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渔业论文范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生态渔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桐庐地处钱塘江中游，水资源丰富且优良，发展生态渔业优势明显。桐庐县农林局大胆创新生态渔业发展模式，在提升渔业基础设施设备、推广高效生态技术、渔业资源环境保护、养殖尾水处理、淘汰落后污染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着重分析了桐庐县生态渔业的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桐庐县生态渔业发展的对策。

第一篇：生态渔业论文范文

大型生态池塘高效渔业经营模式研究

大型生态池塘高效渔业经营模式，是目前国内普遍推广的新型渔业经营模式，如养鱼和餐饮相结合模式、养殖和种植相结合模式等，但在利用大型生态池塘进行高效养殖的同时，在水中种植景观植物和在水面上搭建大型渔家乐设施进行综合旅游项目的经营模式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本研究是在已经建好旅游设施的情况下通过水中种、养，对水上旅游的经营方法和结果进行总结分析，为有条件的地区推广这种高效模式提供参考。

一、试验条件

本试验在浙东地区宁波市天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天地农庄进行。种、养水面100亩，平均水深0.9米，最高水位1.3米，水源为当地大嵩江水，水质符合国家养殖用水要求。水上旅游设施主要有餐饮、会议、娱乐、健身和住宿等，总面积1.5万余米2，建造方式为水中打桩、水上搭建木屋。建筑离水面30厘米，交错坐落，基本不影响水中种、养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二、试验方案

1. 种、养方案

在100亩池塘养殖的水产品品种有鳖、鳙鱼、鲢鱼和锦鲤，种植的水生植物有10亩喜旱莲子草、15亩凤眼莲和30亩莲藕(见表1)，通过种、养的实际产量和产值评价经营效果。

2. 旅游方案

在接待个人和团体游的基础上举行鳖养生文化节、美丽乡村游等主题活动，并通过实际经营情况评价综合经营效果。

三、试验情况

1. 种、养情况

①池塘整改。从2013年3月初开始对池塘进行规范性改建，改建的主要设施有池塘注排水系统、池坡和防逃设施。池塘清整主要是清除池塘中与种、养无关的所有杂物，然后用市售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按产品说明消毒，两天后注水到标准水位等待种、养。

②鱼、鳖放养。从2013年4月15日开始按设计方案与数量要求进行鳖和鱼类的放养，鳖和鱼类在放养前用食盐溶液消毒。放养的鳖为本公司自行培育的外塘幼鳖，鱼类购自宁波市鄞州区的苗种场。

③种植水生植物。从2013年5月开始在附近湿地和河道里捞挖喜旱莲子草和凤眼莲种植到设定的区域，并用网栏围住。2014年春引进15个品种的莲藕，用水底盆栽法种植。

④养殖管理。鳖每天投喂1次，按有机产品生产要求进行管理，不用任何药物;鱼类不喂任何饲料，任其自行采食池塘中的天然饵料。2013年10月5日天气转冷，鳖和鱼类进入越冬期，停止投喂，此时水生植物露天叶逐渐枯萎。2014年春季水生植物又开始萌芽，2014年5月后进入正常的养殖管理。

⑤捕捞。养殖到2014年10月10日，鱼、鳖基本停食，即开始捕捞。

2. 旅游经营情况

①制定渔家旅游项目。举行两次鳖养生文化节和美丽乡村游活动，使游客在养殖基地能读到鳖文化，看到鳖实物，品到鳖美味，体验鳖养殖和捕捞的趣味，最后购买鳖。

②进行渔家旅游宣传。为了办好渔家乐旅游活动，通过报纸、网络和微信等方法进行宣传，为都市居民积极参与做好准备。

③实施渔家旅游活动。活动于2013年9月和2014年9月举行，活动内容有抓鳖比赛、鳖美味烹饪大赛、鳖宝宝爬行比赛等。活动不但拉动了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公司养殖水产品的销售，增加了经营效益。

四、试验结果

1. 养殖水产品收获情况

通过一年多的养殖，于2014年10月鱼类停食后开始捕捞，收获鳖23 660千克、成活率91%、增重17 660千克，鳙鱼23 250千克、成活率93%、增重21 050千克，鲢鱼23 184千克、成活率92%、增重20 784千克，锦鲤14 962.5千克、成活率95%、增重13 462.5千克(见表2)。

2. 水生植物生长情况

种植的水草只起到了调节水体和营造景观的作用，虽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为项目旅游提升人气和增加水产品产量起到了间接作用，喜旱莲子草种植后逐渐被鳖吃光，凤眼莲在第二年萌芽后也被鳖和鱼类吃光，莲藕生长良好(见表2)。

3. 旅游收入

通过举办各项主题活动，两年中旅游人数达到3.2万人次，综合旅游产值达到304万元。

五、分析与讨论

1. 分析试验结果可见：在华东地区气候条件和水源水质都能保证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种高效的渔业经营模式。随着旅游项目知名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会越来越好。

2. 本次试验种植的凤眼莲和喜旱莲子草是鳖喜食的水草，结果养殖过程中被全部吃光，所以试验设计时为营造水面景观要选种鳖和鱼类都不采食的水草品种。

3. 本次试验鳖的放养密度过高，起捕规格较小，建议放养密度以不超过200只/亩为宜，这样养成规格可提高到250克/只左右。

(作者联系地址：赵春光 浙江杭州龟鳖研究所 邮编：311201;刘飞波 宁波市天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邮编：315000)

作者：赵春光 刘飞波

第二篇：杭州桐庐生态渔业发展思考

摘要：桐庐地处钱塘江中游，水资源丰富且优良，发展生态渔业优势明显。桐庐县农林局大胆创新生态渔业发展模式，在提升渔业基础设施设备、推广高效生态技术、渔业资源环境保护、养殖尾水处理、淘汰落后污染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着重分析了桐庐县生态渔业的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桐庐县生态渔业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桐庐;生态渔业;建设现状;对策

桐庐县地处浙西，富春江、分水江贯穿全境，水资源丰富且优良。全县渔业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现已形成温室龟鳖19万m2，外塘甲鱼86.7 hm2、河蟹153.3 hm2等特种水产优势产业带。水产养殖业已成为桐庐县农业中产值超亿元的重要产业之一。近年来，桐庐县农林局以“保生态、保安全、保供给、促增收”为现代生态渔业的发展目标，以加快生态渔业发展为突破口，大胆创新生态渔业发展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分析了桐庐县生态渔业的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关于桐庐县生态渔业发展的对策。

1桐庐渔业发展现状

桐庐水域资源丰富，富春江、分水江贯穿全境，山塘水库星罗棋布。富春江自南而北流经全境，在桐庐县境内长33 km;分水江源于临安从桐庐县西北部入境，到桐君街道汇入富春江，境内长53 km。全县总水面7 960 hm2，宜渔水面4 452.1 hm2。目前，桐庐水产养殖的优势品种主要为龟鳖、河蟹、常规鱼等，年产龟鳖4 000余吨，河蟹100余吨，常规鱼3 800余吨。其中龟鳖主要以瑶琳镇为中心产业带，零星分布在桐君街道、凤川街道、江南镇等地;河蟹主要是以江南镇窄溪产业带;常规鱼集中连片带主要是横村镇，零星分布于全县。2015年，桐庐实现水产品总产量8 591 t，渔业总产值21 760万元，渔业经济处于较好的发展态势。

2桐庐生态渔业建设现状

现代生态渔业是指以整体优化、生物多样性、系统方法等生态学原理为基础，强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系统功能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注重渔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相协调、质量安全与现代技术相统一的渔业生产方式。桐庐县农林局结合桐庐渔业实际，大力发展生态渔业，在提升渔业基础设施设备、推广高效生态技术、渔业资源环境保护、养殖尾水处理、淘汰落后污染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体如下：

2.1生态渔业基础设施设备、生态养殖技术提升

近年来，桐庐县实施省、市“百万亩标准鱼塘改造”和省级现代渔业园区建设项目，总投入资金1500余万元，建设池塘面积706.7 hm2。通过池塘清淤挖深、塘埂护坡、池塘小改大、水泥路硬化、栽植绿化苗木、购置增氧设备等措施，有力夯实了渔业基础设施设备。通过“农民之友”等新闻媒体对生态渔业技术的宣传，“科技下乡”、“科技特派员”驻地等活动，以及示范推广鱼虾鳖生态混养、稻田综合种养、底部增氧、养殖水质综合调控、尾水处理等生态养殖技术，提高了全县渔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和生态养殖技术水平。

2.2“三江两岸”整治工程有序推进

2011年杭州地区开始实施“三江两岸”景观保护工程，对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两岸500 m范围内进行综合整治。桐庐境内完成了天兹针织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烟囱拆除工程、中水回用改造工程、污泥焚烧工程、污水治理工程;窄溪、环溪、金家等3个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分水江沿岸制砂企业整治，关停7家，暂停4家，改造提升9家;桐庐大路粮油专业合作社等16家肥药双控、测土配方项目和桐庐明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7家养殖污水治理工作以及合村乡瑶溪清理整治等15家小河道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三江两岸”工程的实施，对保护富春江水质、保护渔业资源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3两江渔业资源逐步修复

桐庐县农林局大力发展“资源养护”渔业，发挥渔业对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作用。自2006年，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加大了对桐庐两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区的资金扶持，桐庐县也提高了财政配套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对名特优经济种类和土著鱼类的放流力度，如花(鱼+骨)、黄尾密鲴、赤眼鳟等土著名特优种类。截至2015年年底，桐庐县两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区共增殖放流上述鱼类累计4 300余万尾(只)，累计投入资金550余万元。通过标志放流和回捕、专业调查和检测、社会调查和抽样统计，发现增殖放流后放流种的产况明显好于未放流期。

2.4温室龟鳖拆除整治促治水

自上世纪90年代，桐庐温室龟鳖产业突飞猛进发展，截至2013年温室龟鳖养殖面积已达34万m2。龟鳖产业是桐庐县主导优势产业，是渔农致富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温室龟鳖养殖产生的废气废水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针对桐庐龟鳖产业实际，桐庐县农林局组织水产技术员等相关人员，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制定整治方案。整治方案包括桃源溪50 m以内的龟鳖养殖场全部拆除，桃源溪300 m以内为限养区，规模小、效益低的温室养殖场拆除，继续保留的温室龟鳖养殖场需建立养殖尾水处理设施，必须达标排放。截至2015年年底，已经拆除温室龟鳖养殖面积15 m2，累计投入资金8 120万元。

2.5养殖尾水处理设施建设全面启动

近年来，桐庐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而随之带来的养殖水体污染、富营养化也日益严重。水产养殖通常采用无节制的大排大换的方式，极少采用人工调控的方式，对周边水域环境和农业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危害。结合浙江省级现代渔业等项目的开展，自2015年，桐庐县开始了养殖尾水处理设施建设探索。目前，已有13家单位着手养殖尾水设施建设，其中3家为温室甲鱼尾水设施建设，其余10家为池塘尾水设施建设。温室甲鱼尾水污染重，主要采用“污水一污水收集池兼沉淀池→生化池→沙滤池→表流人工湿地→回用”模式;池塘尾水设施主要采用三级沉淀池、生态净化池、生态沟渠等模式。目前，温室甲鱼养殖尾水设施和池塘尾水设施投入试运行。经浙江省淡水渔业环境监测站检测，采集经尾水处理的水样总磷、氨氮、重铬酸盐需氧量(ODcr)指标显著低于未经处理的养殖废水，养殖尾水处理效果明显，达到养殖水排放标准。

2.6稻田养鱼工程有序发展

稻田养鱼是养殖业和种植业的有机结合，集传统农业、生态农业和现代高产低耗农业为一体的复合型农业，具有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自2013年，桐庐县全面实施稻田养鱼工程，推广稻鱼、稻鳅、稻鳖、稻虾、稻蟹、茭鳖、茭鳅共作，面积达133.3 hm2，被列为浙江省稻田养鱼示范县。稻田水产品绿色生态，深受消费者喜爱，市场价格高，经济效益好。茭白田养鳖、稻田养鳖亩产值均超万元，与单一种植相比，经济效益翻一番以上。

2.7低碳高效池塘循环流水养鱼工程试验探索

2015年，桐庐县农林局从美国大豆协会引进了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该技术由美国奥本大学设计，是将传统池塘开放式“散养”模式创新为新型的池塘循环流水“圈养”模式。其原理是通过添加气提式增氧推水和废弃物收集处理等设备，对鱼类排泄物和残剩饲料进行收集和再利用。该技术不但可以解决水产养殖的自身污染问题，而且可以将收集的鱼类排泄物和残剩饲料转化为高效有机肥，化废为宝，增加效益。目前，桐庐试点开展了低碳高效池塘循环流水养殖罗非鱼试验，取得了初步成功，罗非鱼养殖成活率和饲料利用率都大幅提高，收集的废物转变为有机肥，经济效益明显。2015年下半年又有两家企业池塘循环流水养殖工程项目竣工，准备开展鲈鱼等品种的养殖探索。

2.8兴建无害化处理池杜绝二次污染

病死鱼携带大量的病原微生物，不仅污染周边环境，并且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和渔业健康发展。桐庐县农林局率先开展了水产无害化处理试点，在规模化养殖场、合作社等基地推广无害化处理池。具体做法是建造“一户一池”的小型处理池，每个池子2～4 m2，如发生病害将病死鱼集中投入无害化处理池进行发酵，发酵后作为农业用肥，杜绝二次污染。

3生态渔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桐庐县生态渔业生产形势总体运行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养殖户生态养殖意识淡薄，一味追求产量效益，无视水产养殖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二是水产养殖户普遍年纪大、学历低，科学养殖技术水平提升有限，传统养殖方式根本性转变困难;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水平不高，抗自然灾害能力低，养殖池塘自然生态和生产功能下降，生态修复任重道远;四是缺乏渔业资源基础调查，不能科学有效指导增殖放流，渔业资源恢复缓慢;五是生态渔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设施等投入成本高，特别是额外支出的养殖尾水处理投入，养殖户积极性不高。

4桐庐县生态渔业发展对策

4.1搞好规划，因地制宜实施生态渔业

根据桐庐水资源特点和乡镇实际，统筹规划，发展生态渔业。利用富春江优质水源，在江南镇窄溪、横山埠等地发展生态河蟹产业;在分水镇、百江镇等粮食功能区，大力发展稻田养鱼产业;在莪山乡茭白田，大力发展茭鱼产业;在地理环境优势的横村镇，大力发展休闲生态渔业;对大中型水库，大力发展洁水渔业;在瑶琳镇温室龟鳖片区，拆除整治温室龟鳖，兴建尾水处理设施，要求达标排放;在大面积池塘建设低碳高效池塘循环流水养鱼工程;在省级两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区，加强渔业资源情况调查和评估，明确资源量和可利用度，逐步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改善两江渔业生态环境和种质资源量。

4.2依靠科技，拓展生态渔业发展模式

一是优化养殖种类结构，推广80：20模式化养殖，同时根据生态学原理，适当搭配如青虾、黄颡鱼等名特优水产品种;二是推广种养结合模式，在有条件的池塘引导渔民推广鱼一种植类型(稻田、莲田、茭白田、桑和草等)、鱼一畜禽类型(猪、鸭、鹅等)等生态养殖模式，推广温室甲鱼转外塘养殖和鳖稻模式，河蟹养殖推广蟹塘种植芦苇稻模式;三是使用设施设备，推广底部增氧设施，温室龟鳖的养殖废水经沉淀和净化后进行循环水养殖，大面积池塘推广低碳高效池塘循环流水养鱼;四是注重投入品管理，选择优质苗种和环保饲料，使用水产疫苗、微生态制剂、中草药，以及向水体投入特定培养基质和定向培育能够消化分解养殖系统废弃物、改善养殖水环境的生物絮团来实现生态养殖。

4.3筹措资金，加大对生态渔业建设的投资

生态渔业建设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效益高的产业，桐庐本地水产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投资建设难度大。因此亟需加大对生态渔业的资金投入。一是要积极拓展资金渠道，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社会上的各类投资主体向生态渔业投资;二是制定优惠的政策和措施，吸引外地的资金来桐庐县投资发展生态渔业;三是根据县农林局“向上争项目，向下比服务”活动，争取更多项目资金扶持和技术扶持。

4.4狠抓质量安全，推动生态渔业健康发展

一是逐步建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形成以县级水产品检测中心为龙头，乡镇检测站、市场检测点为补充，生产主体快速检测室为基础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网络;二是逐步推进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有管理制度、有专门人员、有生产记录、有质量检测、有产品标识、有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的水产品产地准出管理，规范记录投入品使用、病害防治等情况，真正实现水产品生产过程可追溯;三是加强渔业执法和管理，建立渔业安全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以及渔政与公安派出所联合执法长效机制，提高渔政执法装备水平，确保渔船和渔业生产安全。

4.5加强宣传和培训，营造生态渔业好氛围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形式的媒体，加大实施生态渔业的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养殖户的标准化生产、质量安全以及水环境保护意识。通过技术推广和教育培训，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提高渔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引导渔业生产走上科学、生态发展道路。积极营造全民生态意识氛围，形成合力，努力建成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中国最美县。

作者：周艳萍　孙露　刘清　陈睿

第三篇：完善我国渔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思考

摘要：建立完善的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完善我国渔业资源环境管理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在渔业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当通过明确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健全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立渔业生态补偿基金以及监督管理等法律制度的配套机制，以期建立健全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调动各渔业资源经济主体进行渔业资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约束和制止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行为。

关键词：渔业资源；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千年大计”，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时还强调应当“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我国是渔业大国，海域辽阔，江河湖泊众多，渔业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但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渔业发展面临着资源衰竭、环境受损、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拦河筑坝、围海（湖）造地、交通航运等工程建设，造成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被切断，产卵场等栖息地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损害。完善我国渔业生态补偿制度，既可以协调渔业经济开发活动与养护渔业资源之间的冲突，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有力措施，是推进渔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渔业生态资源的重要手段。

一、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概述

（一）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界定

渔业，系指采捕与养殖水生动植物业。[1]渔业权，一般指依法在特定水域上设定的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即渔业生产者依法享有的，利用水域直接进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养殖或捕捞行为的权利（养殖权与捕捞权）。[2]我国《渔业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滩涂、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法。”因此，本文所指“渔业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法律概念，既包括海洋渔业资源也包括内陆渔业资源，还包括渔业生物栖息繁衍的水域环境。即，将其抽象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客体，并对渔业权尽可能地作体系化的理解。[3]

渔业生态补偿没有统一的表述，本文认为渔业生态补偿是指为了恢复、维持和增强渔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依据相应标准，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化的调整方式，对有益于渔业资源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进行补偿来提高行为主体的收益，并由渔业生态效益的受益主体，对其生态保护与修复主体所投入的成本按受益比例进行分担，使渔业资源经济开发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对渔业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保护、恢复及改善的作用。

结合我国当前利用和破坏渔业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现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可将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界定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与渔业资源的保护者、受益者和损害者等主体间利益关系保护的法律规范制度的总和。

（二）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1.经济学理论基础

第一，经济外部性理论。渔业资源利用外部性是指一个渔业资源及其环境的使用者所产生的不包括在其经济成本或受益的核算之内的外部影响。例如，当渔民可以自由进入并捕捞某一渔业资源时，就会出现负外部性。因为在渔业活动中，一个自愿相互合作的协议通常是不存在的，而通常以单个渔船作为决策单元，并以各自的最大利益为目标，也不考虑他对其他使用者所产生的外部效果。一个渔民的过多采捕可能导致另一个渔民捕捞产量减少，同时也可能导致渔业资源被过度捕捞。渔业生态补偿就是政府用以干预这种市场失灵、实现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途径。[4]

第二，公共物品理论。在渔业资源的利用中，当个体渔民在决定是否入渔时，只考虑渔业平均收益是否大于平均成本，为了增加个人边际收益，渔民的短期动机倾向于捕捞尽可能多的鱼，而长期目标则是获得最大经济产量或最大可持续产量，从而导致渔业资源被扭曲配置，造成渔业资源的“公地悲剧”。[5]此时，只有限制渔民数量，且渔民均遵守某种形式的捕捞量限制，才能获得渔业的可持续产量。但是，如果渔民数量过多，某一渔民可能会成為一个无意的“搭便车者”或者无贡献使用者。[6]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搭便车者”以征收生态补偿费的形式对其扭曲的经济行为予以纠正，并对提供公共资源的人予以补偿，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第三，希克斯-卡多尔补偿原则。为解决帕累托准则在实际中的“失效”问题（1），经济学家提出了补偿原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希克斯-卡多尔补偿检验（Hicks-Kaldor compensation test）。该原则认为，如果一项政策的实施使得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但受益者在补偿了受损者的损失后仍旧比以前好，那么该政策的实施就会出现社会福利改进。[7]依据该原则，在渔业资源等自然系统的开发和保护中，如果通过受益地区、受益行业对那些在生态保护中付出代价、做出贡献的地区、行业以及保护者提供应有的补偿，从而可以使得社会的总体福利有所提高，那么这种改进便是可行的。毋庸置疑，这一准则也为生态补偿的事实提供了理论基础。

2.法学理论基础

第一，公平正义理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之实现不可忽视的先决条件是对“公平”的适用条件进行再解释和再限定，着眼于“差异性”，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符合地位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要求的。即，权利分配的“平等”和责任分担的“差别”。[8]渔业资源利用的正义价值，要求我们在利用渔业资源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利用资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括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代内正义包括不同阶层的正义以及不同渔区的正义。例如，对于贫困渔民而言，当其生存权存在威胁的时候，难以有足够意愿和资本保障渔业资源利用的公平和可持续性；另外，对于渔业资源的开采使用，也应当在不同渔区之间公平分配。如果分配不公，必然导致对保护资源与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渔区（比如靠近产卵场）的渔民为获取应得的福利而过度使用资源与环境；渔业自然资源的代际正义，要求渔业资源与环境在质量上不至于发生代际的退化，在数量上能够维持现有数量和增值。当以上“分配不正义”时，需要“矫正正义”予以修复和补偿，生态补偿便是矫正正义的表现形式。例如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对渔业资源的分配进行调整，以确保贫困渔民等弱势群体也能得到生存和发展，确保不同渔区间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保障，并且保障后代人与当代人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

第二，权利义务理论。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学的基本范疇。任何一项权利都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是权利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9]例如在渔业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中，由于渔业资源的保护者与受益者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渔业资源的保护者可能为了保护某种水生动植物或其生长繁衍所依赖的水生环境而付出了一定经济成本，如建立珍稀水生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区。该渔业资源自然保护区内的政府或居民，短期内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长期而言，也会得益于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的改善。这就造成了渔业资源生态环境中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生态效益的不平衡。即，渔业资源保护的受益主体在享受生态保护的优质生存环境的同时却没有承担其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性的法理学原理，不利于主体利益的协调、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应建立渔业生态环境补偿法律机制，赋予渔业生态资源保护主体补偿权从而平衡生态保护主体和生态受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我国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渔业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环境保护法》第31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自此生态补偿制度在环境基本法中明确界定，标志着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新的开端。同时也对其他法律的制定、修改作出了方向性的指导。2010年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条例》立法的启动对促进生态补偿立法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生态补偿条例（草稿）》的完成使相关立法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也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主体、目标任务以及补偿办法等。

关于渔业生态补偿制度，截至目前，并没有单独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中对其作出专门规定，而是散见于相关法律文件中。例如2005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纲领性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此后，农业部先后出台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和《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总体规划（2011—2015年）》，特别是2007年发布、2008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更是量化了工程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的补偿计算。

（二）渔业生态补偿制度的具体实践

1.增殖放流

人工增殖是保护渔业资源种类和数量的最直接的方式。人工增殖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直接向作业水域中投放一定数量的经济鱼类虾类苗种，以保证来年经济鱼类虾类的可捕获数量，即增殖放流的方法；第二，通过人为方式旨在改善渔业资源赖以生存的海域生态环境以使其更加适宜海洋生物的生长，如投放人工鱼礁（2）和鱼道建设（3）。

2.珍稀水生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区补偿

自然保护区是依法建立并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区域，具有保存完整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保障生态安全的功能。对于渔业生态补偿制度而言，珍稀水生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区补偿是可以为特种水质资源下的特定物种通过提供补偿的方式予以保护。

3.伏季休渔禁渔

就是在掌握经济鱼类各个生长阶段特点、集群产卵和幼鱼觅饵的水域分布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划定一定范围的禁渔区和保护区，规定在特定时期内（即禁渔期内）严格禁止捕捞，并规定禁止使用的捕捞渔具的规格和捕捞方法等。从生态补偿的角度来看，休渔禁渔政策的倡导和实施作为一种政策层面的指引，在渔业资源生态补偿中着重发挥了政策补偿方面的作用。

4.渔民转产转业

近年来，由于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以及客观上船多鱼少等因素，使渔业捕捞经济利益下降，出现了渔民返贫现象，部分捕捞渔民陆续从捕捞业退出，面临失去基本生产、生活保障的威胁。《农业法》第63第二款直接规定了要实行鼓励渔民转产转业，这是渔业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实践。国家对于失水渔民的补偿不再仅是限于一次性的资金、粮食等补偿，而是转向将渔民们往“自力更生”的发展方向引导，通过财政补贴的政策鼓励渔民“走出去”，不仅减缓了渔业资源的压力，也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保障渔民的生产生活稳定发展。

（三）我国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现行法律制度零散，缺乏对渔业生态补偿的针对性

生态补偿应用于渔业资源中就要遵循其规律和特殊性，不能单纯地将其他生态领域的生态补偿经验照搬过来。而根据《渔业法》第14条的规定：“国家建设征收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征地的规定办理。”该法律条文为准用性法律规范，并未针对渔业资源生态补偿规定的具体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是直接援引《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生态补偿条例》还在起草之中，渔业资源生态补偿目前只能依靠这些条文进行规范。政策上的缺失、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在渔业执法过程中，执法部门任意性过强、秩序混乱，法律法规无法协调解决冲突，生态补偿效率低下。

2.相关利益者众多，缺乏健全的渔业生态补偿机制

渔业生态环境功能显著，不仅充当着渔业资源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因子功能，而且作为动植物生境的流域也是功能众多。包括居民生活之容纳场所及向海洋下泄的通道、工程建筑的采石采砂场所、水力发电及饮用水等水利工程建设的场所等众多功能。正因为渔业资源生态功能众多，因此利益相关者也很多，在如何开发、利用和保护渔业生态系统这一问题上产生矛盾在所难免。

3.大多针对水体和生物资源，缺乏对渔民生产生活的补偿机制

渔业资源生态补偿，要保证对渔民合法的生存权和由于生态建设和保护资源丧失的发展利益进行必要补偿，并通过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项目的安排，达到渔业经济和资源的和谐发展，保障渔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延续。《渔业法》、《农业法》中有关渔业资源生态补偿制度的规定大多是围绕增殖渔业资源、恢复渔业生态环境进行的，对于如何长期稳定地保障渔民合法权益、恢复渔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补偿内容却并不多见，即便有也只是笼统地规定“要对受影响的渔民发放资金补助”。渔业生态补偿，如果忽视了对人（渔民）的补偿，则会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

三、完善我国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议

渔业資源因其本身具有的公有性、渔业生物自身繁殖生长具有的特殊属性（例如鱼群的洄游性等）、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等特征，决定了渔业资源生态补偿不同于其他生态要素的生态补偿。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仍然是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导并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政府依赖性”，要改变这种现状，渔业生态补偿就要遵循正确的法律原则，进行法律及其配套机制的建设。

（一） 明确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1.PPP（Polluter Pay Principle）原则

PPP原则即“谁污染，谁付费”，是将生态环境损害方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化的一条基本原则。福利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经济外部性的存在，是因为当A向B提供劳务时，往往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可是A并未从受益者那里获得报酬，也未向受害者支付任何补偿。[10]他认为，直接向施加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提高边际成本，可以减少经济扭曲行为。就生态补偿而言，PPP原则要求向那些过度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损害他人利益的企业或个人征收费用，转换成“谁使用、谁付费”。PPP原则并没有说明征收的费用如何分配，然而基于社会公平，征收的费用应该补偿给那些因环境过度利用而遭受损失的人。如围填海，海洋油气开发等活动都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渔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开发者也应根据其造成的生态损失进行补偿。

但PPP在使用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极端贫困的失海渔民，在一些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从事捕捞。如果向这些弱势群体征税，无异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有违法的公平和正义价值。相反，可以通过收入补贴的方式，让这部分渔民自愿退出捕捞业，以遏制渔业资源的衰竭。这时，社会获得可观的生态效益，渔民福利也未遭到损失。从而产生了PGP原则。

2.PGP （Protector Gets Principle）原则

PGP原则即“谁保护，谁受益”。PGP原则既符合效率要求，也考虑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该原则在渔业生态补偿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如在水生物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过程中，保护区沿岸的居民为了保护区的建立就要放弃其在保护区的开发活动，如养殖或捕捞活动等，因此根据PGP原则，这些居民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在生态脆弱地带即陷入贫穷与资源恶化的地方，PGP原则应该成为渔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准则。

3.BPP（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原则

BPP 原则即“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渔业生态资源环境提供的服务是有价值的。不同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可就渔业资源与环境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部分进行交易。由生态服务的实际享受者向生态服务的实际占用者付费，可提高双方福利水平，交易也是有效率的。例如水资源使用权交易、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都是采用了BPP 原则。实际上，渔业资源的生态补偿也可采用该原则。例如，捕捞权交易制度。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衰竭的重要原因，为此，许多国家采取了限额捕捞的策略。捕捞配额制度的代表国家是冰岛，且配额可以进行转让交易，渔船所有者可以转让或者买卖所拥有的捕捞配额。[11]

除以上三种常用的生态补偿原则外，生态补偿还有其他原则。第一，公平原则。渔业生态补偿的公平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渔业资源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利用资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括代内之间的公平性也包括代际之间的公平性。第二，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原则。针对渔业资源的生态补偿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渔业资源、渔民增收等各方面的问题，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与其他环境领域的生态补偿一样，国家补偿必不可少，但除此之外，也应适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伸进渔业资源利用中，用交易的方式控制渔业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实现渔业资源生态补偿效用的发挥。[12]

（二）健全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1.构筑渔业生态补偿相关立法体系

第一，制定《生态补偿法》作为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环境保护法》仅对生态补偿制度做了原则性规定，对于生态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及补偿模式未作具体性规定。从渔业资源保护而言，建议制定《生态补偿法》，为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提供法律基础。《生态补偿法》制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资源保护与修复的生态补偿的原则、进行生态补偿主体与客体的认定、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以及明确生态补偿的法律责任。

第二，制定生态补偿技术规范。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是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关键环节，即补偿多少的问题，补偿额度确定是否合理，关系渔业生态保护与修复过程中利益的平衡。对于渔业生态保护与修复来说，主要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是渔业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体现。所以，应出台生态补偿技术标准规范，为生态标准确定提供技术支撑。

第三，制定生态补偿专门性法规。渔业资源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生态补偿以政府补偿为主要模式，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应根据环境基本法的规定制定渔业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专门性行政法规，即《渔业生态补偿条例》，明确界定政府对渔业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权限及分工，理清中央与地方政府，渔业补偿的权利与义务主体的关系，明确渔业生态补偿法律责任的专门性法规。[13]

2.明确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

第一，渔业生态补偿的主体。主要指渔业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补偿者和被补偿者（义务主体和权利主体），对渔业资源生态环境负有保护责任和义务或得益于渔业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根据法律规定或约定应当向生态保护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其实质是解决“谁补偿谁”的问题。界定渔业生态补偿主体的基本思路是在认定评估渔业生态损失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即，通过确定基本特征、内在联系等方面来推定关键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的工具或方法。[14]首先要分析某一海洋或水域经济活动如何改变了渔业生态环境，认定渔业资源与环境的改变对利益相关的影响，进而根据他们的利益增损关系来界定渔业生态补偿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15]

渔业生态补偿的权利主体主要包括原本享有的渔业资源和环境受到損害的群体以及对恢复和提高渔业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做出贡献者。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对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即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限制甚至放弃开发利用环境而遭受损失的主体，如对珍稀和重要的水生物种的保护做出重大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或者为了保护鱼类资源而转产转业的渔民。二是渔业生态环境建设者，如为加大对珍稀和重要的水生物种的保护力度，设立珍稀水生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区，这些保护区内的地方政府和居民等。

渔业生态补偿的义务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国家和各级政府。从国家整体资源环境利益考虑，国家是生态补偿的主体，也是渔业资源开发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国家和政府应首先成为实施生态补偿的义务主体。就其责任义务而言，一方面，国家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补偿主体，如政府通过开展增殖放流、人工鱼礁等资源恢复项目以增殖渔业资源，并通过发放弃船补贴、发布优惠政策降低经济主体准入门槛等形式，帮助转产渔民另谋生存出路；另一方面，国家也作为制止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补偿主体。如税收和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行为的罚款等是国家和政府海洋生态补偿金的主要来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生态效益的无形性和外溢性，通常很难识别出具体的受益主体，因而往往将受益地区的人民政府作为受益者”。[16]其二，企业。企业在利用渔业资源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渔业生态环境负影响，对这一损害进行修复的责任则落在了加害者身上。即除了市场调节外，政府要对环境损害的加害者进行事后的罚款或者责令其对受损环境进行修复，亦或在加害者实施工程之前即对其工程将要可能产生的各种环境损害进行合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施工前征收损害修复费用等。其三，受益者。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渔业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修复的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应该向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支付相应的费用，以激励人们更多地关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开发，形成一种良性的开发动态模式。

第二，渔业生态补偿的客体，主要是补什么的问题。它是指地区、组织或个人因向社会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或生态系统服务而得到了相应的资金、技术、实物补偿或政策支持。对于渔业生态补偿，应该采用以下方式以保证其实施效果：其一，政策补偿。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给予各项优先权和优惠待遇的政策来进行补偿。运用行政和经济政策手段大力扶持有利于渔业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产业。如为发展生态养殖业而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二，资金补偿。例如，效益补偿费、损失补偿费等。通过这些资金和费用的补偿形式来体现利用效益的公平性和科学性，如对转产转业的渔民给予补贴。其三，实物补偿。实物补偿是给补偿对象提供一定的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增强其生产能力，改善受偿对象的生活状况，如为由于渔业生态保护建设需要而搬迁的渔民提供住房和基本生活条件。其四，智力补偿，指为被补偿地区或群体开展免费的智力服务，包括提供无偿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培训受补偿地区或群体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输送所需的专业人才等。例如渔民转产转业，其方向主要有发展海水养殖、发展远洋渔业、深化水产品加工、发展海上运输业、发展休闲渔业等。[12]

第三，渔业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管理者可以根据渔业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本、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平衡来确定，也可以按照协商来确定。渔业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涉及所有与此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例如在进行海上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措施时，不仅对征收流域、海域内渔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由于水体的流动性，也会对其他海域的海水养殖、海域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在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之前，要尽可能多地考虑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直接相关者和间接相关者。另外，渔业生态损失价值是渔业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基础，因此，可以依据渔业生态损失价值的评估来确定渔业生态补偿标准。同时，渔业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一个各相关利益方博弈的过程，不仅要考虑渔业生态损失的价值，而且还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补偿标准的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应以价值核算为基础，采用多目标决策和博弈的方法来最终确定具有社会、经济和技术合理性的标准和价值。

第四，渔业生态补偿的法律责任。生态补偿是利益补偿方式的一种，涉及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平衡，生态补偿的顺利实施是保证渔业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的关键。所以，从促进渔业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角度出发，应在规范权利义务的同时，规定生态补偿法律责任，界定不同情况下应承担的行政和民事及刑事责任。包括具体处罚规定，主要责任人的界定，行政违法行为的执法机构，民事违法行为的赔偿等，对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13]

（三）完善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配套机制

1.建立渔业生态补偿基金制度

渔业生态补偿基金，指专门为进行渔业生态补偿一系列措施设置的、保障其能够顺利实施和投入使用的资金的总称。其一，渔业生态补偿基金的来源。应开展多渠道融资，除了加强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之外，还要动员地方政府对生态补偿给予大力支持。此外，要充分利用市场条件探索更多融资方式，例如企业缴纳生态资源税、费，受益个人支付合理的资源环境补偿费等。具言之，主要包括：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源开发企业以及资源破坏者所征收的税费、受益者支付合理的补偿费以及国际环保组织的支援。其二，渔业生态补偿基金的使用。渔业资源生态补偿基金，是专门用于渔业资源恢复、生态系统重建和保护的一部分资金。单独设立渔业资源生态补偿基金，明确补偿基金的使用范围，是保证渔业资源生态补偿资金真正发挥效用的前提。资源环境开发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上都应进行生态补偿费用的支付，受到资源破坏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也都应得到相应的赔偿。例如在人工鱼礁建设划定的海域范围内，迫使原本在此进行渔业捕捞、养殖或者垂钓等经济活动的渔民不得不改变原先的生产生活，所以这些间接受到影响的主体也应当纳入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之内。[17]

2.健全渔业生态补偿管理体制[18]

目前渔業生态补偿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生态保护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生态保护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涉及渔业资源利用和保护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由于涉及渔业管理的部门较多，形成了对渔业管理的多元化管理体制，各管理部门之间既存在权力交叉重叠部分也存在空白地带，容易导致“多龙治海”的管理体制运行效果不佳的现象。有序的管理体制对法律法规实施和执法效果尤为重要，健全的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立法、政策和技术上的不足，因此我国必须健全渔业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19]第一，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是渔业生态补偿费征收与管理的法定主体。渔业生态补偿费按照“谁管辖，谁征收”的原则，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国家审批的渔业资源经济开发工程、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渔业生态补偿费由省海洋与渔业厅负责具体征收。涉及省内两个及以上行政管辖区的，由其共同上级渔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征收。第二，建立严格的渔业生态补偿费专项使用制度。渔业生态补偿费的使用实行年度预、决算制度。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海域生态补偿费的支出范围，编制年度专项支出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按照部门预算审核程序，结合收入情况，根据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海域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整治和管理工作，核定本级海域生态补偿费专项支出预算，并监督使用。[20]

3.完善渔业生态补偿监督机制

渔业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在体现渔业生态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恢复，部分生态系统经济价值较难显现，此种情境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资金的主要渠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生态补偿资金运作规范，造成生态补偿效率低下。因此，需要完善的资金运作监督机制予以保障。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完善渔业生态补偿监督机制：第一，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上级财政部门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本行政区域内渔业生态补偿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情况。审计机关应当对海洋生态补偿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定期进行审计监督。[21]第二，成立渔业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补偿资金监督委员会，由省审计主管部门牵头，成立由省环保部门、审计部门、财税部门等组成渔业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补偿资金监督委员会，对渔业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范围、用途、合理性和公平性等问题进行审查。[13]

4.建立渔业生态补偿绩效考核制度[22]

渔业生态补偿的绩效考核就是要验证渔业生态补偿的义务主体是否按照要求提供了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或者实施了与该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相关的行动[23]，主要包括两类：第一，基于活动类型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主要指针对渔民等微观层面上的受偿主体进行绩效考核的主要方式。例如，对渔民过度捕捞行为的监管，渔业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对渔民转产转业情况、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管等。渔民对渔业资源利用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难以衡量，即使能够衡量，往往也需要投入较大成本。因此，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更具适用性。此外，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往往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渔民的转产转业以及对渔民的限制捕捞未必能够直接促进渔业资源生态系统功能的改善。例如，渔业资源的恢复除了需要渔民减少捕捞之外，还受渔业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等因素影响。以渔业资源质量为基础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考核会让渔民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从而难以产生政策的激励作用。而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方式更加简单直接，易于管理。同时，作为一种针对渔民“努力程度”的考核，可以减少渔民的风险，从而提升补偿机制效率。[24]第二，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这种绩效考核方式属于基于最终表现（performance-based）的考核。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绩效考核方式是一种对受偿主体的直接考核，一般被认为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能够有效应对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受偿主体最终所获得补偿资金取决于相应生态环境指标的最终状况，能够激励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考核要求，避免信息隐藏等低效率行为的发生。此外，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为受偿主体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提供了足够的创新空间。[25]受偿区域或渔民可以结合自身条件，充分发挥其在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知识经验，以更为经济的方式实现预期生态系统服务的高效供给。[23]

四、结 语

渔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与渔业资源的保护者、受益者和损害者等主体间利益关系保护的法律规范制度的总和。虽然我国在渔业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渔业生态补偿的现行法律制度零散，缺乏对渔业生态补偿的针对性；相关利益者众多，缺乏健全的渔业生态补偿机制；大多针对水体和生物资源，缺乏对渔民生产生活的补偿机制。针对以上问题，我国应当从渔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法律制度以及配套机制等方面完善渔业生态补偿制度。

注释：

（1）根据帕累托理论，“在不损害任何人福利的情况下，使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提高的改变是一种改进。”。这种改进要求至少有一个人收益，但不会有任何人受损，这种改善依赖于完善的市场机制。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改进很难计算，也很难实施。参见Nicholas Kaldor，“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The Economic Journal，Vol. 49，No. 195 （Sep.，1939），pp. 549-552.

（2）人工鱼礁是一种根据鱼类等海洋生物自身喜好在海底礁石、沉船等地聚集的生物学特性，利用旧渔船废料、旧橡胶轮胎、混凝土等材料，人为地在海洋中设置各种海底构造物，吸引鱼群来此聚集以达到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的目的。建设人工渔礁对于聚集鱼群、增加渔获量，改善和维持渔业资源、恢复和提高渔业生态环境、保护珍稀濒危生物和生物多样性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鱼道是为鱼类通过水中建筑上、下游而设计的过水通道或設施，适用于低水头坝，是增殖洄游性鱼类效果较好的补救措施之一，在国际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例如，在2016年开始投产的湖南土谷塘航电枢纽电站采用鱼道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步的方法，在衡阳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设计参考了欧洲和国内其他省份的经验，由企业自主施工建设，已基本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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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楠）

作者：李海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