题则存在相当大的发现成本，因此，应当在客观方面建立对他们所做贡献的适当奖励制度并通过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及民主监督增大腐败的成本进行强制性解决，而该腐败问题的主观方面则需要通过强化思想教育的方式剔除其内心对腐败的诱致性，如学习党的先进性理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针政策，经常性开展向雷峰、孔繁森和王进喜等党的先进模范学习的活动，形成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使其做讲道德、守法纪、爱学习和能干事的带头人。坚决反对和根除农村的“黄、赌、毒”等腐朽因素和铲除一切黑社会组织。

农业参与剩余分配格局的法治化及制度建设

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制度。农业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贡献过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至今仍然以农民工的形式廉价地向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人力资源，且农业将永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应加大对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这也是对过去工业向农业提取资金的还债，是对近30年改革开放重视GDP计量而轻视农业水利

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还债，是对农民工这种廉价劳动力的补偿，是将农村建成稳固的产业发展战略依托的必要。

一方面，国家应当在集体化合作下对农村的水利建设提供无偿资金帮助，建设一个全国性的水利网络系统工程。在建设水利网络系统工程中，应当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保持水资源分配的公平，将现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如限制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和禁止桉树的种植，保持生态平衡来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另一方面，应当帮助农村继续改善交通、住宅、学校和文化中心等基础设施，逐步将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到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水平。此外，建立对农村水、土壤和空气及其污染情况的调研、监控和保护制度，避免农村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如果农村遭受了严重的污染，那中国的环境和生态就将全面崩溃。

粮食安全和补贴制度。粮食安全事关中国的全局，如果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出现粮食危机，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将失去根本依托，他国可能将粮食作为武器来要挟中国，从而使国家主权和独立遭受挑战和风险，因此，建立粮食安全制度和粮食补贴制度已非常紧迫。

粮食安全制度。粮食安全主要是指粮食生物性特征和产量的相对稳定，且粮食产量随着人口增长而实现同步增长的状态，其制度保障主要包括粮食新物种(包括转基因粮食物种)的管理制度、国家传统粮食种子储备制度和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等方面。国家应加强对粮食新物种(包括转基因粮食物种)的管理并使其制度化，应将对新物种(转基因物种)的研究与其运用推广严格区别开来，对于粮食新物种的引进、运用和推广要非常谨慎，应当将这些信息向全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在世界就该物种的安全性达成共识并经过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之前，一切以运用和推广粮食新物种的行为均应定性为违法或犯罪行为。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一个粮食新物种的运用推广导致普遍性的生理不适应甚至是变异和生态破坏，那将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灾难。应加强对粮食和蔬菜等各种农产品质量的检查和检测制度的立法和执法，保障餐桌安全。我国已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应当严格执行，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并应建立国家传统粮食种子储备制度，主要是建立小麦、水稻、玉米和蔬菜的传统种子储备制度，以应对各种可能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

粮食补贴制度。我国已基本建立粮食补贴制度，应坚定执行该制度并考虑适当提高补贴的标准，采用粮食数量和质量相结合的补贴办法，对于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农民减产损失可主要由国家承担，进一步加强对于市场的粮食价格进行国家保护价调节，使粮食生产处在补贴和保护价的双重保护下，稳步实现粮食的增产增收。因土壤肥力下降导致的生态失衡应引起足够重视，在粮食产量稳定的基础上，可考虑建立有计划的休耕制度，由国家对休耕地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使土壤恢复其肥力和效益。

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品牌化扶持制度。提高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品牌化的认识。我国为引进外资而对外资实行了一系列超国民税收优惠政策，为了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品牌化而提高农业的竞争力，笔者认为可以对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品牌化进行大力扶持。

首先，从必要性看，农业生产承包经营缺乏效率，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民被束缚在自家地上，要实现农业的产业升级必须走集体化生产经营的道路，从而使农业实现规模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产业链整合和品牌化的战略整合，提升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使农业实现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其次，从可行性来加工的工业水平，且已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通畅，这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再次，从统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来看，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交通和通讯网络为农民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从业选择提供了条件，这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淘汰“血汗工厂”和“黑心工厂”等落后生产方式，形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在农村和城市的合理布局和相互衔接，缩小因资本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导致的城乡差距，当农村和城市差距不断缩小，农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内需不断扩大，就可以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减少落后产能，降低生态、环境和资源压力，从而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品牌化扶持制度的建设，应由国家对生态保护区和农业区作出合理规划，江河上游农村主要从事环境保护林和水草种植以维护生态安全为主，进行小范围的农业种植，中下游农村则以发展农业种植为主，同时加强生态保护。江河上游农村因主要从事环境保护林和水草种植以维护生态安全为主而导致的剩余生产减少可以由移支付相结合的方式;应在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实现初级农产品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大中型农机的购置可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直补为主，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组织支付为补充，小型农机的购置则可由集体统一购置为主，个体购置为补充，从而建立大中小型农机相结合的农业机械化体系;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核心技术的研发由国家承担或由国家买断专利免费给农村使用，建立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标准化管理制度，从而实现农业生产与加工的分工;扶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销售，在农村完善小城镇农贸市场网络，在城市完善农贸市场网络，并使这两个市场网络实现对接而形成统一的农贸市场网络，并进一步实现农贸市场网络与大型综合超市的对接。减免国内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交易税收;加大对农村吸纳人才的政策倾斜，建立鼓励各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去农村就业的制度;国家加强对外国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反倾销、反补贴。

中国农村的问题实质上是权利冲突问题，解决农村权利冲突不能通过土地私有化而任由资本在农村扩张来实现。基于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既富有效率，又体现公平，因此，应当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实行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并使农业能够公平地参与国民经济的剩余分配，通过这种生产和分配格局的法治化，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的权利冲突问题，实现农村的科学发展。

(作者为江苏省射阳明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作者：刘运新

第三篇：“三农问题”：一个一般分析框架

摘要：文章提出了“三农问题”的一个一般分析框架，指出“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居民收入、产业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文章分析了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指出我国“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三农问题”根源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结果，根治途径是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

关键词：“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统筹城乡发展

解决好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究竟什么是“三农问题”的确切内涵，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以及根治途径是什么，“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有何内在联系，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清楚说明，在实践中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如果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就会陷于不得要领，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甚至偏离了方向。本文的任务是建立“三农问题”的一个一般分析框架，阐释“三农问题”的内涵和一般特征，解析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和根治途径。

一、“三农问题”的内涵和一般特征

(一)“三农问题”用语的缘起和流行

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从来就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但是，“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提出并受到高度关注，却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理论和政策研究主要关注农业问题，又归结为粮食问题，这种认识可称为“一农论”[1]。“一农论”有深刻的经济根源，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落后，温饱尚未解决，必须最大限度生产粮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粮食问题只是中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一个部分，理论和政策研究必须走出“一农论”，全面研究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虽然对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研究早已有之，但是，一般认为，“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最早是温铁军提出。1996年，温铁军在《战略与管理》第4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用语。温铁军从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秉赋来认识“三农问题”，他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对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受制于这两个愈演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小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愈加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基础接轨”[2]。2000年，温铁军在《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试验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一书中，做了更为清晰的表述，“正是因为资源秉赋制约，中国历来并无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我们历来面对的其实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这‘三农问题’”;“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仍然首先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并非经济理论所讨论的‘生产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来分，亦即只能体现与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相对立的公平原则。这就是说，农业经济理论立论的前提和农经微观研究追求的目标——‘效率原则’，在中国农村还没有条件作为第一原则来体现”[3]。

虽然“三农问题”这个用语在1996年就提出了，但是并没有马上流传开，“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流行是进入21世纪以后。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信中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李昌平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该书200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被认为是对“三农问题”的描述，对“三农问题”这个用语的流行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三农问题”这个用语真正在全国流行，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中央正视城乡二元结构折射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解决好农民、农村和农业“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重中之重”的表述表达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此，“三农问题”这个用语在全国空前流行。

(二)“三农问题”的内涵与一般特征

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但是，这个回答并没有清楚解释“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没有说明“三农问题”所指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停留于这种解释，会使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陷于不得要领甚至偏离方向。君不见，在“三农问题”用语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对“三农问题”的含义明确界定，很多人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发生了“个性化”，一些人望文生义，在很泛的意义上谈“三农问题”，把凡是与“农”有关的都说成是“三农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国不仅有“老三农问题”，还有“新三农问题”①。“三农问题”俨然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相互联系的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不同方面和具体表现。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并试图解决;同时，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而且必须在联系中分别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三农问题”的丰富内涵，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有一种认识，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对此，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既然“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最本质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说农民收入没有增长，而是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城乡产业的发展差距过大，不是说农业没有发展，而是远远落后于工业;“三农问题”中的“农村问题”是城乡公共事业的发展差距过大，不是说农村没有发展，而是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

综上，我们将“三农问题”定义如下，“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差距过大。

二、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现有文献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表述和归纳不完全一致，原因在于对“三农问题”的内涵没有明确定义。运用上述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城乡收入增长速度不同，城乡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见图1)。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改革开始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倍(以农村为1)。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农民收入获得较快增长，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8倍。此后，农民收入增长起伏，增长速度落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又不断扩大。1993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了改革初期达到2.8倍，2002年达到3.1倍，2007年达到3.3倍。需要指出，有研究认为，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偏小，农村居民收入中大约30%是实物收入，30%用于简单再生产，而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中包含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福利性收入，估计人均每年3000元，城乡居民的真实收入差距在6倍以上[4]。据《世界银行1998年发展报告》，36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一般为1.5倍，超过2倍的极为罕见，按照货币收入计算，当今世界城乡收入差距大于中国的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如果考虑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则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②。

注：城乡居民收入均为当年价格。

图1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农业问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产业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城乡产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城市以工业为代表的产业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而农村农业的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还相当落后，距离现代化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地方的农业处于弱质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失修，有效灌溉面积减少，旱涝保收面积和机电排灌面积提高缓慢，农村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第二，农业生产手段改善缓慢。2000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603千瓦，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0.003台，拥有小型拖拉机0.039台。2004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093千瓦，拥有大中型拖拉机0.0037台，拥有小型拖拉机0.048台。4年之间只有微小的改善③。第三，农业经营规模细小分散。据农业部数据，2003年全国2.4亿农户，户均7亩，平均6块④。第四，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占有不均，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悬殊，农村劳动力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这种局面一直没有明显改善。

(三)农村问题：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

在“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下，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建设由政府出资，日新月异锦上添花，而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落后或严重缺失。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基础设施发展差距扩大。2004年全国农村有145个乡、50124个行政村不通公路，不通公路的乡镇88%在西部地区，不通公路的行政村82%在中西部地区⑤。2006年农村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2007年全国仍有3亿多农民饮用不合格的水，农村饮用水符合饮水卫生条件的仅为66%。第二，城乡教育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在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政府占2%，省和地区合起来占11%，县占9%，乡镇负担78%，农村教育经费更多依赖预算外资金和农民集资⑥。农民教育负担沉重，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农村教育资源超负荷运行，教育水平不高。第三，城乡卫生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我国卫生投入向城市严重倾斜，80%以上的农民完全自费医疗。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发展报告》对191个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的公平性进行排名，中国排第188位，居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⑦。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我国城市居民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以及较高的水平，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缺失。

三、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性质

对我国“三农问题”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我国特有的问题，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产生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问题，生产力水平不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问题。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5];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消灭小农经济[6]。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性质，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两个角度进行认识。

首先，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三农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三农问题”。旧中国有“三农问题”，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三农问题”，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遗留和延续，“三农问题”不是新中国甚至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一般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以及改革开放无必然联系，不能用“三农问题”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否认改革开放。

其次，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制度条件，然而，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历史上遗留的“三农问题”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累积和叠加，变得更加尖锐和引人注目。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般性城乡发展差距问题，而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特殊性质的意义在于，虽然“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无必然联系，但是，能否有效治理“三农问题”，客观上成为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如果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成功治理“三农问题”，人们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四、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和根治途径

(一)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

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延续，党和政府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和严峻的冷战国际环境，党和政府选择了依靠本国农业剩余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中心是转移农业剩余。由于对“三农”取多予少，农民、农业、农村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扮演“纳贡”的角色，这就必然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更加严重。因此，“三农问题”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但历史遗留的“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结果。

(二)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治途径

既然“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农内”和“农外”两个渠道，“农内”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农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就业岗位，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消除对进城农民的制度歧视，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农外”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增加城市人口，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种类，提高农产品质量需求，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农内”收入增长。

第二，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一直受人多地少、资金不足的制约。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土地的承载压力;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农村公共事业，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距。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的公共事业由政府建设，而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距，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

五、结论

本文从“三农问题”用语的缘起与流行着手，讨论“三农问题”的特征和内涵，分析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和根治途径，建立了一个“三农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见图2)。

图2 “三农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

“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居民收入、产业、社会发展等方面。“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三农问题”。但是，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城乡发展差距问题，而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无必然联系，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注释：

①例如，李培林认为，我国的“新三农问题”是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见李培林：《序言》，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程必定认为，我国的“新三农问题”是农民工、老人农业和空心村。见程必定：《中国的两类“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8期，第4-11页。

②转引自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期，第388页。

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第443页计算。

④转引自李功奎、钟甫宁：《农地细碎化、劳动力利用与农民收入——基于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42页。

⑤转引自《深化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政策走向研究》课题组：《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改革：一个整体性政策框架》，《改革》2006年第10期，第6页。

⑥转引自马晓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及其政策建议》，《改革》2006年第1期，第6页。

⑦转引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210-211。

参考文献：

[1]傅晨.三农问题：方法论、内涵及其任务[A].谢元态，翁贞林.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2004年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8-12.

[2]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J].战略与管理，1996(4)：17-23.

[3]温铁军.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试验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37.

[4]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课题组.统筹城乡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4(1)：27-31.

[5]王朝科.“三农”问题成因的机理分析：基于劳动力单向流动的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7)：7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