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在初中阶段，学生主要通过历史学习的途径了解人文精神，培养自身社会问题参与意识及社会责任感。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当今初中历史教学的社会价值并没有被正视，甚至江苏等地区初中历史还被“优先考试”，让位于主科期末复习，更有不少历史教师对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价值缺乏认识，我国现今初中历史教学令人堪忧。
第一篇：社会问题论文范文
社会建构论视野下的传统社会问题研究
[摘要]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构论具有丰富的本质意涵。社会建构论对传统社会问题研究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社会建构论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弥补了传统社会问题研究取向上的不足，并着重关注社会对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建构过程
[作者简介]洪长安，中共广西区党委党校哲学(社会学)部讲师，博士，广西 南宁 530021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在欧美国家兴起一股建构主义的社会科学思潮，它试图超越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如今。建构主义迅速波及到了多个学科领域，尤其对社会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作为一种建构主义理论形态，经过社会学的传扬和发展，现已成为解释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此类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主流理论和分析工具。
一、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在我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出现了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综合性理论成果。它们主要是由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所作出的贡献，大都对建构主义产生背景、思想来源、理论流派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这些研究既有对社会建构论的本体论争辩，也有对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探讨，更多的是对社会建构论的认识论阐释。
建构主义的思想来源驳杂，流派纷呈，其学术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分散性。本文仅仅考虑社会学领域内的现代意义上的(弱)建构主义③。现代意义上的建构主义是指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建构主义，即柯尔库夫所说的“新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这种建构主义与历史上的建构主义有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但是已经具有了自己特定的内涵。
那么，作为建构主义多种理论形态之一的社会建构论，它的现代意义何在呢?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沃特斯指出，社会学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韦伯和齐美尔。而现代阶段的建构主义体现在米德等的符号互动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他认为，建构主义(主观的与个体论的)寻求的是理解个人的和主体间的意义和动机。在这里，人被看作是有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competent and communicative agent)，他们积极主动地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
最早在学术意义上使用“社会建构”的是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乐格曼(ThomasLuckman)。他们在1966年出版了《实在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在书中他们提出了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和维持社会现实的观点。许放明认为，社会建构论在元理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都有一定的解放和颠覆意义，但是作为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论实际上是一种解放理论和生产理论。旨在要求走出我们自己(或重要他人)曾经创造的现实而重新建构新的对话性的理论，并不断反思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对不确定性保持开放态度嘲。从有关现代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研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简单地归纳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
1.社会现实是社会建构的，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和社会性。社会建构论最基本的观点和基本预设是：社会现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被社会建构的过程。社会现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同时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社会建构论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社会建构”这一概念。现实和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但这并非个人建构，而是“共同的建构”。所谓建构性，就是指从发生机制来研究社会建构者与社会建构物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建构性的。人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者，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社会建构。人的生活世界也建构着人自身。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建构者与社会建构物之间的建构性的循环关系;而建构的社会性，就是指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它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它至少有三层含义：建构的主体是社会性的;建构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活动，更是一个社会性活动，其中包括合作、争论、妥协等;建构的结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括不同建构者的不同角度的观察，不同利益的折射，不同目的的追求等。
2.社会建构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实现的，强调社会建构的互动性和过程性。社会建构论把人的生活世界区分为社会建构者与社会建构物，这种划界本身就规定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与它的创造物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依存、相互证明、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人在社会性地建构他物，也在社会性地建构自己。他物被建构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人的价值和目的，同时也是体现建构者的自我超越和主体性的过程;同时，社会建构论把过程而非结果置于认识研究的重要位置。社会建构论试图了解人们如何获得知识并在互动关系之中判断自我与社会现象。进而，正是经由互动过程和社会实践，人们在其共同生活和日常互动之中创建知识和现实。他们在社会互动与社会过程之中不断地创造、维持、解构与重构，文化、社群与体制影响我们观照或重构社会的方式。
3.语言及话语体系是社会建构的重要媒介。在社会建构论看来，语言是人类思考和观察社会现实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叙事、谈话和故事是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所在。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人们互动的一个动态社会产品，当人们相互交流之时，世界即被建构，我们运用何种语言即昭示某种行动形式;现实经由叙事、谈话和故事组织并维持，它们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社会建构论关注话语背后隐匿的权力关系。话语是权力关系的再现，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可以建构某些话语以排斥或边缘化某些弱势群体，这些话语从而支撑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并视如此不平等为公正或者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建构论就是要打破如此话语体系的霸权并揭示背后隐匿的权力关系。在社会建构论视野下，人们有机会重新建构新的话语体系以将受制于旧有话语体系的人群解放出来。
4.社会建构是一种社会的共识和共建，方法论上是一种共建的辩证法。伯格和乐格曼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建构”范畴的。所谓建构就是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相互转化，其中包括主体(主观)与客体(客观)之间的相互转化。共建的辩证法作为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方法论强调了社会建构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了社会建构论的建构性，所谓的建构性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个人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人化;第二，
强调了社会建构论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就是对主观(个人)和客观(结构)、理论(宏观)和经验(微观)、内化(个人化)与外化(社会化)等范畴的批判性重建;第三，强调了社会建构论的反思性，这是因为社会建构论所强调的超越性或创造性活动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熊彼特)过程，一个不断“重建”(哈贝马斯)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的不断重建。而且也是对社会建构论本身的不断重建。
总体上看，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建构论所指涉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不是静态地认识、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不断构造着新的现实世界。社会建构论具有过程性、动态性、互动性、协商性和利益关联性的研究特点。社会建构论主张从过程的、动态的角度看待社会现实，认为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事实基本上是人们依客观事实经由特定过程建构出来的。是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强调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关注变化中的权力特性、利益关联、合作和参与式民主等。这无疑对我们从新的视角研究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建构论对传统社会问题研究的挑战与超越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代表着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的转向，影响了传统社会问题的研究进路。正如苏国勋所说，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问题研究视角，它对打破过去沿袭已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中尤其是在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建构社会问题’一语的提出道出了社会建构论的精义。”
1.社会问题界定的重新审视。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社会学界过于强调社会问题客观性，把客观存在的问题事实本身看成了社会问题。“在以往的社会学教科书中，‘社会问题’通常被定义为某种客观的、可被观察的客观状态或社会过程。”虽然有些社会问题定义也会指出社会问题“要能引起多数社会成员普遍关注”为其条件之一。但是，作为病态或者反常的社会现象，哪些能引起社会成员的关注，如何、为何引起关注从而被确认为社会问题的过程，似乎无需多加探讨。
什么是社会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特性是什么。一般人们都主张从社会问题的“社会性”和“问题性”两个层面来进行讨论。社会问题的社会性比较好理解，是指社会问题在性质上对个体范围和个人性的超越，在米尔斯的笔下就是“公众问题”;而对什么是社会问题的问题性的回答就取决于我们的研究视角。因为“问题”的界定是相对于“正常”而言的，因此视乎对正常的理解不同而有多种界定方式。
尽管大量的社会问题研究关注了社会问题事实和主观认定两大要素，但是从社会建构论理解社会问题时，就必须考虑社会问题的建构性和社会建构过程。因为，客观因素只是社会问题构成的前提条件，主观因素及其行为反应则是构成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社会问题的确立需要经历一个社会成员对问题事实不断的“问题化”的社会建构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对“问题”本身的反思和解构，社会建构论对传统社会问题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社会问题建构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解释社会问题存在的传统理论第一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1973年，斯佩克特和科茨尤斯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社会问题：再生产》，标志着关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开始经历主要范式的冲突。他们认为社会问题不是静止的，而是集体定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件系列”。相应地，他们将社会问题界定为“群体活动，目的是向一些组织、部门和机构就一些公认的社会状况进行投诉和提出主张”。从这个定义出发。就意味着对社会问题的提出主张的过程比判断这些主张是否真实有效更为重要。
美国社会学家Clayton A.Hartien曾对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与主观评价及主体行为反应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过研究。他从客观现实状况和主观评价、主体行为反应这两个维度出发，对社会问题的可能建构结果进行了如下分类，详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知道，只有当某种客观状况确实存在。人们主观评价上认为确实是一个问题并且希望付诸行动改变这种现状时，社会问题以一种确然的方式存在，其他与此相反的情形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可见，社会建构论对“什么是社会问题”的判断，改变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认识。
2.研究取向上的批判与发展。社会学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理论取向不同的范式。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为我们从多维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美国社会学曾将社会问题研究总结为七种理论视角：社会病理论、社会解组论、价值冲突论、越轨论和标签论、批判论、社会建构论。用这些社会学理论范式来分析社会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展现问题在哪儿、谁的问题、谁有问题、是一个问题吗、如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从社会问题理论研究范式争鸣的进程来看，社会建构论对社会问题正显示出超凡的解释力。它正处于解释社会问题的鼎盛时期。
阎志刚按不同研究取向将这七种社会问题研究视角分成了三类范式，即“社会事实论”、“社会定义论”和“社会建构论”。其中，社会事实范式包括社会病理论、社会解组论、越轨论和批判论;社会定义范式包括价值冲突论、标签论;社会建构论范式主要是以spector和Kitsuse为代表。社会问题研究范式的研究取向的不同，在于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会作出不同的回答：如何解释社会现象的问题性质(本体论立场)?如何研究社会问题(方法论立场)?研究者在社会问题研究中扮演何种角色(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下面综合了阎志刚关于社会建构论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这三种社会问题理论范式的研究取向进行整理和比较，见表2。
显然，社会建构论是对“社会事实论”、“社会定义论”范式的批判与发展。尤其，社会建构论范式在本体论、方法论、研究者的角色定位等方面超越了另外两类社会问题理论研究范式，实现了社会问题研究的理论转向，显示出其对社会问题研究取向上的“优势”。此外，基于不同的本体论的社会问题研究范式会有不同的方法论和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在社会建构论看来，传统社会问题研究范式存在解释上缺陷和研究的局限性。坚持实证主义的本体论社会事实论范式就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具有同等危害程度的社会事实状况，有些被列入为社会问题，有些不会被列入为社会问题。所以，用客观事实自身来说明和解释社会问题的形成的社会事实论就存在很大的缺陷;而社会定义论范式尽管注意到了社会问题的主观性，但局限于越轨行为的研究，难以为所有社会问题现象提供统一的理论基础，而且，定义论范式缺乏对社会问题定义过程及定义权斗争的深入研究，显示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局限性。而秉承现象学本体论的社会建构论弥补了这两类范式对社会问题研究
的不足。
3.建构过程：社会问题建构论研究的重要路径。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社会问题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社会问题的建构论研究重点关注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所以，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探讨社会问题时，“我们关注的中心不是已经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的某些客观现实状况，而是客观现实状况如何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的。这不仅是一个主观对客观简单的认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主体对社会客体复杂的建构过程”。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富勒(Richard C.Fuller)和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R.Myers)最早为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框架，探讨了社会问题发展的三个阶段：察觉(awareness)、确立(policy deter-mination)、改革(reform)。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C.Becker)在富勒和迈尔斯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问题演化的五个阶段：(1)社会上必定有一些人或群体把某种客观存在的情境认定为有问题、危害性的，或者在将来会产生出麻烦;(2)当某一个问题被某些人觉察到时，这个问题如要取得社会问题的资格，还必须得到更多的人的广泛关注;(3)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还需要有相关机构或组织的出现加以推动，使问题最终被认定为社会问题;(4)一旦某一问题被有关机构所接纳，曾经通过广泛积极的关注推动问题得以形成的群体。对该问题将渐渐失去进一步关注的兴趣;(5)在社会问题存在期间，有关机构及其成员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这已成为他们所从事职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莫斯·阿里纳(Mauss.Arinand)在贝克尔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分析了社会问题演化的历程。他认为一项社会问题的出现、形成，到最后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地位，都是借助于特定的社会运动来实现或推动的。这一运动历程，表现为一连串“问题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此过程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展开，从而形成社会问题运动过程周期性的生命循环。此生命循环要经历：发端(incipiency)、集结(coalescence)、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消弱(frag-mentation)和消失(demise)。斯佩克特(Spector)和科茨尤斯(Kitsuse)提出了社会问题形成的四个阶段：(1)由受害者、利益团体或社会运动家提出要求、批评及抱怨，已使民众或官方承认其为社会问题;(2)受害者或特殊团体所强调的社会问题获得官方的承认。官方会进行相关调查。提出改革计划，并针对问题采取改革行动或步骤;(3)官僚系统对问题的反应、处理及行动无法有效改善导致社会问题的社会条件，因而引起原先之抗议团体或人士的不满，要求、批评及抱怨乃再度出现;(4)抗议团体或人士拒绝或否定官方之反应与做法(或缺乏任何反应与做法)，并进而发展替代性、平行性或对立性之做法与机构。
国内社会学者单光鼎认为，一个社会现象在社会中生活中被认为是“社会问题”，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复杂认识过程。这个过程有这样五个阶段：(1)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觉察和认识;(3)社会舆论的作用;(4)公众的认识;(5)决策人物的认可与支持。张敦福通过研究芝加哥学派中的互动论者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归纳了社会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一般经过三个阶段：界定的出现：不同的解决方法;制度化。他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历经这些阶段。朱力在他人论述的基础上，将社会问题界定的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1)利益受损集团的强烈不满和呼吁;(2)社会敏感集团及社会上某些有识之士的呼唤;(3)社会舆论集团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宣扬和推动;(4)公众普遍的认识和接受;(5)社会权力集团的认可与支持;(6)解决社会问题开始。彭远春认为，有些社会问题建构论的分析框架将社会问题的确立与社会问题的解决混为一体，应该加以区分。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社会问题确立过程中的环节，而是社会问题确立后的延续过程，故不能纳入社会问题之建构过程分析。他将社会问题的确立过程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1)社会问题建构的初始阶段;(2)社会问题建构的关键阶段;(3)社会问题建构的决定阶段。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窥见社会建构论对社会问题研究影响深远，它启示我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提供了路径。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研究之共同点是都关注了社会问题之“问题确立”过程的主观性、互动性和动态性，差异在于社会问题建构是否应包括“问题解决”阶段。有的学者着重分析“问题确立”过程，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问题建构不仅表现为问题确立阶段，同时也表现为其解决阶段。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社会问题建构不仅表现在问题确立阶段，同时表现在其解决阶段，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正是社会问题建构的过程。
三、结语
社会问题的社会建构论研究，强调从动态的、过程的角度考察社会现象何时、如何成为“问题”并得到解决的过程，为考察我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认知窗口。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社会建构论对社会问题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一条研究路径。
但是，如何“看”环境问题，这取决于我们的理论视角。任何范式提供的是一种基于对世界根本看法的方法论体系，范式中有某种“未经证明”的假设存在。不管是社会事实论范式，还是社会定义论范式，抑或社会建构论范式，它们代表的只是研究取向的不同，只是哪个视角更适合的问题，并没有对错之分。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思想工具，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具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也有忽视社会问题客观性的倾向。这是研究者值得注意的问题。
作者：洪长安
第二篇：浅析初中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存在的问题
摘要：在初中阶段，学生主要通过历史学习的途径了解人文精神，培养自身社会问题参与意识及社会责任感。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当今初中历史教学的社会价值并没有被正视，甚至江苏等地区初中历史还被“优先考试”，让位于主科期末复习，更有不少历史教师对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价值缺乏认识，我国现今初中历史教学令人堪忧。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研究
历史学科富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这也决定了该学科在承担培养学生三观、人文教育价值及社会责任养成的任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纵观基础教育发展较好的欧美国家的初中教学，与学科教学相比，其更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及建立与初中学生年龄阶段相适应的社会问题参与意识、社会责任感。因此，我国初中历史教学也要在学科知识教学的基础上，适时导入社会问题及各种现实问题，建立历史与当今社会的有机联系，正确认识到历史学科在对初中学生的人文教育的价值，是新课改下历史学科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教学内容。
一、当前我国初中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教学存在的问题探析
1.教师缺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历史教学重理论轻社会关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承担起相应的人文精神培养的责任，首先需要历史教师具备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通过精心备课建立学习历史学科知识与社会问题的有机联系，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参与到社会问题及现实问题中来，利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对身边所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再认识。但通过笔者对多所学校的初中历史老师课堂观察结果显示，我国初中历史教师普遍缺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历史教学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讲解，历史教学沦为无意义的死学科知识。
2.学科价值未被正确认识，人文精神教育功能被盲目排斥。学校教育活动的最终对象是学生，要让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价值，积极参与身边耳熟能详的相关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的剖析和探究活动，最终使自己在探究过程中受到教化，上升为人文素养。但由于当下我国素质教育和新课标学生综合素质考核、评价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无论就学校层面，还是学生、家长等层面从思想上仍然以应试教育为终极目标，对历史的人文教育价值盲目排斥，这无疑打击了历史教师的教学热情，使历史教学缺乏人文关怀，难以触及学生的思想深处，开展人文教育活动更是只停留在理论阶段。
二、建立初中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有效手段及落实人文教育功能途径探究
1.建立正确学科认识，加强历史学科与社会问题联系，落实人文素质培养责任。要想改变我国初中历史教学广泛存在的问题，落实历史教学的人文精神教育功能，加强初中学生人文精神素质培养责任则必须要从学科自身长远发展出发，将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相结合，有关教育职能部门必须让学校、教师、家长及学生等各个层面的教育主体建立正确的学科认识，强化教师的学科知识学习，为该学科增添生命力。加强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的联系，特别是善于挖掘乡土历史题材等来实现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让学生主动用历史科学知识分析社会生活问题就将会大大降低难度，易于活跃学生思维，激发其历史学习的兴趣和探究意愿，使其主动探究历史史实与身边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实现对历史的解读，进而带动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最终达到实现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
2.加强初中历史教师综合素养，胜任历史学科多元化教学及对学生精神培养的重任。历史教学活动的开展水平及历史教学任务最终落实的好坏与历史教师自身的综合素养是分不开的。在新课改逐步落实的今天，历史教师必须要主动承担起学科改革参与者的责任，加强自身学科的相关综合素养，特别是要转变教学态度，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学生对话，将学生由传统的学习者和知识的接收者，转变成知识的探索者和研究者，激发他们在有限的知识储备水平中的知识探究能力和新知识获取能力，从而帮助其建立系统的史实知识框架。兼顾三维教学目标，不仅要注重传授其知识，更要培养其能力，特别是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达到情感教学目标。初中历史教学组可通过校内及各级学科教学评比赛、校本课程开发、专业教师观摩学习等方式来激发学科教师的教学热情，通过多种举措加强初中历史教师的综合素养，促使其胜任历史学科多元化教学及对学生精神培养的重任。
3.活化教学手段，多元化课堂教学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融合的策略。①教师备课关注学生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加强历史教学现实生活化。备课是教学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使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与学生社会现实生活相融合，则要求教师在平时备课时必须要建立“大历史”教学观念，将历史教学内容与学生所处的社会现实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有机联系在一起，重视挖掘学生已有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科学地开发和利用学生的“社会现实生活史”，做到将学生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与历史教学的有机融合，实现历史知识由“素材文本”向“生成文本”的转化，注重体验性学习。②教师坚持教学过程社会现实生活化及课堂作业社会现实生活化。实现历史教学的人文教育功能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历史教师在较长时间内逐步渗透给学生，这也就要求历史教师坚持教学过程及课堂作业检测的社会现实生活化及课堂作业社会现实生活化。特别要求历史教师的教学方式社会现实生活化，能够恰当地把社会现实生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炼出来，以社会热点为媒介进行历史教学，特别要合理运用乡土历史资源进行历史教学，注重与国际、国内的社会热点相结合，使历史教学贴近社会现实生活，激励学生主动扩大关注社会问题的范围比较，增加学生与社会现实接触的途径，使学生得到历史体验并进行积极思维，激发其求知欲和情感，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参考文献：
[1]丁晓蜡.搭建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论初中历史教学中沟通历史与现实的若干方法[J].政史地教学，2009，(6).
[2]张颖娟.试论新课改下如何创新初中历史教学[J].现代阅读，2013，(4).
[3]亢会芳.浅谈新课改下的初中历史教学[J].教育科学，2012，(12).
作者：曹明秋
第三篇：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研究综述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100091）
收稿日期：2008-12-15
作者简介：李飞龙（1981-），男，江苏东海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摘要：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文章从社会问题的界定和分类入手，对建国初期的结构性社会问题、变迁性社会问题、越轨性社会问题、社会心理性社会问题四类进行了总结，探讨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理论视角、资料的选取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社会变迁
随着国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也日渐进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近年来，关于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研究已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出现，深入的研究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吸取社会问题处理的经验，对现实生活中社会问题的处理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作出总结，为以后的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一种脉络。
一、关于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在西方国家也翻译为社会病态、社会解组、社会反常或社会失调等。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偏离社会公认的正常状态，影响到社会功能的发挥和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受到人们的关注并需要社会努力才可以解决。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则是新中国成立初始，国家和社会在新旧制度交替所面临的偏离正常轨迹的社会状态。
研究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主要是李立志和师吉金，他们将社会问题置于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之内，在对社会史的分类研究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对社会问题的界定，但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又有很大不同，李立志从小社会史的视角，认为社会史包含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 [1]。在研究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时，分析了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产生、解决及启示。而师吉金则是从大社会史的视角，认为社会问题不仅是风俗习惯的社会史，更是经济、政治、科教、人口婚姻家庭、阶级阶层、生活方式、社会心态的社会史 [2]，在分析经济变迁、政治的重建与整合、教育科学文化发展、阶级阶层分化组合、生活方式变化、社会心态与意识形态彻底改变的过程中，将社会问题的范围也推向了更广泛的领域。
对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分类研究多是按照社会学中对社会问题的分类视角来界定的，所以先将社会问题的分类作简单的概述，再对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分类作出评述。
对社会问题的分类主要有几种：
1. 两类法：墨顿与尼斯特在1978年合编的《当代社会问题》中讲社会问题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偏差行为，包括犯罪、青少年犯罪、精神病、吸毒、自杀、娼妓；其二是社会解组，包括世界人口危机、种族关系、家庭解组、社区解组、都市交通问题、灾难等，这种分类收到了当时流行的社会解组论的影响。
2. 三类法：1978年，乔恩•谢泼德与哈文•沃斯在所著的《美国社会问题》中分类是结构性社会问题之一、结构性社会问题之二、过失性社会问题。他们将结构性社会问题一分为二，主要是为了区分结构性社会问题的状态，一种为原发性状态，如贫富两极分化、偏见和种族歧视、教育不平等。另一种为产生变化的价值观，如家庭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等 [3]。
3. 四类法：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的分类是，家庭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劳资问题 [4]。这种分类偏向于社会上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劳资问题更是当时中国工商业发展所面临的必然问题。
4. 五类法：兰迪士在1959年出版的《社会问题和世界》一书中将社会问题分为五类：个人调适的失败、社会结构的缺憾、个人对适应的失败、政治经济问题、社会政策制度的失调。
以上的分类还有很多种，主要是根据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社会问题的主题、社会问题的个体性或群体性、社会问题的分布领域、社会问题的性质等标准。南京大学朱力教授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将社会问题分为结构性社会问题、变迁性社会问题、越轨性社会问题、道德性社会问题四类 [5]。这种分类的前三种在建国初期社会问题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道德性社会问题则比较少见，代以社会心态方面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的更迭导致的社会心理变化。
李立志从社会问题研究的角度，把建国初期可以构成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旧社会的遗留物，虽然新社会得以建立，但是社会问题存在着生存惯性，使得一些产生于旧社会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如娼妓问题、烟毒问题、盗匪问题等，同时还有旧社会遗留的通货膨胀问题、劳资问题等。第二类，是新结构、新规范取代旧结构旧规范社会转型时期，旧结构、旧道德丧失了合法地位，而新结构、新规范的建立和得到普遍认同有一个相对迟缓的滞后期，由此带来了社会某些方面的失调，如婚姻家庭问题、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宰杀牲畜破坏生产力的问题等。第三类，由新结构、新体制带来的社会失调，如社会流动停滞、二元结构等由计划经济模式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这个分类从新旧两种事物更迭的角度对新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划分，同时他认为社会问题包括客观事实和主观认定两个方面，社会结构是影响社会成员认定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 [6]。
二、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
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纷繁复杂，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初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学术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这一时期的各个社会问题的处理和经验的总结上。
（一）建国初期结构性社会问题
这类社会问题主要不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某些制度性、政策性的因素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引起的。这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只是在建国初期更具有代表性。主要有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等。
腐败问题是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特别是对彻底反腐经验与启示的研究更为深入，郑文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有全党的高度重视、对群众的依靠、措施的具体明确和提倡节约相结合 [7]。张寿春认为当时反腐败成功的经验主要有防范工作扎实、领导示范作用、思想教育到位、处理腐败严厉、监督机制完善等 [8]。彭付芝认为建国初期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是广泛的社会宣传、有利的社会舆论、党的坚定态度和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 [9]。
还有学者从“三反”这一事件入手，分析建国初期的反腐败工作和历史经验。叶美霞从“三反”的机制、手段、方针的研究总结，指出反腐败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反腐败与领导的关系、反腐败与群众的关系都十分的密切 [10]。王永恒也同样指出了这些关系的所在 [11]。
失业问题是当时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关系百姓能不能吃饱饭和政权稳定的根本问题之一。程连升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次失业高峰的描述，分析了第一次失业高峰形成的原因，概括了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同时指出这次处理失业高峰的宝贵经验 [12]。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失业是结构性失业，他分析了结构性失业产生的原因、所采取的措施及经验启示 [13]。李新慧在《论建国初期失业的治理及启示》一文中将失业人群分类论述，主要分为三类：国民党政府的遗留人员，城市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14]；她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就业政策探析》一文中不仅指出了就业的成功经验，而且指出盲目追求就业人数和就业规模的不足之处 [15]。
李占才从建国初期共产党的思想观念出发，着重指出了共产党人有六个方面的就业观：主张全面就业，就业问题主张统一调度劳动力，就业问题城市重于农村，主张发展生产解决就业，“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高就业”、“低效率”式的扩大就业观，宣传劳动光荣思想、鼓励劳动者热爱劳动、努力生产 [16]。谢涛通过南京市个案的分析，分析了建国初期中共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对策，主要是对共产党政策详细过程的描述 [17]。
（二）变迁性社会问题
这类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伴生现象，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中，这些社会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具有复杂性。主要有城乡差别的二元结构问题、社会救济问题等。
现在学者主要是对城乡二元结构进行研究，对建国初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和当时的户籍制度、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主管经济工作领导人等方面的研究联系在一起。
对于建国初期的城乡交流，赵梦涵认为就是因为建国初期推销农副土特产品，才扩大了城乡交流，给当时的农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带动了城乡市场的繁荣和整个经济与财政的发展。分析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性，按产销关系办事，采取多样化的市场形式，以多元化的筹资、采购体制才是解决好城乡关系的根本 [18]。迟爱萍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财委时认为，在中财委的领导下城乡交流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1950年的工商业调整又推动了城乡交流的发展 [19]。庞松在研究陈云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的关系中指出50年代的经济结构转型中，陈云注重统筹兼顾，为社会经济转型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较为稳定的环境条件 [20]。
陈廷煊则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情况，用于说明当时的城乡二元状况 [21]。付春从建国初期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一角度来阐释当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他认为在“一五”期间，产业结构、积累方式等左右中国城市化的经济框架已经形成，同时也初步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的大致框架 [22]。
社会救济问题也是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陈志霞研究建国初期上海地区的弱势群体救助问题，从中提炼出党和政府对社会救助的经验和启示 [23]。王光霞论述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乞丐问题的治理，指出在措施上中国共产党采用与贫穷现象斗争，与各种疾病斗争，与各种庸俗文化作斗争的方法，使得建国初期的乞丐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24]。李小尉探讨1949 年至1953 年新中国政府对于乞丐的救助政策与成效, 从一个侧面来审视新政权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25]。韩勤英和苏峰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的失业知识分子救济，分析了失业知识分子救济政策与状况，说明了救济的过程，最后对实施的效果进行考量与反思 [26]。郝先中则是对上海失业知识分子进行了研究 [27]。
在社会救济的过程中，社会强调反对浪费和增产节约。王东认为建国初期的严峻形势和财政问题、抗美援朝、社会主义资金积累、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建设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原因，同时认为在运动中忽视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忽视制度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急躁冒进的思想使得建国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存在不足之处 [28]。李占才重点分析工商业界的经营管理思想，指出节约思想是经营管理思想的重要方面 [29]。
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硕士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初始的研究者大多从个案出发，结合本地区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的实际，对变迁性社会问题进行了细分的探讨 [30]。
（三）越轨性社会问题
这类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个人行为的偏差造成的，诱发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建国初期的黄赌毒问题、封建迷信问题、黑社会和经济犯罪问题等。这个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撰写了大批论文。主要有诸羽的《割除毒瘤——共和国首次禁毒禁娼述实》 [31]，蒋秋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32]，马维刚编的《禁娼禁毒》 [33]，马模贞主编的《毒品在中国》 [34]，苏智良的《中国毒品史》等[35]。
郑艳凤在分析建国初期的禁烟毒斗争时认为党和政府在贯彻实行各项法规时，重点进行了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等方面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过禁毒斗争，消除了中国社会存在了近两百年的恶习，对其它社会问题也起了促进作用。禁毒斗争有力地证明了党和政府能行之有效地治理社会问题 [36]。董向前利用河北省档案馆的资料对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斗争进行了论述。河北省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消除了省内延续上百年的种植、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解决了旧中国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烟毒泛滥问题，树立了“无毒省”的形象，并分析了成功的主要原因 [37]。
（四）社会心理性社会问题
这类社会问题主要是由社会心态和意识形态的转变造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建设的社会心理传播给社会大众，这就与社会大众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态产生了冲突，从而引起社会问题。
美国学者弗里曼等从中国河北省饶阳县的一个村庄入手，从基层社会的角度，展示农村社会在构建新体制的政治网络中所面临的问题，如何铲除固有的私有财产、习俗和市场以及与共产主义价值观不一致的观念[38]。阎云翔则从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庄，通过爱情、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表达了农村社会所产生的问题 [39]。
有些研究是从政府的角度分析社会心态和意识形态转变产生的问题，并指出了党和政府在处理问题时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崔晓麟在研究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时就认为知识分子有“超政治”和“超技术”的超然无谓心态；有怀疑、等待、观望的心态，有无所适从心态 [40]。这些心态都是当时所存在的社会问题。
建国初期治理社会心理性社会问题重要一点就是和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建国初期流民、乞丐、妓女、赌徒等社会群体占据着很大比例的人口，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成效也是衡量共产党执政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党和政府在对他们生活问题进行解决的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建设。治理社会问题中的意识形态改造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改造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把社会问题看作是旧社会制度的产物，因而治理社会问题往往被赋予改造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如在治理娼妓问题时，第一步就是启发妓女诉苦，引导她们认识旧社会的罪恶和受苦的根源，同时通过谈话教育，帮助她们纠正头脑中的宿命观点、享乐思想。其二，通过治理社会问题传播灌输新的意识形态观念，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比如，在治理失业问题时，各级工会采用上政治课、讲演会及利用报纸、广播对失业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参加以工代赈和转业训练的失业人员，每天都安排了1到2小时的政治学习，领救济金的也有一定的政治学习时间。由于重视思想教育工作，一些社会问题的利益受损集团，不仅没有与新社会对抗，而且还积极地融入到新社会中去。成功治理社会问题，推进了广大社会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社会问题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因此，治理社会问题中的意识形态改造，比之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更能将新的意识形态观念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理论视角、材料的选取和研究方法
经济史研究专家严中平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中提倡“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强调“问题史学”，实际上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也包含在新问题之中，对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样也要强调研究视角的创新、研究资料的挖掘、研究方面的多样性。
（一）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理论视角
“革命”模式。强调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由于中国内部动力，这种模式是在对传统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所主张“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质疑的基础上产生的，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所主张表现为：既然中国内部不具有发生变化的动力，这种动力就只能来自外部 [41]。“革命”模式就是在批判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模式，在大多数论述中，革命都是被当作积极肯定的方面来写的。如在论述建国初期社会的转型时，黎见春就认为建国初期对意识形态的整合对当时社会的推动作用与对后来社会的牵引作用统一起来，把共产党先进性要求与群众广泛性的要求相结合等 [42]。但是“革命”模式随着研究者不断深入，发现了很多问题，尤其在全球性的对革命否定思潮的影响下开始遭受到质疑。
现代化理论。在经济史、政治史等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在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研究中也有其适用性，这在现有成果中多有体现。然而，目前这一分析框架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学者在研究时往往预设了一个“现代化发展”的命题，用现代化理论中的条条框框去考察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往往存在片面裁减史实而忽略其他有价值的信息的危险，这样的研究自然不够客观，而且容易导致以下两种倾向。其一是以当今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中的社会问题的标准去考量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比如在现代社会和发达国家，城乡二元结构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国家要花大力气去实现城乡一元化，但是在当时城乡二元结构虽然也是社会问题，但是相比较却是当时无法改变且处于一个次要地位；其二是将当代社会的社会问题处理作为现代性的参照物，去比照相应当时社会问题的传统性或是落后性，这就需要我们把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和现代社会问题做恰当的比较，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可以扩展我们的研究视野，而且也有利于深入审视近代中国社会及其现代化进程。
“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开始大量地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模式，从单纯的基层社会研究转向以基层社会研究为切入点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单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抗到主张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这种分析模式同样也适用于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研究，因为建国初期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利此消彼长引起的。孙晓莉认为国家权力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运转中扮演了指挥、管理的重要角色，国家政策的推行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从中央到基层得到强化的过程 [43]。但是国家权利腐蚀社会权利，使得社会权利不断缩小。同时传统社会组织瓦解，比如商会、行会等，新型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比如工会、农会等，大多都是在国家权利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随即出现了广大民众对国家的强烈依附性等社会问题，使得民众对国家缺乏监督，这也是以后国家建设失误的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国家与社会糅合在一起的整个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的状态已经不再适合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使得其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出现的“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批判那种“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国家”分析范式，构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性“国家和社会”互动范式 [41]。
（二）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
量化分析是群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研究成果中，不少论者运用了大量的计量统计和表格，为分析研究对象的来源构成、内部结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都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如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和师吉金的《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使用了大量的表格和数据，给读者清楚的展示了当时社会问题的现状和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处理结果。
跨学科研究也是这一领域使用的比较普遍的研究方法。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借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要推动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研究的发展，要借鉴和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但是学界虽然出版了大量论著，但研究缺乏新方法、新视角，大多研究者主要着眼于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对当时处理社会问题经验的总结，对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使用的还不是很多，在研究中将吸收或借鉴的其他学科理论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融会贯通而不喧宾夺主，应是我们今后研究的目标之一。
当然还有分层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口述研究方法、即时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研究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要把社会问题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去考虑，才能把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研究推向更深的境地。
（三）关于建国初期社会问题资料选取和使用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国古代史研究相比，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料相对充裕，尤其是国史研究，资料更是十分庞杂。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资料的相对丰富会给研究者提供大量不同的报纸、刊物、资料集、著作、口述资料等，为研究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但是也要看大量资料本身的相似性，报纸报道社会问题的千篇一律，很难具有典型性。仅仅使用依靠单一来源的资料，所得结论往往具有片面性，甚至会得出与事实相左的结论，加之国史研究中，大量档案没有得到解密，更给研究者增加了难度。这就需要研究者广泛的占有资料，全面的加以分析。
同时，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研究中还存在着上层社会研究多，下层社会研究少的状况，这当然与资料的占有和研究的难易程度相关，大量的研究都是利用中央的文件、领导干部的回忆，还有部分地方档案馆的资料，实际上，研究发现，这些资料很难反映建国初期市民阶层和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状况，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到基层社会中去，比如张乐天的《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就深入到农村中去，得到了一位大队干部从1954年到1982年的70余本《工作笔记》，为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层，但是像这样的研究少之又少。
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产生属于历史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很好的研究这些社会问题的状况和总结经验，对现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本身也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从单纯的阶级视角到多方位多层面的社会视角；从传统的历史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等。近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较好的开端，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研究前景。总结和借鉴已往学术成果的经验与不足，必将推动今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2] 师吉金.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3.
[3] 恩•谢泼德,哈文•沃斯.美国社会问题[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4]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
[5] 朱力.社会问题的理论界定[J].南京社会科学,1997(12).
[6] 李立志.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及其治理[J].教学与研究,2002（11）.
[7] 郑文改.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8] 张寿春.德法兼治,贵在抓早抓实——建国初期反腐倡廉成功实践的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01增刊.
[9] 彭付芝.建国初期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10] 叶美霞.浅议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11] 王永恒.建国初期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理论学刊,2001(6).
[12] 程连升.新中国第一次失业高峰的形成和治理[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1).
[13] 程连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构性失业及其治理[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
[14] 李新慧.论建国初期失业的治理及启示[J].理论界,2007(7).
[15] 李新慧.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就业政策探析[J].党史文苑,2007(8).
[16] 李占才.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劳动就业观[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17] 谢涛.建国初期中共治理城市失业问题的对策与实践——以1949-1952年的南京市为例[J].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5(1).
[18] 赵梦涵，等.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宝贵经验——建国初期搞活农村市场的再评价[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19] 迟爱萍.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财委恢复城乡交流的政策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3).
[20] 庞松.陈云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J].中共党史研究,2005(3).
[21] 陈廷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
[22] 付春.试论建国初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原因[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增刊.
[23] 陈志霞.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上海弱势群体的救助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硕士.
[24] 王光霞.浅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乞丐问题的根治[J].科教文汇,2006(4).
[25] 李小尉.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的救济与治理[J].北京社会科学,2007(5).
[26] 韩勤英,苏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的失业知识分子救济政策及其成效[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5).
[27] 郝先中.建国初期上海对失业知识分子的调查登记和就业安置[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11).
[28] 王东.建国初期“增产节约运动”初探[J].中州学刊,2005,(6).
[29] 李占才.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工商业经营管理思想[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30] 主要成果有:陈冬生.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工作述评[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2.张学礼.河北根治海河运动探析[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3.林传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北优抚工作述论[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3.胡彦明.新中国初期河北省移民问题研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6.赵琳.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风气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5.赵绍益.六十年代初期河南省救灾渡荒工作初探[D].成都:四川大学,2005.贾莹莹.湖北省1954年水灾救助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陈志霞.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上海弱势群体的救助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31] 诸羽.割除毒瘤——共和国首次禁毒禁娼述实[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32] 蒋秋明,朱庆葆.中国禁毒历程[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33] 马维刚.禁娼禁毒[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34] 马模贞.毒品在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35] 苏智良.中国毒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6] 郑艳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烟毒斗争与构建和谐社会[J].渤海大学学报,2007(4).
[37] 董向前.试论建国初期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斗争[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6).
[38] 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 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9]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M]. 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0] 崔晓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及原因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3(11).
[41]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 [M].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2] 黎见春.建国初期社会的转型与党对意识形态的整合[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43] 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走向[J].教学与研究,2000(8).
责任编辑莫仲宁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Problem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PRC
LI Fei-long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Beijing100091)
Key words: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PRC; social problems; social changes
作者：李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