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态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经济形态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转型为智能经济，相应的工业经济理论转变为智能经济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三种主要经济形态，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正呈现迅猛发展之势。由于这种转型具有周期短、覆盖广、影响大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理论相对于经济事实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第一篇：经济形态论文范文

乡村经济新形态发展的路径探析

摘   要：乡村经济新形态是对应乡村经济旧形态的相对性变量。在乡村振兴中，针对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要分别发挥生活干预、生产干预和生态干预的作用。作为一个整体性、动态性、延续性与创造性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新形势下乡村经济新形态的发展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统筹兼顾的基本要求，利用合理手段进行干预。通过以四川省崇州市严家弯湾样板区打造为例，系统分析了严家弯湾乡村经济新形态的“一二三四五”发展模式，总结了严家弯湾样板区空间融合、业态融合和功能融合的三大特征。要进一步推进崇州市乡村经济新形态发展，应强化规划协同，树立全域全境理念;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深化改革创新，释放改革叠加效应;发掘本土资源，融合地方特色优势;研发产品功能，推进品牌营销战略。

关键词：乡村经济新形态;严家弯湾样板区;干预作用;基本要求

经济形态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简称。在我国，乡村经济形态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劳动力经济形态阶段。这一时期受生产环境、市场条件、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产业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利润主要来源于传统农业生产，劳动力成为经济的核心要素。其次是改革开放至“十一五”期间的产品经济形态阶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村市场不断与市场经济对接，个体经营数量显著增加，农村贸易日趋活跃，农村经济呈现出全新形态。再次是“十二五”至今的资源经济形态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以互联网为媒介和特征的全新综合经济形式——“互联网经济”。在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下，电子商务在农村市场不断普及，O2O（离线商务）模式替代了传统市场成为农村产品交易的主要形式，传统的经济渠道开始瓦解，在这一背景下乡村经济新形态再次萌生。[1]

乡村经济新形态建设不仅要创新农村经济形式，还要进一步刺激农村的经济市场。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经济与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分裂导致乡村经济新形态“戴着镣铐”发展。为了破除发展的束缚，崇州市努力诠释“公园城市乡村表达”，以此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四川省崇州市立足地方实际，创新公园形态和乡村空间融合路径，发掘并利用乡村的多元价值，打造出诸如严家弯湾的乡村经济新形态样板区，实现了村民的共建、共享、共富和共乐，实现了乡村经济新形态外在形式和内在要求的辩证统一。

一、乡村经济新形态在乡村振兴中的干预作用

乡村经济新形态是对应乡村经济旧形态的相对性变量。受特定时期、特定政策、特定环境的影响，该时期的经济形态会体现出突出的时代特征，并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直至在新的时期、新的政策、新的环境下而发生改变。[2]因此，乡村经济新形态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一个由“新”替“旧”的进步过程。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经济新形态具有资源经济形态的特征。具体而言，就是丰富的乡村资源成为社会需求的重要补充，通过干预资源经济形态实现乡村振兴。乡村经济新形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针对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进行生活干预，让农村地区人民享受幸福生活;针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行生产干预，推进农村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针对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进行生态干预，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3]

（一）针对发展不充分问题发挥生活干预的作用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资源丰富与使用匮乏之间的矛盾。资源丰富指的是农业基础资源（自然性要素）较之城市较为丰富。使用匮乏指的是资源加工整合能力较之城市较为短缺，农业生产成熟性不足。而新时期乡村经济新形态的建设就要针对发展不充分的矛盾积极发挥生活干预的作用，这种干预作用主要体现在干预主体要素的作用发揮上。

社会构建形态决定了社会行动意识，而社会行动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构建形态。从该角度出发，乡村经济新形态针对发展不充分矛盾的干预作用应体现在：牢固树立缩短经营模式和经济走势差距的理念，不断提升经济新形态发展能力、服务水平，重视主体因素对乡村经济新形态的作用力，避免传统经济发展不充分干扰主体思想，缩小规划与预算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方案与操作之间的矛盾偏差，探寻更多利益增长点。

（二）针对发展不平衡问题发挥生产干预的作用

乡村经济新形态的建成以不断完善各类经济因素为前提，这离不开农民主体、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共同参与。在建设乡村经济新形态的过程中，首要难题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对不同地区的基础配套设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发展成效也呈现出差异性：起点低的地区投入小、见效快、发展空间大，而起点高的地区投入大、见效慢、发展空间有限。此时，就体现出经济新形态对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生产干预作用。

在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条件恶劣、发展缓慢，村民“各扫门前雪”的观点根深蒂固，参与积极性不高、合作意识不强，经济组织结构涣散、竞争能力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因此，对他们的生产干预更多体现在对生产环境、投资环境的改善上，体现在对组织结构的凝聚优化上。经济新形态的建设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重对医疗教育、脱贫攻坚、民居改造、环境治理等基础生存条件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完善、经济条件尚可的农村地区则要针对传统农业生产与农业现代化、服务现代化、管理现代化、营销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矛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拓宽收入渠道、提升农业生产的成熟性，重点关注和解决其可能出现的项目建设资金缺乏、个体投入风险大但收益少等问题，不断加强乡村经济新形态的渗透能力。

（三）针对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发挥生态干预的作用

生态文明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其本身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纠正人类社会经济偏离发展轨道，深化人类对生态重要性的认知，丰富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类型。随着绿色、环保、生态等概念的发展与普及，人民对生产与生态的辩证认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乡村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形态。

在乡村经济新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实践行动和意识形态的正向引导实施生态干预，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划、未来走势和可持续发展。[4]乡村经济新形态的生态干预作用不仅体现为对人居环境的改善、生产生态的协调，还体现为人的价值因素的转变，体现为一种持续性和多样性相互渗透的发展理念，将环境优势和地方人文特色相结合，将乡村公益事业和生态发展需求相结合。

二、新形势下乡村经济新形态发展的基本要求

乡村经济新形态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具体体现在生产、生活、生态三个领域，表现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性、延续性与创造性。因此，发展乡村经济新形态必须遵循基本要求，利用合理手段进行干预。在新形势下，随着乡村振兴中各类问题浮出水面，党和国家对乡村经济新形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找准发展方向;要与时俱进，动态界定不同发展阶段;要统筹兼顾，生活生产生态协调推进。

（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找准发展方向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活力因子，只有实事求是地整合乡村内外资源，才能找准发展方向，不断改良经济形式以适应乡村振兴发展的总体要求。因此，发展乡村经济新形态，一方面需根据乡村自身发展实际来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以生产发展与生活宽裕作为经济新形态的建设目标;另一方面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同时，确保村容村貌整治、乡风文明弘扬、农村基层治理齐头并进，补齐发展“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二）与时俱进，动态界定不同发展阶段

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时期政策、环境的变化会对经济形态提出不同的发展要求。因此，乡村经济新形态并不是僵化的、静止的、断裂的，而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所以需要我们及时引导把控，创新干预手段。乡村经济新形态作为一个阶段性、动态性、延续性与创造性的相对变量，是一个不断变“旧”为“新”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新思想、新引导、新战略、新发展、新体制等方面和“旧”形式进行博弈。在引导经济新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背离经济形态发展的具体性、延续性与适应性，跨越式或倒退式发展，发展成果也会在一段时期后消失殆尽。

（三）统筹兼顾，生活生产生态协调推进

乡村经济新形态是一项系统工程，生产、生活、生态三个领域中任意一个存在不足，都会影响乡村振兴的整体架构。如：只注重生态保护，忽视生产水平的提高，经济水平难以适应发展需求，农民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即便有了完善的环境建设，也背离了“生态文明”的初衷;只注重生产发展，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触及生态安全底线，自然的“报复”会让经济建设成果消失，人們将只能付出更多的代价弥补生态失衡带来的恶果。因此，为保障乡村经济新形态的正确发展方向，各地需在综合考量自身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统筹兼顾，有的放矢适度干预，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5]

三、乡村经济新形态发展的崇州实践——以严家弯湾样板区为例

近年来，四川省崇州市依托自身优势，坚持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积极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样板区，严家弯湾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始终坚持“一二三四五”发展模式。坚持一条主线：党建引领发展;坚持两大目标：现代农业发展样板区和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先行区;坚持三大行动：院落改造治理行动、集体经济壮大行动、产业结构调整行动;坚持四景文化：水景、盆景、竹景、光景，突出文化体验;坚持五大工程：景区道路提升工程、基础设施提升工程、风貌整治提升工程、大田景观提升工程、电商平台提升工程。以此推进农商文旅体空间、业态和功能融合，有效串联休闲休憩带和农业功能区，推动形成新型产业链和核心IP，打造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品牌，有效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一）严家弯湾打造经济新形态的“一二三四五”模式

严家弯湾位于崇州市观胜镇联义村五组，幅员面积500余亩，涉及42户、162人，是一个绿水环绕的自然林盘村落。2016年初，观胜镇按照产业核心理念，对原有的院落、巷道和林盘进行保护性升级打造，项目投入500余万元完成了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群众自筹1000余万元改善院落居住环境，基本实现了川派盆景、“鸳鸯竹”、沙沟河、知青文化与本地乡村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打造出了以盆景产业为特色的川派盆景民俗文化村田园综合体，夯实了林盘引资基础，基本实现了“将市场搬到农民家门口”的经营目标。截至目前，已吸引四川省蜀州书院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市观竹文化有限公司、西点光伏农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在严家弯湾投资蜀州书院、观竹苑、在水一方、西点光伏农业观光园等项目。项目的落地极大地带动了林盘经济的发展，推动形成了“核心IP+特色村镇+餐饮住宿+文创产品”研产销融合的农商文旅体产业链，构建了综合性项目体系、服务体系和市场营销体系，塑造了现代农业和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新格局。2019年“赏花节”期间，严家弯湾的盆景种植户日均销售额达到2000余元，产业销售收入大幅提升。

1.一条主线：党建引领发展。近年来，严家弯湾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生产力”的理念，实施党建“同心圆”项目，积极争取市直机关、企业、社会组织等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拉手发展，逐步形成科学的党建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促进北部十万亩粮经旅综合示范区建设，服务全市“两区一基地”规划发展，为崇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卫星城、高标准打造“产业新城、品质崇州”贡献了新的力量。

严家弯湾的党建“同心圆”项目，着力构建以党建为引领，政府、社会组织、群众“三位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整合各方力量，凝聚各方共识，激发和调动各方参与热情，共圆发展幸福梦。在院落改造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中，严家弯湾充分调动了社会组织和群众共同参与的积极性，盘活村级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走共同致富的道路。为此，严家弯湾成立了林盘管委会。在林盘管委会的组织下，严家弯湾居民以严氏祖训为纲，讨论拟定出了弯湾居民公约，包括议事决策、院落管理、监督维护三项机制和包风貌控制、包家庭卫生、包绿化管护、包安全防护、包文明秩序五项承诺;另外，还组建了弯湾妇联微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等自治组织。开展了“最美院落”“最美贡献”“最美人心”等最美系列评选，形成了林盘共建、共治、共享格局。2017年底，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在200米长的同心路修建过程中，村民以平摊方式捐献土地三亩，把原来的泥泞主道改建为现在的景观大道。同时，村民捐献价值30万元大弯银杏，26株紫薇笼子，24盆海棠盆景、罗汉松、铁甲松用于道路美化。在林盘管委会的号召下，群众主动参加苗木搬迁、道路设施施工、沟渠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形成党建引领共谋乡村发展、共建美丽家园的局面。

2.两大目标：“两区”先行先试。自中共崇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严家弯湾主动融入崇州“两区一基地”规划布局，力争将自身打造成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样板区和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先行区。

一是打造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样板区。严家弯湾以生态优先的农业高端产业为方向，按照“农业景观化、农居景点化、农村景区化”的标准，探索现代“园林+合作社+基地”的发展模式，通过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积极推进园林种植规范化经营、规模化生产，依靠科技和互联网拓展市场，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发展方式上注重产村一体，在规模布局上注重小规模、组团式发展，在服务功能上注重集成配套，在环境打造上注重生态宜居，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和生态面貌同步升级。二是打造成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按照“全域旅游、全业旅游、全域景区”的发展规划，严家弯湾将旅游产业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制订“交通围绕旅游先行，农业围绕旅游调整，商业围绕旅游搞活，管理围绕旅游制定”的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发展路径，进一步规范和创新旅游管理体制，加强打造旅游精品的力度，把发展旅游与促进群众就业、与资源保护、与扩大开放相结合。

3.三大行动：激活内生动力。一是院落改造治理行动。按照“政府指导、群众参与”的原则，实施“一户一策”。设计方在充分征求群众与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符合实际的院落改造方案，公示通过后每户签订《院落改造协议草案》，缴纳相应改造押金，方可实施院落改造。工程验收合格后，由院落自治组织退还押金，实施物业管理。二是集体经济壮大行动。政府预先投入资金对林盘、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整治，完善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形成接待能力后，通过成立合作社经营停车场、民宿、园区等带动集体经济壮大、撬动集体资产增值、增强当地经济造血功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三是产业结构调整行动。坚持“把市场搬到家门口”的理念，变单一的盆景苗木产业为集休闲体验观光、游乐购食住行于一体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由政府引导设计大田景观、展销区域，给予农户优惠政策，发动和吸引群众将自家盆景、苗木“寄养”在规定区域，实现景观打造与市场营销的共促共赢，推动区域内经济自主、良性发展。按照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立业”，发展多元产业，做强产业发展体系，推动院落可持续发展。

4.四景文化：突出文化体验。严家弯湾秉承盆景制作“随物赋形”的理念，按照国家4A景区标准“筑景”，呈現公园城市形态。根据弯湾林盘基础、巷道脉络和生态现状，通过集中、集约、集成的思路整合各级、各部门资金，投入道路、自来水、天然气、停车场、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设施的建设，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验收的原则，整田、利水、护林、改院，打造大美盆景公园，实现了弯湾内盆景、竹景、水景、光景“四景”相融。

一是盆景：弯湾盆景受川派盆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创作发展历史长的影响，制作技艺精湛，有着浓郁的弯湾风格。如：树桩盆景以古拙苍劲、雍容典雅见长，其树态比较庄重，兼顾四方;山水盆景以粗犷沉雄、险峻奇幽为主，体现出雄浑、沉练、苍古、险峻的艺术特色，表现出雄、险、幽、秀、奇的特点，颇具独特之处。二是竹景：居贫瘠而自励，历四时而常茂，享盛誉而谨持，亦庄亦谐，可师可友。在严家弯湾探寻鸳鸯竹的爱情故事，弹琴长歌，听竹萧萧，在繁华岁月里感悟清虚淡泊、归于自然之心境。三是水景：以沙沟河生态水景为重要景点，突出标志性、亲水性、宜居性等特点，努力将该地区打造成集文化、休闲娱乐、旅游观光、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区。在景观建设中，以“水景”为重点，充分利用步行栈道、“在水一方”亲水项目等元素，构筑起完整意义上的优质文化、休闲、生活空间。四是光景：严家弯湾以岁月文化为民宿的内涵，以乡村大田苗圃竹林为景观背景，打造具有丰富人文景观层次的乡村旅游村落。

5.五大工程：全面提档升级。一是景区道路提升工程：将严家弯湾道路与北部十万亩粮经旅环线连接，畅通景区旅游通道，方便游客进入。通过对观元桥的施工，打通观胜通往元通、都江堰的“纽带”，改善区域交通状况，加强严家弯湾对外交流和引入客流，促进严家弯湾资源整合、群众增收创利、乡村旅游发展。二是基础设施提升工程：通过对供排水系统、天然气入户、电力迁改等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保证景区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为景区的后期发展积蓄能量、增添后劲，促进经济发展现代化、经济布局合理化、经济增长途径有效化。三是风貌整治提升工程：通过对景区农户住房外墙风貌集中整治、精心设计、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着力打造良好农村风貌。完善景区标识标牌设计设置，为游客提供人性化服务，加强景区与游客的信息沟通，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引导游客顺利完成旅游活动，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积极打造群众文体活动主要活动场所以及文旅管教的乡村课堂教室，开展“色彩融汇乡村”沙龙、“国际色彩蓉汇乡村”发布会、“造物合章·汉袂春风”鉴赏交流会、“蔚蓝计划室内设计”公益行动、乡村民俗音乐赏析、故事研讨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体验、旅游接待服务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促进当地群众在审美理念、艺术修养以及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向上、向善、向美转变。四是大田景观提升工程：在景区外围结合地域优势，利用成片闲置农田种植景观苗木。通过独特的创意营造一份脱离城市喧嚣的气氛，让游客体验田园式的宁静、清爽，开启原生态的生活模式。五是电商平台提升工程：打造景区电商平台，拓宽严家弯湾农副产品、文化旅游产品销售渠道，打造便捷高效的网上农产品超市;加强旅游资源与全国电商平台的对接，推广“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特色景观产业旅游”“乡村历史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品牌，推荐优质特色景点、特色餐饮、特色民宿体验、特色景观产品等;借力电子商务，建立产品质量销售可追溯体系，实现销售过程全透明。

（二）严家弯湾打造经济新形态的基本特点

崇州市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样板区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实现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百姓享受到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严家弯湾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样板区的实践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相契合，推进农商文旅体空间、业态和功能融合，走出了一条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乡村经济之路。[6]

1.空间融合，有效串联休闲带和农业功能区。2017年以来，崇州市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以控促优”的理念，依托生态本底、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按照“控红线优生态、控门类优产业、控强度优品质”的思路，加快建设天府优质粮油融合发展功能区、成都智能应用产业功能区、天府康养旅游功能区，推动北游南农进行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北游指的就是北边打造以生态景观和古镇景观为主的龙门山休闲游憩带;南边打造以乡村田园为主的现代农业功能区。严家弯湾就处于北游南农的过渡区。因此，要加快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撤乡并镇，加快形成现代农业功能区的组织架构和经济运营模式，有效串联起休闲带和农业功能区。

2.业态融合，推进形成新型产业链和核心IP。绿色生态是严家弯湾最大的优势，也是严家弯湾基础最好、特色最优、潜力最大的资源。在推进乡村经济新形态样板区打造的过程中，严家弯湾不断深化对市情再认识和对生态价值再审视，按照“绿色发展、转型发展”的原则转理念、转思路、转方法、转路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空间布局，培育绿色现代产业，提升绿色发展能级。以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为重点，坚持业态融合，推动自身产业加速迭代，推动形成核心IP，依靠优美的生态环境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打造新型特色产业链。[7]

3.功能融合，打造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品牌。严家弯湾积极探索西控区域发展新模式，构建综合性的项目体系、服务体系和市场营销体系。以天府农耕文明为核心，加快推进天府绿道、天府国际慢城、陇海三郎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重大项目，打造一批融入川西林盘风光的多功能项目，强化农业园区景区化、生态服务区功能体验化，打造农商文旅体融合的品牌，让美丽乡村裂变绿色经济，让山水崇州逐步破茧成蝶。

（三）严家弯湾样板区打造的具体成效

严家弯湾新经济样板区的打造依托盆景文化、民俗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等资源优势，通过党建引领、规划先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现代农业和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新格局。通过对标学习战旗村、青岗树村和袁家村的创新发展模式，严家弯湾深入剖析自身不足，通过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弥补差距，成效显著。

1.和合共生融合发展，重塑人文地产景理念。严家弯湾新经济样板区作为川西林盘培训学院党建引领发展治理的教学点位，探索出了“五和兴村”“四合助村”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和合共生”模式，重塑了人文地产景理念，成为四川省乡村振兴的典型。

2.多元宣传打造品牌，实现产创融合发展。依托成都林盘川派盆景民俗文化艺术村，严家弯湾推进“旅游+石观音板鸭”“旅游+盆景文化”“旅游+民宿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同时，开展调研专题座谈会、民乐赏析会、乡村音乐分享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文艺活动，丰富了乡村经济新形态的特色体验。

3.景区创建提升服务，塑造特色文化名片。严家弯湾样板区建成“合竹苑”“观庐”“君伙库”“青松民宿”等民宿和文创项目，成功创建为成都市3A级林盘景区，构建起了“五态”融合发展的格局。

4.投资吸引显著增强，拓宽旅游发展路径。通过村落人居环境整治，以小投入撬动大市场助推农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和市场资本及各方面投资踊跃投入农村，带动群众从事旅游接待服务。

四、进一步推进崇州市乡村经济新形态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强化规划协同，树立全域全境理念

在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风貌特色化、功能现代化、服务标准化的关系，充分考虑农村“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在农业、商业、文化、旅游四位一体基础上，遵循“人城产”逻辑，坚持以“聚人兴产”为核心，专注以川西乡村民俗来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样板区。通过民宿发展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住宿体系，丰富娱乐、美食等项目。创新发展“聚合观光、动态度假”旅游目的地，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经济新形态。

一方面，推进不同地区（乡镇）乡村经济项目的差异化规划和建设。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时，要树立“全域全境”的旅游思路，摒弃传统“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方式，以“全市一盘棋”的视角谋划旅游项目。着力构建48公里稻香旅游环线，利用民宿带动崇州乡村游，在现代农业聚集区打造川西夜色民宿，在康养旅游聚集区发展山岳疗养、农家娱乐等项目。另一方面，增强各项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针对当前旅游业对景区依赖程度较高的问题，要进一步打造多样化的、“细嚼慢咽”式、高端体验型旅游项目，提高乡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如在民宿产业发展上，政府可引导、鼓励小规模的民宿学习“闲来”公司发展模式，通过连锁经营、兼并重组、承包经营等方式扩大规模、提升服务水平。为进一步细分市场、抢占不同类型客源，应鼓励开展商务游、养生游、体闲游、情感游，开展特色餐饮、农事体验、农家游戏等各类返璞归真的乡村主题旅游项目，实现“旅游搭台、民宿唱戏、共同受益、融合发展”。

（二）强化党建引領，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此，应选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让带头人真正成为具体的行动者和实践者，成为带领广大农民致富增收、脱贫奔康的主心骨。严家弯湾可借鉴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的“1+5+5”模式（“1”即是指以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引领;“5”即是指党员践行五带头;“5”即是推行五升级），围绕“三家一化”目标（凝聚群众之家、服务群众之家、教育群众之家、党建信息化），摸索出“五为民”工作法（帮群众想、教群众会、带群众做、促群众富、让群众笑），统筹推进精准扶贫和率先小康齐步走。

同时，农民是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应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真心依靠群众，真情关爱群众，真诚服务群众，推动群众由“要我建、要我改”向“我要建、我要改”转变。还要加强行业管理机构建设，打造乡村旅游联盟。加强从业人员在住宿、餐饮、旅游管理、民宿文化等方面的培训，推进经济新形态发展中的标准制定、执行与技术指导，全面提高经营者素质。探索在乡村旅游集聚区建立人才培训试点基地，全力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导游，提高导游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建立导游与产业经营者的利益平衡机制，激发导游服务于当地产业的动力。

（三）深化改革创新，释放改革叠加效应

释放改革叠加效应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整合资源经济架构，维持经济因子、幸福指数与生态参数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的基本平衡。建议在前期农业和农村改革基础上，从经济的结构层面和发展层级上进一步强化乡村经济新形态下生产、生活、生态三者的契合性、稳定性，深化农业发展新模式改革、深化农业产业发展新业态改革、深化农业经营机制发展新动能改革、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形成集约型发展模式，提升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和社会附加值，在实现乡村经济新形态增产增收的同时，实现品质与功能的提档升级。生产发展是乡村经济新形态的首要目标。从控制成本的角度考虑，新型经济形态可与资源禀赋、特色人文融合发展，无需全盘推翻传统农业。

为进一步解决农业的低效生产，建议土地根据经济新形态进行结构优化，结合经济形态对新增长点的需求，完善整体规划和体制框架，转让或转包土地以确保土地承包使用管控的整体性和有效性。例如在农村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政府主导、村民主体、股份合作、引智引资、创业创新等措施将农村集体的土地、山林确权颁证、折股量化，入股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入股，参与分红，以此实现农民对集体资产的占有和收益的权利。或者是通过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与外部旅游公司共同组建乡村旅游开发公司，采取“四统一兜底”方式（统一规划打造、统一资源整合、统一运营管理、统一股份分红和政府兜底基础设施），探索建立人人是股东、户户能分红的新型农村经营模式。

当然，土地管理仅仅是形成乡村经济新形态的前提条件。在改革创新土地管理的基础上，还需要与时俱进地利用各项改革成果有针对性地制定规划、有效执行。建议严家弯湾进一步加快天府优质粮油融合发展功能区、天府康养旅游功能区建设，通过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促进现代农业改革，进一步集聚要素、集聚资源、集聚人才，给乡村经济新形态样板区建设增添新动力。

（四）发掘本土资源，融合地方特色优势

乡村经济新形态打造不应该是对某一个模板的照搬照抄，而是应立足各自村情，尊重区域、资源、过去发展模式等差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严家弯湾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应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尝试把农民生活融入旅游、把特色产业融入农村经济、把乡风民俗融入文创体验、把所有人的利益绑到一个产业链上，打造全体村民的创业平台。严家弯湾要从食、住、行、游、购、娱各要素环节出发建立信任体系，提高游客满意度。同时，要进一步深入发掘本地经济资源、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乡村产业、乡村风情等优势资源，加大资源包装和宣传力度，形成崇州市特色品牌，为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注入强大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此外，还需要加强新经济形态与本地居民婚俗、饮食、节日、历史等民俗旅游的结合，增强游客民俗体验;加快乡村产业与民间传说、祠堂文化、古民居村落、古城、民间艺术、名人事迹、农耕采摘、种植文化及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深挖地方文化潜力，让游客在体验山水灵秀的同时，体验当地厚重的民俗文化，为严家弯湾经济新形态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五）研发产品功能，推进品牌营销战略

新时期打造乡村经济新形态必须明确发展方向、确定发展定位、厘清经济架构、平衡生产需求、研发功能产品，以信息化和现代化管理方式推动各种新型经济形态的有序开展，通过融合各种现代营销模式，以质量促发展、以品牌强口碑，不断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首先，提高乡村经济产品层次。立足于旅游景观和旅游资源但又不局限于景观资源，为游客营造“旅居度假慢生活”的氛围，促进经济形态的精深发展。同时，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开发更多“体闲度假类、体验类、参与互动类”旅游项目，让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极。

其次，缓解乡村产业季节性。在节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农业的旅游功能，将农业与乡村生态体验、体育运动、娱乐购物等多种项目相结合，让传统的单一式旅游住宿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立体式的旅游体验。通过发展精品高档型、舒适互动型、大众经济型等多层次的民宿，构建“低密度-高价值”的特色乡村旅游主题，使旅游产业项目“以小见大”，用“小资源”换“大市场”，用多样化的功能打破季节性发展桎梏。

最后，树立品牌营销意识。积极了解和掌握国内其它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形势，及时抓住机遇推进严家弯湾经济新形态的品牌战略。以游客为导向，提高严家弯湾乡村旅游的市场认知率，培育市场和产品忠诚度。以开发产品、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为重点，不断提高严家弯湾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加强乡村特色产业在互联网、报纸、电视的宣传力度，搭建传播广泛的宣传平台。印制严家弯湾旅游指南、宣传品，积极开展农家乐专题宣传活动，加强弯湾特色旅游点位在文化节庆、体育赛事、交通运输工具等方面的冠名。开通乡村旅游微博、微信平台、APP客户端、二维码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相关电子商务，探索发展智慧旅游产业。

参考文献：

[1]汪欢欢.城乡融合视阈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走向及其实现[J].农业经济，2019（12）：6-8.

[2]李虎.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村经济“新形态”研究[J].人民论坛，2016（14）：68-70.

[3]张红妍.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村经济“新形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8（09）：72-75.

[4]翁伯琦，仇秀丽，张艷芳.乡村旅游发展与生态文化传承的若干思考及其对策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05）：88-95.

[5]肖唐镖.近十年我国乡村治理的观察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6）：1-11.

[6]仇传辉.城乡融合战略视野下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取向与实现路径[J].农业经济，2018（06）：32-34.

[7]李晓龙，冉光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双重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9（08）：17-28.

责任编辑：康   璇

作者：唐辉 唐云 郝儒杰

第二篇：智能经济形态的理性认知

摘要：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转型为智能经济，相应的工业经济理论转变为智能经济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三种主要经济形态，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正呈现迅猛发展之势。由于这种转型具有周期短、覆盖广、影响大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理论相对于经济事实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经济学家Joel Sobel无奈地说，“当前经济学中最有趣的研究是计算机科学家完成的，因为计算机科学家有场景、有平台并能真正通过实验验证理论”。这一论断尽管有失客观公正，但也的确反映出当代经济学可能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我们需要顺应经济演进趋势，分析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力求对智能经济规律性认知，尝试构建与智能经济相适应新经济理论。

关键词：智能经济;形态演变;经济理论;创新转型

伴随社会形态的演变，到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已经呈现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种经济形态，这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然而进入21世纪，经济整体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人类对所面临的经济形态又陷入纠结，对其演变的趋势一直没有确切的界定。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本文将尝试性地对20世纪末以来，有关经济形态转变的理论观点作一个初步梳理，希望从中可以看出智能经济形态演变的历史必然，洞悉智能经济形态演变的端倪与趋势，对智能社会背景下经济理论构建有一些初浅的认知。

一、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

20世纪中叶以来，二战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过迅猛发展，走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高度，传统经济理论已经逐步消减了解释经济现实、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此背景下，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区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大阶段。前工业社会里，占压倒多数的劳动力从事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在内的采集作业，生产生活主要是对自然的挑战;工业社会是商品生产的社会，生产生活主要是对加工自然的挑战，技术化、合理化得到了推进;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1]。但由于该理论自身缺陷，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后工业社会”理论无法回答现实经济现象提出的主要问题。世纪交替之时，“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作为对于此时经济形态演变趋势的理论便应时而生。

（一）知识经济开创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趋势

知识经济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加州大学罗默教授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启发了知识经济理论的萌芽，他在经过十余年的沉寂之后推出了知识经济形态。按照罗默“新经济增长理论”观点，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已经转化为人力资本。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1990年，罗默再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一书中进一步阐述：“现代经济不仅有可能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商品和周全的服务， 而且还有可能带来较多的余暇时间”，“人类的未来不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 它将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开发”。舒尔茨这里描述的现代经济本质就是知识经济，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成为知识经济的驱动力量[3]。从此，知识经济这一经济基本形态成为世界各国对于经济现象与趋势的主要表述，以及实施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该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其中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份报告是人类面向21世纪的发展宣言。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识和智能，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虽然也离不开知识，但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即以物质为基础。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关键是知识生产率，即创新能力。只有信息共享，并与人的认知能力（智能）相结合，才能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所以，知识经济更突出人的大脑、人的智能。反过来，人的智能，只有在信息共享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产生新的知识[4]。1997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97全球知识经济大会”，第一次提出传统经济与知识经济区别的主要标志在于：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资本，而现代经济理论已把知识列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作为经济理论，再一次确立了其学术与社会地位。

在世界知识经济理论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关口，正全力加速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知识经济既对我国经济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对改革开放具有强烈的理论冲击。因此，基于对于知识经济的理解，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地丰富中国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实践。本文以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为根据，阐释知识经济的中国思考。现代化研究中心认为，人类从诞生到今天250万年，共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其中知识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2100年。如果把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定义为第一次现代化，那么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型则为第二次现代化[5]。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继工业社会之后一百多年的社会形态是知识社会，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在知识社会时代的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形态相比较具有若干本质不同，其中主要差别有四点：其一，核心生产要素不同，在工业经济形态下，资本、劳动、有形资产等构成核心要素，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下，核心要素则是知识、人力资本（知识劳动者）、无形资产等;其二，生产方式不同，在工业经济形态下，以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和集中型为主，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则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和分散型为主;其三，产品特点不同，在工业经济形态下，体现标准化、系列化、大众化、耐用化和市场周期长的特点，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则体现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艺术化和市场周期短的特点;其四，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不同，在工业经济形态下，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技术和劳动，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则主要是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由此可见，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背景下的知识经济理论，将知识经济定位为中国未来经济演进方向的基本形态。我们姑且不去评价它的科学性如何，但就其将知识经济置于知识革命推动社会转型为知识社会，又同时推动转型为知识经济这样一种宏观逻辑框架下得出的结论，理应得到认真的研究。这恰恰也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社會学理论与实践的再一次结合。

（二）智能经济定位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

正值知识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尽展风采之时，中国西南一隅有几位学者却提出了“智能经济时代的来临”一说。曾任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的黄觉雏，与穆家海、黄悦两位学者共同在1990年第3期《社会科学探索》上发表《二十一世纪经济学创言——论智能经济》一文。其后，三位学者共同或者分别连续发文《人类经济总体发展的模型与规律》《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谁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再论智能经济》《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谁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再论智能经济（续完）》和《迎接新世纪 迎接经济新时代》（以下均简称“黄文”），提出并系统地阐释了全新经济学基本概念：“人类经济总体发展‘四方式二形态假说’”，确定性地判断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黄文认为，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时代，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顶多加上一些畜力和自然力;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时代，人类依靠机器扩展了自身的体力;到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时代，人类开始把部分生产操作和常规技术操作委托给技术系统。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目标——人工智能，显然它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一般技术操作而是智能性活动的运行操作。21世纪生产的技術结构方式将是智能密集型——人类努力把部分思维活动委托给技术系统。而与之相应的经济时代，应当定名为“智能经济时代”。同时，黄文按照马克思“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关于经济时代与经济形态关系的思想，导出“四方式二形态假说”，即人类社会经历了或将要经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智能密集型四种生产方式;经历了或将要经历物质经济形态与功能经济形态，其中物质经济主要体现于自然经济和机器经济时代，功能经济主要体现于信息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其中，物质经济运行形态（简称为物质经济形态）代表整个经济系统以追求物质产品的增量作为最高规则来运行;而功能经济运行形态（简称功能经济形态）则代表整个经济系统以追求功能完善和多样作为最高原则来运行。功能经济形态下，企业生产、交换、消费所整合的，实质上都是功能，具体的商品和劳务只不过是某种功能的载体。功能经济形态下，人们的知识和智能都可以方便地通过向社会提供某种功能而转化为财富，也可以通过赋予事物以不同的功能，或者开发新的功能来创造财富。知识与智能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创新。功能经济形态强调的是“善用”功能，并不看重对功能载体的拥有。这就是智能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本质区别。经济按照物质形态运行时，经济发展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得不集中注意力解决物质条件的供给问题，使得经济的发展是供给制约型的;当经济按照功能形态运行时，由于功能不再依赖某一种特定物质产品、功能完善程度的需求高涨以及可供选择的对象增多，使得经济的发展变为需求拉动型。因此，物质经济形态对所有生产方式，特别是对知识密集型和智能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发展是起制约作用的，而功能经济形态对所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则起着诱导作用。经济以功能形态运行，并非不要物质。但是，当人们的一般需要越容易得到基本满足，就越转向追求以智能比例更高的功能来满足自己特定的需要。所以，经济越发达，对功能的需求越变得多样化、高级化，大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这就是功能经济形态可以高速运转的原因[6]。虽然黄文将知识经济与智能经济都划归为功能经济形态，但是从其逻辑拓展可以看出，其是把智能经济定位于21世纪经济形态取向的，研究重点也是智能经济。

黄文对于智能经济基本特征概括主要体现在11个方面：1.智能经济时代的基本矛盾，是智能的个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2.智能经济时代，事物的价值将主要由其功能的智能化程度和社会对它所能接受的程度来确定，而不再是由消耗多少物质、劳动力和知识量来确定;3.智能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完全不同于一般体力劳动;4.智能经济时代各种生产方式依然存在，智能经济必然是多元、多层次的，其模型必然是立体的;5.在智能经济时代，许多原先清晰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主要表现为就业与失业界限、个人与固定组织关系、国家的经济边界等方面;6.智能经济的主要领域集中，主要表现为资本组织、智能集成、个性需求等方面;7.智能活力远大于行为活力，极少受到外在空间制约;8.智能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将通过向社会提供某种功能、带动其他产业转型而产生巨大的财富，并实现社会、产业之间利益大转移;9.智能经济时代，是一个“硬件”充裕、“软件”发达的时代，无形资产将成为财富主要标识，“无中生有”成为创新主要方式;10.美国正在平滑地向智能经济时代过渡，硅谷成为智能经济的起源地;11.21世纪进入智能经济时代，我们别无选择[7]。

如果说黄文是在20世纪末最先把经济理论视角引入智能经济领域的话，那么，2020年6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设立并领导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百度发布的《新基建，新机遇：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是21世纪以来我国首个全方位构建智能经济新时代版图的著作，并在智能社会背景下再一次确定了智能经济新形态。白皮书汇聚了丰富的行业案例和前沿洞察，旨在探讨智能经济对经济社会的重构与影响，帮助理解智能经济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智能经济理论地位确立、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支撑。白皮书第一次较为权威地给智能经济确定了理论内涵：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驱动力，以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混合现实（MR）、量子计算、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支撑，通过智能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智能化，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智能化变革的经济形态。白皮书对智能经济形态凝练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和共创分享四个基本特征，并第一次初步阐释了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关系，即智能经济是在数字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由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推动形成和发展的新经济形态[8]。

（三）数字经济构成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现象

数字经济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著作The Digtal Economy（1994年）提出。这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第一本专著，因此塔普斯科特被尊称为“数字经济之父”。塔普斯科特在此将数字经济描述为“可互动的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以及互联网所推动的以人类智慧网络化为基础的新型经济”[9]。之后，由于二十国集团（G20）坚持使用数字经济这一表述，数字经济演变成为后工业时代比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更具有国际共识度的概念。最近两次G20峰会对数字经济的一致定义是：“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G20的定义指出了数字经济的本质属性，即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核心生产资料是数据、主要生产力是信息通信技术[10]。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从狭义、广义两个角度对数字经济类别进行了专业划分，狭义指在线平台以及依存于平台的活动，广义指使用了数字化数据的活动[11]。这些基本理论观点，从原理上定义了数字经济的涵义、范畴和功能，不仅准确地描述了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形态，更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揭示了演变趋势，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清晰的依据。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构筑新一轮经济浪潮。美国自2011年起先后发布《联邦云计算战略》《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支持数据驱动型创新的技术与政策》等细分领域战略，英国于2015年发布《英国2015—2018数字经济战略》，并于2017年发布最新《英国数字经济战略》，日本先后出台《e-Japan 战略》《u-Japan 战略》《i-Japan 战略》等。

21世纪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国客观上聚焦于信息化建设，一直坚持和使用信息经济概念，发展理念明显受后工业社会理论影响较深。但鉴于信息经济概念可能产生的歧义以及多数发达国家通用数字经济原因，我国政府从2016年起开始注重数字经济世界性趋势，加大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力度，并于2017年将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首次明确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的要求。与此同时，作为我国数字经济研究较早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并对数字经济作了确切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12]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实业界以及政府部门围绕数字经济理论研究、经济转型发展、经济战略调整，做出了一系列巨大努力，使我国数字经济迅速赶上了世界潮流，并在许多主要领域走到了前列。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占年新增就业人数比重达到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百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13]。

很显然，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都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知识经济主要是对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信息时代经济形态的描述，数字经济则是21世纪以来第二个十年数据时代经济形态的主要描述。智能经济则是相对于整体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经济形态历史性定位，这种定位不仅取决于智能革命、产业革命的根本驱动，更取决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变迁转型的历史演进必然。

二、智能经济提出的理论依据

人类社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涌动中奔向21世纪，这一波新科技革命，大多数学者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有不少学者称之为智能革命。这场本质上不同于工业革命的新科技革命，已经完全打破了先前人们对于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判断，学术理论界所准备的面向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一切，似乎难以阐释、解决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人们在经济实践中观察、总结与摸索，不断地提出一系列新的经济概念，诸如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等等。21世纪头20年的实践证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已经成为理论界关于21世纪经济形态的两种主要表述方式。它们虽然具有共同的本质，但从学理认识上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由于本文倾向认同智能经济学术表述，所以以下研究阐释，仅限于智能经济领域，并从五种视角对智能经济形态进行探索。

（一）从经济转型视角，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

人类在文明进步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变革，而最先感知社会变革并最终又成为某一种社会形态标志的是新的经济形态。人类历史上从农业社会走到工业社会再到的信息社会，主要标识就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未来的经济形态应是智能经济。其中包含了三个观点：一是未来智能社会的经济形态是智能经济;二是知识经济（包括信息经济）只是工业经济向智能经济过渡形态，或者说是智能经济的“窗口期”;三是数字经济与智能经济本质为一体，只是视角与范畴的差异。这种观点与“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的知识经济定位出现不同。在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里，知识经济作为工业经济之后直到21世纪末的经济形态，虽然其对知识经济的描述具有智能经济内容与特征，但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与将“知识”转化为“智能”，特别是将“数据信息”转化为“数据资源”是有质的区别的。这一观点，在黄文中也有所分析。黄文认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分别经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智能密集型四种形态，其中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可以定义为，以知识或者新技术为核心要素谋求规模效益的生产方式;智能密集型生产方式可以定义为，以智能为核心要素谋求规模效益的生产方式，而智能是指智慧和能力创新或某种特殊才能的综合表现，人们常把智能与知识混为一谈，这是由于智能与知识的密切联系妨碍了对两者之间本质区别的认识，即有无创新[14]。本文虽然认为黄文对于知识与智能区别于“有无创新”，还不具有完全说服力，但是黄文之后近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告诉我们：知识不等于智能，知识或者说信息只是智能的前提，智能是知识的转化与提升，知识与智能已经不是可以用来比较的、对等的两个范畴。同时也必须说明的是，黄文时代相对于知识的智能也不完全同于眼下或者未来的智能，相对于知识经济的智能经济也不可能与眼下或者未来的智能经济相提并论。这并非否定其提出该理论观点的历史意义，而只是想表明，经济形态是发展变化的，理论与社会实验取得共识的社会事实是需要历史得出结论的，智能经济形态正是在接受历史的检验。

（二）从经济工具视角，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

这里“经济工具”概念，不是对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学工具”的简单借鉴。它来自于两个经济学假说：其一，如果我们把生产力主要标志——生产工具，从“生产工具”的意义上升而转化为“经济工具”的话，那么锄头与犁就可能成为农业经济的一种标识，机器与电力就可能成为工业经济的一种标识;其二，如果我们把作为第一资源的数据从“核心生产要素”的意義还原而转化为“数字、信息”的话，那么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等就可能成为智能经济或者数字经济的一种标识，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也就体现出它们的基本含义——“智能经济工具”。此时，数据也同样有着锄头、大机器的历史地位。基于对经济工具的理解，我们可以对智能时代种种经济形态进行综合分析、分类筛选、凝练归纳。当前主流观点呈现出来的只有“数字经济”“智能经济”两种表述。本文仅就 “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分别做一些基础性阐释并提出观点，而不是去作出比较与选择。

（三）从经济功能视角，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

如上文所述，20世纪末以来的智能革命不同于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于全方位得到突破，并全方位短时间内深度影响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因此，新科技革命创新所产生各种科学技术成果以及新型商业运行模式，从一开始便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并发挥着改变其形态的重要作用。因而，21世纪以来，仅经济领域就出现了诸如网络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电子商务、虚拟经济、无人经济、无接触经济等等新形态。虽然这一切具体经济新模式都应该统领在智能经济或者数字经济框架下，但是它们也同样具有产生的历史、演进路径与方向。这里仅通过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两种典型形态所呈现智能经济运行特点与功能来阐释。

共享经济最早由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琼·斯潘思于1978年提出。其基本结构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在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转换过程中，共享经济成为新型经济组织方式，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原来时空隔离的供需连接起来，各种资源被数字化，实现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的共享。它是依托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和相关平台，促进资源更高效率的配置与利用，实现万物共享。共享经济的本质在于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或服务者，让它们（他们）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产品或服务。对于供给方来说，通过在特定时间内让渡物品的使用权或提供服务，来获得一定的金钱回报;对需求方而言，不直接拥有物品的所有权，而是通过租、借等共享的方式使用物品。2020年3月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2828亿元，同比增长11.6%，并在交通出行、共享住宿、生活服务、共享医疗等7大领域积极布局。其中生活服务市场规模为17300亿元，占全部共享经济交易总规模的52.72%，居于首位，其次是生产能力领域，交易规模为9205亿元，占比为28.05%。我国共享经济领域的细分市场格局保持稳定[15]。

平台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是基于数字平台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称[16]。平台本质上是市场功能的具像化。从理论经济角度看，平台经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场机制功能形式，即市场从看不见的手，变成了有利益诉求的手[1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课题组将平台经济界定为：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数据化的数字平台为基石，聚合数量众多且零散的资源，连接具有相互依赖的多方，促进彼此互动与交易，形成健壮的、多样化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这些有着内在联系与互动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集合与整体构成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包含四个从低到高的层面：数字平台、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和平台经济。其中，平台是引擎，平台企业是主体，平台生态系统是载体，平台生态系统的集合与整体构成平台经济[18]。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19]。中国是世界上平台经济发达国家之一。据测算，我国平台经济规模已经占GDP的10%左右。平台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工业、零售、交通、物流、能源、金融等诸多领域中。我国已产生至少三种模式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即“大型互联网平台综合金融”“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平台化”“互联网金融信息中介”，总量达数十个之多。截至2018年，我国金融互联网平台用户总数超过10亿，居全球第一。中国平台经济未来拥有巨大的发展潜能[17]。

（四）从经济动力视角，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

2019年， 阿里巴巴主办的“第四届新经济智库大会”提出“智能经济”这一新概念，并进一步阐述了智能经济是使用“数据+算法+算力”的决策机构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经济形态。在智能经济中，产品、个体、组织、产业、世界都完成微粒化的解构和重组[20]。阿里巴巴公司作为新兴巨型平台企业，对于智能经济如此定义必然打上商业新模式的印记，但是也许这就是智能经济应用最为核心的实质。如果我们的研究从这种思路走下去，关键点在于“数据”“算法”“算力”这些看似技术性的概念组合构成经济决策机制，并运用这种机制解构原有世界、社会、经济形态，去重组、营运、推动经济演进。这里又引出一种新的、以算力为驱动力的智能经济——算法定义经济。它是指以算法为核心的、以数据为资源、以网络为平台，依靠强大的计算能力而构建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在其中，数据是主要资源、平台是基础、算力是支撑，而算法则决定数据增长的秩序，贯穿经济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和流程，并支持和控制整个系统中各种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决定经济系统秩序[21]。从科技创新角度看，算力是综合科技创新力的集中体现，如果说科技创新是智能经济驱动力量的话，那么计算能力就是其集成形态。因此，智能经济就是以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支撑，以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为核心，以科学技术、产业产品、商业模式等全面创新为动力，以经济、产业、社会各领域为应用对象的创新发展经济形态。

（五）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

2018年5月，《蒙格斯报告二：智能社会的经济学思考》（以下简称报告）较为系统地从理论视角对智能经济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其观点为：其一，智能革命（报告称之为“智能化”）引发经济形态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带来财富增长、效率提高的同时，加剧社会财富向资本与高端人才聚集，大量非高端产业人群受到就业冲击和财富分化。智能革命引发经济结构调整，在国与国之间、国内部门之间存在财富分化“二元结构”，全球性失业恐慌和两极分化，必将使经济社会治理都面临挑战，传统经济学将陷入困境。其二，从理论经济学视角看，智能革命对于提高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以及分配关系都将产生实质影响。智能革命必然使市场有效性与生产效率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同时也将带来难以想象的财富，这是不证自明的经济学现象。所以说，智能经济最为重要的动力在于创新，经济运行模式的最佳形态在于创新。在智能经济时代，人类生产力将达到历史新高峰。作为智能经济形态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毫无疑问同时发生根本变化，生产资料不再仅仅局限于厂房、机器、土地等传统形态，而是更依赖于数据，更依赖于對数据处理认知及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的能力，比如计算能力、智能化能力、网络化能力等。在智能经济背景下，人类被物化生产资料束缚的情况将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将发生改变，对于物质资料的所有逐步让位于对数据、知识、信息、智力所有，人们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方式也将大为转变，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关系——生产关系必然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济模式下的分配关系，必然让位于以数据、知识、智力、创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智能经济模式下的分配关系，除了可能出现的分配巨大差异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分配制度与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三，智能经济形态下的经济学困境，主要体现在持续破解新经济形态下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破解新旧的“二元结构”的困境问题，破解传统经济与智能经济转型接轨问题，破解智能经济背景下新失业、新伦理、新模式、新时空、新科技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和高风险[22]。报告实质上从完整的经济学理论视角对于智能经济作了系统思考，它提出智能经济形态已经从传统经济形态中脱胎换骨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包括劳动价值理论、生产方式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构成理论、社会分配理论、经济转型变迁理论、世界经济理论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演进规律的认识等，都将在智能经济演变中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并对未来智能经济演进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23]。

三、构建智能经济理论的初步认知

从上文可以看出，对于智能经济研究的阐释仅仅限于“智能经济”概念逻辑，没有将“数字经济”概念纳入其中。21世纪以来，当人们不再用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来表述经济形态之后，直到现在为止，无论各国政府，还是实业各界、科技领域抑或专家学者，对于新经济形态多采用“数字经济”这一新概念表述。因此，对于数字经济表述的理论研究汗牛充栋，而对于以智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较少，这也许就是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本文从智能经济概念着手，并非不支持数字经济表述，反而认为它们本质是一致的，只是从未来经济转型历史视角，智能经济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如果将数字经济与智能经济等各种相近的领域有一条主线来贯穿，并沿此主线深化研究，将可能找到智能经济演进的基本规律。因此，在智能经济社会形态下，新的经济理论需要鲜明地将智能经济作为基本研究对象。

人类经济活动实践证明，任何一种经济形态背后，一定有一套完整的基本要素体系在支撑，充分了解这套要素并对其功能作用进行掌握与应用，从而构建起经济理论架构，应该是经济理论的主要任务。在农业经济形态下，经济主要要素是土地、劳动力、庄园、家庭以及土地封建制等，由此而出现的经济理论主要围绕土地、人口而展开，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封建经济史就是一部土地史、人口史;在工业经济形态下，经济主要要素不仅涉及到土地、矿产、人口，更重要的是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并由此而衍生出市场经济制度、殖民主义以及各种全球性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市场经济理论在此阶段达到成熟;由此并结合当下世界性经济形态演进趋势判断，在未来智能经济形态下，由于经济主要要素演变为大数据、网络、人工智能、超级计算、平台、共享等全新构成，人类经济活动将在彻底改变原有形态的虚拟空间展开，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的全新背景下，相应的经济理论必然也是全新的对象、理念、内容、架构和方法。如果说现在经济理论还在向前走，那也是工业经济背景下的理论，是其向智能经济形态过渡的勉强支撑，这也是当下经济理论需要冷静思考的关键所在。

本文仅从五个方面提出一些探索性思考：其一，延伸工业经济理论的传承性。一般而言，经济转型跟随着社会转型，因而它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经济理论，都必然存在启承转合的继承创新问题。所以，工业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成熟理论，尤其是市场经济理论，都必然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其二，当下经济活动归纳与提升。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无疑已经展示出强劲的智能经济发展态势。以20世纪中后期美国硅谷为代表，新经济形态已经覆盖世界主要区域领域，无论是经济结构、经济组织，还是产业结构、产业体系，以及所有经济活动，正在与工业经济时代挥手告别。因此，当下经济理论其实已经完全投身于新时代奔涌的经济变迁大潮，所需要的正是要跟上时代步伐。其三，融合多學科思想。无论智能社会抑或智能经济，其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一切界限模糊化，一切都需要相互兼容协同。因此，相应的一切理论研究同样必然走融合协同之路，单纯依赖既有的经济学原理去创立指导智能经济的经典理论，在智能时代可能已经不太现实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是计算机专家在谈未来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答案。其四，顺应世界经济演变大势。智能经济时代与工业经济时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工业化历经数百年由欧洲发端、逐步扩展到北美再辐射到东亚以及世界各地，而智能经济则从硅谷出发，历经短短数十年便覆盖全球，并彻底地改变着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使得世界经济整体出现根本性转变。其五，研究方法颠覆性变革。按照人类演进规律，工业革命推动工业经济时代出现，智能革命必然推动智能经济时代到来。而智能革命与工业革命相对于所处时代都具有颠覆性，但是智能革命的颠覆性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强度都是工业革命不可同日而语的。仅就现实社会所展现出的智能经济现象和智能革命形态而言，作为智能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毫无疑问同样需要彻底的创新精神，真正与时代偕行。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正从跟跑者、并跑者逐渐变成领跑者。深入推动数字技术进步，深度拓展先进技术的场景应用，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将引领世界数字经济大潮。我国数字经济以十年为周期换代发展[24]。21世纪的前十年，BAT（百度、阿里、腾讯）强势崛起，流量经济、增量经济为互联网巨头带来丰厚的收益和资本回报，零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式开启。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TMD（头条、美团、滴滴）异军突起，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纷纷涌现，数字经济的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产业互联网从互联网巨头的业务模式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并被赋予了赋能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战略使命[25]。近年来，我国政府围绕科技创新、智能革命和产业革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对于智能社会建设所涉及的主要领域作出了一系列科学部署，特别在2017年7月颁布的《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智能社会”“智能经济”概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加快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国防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发展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构筑知识群、技术群、产业群互动融合和人才、制度、文化相互支撑的生态系统，前瞻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智能化，全面提升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2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中国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27]。当前，数字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时代符号。快速崛起的数字经济新动能，正在引发经济增长格局、生产生活方式的“蝶变”，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名片。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期、窗口期、机遇期，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机不可失[28]。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与使命，更是中国经济理论走在时代前面的历史机遇与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为中国经济制度建设提供学理支撑，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学者的光荣使命[29]。

结 语

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智能经济，对于经济理论来讲都是创新领域，构建其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历史积淀。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已经走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在走向智能社会，与此相随的经济领域必然出现新的形态。纵观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变化，放眼未来经济演进趋势，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形态变化的些许规律：其一，后工业时代，经济形态展现出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三种主体形态。由于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强力推动，知识经济形态成为后工业社会首先出场的主角。20世纪中叶知识经济在美国硅谷诞生，迅速影响波及到世界各地，各国政府推进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转型，知识经济理论由此产生并不断深化。但是，到了20世纪末，由于互联网迅猛发展、人工智能逐渐崭露头角以及诸多科技创新变革对经济领域的巨大冲击，人们越来越发现，知识经济理论似乎难以回答经济形态发展演变的事实，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开始出现了难能可贵的“智能经济”探索。虽然有关智能经济研究凤毛麟角，但是它的确给未来经济理论探索打开了一扇智慧之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数字+”定位经济社会各领域成为新形态的热门描述，数字经济几乎成为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对于经济评价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无论是理论界、政界，还是科技实业界，还在不断地探索未来智能社会背景下的智能经济形态尤其是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的联系。其二，智能社会经济形态定位于智能经济，知识经济是过渡形态，数字经济本质与智能经济具有一致性，智能经济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智能社会一路走来，人们的经济活动同时走上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智能经济的演进道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去追求一种机械的相对应，但是将智能经济定位于智能社会的经济形态也有合理之处。历史证明，知识经济仅仅作为工业经济向智能经济转型的过渡形态，它既可以视为工业经济的高级形态，也可以视为智能经济的“窗口期”。其三，为进一步强化对智能经济形态的认知，本文探索性地从经济转型、经济工具、经济功能、经济动力、经济学理论等五个方面，对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必然性和功能特征进行了阐释，力求从不同角度寻求理论支撑。其四，探索性提出构建智能经济理论的基本认知。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经济学术界要抓住我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抓住世界经济理论必然转型历史关口，从延伸工业经济理论的传承、当下经济活动归纳与提升、融合多学科思想、顺应世界经济演变大势以及研究方法颠覆性变革等五个方面提出初浅见解，姑且作为对未来智能经济形态理性认知的一种提示。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括，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6.

[2]〔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第四版）[M].吴化斌，龚关，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10.

[3]〔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蒋斌，张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

[4]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年度报告[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1998，（1）.

[5] 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和科学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5.

[6] 黄觉雏，穆家海，黄悦.人类经济总体发展的模型与规律[J].社会科学探索，1991，（2）; 黄觉雏，穆家海，黄悦.二十一世纪经济学创言——智能经济[J].社会科学探索，1990，（3）.

[7]黄觉雏，穆家海，黄悦.二十一世纪经济学创言——智能经济[J].社会科学探索，1990，（3）;黄悦.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谁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续完）[J].改革与战略，1999，（3）.

[8]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新基建，新机遇：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白皮书[EB/OL].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70012464019741100，2020-06-20.

[9] Don Tapscott. The Dig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telligence[M].McGraw.Hill，1994.

[10]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EB/OL].http：//www.g20ch.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2016-09-20.

[11]Intemational Monetary Fund（IMF）.Measuring the Digtal Economy[R].2018.

[12]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Z].2017.7.

[13] 马化腾.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5.

[14] 黄悦.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谁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再论智能经济[J].改革与发展战略，1999，（2）.

[15]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发展现状分析行业规模增速趋缓[EB/OL].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200309-795e35db.html，2020-03-10.

[16] 赵昌文.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健康发展[N].学习时报，2019-08-14.

[17]徐晋.平台经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6.

[18] 周毅.全球平台经济的发展、问题与建议[J].发展研究，2019，（10）.

[1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8/08/content_5419761.htm，2019-08-08.

[20] 姜奇平.智能经济有什么不同[J].互联网周刊，2019，（2）.

[21]徐恪，李沁.算法统治世界——智能经济的隐形秩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12.

[22] 蒙格斯智库.蒙格斯报告之二：智能社会的经济学困境[R].2018.5.

[23] 纪玉山.探索智能经济发展新规律 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社会科学辑刊，2017，（3）.

[24] 余建斌.做数字经济领跑者[N]. 人民日报， 2018-02-26.

[25] 王星.我国数字经济进入提速换挡新阶段[N].中国电子报，2020-04-24.

[26]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2017-07-20.

[27]数字经济的理论、实践与未来发展[N].光明日报， 2020-04-14.

[28] 徐恒.数字经济迎来发展黄金期[N].中国电子报，2018-04-03.

[29] 白暴力，王胜利.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N]. 人民日报，2020-03-30.

责任编辑：任学新

作者：杨述明

第三篇：西方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色彩

摘要：经济思潮尤其是西方经济思潮，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一刻也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纠缠。每一个新的经济学说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意识形态的推动、帮助;同样，每一种新的经济学说的普及、推广和运用，都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巩固、发展、变更和转向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揭开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面纱，剖析藏在表面自由公正的经济思潮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有利于增强人们全面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属性。

关键词：西方经济思潮;理论与实践;意识形态

当下，很多人陷入了经济学崇拜之中，一切都得阳经济学看齐，经济学似乎成了人们安身立命的法宝，仿佛只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相反，人们对意识形态却趋于冷漠，觉得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虚幻的，是政治欺骗的工具，好像意识形态毁灭人性、压抑活力，因而回避它、疏远它，甚至对之不屑一顾。其实不然，意识形态并非如此不尽情理，它具有多方面的属性、特征和功能，关键是看它为谁服务，为谁效力的问题、研究两方经济思潮必须了解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西方经济思潮意识形态性的含义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明确指出，经济理论具有双重职能，经济学家总是在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上做文章，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是科学研究框架，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西方各种经济思潮既是科学研究框架，又是政治行为框架，为的是给政府提供政策衡量标准。这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科属性的一个基本判断。作为科学研究框架和政治行为框架相统一的西方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决策行为联系密切，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首先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物化劳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化身。人们的劳动成果通过异化过程反过来却支配了人。马克思在剖析了作为生存之本能需要的劳动遭到了扭曲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即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深刻洞察为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蕴藏的意识形态性打开了大门。现代制度经济学对于产权范畴的界定，其准确的含义就是私人财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明确指出明晰产权就是私有化。私有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的论争凸现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国民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瓦格纳认为，思想和观念也是生产力，是精神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包括智力、道德与法律制度三个方面，道德与法律制度毫无疑问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西方思想家威廉·赖希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经济发展对意识形态具有依赖性。实际上，经济学家创立经济学说难以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客观条件的制约，某种意义上他们往往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进行理论建构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创立经济学说之初无疑服务于某个统治阶级，但当这个学说一经创立出来，马上就会被当权者用来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

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哲学》中写到：“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她的学生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秉承了罗宾逊夫人的规范分析传统，在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呈现数理化研究倾向之时，更加侧重于经济问题的规范分析，其许多理论是采用了经济学与哲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许多实际经济问题给予了莫大的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职能。这说明，经济学不完全是实证的，不都是价值中立的，相反，它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经济思潮作为思潮的背后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研究经济思潮，必须对其意识形态性保持警觉。一方面，思潮必然是思想的潮流，不是个别人的思想，一旦到来必然会把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卷进去。另一方面，思潮带有时代性，意味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消退、解散。研究者应该明白经济思潮服务于谁、倡导者是谁。经济思潮作为思潮同其他学科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科学技术存在关联。经济学最早是从哲学分离出来的。亚当·斯密首先是作为伦理学家成名的，《国富论》蕴涵着哲学与伦理学的前提。如今，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推向了其他诸多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生物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试图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一切学科所面对的问题。

学者王振中指出，经济学是与人们的物质财富生产和物质资源分配密切相关的学问，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建立在商品资源短缺而人们需求无限基础上的经济学，充满着爱与恨的情绪，渗透着物欲的诱惑和价值观念的搏杀。因此，在探索这门学问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理性，而且也需要激情。其实，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制度假设和理论前提假设掩盖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著名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分析工具规范化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指出，“西方经济学家的先入之见与其说体现在明显的政治学说上，毋宁说体现在他们所喜欢研究的问题和他们据以进行研究的假设上。”这种揭示很有说服力，它说明基本制度假设和理论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

在刚刚进入新的千年之际，人们在深刻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综观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的历史，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大于社会进步的速度。垄断资本主义以战争、掠夺、暴力为根本特征的外部殖民化阴影尚未彻底消除，晚期资本主义以官僚科层制度为特征的内部殖民化正在向纵深发展。约瑟夫-熊彼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进步意味着动荡。”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等经济主体之间的价值、利益与幸福观念冲突越来越大。财富异化、权力异化和社会关系异化带给人们的压抑感、沉重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剧。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快乐在减少，竞争、痛苦和残忍在增加。行政领域的权力和经济领域的货币日益成为调控人们行为的外在力量。少数国家借助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享乐主义与娱乐道德观盛极一时，并汇聚成意识形态潮流，使传统勤俭节约的行善道德观陷入崩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呼吁，防止工具合理性超出经济领域，应该尽量缩小经济领域的范围，避免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经济化。目前，新殖民主义潮流并没有衰退减弱，个别发达国家仍以仁慈的面目扮演着救世主的身份到处“积福行善”，真实的目的却是在有限经济援助的外衣掩护下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

二、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性的表现

西方经济学各种理论思潮的出现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尽管经济理论本身有其自身的演进与发展规律，某种程度上保持着精神观念运

动的相对独立性，但都是为了解决特定时期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加剧、经济萧条等社会矛盾出现的，其背后隐藏着伦理学、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自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和哲学、神学或者自然科学分开，研究者采取的观点决定于当时认为最为突出的冲突以及研究者对冲突的各种利益的表态。换言之，西方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更替是为了促进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服务于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根本政治利益。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当时的社会特征是不顾一切地扩大积累，增加财富。其创始人亚当·斯密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主张把国家的作用局限在守夜人的范围内。保护私人财产权是古典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主张，其内在理论基础是把私有财产权当做合理性前提，认为个人权利天然正当。经济人假设是自由主义最基础的东西，基本含义是私利导致公益。自私是经济人假设抽象的原则。斯密提出人性自私论假设，主张存在超历史、超时代、普遍适用的人性。其社会公正观认为良好的个人品德如勤奋、节俭、谨慎、专心等与追求财富的本性相辅相成，前者可以在后者中形成，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追求财富可以消灭贫困，进而改变自卑。斯密的基本理论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特定历史阶段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看来却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肯定人性自私和私有制的作用，忽视了人类普遍与共同的利益，是早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意识形态。

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同步。由门格尔、瓦尔拉和杰文斯发起的边际革命，经过马歇尔的整理和提炼，终以完备的理论形态出现。1890年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影响深远。由于社会政治原因以及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上升。这种学派改变了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用边际革命替代了劳动价值论。其前提是效用论，即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边际的含义在于最小效用论。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满足人的欲望的程度和商品稀缺性的程度。劳动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有消极作用。劳动成为满足人的欲望的主体，实现的是效用最大化，进而成为欲望最大化的主体。经济学是在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科学。经济学成为研究欲望的科学，经济学开始引进心理学的知识，逐步探究欲望变化的规律。经济学研究的内动力是欲望，欲望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侧重于从人的欲望出发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并由此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经济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心理，贬低了工人阶级的价值，因而必须重视这种理论的缺陷。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应该是变化的，反对超历史的分析方法。经济人假设也应该从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出发，研究生产关系，而不是微观利益。社会是不能分解成原子的，需要做整体性研究。

德国国民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瓦格纳强调意识和精神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化和精神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生产力包括物质资本引起的生产力和精神资本引起的生产力，并用道德人概念代替了经济人概念。他们否定了原子主义，强调道德人的纽带作用，认为个人和国家都是实体，拥有共同的历史、荣誉、场所和文化等等;反对不切实际的世界主义，民族国家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轴心，主张爱国是一种不可回避的政治责任。他们打破了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自由主义从个人不经过国家直接走向建立人类模式，在幻想永久和平的基础上建立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进而设想构建世界贸易体系。李斯特批判世界主义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批评了自由主义抽象方法的局限性，批判个人利益会自动转化为公共利益的观点，因为这需要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发生冲突才行，但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国家目标应该是强大和富有并举。国家需要统筹考虑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现实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等关系。李斯特批评了自由竞争，进而提出“竞争永远可行吗”的问题，认为竞争引起内斗，内斗导致失败;进而认为市场不能完全放任，不能让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无限制地膨胀。这种经济学说站在国家立场上对待问题，直接指明经济和政治不可分离的关系，带有国家意识形态特征，分析角度独特鲜明。

凯恩斯主义又称财政主义。凯恩斯本人在政府部门长期工作过，其理论学说的政治性不容忽视。他认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而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政府不干预，市场就会失灵。这是对自由放任经济学说的反动与革命，故称凯恩斯革命。他针对自由放任理论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由国家管理原来的个人自由经济，国家同时管理投资与消费两件事情。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政策是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国家干预经济的具体措施是多方面的。国家通过兴建重大基础工程扩大公共财政，扩大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实现再分配，比如征收高额遗产税，甚至没收遗产，可以通过降低利息让坐收利息的富人参加劳动等。凯恩斯主义简称国家统治主义，旨在说明资本主义有计划。受这种经济理论的直接影响，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国有经济。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垄断严重。凯恩斯主义一度增强了资产阶级操控和掌管经济活动的能力，提高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化解了社会危机与风险，延长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寿命。

新自由主义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等。其复兴的历史背景在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局面，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自由主义的再度复兴伴随着意识形态热情和意蕴，一些思想家试图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普遍的原则推广到全世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是国有化后出现问题，重新转向私有化。80年代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和米塞斯，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都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旗手，都是意识形态论者，攻击性很强。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是政治概念，是经济领域的理论拓展到了政治领域，是“市场交易的政治学”。他反驳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认为政府常常是失败的。政府官员都是经济人，都在政治市场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即权力、机会、声誉、职能、薪金的最大化，包括所支配的人财物的规模的最大化。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是不力的，也是很难的，主要是不知情，信息不对称，还容易受被监督者操纵。政府行为是非理性的，政府决策经常失误，政府也会失灵。货币主义学派的科学性成分较强，容易掩盖意识形态性，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强调唯有货币最重要。货币的推动力能够解释和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根本因素。货币的推动力即货币供应量大小。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供应量管理调节经济。他认为，“滞胀’’现象的根源在于货币。货币主义针对的是凯恩斯主义，解决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他认为凯恩斯主义

的充分就业政策不妥，充分就业会带来“滞胀”局面。财政政策很不可靠，原因在于在政治上和操作上是困难的，减税容易增税难;公共财政有挤出效应，即挤掉个人投资额。他因此认为财政政策是错位的、无效的，应该回到以前的自由市场上去。

三、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性的特征

一是潜藏性与隐蔽性。由于西方经济学对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其意识形态性就掩藏在科学性和价值中立性之下，往往不易引起重视甚至被忽视。特别是在应用经济学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具体性，其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显著。比如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是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认为竞争能够推动财富的增长，激发当事人的主观努力;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技艺的提高;使价格合理，品质提高，服务周到等。强调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主张个人利益会自动产生公共利益，经济运行矛盾可以自发调节，经济政策上不需要外在的控制与限制等。上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崛起。供给学派在美国影响很大，特别是里根政府时期，出现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小布什政府也倾向于减税，放松管制，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供给会自动产生需求，使储蓄变成投资;好的政府在于刺激生产，调动生产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的竞争积极性。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养活一批懒汉，增加了依赖性。这些主张表面看来是合理的，似乎不带有什么意识形态性，但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是西方经济思潮与意识形态结合得紧密程度不同。有些西方经济思潮直接就是意识形态，如国民经济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中的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学说带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计划经济会通向对人的奴役，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要拯救人类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他把拯救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当作自己的使命。在经济领域，他主张自由财产权和竞争的信念，针对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西方社会内部的凯恩斯主义发动一场根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运动。新保守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观念比枪更致命”和“把社会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等观点，并试图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寻找战略对手。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学说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有理有节有利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利益不受侵犯。有些西方经济思潮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如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潮，认为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缓解财富不均，征收高额的遗产税缓解社会不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再分配。这打开了一条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道路。凯恩斯主义引起了公正观念的重大深刻的变化，改变了亚当·斯密和新教伦理所坚持的勤劳节俭的伦理观，鼓励消费，刺激消费，强调要消费。宣扬蒙德维尔“奢侈有利，节俭有弊”的伦理观，主张消费是爱国、仁慈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善举，想尽办法让人消费，进而创造需求。凯恩斯主义带来的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社会的问题和精神的问题，如消费主义和大众享乐主义的兴起。有些西方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性比较隐蔽，比如前面分析过的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等。

三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统一，但外部性总体上大于内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治交往中所坚持和贯彻的意识形态原则，所谓内部性是指发达国家内部经济活动中所坚持和贯彻的意识形态原则。每一种西方经济学说的形成虽然都是以本国的实际经济问题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却往往是国际性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无可比拟的主导性地位。虽然这些国家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拥有超强的竞争优势，但发达国家国内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各种冲突接连不断，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差甚远，因而其内部经济活动的意识形态性依然非常强烈。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工资和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阶级差别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消失：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业之外引。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和扩大其国家整体利益，他们往往不惜采取多种手段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为代价，其所显现的国际道德水平并不高。他们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常常软硬兼施，抢夺原材料供应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往往使人觉得只有少数国家的利益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利益。二战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以及广泛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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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