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立法范文

第一篇：中国新闻立法范文

毕业论文-试论《新闻法》立法[定稿]

试论《新闻法》立法

目 录

摘

要„„„„„„„„„„„„„„„„„„„„„„„„„„„„„„„„„„„1 引

言„„„„„„„„„„„„„„„„„„„„„„„„„„„„„„„„„„„1 1 新闻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 1.1新闻立法的必要性„„„„„„„„„„„„„„„„„„„„„„„„„„„„1 1.1.1制度不完善„„„„„„„„„„„„„„„„„„„„„„„„„„„„„2 1.1.2新闻侵权与隐性采访„„„„„„„„„„„„„„„„„„„„„„„„„2 1.1.3司法不公正„„„„„„„„„„„„„„„„„„„„„„„„„„„„„2 1.1.4新闻不自由„„„„„„„„„„„„„„„„„„„„„„„„„„„„„3 1.1.5传统思想消极影响„„„„„„„„„„„„„„„„„„„„„„„„„„3 1.2新闻立法的可行性„„„„„„„„„„„„„„„„„„„„„„„„„„„„3 1.2.1政府的政策支持„„„„„„„„„„„„„„„„„„„„„„„„„3 1.2.2全社会维权意识提高„„„„„„„„„„„„„„„„„„„„„„„„„4 2 目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现状„„„„„„„„„„„„„„„„„„„„„„„„„4 2.1 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历程„„„„„„„„„„„„„„„„„„„„„„„„„4 2.2宪法中的规定及评析„„„„„„„„„„„„„„„„„„„„„„„„„„5 3 国外新闻立法的借鉴与启示„„„„„„„„„„„„„„„„„„„„„„„„„„6 3.1德国新闻法的启示„„„„„„„„„„„„„„„„„„„„„„„„„„„6 3.2意大利新闻法的启示„„„„„„„„„„„„„„„„„„„„„„„„„„„6 3.3.英国新闻法的启示„„„„„„„„„„„„„„„„„„„„„„„„„„„„7 4 我国新闻立法的设想„„„„„„„„„„„„„„„„„„„„„„„„„„„„„7 5 结语„„„„„„„„„„„„„„„„„„„„„„„„„„„„„„„„„„„8 致谢„„„„„„„„„„„„„„„„„„„„„„„„„„„„„„„„„„„9 参考文献„„„„„„„„„„„„„„„„„„„„„„„„„„„„„„„„„„„9 英文摘要、关键词„„„„„„„„„„„„„„„„„„„„„„„„„„„„„„„10

[摘要]本文主要从新闻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国外新闻立法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以及我国新闻立法的历程、现状和初步构想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中，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新闻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新闻立法的必要性，即我国新闻立法存在的问题，它包括制度不完善、媒体采访方式界限不明、司法审判不公正和新闻报道不自由等问题。我国新闻立法的可行性包括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全社会维权意识的提高。本文的第二大部分主要阐述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现状。主要内容有，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历程、相关新闻媒体的法律法规(主要为宪法)。第三部分介绍了国外的新闻立法模式及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笔者主要介绍了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成功经验。文章最后一部分是笔者对我国新闻立法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新闻立法;新闻自由;可行性;必要性

引言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国正在以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国姿态积极融入这一浪潮中。我们国家的媒体在国际舞台上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媒体在世界的话语权地位如何?我国现有的新闻法律法规能否适时的保护我国媒体和我国公民?我们没有新闻法的现状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是否产生了影响、又是何种影响?中国的媒体报道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在实践业务总结上，都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取得的成果具有普遍性，中外媒体皆可参考。相比来讲，对记者在报道中的人身保护和公民的知情权及隐私权的保障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并不多，也不很系统。可以说，新闻法是新闻事业的一出“重头戏”，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它对以后的新闻报道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性和前瞻性，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笔者参阅了众多新闻法制建设的稿件，结合自己的理论设想，详解了中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心路历程、现状特点、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立法策略[1]。

1 新闻立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1.1 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现行有关新闻传播和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文件不仅分散，而且缺乏周密性，使新闻活动处于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境地。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规和具体的法律条款，处理新闻官司，只能从别的法律和宪法中援引法律依据。援引的法律法规条款不具备特指性，摆动空间大，不同的人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果法律适用不当，必然会损害诉讼一方的合法权益，对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和公民维护自身权益都是不利的。尽管宪法有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但都没有体现新闻媒体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的地位;尽管我们有相应的宣传政策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规;尽管目前新闻官司

1

不断，但法学理论上并没有独立的新闻侵权诉讼;新闻媒体一方面适应社会需求大力拓展活动的空间，一方面又缺少必要的法律定性[2]。追赶型立法导致我国立法存在很多问题，立法质量不高，法律规范规定粗放致使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受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影响还比较多，官僚型立法的色彩依然存在，立法的民主化和可参与性程度低，等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律权威的树立和法治建设向纵深推进。上述立法缺陷与立法权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立法权不能正当行使有很大关系。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缺少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所以，仅仅依靠制度内的权力制约来保障立法权的正当行使是不够的，立法权的社会监督就显得非常必要;而在社会权利监督立法权运行的途径中，新闻舆论监督是一条有效的途径[3]。我国没有出台《新闻法》，没有对新闻舆论监督中相关主体的具体法律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使舆论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难以有效地发挥对政治生活的监督作用。

1.1.1制度不完善 我国仍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法, 新闻舆论活动的一些方面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已有的新闻法律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健全之处。新闻监督不具有司法监督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但由于其舆论影响的公开性、广泛性、复杂性, 它在人们心中又是一种颇具权威的监督。所以新闻工作者要实现舆论监督的社会职责，不但要遵循职业道德保证采访者的自愿受访及隐私权，还必须要有充分的法律权利保障。而公民在媒体报道中既要求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又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权。此外，新闻传播活动法制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因此，制定一部完备的新闻法保障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 明确新闻工作者及公民的权利义务，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1.1.2新闻侵权和隐性采访 新闻侵权，是指新闻报道主体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新闻作品的方式，侮辱、诽谤他人(包括公民和法人)人格和名誉，或者违背他人意愿散布他人隐私、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或者未经他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等侵权行为。在当代社会中，新闻报道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传播的，其传播速度异常迅捷，传播范围十分广泛。含有侵权内容的新闻作品一经播发，不仅会迅速传遍一个地区、一个省份，甚至会传遍全国和全世界。因而对新闻报道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也是很大的[5]。

隐性采访是指新闻记者不暴露真实身份和采访目的，以偷拍偷录等隐蔽手段对人物或事件进行采访。所谓偷拍偷录，是指未经他人知晓和同意，对他人的活动进行拍照、摄像或对其谈话进行录音的行为。隐性采访的第一个优点是有利于避开采访中的障碍，获得真实、鲜活的新闻素材。第二个优点是可以强化记者的参与意识，强化新闻报道干预生活、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隐性采访尽管有许多优势，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泄露隐私。由于记者进行隐私采访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采访对象对记者很少防备，甚至毫无防范。第二，引诱犯罪。记者由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由“暗访”过渡到“卧底”，这是近年来新闻记者隐性采访的一个显著特点。记者卧底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违法乱纪行为现出原形，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引蛇出洞”，就是由记者装扮成诸如求购假文凭、假药的人，引诱制假者上钩，在犯罪嫌疑人来交易时，警察当场将其擒获。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采访方法有引诱犯罪之嫌。第三，隐性采访往往比正常采访付出更大的艰辛，有时甚至还可能伤及记者的人身安全。第四，隐性采访还容易导致法律纠纷，引发诉讼。一个是采集素材不实，最终造成新闻报道失实;二是采集素材涉及公民隐私。

[6]

[4]

有学者指出，由于隐性采访多是新闻策划的产物，因此是对新闻真实性准则的挑战。变客观报道为主观感受的新闻选择摒弃了新闻价值观，更没有什么重要性，充其有些接近性和趣味性。更有学者指出，这种现实的秘密采访没有法律地位，不受法律保护。这里所说的秘密采访是指在应当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积极的秘密采访”，它不是一般的不暴露身份的“消极秘密采访”。它本身在法律上的界限就非常模糊。由此导致的新闻官司时有发生，并且逐渐成为新闻实践中最棘手的问题[7]。

1.1.3司法不公正 因为我国没有完整的新闻法，而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又不够明确、仔细，所以现行的关于新闻媒体的规范缺乏对新闻自由行使的具体限制性规定。新闻自由是相对的，所以其行使就不得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因而行使新闻自由所进行的限制都必须事先由法律规定。过于宽泛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司法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在遇到与其他权利的冲突时，容易造成由于缺乏具体操作标准而对公民的新闻自由权造成伤害的情形。

通过新闻媒体，公众的利益诉求和立法建议得以充分表达,公众参与立法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就是媒体审判的根本原因[9]，但是“媒介审判”对我国司法判决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媒介审判”虽然不能直接代替法院的司法审判，但它却能够制造和引导不理性的舆论氛围，有可能造成“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为了避免新闻报道所依据的“言论自由”原则与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审判”原则产生矛盾和冲突，有必要在两者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制定适合新闻舆论监督自身特点的特殊的法律规范。

1.1.4新闻不自由 新闻自由是传媒的立足之本，离开新闻自由，离开传媒所应依靠的公众的表达自由，传媒的监督职能不是形同虚设，就是蜕变为干预司法的工具[10]。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问题已经不再成为讨论的话题，但是新闻自由应该是谁的自由，是公民的还是媒体的?如何理解和处理“内部新闻自由”问题?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马岭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做出了解答，她认为：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法人。法律应当对言论区别不同的类型并给以相应的我国现阶段对新闻自由的界定和限度并不明确。法律在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要注意它与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与公众人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采取不同的调整手段。

1.1.5传统思想消极影响 “新闻法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我认为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应该影响我国对新闻的立法。“新闻法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不能用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新闻法;基于普通法系、大陆法系的区别而形成的英美等国家没有成文新闻法的情况，也不应该成为我国不制定新闻法的理由。普通法系国家以不成文的判例法形式为主要的法律存在形式，而近年来，即使是这样的国家，成文法也在增加。更重要的是，英美等国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他们都是新闻法治国家。第四，历史原因。一是在全国政权成立之前，党已经领导着许多根据地解放区的传媒，那时候不可能建立完备的新闻法制。二是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了封建土地关系，但对封建意识未能彻底扫荡，民主和法制观念薄弱，包括新闻法制在内的法制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2 新闻立法的可行性

1.2.1政府政策支持 新闻立法不但是公众、记者们的心声，也是中央的关注点。正当世界著名媒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纷纷裁员时，北京却不动声色地推出一项大手笔的媒体扩张计划。在2008年遭遇了不止

[11]

一次的国际公共危机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已全面启动国家公关战略：政府准备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国内主要媒体机构向国际扩张，以改善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

2008年12月，央视网发布题为《中国“CNN”成立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消息。消息称，全国50家电视机构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由中央电视台牵头组织的国内最大电视新闻资源收集和播放平台正式投入运行。“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的英文名称是“China Satellite News Gathering Alliance”，缩写为“CSNG”，成立该联盟的目的是“增强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的争夺，是拉萨“3·14”事件和随后的奥运圣火传递风波带给中国的最大启示。而在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吃一堑长一智”的表现，让西方吃惊不已。“官方新闻机构不断发布最新报道，提供最新的死亡人数。”2008年5月13日的英国《卫报》如是报道。“在地震中，我们提出‘快就是政治’。地震的应对过程，积累了中国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宝贵的制度性财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胡百精分析说。如果说地震中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尚属紧急反应;那么筹备7年之久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是中国国家公关能力的初次全面测试。这场结合了中华文化传统元素、现代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文化盛典，促使海外公众撇开固有的成见，用平和的心态审视和重新“发现”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在展现活字印刷术的表演中，摆出一个巨大的“和”字。很多人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就这样温雅地主动迈出了“文化中国”国家公关的第一步。的确，在北京奥运这次全球性的媒介事件中，中国无疑掌控了国际话语权。

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成立50周年，胡锦涛主席发去贺电，提出“努力把中央电视台建成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泛、影响力强的国际一流媒体”的新要求。同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纪念中国电视事业诞生暨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罕见使用了“话语权”这个词汇。李长春说：“在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争取第一时间发出我们的声音，传播我们的观点、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加快实现由传统媒体为主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转变，由以国内受众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构成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同日举行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国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王晨在讲话中强调：“要着力构建大外宣格局;要围绕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主题，积极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伟大成就及其宝贵经验。着力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2009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杂志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也撰文强调：“新闻舆论的竞争说到底是话语权的争夺。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

在胡锦涛、李长春、王晨、刘云山的讲话中，都提到要建立“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建立“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成为“外宣大格局”重中之重。因此，中国媒体要以“北京声音”争夺世界话语权，让世界以中国的视角看中国。此时新闻立法，就能使中国更好的与世界接轨，规范中外媒体的报道活动、保护媒体和公众的合法权益，最终创建和谐的传媒环境，建设法治中国[12]。 1.2.2全社会维权意识提高 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公民的法律意识也有了相应地提高。虽然意识的提

4

高不能完全和知识划等号，但如果没有法律知识做前提，所谓法律意识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有了法律知识不一定有好的法律意识，但法律意识肯定是以法律知识为前提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例子可以反映出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在提高。为一元钱、一分钱打官司，实际上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认死理”，而这个“理”就是法律。全社会的维权意识在普法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有了比较充分的积累，才能对新闻立法的进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鉴别，进而促使和提高新闻立法的正确性[13]。

2 目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现状

2.1 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历程

我国新闻法制建设历史悠久，可以前溯至太平天国时期。干王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设立新闻馆、准卖新闻篇、设置新闻官等主张。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又公开提出废止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建立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核心的新闻法制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对新闻立法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停断[14]。早在1975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校庆学术报告会上发表论文，率先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问题。1980年9月，赵超构先生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口头建议。一些政协委员在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也就制定新闻法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报纸要敢于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说话，应有保证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1981年新年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友渔在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我看需要立个新闻法。办事有个法好。„„国家立个新闻法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制裁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1983年6月，湖北的纪卓如和黑龙江的王士贞、王化成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书面建议。1984年1月初，中宣部新闻局向中央提出《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立即着手筹备新闻立法工作，建议由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牵头组成起草小组。1月16日、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分别批示同意。新闻法起草小组在北京成立，新闻法的制定工作正式开始。1月18日，由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创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室成立，新闻法研究室宣告成立，标志着新闻立法正式启动。新闻立法的研究工作与新闻法的起草工作同步进行。1986年，我国第一部新闻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试行稿》起草完毕。198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成立，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法制局将新闻法起草工作移交新闻出版署，成立了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全国记协、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新闻研究所等" 9个单位14人组成的新闻法起草小组。1988年1月，根据国务院的意见，北京、上海分别设立新闻法起草小组，各起草一部新闻法草案。9月20日，中国新闻法制中心在北京成立。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新闻法制的经验与新闻纠纷案例，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新闻法制理论，收集、整理编辑全国新闻法规和司法案例的有关文献资料，为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和健全社会主义新闻法制服务。1989年2月，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向新闻界宣布：《新闻法》草案力争于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草案明确提出：“国家保障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新闻自由权利，不受追究和侵害，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1998年12月初，李鹏委员长在会见德国《商报》记者时说：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

5

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1990年6月15日至18日，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出版法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总结前一阶段新闻出版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新闻出版立法是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强调要提高“依法行政”的紧迫感，加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提出了尽快建立以《宪法》为依据，以《新闻法》、《出版法》为主干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的目标。1991年4月，经过15次的重要修改形成的《新闻法+送审稿》报送，未得到明确指示。

2002年11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接受《财经时报》专时表示，考虑到中国国情，目前还不会制订《新闻法》[15]。 2.2 宪法中的相关规定及评析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由具有不同法律等级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组成。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规范，都散落在我国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项条例、规章等等规范性文件之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法律体系在确保新闻活动的积极社会效果和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知晓权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我国宪法中不乏关于新闻舆论活动的规定。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权。”由此可以认为，尽管我国宪法中没有关于“新闻自由”这个词，但新闻自由内含于宪法上述条文之中，这是学者和民众公认的。第47条规定公民还享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为此，“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20条)，“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22条)。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 是有关新闻立法的基本依据，也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活动准则。宪法通过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利，确立了公民的知晓权和表达自由权利，而新闻舆论权利则是公民的知晓权和表达自由的延伸。我国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中也有关于新闻舆论活动适用的条款。民法中有一些关于保障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的条款。刑法主要规定了对新闻传播活动犯罪的制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和《刑法》适用的司法解释, 有些内容也是直接对新闻舆论活动的具体规范。各类传媒管理的行政法规和关于新闻传播的单项管理行政法规，使国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管理有了具体的规范框架。我国部分地方也有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地方性法规，这也在规范新闻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7]。

现行的新闻法规基本上能规范新闻传播活动。首先，现行新闻法规使我们依法确立了行政管理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在我国，媒体实行许可制度。媒体必须接受党和行政管理机关的管理，重大事件的采访报道，新闻单位也必须征求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行。这看起来似乎是限制了新闻自由，但从新闻媒体在我国社会构造中的位置和角度来认识，就会认识到这是正确的决定。其次，现行新闻法规使新闻媒体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宣传对社会有益的东西，确保了新闻传播活动积极的社会作用。再次，现行新闻法规有效保障了公民的表达权和知晓权，对维护公民的主人翁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16]3 国外新闻立法的借鉴与启示

6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中国与德国、意大利同属大陆法系，都是单一的成文法系并采用法典形式，法院审理案件时只能依据和服从成文法，法官只能适用法律，不能创造法律。法国、德国、俄罗斯分别有成文的《新闻自由法》、《新闻法》和《大众传媒法》，其中法国的《新闻自由法》翻译成中文，有上万字之多，对以报刊为主的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得非常详尽。在瑞典，《新闻自由法》是宪法性法律之一，可见新闻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之高[18]。所以现就德国及意大利的新闻法立法模式做简单阐述。 3.1 德国新闻立法的启示

在德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宪法的明文保护。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相当于宪法)第5条“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规定:“每一个人都有权以语言、文字和图片发表和传播自由的意见，并有权自由采访一般可允许报道的消息。对新闻、出版、广播、与电影报道的自由予以保护，不受检查。”“这些权利的范围在一般法律内予以规定，同时并规定保护青少年和个人名誉的权利。”同时，宪法赋予各州制定专门的新闻法。联邦宪法法院规定，不仅要保证新闻界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要保证它的“机构独立性„„从资料的收集到新闻和观点的发布。”这就限制了所有州制定可能会以任何方式损害新闻自由的法律，从而使得德国成为整个欧洲对新闻界保护力度最大的国家。德国西部11个州的新闻法也以不同方式规定新闻媒介享有自由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如北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州《新闻法》第3条规定:“新闻界履行一种特殊的公共职能，即采集并传播新闻，公开观点，提出批评以及以其他形式制造舆论。”其中，汉堡州《新闻法》被认为最具代表性，该法第3条规定:“新闻界承担着一种通过收集和传播新闻、表达意见、批评或其他形式制造舆论或帮助教育的社会职能。”根据汉堡州新闻法，新闻界发挥着大众信息与意见交流媒介的功能，为了便于新闻界能够履行这一职能，德国公共事务部门有义务实行信息公开。 3.2 意大利新闻立法的启示

在意大利，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意大利宪法第21条规定:“人人都有权利自由地以口头、书面和别的任何形式交流思想，新闻界的工作不需要预先授权或受审查。”而对新闻论自由的唯一明确限制是不得违反公共道德和公共利益。具体言之，实际限制是来自宪法给予其他自由和价值的保护，比如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民主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司法部门的独立性以及假定清白的原则等等。1963年2月3日意大利颁布的69号法律中规定，在管理新闻行业时，记者享有获取信息的自由权和提出批评的自由权，这些权利是任何行政机构不能滥用权力予以压制的。1990年8月7日意大利颁布的241号法律，确定了记者有权查阅国家和公共行政或事务部门行政文件的制度，属于国家秘密的除外。

通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新闻法治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秉承的提供直接保障的“权利法案”，还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追求权利义务平衡的“权利义务法案”，都在宪法中清楚的宣示:保障新闻自由，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成文法或判例法)，将新闻自由制度化，在宪法之下派生出了信息公开法、官方档案公开法以及保护消息来源的法律规定等。这种制度化的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媒介发展成为“第四种权力”的根本保障。②我国应当充分借鉴和吸收两大法系的优点，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新闻法治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对于新闻立法涉及到的权利都加以明文的规定，并随着法治进程，不断完善新闻自由保障体系。

[20][19]

3.3 英国新闻立法的启示

英国属英美法系，是不成文法典国家，审判案件采用判例式，法官可以造法，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与我国立法模式有出入，但是英国作为老牌的法治国家，其新闻法制模式对我国还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英国新闻自由及舆论监督的氛围比较浓厚，它的重要标志体现在1695年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对出版物不得实行“事先审查”。英国新闻自由从那以后，新闻及言论自由就遵循一条原则，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也没有专门的、严格意义的关于新闻媒介的权利义务的新闻法，其新闻法律规范散见于大量的判例法和某些制定法中。如上所述，英国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正如戴雪在《英宪精义》一书中所说：尽管英国没有成文的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但它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己逐渐成为英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英国，调整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公民名誉权的法律主要是指《诽谤法》，体现为判例法。《诽谤法》中规定了特许权报道制度。像其他国家一样，为了保护公民的名誉权，英国法一般不允许报纸刊登诽谤性文章，但它规定在某些场合，为了公共利益，某些言论可以免于诽谤诉讼的危险，这就是法律赋予新闻界对公共权力舆论监督的特许权。英国虽然没有制定《信息自由法》，但为了更好地保障新闻界的自由，英国通过《官方秘密法》、《叛逆法》、《煽动法》、《煽动军人背叛和叛变法》、《政府档案法》来界定新闻自由及舆论监督和保护国家秘密、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此外，英国国会于1981年通过了《藐视法庭法》，对普通法藐视法庭原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减少了普通法中对尚待审理案件的报道和评论的限制，比如说规定了报道和评论要对司法公正构成严重妨碍或危害的重大风险才是犯法，因此该法通过规范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司法审判权之间的关系，较大地扩展了英国的新闻自由[21]。

4 我国新闻立法设想

从以上三个国家的立法模式我们可以了解到，不论是普通法系的美国、英国实行的提供直接保障的“权利法案”，还是以法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追求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权利义务法案”，都在宪法中清楚地宣示保障新闻自由。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成文法或判例法，将新闻自由制度化，在宪法之下派生出了信息公开法、官方档案公开法以及保护消息来源的法律规定，等等。现代法律从来都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新闻法治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不得滥用自由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义务。综上，如何制定《新闻法》，我们认为：首先，《新闻法》应当从法律调整的层面给新闻一个确切的定义，对具有艺术创作性的拼凑性新闻理性对待，对虚假性新闻严厉禁止。其次，《新闻法》要确立新闻的表达自由和国家职权、其它公民权利的基本界限。因此，《新闻法》要厘清新闻采访报道权与公民法人等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住宅秘密、通信秘密以及商业秘密等民事权利的界限，确定合宪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判断标准，在法律上为新闻的表达自由权利与其它可能发生冲突的权利之间明确界限。第三，《新闻法》对新闻表达自由的方式进行明确，规范新闻表达自由的行为。第

四、《新闻法》在新闻监督中应对法制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应进行专门的规定，以协调司法权与舆论监督权之间关系，促进司法公正。第

五、《新闻法》对法制新闻传播犯罪案件赋予特别采访的权利。第

六、《新闻法》应对新闻工作者的表达行为从法律条文上分别就正当的表达自由、过限的表达自由、违法的表达自由作出合理的界定，并规定那相应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第

8

七，对《著作权》、《出版法》等配套法律相应修改、完善。如在《著作权》中一定限制的鼓励艺术形式的创新，防止创新作品被确认为侵权作品[22]。

5 结语

我国新闻立法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关于新闻立法的社会条件;但是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文明的发展，这必将加速有关新闻立法的进度[23]。

新闻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适度的舆论监督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的现阶段，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尤有必要。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新闻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媒体监督不当，就有可能妨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从而造成司法不公。因此，新闻监督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明确新闻自由在司法活动中的法律界限。对新闻自由法律限制虽然不是唯一的限制手段，但是却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手段，明确法律对新闻自由限制的理由、必要性、原则、标准、目的等对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新闻自由与司法之间虽然冲突不断，但从根本说，这两者都是为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公正服务的，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以司法活动中，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正和保障人权，这是实现两者可以共处的平衡的基础。实践中应当落实审判公开原则和加强新闻媒体自律。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制订《新闻法》是必由之路。作为最低限度的新闻道德，《新闻法》将在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严格限制新闻界滥用报道权和评论权的行为。笔者因此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在拟定2008一2013年的五年规划中将《新闻法》列入[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谢：首先感谢我的指导教师***老师，给我提出了很多的宝贵意见，感谢系里为我们提供系部机房方便资料查阅，并配备了打印机方便打印，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这篇论文。我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范晓婕.中国媒体海外涉华新闻报道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 [2] 李芳.新闻立法势在必行[J].新闻与法制，2003，(08)：23. [3][9] 张庆林.论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困境[J].法制与经济，2008，(01)：23-24. [4][11][16] 陈国琦.也说新闻立法[J].记者摇篮，2007，(01)：32. [5] 刘斌，李矗.法制新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58. [6] 刘斌，李矗.法制新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58-359. [7] 刘斌，李矗.法制新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81. [8] 陈国琦.也说新闻立法[J].记者摇篮，2007，(01)：31. [10] 赵勇.传媒同司法独立的冲突及平衡[M].辽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 [12] 李希光.中共450亿争夺话语权[J].凤凰周刊，2009，(07)：2-4. [13] 陈乐.新闻客观性原理的法律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14.

9

[14] 史煜虹.新闻立法之我见[J].行政与法，2003，(12)：87. [15] 刘国明.中国新闻立法的进展与难点[J].新闻与法制，2003，(11)：23-24. [17] 常卫霞.新闻自由在司法活动中的法律界线[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0. [18][24] 展江.以新闻立法促进社会进步[J].青年记者，2007，(11)：36-37. [19] 邵静娟.宪政视野下的新闻自由及新闻立法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26. [20] 邵静娟.宪政视野下的新闻自由及新闻立法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 [21] 邵静娟.宪政视野下的新闻自由及新闻立法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 [22] 张西明.新闻法制与自律的比较研究[M].新闻与传播研究，第十一卷第一期：20. [23] 邵静娟.宪政视野下的新闻自由及新闻立法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35.

第二篇：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

《中国法制史》：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

主讲：黄亿丰

立法思想是历朝历代制定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所决定的。在学习各朝代的法律制度之前，首先要清楚地知道这个朝代的主导法律思想是什么;然后再深入了解法律思想的具体体现;最后深刻领会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一)夏商朝的法律思想是神权法思想。

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

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

(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礼刑并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七)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第三篇：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立法程序

上 海 大 学

《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课程

课题研究报告

课题题目：关于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的差异及原因的研讨

报告人姓名：曹连强

学号：1212158

3报告日期：2013年10月30日

关于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的差异及原因的研讨

[内容提要]本文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的差异及原因展开研讨，在查找书籍及在英特网中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中国和美国是两个社会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两者不管是在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价值观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不同。中美两国立法程序在法律案的提出、审议、草案的形成、表决与公布方面都有着不同。

[关键词]立法程序、全国人大、美国国会

一 、问题的提出及采用的研讨方法

在学习《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课程上，学习到有关立法程序的章节，“比较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的差异及原因”是我所在小组的研讨课题，对此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美立法程序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呢?形成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调查采用的方法是1.从书籍中查找有关资料;2.在英特网中查阅有关资料。

二 、研讨情况和资料整理

1、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程序

(1)法律案的提出

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体。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即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二是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联名，也可以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人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议程。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即委员长会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二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

(2)法律草案的形成过程

根据中央国家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的实践，法律草案的形成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环节：1.立项，作出立法决策。2.建立起草班子，开展起草工作。3.进行调查研究。4.形成草案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意见。5.起草条文。6.征求各方面意见。7.形成送审稿并对送审稿进行审查。

(3)法律案的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程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会议举行前一个月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以便代表进行认真研究，准备意见;二是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作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三是各代表团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四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并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常委会会议举行的7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委会组成人员，以便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认真研究，准备意见;二是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作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由提案人委托的人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法律草案的主要内容作出说明;三是常委会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在此基础上，必要时可以召开联组会议进行审议;四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对法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向常委会提出审议意见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的报告，并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4)法律案的表决

列人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法律案，经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各代表团进行审议，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议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经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常委会进行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议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5)法律的公布

法律签署后，及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所谓标准文本，就是凡发现各种法律文本之间不一致的，均以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以维护法制统一，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

2.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

(1)提出议案

在众议院，一名或多名众议员只要把议案文本送交书记官或投入议案箱，议案就提出了。在参议院，一名或多名参议员只须得到会议主持人的认可，就可宣布议案。同一议案可在两院分别提出。提案权独属国会议员，总统在国会只能提出立法建议，无权直接提出议案。

(2)委员会审议

议案提出后，众议院议员或参议院主持人按议事规程将议案提交给主管常设委员会审议。委员会主席通常会将议案交给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审议，也可由全体委员会直接审议。

(3)全院辩论和表决

委员会表决通过的议案，附加一份报告回到议院，列入日程表。议员们对该项议案进行辩论，提出修正案，最后进行表决。议案在一院通过后，即送另一院审议，再经过一套以上程序，最后再次表决。

(4)两院协商

如果第二院对议案又加修改，从而两院通过的文本发生分歧，则需要专门成立临时两院联合委员会协商解决。这个联合委员会协商一致后，文本送回两院表决。这一次两院不再修改议案。如都通过了，就送总统签署。如果为某一院拒绝，再送回联合委员会协商，或任命新的联合委员会协商，直到两院通过为止。

(5)总统签署

总统接到两院通过的议案后签署，即成为法律。也可否决或搁置。否决后议会两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则无须总统签署即成为法律。如搁置10天，议会并未休会，议案自动生效。如果10天内议会休会，则议案作废。搁置否决不需要理由，也不能被推翻。首先，总统否决议案后，两院要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否决无效，而三分之二多数是很难争取到的。

三、研讨结论

1、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的差异

(1)提出草案。具有提案权的人员：我国《立法法》第二章第二节第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美国宪法规定，国会行使联邦立法权。美国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100名议员，每一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435名议员，每一名议员代表一个国会选区，席次是以每一个州的人口依比例计算,任期为两年。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允许包括非议员个人和团体选民等都可以提出法案。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拟定立法草案，但是任何新立法只有国会议员可以正式在国会里提出。通常情况下，立法草案是有国会议员和其助理拟定的，这些议员会在其选区竞选期间了解了选民对某些议题的想法，并向选民保证他如果选上将会在国会里提出其选民支持的立法草案。

(2)提案流程。在中国，人大代表提出草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在美国，国会议员向本院提出立法议案，将议案交与委员会，委员会或委员会小组成员对提出的立法草案进行密集的考虑，仔细研究和辩论，如果立法议题有足够的重要性，委员会会通过举行公共听证会，来了解正反两方对这项立法的意见。接下来，委员会小组成员将对这项新的立法投票，来决定对这项立法采取甚么行动。委员会成员可以对提出的立法进行修改，委员会成员再投票决定是否赞成这些修改。如果这项立法没有在委员会审议阶段得到批准，这项立法的寿命就在这里结束了。而得到委员会多数赞成通过的立法将被送到本院全院，进行审议。

(3)审议议案。在中国，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及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各专门委员会审议立法议案涉及到专门性问题时，可以邀请有关代表和专家列席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法律草案修改稿再交与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在美国，得到委员会多数赞成通过的立法将被送到全院，即参议院或众议院将议案列入议程。在本院中让全体议员对立法进行审议，辩论和投票。这项立法通过适当议事程序在全院表决后，将送到另一院审议。国会另一院审议后如果对议案有修改意见，则将修改后的议案提交原审议议院再次审议并表决。原议院审议修改议案之后再次向另一议院提交审议。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反复直到两院达成一致，全都通过议案。

(4)表决议案。人大代表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大会通过的表决办法参加表决。人大代表参加本级人大表决，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弃权。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的全体会议进行的表决，其结果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

赞成通过。宪法修正案，由全国人大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通过。在美国，同一版本的立法草案将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员中表决，若将立法草案成为正式法案，就必须在两院全部表决通过。

(5)公布法案。在中国，法律案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后，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并及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和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是标准文本。在美国同样立法草案在两院都得到通过，这项草案将送交给总统，请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但是不同的是，美国总统具有立法否决权，与法案签署权相连带，总统如果同意法案，才可能签署公布;如果不同意，则可以两种方式行使立法否决权。总统的立法否决权以及国会推翻总统的权力，对于平衡国会与总统行政权力的关系，很有威慑力和作用。

2.中美立法程序存在差异的原因

(1)、社会性质不同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两国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从而导致其立法程序在某些方面不同。

(2)、政治体系不同

中国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民主集中制国家，而美国两党竞争，相互制约的联邦制国家。美国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而中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故而两国可提出法律案的主体不同。

第四篇：论中国立法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立

法

学

论

文

法学院 法学0804班 林添

200848400430

论中国立法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法学0804班 林添 200848400430 摘要：立法制度是立法活动、立法过程所须遵循的各种实体性准则的总称，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好的立法制度，便难有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因而再好的执法、司法制度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法治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便没有起码的条件。本文就中国现行的立法制度的不足，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依职权立法的问题，地方立法中“较大市”的立法问题，地方立法层次过多的问题，地方权力平等的问题分别阐述。

Abstract：Legislative system is the lawmaking activities,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must follow the floorboard of all sorts of substantive standards,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 Without good legislation system, laws and statutes, regulations just difficult to finish having draw other norm document, as a result still better enforcing the law , judicial systems can bring the due effect into play , realize rule by law or build just not elementary condition of modern law-ruled country neither. This article deficiency moving towards Chinese legislation system currently in effect, from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laws administrative organ leans on authority of office legislation problem, middle "bigger local legislation city " legislation problem , local legislation overlapping and unwieldiness problem, the equal local authority problem expounds respectively . 关键词：立法制度 中国现行立法体制 不足与完善

立法制度是立法活动、立法过程所须遵循的各种实体性准则的总称，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制度是国家法制整体中前提性、基础性的组成部分。没有好的立法制度，便难有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因而再好的执法、司法制度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法治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便没有起码的条件。

现代立法制度主要由立法体制的制度、立法主体的制度、立法权的制度、立

2 法运作的制度、立法监督的制度和立法与有关方面的制度所构成。立法体制是一国立法制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立法制度不能不注重研究立法体制。

同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单一的立法体制、复合的立法体制、制衡的立法体制相比，中国现行立法体制独具特色。其一，在中国，立法权不是由一个政权机关甚至一个人行使的，因而不属于单一的立法体制。其二，在中国，立法权由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行使，是指中国存在多种立法权，如国家立法权、行政法规立法权、地方性法规立法权，它们分别由不同的政权机关行使，而不简单是同一个立法权由几个政权机关行使，因而也不属于复合的立法体制。其三，中国立法体制也不是制衡的立法体制，不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约的原则基础上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都产生于全国人大，国家主席是根据人大的决定公布法律，总理不存在批准或否决人大立法的权力，行政法规不得与人大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人大有权撤销与其所制定的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这些只表明中国立法体制内部的从属关系、统一关系、监督关系，不表明制衡关系。

中国现行立法体制是特色甚浓的立法体制。从立法权限划分的角度看：它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统一领导，国务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地方行使一定权力，是中国现行立法权限划分体制突出的特征。①1

中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可以概括为“一元性、二级、三层次、四分支”的结构。即我国立法权的配置是依照一部宪法的统一规定而构成的统一的整体，它具体分为中央和省两级，分别行使国家和省的立法权。立法权的配置在每一级的内部又分为三个层次，即中央一级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制定行政规章这三个层次;省一级的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法规，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一个层次，省级人民政府制定规章为一个层次，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制定规章为又一个层次。中央一级的立法权延伸到地方，分为四个分支。第一分支是地方权利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 ①1 以上所论见于周旺生主编《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62页

3 规章的权力;第二分支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第三分支是经济特区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制定特区法规和规章的权力;第四分支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和长官制定法律的权力。①2

中国现行立法体制，有深刻的国情根据。

首先，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法是人民意志的反映，由体现全国人民最高意志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统一领导全国立法，制定、变动反映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基本关系的法律，中国立法的本质才符合国情的要求。

其次，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单靠国家立法来解决各地复杂的问题，许多情况国家立法不好规定，规定粗了不能解决问题，规定细了又不可能。因此，要适应国情需要，除了要用国家立法作为统一标准解决国家基本问题外，还有必要在立法上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让有关方面分别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和特区规范性法文件等。

再次，现阶段中国，经济上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的市场经济结构，政治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政治上的特点加上地理、人口、民族方面的特点和各地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国家在立法体制上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使多方面参与立法，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四，从历史的和新鲜的经验来看，1954年宪法改变了建国初期各大行政区和各省甚至市、县有权制定有关法令、条例的体制，实行立法的集权原则。这在当时对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

一、反对分散主义是必要的。但由于将立法权过分集中，既不利于地方发展，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还容易助长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历史经验表明：有必要在立法上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制度。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出了大量的立法要求，紧迫而又繁重的立法工作单靠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不可能完成。近年来，正由于在立法体制上采取改革措施，实行现行立法体制，才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2① 侯淑雯主编《立法制度与技术原理》

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10—111页

4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国情中的历史沉淀物也要求实行相当程度分权的立法体制3①。

总的来说，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是基本上适合我国目前的状况的，因此是较为适宜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立法体制就十分完美了。就整体来看，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第一，关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依职权立法的问题，就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就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宪法精神来看，二元立法(或曰双轨立法)是不允许的。在《宪法》第89条规定的由国务院行使的18项职权中，除了第1项规定国务院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外，其余17项均无“根据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性规定，然而其中却不乏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新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此再次加以肯定。这就使行政机关直接取得了行使立法权的依据，即即便没有法律的规定，但依然照宪法，行政机关就可以行使与行政书屋有关的任何立法权，这就使“次级立法”变成了事实上的一级立法。要理顺这个关系，就应该取消宪法的直接规定，或者在宪法中进一步明确：行政法规的制定必须依法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关的授权。否则，“一元制”体制就不可能是名副其实的，“双轨制”的疑惑就不可能消除。

第二，地方立法中“较大市”的立法问题。赋予“由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和政府以立地方法规和规章的权力，是由1982年和1986年两次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当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放下权力，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特别是改革开放多年来，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始出现不平衡，开放的前沿和重点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管理工作较为复杂，对法律的需求也较大，所以中央在组织法中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但规定的对象却要由国务院来决定，即国务院认为哪些是“较大的市”哪些市才能作为立法的主体，否则便不能成为立法的主体。这和国务院作为行政机关的身份是不相符的，不符合国家权力分配的主体原则，应该在宪法中作出纠正。

第三，地方立法层次过多的问题。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体制中，地方立法分为一般省级立法、省会城市立法、较大城市立法，自治区立法，自治州立法，自治县立法，经济特区立法等，在这些不同层次的立法中又都同时存在权力机关和政 ①3 周旺生主编《立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163—164页

5 府机关两个不同系统的立法，立法主体可谓众多。如果是一个省会城市，它就同时要受到来自中央立法机关、中央政府机关、省级权力机关、省级政府机关四个方面、八个层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约束，在这重重的规范网络之下，自己还有多大的立法余地?加之各地情况没有太多的特殊性，但它还要履行立法的职责，还要在上位立法确定的范围内立法，就只有抄搬上位法律法规的内容。大量的重复立法、交叉立法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地方立法体制应该改革，应该减少地方立法层次，使地方真正能够行使有效的立法权力。这和适当扩大地方权力的立法指导思想并不矛盾，只是消除地方立法混乱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立法的空间，不能产生实际效用，设置再多的主体也没有用，只会造成制度的混乱。

第四，地方权力平等的问题。省会城市和较大城市享有立法权，这个规定的初衷是要解决“前沿和重点地区”的法律需求问题，是要支持这些地区谋求更大的发展。但也同时给其他地区以不平等待遇。发展史所有地区的要求，不论城市大小，经济实力强弱，都有在既有基础上努力发展的权利。“前沿和重点地区”的发展有他们特殊的课题，落后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发展也有自己特殊的课题，在解决特殊问题的性质上，各地是一样的，应该有一样的权利，得到同样的权力资源的配置。①4

所以，从总体看，我国立法体制的完善重点应放在两头，一是在法律的规定上作出调整，进一步理顺关系;二是改革地方立法体制，对地方立法主体进行精简，同时给予平等的待遇，使各地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在明确、简约的规范中发展，使地方立法真正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推进器，而不是阻碍其前进的绊脚石。

参考文献

(1)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侯淑雯《立法制度与技术原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①4侯淑雯《立法制度与技术原理》

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第113115页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舞台上最尖刻、最具分量和挑战性的角色。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理念在中国社会的理解几乎完全不同，历代的立法实践乱无头绪。1949年国民党法制体系彻底崩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立法理念和实践模式遭到排斥，剩下的只是完全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重建社会主义立法制度了。在这个制度下，“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⑴，首先表征了党作为法律缔造者主体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扶持下的立法必然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党的权威。而在现实中，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长期惯例及党的内部规则的存在，使得党对立法的影响也并不完全由法律规定，因而党对我国立法的影响表现形式多样。笔者归纳了以下几点：

1、党中央提出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有权提议修改宪法。而在实践中，通常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⑵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个精神，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请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经过审议，通过了这个纲要。⑶而且，1985年司法部部长邹瑜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所做的说明也清楚地描述了第一个五年全民普法运动建议出台的原因是由于“几年来，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⑷因此，党可以通过这种影响立法决策、立法规则的权力从而使得党的立法主张至少可以进入立法程序，为成为国家意志提供可能。

2、党中央对重要法案的事先批准和审查

党中央一直遵循着惯例所确定的模糊不定的基本原则，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凡带重大原则性质的，事先报党中央批准;党中央主要确定所立法案的指导思想及重大原则问题，而不是事物巨细。

我们可以在1991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确定党中央立法介入的范围和程序的文件。党中央对立法过程介入分四种情形：①宪法的修改、某些重大政治方面和特别重大的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草案，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前，都须经过党中央政治局(或党委)与中央全会的审议;其他法定机关提出的修宪议案，也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或全国人大中的党的领导小组报送党中央审定;②政治方面的法律。在起草前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思想和原则呈报党中央审批;③政治方面的法律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在提交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审议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呈报党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审批;④中央对法律起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起草的法律，一律由全国人大党委会党组报中央审批，其他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需报全国人大审议的，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统一报中央审批。⑸这一文件从决策上讲，规定的都是“立什么法，怎样立，为什么立”的问题，这些问题可比人大当“橡皮图章”有意义得多也有影响力的多，而该文件也显然有将党在立法中的地位、功能明确下来甚至正式下来的意图。[!--empirenews.page--]

3、控制人大代表的比例与名额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我国选举制度的运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其作用的和功效的”。⑹“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在比例上占优势，而民主党派与非党人士比例，原则上反映了我国党派关系的实际”。⑺笔者从《人民日报》统计的历届人大代表比例分析表中发现，无论哪届人大，中共党员所占比例总是绝对多数，第一届为54.49%，第二届为57.75%，第三届为54.83%，第四届为76.8%，第五届72.78%，第六届为62.5%，第七届为66.9%，第八届为68.4%，第九届为71.5%.⑻而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发言、表决都不能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代表„„首先是党员，不能因为当了代表就可以不遵守党纪。党当然不能对所有代表发号施令，但作为党员，不管你是代表也好，政府组成人员也好，都得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⑼而事实上，在每次人大开会前，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都被要求参加“组织生活”，听取党组织传达的中央精神，领会中央立法意图。而中国共产党是依前苏联模式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党，没有对党的绝对忠诚是不可能成为党员的，所以党员在政治上是绝对服从上级的。尽管近些年党对人大党员代表的纪律约束有所松动，但仍未妨碍党在立法时贯彻其意图。所以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否决一项党中央授意的法律，也没有哪一部法律未经党中央批准而在全国人大或常委会中通过的。

4、党中央向国家机构推荐重要干部担任重要公职

党中央直接干涉人大立法工作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但是要实现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合法化，就需要一个公开的途径，即“推荐”制度。“推荐”制度一直是执政党控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的主要手段，而“作为国家机构的首长，可以不接受党委的命令;作为党员，不能不接受党委的命令”。⑽党把经过考察后的优秀党员选派到各部门、各级政府以及重要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担任领导干部，而且在“推荐”“选派”日益演化为“人事任免”的趋势下，党不仅实现了其对立法的影响力，而且也实现了对这些重要部门的合法领导。

在全国人大中，直接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控制的干部名单包括委员长及副委员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委员，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而在全国人大立法中其核心作用的委员长会议的成员就是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委员长会议决定所有提交给代表大会和常委会的议案，决定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决定常委会的人事任免。⑾当然，起立法核心作用的委员长会议，实际上也只是形式上讨论常委会党组已经决定的事项，而党组是绝对将非党人士的副委员长排除在外的。

5、党中央对各级国家机构中的党组织有直接控制力

党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 制度之一。现行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由该机关中负责工作的党员组成;党组成员不由党员代表大会产生，而是由批准党组成立的上级党委指定，党组成员服从上级党委的领导。[!--empirenews.page--] 无论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有各级党组存在。具体到人大来讲，各级人大虽然是所辖区内最高权力机关，但人大常委会都有党组领导，党组又受上一级党委领导，所以事实上各级人大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同级党委可以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党组发布指示、命令并指导工作，而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党组须得向同级党委积极汇报工作、请示和报告工作。因此，当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时，对党中央意图不清楚，可用“请求”方式要求党中央对该政策或指导进行明示、再肯定或解释含义，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过程。

由于党组这一形式的存在，法律法规与党的政策就很容易被混同，党中央可以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意见”、“报告”以“转批”、“转发”形式，迅速将人大立法变为党内文件或将党内文件变为法律规范。例如，1986年12月8日《党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实际上就是把人大的立法转变为党内文件。1986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提出《意见》，对1986年换届选举作出非常详细规定，内容就是对当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解释与修改(其中甚至包括与当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相冲突的内容)，从法理上讲就是一项“立法”草案。而在同年11月15日-12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决定。而后的12月25日党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县、乡两级换届选举工作一些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当年的选举“坚决按照中办发(1986)36号文件精神”(即12月8日的“通知”)办理。如此做法使得中办(1986)36号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上有了法定约束力。⑿

6、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

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基本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⒀所以，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虽然在法理上能制定宪法和法律并有权追究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但是在实际政治体制中人大却必须接受党领导人大的“默示权力”。⒁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法律”只不过是“政策”这个巨人的影子。⒂例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到了党的十二大，党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重要的基本政治原则;1982年宪法修改时就将各政党都必须守法的法治原则确定在宪法中了。

近年来，人大的领导人在谈到党与立法关系时总是强调，“要以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李鹏在2000年9月28日“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研讨班”讲话时强调，“三个代表”也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宪法几次修改后说，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国人大都把大会提出的党的重要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载入宪法，变成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这充分体现了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也体现了人大工作自觉接受党的领导。⒃他在2000年11月2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会议”中也要求“立法工作自觉接受党的领导”。⒄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在中国政府过程中不断增强其作用，但是其威望的提高、作用的增强并不是在共产党作用和权威缺失的条件下发生的。恰恰相反，这种地位的提升是共产党重视并提携的结果。在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党的第二号领导人李鹏当选委员长。截至2000年11月2号，李鹏所[!--empirenews.page--] 领导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已经通过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57件，最重要的在他的任期内通过了竖立人大权威的《立法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立法机构的活跃只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执政党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的功能，人大和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没有跳出“形式和内容”的范畴。我国的执政党实际上已把国家机关的权力统一于全身，而且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它已不同于世界各国中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相当于国家组织却又超越了国家组织。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也体现了中国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