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中东铁路的修建
中东铁路最初名为“满洲铁路”，后改名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辛亥革命后称为中东铁路，是沙俄政府为夺取中国东北地区资源称霸远东地区，在通过和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修建的一条连接中俄两国的“丁”字形铁路。
自从十九世纪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后，沙皇俄国将侵略的触角伸向中国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等地的“黄俄罗斯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沙俄利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三国干涉还辽”之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与清政府合建东清铁路的权利。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俄国政府派尤戈维奇为总工程师负责铁路设计施工，清政府派许景澄兼铁路公司总董事负责中国事务。3月13日，中东铁路公司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彼得堡，分公司设在北京。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8月28日，中东铁路公司在绥芬河右岸三岔口举行开工典礼。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9日，中东铁路局机关迁至哈尔滨，标志中东铁路全线开工。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建设中心，分为东、南、西三条线路。为提高铁路修建效率，中东铁路公司决定由六处同时开始双向施工。
随着中东铁路干、支线的修建，其配套的建筑、隧道、所属工厂等也陆续完工。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14日，中东铁路正式通车运行。建成后的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起满洲里，东接绥芬河，南到旅大，形成全长约2500多公里的“丁”字形铁路。
中东铁路从修建到运营管理的过程中，众多有志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权益而斗争。许景澄从代表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交涉并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到后来多次与沙俄的博弈，他始终站在国家立场上拒绝利诱威逼，力阻沙俄扩张，争得民族利益。1919年，詹天佑抱病北上，为维护中东铁路路权而斗争，在参加协约国共管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委员会开会期间，义正词严，坚持斗争，终因积劳而病倒……为维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中方官员据理力争，由1920年的3人发展到1929年的19人，占管理局官员总数的38%。中方官员在外强面前捍卫了民族尊严。
中东铁路，是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条铁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东铁路通车后，中国一些爱国官员、绅士为维护民族尊严，从1908年至1930年间先后修建了齐昂、呼海、洮昂等6条民族铁路，成为国人与外国列强抗争的标志。
横贯黑龙江的中东铁路，被称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红色丝绸之路”。随着中东铁路的动工兴建，为应对庞大的筑路工程需要，中东铁路在中国内地及铁路沿线招聘了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也在俄国国内招聘了大量的技术工人。在这些俄国工人当中，有许多布尔什维克。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远在异国他乡的布尔什维克，和国内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积极地从事着革命的组织和宣传活动。这些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在与沙俄进行斗争的同时，把他们掌握的马列主义思想，向中东铁路的中国工人传播。中东铁路的产业工人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罢工斗争，在中国较早地登上了革命斗争舞台。1907年哈尔滨铁路工人在中国第一次高扬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派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帮助建党的重要代表都先后到过黑龙江。1920年瞿秋白就是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先得共产党的空气”。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正式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组，这是整个东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
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西方文化开始进入黑龙江地区，东西方两大文明中的各个子系统在这里互相撞击、摩擦、渗透、交融。黑龙江地区的产业结构不仅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一批国际性商贸城市迅速形成。这一时期中国对俄贸易的80%多集中于此，哈尔滨海关一跃成为中国当时45个海关中的第六大关，且为唯一的出超关。近20个国家先后在哈尔滨设立了领事馆，百余种外文报刊在此发行。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徐朝
作者：周喜峰
第二篇：“东突”问题发展演变与中东恐怖主义相关性透视
摘要：本文从“东突”问题、“东突厥”、“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等概念为切入点，对“东突”问题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进行了细致梳理，进而阐述了“东突”恐怖主义的实质与国际因素，研究发现，“东突”问题受国内和国外因素的双重影响，是21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的一部分。“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存在内在关联，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反恐工作客观上要求它与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合作，建立长效反恐机制。
关键词：“东突”;恐怖主义;非传统威胁;反恐战争;中国与中东
作者简介：王茜，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20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凝聚、组建和整合。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集团用各种方式表达不同的观点，预示着21世纪的国际社会并不太平，在不和谐的声音中，被称为“邪恶之花”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已经制造或试图制造一系列恐怖事件以表达其政治诉求，尤其是被称为“恐怖大亨”的本·拉登“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日发动的针对纽约世贸双子楼的袭击最为世人所震惊，被称为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登峰造极的事件。它刺激着一批批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在世界各地继续制造一系列血案，挑战了现行国际体系和社会结构。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中国国内恐怖组织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且这些恐怖组织开始利用因特网和经济全球化，与境外恐怖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威胁社会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中，“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如冰山一角，浮出水面，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东突”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日益影响中国的边疆安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受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双重影响，“东突”问题成为21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存在内在关联。
一、“东突”问题的性质
毋庸置疑，“东突”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负面影响。“东突”即“东突运”，又称“东突独”，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简称，系指一批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采取的非法活动。“9·11”事件以前，在我国学界和媒体中统称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或“疆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国际形势不断演变，尤其是英、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渗透，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说，“东突”是西方殖民者怂恿和鼓动的结果。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受国际复杂形势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我国也一直进行着坚决斗争。但“东突”这个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中，为人们所熟知，并迅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影响中国边疆安全，却是在2001年10月之后。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为积极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有效打击危害我国新疆地区及有关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恐怖组织，使打击行动更具针对性，打击对象更具确定性，我国根据其行动组织的名称和具体的行动纲领，简称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
2001年10月10日，中新社报道说，外交部长唐家璇表示，中国深受“东突”恐怖分子的危害。这是“东突”这个词汇首次正式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中。此后，在2001年10月1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再次提出：确实有一批民族分裂分子想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称之为“‘东突’恐怖分子”。11月14日和12月9日，朱邦造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又分别向新闻界透露了“东突”恐怖分子在境内外制造的一系列血案以及他们与国际恐怖主义密切联系的案例，说明我国受“东突”恐怖势力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关“东突”恐怖势力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有50多个，其中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其中包括公安部2003年12月15日第一批认定的4个“东突”恐怖组织。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新闻信息中心”。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东突”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月12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厥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其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随之，我国单独或与邻国联合举行了反恐怖军事演习。“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已被国际上公认为最暴力化的组织，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东突”组织基本上形成了4个活动中心，即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约有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的武装组织，向中国境内运送武器。
二、“东突”问题的历史背景
提到“东突”，就不能不提到“突厥”，“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等概念，“突厥”，“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概念有其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历史意义。
严格意义上说，“突厥”(Turk)指的是公元后6～8世纪活跃在亚洲草原北部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突厥最初属柔然人统治，6世纪中叶归并铁勒部，灭柔然汗国，建突厥汗国。势力十分强盛，6世纪末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后相继归顺于唐王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突厥人逐渐融入到其他民族中去。其中西突厥有两支迁移到今土耳其国境内。至此，突厥作为一个民族从历史上消失。
“突厥斯坦”中的“斯坦”一词源于波斯语，意为“地方”或“区域”之义。“突厥斯坦”意思是“突厥人的地域”。古代突厥人并没有固定的地域，故“突厥斯坦”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最初是中亚伊朗—塔吉克人对与自己语言完全不同的北方邻人居住地的泛称。10世纪时，欧洲地理学家开始使用这个名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外的一些殖民主义者企图分裂中国，有意将我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苏联的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殖民主义者遂编造了一套“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鼓吹“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等等。
泛突厥主义是“东突”的思想根源，产生于19世纪末期，沙俄境内的鞑靼人仿效泛斯拉夫主义而提出泛突厥主义，最早提出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俄国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麦尔·伽思普林斯基(1851～1914)，其理论根据是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及其他一些语言(所谓的乌拉尔阿尔泰语)同源。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泛突厥主义分子相继流亡土耳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并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发展。土耳其人孜牙·乔
加勒甫(1876～1924)是泛突厥主义的祖师和主要代表人物。
简言之，19世纪末出现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具有“民族同一性”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时至今日土耳其仍是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三、“东突”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幅员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地缘政治相当复杂。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热点之一。中亚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一经产生，就千方百计地向中国新疆渗透。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1914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就曾潜入新疆阿图什，以办学为名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此为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之始，继之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新疆伊犁人麦斯武德是宣传“双泛”的主要代表人物。
20世纪三十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策动下，利用“东突厥斯坦”这面旗帜，几次策划了新疆“独立”的政治动乱。1932年，老牌“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和田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教王国”。20世纪三十年代也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利用新疆政局变动频繁之机，企图变中取胜，以宗教首领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借用“东突厥斯坦”一词，试图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目的是永远脱离中国”。这是“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最初尝试，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只存在了100天就垮台了，成为历史的笑柄。
20世纪四十年代，新疆发生了“三区革命”，以艾力汗·吐列为首的“双泛”分子，叫嚣“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前进”。企图把三区革命引入歧途，但这一阴谋被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爱国革命力量所粉碎。
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东突”恐怖势力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图谋分裂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东突”势力成为苏联牵制中国、搜集情报的力量。1969年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党的章程写道：“要依靠苏联武装夺取政权。”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先后在新疆策划了一系列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乱，比较典型的有1950年的乌斯曼反革命暴乱和1951年以哈里拜克为首的反革命暴乱。由于不得人心，暴乱很快被平息。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以及对外交流的增加，“双泛”分子认为有机可乘，纷纷潜回新疆，主要是借机组织游行，制造骚乱，体现出极端宗教化倾向。
20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政治势力处重组之际，“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我国的活动也出现了频繁作乱的态势。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迅速出现了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对主张新疆独立的分裂主义分子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中亚地区的“东突”组织从苏联解体前的5个发展到90年代的36个，仅1991～1995年5年时间就新增26个。在新疆周边国家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组织之一“雅那一阿亚特”(汉译“新生”)由一些滞留境外的新生代组成。自1997年成立以来，其主旨是从事“除奸”活动，目标是采取极端恐怖手段暗杀在我国政府、军队任职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其行动口号是“与中国进行坚决斗争，为了最终取胜，宁可牺牲民族”。同时，在这个阶段，国内外“双泛”分子相互勾结，打着“人权”，“民主”和“民主自决”的旗帜，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东突”势力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他们组建恐怖主义集团，大肆歪曲历史，为分裂制造舆论，并肆无忌惮地进行爆炸、抢劫、杀人等暴力恐怖活动。“东突”分子认为苏联解体使新疆从中国分裂出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东突”恐怖势力日益嚣张并叫嚣要“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制定了所谓“十年宣传发动，十年游击战争，十年正规战争”的“新疆独立三步战略”，公开宣称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警方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在其编印的小册子《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中毫不掩饰地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和学校制造恐怖气氛。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到2001年，“东突”恐怖分子在新疆制造了200起暴力恐怖犯罪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人受伤。据了解，2003年3月27日，“东突解放组织”两名武装分子在吉尔吉斯斯坦劫持了一辆开往喀什地区的运输公司客车，将21位乘客和司机全部枪杀并焚车灭迹。公发部反恐局局长赵永琛在2005年9月5日举行的世界法律大会上说，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东突”恐怖势力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
自2007年以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一直谋划对奥运会实施破坏活动，其中，“东伊运”和“东突解放组织”这两个恐怖组织活动最为活跃，2008年初境外恐怖组织对我境内发布了七条命令。2008年4月，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企图策划南航飞机空难未遂。2008年8月，奥运召开前夕，“东突”分子于2008年8月4日在新疆喀什制造了暴力袭击事件，共造成16人死亡，16人受伤。2008年8月10日凌晨，“东突”分子在库车县城的一些超市、酒店、政府机关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共造成1名保安死亡，2名公安民警，1名保安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多处房屋受损。这些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与国家为敌的本性。
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之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有了更多关注。2002年9月联合国将“东突”恐怖组织中最为激进、势力较大的“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东突”恐怖组织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活动向境内转移。但此时由于受国际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其在国内的活动也有所收敛，尽管各组织章程里仍有鼓吹暴力行动的条文，仍在从事恐怖活动，但它们现在都强调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其斗争策略也出现了新特点，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呼吁所有“东突”组织放弃暴力，把活动主张和方式统一到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活动原则上，强调以“和平方式”开展斗争。
在国际新形势下，面对当前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烈呼声，“东突”恐怖势力为了保存实力，“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势必调整战略，采取多变的应对方式。“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应着眼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着眼于国内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对外应加强国际协作，对内要立足改革开放，以民生为本，不给“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保持新疆的稳定发展。
四、“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的联系
20世纪初至21世纪新疆境内外分裂主义者进行的分裂活动具有旋兴旋败、骤强骤衰的表征。
有学者认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其近百年的分裂活动中留下的是一连串失败的记录，是一出出历史闹剧。“东突”在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未来，尽管“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难逃其失败的命运，但仍会伺机东山再起，“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不会停止其分裂祖国的活动，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受“基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分裂主义者不但得到了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中亚和西亚恐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残余势力存在一天，“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就不会停止其活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以来，“本·拉登”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要把中国新疆建设成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东突”恐怖组织得到了境外恐怖组织在经费、物资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1997年12月，受“本，拉登”资助的沙特阿拉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将26万美元转交给新疆境内恐怖组织，作为周边国家的“东突”恐怖组织的活动经费。1999年初，本，拉登又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2001年2月，本·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恐怖组织达成协议，帮助后者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责2001年的活动经费。此外，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据报道，曾先后有来自10个“东突”恐怖组织的1000多名骨干分子在“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接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训练。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大多与这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我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他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然后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事实证明，本，拉登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幕后推手。
第二，“东突”问题受土耳其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是20世纪初首先在俄属中亚地区，继之在土耳其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当时，土耳其派遣的人员在新疆的阿图什以办学为名，传播“双泛”思想，继而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民族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鼓吹和宣传“双泛”，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之后，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新疆形成了以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一小撮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他们建立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政党和组织，企图分裂新疆，这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深受其影响，并从“双泛”活动中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如新疆“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早年留学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系统地接受了“泛突厥主义”，回国后又一度高踞新疆省政府主席之位。时至今日，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书刊中经常有大量的关于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政府”的鼓噪，持续不断地公开煽动分裂主义思想，大力鼓吹“新疆独立”，并指责土耳其政府对境外“受压迫突厥人”的冷漠态度。
第三，“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受中东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成为诱导国家和国内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中最主要、也是最具破坏力的一种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努力推动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进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或与其他邻国的同一民族合并的运动。这种民族分离现象在一些国家早已存在，只是影响不大。如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和法国的科西嘉等。但进入冷战后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开始狂飙突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中欧、东欧和南欧，使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并且迅速向世界范围蔓延，至今余波未平。据统计，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积极推动从其母国分离或具有分离倾向的民族就有20多个。现在仍在为“独立”而斗争的重点地区中，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聚居区，俄罗斯的车臣，英国的北爱尔兰，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加拿大的魁北克，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斯克，印度的旁遮普，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亚齐、马鲁古、西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等省和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等。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对新疆稳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受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化影响，中国的“东突”问题日益凸现出深刻的国际背景，境内外恐怖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人员链、资金链和技术链，中国国内反恐成为全球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之一。国际上“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一经产生，就千方百计向该地区渗透。“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根源。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为达到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不仅名称几经变更，而且斗争手段也随着国际政治斗争形式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换。这些组织逐步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构成了民族分裂主义性质的恐怖主义类型，具备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难逃其失败的命运，但仍会伺机东山再起。首先，“东突”势力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不但得到了“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本·拉登领导下的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本·拉登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有力推动者;其次，“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是在土耳其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成为诱导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当前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强，为保存实力，“东突”恐怖势力势必会调整战略，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式，以适应变局，伺机再起。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组成部分，“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形式和手段方式也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破坏有关国家稳定与安全、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施暴目的不会改变，这股恶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与“东突”恐怖势力之间的分裂与反分裂、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还将是长期而复杂的。研究表明，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和中亚国家的恐怖组织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反恐工作客观上要求它与部分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关系框架内建立长效反恐合作机制，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功能，切断“东突”恐怖组织的国际联系渠道，维护国家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责任编辑：孙德刚)
作者：王 茜
第三篇：中东经济民族主义评析
摘 要：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带有外生型和防御型特点，是在西方强权和文明的入侵下产生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遗留下的不平等因素和国际经济收益的不平衡也是促使经济民族主义在中东扩散的原因之一。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在对抗强权干预和经济控制方面有意义，但在维护自身权益、发展经济以及争夺地区霸主的同时也体现出无视邻邦兄弟国家和地区整体利益的狭隘性和自我封闭性。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民族主义形成了巨大冲击，但二者之间又有极大的同步性。
关键词：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全球化;缘起与表现
经济民族主义兴起于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随后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拉美和东亚由于具有基本相同的地域文化和族群，其经济民族主义声势浩大，引人注目。中东民族主义思潮相对较为复杂，加之各国自然资源和条件有差异，内部存在各种民族问题，还有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干扰，这使中东国家的经济结构、体制和发展理念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统一性，但中东又拥有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和壮大的条件，如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是阿拉伯民族。近年来，中东地区问题叠出，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民族主义也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就此作一分析。
一、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缘起
当民族主义以一种政治思潮的姿态吸引人们从和平角度去关注现代化时，时代的另一大主题——发展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关注的焦点。民族主义不仅从政治策略上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与模式，而且还直接以一种社会思潮的方式进入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形成“各民族、各国家乃至各区域经济集团之间冲突日趋激烈的经济民族主义”1。
学术界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资源独立和经济独立等角度对经济民族主义做出了解释。一是主要针对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政治应当是重于经济的第一要素;二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单纯理解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三是虽然探讨的是拉美和东亚等地区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状况，“但却恰恰反映了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发展的两股主流”。2中东与拉美的的经济民族主义极为相似。人们虽然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即强调国家应当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国家要保护民族经济，适当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它可追溯到18～19世纪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倡导的争取民族工业独立和发展的保护关税理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运动。由于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又被称为发展主义。20世纪60～70年代，在针对发展主义思潮的反思过程中涌现出一种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关系的依附理论，以德国的安德烈·弗兰克、巴西的多斯·桑托斯、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一种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依附关系，发展主义倡导的发展模式会导致“越发展越依附”的后果，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唯一的出路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同中心国家完全“脱钩”，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这种发展主义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将发展理论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3。
随着经济民族主义势头在发展中国家的上升，在中东也不断得到强化。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带有外生型和防御型的特点。大多数中东国家是在强权的刺激之下才导致政治变迁和经济变迁的，是因为西方文明的侵入与强烈刺激，为了反对西方才启动了现代化进程的，因而被一些外国学者称为“引进型”发展和“防御型”现代化，以同欧洲国家由内部滋生现代化因素的类型相区别。中东各国最初主要受东西方发展模式和各类思潮的影响，效仿别国的发展经验，不同程度地照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策略，最终导致70年代以来经济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出现失业率增高、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80年代中期后，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意味着一些伊斯兰国家已深刻认识到必须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于是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在强化宗教与民族属性的呼声中显现了出来。
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国际地位及相互的关系也是促使经济民族主义在中东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散的原因。众所周知，当前以全球化和一体化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仍然存在着不合理因素，由于科学技术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综合国力的较量、科学技术力量和民族权益争夺的过程中，处于“外围”的中东各国与欧洲等发达的“中心”国家相比，无论在生产力、科技、信息、资源分布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这种态势决定了国际经济收益越来越不平衡，中东各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只能处于越来越“依附”和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地位，其经济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中东各国或各民族惟有以经济民族主义来防范别国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既代表着经济之争，也反映出政治上的较量。随着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发达国家为了转嫁经济、政治危机，借“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名，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向中东各国提供经济援助时的附加条件也越来越苛刻。这样便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在中东经济发展进程中，南南合作的态势逐渐减弱，南北合作的态势则趋明显，它们积极参加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寻求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二是中东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矛盾加深。
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国际经贸关系中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与剥削现象的存在，经济强国对弱小国家经济的操纵都构成了刺激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经济动因”4;“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各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政治演进不同步，则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掀起的深层原因。” 5从此意义上讲，中东地区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摆脱对外依附，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
二、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
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回本国经济活动控制权，推行国有化运动。二战后初期，中东各石油生产国发起了石油国有化运动。在经历了争取利润对半分成的分散斗争，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领导下提高油价和部分收回石油资源主权，以石油为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全面掌握在石油主权国三个发展阶段之后，70年代的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了全部石油生产权，石油国有化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中东人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敢于掌握资源主权，向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挑战;同时使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地融为一体，促进了第三世界的觉醒。6此外，非石油生产国的埃及在1956年宣布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随后大规模接收外国公司，到60年代初国有化运动获得很大进展。
第二，伊斯兰化运动。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东的特殊地位，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往往和宗教民族主义交织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推进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手段。随着资源的国有化，中东个别国家打起伊斯兰复兴旗号在金融领域掀起带有宗教性质的伊斯兰化运动，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曾一度攻击阿拉伯的伊斯兰银行运动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伊政府决定全面贯彻伊斯兰原则，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实施国有化政策，在1979年宪法中明文规定金融企业属于国有，导致银行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均控制在毛拉手中，其许多资产都流向由神职人员控制的伊斯兰慈善基金会。
第三，积极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中东地区在生产领域的合作始于70年代，为促进阿拉伯国家间的地区贸易合作，除阿盟外，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生产领域的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由它组建的一系列组织在促进石油工业、完善石油生产下游服务、协调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影响。70年代，中东地区的农业合作也有所发展，1976年建立的苏丹农业发展基金，为的是满足其他阿拉伯国家近一半的粮食需求。同年，阿盟13个成员国签订了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协议，帮助阿拉伯国家发展农业，以解决中东粮食短缺的难题。
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是在一系列一体化组织和地区经济集团的协调和推动下完成的。阿盟在这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早在50年代，阿盟就成立了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帮助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各国之间的资源互动和分工合作，同时还成立了阿拉伯金融组织，签署了《阿拉伯经济一体化协议》。60年代，阿盟提议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1964年签订了《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协议》，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逐步开展自由贸易。1971年，在阿拉伯金融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地区性多国货币金融组织——“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会”。80年代，随着各国经济的转型与变革，中东经济一体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集团化发展特征日益突出，成立了两个地区经济集团的雏形——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90年代是自由贸易区在中东崛起的高峰时期，在塞得港、亚历山大、阿里山、贝鲁特和本扎尔特等地共建成5个自由贸易区，另有亚丁湾自由贸易区、苏伊士自由贸易区等8个自由贸易区正在筹建中。7这些成就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奠定了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各成员国和区域之间的资金、贸易、劳务和技术的互动。
第四，日趋激烈的资源之争。资源问题被视为中东各国各民族权益之争和武装冲突的诱发因素。1990年伊拉克出兵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海湾采取“沙漠风暴”行动以及近年来爆发的阿富汗战争和“倒萨”战争都与石油资源争夺有关。此外，还有水资源的争夺，如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1965年的六五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都与水资源有密切关系。水资源还影响到埃及与苏丹及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的和睦相处，成为一些国家解决政治争端所持的要挟武器。水资源问题在中东各种冲突与纠纷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许多学者推测，它将成为该地区未来冲突的主要根源。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主权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一种重要形式，它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有表现，但对包括中东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产生的影响更加持久与激进。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是本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侵犯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8。中东经济民族主义更蕴含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权益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在对抗强权干预和经济控制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在维护自身权益、发展经济和争夺地区盟主的同时也表现出无视邻国和地区整体利益的狭隘性和自我封闭性。因此，当中东经济民族主义试图联合起来抵抗西方霸权、向国际经济旧秩序挑战时，又会因自身的狭隘性而滋生出内部分裂因素，如梯比所言，“反殖民族主义拥有排他性的民族观点”，它们往往“拒绝欧洲的理性主义和工业化”9。这些，都为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现代化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东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民族主义形成巨大冲击，有学者说：“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模式的一种理想憧憬的话，那么‘经济民族主义’概念的提出则反映了民族国家对现实世界所持的谨慎、克制的态度”。10正因为二者表达的是不同的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强化，中东各民族的认同意识不同程度地淡化，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组织的出现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经济界限，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以及民族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构成严峻挑战。萨米尔·阿明指出：“生产过程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因为拥有资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营销网络而成为绝对的中心，其他边缘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全球化虽然没有使正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趋于消亡，但却严重影响到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11
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悲观看法表示，自二战结束以来，民族国家已经逐渐失去其组建国民经济的重要功能。在国际分工的发展下，经济的基本单位已由大大小小的跨国企业所取代，它们用来相互沟通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交换网络都不在任何政府的控制范围内。霍氏认为：“这种新世界体系是由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类大型的‘民族国家’联盟所组成，且完全由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体系进行操纵。其实这类国际体系的出现，就足以显示出‘国民经济’的消退。”这种经济体系也带动了全世界的移民潮，不论是跨国或跨洲移民，其声势都是自19世纪末以来所仅见。“移民狂潮意外激化了社群之间的磨擦和冲突，也增强了各国人民的种族歧视心理。”12
对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许多学者持乐观的态度。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或大一统的“世界政府”仅是人们所设想的终极目标而已。因此，即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丧失其经济功能，国家仍然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对中东各国而言，国家在组织动员社会资源、制定市场规则、维持市场秩序、引导有竞争力企业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自80年代起，各国纷纷鼓励私营或其他非国营企业的发展。国家除承担传统功能外，还是社会收入的分配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更加突出的角色。
在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上，东西方存在争议。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全球主义”政策和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特别主张人道主义干预;而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国家民族主义”政策，要求拥有独立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等矛盾的权力，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主权和利益，强化自己的传统文化。13这种精神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当然，全球化时代赋予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严峻的，要求民族主义必须发挥兼容精神和创新功能，以自身蕴含的现代性树立一个“有凝聚力的新认同”，并且可以成功地实现民族经济的结构转换。
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合拍的地方，但是全球化不可阻挡，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化解经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发展有“节制”的经济民族主义。美国经济学家罗伯·赖克曾提出发展“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认为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发达国家有必要向它们输出标准化技术，开放本国市场，减轻其债务负担和提供新的贷款。14该主张重在强调国际力量的重要性，对推动全球经济互动与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如果仅靠国际力量，很难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同步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都需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化，需要建立一个开放并具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以使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形成广泛的交流和兼容。为了适应国际竞争，中东各国须在确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实施民族经济结构调整和实施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即在政府的领导下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发国内经济资源，强化国内外经济联系，独立自主地参与国外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当前中东已经努力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尤其是采取世俗化道路的国家更是如此，如1995年欧盟—地中海首脑会议提出在2000年建立“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协议，1996年6月以来，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十项协议中有针对突尼斯、摩洛哥、以色列、土耳其的四项协议已经签订，土耳其与欧盟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土耳其、摩洛哥等一些国家还积极申请加入欧盟;15此外，海合会等地区组织还以地区经济集团形式寻求与欧盟的合作，希望建立更大的自由贸易区。
中东各国的民族经济能否成功地转换，最终取决于三个变量，即特殊化的贸易结构，政府的宏观调控即政治干预和来自国际组织以及西方势力的支持。由于后两个变量难以预料，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民族经济前景尚是未知数。但目前以色列已拥有较为发达的多样化工业结构，正在向再现代化阶段过渡，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均已走完了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可以肯定，虽然全球化经济是由金融、技术、信息和文化的灵活性等一些非物质因素所控制，对中东各国民族经济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得不依赖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这种现实决定了在经济民族主义引导下的中东经济发展既离不开地区间的相互依存，也需依靠外部力量，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前的经济转换并不能使中东更发达和更和平，除非在国际和地区内部进行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16
注 释：
[1][3][5]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297、55页。
[2]文勇、王静："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秩序"，载《淮南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4]刘仲民："关于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
[6]黄民兴："战后石油天然气出口在世界原料市场上的地位"，载《世界石油经济》，1989年第3期。
[7]刘晖，张晏辉："世界新秩序中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崛起"，载《阿拉伯世界》1998年第2期。
[8][11]陈安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29页。
[9]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 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7, pp64～69.
[10]邹树彬："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载《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13]王勇："从经济冷战到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14]张志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因和表现"，载《理论探索》，2003年第4期。
[15]杨光："中东、非洲地区经济难见起色"，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1～2月。
[16]Laura Guazzone: The Middle East in Global Change: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terdepence Versus Frag- mentation，New york，Macmilian Press,1997, p247.
作者：冯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