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论文范文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民生问题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3月3日，全国两会拉开帷幕。多家媒体的调查显示，对今年两会，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话题有：治理雾霾、住房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改革、养老并轨等。其中，“雾霾”超过“反腐”，成为公众最关心的事。这五大民生问题，无不考验着环保部、住建部、教育部、卫计委、人社部的部长（主任）们。

第一篇：民生问题论文范文

中国民生问题与税制优化研究

【内容摘要】我国“十二五”规划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当前我国社会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存在诸多问题。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解决民生问题和促进民生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主要措施有：通过进行流转税与所得税制改革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加强改善生态环境的税制体系建设；完善激励就业与创业的税收政策；调整优化社会保障体制，开征社会保障税。

【关 键 词】民生 和谐社会 税收政策 税收优惠

一、引言

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政府新形势下的主要执政理念和目标，是优化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国民收入公平分配的重大战略。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解决好民生问题，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高度重视保障与改善民生，积极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要把改善民生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各项政策的制定要优先考虑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及环境保护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1]实践证明，税收政策作为经济杠杆，往往体现出政府关注民生的政策导向，在加大民生投入、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税收收入较快增长，政府财政实力的增强，提升了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为服务民众、改善民生提供了财力保证。同时，立足我国国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政府在税种的调整和修订中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生的税收政策，例如免征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制定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关系民生问题的税收政策现状

当前我国民生问题的焦点包括“三农”、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及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问题。2006年农业税取消，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在我国民生税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近几年，政府通过在个人所得说、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相关税种中设置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就业与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以及财产税是现行税制中与收入分配相关的税种，我国政府主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和调整消费税目税率来调节收入差距，缓解贫富两极分化。有关教育和医疗问题的主要税种是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相关税法中对非营利组织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关于社会保障，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对企业合规的社会保障支出据实给予税前扣除。从百姓角度出发，现行税制中涉及住房问题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契税等，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税法中对居民首次购房减免契税等优惠政策上。当前税制中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相关的主要税种是资源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等，主要表现为税法中规定了一些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相关的税收优惠与惩罚措施。

三、现行税制在促进民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较弱。一是我国现行税制以流转税为主，“十一五”期间，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到66.5%，而所得税占24.3%，其中在收入调节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7.2%，占GDP的比重才1%左右，份额相当小。流转税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具有累退性，且流转税易转嫁，其比重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对收入分配易产生扭曲作用。[2]所以，税收结构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发挥；二是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社保税、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虽酝酿多年，但尚未出台，各税种之间在调节作用的发挥上缺乏协同效应；三是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不够，这主要是由于税制设计不合理，税收征管水平不高以及缺少完善的纳税人收入管理系统等原因造成。

（二）就业税收政策的效果不明显。目前我国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法中，涉及优惠的税种不但有限，优惠对象也过于狭窄，例如：再就业优惠政策的人员仅限于下岗职工、退伍军人、转业干部及随军家属，而将大中专院校待分配的毕业生、社会待业青年、失地农民及其他不属于《再就业优惠证》发放范围的人员排除在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之外。此外，就业优惠政策的落实很多情况下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财力强弱，例如：通过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来促进创业与就业的政策会直接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从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促进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

（三）教育事业税收政策体系不完善。首先，目前我国促进教育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面向教育机构，而对受教育者个人的税收激励不足，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体现不出政府对教育发展的社会责任；其次，现行税制在对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税收待遇上存在较大差异，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收法规中较少涉及民办教育的优惠措施，这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3]再次，个人和社会各界对教育进行捐赠，按规定必须通过政府机关或非营利性团体办理相关手续，确认为非公益性捐赠后才能准予按一定限额在税前列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有意捐赠者的主动性。

（四）现行环境税制体系不完善。目前在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起到环境保护作用的税种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但这些税种设立的目的主要不是环境保护，可以说，我国还不存在一个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种。同时，现有相关税种没用充分发挥对环境保护的调节作用，例如，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够合理；消费税没有把主要大气污染源煤炭纳入征税范围；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规模过小等。此外，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法中也规定了一些激励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综合利用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针对某类行为，优惠形式单一，优惠范围过窄，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力度有限。

（五）社会保险基金尚未进行“费”改“税”。社会保险基金又叫社会保障基金，被称为老百姓的“养命钱”。中国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由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五大险种组成，社会保险费用是中国社保制度的资金基础。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社会保障税制度，这种制度以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并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而我国现行社保制度甚至连省级统筹还没有完全做到，因此无法实现社保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相互调剂。开征社会保障税并不是要设立一个新的税种，而是由以前的“费”改成“税”，与“费”相比，“税”的开征更具有法定强制性，有利于保障社保体系的资金来源，夯实中国社保的基础。

四、改善民生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促进收入公平分配

如何实现居民收入公平分配、老百姓共同富裕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不容乐观，社会成员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税收作为政府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二五”期间，在增值税方面，应对面粉、大米、食用油、燃气、自来水等某些生活必需品给予免税处理，从而进一步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在消费税方面，应进一步扩大对奢侈品征税的范围，比如对购买超豪华住宅，高档家具等开征特别消费税。当然，对奢侈品的界定一定要合理，既要有效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又要注意不能挫伤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在资源税方面，应扩大征收范围，调节企业级差收入，调整资源开采企业的不合理利润，使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趋于合理。积极改进资源税的计征方法，实施从价定率与从量定额相结合的方法；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应逐步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费用扣除标准的制定应综合考虑家庭实际负担，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4]在社会保障税方面，应在完善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尽快实现“费改税”，并将该项收入纳入地方税务征收范围，这样不但可以增强社保费缴纳的权威性和自觉性，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增长，同时，还可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进行征收管理，充分发挥地税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大幅提高社保资金的筹集效率；在财产税方面，为实现公平税负原则，应适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在最后的财产转让和继承环节对单位或个人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

（二）改善生态环境

要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居民的身体与生活健康、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有利于生态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为此，一方面需要开征单独的污染税种，根据“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体现资源开采外部成本内在化并建立补偿机制的要求；另一方面需改革现有税费政策，通过加大资源租用成本和提高资源利用的技术水平，促使企业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重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完善并实施以节能减排降耗为中心、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体系，加大对重点节能工程、大江大湖治理、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二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应与市场机制和科技创新有机结合，激励企业开发应用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与回收再利用技术，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使用；三是按照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的要求，通过改革资源税制和完善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等措施，着力做好废旧物资回收、资源综合利用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工作，努力形成全社会节约资源与绿色环保的消费模式，促进生态文明。

（三）促进就业

就业难已成为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就业是否比较充分是衡量和谐社会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健全促进就业和自主创业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切实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能力。一方面，对商贸、餐饮、旅游、流通、社区服务等就业容量大、投资少、就业成本低的行业及中小企业，降低营业税率、增加所得税减免力度；对从事劳动者就业服务和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更多的税收减免税政策；对对外劳务输出中介机构给予税收补贴；[5]同时在税收政策上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持续创造新的就业能力。一方面，放宽对再就业安置企业范围的限制，不论企业性质如何，只要提供了就业岗位，吸纳了再就业人员，都可享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扩大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比如把当前仅给予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措施扩大至尚未获得就业机会的一些群体，例如大中专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等；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季节性、临时性和非全日制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也给予税收减免优惠。

（四）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我国社会正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时代，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制已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头等大事，刻不容缓，当前应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以商业保险、慈善事业为补充，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政府应积极调整社会保障政策, 适时将社会保障收费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征管体制，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与监管力度。[6]应参照国际惯例，明确社会保障税为中央税种，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实行全方位改革，在实现劳动者缴费义务与保障权利主要与工资收入挂钩，并特别注意增强对弱势群体保障力度的基础上，提高统筹级次，建立健全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平台，从而解决现有社保体制下的持续保障能力差、账户管理不规范以及跨区域转移困难等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剑文．关注民生的重要改革[J].涉外税务，2008，(03)：5-7．

[2]陈伟．和谐社会构建视角下收入分配的矛盾与均衡[J].商业时代，2009，（01）：4-5．

[3]成刚．促进教育发展的税收优惠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8）：56-59.

[4]刘尚希．面向民生的税收制度改革[J].税务研究，2008，（05）：43-48．

[5]樊继达．国外促进就业的主要措施分析[J]．经济前沿，2004, (Z1)：68-70．

[6]叶安妮.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构想[D]．厦门大学，2008.

作者：倪国锋

第二篇：民生问题考验五大部长

3月3日，全国两会拉开帷幕。多家媒体的调查显示，对今年两会，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话题有：治理雾霾、住房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改革、养老并轨等。其中，“雾霾”超过“反腐”，成为公众最关心的事。这五大民生问题，无不考验着环保部、住建部、教育部、卫计委、人社部的部长（主任）们。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中国环保部是世界四大尴尬部门之一

雾霾天席卷大半个中国

“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网友评选的其他3个部门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俄罗斯民族与宗教部门、台湾地区所谓‘外交部’）。”2013年7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首场由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做报告，他当时这样幽默又无奈地调侃了自己。

环保部的尴尬正是环保在中国的尴尬。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恶化压力，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等问题无不困扰着高速发展的中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周生贤在这次报告会上说，要优先解决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在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他34次提到PM2.5，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PM2.5是指能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的、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它是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这种颗粒物粒径小，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非常大。2013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正式将污染的空气确认为“一类致癌物”。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气象局于2013年11月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得出结论，认为雾霾天气会影响生育能力。现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戴着防毒面具般的口罩出行的人。在国内一家大型电子商务平台搜索“口罩”，会自动跳出“PM2.5”，检索出的商品有2000多个，随意点开一项，购买人数都有数百人，有的甚至几万人。

魏师傅是北京一名环卫工人，遇到雾霾天气，别人都尽量待在室内，他却得戴上口罩照常在大街上工作，工作量甚至更大。他最关心的倒不是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而是对人身安全的影响。他说，环卫工人在路上进行保洁作业时，被汽车撞伤甚至撞死的事故经常发生。“尤其是碰到雾霾天气，因为看不清，在扫马路时我们会更加留心。”魏师傅希望有关部门将环卫职业纳入特殊工种，在现有的保险基础上，为环卫工人额外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有关险种，保障他们在雾霾天气下工作的安全。

我国东部地区雾霾现象也明显恶化，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雾霾天数迅速增多，污染范围急剧扩大。2013年，雾霾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104座城市重度“沦陷”；平均雾霾天创下52年之最；多地橙色、红色预警不断。雾霾污染最严重时，北京市PM2.5小时浓度最大值为680微克/立方米，石家庄市PM2.5小时浓度最大值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根据环保部2012年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2.5的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仅为35微克/立方米，个别地区已超标近30倍！

“党中央定的是7%，为什么要搞到百分之十几？”

雾霾的背后牵连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观。“雾霾天气多发频发，既是环境问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发展下去也必然是重大政治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上，周生贤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发展的结果是使健康人变成了不健康的人，变成了瘸子、跛子，这是对发展的一种讽刺，这种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周生贤1949年出生于宁夏吴忠，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他有丰富的环境保护经验，曾任国家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2005年12月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环保部首任部长。

为打赢这场“呼吸保卫战”，周生贤做了多方面的努力。PM2.5和雾霾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1年秋冬时节。2011年12月26日，周生贤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对PM2.5问题做出反应，提出旧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已不能适应我国空气质量管理需要，必须抓紧修改完善，增加细颗粒物（PM2.5）浓度限值……尽力争取早发布。”对于如何监测数据，他提出：“要避免出现‘两张皮’，人民群众深受污染之害、苦不堪言，而监测数据喜气洋洋、自说自话”。

2013年1月1日，74座城市496个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全部按新标准开展监测，并实时发布PM2.5等6项指标的实时监测数据。当时，周生贤高兴地说，这标志着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任务圆满完成。然而，笑容未落，他就发了一次火。当月爆发了几次非常严重的雾霾天气，范围巨大，全国约6亿人受到影响，可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落实了空气污染应急预案。周生贤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地方反应迟缓，配合不力，合力欠缺，联防联控机制有待完善。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地区过于追求GDP增长，对环境污染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周生贤说：“必须要把当前发展速度放得慢一点，别那么快。党中央定的是7%，为什么要搞到百分之十几，谁让你搞的？你把空气污染成这样，中央要求7%，我们搞到7%赶紧停，也不算低，腾出一定空间来，治理环境，调整结构。”周生贤表示，环保部将督促重点污染城市制定空气污染应急预案，并将应急方案从纸面文字变为执行机制。

尽管环保部付出了很多努力，但还是遭到了质问。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任命周生贤为环保部部长。有网友说：“雾霾没治理好，周生贤为什么能够连任？”面对质疑，周生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数据总是跟老百姓的感受不一致，有时候老百姓不信。事实上，我说的是真的，老百姓不信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环境经历的问题，块头太大、浓度太高，我们工作减下来这部分，老百姓感受不到。比如PM2.5，不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以下，人们很难有一个明显感受。”他说，环保工作涉及的部门很多，许多职能出现交叉重叠。“水里的和陆地的不是一个部门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

2014年1月9日，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周生贤把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放在2014年各项重点环保工作的首位，“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

治理雾霾可能要花20年

雾霾天连续出现，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注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蔡林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控制雾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其治理既需要政府统领，也需要全民参与，全方位调控。

环球人物杂志：雾霾一来就是好几天，其成因是什么？

蔡林：产生长时间、严重雾霾污染的主要原因有3个大的方面：第一，气候变化导致我国西北季风减弱，东南暖湿气流加强，不利于污染物刮向东南大海；第二，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在北京交汇，形成了华北地区特定的“地湾”，造成中东部地区污染物的聚积；第三，多重污染源的大气污染物超量排放，其中包括：企业的排放量居高不下，城乡生活垃圾随意就地焚烧，农业秸秆及垃圾随意就地焚烧，遍布城乡的小煤炉劣质燃煤排放，汽车尾气排放等。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质疑，2008年奥运会期间，经过严格治理，北京的空气质量得到立竿见影的改善，为什么现在做不到？

蔡林：2008年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北京的空气污染，是因为当时气候条件变化很少，我们通过治理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现在气候条件发生明显改变，仅仅靠某一省市进行污染防治已无法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比如，目前北京30%—70%的污染物是由外地输送而来。因此，应该全国一盘棋，采取联合行动才能取得明显效果。

环球人物杂志：治理雾霾要从哪里入手？

蔡林：我国早已建立了环境管理制度，但执行力不够。2013年3月，环保部对河北的钢铁行业全面调查后发现，该省60%的运行企业存在环保问题，70%的除尘设施运行不正常。当前最主要的是要严格执法，还应在各地区各级人大建立环保监查负责制度，并设立社会监督机构。

对于另一个重要污染源乡村燃煤，应尽快改换优质煤并尽力提供气和电，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都应该效仿北京市，加快农村燃煤改造，将劣质煤交给有完善处理设施的大型电厂使用。因为大型电厂可将燃煤大气污染物削减90%以上。

加快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也对治理雾霾有益。人口的城镇化可以发挥集约效应和规模效应，避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最终控制雾霾污染的一大源头。当然，还应提高燃油标准，减少汽车尾气排放；转变产业结构，实施节能减排，等等。总之，必须多方面同时着手才能把雾霾治理好。

环球人物杂志：就目前形势看，解决雾霾问题需要多久？

蔡林；治理空气污染本来就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有人认为5—10年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说法。如果决心坚定、措施到位，可能也要花上20年，不然时间更加漫长。

延伸阅读：其他国家治理雾霾的经验教训

从1943年起，“光化学烟雾”经常笼罩美国洛杉矶，滞留市区久久不散。起初人们认定污染源是化工厂，于是政府很快关闭了市内主要化工厂。随后又担心是30万个焚烧炉的问题，于是政府宣布禁止居民在后院使用焚烧炉焚烧垃圾。但这些措施出台后，雾霾没有减少。这时，当地最大的媒体《洛杉矶时报》站了出来。他们雇了一位空气污染专家就雾霾展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空气中的大部分污染物来自汽车尾气中没有燃烧完全的汽油，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工厂的废气以及焚烧炉。

当时，美国汽车工业发展迅速，洛杉矶已经拥有2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消耗1100吨汽油。迫于强大的汽车、石油等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难有作为，以致每年5月至10月经常出现烟雾几天不散的情况。1955年9月，洛杉矶发生了最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两天内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超过400人。这时，政府再次采取措施，规定所有汽车必须安装排气净化器，解决汽油燃烧不完全的问题；敦促石油公司在成品油中减少烯烃的含量。加利福尼亚州环保机构开发了用甲醇和天然气代替汽油的新技术。但在利益团体的抵触下，这些措施的效果十分有限。直到1970年，在美国民间环保运动的压力下出台《清洁空气法案》，情况才有所改变。到1975年，洛杉矶所有汽车全部安装了净化器，此举被认为是治理洛杉矶雾霾的关键。洛杉矶一级污染警报的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下降到1989年的54天，1999年这个数字已经降为0。

1962年12月，德国鲁尔区首次遭遇严重雾霾天气。当时，部分地区空气二氧化硫浓度高达5000微克/立方米，因霾致死的人数超过150人。1964年，鲁尔区所在的州首次颁布《雾霾法令》以应对危机。此后又有多部法令出台。然而治理速度赶不上鲁尔区人口和产业扩张的速度。1985年1月21日，“雾霾危机”再次袭扰鲁尔区，该区拉响了3级警报，停驶一切非必要的车辆，关闭工厂。尽管如此，这次危机最终还是导致2.4万人死亡，1.95万人患病住院。有过惨痛教训后，德国开始采取强硬手段治理雾霾。德国政府推行了百项“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主要措施包括车辆限行限速、安装颗粒过滤器、使用清洁发动机，工厂限制开工、减少燃料硫含量等。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就谈到德国的雾霾治理。他说：“1985年的时候我刚到德国，我的老师说要我到企业实习，我就到了鲁尔区的一个钢厂。我的同学就跟我说，明天有空气污染，我们都不能开车上班了，我们要坐公交车。”到上世纪90年代，鲁尔区的雾霾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由此可见，雾霾必须尽早治理，并且采取果断措施，否则代价巨大。

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有信心让几个一线城市的房价降下去”

四大原因推高房价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白天在北京城区工作，晚上下班回家却赶去河北，因为他们把家安在了北京东边的燕郊。随着北京房价越来越高，很多上班族不得不住到河北，每天“跨界”上下班。据统计，目前这样的“北漂”有30万人。其中很多人负担不起自驾车上下班的成本，几乎每天早上5点就出门挤公交。网上有一段很火的视频，名为《燕郊挂门女神之歌》，唱出了这些上班族们的心酸。歌曲改编自流行歌曲《新贵妃醉酒》：“上车就在一挂间，空间其实如海绵，挤挤总会有，萁豆何相煎。住燕郊遥望国贸，谁知吾辈魂欲断，挂在车门外，梦想城铁来。”

今年2月，一条新闻又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文中报道了一些“北漂”年轻人被日益走高的房价逼得只能在郊区买房。这些被称为“5.9环”“6.1环”的地方，远离市区，周围是大片的村庄和农田。来京看望子女的父母不禁感叹，以前辛苦地供孩子读书就是想让他们从村里出来，结果好不容易在北京工作了，却又“回到”村里住。

一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买了房的人也没想象中幸福。25岁的王小姐，家在河南平顶山一个县城，201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郑州工作。因为不忍心女儿在出租屋间搬来搬去，父母决定在郑州买套房子。老两口将大半辈子节省下来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女儿，这些钱原本是他们后半生的生活保障。可2012年郑州的房价大多在每平方米7000元以上，远超出他们的购买能力。于是，王小姐一家决定再等等。可一年后，每平方米房价已将近8000元。这回，他们不敢再等了，在掏出所有积蓄后，又把老家的老宅卖掉，才勉强凑够了买房的钱。

过去的10年是中国房价一路飙升的10年。有人开玩笑说：“如今，再也找不出什么能比中国房价更坚挺的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催生了高房价？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几条原因：“首先，需求旺盛。其次，通货膨胀加剧，房价也水涨船高。最后，大量民间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另外，也与房地产领域的贪腐有关，很多贪腐官员一人持有多套房产，这也导致房价难以控制。”

房地产界和舆论界还把矛头指向了土地财政，认为高额土地出让金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今年2月中旬，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称，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而当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为12万亿元，土地收入就占了33%。10年前，地价在整个房价中只占约20%，近几年则上升到60%甚至更高。2014年2月13日，北京西局村旧村改造项目二期地块被泰禾集团以49.58亿元收入囊中。据估算，扣除配建限价商品房等因素，该地块楼面价约为6.8万元/平方米。

曾经做过“开发商”

这些都成为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部长姜伟新面前的难题。2008年上任的姜伟新与新中国同龄，黑龙江富裕县人，曾在农村插队，197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原国家计委下属的华联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有短暂的“开发商”经历，具备建筑专业背景。

姜伟新曾直言不讳地说，房价飞涨，除了极少数高收入家庭外，几乎所有家庭都难以承受。上任后，他曾说：“我们时刻准备着，交易量增加、交易价格同时上涨，就会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调控。”调控政策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限购令”。2010年4月，北京出台限购令，提出“北京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此后，其他城市的限购令也纷纷出台。2011年2月，北京对限购令进一步明确，非北京户口人员必须连续缴纳社保5年，或者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5年，才能取得买房资格。这意味着，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员，无论是否有足够的购房资金，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都无法买房。住房限购政策，使投机性购房者被最大限度挤出。

然而，“限购令”受到了诸多争议。有人认为，它在限制地产商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众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刚需族”。但2012年3月，姜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限购令短期内不会有微调和放松，“我们有信心在今年让几个一线城市的房价水平降下去”。

2013年3月，包括 “二手房交易按照增值额20%征收个税”、增供给、强制限购限贷等内容在内的“国五条”出台。这被视为又一重大举措。“国五条”出台不久，姜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先看看市场的反应再说”，部分媒体将此解读为政策存在随后放松的可能。姜伟新随后予以否认，并说 “国五条”不会在施行一段时间后退出，“也许会更加严格”。

与此同时，住建部加快建设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和限价房，解决经济困难群众的需求。姜伟新透露，201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基本建成保障性住房480万套以上，新开工600万套以上。

“遏制房价需要通力合作”

环球人物杂志：“限购令”出台至今，虽然有效地抑制了炒房现象，但也使很多“刚需族”更难买房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陈国强：正如姜伟新所说，“限购令”是“不得已的政策”。他曾提出如果能够建立完善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就不必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实施全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阻力非常大，比如持有多套房产的人不愿联网，不愿公开。如果中央能够加大对住房领域的反腐，住建部的担子就会轻很多，这种“不得已的政策”也可以被更有效的方式取代。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质疑“房价越调控越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陈国强：中国房价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调控，会涨得更凶。导致房价上涨的因素很复杂，比如土地财政、贪腐、“刚需”等等，这些不是一个住建部就能解决的。但在其职能范围内，我们应该给住建部和姜伟新多一些时间和信心。

环球人物杂志：住建部在其职能范围内还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陈国强：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值得一提。我们之前曾走过弯路，政府在保障性住房问题上不作为，住房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导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加剧了商品房的供需矛盾。加强保障房的建设，可以缓解中低端的刚性需求，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但保障房建设也有缺陷，存在成本转嫁的问题。政府往往采取的是保障房和商品房配套的模式，把成本压力推给了地产商，而地产商自然会把在保障房建设上的损失加到商品房里，反而推高了商品房的价格。如果政府能够掌握资金来源，那么这个配建的模式就可以改变。

环球人物杂志：想要从根本上遏制高房价，还需要哪些部门配合？

陈国强：遏制房价需要通力合作。比如土地出让管理需要国土资源部配合，土地出让后，开发商必须在两年内开发，否则予以收回。这样就避免了囤地和炒地。涉及到金融信贷的，需要央行和银监会配合，加强信贷指标监控，定期向社会预警，对违规投资房地产的银行严厉处置。另外，房地产征税还需要税务总局配合。总之 ，要遏制房价，住建部要扮演牵头单位的角色，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做出及时清理。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

“升一次学，犯一次难”

不久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家乡河北过春节，见到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他正在为孩子入学的事发愁。几年前，女儿上幼儿园时，他提前半年到一家省直幼儿园和几家条件较好的公立幼儿园报名，但在他前面都有几百人排队。他只好来到自家附近的一所幼儿园，但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和教师素质实在让他放心不下。最终，他把孩子送到了一家口碑不错的民办幼儿园，这才了却一桩心事。不过，每个月将近2000元的收费标准，又让他这个工薪阶层有了新的压力。

如今，孩子要上小学了，他早就听说市里条件好的小学不好进，干脆放弃了托人走关系的念头，打算让孩子就近入学。可没想到，即使这样的愿望，也无法轻易实现。他居住的小区是前些年新开发的住宅区，当初开发商承诺小区会有配套的小学，却一直没有动工。前些年，小区里的住户都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小学。但从去年开始，小区人口越来越多，附近的小学已经无法容纳小区里的适龄儿童了。“看来就近入学也非常困难。这还是小学，以后要上初中、高中，还不知道会遭什么难。”

入学难绝非记者家乡的独有现象。前些年，河南郑州一些家长花高价买了学区房，结果教育局没有将该小区划入附近小学的片区，导致家长集体要求教育局更改划片结果。去年8月，媒体报道，海南一学生家长为了让孩子能读上好一点的学校，在宴请关系人时，饮酒过量不幸身亡。在名校众多的北京，想给孩子找个不错的小学也是难上加难。一位女士告诉记者，当初为了让孩子入读一所条件不算顶尖的小学，动用了家里所有的人脉，拿出了近6万元的赞助费才如愿以偿。她透露，这只是前几年的价，去年这所学校的赞助费已经达到30万。北京一所知名小学的老师告诉记者，北京很多重点小学要求入学前参加本校组织的考试，难度达到奥数水平。

入学难同样体现在中学教育阶段。从1998年开始，北京市就取消了“小升初”考试，改为“电脑派位”，通过学区划片、随机摇号的方法分配学位。但现在的情况是，一些重点中学往往不参加或者象征性地参加“电脑派位”。有人统计，目前在北京共有15种升学方式，除了托关系、买学区房，还有推优、特长生、“条子生”等等。曾有家长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孩子升一次学，当家长的就犯一次难。”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梦，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心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就是他的梦想。其中“有教无类”强调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接受教育。

1950年11月，袁贵仁出生于安徽固镇县。1969年，他在家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8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留校工作。1996年，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2009年，出任教育部部长。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学前教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社会上依然存在入园难的现象。袁贵仁在2011年初专门撰文，提出到2020年普及小学入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而在办园体制上，提出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

对于入学难，袁贵仁也有自己的观点。2011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时，袁贵仁提到，解决了义务教育阶段“有学上”的问题之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要转入“上好学”，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在他看来，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公平和质量的一个结合点，抓住了均衡，也就抓住了公平和质量。

针对教育不均衡的情况，2012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出台，对均衡发展做了全面部署。今年1月28日，教育部印发了专门通知，要求重点大城市制订和完善相关方案，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并在2015年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以求破解入学难。

“锦上添花”导致教育资源更不均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小学到大学，入学难是一个相对情况，往往是想进好学校难，一些条件一般的学校还存在招不满学生的情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入学难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导致教育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储朝晖：教育不均衡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在最初制定政策的时候，制定者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需要，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某些人群的优先需要。因此，在学校的建设和布局上缺乏合理规划。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的也是一种等级结构，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人为地划分出重点学校、中心学校和普通学校，甚至还有不受重视的学校。

熊丙奇：现在，在教育不均衡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对教育的投入依然是“锦上添花”，依然将主要的教育资金投入到重点学校，而对于真正需要提高的普通学校却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样只能导致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教育不均衡的情况加重。

环球人物杂志：多年来，国家反复要求严格执行按片区就近入学，为什么各地都做不到、做不好？

储朝晖：就近入学是为了应对由择校引发的波浪效应。打个比方，整个学校教育好比一片湖面，择校就像一阵风，使整个湖面出现波浪。按片区就近入学就是把这个湖隔成许多小块，这样即使风很大，波浪也不会太大。就近入学本应是政府先为居民在附近设立优质学校，但现在没有设立，政府却要求居民就近入学。这样，政策效果难免会打折扣，居民还是会把孩子送进较远的好学校。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教育部提出“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这个要求能实现吗？

熊丙奇：实地上，在当前校际间教育资源差异巨大的情况下，100%落实划片就近入学，反而会适得其反，导致学区房越来越热等社会问题。破解入学难，还是要认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学校间的差异。民众应该做好监督，一方面监督各个学校的招生是否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也要监督政府的执行力度，有的地方对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视而不见，只捍卫既得利益，不顾及老百姓的利益。

卫计委主任李斌：医改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实际上是“相对性看病难”

“福州市晋安区东山新苑社区有6732户，却没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居民看病要到10公里外的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二化分院，路上要花1个多小时，真是‘高楼里的棚户区生活’。”

“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现有1家二甲医院，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个乡镇卫生院。这些医疗卫生机构都存在同一问题：基础设施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不配套，导致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总量严重不足。钟山区黄土坡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在编医护人员仅6人，但要面对的服务人口近9万人，人员配备根本达不到要求。”

……

这样的报道常常出现，无一不指向一个“老大难”问题——看病难。早在3年前，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就分析过，我国的看病难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绝对性看病难”，是医疗资源绝对不足、无法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这往往发生在我国中西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偏远农村地区。上面两则报道发生在城市的新区，也可以算作“绝对性看病难”。

但陈竺说的第二种“相对性看病难”更值得注意。它是指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的不足，造成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突出表现为许多人看小伤小病也涌到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实际上，“相对性看病难”是目前看病难的主要表现形式。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卫生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就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相对性看病难”：“一周前，我的脚出了点小毛病，这个病本来很小，我却不得不去北京某大型三甲医院看门诊。我住在北二环附近的一个小区，我知道小区附近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我不敢去，因为那里的医生跟大型医院的医生是完全不同的两支队伍。如果小区附近有很好的医生开的诊所，或者有大型医院的医生坐堂，我肯定去。所以，我只能找关系，还花100多块钱，挂了个专家号。真正和医生面对面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可这之前，在医院排队等琐事就花去了三四个小时。实际上，医生只开了两种普通的药，如果在药店问药剂师，也能拿到这两种药。可我不敢这么做，因为我不是医生。连我这个北大研究医改的教授，都绕了这么大一圈，消耗了半天时间和不必要的挂号费用。还有多少人有同样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刘国恩感慨，出现大量的“相对性看病难”，“是医疗服务提供能力和医疗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居民收入在提高，医疗总需求在提高，而医疗服务提供能力却提高缓慢”。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刘国恩的同事，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另一位委员李玲的认同。“改革开放之前，医疗卫生的重点在农村、在基层，城市大医院的医生都下农村巡回医疗。但是1978年以后，走了另外一条路，医疗卫生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优质资源都往城市集中，农村渐渐被淡忘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政府税收削减，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也逐年下降。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投入占总卫生投入的30%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企业投入，所以个人的医疗负担平均不到20%。但是到了新世纪初，政府投入下降到17%，这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低投入自然带来医疗服务能力的发展缓慢。看病，成了一件“僧多粥少”、“病人多医疗资源少”的大难事。

女博士直面看病难

如何破解“看病难”问题，也摆在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计委”）主任李斌面前。

李斌出生于1954年10月，辽宁抚顺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她有过吉林、安徽两省的地方工作经历，担任安徽省省长时是当时“唯一在任女省长”；也有过国家部委的工作经历，担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时，有人口学者公开给她写信，反对“计划生育”工作，并形成一场“计划生育是否还符合中国国情”的大讨论。李斌当时感慨道，计生工作是“天下第一难”。2013年3月，卫生部和国家人口计生委合并为卫计委，李斌出任主任。她要面对的，又多了一个“看病难”。

履新一年来，李斌多次强调“建立分级诊疗机制”，并表示“这是解决看病难最重要的措施”。“‘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治疗在医院，康复回社区’……2012年我国医院平均住院日是10天，三级医院11.4天，而法国只有5.2天。如果能把术前的检查、准备和术后康复放到社区，把三甲医院平均住院日缩短一半左右，那就能多收一倍的病人，相当于把全国的三甲医院数量扩大了一倍，将大大缓解看病难问题。”在李斌列出的“2014年要抓好的10项重点工作任务”中，放在首位的就是全面深化医改，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李斌的思路得到了专家的认同。刘国恩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目前，优质医疗资源被大医院垄断是‘相对性看病难’的重要原因，也应该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医疗改革需要做的，就是让集中的医疗资源分散下去，从大医院‘下沉’到社区，从大城市‘下沉’到小城市和乡村。”至于如何“下沉”，刘国恩举例说：“可以通过设计医保政策来进行刺激，比如普通病症在大医院门诊就诊，医保就只报销40%，如果在社区就医，可以报80%，以此把大医院的门诊病人引到社区。当然，这种刺激力量可能有限，很多人还是会认为，大医院有好医生，不在乎多花点钱。所以还可以把一部分大医院进行社会化，削弱大医院的控制力，促使医疗资源主动‘下沉’。”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和医疗资源“下沉”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李斌也提出了另一套见效更快的方法。她曾于2013年7月、9月分别赴山西吕梁山区和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调研。在当年9月的报告会上，她把两次调研放在一起总结：“这（吕梁山区）是全国贫困地区，（我）到他们的县医院，他们打开远程医学系统，就和北京的医生同时讨论病例。我到中日友好医院，他们做一个眼睛的手术，同时和内蒙古的海拉尔医院之间建立视频连接，这个视频还比较高级，是3D立体的，非常清晰，（在海拉尔医院观看实时视频）就像在北京现场一样，所以效果还是很好的……如果远程医疗系统全面建立起来了，我们相信看病难的问题就会明显缓解，大家就能够留在基层放心地看病。”2013年12月，她在《求是》杂志上撰文，再次提到，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发展远程医疗，使优质资源更加便捷地服务基层群众，是深化医改的重点任务之一。

“以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为重点”

刘国恩告诉记者，200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被视为深化医改的新起点。“深化医改推进最快、最有成效的，是短短几年时间内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201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称赞‘中国医改是以人为本的好政策’，她还说，现在全世界都在医改，中国有13亿人口，医改的难度更大，但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医疗保障覆盖率从过去的30%上升到95%。”

全民医保体系的快速推进，主要解决的是看病贵，而看病难就是下一步深化医改的主要方向。目前，李斌把深化医改的主要阵地放在县级医院，“以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为重点，因为县级公立医院覆盖了9亿人，（其中有）8亿多农民”。“从医改的步骤来看，就是（要走）农村包围城市、城市梯次推进这么一个路径。”刘国恩认为，李斌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医改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解决看病难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养老金“大并轨”势在必行

“硬生生被分成4种人”

北京的小王今年33岁，他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上有4位父母，下有1个孩子，是典型的“421家庭”。好在4位老人都是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以下简称“职工保”），每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在3000元左右。夫妻俩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是照顾不过来。4位老人想找间养老院，小王就跑去北京一家福利院咨询，答复让他心凉了半截：“我们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4位老人只好在家养老。

广州的刘贤春，70岁的老母亲在湖南乡村去世了，从卧病到病逝，始终只有老伴陪着。他们兄弟4人已在广州工作多年，也曾把父母接到广州居住，但看病、生活诸多不便，老人坚持回老家。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但老人每月能领到的养老金只有55元，还得靠儿子寄钱回来。在母亲葬礼上，刘贤春很伤感：“不是我们弃养，是老人故土难离，如果老家有养老院、再多点养老金就好了。”

郑州的李峰（化名）就比刘贤春好多了，他把父母从农村接到城里时，也把父母的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2011年，郑州市开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以下简称“城居保”），李峰父母顺利地申请到了，60岁之前每人每月交160元，60岁之后每人每月可以拿到257元。

但小王、刘贤春、李峰他们最羡慕的还是体制内退休人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老人，不需要交一分钱养老金，退休后却能拿到90%的工资，普遍有七八千，多的有一两万。如果有个一官半职，还能常住医院养老病房。同样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为什么养老还要硬生生被分成4种人呢？”刘贤春感叹。

“新农保”的55元、“城居保”的257元、“职工保”的3000元、体制内的近1万元，养老不平等的鸿沟如此之大，令很多人“想不通”。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预计，到201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15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面临着养老制度改革的巨大压力。

劝农民参保：“这项政策不会变”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出生于1953年，河北灵寿人，早年是军人，后在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等部门工作过。2008年3月，国务院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推行“大部制”，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组建为新的人社部，尹蔚民出任部长。

尹蔚民任内推动了养老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新农保”的建立。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都是“养儿防老”，没有来自政府的养老支持。从2008年开始，农民自己缴一部分费，政府和集体补一部分钱，形成农民的“养老金池子”，缴费农民年满60岁即可获得养老金。尽管获得的数目很小，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这毕竟改变了“城里人有养老金、农村人没养老金”的局面。

2011年8月，尹蔚民到山西调研，得知有些农民担心“新农保”政策可能有变，将来拿不到钱，所以不敢多缴费，甚至不愿参保。尹蔚民当时就劝说农民参保：“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项惠民政策不会变，只能是待遇越来越好，这方面的顾虑完全没有必要。”

紧随“新农保”之后的，是建立针对城镇无业居民的“城居保”。2011年，“城居保”开始试点，随后在全国各地铺开，实现了无工作居民也有养老金的转变。至此，从理论上讲，养老金覆盖到了全国所有人口。同年，尹蔚民在山西调研时，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国家正在考虑制定“新农保”和“城居保”的衔接政策。因为二者缴费方式、领取方式的差异都不大，只是各地的缴费标准略有差异，并轨的难度较小。

这一构想在不久前落地。2月24日，人社部、财政部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新农保”和“城居保”将在全国范围内合并。原来从100元到1000元的10档缴费标准得以保留，并新增1500元、2000元两个缴费标准。尹蔚民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透露，已有15个省份先行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人均养老金能达到每月81元。

但是，在媒体对这一改革叫好时，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却谨慎地把它称为“小并轨”。因为人们呼声最大、改革难度也最大的“大并轨”——“职工保”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并轨仍毫无进展。“职工保”是缴费型制度，单位和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后者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由财政统一支付“吃皇粮的人”的养老金，个人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有媒体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假定公务员和企业职员的月工资都是5000元，工作满35年，公务员退休后每月可领4500元，而企业职员可领2959元，且35年间缴费达25.2万元。

从尹蔚民担任人社部部长开始，就有过“大并轨”的计划。2008年，国务院确定了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事业单位作为“大并轨”的改革试点。但2009年10月，媒体发表文章称“5试点省市无一‘动真格’”。到2013年8月，媒体发现“5省市中4地纹丝未动”，只有广东开展了“半吊子改革”——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与普通企业职工一样，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但退休时的待遇依旧按原有标准执行。

这还仅仅是在事业单位的试点。政府机关的养老制度改革就更加落在后面了。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广东省国资委主任的刘富才就公开谈到：“报纸上有文章说，同是处级干部，在公务员系统退休，每月可拿六七千元退休金，但在企业退休，却只有区区一两千元。我们不能只讲退休以后那一半。其实退休以前，公务员的正厅还不如企业的正科，前面拿那么多钱怎么不说？”言谈之间透露着对养老双轨制的拥护。

“大并轨”能否搞下去？2013年3月，尹蔚民连任人社部部长，在出席全国两会的记者会时，他表示，长远来说，要解决双轨制的问题，还是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2013年12月，尹蔚民在人民日报撰文《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再次强调：“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改革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破除养老金双轨制。”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大并轨”一定要进行。

“养老改革有两条路可走”

养老金“大并轨”的方向虽然明确，但阻力有多大？能否顺利实现？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秋霖做出了解答。

环球人物杂志：在养老金“大并轨”的问题上，人社部面临什么困境？

陈秋霖：纵观尹蔚民担任部长以来的养老金改革，可以看出，是选择了一种由简入难的迂回战术。在整个养老体制改革中，最先做的是“兜底”，让大家都有保障、都能保证基本生活。但现在社会最关心的是“公平”。在所有的不公平中，城乡并轨是最容易的一块，就先做了“小并轨”。

由简入难的迂回意味着，人社部在2008年曾经设想的整体养老改革方案，现实中遭到了阻力。据我了解，人社部也很发愁，尹蔚民也在强调，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要更加注重公平。但是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制度毕竟执行了60年，突然让他们缴纳养老保险，减少退休养老收益，自然阻力极大，并且他们声称的“退休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收入低于企业职工”是个很有力的说法。所以尹蔚民和人社部只能渐进改革，连时间表都无法给出。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模式？

陈秋霖：这是政府和专家都头疼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可借鉴的成熟模式，基本上没哪个国家让老百姓特别满意。中国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比较容易的就是实行全民普惠的政府年金制度，即养老金里的一部分由政府出钱，全民享受共同的份额；其他的部分则按照各自企业、单位的条件缴纳养老保险。这等于不改革，只是在增量上惠民罢了。另一条就是现在讲的“大并轨”，那就要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

环球人物杂志：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这种干扰？

陈秋霖：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先通过增量改革稳定民心，才有可能采取实质性措施。比如，现在先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也许会让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更容易接受向企业养老金制度靠拢。这件事人社部已经在做了，让“职工保”实现了“十连涨”。但是增量改革需要强大的养老金筹措能力。我国长期实行退休金制度，现在大批领取养老金的人，恰恰是之前没有缴过费的人，他们实际上是靠在职人员的缴费养老。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能否保障养老金继续实行增量改革，将是人社部面临的巨大挑战。

作者：王德民 田亮 张忆耕 李静涛

第三篇：江西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

江西由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成为华东区战略后方基地的首选。随着选址、基建工作的完成，大量职工及其家属群体内迁至江西，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问题。本文以江西小三线职工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与其密切相关的住房、卫生医疗、子女教育、等较突出的民生问题。省国防工办等各级单位为解决职工民生问题及时有效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稳定职工群体队伍、保障了小三线建设顺利进行。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华东局决定以江西老苏区为中心，在湘鄂赣纵深地区建立东南沿海的战略后方基地，亦称华东区战略后方基地，江西小三线建设由此开始。随着职工和家属的大量迁入，职工的子女教育、卫生医疗等越来越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稳定职工情绪，各级单位和企业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确保小三线建设能够顺利投产 。目前，学界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三线上。近些年，小三线也越来越为研究者们关注，对于职工民生上的研究，主要有以上海大学徐有威带领的团队进行的、以上海小三线为中心的研究，涉及职工住房、婚姻、子弟教育等社会生活史的多个方面，还有其他一些主要的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关于江西小三线职工民生问题的相关研究。因此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是十分有必要且极为重要的，本文拟以江西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他们的社会生活情况，以期能够打开江西小三线研究的新视野，在丰富和完善今人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西小三线企业内部的社会生活认识的同时也试图为新时代解决职工的民生问题提供借鉴。

一、江西小三线建设的概况

1965年，华东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1965-1967年后方建设规划的通知》，规定江西省地方军工及配套建设规划项目数为67个，总投资30115万元，后经调整建设规划，全省实际建设地方军工及配套建设规划项目为69个，国家累计投资36576万元，江西省小三线建设约占全国小三线建设项目的七分之一。因江西省地方军工建设项目多，工业基础差，时间要求紧，完全靠江西省一省之力很难完成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决定由上海市和江西省共同完成江西省小三线的建设任务。1965年5月成立省基本建设第二指挥部，负责上海包产包建项目的筹建工作，上海组织25000余名干部、工人参加江西小三线建设，20000余名职工家属落户江西山区。随着小三线建设的全面开展和陆续投产，大批职工及其家属也不断随之来到江西山区安家落户，如何解决这些职工的社会生活问题成为影响小三线建设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二、职工主要民生问题及其对策

由于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要求，小三线企业大都建立在较为偏僻的山区，再加上普遍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要求，一味要求快点投产，导致职工的生活设施大都落后于工厂建设，职工的子女教育、卫生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成为困扰其安家落户、投入生产的重要因素。

第一，子女教育问题。职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职工们能否安心、长久的投身于三线建设当中，筹建单位以至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随着基建工作的深入和各车间的相继投产，大量生产工人和职工家属也陆续进厂，职工子女读书难问题成为许多工厂都面临的一大考验。大多面临着上学路远、语言不通，上课混乱，教学不严谨等问题。如何更好的解决职工子女的入学读书问题，因之就成了江西小三线企业不得不着力解决的当务之急。为解决职工们的后顾之忧，1966年9月1日江西省基本建设第二指挥部编队对职工子弟入学问题做出了明确指示：“小学由自己开办，中学生入学问题1966年由教育部门负责安排，1967年由各厂自行举办...”。以此为标志，江西小三线各企业从此把办学提上了日程。如，江西钢丝厂与当地安福县彭坊乡政府商定，将原彭坊乡洋陂村小学改编为共同管理的“彭坊工农子弟学校”，开设小学一至六年级的课程。1968年开始建起了自己的学校——江西钢丝厂子弟学校，增加了初中部...1974年，又正式开办了高中班。为进一步解决子弟学校的教师缺乏等问题，积极拓宽教师来源渠道，除了少数是上级调配的，其余大部分则是由企业解决教师问题，主要有以下来源：一是从职工中选拔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教育的人员充实到教师队伍;二是为照顾职工夫妻关系调来家属，只要是大学毕业的，都可以到子弟学校教书;三是后来慢慢从本地区师专毕业分配而来的教师。总的来看，通过开办自己的子弟学校，保证教师队伍来源等措施基本满足了职工子女的读书需求。职工子女的入学问题的解决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使三线职工可以安心投身生产，从而确保了三线建设的顺利实施。

第二，卫生医疗问题。医疗工作关乎着全厂职工及其家属的生命健康，为解决职工医疗问题，各筹建单位都将职工医院纳入了建设项目的设计中。但由于建设条件有限，大都存在医务人员少、医疗设备简单，只能进行一般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因未考虑附设病床，遇到因工负伤和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则存在很大困难等问题。此类种种医疗卫生条件艰难的现象，广泛的存在于大部分的江西小三线军工企业当中。例如，江西钢厂虽在1965年筹建时就设立了江西钢厂卫生所，但仅有3间房间和一些必不可少的听诊器、血压计，医疗设备仅有一台简易手术床和一台锅炉式煮沸消毒器......可见，小三线企业虽有建立卫生医疗机构但医疗卫生设施等条件仍得不到充分的保障。1966年6月，省委国防工办、省卫生厅对职工医院的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定。至此，小三线企业办厂职工医院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以人民厂为例，建厂初期即由陶崇敏医生开始负责筹建工厂卫生队，后随着基建工程的逐渐完工，随迁家属及子弟越来越多，为保障职工医疗卫生需求，党委厂部批准按县级医院的规模建设职工医院，厂职工医院不仅承担着治疗本厂职工的任务，也要对前来看病的老乡进行诊治。除了人民厂，江西钢厂的职工医院也在不断地完善。1966年在周宇正式成立了江西钢厂职工医院，从最初只有挂号处和一些简单的规章制度到1968年一新设了中药房、放射科等，医疗能力有了较明显提高，职工医院开始走向正轨;另外，为进一步加强职工医院的医疗能力，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是继续调进医疗专业人员;二是，加强医院的业务培训和外出进修。总之，职工医院医疗条件不断完善，保障了职工医疗的需求，而承担着附近当地居民的救治任务，为当地百姓提供救治的同时，不仅有利的保障了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当地百姓中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工农关系。

第三，住房问题。三线建设时期，各筹建单位由于大都遵循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和贯彻执行“干打垒”精神，职工的住宿条件大都比较差。比如，江西钢丝厂先进厂的职工住在洋陂村农舍中或住在临时搭起的木棚里，而各厂职工住房问题，在1970-1978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如，江西钢丝厂宿舍条件差，地面不防潮，无下水管道，干打垒且无天花板，甚至无厨房等。同时，人民厂职工也有着相似的苦恼，“厨房加卧室也不过十余平方米...晚上三代四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直到80年代，小三线企业出于解决职工住房需求和稳定职工情绪，安心生产的需要，全省军工企业单位开始逐步加快职工住房的建设。多数小三线企业的住房条件在这个时期迎来了转机。如人民厂“建成了两幢（两层）单身宿舍，五栋家属宿舍且都有阳台，并大力改善原住房条件，如铺设防潮地面、设下水道等。”直至90年代末，由于各单位对职工住房建设的高度重视，才基本解决了职工住房困扰。总的看来，小三线职工的住房条件一直十分艰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着手解决，职工的住房需求才逐步有了保障。

三、结语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生系着民心，是党执政之本，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源，是最大的政治。民生问题关乎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党对民生问题一直十分的重视，小三线建设时期，军工企业的迁入给职工们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生活问题，其中子女教育、卫生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问题无疑是最为突出的，若解决的不好则直接影响小三线的顺利开展。因此，江西省各级单位和各军工企业都对职工们生活中的社会生活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对子女教育、卫生医疗、住房保障等关乎民生问题更是采取及时灵活的措施。总之，各级单位、企业根据职工的实际需要，不断改善、解决小三線职工的民生问题，不仅确保了江西小三线建设的顺利实施，对职工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及其灵活有效的解决措施，更是对新时代下企业、单位保障和改善职工民生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作者：邱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