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问题论文范文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科学问题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一、为什么必须关注划界问题：划界问题的意义“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始终是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一个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

第一篇：科学问题论文范文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问题研究述评

摘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发展观对于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学理化、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学科地位以及在实践中增强人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自科学发展观命题正式提出以来，其科学性问题引起了学界部分学人的关注。他们从规律性要求、客观性基础、思想内涵、价值理性及综合性视角等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从总体上看，这一研究还很不全面、具体和深入，缺乏系统论述和深度研究的专门成果，后续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科学性；研究现状；理性思考

为什么把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命名为“科学发展观”?论者们从规律性要求、客观性基础、科学内涵、体系特征、价值理性以及综合性视角等就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尽管这种研究还只是初步的，但其理论思维和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一、“合规律性”说

所谓“合规律性”，是指科学发展观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和自觉遵循。从规律性要求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是学界的一个基本视角。

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不完全是一般词典上所说的“反映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分学科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不等于“正确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强调的是规律性的认识，是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科学。

一种观点从规律是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内在有机统一的视角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使人的自觉活动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客观规律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的统一，实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一种观点从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视角探讨其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或合规律性的特点在与传统发展观的比较中鲜明凸现出来。与传统发展观不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从这一点来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还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自觉地贯彻着动态平衡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动态平衡的发展观。坚持动态平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也只有发展了才能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从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视角论说其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取得了对“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客观基础”说

这里所说的“客观基础”，是就科学发展观产生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实践经验基础等方面而言的。客观性是科学知识的一个基本属性，也是论者们探讨科学发展观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种观点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科学性阐述其科学性。如，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说它科学，是因为它建筑在正确的哲学基础之上，这一正确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依据，它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人民：它站在时代最前沿，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战略思维来审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它发扬批判的创新精神而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发展的核心内容、主要目的、基本原则、重要体现及总体要求。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其中蕴含着以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通过现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推动实现这一目的的进程，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求人的幸福之真，务社会发展之实等思想，既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对资本主义发展弊端和社会主义发展曲折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的理论成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总结。

一种观点着重从思想理论基础的客观性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所以科学，在于它广泛吸收和借鉴了大量先进学术成果，集中凝结了许多学者的富有创见和价值的思想智慧，因而有深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先进的思想支持。有论者认为，要从“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传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还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这个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作为理论基础的。

还有一种观点从实践经验基础证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的。所以，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含义，首先应当从历史的视角、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从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意义上加以宏观地把握和深刻地体会，而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一个是关于发展的绝对正确的理论体系。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在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中形成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科学理论性思考的产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决策层几代发展观进行历史的和辩证的扬弃的结果。

三、“科学内涵”说

“科学内涵”说，指的是从科学发展观蕴含的思想内涵及其科学性来认知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从思想内涵、基本内容人手考察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是一种最直观的方法。

一种观点侧重从发展的含义及其科学性概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论者在定性地考察了发展的含义及其科学性的基础上，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概括为五点：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发展是物质生产力和人本身发展的统一；发展是追求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

一种观点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含义揭示其科学

性。如，有论者认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其科学性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它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它指明了更加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拓展。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强调求真务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还有一种观点依据科学发展观命题中“科学”的含义来探讨其科学性。如，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的含义，不是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它是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真理观和价值观在内的广义的科学概念，并且体现了这三者的高度的、有机的统一。有的认为，“发展观”前的“科学”二字并不是通常所讲的“自然科学”中的“科学”，应当理解为“合理的、正确的、好的”等意思。还有的认为，“发展”前面冠以“科学”限定词，赋予了“发展”的科学内涵和要求；从规定或内涵上看，正是“发展”的科学界定带来了发展性质上的革命性变化，实现了对以往发展观的历史性超越。

四、“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说

科学不是纯粹的“是”的体系，它还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贯通和有机统一。所谓“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说，就是从这一视角来考察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意蕴。

一种观点从价值理念的科学性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价值理念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价值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丰富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新的思维方式、文明模式和生活理念。

一种观点从价值向度的科学性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的认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向度。这一价值向度的科学性在于实现了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统一。具体而言：它体现了工具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有利于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它体现了功利尺度和道义尺度的统一，有利于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它体现了人的尺度和生态尺度的统一，有利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既表现在它提出的依据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对发展的目的、主体和动力的揭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又表现在它揭示的发展内容(什么样的发展)和方法(怎样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也就是说，它不仅揭示了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且揭示了实现价值的手段和方法。

还有一种观点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性论证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如，有的认为，科学(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科学发展观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不能陷于“唯科学主义”。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看，科学发展观应是一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发展观。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需要人文精神的导引，需要正确的科技伦理来规范。所以，要树立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发展观，要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共同引导下去落实这一发展观。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强烈的科学性在于：第一，它克服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使得发展内容更全面，评价体系和标准更合理，逻辑更完整。第二，它是对以往的发展理论的扬弃。在一定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和不断总结前人成果的必然产物。同时，科学发展观又充满着人文性，体现了理论的人文关怀。

五、多维度、综合性说

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更多的论者从多样化视角、立体层面来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这就是所谓的“多维度、综合『生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发展观，一是它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同时又密切注意到了中国发展的差异性，是共通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二是它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三是它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和途径很好地统一起来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前面冠以“科学”依据有三：一是对当代中国和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理论升华；二是对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刻揭示；三是它满足了“科学”理论必备的两个条件，即能合理地解释历史，又能合理地预见未来。

第三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冠名为科学，这是因为：其一，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科学思维的产物。其二，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科学发展观之科学性根本所在。其三，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需要在科学落实中来体现和进一步揭示。

第四种观点认为，我们党提出的发展观之所以称为科学发展观，就在于它把发展置于科学基础之上，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所谓科学发展，第一，推进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客观规律；第二，推进发展必须依靠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在当代，科学是推动发展的决定力量。推进发展，只有遵循客观规律、依靠科学知识，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五种观点认为，首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二字是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发展观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科学社会主义维度上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科学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其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与科学技术的科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维度上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意味着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意味着要运用科学技术的新进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其表述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的统一，在于其本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在于其内容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在于其原则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的统一。

由上可见，论者们对科学发展观科学性问题的探讨，视角开阔、论点鲜明，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虽然这一研究还很不全面、具体和深入，缺少系统论述和深度研究的专门成果，但他们的积极探索及其取得的成绩，为下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六、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胡锦涛指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所谓“科学的角度”也就是客观理性的角度。从科学的维度研究科学发展观，不仅有助于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学理化，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而且有助于提升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服力，增强人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最新精神，笔者认为，推动科学发展观科学性问题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要确立新的研究视角，从科学的维度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既然以“科学”命名、是“科学理论”，就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从科学的视角来审视它。所谓科学的视角，就是从科学知识所必需的客观性、求真性、体系性(系统性)、可检验性(实证性)等基本特征人手，来认知科学发展观，揭示其科学性所在。从客观性特点看，科学发展观是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完全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产物；从规律性特点看，科学发展观科学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体系性特点看，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有序展开，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初步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体系；从可检验性特点看，科学发展观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实际改变社会的强大效用，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是在实践检验中被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并将在实践的持续检验中显示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只有从科学的维度人手，才能真正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第二，要加强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全面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就学科范围而言，科学发展观问题研究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两个一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党建两个二级学科。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学科划分及其归属是否科学合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研究仅仅依托这两个学科领域是很不够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学说”，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有机整体和宏大体系，是运用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综合性理论和方法的结晶。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整体继承和发展，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进步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产物。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和体制机制基础之上的。只有拓展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科范围，加强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才能全面深入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第三，要更新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方法揭示科学发展观科学性。受某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对于科学发展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不是一门学科或科学。加上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长期依托于中共党史学科，受历史学科特点的影响也很明显。表现在理论方法上，常见的就是文本解读、概念诠释、过程描述和经验总结等。有人甚至把它等同于解释学或宣传工具。这种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显然桎梏了科学发展观研究的生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首先在于它是科学。“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如果我们承认科学发展观是科学这一命题成立，那么，就要首先把它看作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就要遵循科学思维的一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这一意识形态工具，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坚持理论原则与实践标准、历史检验与逻辑推论、文本解读与问题研究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方法，唯有此，才能在理论方法上奠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地位。

第四，要转换话语表达方式，以规范的话语诠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科学研究不是工作报告或会议文件，也不同于理论宣传，而是有其自身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然而，在党的学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至今缺乏科学、规范的话语表达。表现在研究成果方面，我们几乎看不出科学研究与理论宣传有什么不同。这从另一个方面对这一学科的科学性提出了拷问。因此，在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之后，建构起一种科学、规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就党的思想理论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宣传性与研究性的文章之间所关注的问题大体相同，但二者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语言表达形式是有不同的。如理论宣传主要从时代背景、理论基础、思想内涵、理论特点等层面及话语来诠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而科学研究则要求转换思维方式，从客观依据、规律认知、逻辑体系、实践证明等层面及话语建构起具有学科规范的相应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表达合乎学科规范。

责任编辑：苏　伟

作者：吴怀友

第二篇：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

一、为什么必须关注划界问题：划界问题的意义

“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始终是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一个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引发出科学哲学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这一问题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对于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宣传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划界问题”就历来被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高度关注，而各种邪恶势力，也常常利用“划界问题”上的界线不清而故意混淆界线，提倡伪科学，打击真正的科学。举例来说，1616年，罗马教廷在审判伽利略以后，曾宣布哥白尼学说是“伪科学”；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曾宣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犹太人的科学”，是“伪科学”；1948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中央还曾正式做出“决议”，宣布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是“伪科学”，致使大批正直的科学家被投入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混淆科学与伪科学，以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冒充科学，或者以科学的名义支持伪科学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拿“伪科学”的帽子乱打棍子的情况。划界问题，目前正成为我国科学界、哲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关注的重点。

在科学的实际运行中，科学与诗歌、小说、戏剧、宗教、神话等意识形式容易区别清楚，困难的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而且形而上学家也常常为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打出“科学的”旗号。科学家也常常因在研究工作中未能区别清楚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而犯错误，所以，历史上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研究，其着重点都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搞清楚了，科学与其他非科学的界线也就清楚了。

确实，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科学家所关心的、对科学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科学家和哲学家历来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应当承认，只有在进入20世纪以后，划界问题才获得了真正深入的研究。划界问题成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中首先被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对划界问题作出了深入研究的，主要是两个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往后的历史主义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对以往的划界理论进行解构，对于如何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却无多大的建树。由于这个问题本身面临的困难，其中一些人甚至企图“消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逃避这个困难。蒯因、费亚阿本德、劳丹等人都有这种倾向。劳丹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其题目就是《划界问题的消逝》。但划界问题毕竟是不可能“消逝”的，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科学哲学家，如马里奥·邦格和萨伽德等人就企图另找思路，提出了“多元主义”的划界标准。但这些努力虽有效果，却仍然难以令人满意。经过科学哲学界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迄今为止，关于“划界问题”似乎仍然难以找到能够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令人满意的解答。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难度，而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

然而，尽管存在困难，但国际科学哲学界一个世纪以来对划界问题的研究，仍然是收获甚丰的。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已经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如今，学术界对划界问题的诸方面的理解深度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在研究划界问题时，对与此问题相关的其他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也收获颇丰，从而大大地丰富了科学哲学的内容。此外，科学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给区分科学和伪科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能给科学家们的科学创造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揭露杜里希的“新活力论”不是科学理论而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学者，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是一名科学哲学家(卡尔纳普)，就是一个明证；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深受实证论思想的启发并打上了实证论思想的深深烙印，是又一个明证。也因为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在科学界、知识界以及广大民众中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以及科学方法，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财富。

但是，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划界问题”在我国，如同苏联时期一样，始终未能获得正常的研究与普及。尽管在20世纪的20年代，在我国曾经发生过有一定影响的“科玄之争”，也曾有少数学者，如王星拱、丁文江等人，向国内初步介绍了实证论学派的划界观念，但就总体而言，这种介绍和争论还是十分初级的，还谈不上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只能属于在划界问题上的初步“补课”。但是，当历史进入到1949年以后，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连这种“补课”的工作也不能正常进行了。由于划界问题被模糊，并被政治所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的怪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出现了以政治“冲击”科学甚至出现反科学的浪潮。在1958年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在许多高校里都曾有组织地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喊出了“打倒爱家店”和“打倒牛家店”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中，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陈伯达又一次地在中国科学院组织部分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迄今为止，对20世纪在我国发生过的这段历史，仍未做出认真的反思，以至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划界问题也未能有真正深入的研讨，甚至仍然阻力重重。

从哲学上来说，划界问题可以说蕴涵了往后科学哲学中几乎一切问题，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都重视划界问题。正如前面所言，真正提出划界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波普尔认为康德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划界问题称之为“康德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划界问题，并从划界问题引申出其他种种科学哲学问题。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中，划界问题明显地蕴涵着其他一系列哲学问题，因为他们的划界原则是“可证实性原则”。但“可证实性原则”明显地要以归纳原理的合理性和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的绝对二分法为其前提，因而就引出归纳问题和中性观察问题，要为归纳的合理性和中性观察做出辩护。其他关于科学解释的结构、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理论的检验、科学理论的评价等各种科学哲学问题，都要与划界问题挂起钩来。波普尔在其学术自传性的著作《无穷的探索》一书中，说到他也是从划界问题开始进入哲学研究的。他从划界问题思考到归纳问题，否定归纳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提出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主义，是首先深入地研究了划界问题的两个著名的哲学学派，它们的理论形成了以后研究划界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由于划界问题对科学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划界问题也为

历来的科学家们所关注。由于科学家们对划界问题，尤其是对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问题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所以常常在科学研究中受到形而上学的不正常的骚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效率和研究成果的取得。牛顿虽然警惕科学受形而上学的骚扰，因而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警告：“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但是最终他却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渗透进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如绝对时空观、对质量和惯性的定义等。马赫正是从驱逐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牛顿力学做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批判。又如，直到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杜里希(他在海胆研究上曾经做过非常杰出的工作)致力于解决生物学中的许多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费尽心力，但结果他所提出来的理论——“新活力论”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根本构不成科学理论。

在国际上，有鉴于“划界问题”对科学和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危机与革命的时期，曾有一大批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关注这个问题的研究。马赫、迪昂、普恩凯莱、毕尔生、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可以报出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他们都注重划界问题的研究。像马赫，作为实证主义的第二代的代表，他的工作虽然有点极端，但却很重要。马赫虽然并不一般地否定形而上学的价值，但马赫的哲学工作的主要任务差不多就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他的首要的目标是瞄准牛顿力学并对它进行哲学分析，剖析其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指出现有的牛顿力学形态不是必然的。这些分析对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爱因斯坦曾经明确地写道：“马赫曾经以其历史的——批判的著作，对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起过巨大的影响。”他坦然承认：他自己曾从马赫的著作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实际上，马赫的工作，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仍然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

加世纪以来，在哲学方面，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的研究，在划界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它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难解之题。而在我们中国，划界问题更迫切地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所以，作者特别希望我国学者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二、划界问题之我见

(一)划界问题不会消逝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某些哲学家努力想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甚至神学)的界限，甚至像蒯因这样的分析哲学家也参与进来力图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在他的著名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他从整体主义的前提出发，模糊科学的可检验性特点，竟然认为，“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设定物(cultural posits)进入我们的概念的，物理对象的神话所以在认识论上优于大多数其他的神话，原因就在于：它作为把一个易处理的结构嵌入经验之流的手段，已证明是比其他神话更有效的”罢了。至于历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中，则有相当多的人企图混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费亚阿本德强调科学与神学、巫术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连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劳丹也想模糊这条界限。劳丹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其题目就是《划界问题的消逝》。

但“划界问题”是不可能消逝的，因为甚至连费亚阿本德和劳丹也在不断地提到“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两个不同的词，并且实际上把两者看做是不同的东西。既然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就有界限，即使这条界限不是一条清晰的线，也会存在一条具有过渡区域的带。我们今天区分不出这条带或界限，并不等于不存在这样的界限或“带”。

所以，尽管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有许多哲学家企图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但还是有许多科学哲学家致力于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找不到单一指标的界限，就试图找到多元指标的界限。例如，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马里奥·邦格和萨伽德就分别提出过不同的多元主义划界理论。

(二)科学与非科学的主要区别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理论”，与数学和逻辑理论以及形而上学理论，它们的命题的性质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一般地说来，任何“理论”，都应当是+有结构的命题系统，而不是许多互不相关的命题的杂乱堆积。严格地说来，能够称得上理论的，还应当是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它的各个命题或陈述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演绎结构使之相关起来。原则上，科学理论和数学理论、逻辑理论，甚至形而上学理论都能具有某种演绎的形式或结构。但是，由于它们的命题的性质不同，因而它们在是否接受经验检验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根本性质的差别。

关于科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所谓狭义的科学，是对现实世界做出了陈述的命题系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广义的理解之下，数学和逻辑学也被视作科学，被称为形式科学，而对现实世界做出了陈述的命题系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它们包含有经验内容，所以被称为经验科学。但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理解，科学都不同于形而上学。关于科学、数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的区别，我们大致上可以用表1予以简要说明。

由前述可知，科学与非科学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是否具有可检验性

是否具有可检验性是科学与形而上学以及其他非科学形式的最根本的区别。经验科学接受经验的检验，形式科学接受意义分析的检验，但是任何形而上学、宗教、文学、艺术或诗歌都不接受这样的检验。

2、是否具有理性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

科学要求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对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假说甚至所宣称的实验结果，都持某种有理由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所以科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始终是一个自我审度、自我挑剔、自我批判的过程。正是科学家们不断地对科学中以往已有的理论、假说甚至所宣称的“实验事实”作严格的批判、审度和修正，才使得科学能不断地愈来愈趋向于真理，消除错误，使科学本身不断地得到发展。

科学中的这种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是和任何宗教迷信、教条主义、权威崇拜不相容的。任何宗教都不可能鼓励自己的信徒对自己的宗教或教义作理性的怀疑或批判，相反，总是通过种种神学说教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或对教义进行盲目崇拜。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某种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也都总是竭力用这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思维，使之变成某种精神的牢笼。它只许人们对它“坚信”，不许对它有任何动摇，更不许对之作理性的怀疑或批判，否则就可被视为违反“天条”，是可以因此而治罪的。科学中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也是与任何提倡个人迷信、权威崇拜的做法不相容的。科学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拒绝任何个人迷信或权威崇拜，而任何的个人迷信和权威崇拜则总是要扼杀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张扬，它是与科学精神不相容的。

科学的可检验性与科学的理性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可检验性要求可以看做是科学的理性怀

疑主义和批判精神所蕴涵的一个要求，但是，可检验性却又是科学区别于其他非科学的意识形式的最根本的特点。

3、是否具有进步性

科学的进步性是科学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科学的进步性是与科学的可检验性以及理性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密切相关的。科学正是通过它不断地、自觉地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检验、自我怀疑和批判，促进自身不断进步的。这就使科学的发展与任何宗教或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显著不同。宗教或教条主义学说要求死守它的教义或教条，甚至可以喊出要求它的教义或教条“万岁”的口号。而科学却总是通过自觉地自我检验、怀疑和批判自己以往的理论以及其他成果，用更加进步的理论、方法、仪器甚至实验成果去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当然，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的进步总是以“毁弃”自己的过去的形式而发展的。这种发展的形式也使得它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形式很不相同。文学艺术在历史上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积累、积淀而不断地丰富起来，但很难说它后来的成果(艺术产品)一定比它几百年以前，甚至一两千年以前的前辈的成果有了多么明显的进步。例如，我们很难说今天的某个雕塑家的作品一定比古希腊留存下来的维纳斯雕像更加“进步”，也不能说今天的某个大剧作家的作品比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更“进步”，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现今的某个音乐家的作品比一两百年前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或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更进步。绘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今天的某个画家的作品比几百年前的达·芬奇的名作更进步。但是科学却不同，它是明显地进步着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近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18世纪的科学比17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19世纪的科学比18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20世纪的科学又比19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科学的这种以“毁弃”过去为特点的明显的进步方式，确实是科学发展的又一大特色。

以上三条，是笔者以为可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三大特征。但是，这三条似乎仍然不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因为，至少它还不足以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今天，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人把科学与技术相混同，其实，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还是应当把科学与技术区分开来。

(三)科学与形而上学、伪科学

1、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但它常常会混杂在科学理论的体系之中，甚至人们常常会把某些形而上学命题误认为是某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正如当年在牛顿力学中包含着“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等形而上学命题，并且把它们当做牛顿力学的理论基础一样。一门科学理论愈是不成熟，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就会愈多。科学家发展科学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正像当年马赫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后来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所作出的根本性改造那样。由于当代的各个科学领域，其中的极大部分理论都还远未达到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样的成熟的程度，因此，在各门科学理论中，包含有形而上学成分，简直就成了科学的常态。国际间科学哲学中的所谓历史主义学派，他们不愿意对科学理论作规范性的分析研究，而只是强调对现存的科学理论做出描述性的说明，因而他们往往不恰当地认为形而上学本身就是科学中的必不可少的成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观点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因为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正是科学理论取得进步的重要的甚至主要的途径(其中包含着不断地增加和纯化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

2、形而上学本身并不等于伪科学，而且，科学家在创造和建立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形而上学理论或某些“命题”甚至还能起到某些启发作用，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的形而上学曾经对道尔顿建立近代化学中的科学原子论和对以牛顿为代表的几代科学家建立近代物理学理论都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启发作用一样。甚至即使像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对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有某种启发的作用。但形而上学的这种功能通常只有在创建或者修改某种科学理论的过程中才起作用，当某种科学理论一旦创建和修改起来，则原来的形而上学“命题”就应该消失在被建立起来的该种科学理论之中，而成为该种科学理论中的内在原理而不再具有原有的形而上学性质。恰如古希腊的原子论中的那些形而上学设想，一旦被近代化学中的科学原子论所吸收，它就成了与某些特定的桥接原理相联系的科学理论中的“内在原理”而具有了经验内容，并成为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成分，从而使它不再具有原有的那种形而上学性质。尽管在任何尚不够成熟的科学理论中难免仍包含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成分，但正如前已指出的，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应当尽量驱逐这种形而上学成分的。科学理论中的这种形而上学成分会阻碍科学理论的进步与发展。如果某种形而上学理论或“命题”在创建或修改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表明无效，则它们应当被无情地清除出该种科学理论。

3、所谓“伪科学”的“伪”，就在于它乃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某种科学理论由于尚不成熟，其中尚包含有某种形而上学成分，并不能由此说它是伪科学。某些形而上学理论、宗教神学理论以及其他诗歌艺术等非科学的意识形式，如果它们并不宣称自己是“科学”，为自己戴上“科学”的桂冠，那么它们也不是“伪科学”。“伪科学”仅当它本身并非科学，却又要为自己打出科学的招牌时，它才成为伪科学。例如，某种形而上学体系或某种宗教神学体系，当它们宣称自己是科学，甚至是“最高科学成就”的时候，那么，它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伪科学。其实，各种非科学的意识形式，它们本身并非没有价值，它们各自可以有各自的价值，但是，以任何非科学的东西来冒充科学却是不允许的。此外，我们也千万不要在科学与真理之间画等号。科学理论和科学命题都可以错的，历史上的许多科学理论，今天看起来可能都是错的或基本上是错的。科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们一定是真理，而在于它总是在作自我批判和检验中不断地纠正错误。基于此，我们也不可以在错误与伪科学之间画等号。

4、在当今的公众媒体和日常语言中，当说到“伪科学”一词时，常常是指称着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伪科学行为，一种是伪科学理论。我们应当区分这两种不同的东西。伪科学行为的目的通常并不是想构建某种无经验内容的“理论”来冒充“科学理论”，而是在宣称自己做出了某种科学理论或实验的“新发现”的时候，通过剽窃或作伪等手段来以假乱真。伪科学行为通常有某种自觉的不正当的意图，这种行为所涉及的是法律和伦理问题。判定伪科学行为需要通过认真严肃的经验调查的方法来予以认定，然后通过伦理的、行政的甚至法律的手段来予以谴责或制裁。而伪科学理论则是某些本身只是非科学的理论(如形而上学理论、宗教神学理论)为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来冒充科学。要判定某种理论或命题是否为伪科学理论或伪科学命题，主要是要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看它是否具有经验内容或者是否是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重言系统。如果它们两者都不是而又要冒充科学，那么它们就是伪

科学。提出伪科学理论者，固然有可能抱有某种不良意图，但更常见的则是提出者或者拥护者本人缺乏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知识，误认为自己所提出或者拥护的某种实质上是非科学的理论乃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因而常常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判别某种理论是否为伪科学理论，常常是学术范围以内的事情。伪科学行为与伪科学理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有的人很可能两毒俱全。例如，在我国曾风行一时的气功师，他们既提出伪科学理论，又通过各种弄虚作假的行为行骗。

三、余论：中医是否为伪科学?

当前，中医是否是伪科学，成了国内某些学人和普通百姓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医是伪科学吗?笔者以为，不可以简单地作出论断。

(一)中医是包含有经验内容的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对疾病的诊断以及对药性的理解所开出的处方常常是有效的(虽然并非总是有效的)。这表明中医在数千年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疾病与药性已经找到了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在某些疑难杂症的治疗上，中医甚至有了优于西医的治疗效果。这表明中医绝非伪科学。虽然中医的理论迄今为止绝非成熟，但至少它已可以取得某种“前科学”的资格。正如前已指出的，在某些尚不成熟的科学理论，尤其是前科学理论中，常常包含有许多形而上学成分，中医中也包含有许多明显而严重的形而上学成分。

(二)迄今为止的中医学，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阴阳五行学说

这阴阳五行学说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学说，从它实际上推不出任何经验结论。阴阳学说把什么东西都归入到阴、阳这两个范畴之中，它不说明“阴”、“阳”这两个范畴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却先入为主地认定人体的体表为阳、内部为阴，上半身为阳、下半身为阴，背部为阳、腹部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男性为阳、女性为阴。对于每个器官而言，其功能为阳，器质为阴，等等。这种分类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十分牵强附会。至于五行学说，则更加牵强附会。它把自然界和人体的各种性质、过程、变化、实体、脏器都牵强附会地强行纳入到五行之中。但实际上，在中医中，诊断也好，处方也好，都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实际上做不出任何经验结论来。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中的作用，实际上只是对诊断或处方等在事后作牵强附会的比附“说明”或“解释”，而这种“说明”或“解释”实际上只是一种伪说明或伪解释，这种伪说明和伪解释甚至比前面所说的辩证法的伪说明和伪解释还要粗糙和原始。这种“说明”或“解释”，由于完全不合逻辑，所以它们的“结论”完全不能从它们的前提(理论)中推演出来。反过来，如果硬要坚持这种比附性的“推演”，则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但是，由于这种比附性的“说明”本身完全不合逻辑，所以结论的错误也不会危及它的前提(阴阳五行学说)。归根结底，阴阳五行学说是完全不接受经验检验的，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理论。

(三)中医应当发展。这种发展，应当重在坚持保留和发展它的有效的经验成分

有人强调，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在中医的发展中，应当坚持和弘扬它自身的特有传统。如果这种“特有的传统”，是指阴阳五行学说，那么就不值得坚持，更不值得弘扬。因为，正是这种传统阻碍了中医的发展。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的中医学实际上是甚少进步的。有人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联系的中医学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整体观念。是的，整体观念是可肯定的。但是，这种整体观念只有与深入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才有价值。例如，即使在如今的中医中，对于所开出的处方，中医学家仍然不知道处方中的成分，更不知道哪些成分是有效的，哪些成分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些成分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等等。由于中医学迄今为止仍缺少有效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实质上只是一套形而上学学说，因而迄今的中医学，实际上仍然只是停留在前科学的水平上。今后中医学的发展，应当引进当代实验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彻底摈弃形而上学的桎梏，或者在保持和丰富它现有的有效经验成分的基础上，以当代实验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为基础，创造出全新的(因而是革命性的)中医学理论，或者以现有的西医学理论为基础，汲取和消化现有的中医学中有效的和宝贵的经验成分，实现中西医结合。

作者：林定夷

第三篇：科学文化哲学及其问题意识

摘要：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以及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90年代以后不仅在英美国家而且也在欧洲大陆国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这三个流派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主要代表，也是科学文化哲学发展的最前沿的领域，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争论最大的哲学流派。文章简要介绍了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展。

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作者简介：洪晓楠(1963—)，男，安徽桐城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07-0129;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DUTHS2007202

一、何为科学文化哲学

科学文化哲学是对科学论(或科学哲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产物，或者说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科学进行理论化系统化反思的结果。因此，我们谈论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就必须首先揭示科学论的现代根源。萨尔•雷斯蒂沃详细追溯了理论科学论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各种思潮中的根源[1](P75)。从科学论的现代根源，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哲学的现代根源，因为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科学论的发展。本文，我们通过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三个主要派别探讨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正如萨普所强调的，当代科学哲学应当合乎理性地成为关于科学的哲学，也即“一门关于科学如何实际进行而同时又渗透着哲学思考的学科”[2](P219)。在笔者看来，由于科学如何实际进行关涉到逻辑、历史、社会、文化、种族、性别等多方面因素，从而我们就应当严肃地将文化、历史、社会和个人的特性等因素纳入有关说明科学的哲学思考之中。不同的因素在科学发展、科学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不相同的，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科学哲学应该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文化哲学。从其发展的历史来说，这种科学文化哲学试图融汇英美分析派的科学哲学、历史派的科学哲学以及大陆派具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科学哲学，同时对大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成果进行哲学的消化、吸收与反思。

卡尔•波普尔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社会政治哲学家、历史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西方有人称他为“继康德以来最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家”，笔者也认为波普尔是20世纪少有的几个体系哲学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的康德。从文化哲学的视阈来看，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有自觉意识建构科学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元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就是他的科学文化哲学。自波普尔开始，科学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潜藏着一种趋势——文化的转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波普尔的哲学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从波普尔对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展开不遗余力的毁灭性的批判来看，他的哲学又具有后现代因素，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P101-102)。因此，谈到科学文化哲学的流派演进，首先就应该看到波普尔是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的先驱，自波普尔之后，大部分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哲学的探讨都具有文化哲学的性质。

二、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

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既是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相互结合的产物，又是对后现代科学进行文化哲学概括与总结的产物。这种结合是通过一种双向运动实现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强大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科学哲学领域。当“后现代性”渗透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哲学便孕育而生，并作为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滋生着后现代主义。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既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又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作为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同伴。这正如美国学者R.萨索尔所说的：“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作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4]

在R.萨索尔看来，斯蒂芬•图尔敏最早在1981年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一术语。1981年法国《世界报》曾宣布“有一个幽灵——后现代思潮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祟”，1992年美国学者保琳•罗斯诺也在《后现代思潮与社会科学》一书的开头指明后现代思潮仍在扩展，说它“像幽灵一样出没于当今的社会科学”[5](P1)。 1991年，《科学哲学学会》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一词。而作为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后实在论时代的”科学哲学滋生着多种倾向：罗蒂的后分析哲学所代表的后哲学文化观、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等。然而，无论是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因素，还是罗蒂、法因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都存在着一些“家族相似”。这种“家族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摈弃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是一种文学或是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6]。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哲学主要流派仍然奉行笛卡儿以来的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计划，仍然认为哲学的特殊任务在于确立知识与行为的规范与标准，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哲学不仅不再是康德式的超出科学和宗教之上的超级科学，不仅不再能提供衡量一切信念和行为的标准，而且纷纷传来了“哲学死亡”的呼声。死亡有时是指那个以大写P开头的哲学(Philosophy)，即寻找最终的基础、先天的洞见和对整体的掌握的哲学，有时则指任何形式的哲学。哲学的后继者乃是对社会文化(科学、道德、宗教、艺术等领域)进行理解和批评的活动[7]。

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何理解科学的本质?究竟有没有后现代科学?如果有，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有什么差别?为什么称之为后现代科学，而不是现代科学，或现代科学在当代的发展?现代主义科学观与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很多。

在如何理解后现代科学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第五章“后现代科学：熵、混沌和有机主义”中的论述很有启发价值。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某些观点，但是笔者也认为，如果存在后现代科学的话，那就是非线性科学，或者说，以复杂性研究为代表的一组科学理论与后现代哲学的基本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将现代范式的诞生历程简述如下：“一个包罗万象的现代范式仍出现于社会，其开始或许是15世纪，它强有力地延续到19世纪末，其建构围绕机械论的隐喻、决定论逻辑、批判理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想、对普遍真理与价值的追求、建构统一的和综合的知识模式之企图，还有对进步与指向一种人类解放状态的历史运动之乐观主义信念。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地理的(殖民主义)、知识的(文艺复兴、现代科学与启蒙运动)、经济的(资本主义)、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技术的(工业革命)与艺术的(现代主义)——牛顿、康德及马克思的世界从根本上不同于但丁、阿奎那与奥古斯丁的前现代世界。”[8](P20)

后现代范式的形成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慢慢显露的。“从60年代以来每一个学科实际上都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结果，今天出现了新生的后现代范式，其建构围绕这样一组概念、共同的方法论设定及一种共有的感性，它抨击现代方法和概念过分地总体化和还原论;攻击乌托邦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为歹托邦和反人性;放弃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计划方案而支持模糊、偶然、自发的和有机论的新原则;它向所有对基本原理、绝对、真理和客观性的信仰发起挑战，并常常拥抱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颠覆了所有的一切界限。”[8](P10)大卫•格里芬在其《后现代科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性及对现代性的不满来源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的祛魅’。这种祛魅的世界观既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又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并几乎被一致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结果与前提。”[9](P1)在格里芬看来，所谓“世界的祛魅”也就是“自然的祛魅”。而“自然的祛魅”的含义是什么?“从根本上讲，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由于这种否认，自然被剥夺了其特性——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特质;而离开了经验，特性又是不可想象的……自然的祛魅这种观点最初是在二元论的超自然论的框架内由伽利略、笛卡儿、波义耳和牛顿及其同道者们提出的。”[9](P2-3)简单来说，所谓“世界的祛魅”、“自然的祛魅”就是世界的非神性化、自然的非神性化，用基本的非人性过程解释一切的还原论方法，它代表着对不受启示性的和公认的智慧或意识形态限制的客观知识的探求。

大卫•格里芬在展望后现代的有机论、后现代科学时指出：在这种后现代的有机论中，“科学和世界都开始返魅。后现代的有机论除了为解决主要源于祛魅而产生的现代性的特殊问题提供了依据外，还在理解科学本身的统一性方面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比以往更好的依据”[9](P38)。对于大卫•格里芬所提出的“后现代科学”，国内已有学者在“是后现代科学，还是后现代宗教?”这个大标题下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批评：是自然的返魅，还是复活泛神论?是改变优先权，还是复辟唯心主义?是关于科学性质的新认识，还是复活主观真理论?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还是唯心主义二元论?是全新的世界观，还是神秘主义?是科学创造，还是宗教神话?是生态科学，还是生态宗教?[10]有学者认为，大卫•格里芬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是不成立的。[11](P165-176)

笔者认为，即便大卫•格里芬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是不成立的，但是它所使用的两个概念经过改造和重新阐释还是有意义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现代科学的确可以说存在着“世界的祛魅”和“自然的祛魅”，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是“神目观”或者说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12](P3)，而“科学的返魅”不是重新回到“神目观”，“它要求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界限，使人们认识到，两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意在更进一步地解放人的思想”[12](P81)，从而揭示了科学的社会化、文化过程，“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9](P10)，“科学的非神圣化便是世界和科学本身返魅的必要条件”[9](P16)。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将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作了一个简要的比较[8](P298),如下表。

虽然后现代主义者拒斥这种比较(因为这种二元比较仍然难逃落入现代方法的窠臼)，但是，这种比较基本上可以反映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的不同特征。

有学者认为，后现代科学有三种形态。其一是有机论的后现代科学，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观的进步。其二是科学知识的权力学说，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相对主义，二是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化。这种学说的直接根源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的“叙事说”的转向与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体现在“强纲领”SSK、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科学观中。在当前的“科学大战”中，科学卫士批判的主要是这种思潮。最后是科学文本的解构主义，其目的是破坏对科学文本解读与理解的任何确定性的规则，破坏了科学的认识基础[13]。对此，笔者的看法是：第一种涉及到后现代科学，第二、三两种实际上讲的不是后现代科学，而是一种有关后现代科学的思潮或论说，实际上讲的是后现代科学观。因此，我们应该区分“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观”[14]。“所谓后现代科学，是在对现代科学和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与现代的科学观念、科学行为、科学目标、科学形态相对立的、新的科学意境、科学追求和科学潮流”[15](P425-426)。从一定意义上说，后现代科学思潮是“反”科学的。这里所说的“反”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对现代科学的合理“反思”，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全面地理解科学，反思科学;其二是“反”现代科学，这是对现代科学反思的最激进的一种，反对现代科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一致性。

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索卡尔在他的诈文中对后现代科学的某些方面的描述并不完全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明显的胡说八道”[16](P57)。例如，他所说的后现代科学的第一个特征是强调非线性和不连续性，笔者认为，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后现代科学并不是完全抛弃现代科学，而是看到了非线性和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现象，这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科学中的一场革命。至于后现代科学能否做到像索卡尔诈文中所说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他说：“后现代科学不仅对根植于传统科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提出了一种有力的反驳，而且还为科学工作的民主化方法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后现代科学的内容与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纲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支持，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则是：超越界限，打破障碍，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生活全方位的彻底民主化。”[16](P18-19)

三、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

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殖民主义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边缘”问题，如少数族群、发展中国家、种族等。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把“种族”这一变量引入到科学发展的历程之中，这种后殖民研究基于这样的假定：今天实践的科学是一种种族科学，反映了形而上学的假设，融入于西方文明的历史路径中。正如索卡尔在他的诈文中所指出的，后现代、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所存在的倾向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内容的神话，揭示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后面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16](P2)哈丁“从思索当代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概念框架的缺陷开始”，“将女性主义科学技术问题定位于多元文化和后殖民时期的图像上”。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只是最近才在美国和欧洲的学术讨论和更广泛的公众中赢得了听众。“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17](P10)因此，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就成为后殖民理论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哈丁揭示了各种可能的后殖民主义。“欧洲人和欧洲女性主义的社会理论，产生于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并在那儿引起争论的某些领域的英语科学著作、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种学和科学哲学，被统称为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仍然认为，当今国际机构和北方国家的发展政策仅仅是“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试图恢复从前被殖民者视为前殖民化的观点、制度、文化和做法，作为一种被殖民者看做批判的反对观点出现在殖民主义内部，出现在拥有殖民特权的人们特有的殖民主义内部——这是批判者、抗议者、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由此可见，后殖民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兴趣和态度的多样性为思考科学技术发生变化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

我们还可以将“后殖民时期”视为一种在正式的殖民主义之内及其身后开辟的批判性推理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多种多样的定位、讨论和其他实践活动均可发生。这些后殖民时期的作者可能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

哈丁关注的问题是：“旨在对科学、自然界和历史，从而对北方和南方不断发展中的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的思考进行非后殖民化。”[18](P122)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追踪了现代科学技术与欧洲扩张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怎样充分地结为一体”。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有：科学技术变化与欧美帝国计划之间的联系;其他文明的科学技术传统中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描述;北方通过向南方传递其科学技术来提高南方生活水准这种今天明显失败的努力的含义——“发展政策”的失败等。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性的新画面。它把那些在旧见解中被掩盖或者有时被否认的某些对象、事件和过程带到我们关注的焦点中来，从而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意识。因此，“欧洲中心主义、内在主义描述中某些极为重要的经验主义和哲学的旧问题，在这些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中就是没有答案”[18](P51)。

四、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

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把“性别”这一变量引入科学发展之中。如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核心特征，就是主张不能‘取消性别因素’(借用朗吉诺的一个术语)。”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现代科学的核心问题和方法是父权制为解决女性化问题而创立的”[19](P140-141)。因此，女性主义学者伊夫林•凯勒认为，女性主义科学批判关注的主题不是妇女问题，或妇女与科学，而是“男人和女人的创造如何影响了科学的创造”，这样一项事业“导致了两种表面上独立发展的学问的交汇：女性主义理论和科学的社会研究”[20](P28)，这就是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思潮。

当然，这里所谓的“科学”也就是我们一般的“公认观点”所认为的中立的、理性的、客观性、普适的科学。公认的观点是，演绎的、分析的、原子的、非情境化的和数量的认知风格被标明是“男性的”，而直觉的、综合的、整体的、情境的、质量的认知风格被标明是“女性的”[21]。科学中妇女相对少，科学长期拒绝女人，科学中女人地位相对低，女人是“执行者”、“边缘者”，而男人是“指令者”和“中心者”，这就是说，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主义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这种典型的二分法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部门，在科学中也不例外。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西方哲学中所谓的理性和客观性排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其中包括情感、事物间的联系、实践的感受和特殊性。科学家习惯于从父权制的现实出发，提出假设，收集证据，进行性别偏见的推理，最后得出维护父权制社会的结论，由此形成的科学，女性主义称之为“坏科学”。由此可见，这种“坏科学”是系统地排斥“他者”(otherness)的产物。“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传统的认识论在整体上都排除女性可能成为‘知识者’或知识主体的可能性……科学的声音属于男性……历史是以(居于支配阶级和种族的)男性的观点写成的……传统社会学判断的主体总是被假定为男性。”[22](P14)针对这种情况，女性主义认识论将处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倾向这五种不利地位的人群加进入认识的主体之中。女性主义批判主流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构一种能够克服现有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及所有等级观念的女性主义科学。对此，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见解不同，它们的女性主义科学也各有特点，大致有三种：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就像SSK主张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即便是数学和逻辑也不能例外)一样，有些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从伽利略开始，主流西方物理学一直是用数学的语言来构造的，那么这种数学究竟是谁的数学呢?“数学和逻辑都逃脱不了社会的‘污染’”，那么这种污染来源于什么呢?是来源于势不可挡的资本家、父权制者和军国主义者吗[16](P21)?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可以提出很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科学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主要包含三类：

第一类问题是老问题的新解法。因为有些问题，如科学划界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科学客观性问题、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联系与融合等，是传统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即便在当前，这些问题仍然是科学文化哲学界讨论的前沿问题，它们关涉到如何理解科学这个重要的元问题，因而使老问题成为前沿问题、热点问题。

第二类问题是由于哲学思潮的变迁引起的科学文化哲学问题的凸现，如科学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科学意识形态批判，对科学与启蒙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等。

第三类问题是由于科学的新发展，引起的新的热点问题和难题，比如：如何看待科学的社会后果(如纳米技术的社会后果、克隆技术的社会后果等)[23];如何看待科学活动对环境、社会、心理等带来的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影响;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是什么[24](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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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

On Cul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Quesstion Awareness

HONG Xiao-n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116023, China)

作者：洪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