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战争范文

第一篇：全球文化战争范文

文化全球化利弊

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以致西方国家的娱乐业也开始窥视、争夺中国的文化资源。1998年夏季，美国迪斯尼公司推出的影片《花木兰》，就借用中国的传说故事表现美国的文化理念。

如果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说，迪斯尼制作的动画片，产权当然属于美国。但是，国人谁不知道，《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感人的故事?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中国文化财富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增值的手段。倘若人们不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进一步深入挖掘和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和资源，任凭他人随意掠夺，早晚中国的文化资源会被挖空。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

《国家安全学》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根源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是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出现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是国家文化安全形成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古代，由于世界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缺乏频繁的交往，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还不甚明显，文化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也就没有突出出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虽然在古代还没有明确地显现出来，更没有被人们明确地提出来，但却已经作为不甚突出的方面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之一。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在武力上征服，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都已经被彻底打破时，文化安全问题就更为明显了。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任何一个国家都知道，要彻底消灭一个国家，就要消灭其人民，而消灭其人民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肉体上的消灭，这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国家就是因此而彻底消亡而变成历史的;另一条是文化上同化，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就是在文化同化(当然也有一种是融合)的过程中而不复存在的。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以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在近代东西方国家之间文化冲突日益突出和加剧的情况下而凸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

在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中如何保持和延续自身文化的问题，就是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所在。因此可以说，文化安全就是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而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一个国家现存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

国家文化特质的保持是国家文化安全基本的内在前提和构成要素，国家文化特质的延续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长久保障，保持与延续的统一才能构成国家文化安全在时间跨度上的全面要求。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和消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标志就是汉语从来没有中断和消亡。有些文明古国的文明后来之所以中断甚至消亡了，其重要原因和标志也是它们各自的语言文字中断和消亡了。 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之基本内容的语言文字安全，最基本含义就是指一个国家使用自己固有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其次是指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本身不因他国语言文字的影响或侵入而失去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三是指语言文字在内外各种文化和非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保持合理的纯洁性;第四是指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发展能够安全稳步进行，而不至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多于益处的害处。

由于英国在近代的兴盛，由于美国在当代的强大，英语这一本来只在西方部分民族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现在几乎成了世界语言和文字，无情地迫使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这一第二语言，否则就可能被时代所淘汰。英语在当代世界的霸权地位既与美国在当代世界的政治军事霸权地位相适应，同时又在互相推动，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就曾强行在中国推行日语教学和日本文化教育，企图从语言文字方面彻底征服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强迫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的中国人，遭受着难以想象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折磨

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也常常强行把他们的语言文字变成了遭受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主导语言文字，其后遗症至今还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存留着。在西方国家之间，这种语言文字的侵略和被侵略、安全与不安

全，也有突出的表现。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Daudet1840—1897)的《最后一课》，不仅反映了一个爱国主义的主题，而且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言语文字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

其实不仅战争期间存在着他种语言文字对本国语言文字安全的威胁和侵害问题，而且在和平时期和国际交往和交流中，也存在着语言文字的安全问题。当代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政治等等方面凭借着其明显优势占据着世界霸主地位，有意无意间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霸权立场和态度，而且文化领域甚至在语言文化领域也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霸权立场和态度，从而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以及包括生活话语霸权、学术话语霸权在内的话语霸权现象，直接或间接地侵蚀着欠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字，影响甚至威胁和危害着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文字安全。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彻底征服一个国家，不仅仅是要征服他的军队和政府，更重要的是要征服它的文化。正因如此，历史上许多征服者在打垮一个国家的军队，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改变其文化，包括改革其日常所用的语言文字和所执的风俗习惯;而一个被打败亡国的民族，也总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以图东山再起。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被征服过但没有被消灭掉的民族，当今的以色列国就是由这样一个历尽千难万苦而不丢弃自身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民族重新建立起来的。

生活方式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个人内在之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外化，也是社会外在之风俗习惯的个体性活化。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不同，集中表现出来的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样，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也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冲突更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的冲突。

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我们国家的安全战略一向是寻求实现广泛的、一贯的目标。我们总是设法保护我国的安全，保护我国公民和我国的生活方式。”

指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质和精神、经济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等领域的言行模式，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在内，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内;既包括经济生活在内，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既包括私人范围内定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生活。因此，一个人对时间、金钱的消费态度和模式属于他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度和参与模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方式已经超越狭义的文化领域，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

虽然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社会集团，在生活方式上必然存在差别，但在与另一个国家的比较中，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又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同时又区别于他国的特征。这种具有国别特色的生活方式，为国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条件和便利，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文化特质和民族特质的重要内容。

生活方式安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民生活得更舒适、更方便、更自由、更有尊严，因而当传统的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影响这些目标实现的要素时，当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要素可以选择时，那么无论它们是在本国生长出来的还是由他国传来的，国民都是可以考虑对原有生活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以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这是历史进步的要求，并不是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破坏。当然，生活方式的变革应该是进步的、合理的、渐进的，一方面符合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不至于引起社会的过度动荡而危及国家安全。在我国，当前提倡确立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文化安全的本质决定了研究文化安全必须考虑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不考虑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文化安全的问题。

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和现存文化的特质性存在并非都是合理的、积极的、先进的，相反，其中可能以至必然包含了一些甚至许多不合理的、消极的、落后的因素，这些因素已经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必然受到新生文化的威胁并最后消失，而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的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任何“维护”和“保障”的主观努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真正有意义的、进步的文化安全活动或文化安全工作，并不是去维护和保障已经丧失合理性的特质文化，而是去推进和保障正在生长并具有进步性的新文化。这就产生了国家文化安全中的一个重要矛盾：文化的民族特质性与文化时代先进性的关系，也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先进性的关系。如果只看到文化安全是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就可能把文化安全只理解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现存文化的存在，防止对民族文化的威胁，而这种做法不仅不能真正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反而会使文化陷入更大的不安全。这样的做法，必然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行为。

在文化安全问题中，不仅存在着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先进性的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民族性、先进性与文化的世界性、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就可能在无意中妨碍国家文化安全，甚至是在维护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名义下干出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事情来。

在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安全的本质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性、先进性在文化安全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

首先，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事实，应该具有一种宽容与包容的态度。只要其没有直接损害和威胁国家主体文化，就应该允许其存在，并把其作为主体文化的有益补充。当然，对于那些确实已经腐朽和落后的文化，不管是其他国家传进或者渗透的，还是本国历史上固有的，都是国家安全活动或工作需要摒弃的

其次，文化的世界性是存在于文化的多样性之中的一个必然性事实。不同文化不仅各有其特质，而且还有其共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样性文化中，始终存在着被整个人类认同的共性，而且在人类越来越被联系为一个整体的时候，这种共性就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也越来越多。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文化安全绝不能成为拒绝人类共同文化的借口。如果借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而拒绝文化的世界性，拒绝接受世界性文化，那么必然把本国隔绝与世界，必然使本国在与世隔绝中走向衰落，最终不仅不能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而且还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不安全。

文化安全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文化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

在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中，既包括难用先进性衡量的文化特质的差异，也包括能够用也应该用先进性衡量的发达程度的差异，而前一点恰恰就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所在，后一点则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民族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则在于文化的先进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也是文化是否安全的根本标志，但文化的民族性既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更不能保障文化共同体整个文化的安全。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近代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中国清朝末年“帝党”与“后党”之争，“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对立，以及五四前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观点的争论，各种人物和党派的政治活动，都不仅直接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而且同时也涉及到了文化安全，人们常常把国家文化安全等同于传统文化的安全，或者等同于现存文化的不受侵害。从表层来看，国家文化安全确实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现存文化的不受侵害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必然联系，与“文化渗透”、“文化霸权”直接对立，包括抵抗“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保障现有文化，包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等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破坏。但是，从本质上讲，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等一切文化形式，在历史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虽然脱离不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但它更根植于本民族新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中，也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从历史上看，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且现在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也曾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化，而且也已经成为当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当代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早已经不是纯而又纯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不仅蕴含着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传统，而且更体现着当今中国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告别封建帝制，迈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近代西方的许多优秀文化成果，早已“渗透”到了当代中国文化之中，并且在这种“文化渗透”的过程中，时常还伴随着“文化霸权”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是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搞“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的双重性。这就如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客观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样。“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但是在客观上，“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抗击外来文化冲击，以确保国家文化主权不被威胁的一种文化状态

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否就是对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呢? 由于外来文化所带有的侵略性对本民族文化的损伤如何补偿?

全球化背景下肩负厚重历史文化传承的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全面挑战?

第二篇：全球化的文化动力

《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读书感

本书的作者是(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经过我对本书的阅读，了解到了此书所表达的内容。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地震——文化全球化，它几乎涉及地球的所有地方。文化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大承诺，也非一种简单的巨大威胁，而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多元化的挑战：原先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传统如今陷于崩解，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多种选择。如果说这一巨大的挑战即是个人和集体都得到更大的自由，那也不算过分。人们若珍视自由，就不会厌恶这一事态发展尽管理会为它付出代价。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无休止的相对化和狂热式的反应二者间寻求一种中间立场，也就意味着在欣然接受和拼力抵制二者之间，在争取全球同一和实行地方孤立二者之间，寻求一种中间立场。本书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这并不是不可能，答案就在本书之中。

全球化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什么是全球化?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全球化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极其突出，但其在文化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影响。不可磨灭的是全球化确实有利于文化传播与交流、有利于教育普及。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不仅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还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有人质疑：在全球化带给我们有利方面的同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迅速扩张，消费文化日益盛行，世界文化呈现出趋同或融合的趋势，这对我们的传统本土文化的发展是巨大的冲击。

《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化和跨地区贸易究竟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我认为：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可以理解为几种情况的文化多样性。第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多样性。从这个层面上讲的话，文化的多样性是减弱了的。当一个国家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利用现代媒体传播技术将自己国家的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并被其他国家所认同，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吸收这种文化，将这种异国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就得到这些国家的共享，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多样性的差距就减少了。第二，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当一个国家吸收了其他一个或是多个国家的文化时，这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又丰富，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必定是增强了的。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传播、交流、融合产生出一种或多种在原质的基础上具有新质的文化来，那么，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比如历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都异彩纷呈，各有特色。中国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包括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世界的例子有很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孔子学院，向世人展示了我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它秉承了孔子“和为贵”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国文化走出世界，很多外国文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中国文化。他们从老子的著作中发现中国古人对宇宙生成说的初步设想，也从中找到对当今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环境保护思想，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从中他们看到了现代人应该具备处理的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从中国文化的家庭伦理中，他们看到了可以改善当代西方家庭伦理关系，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种种社会规范;从《易经》中外国人更是读出了当代计算机二进制的原理;而一部《孙子兵法》更是成为世界军事院校的经典教材。 以上这些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出国门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打开国门，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激荡，与中国文化相互碰撞，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呢?当今的文化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充斥于世界。可以说西方文化意识和西方文化习俗正在日趋全球化。无论是在服装、食品、电影、电视还是在建筑设计方面。美国更是凭借其技术和资本优势，特别是在多媒体、互联网络、卫星电视的方面的强大优势，以其自由化为借口，积极打入外国市场，进行文化渗透又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这对我们的文化多样性造成巨大的威胁。典型代表——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当好莱坞电影向全球市场渗透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它代表了美国文化的出口，或者说他催生了一种新的、超越了特定美国起源的全球文化。不管是好是坏，好莱坞电影在努力地迎合全球观众的心态，具有强大的普世性，当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人看到的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蕴含在电影中的文化内涵，这才是影响人思想的关键。韩剧对中国影视剧市场的占据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也是同样的缘由。中国香港电影对中国电影具有代表性，在巅峰时期，香港每年出品的电影数量要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并且在出口方面仅次于美国方面，但是香港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不大。这就是如果当非美国电影想打入外国市场，也必须争取普世性。如成龙的电影《红番区》在美国市场获得成功。然而，制片商还是对电影做了部分删除以迎合美国观众。所有的动作场面都保留了下来，但讲述成龙与女主角关系的段落被大量删除，因为梅艳芳在美国很少人知晓;另外则是这段关系体现了“中国人”爱情观中的义务与忠诚，而不是西方人的那种性爱浪漫。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中的典型代表，庆祝民族节日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体现和民族情感的表达。中国的民族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逐潮流，热衷于过一些洋节，如：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等等。我认为适度过一些洋节娱乐一番是不为过的，但是，让我们的传统节日受到冷落，漠视本土文化确实是不应该的。

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是人们常争执的焦点。许多左翼批评家认为：今天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它打破了其他地区传统的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的渗透就在于帝国主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上。”反过来，保守主义者则担心西方传统与非西方传统文化的融合最终摧毁前者的特殊性。其实，所有成功文化都带有综合的特点，只有与外界保持吸收、交流的状态，文化才能持久更新，而不走向自我封闭。只是，相对弱势的文化可能需要面临更多的调整与转化，但是，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第三篇：探寻世界健康睡眠 体验全球睡眠文化

慕思吹响“健康睡眠文化之旅澳洲站”集结号

探寻世界健康睡眠，体验全球睡眠文化。

日前，第四届慕思“全球睡眠文化之旅·澳洲站”首先在昆明启动，超级巨星古天乐、Channel[V]著名主持人李晨等助阵，慕思随后将会带领部分消费者、媒体以及慕思经销商等，前往澳洲探寻澳洲睡眠文化之旅。同时，慕思还启动了全民大回馈活动，凡消费者进店(慕思全国专卖店)或购买慕思产品，都有机会获得神秘大礼一份。

慕思启动“全球健康睡眠文化之旅澳洲站”活动

日前，全球健康睡眠资源整合者慕思全球健康睡眠文化之旅，再次盛大起航，首站启动仪式在昆明世纪金源宴会厅举行，超级巨星古天乐、Channel[V]著名主持人李晨、慕思总裁姚吉庆、慕思营运中心总经理盛艳、当地经销商以及消费者等欢聚一堂，共同开启“慕思全球睡眠文化之旅·澳洲站”的序幕。 作为“慕思澳洲睡眠文化之旅”的启动首站，昆明备受瞩目，启动舞台搭建以T台走秀为主体，国际时尚元素十足，充分诠释了慕思全球健康睡眠资源整合者的定位。现场被布置成“梦境空间”，穿越梦境之门，有不同的梦境旅程，感受别样的健康睡眠文化。除了梦境营造，现场精美、优雅的梦幻丝带舞、澳洲风情走秀、古天乐梦幻献唱、明星互动，带动现场嘉宾、消费者掌声连连，启动仪式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据悉，为了普及健康睡眠，引起更多国人关注健康睡眠，慕思此次“澳洲睡眠文化之旅”，将陆续在天津、武汉、长沙进行盛大的启动仪式。

古天乐助阵，慕思健康睡眠系统全民大回馈

8月4日下午，古天乐前往昆明慕思专卖店体验了其新近推出的“第三代T-5智能化健康睡眠系统”等产品，并表示慕思的睡眠产品很不错、很舒服。记者在昆明居然之家看到，伴随着本次慕思全球健康睡眠文化之旅澳洲站的启动，大量的消费者走进慕思专卖店，体验、选购健康睡眠系统。有消费者朋友表示，慕思对健康睡眠文化的大力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如何选购合适的睡眠产品，即使不买床，了解如何让自己睡得更好，体验慕思的产品也是值得的。

对于消费者来说，备受关注的还有本次“慕思澳洲睡眠文化之旅”的名额，据了解，为了更加公正的选取澳洲游“幸运者”，凡参加本次 “买慕思游澳洲，享音乐睡眠”活动的消费者，买满5000元即送澳洲游抽奖刮刮卡，有机会获得澳州游的名额。

慕思营运总经理盛艳表示，慕思邀请全国的幸运消费者去澳洲，主旨在于让更多的国人感受澳洲独特的睡眠文化，探讨中国与澳洲的睡眠文化差异、倡导健康睡眠理念、帮助全民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

探访世界健康睡眠文化

8月4晚，“慕思全球健康睡眠文化之旅澳洲站”启动仪式在春城昆明举行。启动仪式上，慕思营运中心总经理盛艳发表了致辞，她在致辞表示，为了整合全球健康睡眠优质资源，自2009年始，慕思就首先在行业内开启“世界睡眠文化之旅·欧洲站”，堪称是国内寝具界的“文化盛事”。

2009年，慕思启动的首届消费者欧洲体验之旅，行经德国、比利时、意大利三国，整个行程以见证为主，在游览欧洲美丽风光的同时，慕思整合的欧洲优质睡眠资源供应商、睡眠领域先进科技首次进入消费者视野，引起了国内媒体广泛关注。

2010年，慕思启动第二届欧洲睡眠之旅，“睡眠文化之旅”一词被首次提出，参与人群也从消费者扩展到知名媒体、优秀经销商、幸运网友。该届文化之旅从德国到比利时，从法国到意大利，感受欧洲睡眠文化、探访供应商，同时还见证了慕思与世界品牌巨头兰博基尼在寝具领域的历史性牵手。 去年，慕思发起第三届欧洲睡眠文化之旅，这一次的睡眠之旅把“文化”二字落在实处，慕思在国内的三站宣传即邀请各路文化名人发起“睡眠与六根”的探讨，并把这种身体力行延伸至欧洲——在法国闻香、去枫丹白露看皇室寝宫、领略瑞士的精密制造、触摸意大利的好设计、感受丹麦的慢生活„„把对睡眠的关注上升到生活方式层面，境界更上一层。 普及健康睡眠，慕思永不止步

今年，慕思的第四届睡眠文化之旅开启新的航线，走向澳洲。谈及这一变化，慕思总裁姚吉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慕思欧洲之旅做了三届，每一年的探索之旅都让大家对睡眠文化的理解加深一层，对品牌本身的启发也很大。欧洲之旅是一个很好的起步，但作为一个全球范围整合优质睡眠资源的高端寝具品牌，我们的关注点不会仅仅拘泥于欧洲，而是会拓展到全世界。 有专家分析指出，慕思的快速成长，正是瞄准了国人对品质生活、健康睡眠追求意识的苏醒与萌动，同时，慕思“睡眠文化”的品牌运作，也为中国品牌全球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示范，在某种程度上，它的视野格局、创造力与品牌张力甚至已超越国际同行。

有资深业内人士表示，慕思对全球睡眠文化的探索与追求、对健康睡眠的普及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今年，慕思“全球睡眠文化之旅·澳洲站”，首先在昆明拉开帷幕，标志着慕思为推动睡眠产业的发展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第四篇：广告文化论文浅谈广告全球化传播与文化安全

浅谈广告全球化传播与文化安全

088313142 殷冠男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之间文化的渗透和冲突越来越频繁。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它不仅要在本国传播，而且要跨出国界，融入世界经济文化的大潮中。广告传播中所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有目共睹，它是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还是促进了人类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文化的交流?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

文化是个很复杂的系统。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个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

在营销活动中，追逐利润和谋求发展也许是普遍的规律，但在不同的市场上，这一目标的实现方法和手段也不尽相同。就其原因，就在于营销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行为，它与社会风俗、文化偏见以及人们的意识观念、价值取向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美国广告界知名人士迪诺.贝蒂所言：如果没有人做广告，谁能创造今天的文化?你又能从哪儿为文化活动找到比一种广告媒介更生动的宣传方式呢?国际上的知名企业早已不把广告仅仅作为推销产品的营销手段，以此来传达企业经营理念，塑造与提升企业整体形象。即“先推销文化，再推销商品”。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处在大碰撞、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全球化广告传播变为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任何一种传播方式，成为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最有力的助推器之一。当前品牌竞争已成为经济竞争的决定因素，而决定品牌价值的背后是文化支撑，以品牌支出为代表的全方位输出已成为国际资本大流通的亮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珠联璧合，呼应进军，正在造成弱势民族文化的“断裂”，附加于商品之上的西方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全球化不仅为广告传播带来了广阔的舞台，更带来了重重矛盾，最主要的表现即“文化冲突和文化消失”。通常情况下，全球化广告传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文化适应模式，二是文化变迁模式，三是全球化标准策略。无论是哪种模式，弱势民族文化都面临生存威胁。 因此，在国家、民族还存在的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是必要的，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各民族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广告作为物质文明与不同价值观传播的重要阵地，更多地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窗口。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可口可乐、耐克、万宝路、麦当劳等品牌的广告宣传，美国文化中那特有的对“英雄主义”的狂热崇拜精神，那“征服与超越”的那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信，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那种粗犷、奔放、自由而不失幽默的美国精神等，便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大众流行文化。这些品牌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代名词，使消费者潜移默化地体验着美国的文化。不过，虽然以可口可乐、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消费文化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出现弱势文化消亡的现象。相反，各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渗透中，越来越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积淀而来的，它根植于民族心理中，更偏重于精神意识层面，不会轻易质变。各国不同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渗透与融合，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手段，广告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形式之一。

广告传播中的文化渗透表现在：

广告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是人们所创造的经济与文化的最佳结合。广告传播既是一种商业宣传，更是一种文化传播。它不仅影响并引导人们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气、社会文明。广告传播了人类最时尚的文明信息，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同的生活理念，进而接受了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广告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通过塑造一定的价值理想来影响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广告塑造的价值理想，或追求健康美丽，或寻求人间友爱，它必须通过积极向上的形象，来引导公众的价值需求，帮助社会营造一种良性的文化空间。

广告传播在引领世界潮流中接受当代强势文化。如“摇滚文化”、“追星文化”、“怪异文化”、“我的地盘听我的”等，传递了异类的文化信息。那种五花八门密集轰炸般的视觉表象，配合震耳欲聋竭斯底里的听觉表象，最大限度地发泄着人们的浮躁压抑、无归宿感和价值重心的感受与情绪。西方MTV音乐频道入主中国，使附着在音乐背后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极为明显。一些年轻人努力追求的“酷”装束时尚、半土半洋的口语交流，都表现着外来文化对中国当前社会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广告传播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全球化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封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化难以自主地被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碰撞。尽管有互相吸收借鉴的地方，但是弱势文化终归难敌强势文化的冲击。在国际广告舞台上，中国的声音非常弱小。1996年以来国际嘎纳广告奖评审，几乎没有中国广告的位置。国外广告咄咄逼人的态势，反映了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实力。经济全球化成为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基础。发达国家挟其优势，以多种方式叩开了不发达国家的门户。

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目标价值各不相同，且长期积淀，根深蒂固，不可能随着经济标准的统一而统一，文化多元化是不会消失的。相反，越是经济全球化，文化的渗透与冲突越激烈。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作为经济文化先锋载体的广告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挑战在于广告全球化传播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冲突，而机遇在于把这种冲突转化为双方共赢的策略。

全球化广告传播给我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首先，通过广告传播，应在更大程度上借鉴、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在中国进行的广告传播，给我们带来了物质文明与先进的理念，并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排斥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推进文化的全球化。其次，通过广告传播，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世界成功广告都是通过传播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广告传播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本土文化的输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应始终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作为广告传播的主要内容，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使它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因此，在广告艺术表现手法上，要多运用中国特有的诗词、民歌、谚语、书法、国画、戏剧、音乐、建筑等艺术风格，将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让全球消费者不断认同和了解中国文化。

文化的产业化是发达国家文化扩张的重要政策，是占领世界文化市场的重要产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给落后国家的文化产业施加了压力，其中广告传播是文化产业化的突出表现，我们已经感到发达国家文化输出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必然会形成内在的改革文化管理体制的动力，使我国的文化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按照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大力加强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声音，并输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只有主动出击，才能热

切参与民族文化安全的保护，也才能自觉抵制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

大规模的广告传播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融合，其中积极的和负面的因素同时存在。广告传播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的威胁，是在于“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对于西方广告文化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如企业竞争观念、公平意识及效益原则等应予接受，而对于其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必须加以鉴别。我们要以自己的优秀文化为后盾，采取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保护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

立足传统文化，保持鲜明特色。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中凝集沉淀下来的最为可贵的东西。尤其是作为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在其传统文化里出现了大量具有表现顽强不屈、奋勇进取的文化现象，我们在传播商品信息的同时，应弘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如孔府家酒广告中的“叫人想家”、人伦亲情、血缘文化，红豆衬衫的“红豆诗”等。可以说，传统文化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广告人要善加利用。全球化广告传播要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兼容外来文化之精粹，在各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融合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我们要舍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才能有效地实现广告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坚持文化创新，不断有所发展。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对于民族文化最有效的保护就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最有效的继承就是与母体血肉相连地不断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才有生命力。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著名的“海尔文化”就是融合东西方文化于一身，在继承中创新，在引进中消化，最终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

克服思维定势，增强全球化传播能力。在文化市场中，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打出去”，不仅要大力出口一般商品，更要积极出口文化商品。要在广告传播中融入独特的中华文化，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仅能避免广告淹没在信息洪流中，还能使中华文化在世界大放异彩。当然，民族特色应选择各国受众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国际广告传播中，我们要增强自己的全球化传播能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人们的品位和偏好都在趋向统一化，由于任何地方的人群都因为相同的原因而需要相同的产品，因而企业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标准化的主题统一广告宣传，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理智地对待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精彩地影射出当代全球化的意义，即一个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活动，不仅是单纯地属于本民族，只在本国本民族中得到交流和享用，而是从国家和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具有某种共同共通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的关系。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利益是并不相同的，但趋向却是从封闭、隔绝、拒斥而走向超国界的交往与交流，走向全球性的文化共享。

世界各国文化正向趋同方向发展。我们对外来文化不能“一棍子打死”，毕竟任何文化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如果我们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和交往，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广告传播要在对母国文化与目标市场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巧妙寻觅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并架构起东西方文化连接的桥梁。

面对强势国家通过广告传播进行的文化渗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强势地位必然造成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强势地位。特别在当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

代，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内容。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就能够在世界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人们都说，广告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广告传递的信息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广告传播扩大了人类文明的成果，改变着许多民族的原本的文化构架。美国评论家波特在分析现代广告的文化功能时说：“广告对社会的影响，目前已发展到可以与拥有悠久传统的教会和学校相匹敌。广告支撑了各种媒体的发展，在大众兴趣的形成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广告已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于广告传播是否破坏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安全，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某个历史阶段或历史过程来考察，只要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对全人类有益的。我们无意极端扩大广告传播的文化力量，但由于广告传播本身的重复性、大批量化，其隐性的文化影响力不可低估。

我们要始终坚信：广告全球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信息资源共享，使人类文明的交流突破历史强加的局限;同时，又在世界文化舞台中表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形成开放、自由、平衡、多元的国际文化传播新秩序。

第五篇：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

——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

作者：袁祖社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04 年7 月 来源日期：2009-6-3 本站发布时间：2009-6-3 0:11:04 阅读量：572次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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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 世纪的人们所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业已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全球公民社会”,它是对近代以来以“现代性”为理念支撑的“原子式社会”的反思、重构与超越,旨在实现人类实践经验与精神文化观念的全面共享。“全球公民社会”秉持“世界公民”的生存理念观,着眼于“世界公民人格”的养成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化育,表现为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规范———宪章、规则、目标、机制等。全球公民社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根据,它自身禀赋着多方面独特的功能性特质:一是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二是化解全球自由市场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有限生存之冲突,探寻两者间必要张力生成的可能性空间;三是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谋求全球公共秩序与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全球化; 全球公民社会; 世界公民人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探究———当代公共哲学的理论视角”(批准号03BZX015) 中期研究成果。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影响、制约人们生存、活动和交往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全球化带给人们的丰富想象与诸多期待中“, 世界一体化”、“世界性社会”、“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体”等事实上构成一种主体性景观描述,即21世纪的人们所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业已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公民社会”。

从当下人类经验来看,关于世界公民社会图景的想象与提出,虽仍不免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理想色彩,但作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不懈追求的一种公共秩序追求与公共生活信念,即一种集“生存”、“利益”、“命运”等多重意涵为一体的新质的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直接反映,上述描述就不仅仅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虚幻或应然的理论设想,在当下它实际地表现为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为全球社会不同民族和国家所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运动。

一、近代“国家”本位观的反思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文化诉求

面对全球化,生存于当代条件下的人们有理由追问:如果人类社会是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整体,那么在这种合作正在遍及全世界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期待世界性“公民社会共同体”的出现呢? 事实上,这种期待首先可以从当今人类所普遍持有的四种基本意识中得到说明,即从我们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的人类学意识;把人类视为在同一生物圈中有共同人性的生态意识;对我们所共有的责任和团结的公民意识;以及基于一种批判精神和对相互理解的需要的对话意识。[1 ] (P11) 今天,虽然跨国性的公民社会、国际性公共领域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日趋强烈的意识正在形成,但全球性的共同体文化却还远未实现。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的结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实体) 的分立式结构。特别是近代以来,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更成为公认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单元(实体) 。这一单元(实体) 担负着管理人们社会生活,整合人们社会关系,维系正常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这种分立式社会结构具有自主性、自助性、自足性。当今的全球化过程已经并不断地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越来越充分的选择机遇和生活空间,人们原有的阶级局限性、国家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相应呈现出弱化趋势,遵照平等互利、互补互济原则从事世界性交往的人们,日益突破原来那种单向度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等羁绊,自觉地培育和不断增强自身生活与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这种互为主客体的交往中,人们信守着同等的规约,无高低贵贱之分,无“中心”与归属之念。总之,随着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扩张和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形成与日益强化,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原子式社会受到严峻挑战。

(1) 自主性开始削弱。一是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全球贸易以及全球问题的制约,从而表明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和发展战略与目标的实施已难以做到完全自主,经济自主权受到打击;二是与此同时,政治自主权受到威胁,国际干预的力度空前加强,人权、民族主义乃至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存在着被国际共同体干预的现实可能性;三是文化自主权面临“文化霸权”挤压,而这种霸权却以更加精致的面目出现,它以高科技为基础,有着难以否认的合法性。国际传媒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因特网的开通更是文化自主权受到挑战的最新体现与证明。

(2) 自助性被弱化。自助性关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国内意义上的统一的政治权威,所以显现为无政府状态;二是国家利益具有对抗性,因此世界各国不可能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人类社会的现实表明,尽管国内意义上的统一的政治权威至今尚未出现,但国际机制的权威性却与日俱增,它体现为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对各国约束力的加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被逐步控制与改变。不同国家的利益虽有冲突性的一面,但并非没有相容性的一面。更何况人类共同利益日渐凸显,它要求摆脱自助性而走向对话与合作,否则在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生存利益) 无法保障时,各国的国家利益将变得毫无意义。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毒品泛滥、爱滋病肆虐,这些关系人类整体命运的问题在一个强调自助性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3) 自足性被超越。在通常的理解中,自足性与农业社会、特别是与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工业社会虽然打破了农业社会的自足性,实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但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工业社会仍然是一个原子式社会。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足性,并以国家为轴心,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和制度的安排,管理的模式无不体现出国家中心主义。20 世纪60 年代以后,这种自足性开始显露出其脆弱性的一面。由于经济领域日益深化的相互渗透与依存,国家在物质上的完全自足性已愈来愈困难,它必须从国际社会中寻找市场、资金、技术,否则有被开除球籍之危险,而一旦经济上融入全球体系,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模式、制度框架的调整以及角色的重新定位。

民族国家的削弱确实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人眼里,全球化意味着非民族化,意味着民族国家及其政府会日益失去行动能力和塑造力量,因此当经济活动冲破国界向全球扩展的时候,当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 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膨胀的时候,人们开始为一种他们认为是危险的趋向担忧:民族国家作用被削弱,有效主权空间被逐渐剥夺,边界、国籍、民族认同、民族统

一、民族文化等国家基本要素受到侵蚀。于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开始关注民族国家的未来,并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发出了维护主权、维护民族统一和加强国家作用的呼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并不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而是指“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体”,后者是“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主权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帝国或城市国家) 的国家”[2 ] (P78) 。其典型的特点是地域性和政治集团的统治。这种政治的共同体只不过是笼罩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上的外壳。真正作为国家基础的则是隐藏在其内部的“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在削弱民族国家的同时,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真正展示了出来。所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将逐渐被各民族文化上的对立所代替。因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打破了“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地域性,而且削弱了它对社会的政治统治,使其职能进一步转向社会发展领域。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价值而不是政治集团的价值成为其价值选择的依据。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对文化经验的共享,其实质是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纳入同一人类共同体的生活之中,各种不同文化必将发生碰撞和冲突。因此,传统“原子式社会”结构与功能的重塑就成为必然。

二、“社会”之群体主体凸显:“全球公民社会”场域的历史生成

首先,全球化对以民族P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原子式社会”的深层解构,促使传统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格局发生了一个最具本质性的重大的变化:国家的意义逐渐缩小,社会的意义不断上升,人类社会生活开始突破国家界限,发展到可能意义的全球范围。

全球化背景下,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这些新质的出现,造成无数私人空间的延伸及个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扩展,进而将国家从原来的意义上逼退。虽然国家,甚至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共同体,还是许多问题言说的现实语境,但情况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国家虽是较大的共同体,却不再是最大的共同体;是社会政治哲学的较高环节,却不再是最高环节。即使关于国家的考虑在一些政治构想中仍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已经很难说是全部的考虑所在。因为,如果国家利益和国家本位总是终极标准,而没有一些从人类前途和共同发展方面的考虑的话,也就没有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就很难有一个正常、均衡的国际秩序了,从而也就不会有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与“国家”意义的缩小相对应,“社会”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出一种不断上升的强劲势头。当然,此处所谓“社会”已经是一种新质的社会形态,而不只是与国家相对的规定物。原来社会是在服从国家的前提下只与国家结成统一体,社会带有明显的对象性的印记,现在社会从国家中走了出来:一方面,社会本身的意义扩大了,另一方面,国家成为达到社会的必要环节,社会成为包含国家在内的,在量度和质度的双重意义上得到扩展和深化的新东西:不再仅仅与国家相关,而是成为包含国家在内的新的成长力量。总之,在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相对于国家意义的缩小,社会意义的放大成为经验可以把握的事实存在。这一事实意味着,社会生活从“国家———社会”发展到“全球社会”,这种“全球———社会”也就是“世界———社会”,或者可以称之为“世界社会”。在新的情势下,社会可以包括国家,国家成为社会的重要环节。当然,国家仍然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在国家范围内所演绎的社会生活也是现实存在,只不过国家不再是社会的最后界线了。虽然还难以准确描述社会的新的规定的具体内容,但它必然是一个与国家之间实现了辩证同一性的、具有更为复杂联系、诸多因素、方面相互有机耦合的新质的活性的结构体。

其次,全球“公民社会”场域的呈现。当代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在20 世纪90 年代,明确提出了一种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理想的主张:“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地方的人们,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会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供给,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应得的权利,二者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协会和自治机构里确定下来。”[3 ] (P246) 应该说,这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洞见。显然,此处所谓“全球公民社会”首先是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的理想,同时它还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宪章、规则、目标、机制等等。作为一个复合性概念,其主要特征:一是从历史理论需求和现实行为标准来看“, 全球公民社会”应当是多元化的,而在实际行为评价标准层面上却应当是一元化的。这是因为国际社会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不同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因此,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必须坚持一元与多元的统一;二是从本质规定和表现形态来看,“全球公民社会”在理论本质上应该坚持某种同质意义上的全球性普世性规范,而在实际表现形式上却应是某种散裂意义上的本土化、区域化的民族规范。因为全球化只是意味着全球整体关联性的增强,并不表明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因此消失。真正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只有具备如下两个条件才是可能的:一是只能建立在多元文化传统的相互对话和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任何单一的同质性既定原则上。也就是说,一种能够为全球化时代各地区、各个国家所普遍认同并实际承诺的共同体及其规范,只能是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平等参与和对话的契约性产物,绝对不可能是任何普遍性掩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单一市场逻辑扩展甚至政治霸权主义的结果。即现代全球公民社会不应该成为“为跨国公司的经营及资本的流动排除障碍,帮助资本主义市场扩展”[4 ] (P25610) 。质言之,全球化引起的包括生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反恐问题、贫困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使得“共在”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状态日渐显朗,它们从客观上促使人类在许多方面需要达成全球一致的基本理念和共同规范。同时全球交往中所存在的问题,如经济冲突、文化价值冲突等问题同样需要人类建立合理的规范。“我们怎么才能建立一种非霸权的全球化模型?”马丁·奥尔布罗说:“在这一时刻,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8 ] (P78) ,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的确需要一种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秩序的达成。这就不能不促使人们普遍在思考: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如何成为可能? 换言之,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如何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着眼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功能性特质,对此可从以下几点展开分析。

功能之一: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交往主体,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也有新出现的。即使是传统上的交往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以确保全球交往的有效进行。此处所谓协同就是对于一切分歧都主张平等讨论和协商,求同存异,尽可能多地去理解周围那些正处于变化中的环境条件;尽可能多地理解我们所肩负的新责任;这种责任将深刻地蕴涵于我们与地球的已经改变了的关系中;所谓合作,就是实践上的相互支持、相互联合,共同承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职责。

现代国家关系与国际规制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自私、理性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有可能通过合作实现自身利益。而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可以为国际合作架设桥梁,使合作稳定有效,因此,协同、合作而不是冲突才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这种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基欧汉这样界定国际合作:首先,合作不同于和谐,和谐是指行为体自然而然地有利于他人目的从而达成的利益一致状况;其次,合作更不同于分歧,分歧经常要求对方改变政策而适应自己,当这种企图遭到抗拒的时候,就产生了政策冲突;合作是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的一种反映,是各种行为体通过谈判使政策协调到彼此相适应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就产生了。[9 ] (P5114) 。

功能之三:责任大于自由———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地席卷世界之际,许多超越民族国家地理疆域的国际层面的公共事务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跨国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激增,全球公共问题日益广泛地涌现。另一方面,传统所谓的“国际”与“国内”事务的界域受到挑战,在军事安全、经济事务、环境等诸多领域内国内事务日益上升到跨国层次。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式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国家都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参与选择的结果都部分地取决于其他参与者所做的选择,收益也部分地取决于其他成员的影响。

全球公共事务由于突破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而在世界范围内又不存在一高级权威,这就使得这类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人们要么寄希望于全球范围内同意的中央权威的形成如霸权政治,要么寄希望于各国间的一纸契约而对违规者一筹莫展。各国政府以国家地理疆域界为基础解决问题的狭隘个体理性模式导致全球问题的潜在恶化,全球公共利益经常不能够得到应有的维护。这就是说,目前已有政府组织及政府间组织均不能凭借现存力量有效解决全球公共问题,国际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迅速增长与现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形成鲜明反差:“国家不仅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以至于无法解决小问题。”[12 ] (P9)这样以来,全球治理的主要重担,就必然要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来担承。所谓治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所做的定义是:“治理是公私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13 ] ( P76) 由此可见,所谓全球治理作为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是一种给超出国家能力范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带来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决办法的努力,它是全球公民依照某种普遍认可的规则,参与及管理各层次国际公共事务并形成新的得到认可的规则或制度,从而建立并真正确保全球公共秩序。全球治理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全球性公共事务,这类事务是多中心的、分散的。这种多中心、多层次的全球公共事务的存在,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国内社会意义上的秩序,它无法由集中的行政机构通过颁布和强制实施的法令来完成,而只能通过自发的、非集中的全球公民社会治理来完成。显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型国际关系日益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反抗与抵制,以独立、平等参与和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民主化社会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它们的日益成长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而且改变了国际社会以国家为中心的局面,在表达公民利益与需求、重新配置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除民族国家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外,世界各地公民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广泛深入参与及获得发言权甚至决策权的愿望,包括那些在全球问题和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发达的地区或群体。

综上,全球治理反映了从民族国家中心观的治理模式向全球公民社会为中心观的转型,表明了人类的政治生活正从国家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形态转化。反过来,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实践又有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形成与全球化的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全球公共管理,突破民族国家及其体系的局限,提高民间社会在治理中的作用,以和平手段调节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以协调与合作代替冲突与暴力,以对话代替对抗,净化全球社会环境,保证全球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公正秩序。[14 ]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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