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当今世界已是经济全球化，凡是能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必须是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否则世贸组织不承认其是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市场是指商品交易的场所，如工贸市场、农贸市场、期货市场等。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自由配置资源方式的经济体制，它是一种经济体系，它的特征是自由、平等、公平、产权明晰等，它又称为由价格机制所引导和调节的经济。
第一篇：市场经济论文范文
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的改革词典
八十年代，吴敬琏先生大力鼓吹市场经济。二十年后，吴先生转而呼吁法治，力倡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一改变缘何而来？它意味着什么？何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法治与市场经济究竟是何关系？所有这些在中国语境里都具有何种含义？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不但可帮我们了解吴先生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吴先生在多个场合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大意是说，改革开放之初，他和其他一些有志于改革的经济学人，都以为只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后来的情况却表明，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事实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固已略具规模，但是腐败、不公和社会失范等现象也日益严重。放眼世界，中国其实不算是特例。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少，真正成功的事例却不多。这些让吴先生认识到，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法治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市场经济，我们努力的方向，便是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对于吴先生指出的种种问题，还有他关于这些问题所做的分析，相信许多人会有同感。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议论和主张更多是为我们提示了思考的方向，要切实地把握这些问题，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这里，我谨就吴先生文章中的几个关键词做一点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吴先生和读者诸君。
先说“好的市场经济”。特别提出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以区别于“坏的市场经济”，意在提示人们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多样性或者复杂性。而以“好的”或者“坏的”这样的形容词对一个事物加以区分，也会有一种修辞学上的效果。这些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说法在认识上可能有简单化之嫌，且容易造成误导。比如，“好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人以为有一种市场经济是没有毛病的，有问题的是“坏的市场经济”，这就好比当初人们以为有问题的是计划经济，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是“好的市场经济”代替“市场经济”，成了解决问题的不二良方。这又可能妨碍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有限性。其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垄断、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腐败、压迫、不公等等，正如吴先生经常强调指出的那样，并非由市场经济本身所产生，相反，它们恰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中途为既得利益者所“劫持”，市场经济原则无法真正落实所致。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出路便不是走回头路，而是继续改革，完成市场化改革大业。事实上，吴先生自己也意识到市场经济的这种两分法不甚确切，“因为这容易使人误以为重商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子类”（192页）。
通常，说一个事物是好的或者坏的，可能包含两种不同含义。它可以指事物本身，也可以指事物的结果。一个符合其规定性的事物是“好的”，一个其结果对我们有利的事物也会被认为是“好的”。这两种“好的”含义并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本身无所谓好坏，但有真假之分。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有名无实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设想一种残缺不全的“市场经济”，还可以设想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这些经济秩序不符合一般理解的市场经济的规定性，不能发挥期待中的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用，因此也不宜被叫做市场经济。把它们叫做“坏的”市场经济，意思是说，它们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当然，“坏的市场经济”在第二种意义上也是“坏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众在承受种种不利之外，也没有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但是问题在于，真实意义上“好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结果，对社会来说也不都是好的。换言之，“好的市场经济”也会产生种种我们所不欲的结果。人们熟知的所谓市场失灵，还有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考虑，符合市场经济规定性的经济秩序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表现形式？反过来，“坏的市场经济”所指的那些经济秩序，是不是就不是市场经济？从非市场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一个过程，这中间有没有一个确定的点或者界线，供人们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如果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带”，在这个“带”上分布着不同的市场经济形态，它们与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资源禀赋相结合，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不尽相同的含义，那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分析市场经济，又如何为之命名？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更准确的概念，更精致的理论和方法。那么，“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更恰当的表述？“法治的”比“好的”有什么不同，它改变了什么，增减了什么？
从单讲市场经济，到强调法治的市场经济，隐含了一个认识上的发展，即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有条件的；市场经济不能自足，而须配合以其他制度。从历史上看，市场的存在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支配权为前提，市场经济必须在特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方能够顺利运行，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最低限度的法治是市场经济规定性的一部分。不过，法治的问题，法律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实都比这里所讲的更为复杂。
吴先生多处讲到法治，下面这段话比较集中地表明了他的法治观：
现代的法治是用一套符合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动。第一是规范政府的行为，第二是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这套法律规范之下，各就其位，既发扬每个人的个性，又不至于相互侵权，弄得天下大乱。
现代法治的核心部分是要有一套法律体系，要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一切人的行为不服从任何其他权威，只服从法律。但是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法制要求法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比如不能侵犯他人的产权，规则要透明，要使人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规则不能追溯既往等等。……这些最重要的准则应该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宪法之中，使宪法符合这些公认的基本正义。这些公认的基本正义首先规范政府的行为和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有了这么一套建立在公认正义基础之上的法律（所谓“善法”）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执法。执法问题的核心是司法独立。……[执法]还牵涉到社会的其他一些力量，比如，民间社会的非政府组织（NGOs）。……此外，大众传媒业负担着监督规则执行的责任。（264-265页）
吴先生的法治观，比许多法学家的法治概念更加丰富，尤其是他提到的民间社会和大众传媒对于现代法治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思想。不過，这段表述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内容。首先是“善法”的概念。
“善法”的构词方式与“好的市场经济”相同，其简单化特征及其结果亦近之。但这二者又有很大区别，此源于“市场”和“法”性质上的不同。法是人类行为的规范，因此其本身可以有善恶良窳之分。问题是，历来关于善法的讨论，多源于哲学、宗教、道德，人言言殊，不易取得一致，以致有人认为这类讨论混淆了法治的真意。法治就是法律之治，而非善法之治。这样的法治并不意味着对法律无所要求。相反，法治若成为可能，必须满足若干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就包括吴先生列举的那些，如法律须公开、透明、稳定、前后一致、不溯及既往以及司法独立、所有人包括政府都必须服从法律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法律视为善法，但是这里的“善”，是形式的或曰程序性的，不涉实体规范。如此理解的法治，可以满足吴先生对于法治的期待，即“法律规范之下，各就其位，既发扬每个人的个性，又不至于相互侵权，弄得天下大乱”。
不过，吴先生的“善法”还包括“不能侵犯他人的产权”，这就不是程序性的，而涉及到实体规范。这表明，程序性的法治有其边界。如果一个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保护产权自然要被奉为法律上的原则。同样，一个社会若以民主、人权为基本价值，法律也必须奉行同样的原则。但无论是市场经济原则，还是民主与人权的价值，它们都不是法治的内容本身，也不是有无法治的判准。它们是特定法治的目标，是特定法律想要保护和实现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价值和目标通常被写入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也不是普通的法律。宪法既有法律的一面，又有非法律的一面。前者可以被形式化而纳入法治框架，后者则开启了通向哲学、宗教、道德、政治之路。从概念上说，不但宪政与法治并非一事，民主政治和人权同法治也不是一回事。因此，讨论市场经济、法治、民主、宪政、人权这些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厘清不同的价值、制度及其相互关系，考虑各种制度的性质和成就它们的条件，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寻找最适合中国的发展路径。
涉及法治的另一个问题，与前面关于市场形态的问题类似，但可能更具相关性。与市场经济相比，法治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具体形态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异也更大。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变化，改变了十九世纪的法治形态。这种改变也许令一个十九世纪的人认为法治已经荡然无存，但是生活在今天的人多半不会得出这种结论，不过他们可能用同样怀疑的眼光去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过程。这里显然存在一个制度发展的空间，其中，政策、原则、规则、行政权、裁判权、自由裁量、监管、政治、效能、合法性、法律意识等要素可以有不同的组合，这些不同组合都可以被称作法治。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更缺少有价值的研究。
最后讨论一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另一重含义。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产品和服务的自愿交换，这里，进入交换的是所谓私人物品，它们区别于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后者就包括法律与秩序。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存续和运行，必须以一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为前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治是市场经济规定性的一部分。这是狭义的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过，法治的市场经济论题还常常包含一层更强的含义，那就是认为法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强调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互动和关联，是一个深厚的传统。古典时期的思想家里面，把这个论题发挥到极致的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基于多种原因的聚合，其中，形式理性化的法律不可或缺。这种法律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秩序模式，正好满足了资本主义所涉及的高度复杂的经济活动对于可预测性的要求，使得市场的参与者能够放手规划其未来。在晚近的新制度经济学里面，韦伯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格拉斯·诺斯通过其比较经济史研究发现，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的完备程度，是解释历史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这里，诺斯的重点是法律执行的可预见性，而不是法律的形式理性特征，但他也像韦伯一样认为，一套具有高度可预测性的制度安排，差不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法治，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得以繁盛发达的前提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间流行的法治与市场经济话语正滥觞于此。
对法律与发展理论的反思主要涉及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出自东亚的发展经验。一个是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前述法律与发展理论似乎不能很好地解释东亚国家与地区成功的经验。在这方面，中国案例就很典型。虽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法律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经济改革，但实际上影响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却不是法律，而毋宁是政策和各种非正式制度。就是在法律产生作用的地方，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往往不是一般法治论者所想象的那种。尤为吊诡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和政治条件之下，中国的改革屡屡以突破现行法律规则和正式制度为契机而展开，这更增加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上面两个问题没有逃脱吴先生的注意，相反，它们都是吴先生“法治的市场经济”论题的检讨对象。关于非正式制度，吴先生指出，社区关系、商会组织、同乡会组织等不适应现代商业交易，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合约履行。因为发达的市场交易形态具有非人格化特征，要求第三方执法，由法院来保障合同的执行。而中国的市场交易形态尚处于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过渡中。至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曰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更是吴先生反复检讨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乱象丛生多因政府职能不合理所致。政策随意性大，政府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任意干预经济活动，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规范和约束，这一切极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最终可能导致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一途。吴先生着墨甚多且视之为中国社会大患的另一种现象，即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与政治上的权势者联手，压制竞争，阻挠改革，其实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一大特色。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引入法治概念都是必要的。法治可以被用来支持非人格化的现代市场交易，更可以被用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透明和预见性高的制度环境。不过，如果不是以教条方式理解社会现实，我们仍然可以也应当结合自己的经验去思考现有的理论，并且创造性地去构想我们的未来。
基于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交易无疑有其局限性，其有效性與一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相关连。只要这些条件仍然存在，其有效性也将继续。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较早阶段，非正式制度和人格化交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而在今天，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经济发展对正式制度、法治、第三方执法的要求也变得更加迫切。即便如此，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由于涉及领域、部门不同，还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因素，非正式制度、社会关系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长期存在，并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与经济运行中的某种特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也有类似的一面。吴先生对现实的剖析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他倍感忧虑的危险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仍然以为，对改革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个案中政府与经济发展相互间关系细致的经验研究还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在合理构想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框架中，政府究竟应该在经济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能由历史和现状中自然得出，也不能从现有理论中简单地推导出来。但一个可以被接受为正当的和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离不开特定人群历史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和经验。毕竟，所有一切制度，包括所有制度的建立、运用、变革，都是因为人并且依靠人而发生和维续的。而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产物。着眼于此，我甚至要说，好的市场经济不但要靠法治来支撑，也离不开道德。不仅如此，法治的建立与存续最终也要靠道德来维持。因此，要真正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既要超越法治，也要超越市场经济。
作者：梁治平
第二篇：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摘 要：当今世界已是经济全球化，凡是能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必须是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否则世贸组织不承认其是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市场是指商品交易的场所，如工贸市场、农贸市场、期货市场等。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自由配置资源方式的经济体制，它是一种经济体系，它的特征是自由、平等、公平、产权明晰等，它又称为由价格机制所引导和调节的经济。它是由市场交换规则制约的普遍化的经济形态。从宏观上看市场也有计划，计划也离不开市场。二者有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法治经济是指国家通过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等形式来调整经济关系，规范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指导经济运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和惩罚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整个经济运行按照法律、法规预定的方式稳定、健康，持续有序地朝着市场规则方向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 法治经济 持续有序
文献标识码：A
一、市场经济的产生
市场经济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市场经济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城市形成的前提条件。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中亚、南亚、西亚、地中海、两河流域；还是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在欧洲、非洲、美洲，总之，一切有商品交易的场所都有市场经济存在。
市场经济发展是在自由资本主义产生以后，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地。
1.古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形成。中国在古代同世界各文明国家一样，是一个农耕社会，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它融合着各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也集成各民族的智慧，这一点可以从出土文物和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拍摄的边疆行节目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古代的制陶业、制瓷制、造纸业和制酒业，以及制盐业、竹木加工业、药材加工业，都反映着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的形成。尤其是中国千年的古镇存在更能说明是古代商品交换市场形成的缩影。所以，市场经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商品交换市场形成的必然结果。
2.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在中国长达上万年的农耕社会，所谓：神农取火，女娲制布，男耕，女织，这在《天仙配》的戏剧中，就反映这一点。这说明农耕社会的文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中国古代经济是以农产品和丝绸为主的产品，陶瓷产品主要也是日用品，只有少量的才供皇家和达官贵族享用。因此，在中国的工业产品自从19世纪到20世纪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基地。尽管在古代有茶马驿道和丝绸之路以及海上瓷道，所谓的“一带一路”，那也是只有少量商品出口。绝大多数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主要是用于国内人民的需求。因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有4000多万人口，后来发展到几亿人口（现在有十几亿人口），国内市场庞大。所以，自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步入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无论是制造业、装备业、运输业和加工工业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产品和制造业，加工工业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各地都有China的产品。同时也已迈进世界航天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这一点从“神州飞船”和“大国重器”的视频节目中看得出来。
3.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几乎30年时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学习前苏联模式，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尽管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一系列成就，比如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实现“两弹一星”、粮食和石油都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人民仍然缺衣、少食，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所以，计划经濟这种模式在建国初期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也暴露了其中很多弊端，如吃大锅饭，端铁饭碗，官僚主义作风、人浮于事、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勤、出勤不出力等等现象特别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搞改革开放”，“以经济建立为中心”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南巡，到深圳等地考察，再次强调“改革开放”，并提出来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断。同时也提出上海浦东要搞开放成立浦东特区。所以，党的十四大才决定提出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再次推动改革开放，深入持续的发展，使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弄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中国从改革开放前的GDP在全世界占130多位，上升到2011年的全世界第二位，在2014年12月达到10万亿美元。因此，通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
4.市场经济在国外的产生。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在古代的埃及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沿岸等地区都是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发源地，后来到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欧、东欧、南欧的进一步扩展，使整个欧洲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古代欧洲商品市场交易主要是罗马法调整。但是到了16～17世纪，哥伦布带船队航行发现美洲大陆后，经贸扩展到全球，特别是荷兰和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市场后，世界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张。特别是18～19世纪，英国人控制全球市场的一半（50%）。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瓜分殖民地，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点从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看得出来，自由资本主义是怎样演变成垄断资本主义的。由自由竞争而演变成垄断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卡特尔等大垄断集团。所以，资本主义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而市场经济发展也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生产集中和垄断的本身加强就是剧烈竞争的结果。而垄断的统治又加强了生产集中，这就表现为企业兼并的加剧。英国从1960年至1970年兼并企业就高达9012起，每年平均为800多起；法国企业兼并在1966年一年就超过前10年的总和；美国兼并企业也一样使战后垄断组织之间竞争加剧，在1966年为101起，1968年增加192起。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不断加强：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另一方面是垄断资本每年榨取了巨大的利润。垄断的统治加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但是生产资料却更加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由于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没有消除，所以经济危机仍然不可避免，只是改变了经济危机的形式。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市场经济还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现在跨国公司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所以，全球市场的扩大与跨国公司的发展相联系。因此，跨国公司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动力。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
1.从“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逐步形成，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各个区域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以欧盟为主的西欧经济体，以东盟为主的东南亚经济体（10+3），以拉美为主的南美经济体，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经济体，以美国为首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北美经济体，还有中东阿拉伯国家和非盟等世界几大经济体市场。另外，还有谈判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美国为首的TTP合作经济区以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区域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再就所谓金砖五国，即中、俄、印、巴西和南非五国新型发展合作组织。无论是哪种经济体形式，都是想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合作和交流，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前提。这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平与发展，但是超级大国为了私利而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控制世界、挑拨国际矛盾，弄得天下不安宁，这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阻碍，这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反对的。世界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超级大国仍然以“冷战思维”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忽视了当今应坚持和平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应坚持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为前提，同时要坚持环境保护为重任。
2.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跨国公司的投入资金来带动该地区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设立为再次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巨大发展，同时也是沿带和沿路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产生巨大的动力和机遇，所以，这些发展和提高，都要靠各国的跨国公司包括中国的跨国公司这个引擎来带动。但是，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也要受到该国的政治因素影响，如果投资国与被投资国在政治观点不符，甚至有敌意的话，经济投资也要受到阻碍。所以，经济与政治是两个相互联系体，有着很重要的相互依赖关系。
3.关于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也是用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交换的法律关系总称。就目前用于国际贸易交换的法律依据，仍然使用国际条约和国际规则以及某些大国主导的国际商事法律等。但是国际经济复苏和发展，仍然需要各国人民的继续努力和合作，达到各国合作共赢的目的。有利于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三、关于法治经济
所谓法治经济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制定法律、法规、决定和命令等形式来调整经济关系和规范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并指导经济运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和惩罚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整个经济运行按照法律、法规预定的方式稳定、健康、持续有序的朝着市场规则方向发展。
1.从世界市场规则来看，自从16～17世纪是葡萄牙、西班牙开始海上贸易，到18～19世纪是荷兰、英国制定的一些海上规则、条款以及公约，如巴黎公约，再后来是法国，在1804年由拿破仑制定《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曾经骄傲地说过，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定一部《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曾经在1804年至1814年的10年执政中，征服了整个西欧，同时他也把法国民法典带到了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整个市场交易都按法国民法条文来调解。当然随着英殖民地的扩张（18～19世纪），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也在世界各地实行。在19世纪至20世纪随着美国称霸，这个天平由美国人制定游戏规则，所以，美国商法典和海商法典问世，包括后来制定一系列公约、条款在国际上通行无不打上美国人的落印。就是到了“二战”后，由联合国制定的公约和条款也是由美国人和西方大国领导人所主导的。
2.从中国国内来看。（1）在旧中国是个农耕为主的社会，国内市场仅限于人们日常的生活消费和农业、手工业产品、交易额一般都不大。从1840年以后，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资本家也打入中国市场，航运和大型机械制造，都控制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就连海关都由英国人撑控。大清帝国的法律外国人是不认可的，连租界都是国中之国。中华民国成立后，就是国统区也实行不了，各军阀各霸占一方、各行其事，钱粮国税随便征。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作为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哪里还谈得上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大清律也无法在旧中国实施更谈不上法治社会。（2）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后。才制定新中国的法律，逐步恢复法治，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交易主要是国家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进行的。所以，法律、规则不重要，主要是行政命令和政府指定的价格进行交易，生产者只按计划生产，然后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按计划指标销售，赚钱亏本全由国家包干。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法治作用不大，主要是国家统一调配，按指标分配。所以，产生吃大锅饭，端铁饭碗，人浮于事等现象。（3）改革开放以后，在20世纪末期，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才逐步实行市场交易法治化。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为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生产者，也有消费者，而且也有销售者以及市场的管理者和执法者单位及个人的行为。另外，还有政府的主导行为。因此，经济违法和犯罪也是多方面的。这不仅要制定和修改经济领域里的法律、法规，同时也要惩罚那些触犯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的犯罪分子。所以，打击和惩罚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是一项较大的系统工程。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又是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不仅要求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一切经济行为都必须合法，也必须遵守市场的道德规范，而且也要求市场管理人员、市场监督人员以及消费者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办事。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也才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才能使那些假牛肉、假羊肉、假奶粉、假疫苗、假烟、假酒、假人参、假药、假货币、假发票案等，统统退出市场。让老百姓吃上放心的食品，让孩子们吃上放心的奶粉，从而健康成长。在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同时，同样也要追究那些市场管理者、市场监督者和市场执法者的不作为和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行为。对那些严重失职和违法者不仅要清除出公务员队伍，而且要交司法部门惩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市场经济按照安全、有序、穩定、健康的方向发展，否则，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的损失。
四、结语
本文论述了市场经（下转第38页）（上接第33页）济是法治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市场交易安全与法治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同样市场经济交易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没有国界、没有地域概念，也没有民族和种族、肤色概念及宗教和文化概念等区别，只要有人类生产和交换商品的地方就有市场商品交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高科技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只不过交换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如电子商务的网上购物和国际互联网兑换等形式。所以，要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都必须依靠法治的渠道才能保障安全，也才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才能促进市场经济安全、有序、稳定、健康发展。所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道理就是如此。在现代条件下就中国而言更需要加强法治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更加朝着稳定、健康、快速、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978.12
[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单行本）.1959
[3] 2015年3-4月广州日报资料
[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等文献资料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0850）
（作者简介：田湘南，广州工商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在职博士，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学。）
（责编：贾伟）
作者：田湘南
第三篇：论市场经济是从法制经济向法治经济的过渡
[摘要]法制经济和法治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是意志形成法还是意志服从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的是法治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运行客观上要求实现从法制经济向法治经济的过渡。为了实现这一过渡，无论立法还是执法都应对法制因素予以抑制，发扬法治精神。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实际，法制因素在目前仍有重要作用，但需要一个过程逐步实现从法制经济向法治经济的过渡。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经济法治经济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重视法制建设还是法治建设，在我国基本上处于混用状态，而更多的则是侧重前者。正确区分法制和法治的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不是法制经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法制经济向法治经济的过渡，对于更好地落实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我们只有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相结合，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才能更好的建设法治国家。
“法制”在词典中的解释为：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方法和工具。“法治”在词典中的解释为：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以法为准则，统治人民、处理国事，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靠法制，运行靠法治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无论法治还是法制，都包含有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三个方面的内容。二者的区别在于：(1)侧重点不同。法治强调“治”，即依法治治理国家;法制则强调“制”，即法律制度的制定。(2)要求不同。法治要求确立法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统治者治理国家，其本质区别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服从法还是意志形成法。(3)对应领域不同。法治与民主、自由等原则相互联系和作用。是与“人”、“德治”相对应的范畴。而法制则是既可以与民主、自由、平等等原则相联系，又可以和“人”、“德治”相联系。它强调的是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制定为法律，并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据。其中统治阶级的意志有时不仅不能反映民主、自由等原则，甚至可以充当专制、特权的工作，成为权力的奴仆。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市场经济要求每一个市场活动主题都具有足够的活力，都能自主的充分展现自己的活力，全面实现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和价值。为此，市场经济主体就会不断寻求自由，比如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等。没有这些自由，就不能成为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中的这些自由，不是能够自我保护和保证的，它会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破坏，相对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自由的侵犯，自身对于自由的滥用，政府或者国家对于个体自由的侵犯。这三个方面有任何一个方面被放任，都可能毁坏整个自由。要制约其中的每一个因素，只有法律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法治。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从法制经济向法治经济的过渡
1.在经济立法方面
首先，应抑制法制中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发扬法治中的自主、平等原则和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其次，应抑制法治中的利益性，发扬法治中的公平性。市场经济要求具有自己的独立利益，能自主地决策、自担风险的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有市场的交易活动、市场的竞争、市场的优胜劣汰以及市场的各种共同规则，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自然也不会有市场资源配置的固有的功能。
2.在经济执法方面
应尊重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性和权威性。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立法中法制因素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执法中则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无论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还是市场主体的活动力方式及其权益保障，或是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均是如此。
总之，考虑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和运行同步进行的特点，要在相对短的时期里，通过建立规则和秩序来规范市场运行，其中法制的抑制性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短时期内导致运行的某些不规范性往往不可避免。因此，在现阶段强调对法制的抑制性，发挥法治精神，实现从法制向法治的过度就尤为重要。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法制经济向法治经济的过渡需要一个过程
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必须有赖于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推进，法治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取得其应有的地位。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能仅仅视为是加强民主建设，更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为法治所奠定的基础。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重权威轻民主，重法制轻法治的观念源远流长。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这种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体现，另一方面使这些观念被附加在某些社会主义的名下而得以存续。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向相应新概念的最终确立和巩固，可以说是法治经济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的法治建设仍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总而言之，我们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法治建设，但是必须要经历一个由从法制建设的过渡过程。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作者：刘也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