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

2022-04-29

【摘要】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了当时社会对于人文精神的思考，不过，那场人文精神讨论是在中国社会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也是针对文化界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篇1：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经验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全球化与本土化、西方中心与东方本位、普遍性与特异性、西方霸权与民族主义等问题的探讨使得全球化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全球化的影响有着见仁见智的理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4年10月6日至10月9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艺争鸣》杂志社协办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的代表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的各位老师，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会终结？

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其前提是文学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美国学者J·米利斯·希勒认为电影、电视、因特网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取代印刷机，电影、电视、因特网产生的大批形象，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新的电信技术越来越取代文学，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逐渐要走向消亡。对于米利斯·希勒的这个观点，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教授首先给予了批驳。童庆炳教授认为，米利斯·希勒和许多学者把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学的消亡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等同了。米利斯·希勒所论证的，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文学必将消亡，而是说明了文学正在走向边缘。文学之所以在高科技时代，在图像艺术冲击下仍然不会消亡，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文学所创造的是一种内心的视像。一般而言，电视剧、电影是一种外视图像。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是媒介，但又超越媒介。当一个作家在运用语言文字处理自己的思想感情时，实际上已经在悄悄变化，语言文字变成了一种气韵、气势，作家的一切都不自觉地投入进去，他的经历、体验、思想、感觉、感情、联想甚至人格都融化到语言当中去了。语言已经混为一个整体的东西，不再是单纯的、表达某种意义的语言媒介了，所以文学语言构成的这种丰富的体验就不是其他媒介轻易可以翻译的。其次，人类只要还有情感需求，还需要表达，文学就不会消亡。既然文学有自己独特审美场域，有自己独特的“指纹”，它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缘化，文学是不会终结的，文学不会终结，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才会生存下去。

东北师范大学孙中田教授梳理了全球化的诸多提法，并指出即便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文学是不会消亡的，文学理论也不会消亡，但是它在变，它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我们研究文学问题不能从一个固定的概念、结构出发，把文学及其理论固定在某个框架下，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打开封闭的状态，做到中西融通，突破狭窄的框子，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

《文学评论》杂志社胡明研究员则考证了“文学消亡论”的来龙去脉并从现实生活事件的考察否定了文学即将终结和消亡这一提法。他指出，“消亡论”的提出最早出现在哲学界，然后有人提出“历史的终结”、“文学的终结”。“文学的终结”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人类的文学能带给我们的创造性文明在网络和图像的侵袭文学之后就已经基本结束，这也是值得怀疑的。现在的英国和美国，经济上超过我们至少几十年，早就进入了影视时代和图像时代，但是，在英美等国文学是没有消亡的。英国人特别爱看小说，有许多人在坐着地铁上班的途中都是在读莎士比亚、狄更斯。

《文艺争鸣》杂志社张未民主编认为，文学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文学虽然边缘化了，但它没有一个确切的边界，而是一个边疆，是一个地带。边缘化的文学地带，它是诱人的和有探索价值的。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在发言中认为，“文学消亡论”是个“伪问题”，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逻辑角度都是不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建军博士认为，只要人类有痛苦和灾难，人类就要表达，就会有文学生存的土壤，文学就不会消亡。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的文学、文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与对策

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如何立足中国语境来反思和观照我们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现状，这也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焦点。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主要是研究文学事实、文学经验、文学问题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文学研究要消亡了，趁着文学还在苟延残喘的时候，丢开文学本身，用文学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和咖啡厅。胡明研究员对当下掀起的改编文学作品的浪潮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些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是无法超越文学作品本身的，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四大名著”留下了不堪入目的硬伤和常识性错误。他还批驳了认为电脑能够控制文学，网络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观点。《文学评论》杂志社的王保生研究员深刻反思了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他认为，虽然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处在一种众声喧哗的时代，可以把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分为四种：普通民众话语、权力话语、商业话语和专业话语。这四种话语中现在是权力话语和商业话语是主流话语，而起着真正提高文学水平的专业话语存在着各种浮躁、功利、技术化操作和虚假繁荣等问题，这是需要我们亟待解决的。张未民主编认为虽然是谈论全球化语境的问题，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面对中国的现实，关注中国语境的问题，立足点还应该是中国。如果我们以全球化的大视角并立足于中国语境来观照中国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其现状是不令人满意的。

王彬彬教授反思了近年来文学走下坡路的原因。他认为文学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先锋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理论对当下文学不堪的现状负有责任。从50年代开始，虽然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唯一的、最高的原则，但是从50年代开始，文学就是处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之下，是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的。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刚有一个可以比较充分发展的外部条件时，这一理论马上被先锋文学及其理论宣布为过时了。写什么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家不再关注现实而是去玩弄技巧；其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一些作家出来消解文学的神圣性。作家不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也没有资格承担启蒙的责任，只是认为自己是个码字的。文学开始逃离读者，不再关注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逃离中国人曾经和现存的最痛苦的一些问题和现状，许多读者思考的问题，在文学里找不到答案不说，也找不到丝毫的共鸣。李建军博士认为，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情感的缺失。我们应该恢复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最朴实的对情感的敬意，比如爱、正义感、怜悯心、对恶的东西的仇恨和对善的东西的热爱。同时，道德水准的低下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作家要深刻地体验一种道德的痛苦，体验道德的残缺和扭曲带给他的焦虑，反思人类身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给人带来一种人格的净化，带来人格升华的力量。再者，汉语的美感的缺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许多作家对汉语的一种诗性意味的感受能力都丧失殆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兆胜博士认为现在文学失去了仁慈与温暖，反而因为作家本身道德的迷失和价值的失范而变得不堪。文学作为一种无用之用，每一个从事文学事业的人都应该从内心去热爱她。作为批评家，应该重新拾起文学的常识，构建已濒临混乱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对此视而不见或者火上浇油。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勇副教授通过当下大学生质疑、消解一切文学经典以及不读文学经典的现状，分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的关系，反思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的各种问题。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比如流行的文化研究的思维模式就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青年学生。东北师范大学的程革教授认为，当下的批评，是“失据”与“失责”的批评。炒作的批评、随帮唱影的批评、党同伐异的批评、恶意攻击的批评、望文生义的批评、趋炎附势的批评肆意横行。韦勒克认为批评活动中对作品“意义的阐释”和“价值的判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批评家在阐释意义的时候不能放弃对价值的判断。当下许多文学赞美专制、歌颂暴力、美化无耻、艳羡腐朽、认可奴性、反对人道、蔑视人性、倡扬兽性，批评家却对此熟视无睹，这是批评家的失职、失据和失责。

哈尔滨师范大学冯毓云教授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又要借鉴西方已有的经验。既不能像后现代主义所宣扬的进行完全的解构和彻底的颠覆，也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做到两者的交往和对话。中国的阶级分层加剧，审美趣味也变得多样，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合法性来否定另一种合法性，要承认多元性，做到互相融通。

具体个案的分析

除了宏观上分析了中国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现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具体的事件或文本来探讨这一问题。李建军博士通过对当下流行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艺术如《废都》、《檀香刑》、《英雄》、《十面埋伏》等的细读来反思我们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批评家对作家的才华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才华是对伟大的意义和价值发现的一种能力，而不是玩弄各种技巧。伟大的有才华的作家是要对人类的困境有深刻的思索和发现，建构一种意义，提供一种价值尺度，其内心应该是温热的。而中国当下许多作家的内心是冰冷的，精神生活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无法正常地去表达人的一些自然、朴实的情感。赵勇副教授通过对此前不久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这事实上是无视中国现实的“伪问题”。

哈尔滨师范大学罗振亚教授是以上个世纪末中国诗坛的一次诗歌事件即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大讨论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这一话题的。他认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已经被公认为是朦胧诗论争以来的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最大的一次讨论，虽然规模影响不能和朦胧诗的论争比，但其激烈的程度却是空前的。虽然这场发生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弊端重重，但是不能抹煞他们的正面价值，对之应尽可能地给予理解和正视。双方在争夺话语权的论争中，使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这两个本来比较含糊的概念有了较为确切的含义，比如写作资源、美学旨趣等问题逐渐清晰，诗歌的观念也得到了积极的反思和梳理，两种写作方式的冲突和论争也为诗歌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论争导致的分化，为更年轻的诗人抛头露面提供了机遇，为70后诗人的横空出世搭建好了平台。

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是从“现代性”这一话题来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为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完成，“五四”所提倡的民族、平等、科学等价值从来没有成为过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如果我们以后现代的东西来遮蔽我们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对我们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尽管我们的文学、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我们要用世界优秀文学作为参照，这也是我们评价一切文学的一个基本标准。

最后，本次大会的主持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逄增玉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全球化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全球化为我们打开了研究的视域，提供了许多新的方法以及交往对话的平台，我们可以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建构出一种全球化的理论或文化，发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使得跨文化的研究成为文艺学科新的生长点。全球化刺激了中国文学的消费功能的无限扩张，情节、故事的集体仿同，欲望化写作以及身体的写作的大行其道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文学）的同质化、单一化，而是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进行大规模交流和对话的互动过程，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的现实和语境。逄增玉教授最后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暨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争鸣》杂志社筹办的此次研讨会，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虽然还存在或隐或显的问题和分歧，但通过这次讨论，使得“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这一论题进入学术视野，为以后这一课题以及相关课题的研究和讨论提供良好的契机。今后，我们愿意继续提供这样的交流平台，使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能够在学术和学理的交流探索中得到深化和阐扬。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李明彦　苏　奎

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篇2：

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

【摘要】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了当时社会对于人文精神的思考，不过，那场人文精神讨论是在中国社会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也是针对文化界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的。而在全球化与新媒介环境下，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再次讨论人文精神，就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将人文精神与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大众对立起来，而应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的新语境下，反思今日的人文危机，并借助于新兴的媒介技术，通过倡导人文教育和人文学习，驱除日益功利化、快捷化的生活观，恢复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价值。

【关键词】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全球化；新媒体

一、文学危机与人文精神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在《上海文学》第6期上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危机》一文，严厉批评了当时文学界现状，认为当代文学发生了严重危机，文学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人文精神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1]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人文危机以及重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读书》《文汇报》等刊物开辟栏目，发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等文章，深入讨论何为人文精神、何为人文精神危机，以及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问题，陈思和、郜元宝、蔡翔、张汝伦、王蒙、王干等批评家纷纷加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

在今天看来，那场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的背景和语境并不复杂。20世90年代之后，市场化和商业化在中国迅速扩展，并从日常社会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这导致了文学和作家地位的变化，文学被日益边缘化，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都讲述了商品世界和世俗生活对知识分子的冲击，知识分子作为昔日的启蒙者，现在甚至成为被嘲弄的对象。“五四运动”以来，尽管知识分子不断被批判，但是总体而言，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角色得到了确认和加强，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知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物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也都开始围绕经济而展开，像南帆所说的那样：“90年代的大众已经在小康理想的召唤下昂然崛起，这时，人文知识分子那一套启蒙话语再也没有市场了。”[2]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少知识分子心灰意冷乃至纷纷“下海”，弃文从商，投身商品大潮中，从知识人转变为老板、商人和董事长，而这正是王晓明等人所感到的人文精神危机。

今天看来，发生于1994年前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围绕着文学危机展开，人文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学危机”，而不太涉及政治、哲学和美学等其他人文领域。在王晓明等人眼中，文学是20世纪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主要形式。但随着商业化和世俗化社会的来临，文学不仅被边缘化，而且日益低俗化，文学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大众提供精神资源，相反，它教人变坏。所以，王晓明呼吁通过文学熏陶，重建丧失已久的人文精神：“改变目前一副不平衡的模样，能够在对文学诗意的描述和阐发上，也同样显示出充沛的活力和持久的魅力。也许当一个人真正体会出文学的价值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最终走出那不仅仅是文学的精神困境。”[3]而重建人文精神的前提，就是要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来一个认真清理。

王晓明等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影响深远。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因为王晓明等知识分子的批判而终止，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经济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晓明等人当年猛烈批判的一些被认为是世俗化、商业化产物的文学作品如《废都》《过把瘾就死》等小说，在今天反而成为学术界不断研究的“文学经典”。更让人诧异的是，王晓明这位大声疾呼重建人文精神，并将文学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最主要的形式”的人文知识分子，自己却选择离开文学和文学教育，从事具有世俗化和市场化倾向的文化产业研究了，他的转变有点不可思议。王晓明的变化或许并不奇怪，20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市场化，已经让文学彻底失去了崇高位置，文学并不比其他学科显得更加高尚。

不知道王晓明现在是否会反思自己，他当年赋予了文学和文学家过高的地位，而其实，从更长的历史范围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小说、戏曲乃至诗歌等文学体裁同今天的电影、电视一样，都是市井社会的产物，例如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就是随着报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供给市民大众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大多首先刊登在报纸副刊上。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地位慢慢得到了提升，甚至成为世俗社会的对立面。而今天的文学不过是回到了其本来的位置而已。

二、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

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会有人时不时地提及1994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并借思考和讨论批判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不过，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今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人文精神”的内涵其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全球化成为今天人们再思考人文精神的一个出发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虽然市场开放，整个社会迅速商业化，但是全球化浪潮还没有今天这么明显，王晓明等人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大陆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浪潮，海外学者没有卷入这场大讨论中。但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因而必须站在全球化视角加以考察，李欧梵的新书《人文六讲》便强调要在全球化语境下看待“人文精神”。李欧梵强调他讨论“人文”并非是“老调重弹”，而是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反思当今世界的人文现状。他看到，在全球商业主义浪潮下，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均不被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欧美的高等学府，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盛行，法学、经济学、商学和工科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早已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原本强势的人文学科。高等院校如此，社会上更不必说，唯利是图，毫无人文考量。

显然，立足于全球视野考察人文主义，李欧梵所思考的人文问题比王晓明要广阔得多。他也没有像王晓明等人那样拔高人文精神的价值，将人文精神看成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早在20世纪90年代，王蒙、南帆已经对王晓明等人拔高人文精神的功用表达了不满，王蒙直接批评了人文精神失落一说，他说：“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4]南帆更是意识到人文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文学危机的问题：“在我看来，人们没有理由把启蒙运动视为束缚‘人文精神’的便捷。‘人文精神’的题旨和阐述的维面远为广阔。无论是信仰、终极关怀、人格理想还是道义境界、社会职责、存在的意义，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她将冲破启蒙语境的既定框架，驱使人们进行一些更为基本的追问。的确，在更大范围内，‘人文精神’的衰落——如同张汝伦分析的那样，正在变成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趋势，尽管启蒙的任务在许多国别业已成为历史陈迹。如果将收复权威看作人文知识分子的首要目的，这无疑低估了这个话题的历史分量。”[2]

李欧梵更是强调“人文”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用“人文主义”这样一个更加宽泛、温和的词语取代“人文精神”一词：“人文指的是和人有关的东西。‘文’的古意是‘纹理’，也就是形式和规则，儒家传统也一向以‘人’和‘文’为依归，人文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5]在《人文六讲》中，他仔细介绍了何为“人文”，在李欧梵看来，人文由人与学问两部分构成，人文就是以人为本、与人有关的学问，凡是与人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看成是人文的范畴。在这样的论述框架中，人文的内涵要广阔得多。

李欧梵也提到了商业化对于当代人思想和生活的影响。不过，与王晓明等人有所不同的是，李欧梵立足于全球化，他认为是全球商品化浪潮导致了人文危机，让人坠入了享乐主义（hedonism）中，使得日常生活显得庸俗无意义，而他希望通过个人的“人文修炼”扭转此局面，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商业霸权面前保持个人的尊严。而如何才能加强个人的“人文修炼”呢？在李欧梵看来，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读读文学、看看电影和听听音乐都行，这都是提高人文修养的重要途径，大学里也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王晓明等人当年大声疾呼重建人文精神，他们将人文精神看作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将人文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他们是启蒙者和布道者。但是李欧梵打破了人们对于人文的一般看法，强调人文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每个社会大众都需要人文，而且人文素养的提高亦非难事，通过日常的学习便可以实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欧梵的人文观念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思想的影响，威廉斯强调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李欧梵也试图重新联结文化与生活的关系，让文化的意义回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阅读文学、欣赏电影和聆听音乐不仅是一种人文熏陶，而且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只要坚持，并不是一件费力之事。李欧梵认为越是在全球化、后现代这样快节奏的世界里，整天忙碌、无暇顾及自身感受的现代人越需要人文熏陶，而通过人文学习和人文体验，方能领略生活的意义。

当然，李欧梵也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下，人文精神其实还包含了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冲突，在《人文六讲》一书中，他特别以建筑艺术为个案，探讨了全球化来临之后那些本土建筑师们的反应。《人文六讲》一书汇总所提到的王澍、张永和等中国建筑师，不仅了解西方文化，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认识，他们通过建筑向西方传达了什么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比如王澍的建筑就被认为是“一个17世纪的中国人整出来的现代建筑”，王澍等人的建筑也可以看成是对那种高度现代性的西方建筑的人文批判。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人文精神”

我比较赞同李欧梵用“人文”“人文主义”的概念取代“人文精神”一说，也赞同人文并非和日常生活对立，并且在今日的全球化语境中，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是全球商业化浪潮的确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冲击。为了应付日益快节奏的生活，人文教育在许多国家都不受重视，在此情况下，确实应该倡导人文教育。像李欧梵先生所说的那样，“人文”并非高高在上，专属知识分子独享。每个人离人文都不遥远，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我修养，多接触文学、音乐、电影和建筑等各种艺术，便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如果每个人都注重自我修行，重视人文素养，整个社会也将富有人文气息，而变得不那么庸俗功利。

而且在今天，讨论“人文”或“人文主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技术和媒体日新月异的时代，媒体技术变革对文化发展影响巨大。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曾考察了媒介技术变革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他认为在今天以互联网新媒介为代表的技术贯穿于人类的生活与心灵更胜于以往，“我们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在20世纪90年代，他甚至已经预测了微博、博客等社交工具将会改变人类的交往和文化模式。他指出“通过‘超文本’（Hypertext）和‘后设语言’（Meta-Language）的形构，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通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6]

卡斯特对于新的文化抱有一种乐观态度，但是媒介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新的媒介技术也对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媒介技术日新月异让文化变化太快。在新媒体时代，似乎每天都有新的文化作品出现，过去写一篇小说、拍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在媒体发达的今天，这些变得容易了，在网络上，每天都有大量小说、微电影和电视剧被炮制生产出来，让人应接不暇；其二，在新媒介技术的支配下，像本雅明所看到的那样，文化变成了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被不断地、大量地复制，粗制滥造、浅薄搞怪的东西充斥着整个社会，粗俗甚至成为社会的一种流行风尚。在新媒体时代，悠久的传统文明和当代的经典作品不仅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被随意肢解和胡乱改编。在新媒体时代，讲究文化品位、生活情趣和道德修养的人文教育不被重视，整个社会的人文素养其实在不断下降。波兹曼悲观地认为，在新媒体技术取得了垄断和霸权地位的今天，文化正向技术“投降”。①

当然，通过新的媒介技术，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深入大众内心，原来只属于少数人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认识；社会大众拥有了更多参与文化创造的权利、空间和途径，也有了更多表达的自由，不少新兴文化都是由青年人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在人文教育方面，新媒体技术并非一无是处。戴维·莫利就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新媒体对于人文传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不要迷失在技术的神话中，他认为“最新的技术也可被用于最传统的目的”。[7]新媒体技术其实可以用来推广传统文化和人文经典。借助于各种新的媒介技术手段，人文经典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更加多样化、立体化。今天，还有不少电信和媒体公司研发了一些新技术，利用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如笔者所在城市的一个移动公司就曾经利用手机传播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而目前在世界流行的“传统热”其实跟新媒介的积极传播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只要整个社会合理使用，新技术和新媒介都将有助于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各种传统文化，增加他们的人文素养。

总之，今天我们再次讨论人文精神，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将人文精神与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大众对立起来，要在全球化和新媒体这样的新语境中，反思今天的人文危机，并通过倡导人文教育和人文学习，增强每个人的人文素养，并借助于新兴的媒介技术，加强人文知识的传播，提高人文经典的影响力，从而驱除日益功利化、快捷化的生活观，恢复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价值。

[本文为2011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城市形象的媒体塑造与传播研究”（11TQC008）和2011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2011SJB860003）课题，作者是这两个课题的负责人]

注释：

①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以及《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都表达了对新兴技术的不满。

参考文献：

[1]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危机[J].上海文学，1993（6）.

[2]南帆.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J].读书，1996（7）.

[3]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序》[M]//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12.

[4]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J].东方，1994（5）.

[5]李欧梵.人文六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3.

[6]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06.

[7]戴维·莫利.媒介理论、文化消费与技术变化[J].张道建，译.文艺研究，2011（4）.

（作者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副主任，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苏州大学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和特邀研究员）

编校：张红玲

作者：曾一果

电视剧全球化和文化研究论文篇3：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徽文化对外传播

摘要：在全球化语境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文化应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徽文化对外传播可采取多样化和层次化的内容、以受众为主体的多元途径和叙事方式、官方与民间共同协作的队伍等，打造全方位对外传播格局，在展现徽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彰显其时代意义，塑造安徽品牌，提高安徽“软实力”和竞争力，同时从地域文化方面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徽文化；对外传播；全球化；“走出去”战略

Key words：Hui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ization；“going out”strategy

徽文化是古徽州文化的简称，主要指歙州在北宋宣和三年，即公元1121年，改名为徽州后，其境内一府六县，也就是歙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县，尤其在明清两代，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的文化[1]。作为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以来徽州境内孕育形成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区域文化[2]，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3]，中国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重视通过文化对外传播宣传、塑造国家形象。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提到“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宏大现实语境下，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国新形势下国家层面战略之一。近年来，安徽省响应国家“提高软实力”号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导下，积极向世界推介徽文化。

二、徽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不足

早在1997年，安徽省委和省政府就提出了“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口号。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于1999年成立，安徽省和黄山市也分别成立了徽文化研究会。以研究徽文化为主旨的徽学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海内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徽文化和徽学的研究，各地徽学会纷纷成立，徽文化逐渐走向世界，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和研究徽文化。

在徽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结合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探讨，如有学者以旅游利用与文物保护为例，探讨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认为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于顺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4]；有学者从徽文化“和谐、善治、功效”的基本价值出发，探讨徽文化的教化功能，认为徽文化对塑造安徽的区域品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5]；蒋兆雷和黄洪雷[6]结合传播学视域，认为做好徽文化传播，要提高徽文化传播者的素养，创新徽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这是加强安徽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途径；任良耀，陈春萍和陈铭[7]通过调研，总结出徽文化对外传播的具体途径，即官方交流为主、学术交流和民间交流为辅。学术理论研究涉及徽文化来源、发展、历史、内容、特色、地位、价值、对外传播途径和意义等内容。

在徽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方面，安徽省各界都在通过种种途径努力向外界推介徽文化。如2009年“皖南国家旅游文化示范区”的设立，创建了旅游与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2011年，安徽省更是提出了“徽文化，让旅游更精彩”的口号，进一步弘扬徽文化，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吸引境内外的游客通过旅游这一途径直接感受徽文化，旅游成为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有效渠道。另一个推介徽文化的方式是通过举办各种节日和庆典活动，如“黄山国家旅游节”“国际徽商论坛”等节庆活动的举办，吸引了海内外宾客，也进一步推进了徽文化的对外傳播。除此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徽省举办各种徽学学术讨论会30余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8次，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文化的国际交流和对外传播。

但是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依然存在若干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在西方社会知名度低。徽文化的对外传播，多偏重于旅游、表演、展览等以安徽省官方主办或支持为主的展现方式，虽得到了很多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社会媒体的及时报道，但在表面热闹的背后，实际上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中报道不多，知名度不高。

第二、缺乏文化价值的输出。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在内容上与西方社会的接受程度与习惯还有一定的距离，如展示徽州民俗文化的一些表演，往往只被观众认为是“有趣”。而只有当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的时候，才具有文化“软实力”。这些“有趣”的表演缺少与徽文化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因而缺乏文化思想价值输出。

第三、缺少大众化接受形式。目前徽文化的系统研究成果多为理论研究，如一系列徽学研究论文和丛书的刊出和出版，这些都是精英化的理论研究。但在对外传播中，大众化的受众接受模式才能提高文化的影响力。当前还没有建立系统的徽文化对外传播机制，缺少将精英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大众所能容易接受的形式。

第四、表达技巧尚有待提高。徽文化的一些对外传播翻译作品采用中国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不太注意用国外受众习惯的话语方式来表达推介徽文化，使得国外受众觉得套话、空话较多，引起了受众的文化反感和排斥。还有一些对外传播作品中存在翻译表达失误等，这些都影响了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接受程度。

整体而言，徽文化的对外传播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不足，如何有效地将徽文化推介到世界，让徽文化“走出去”，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三、徽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思考

全球化语境下，徽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要做到“走出去”，就应积极探索与拓展对外传播的策略和具体路径，以提升国际影响力。结合前文已分析的现状和不足，可从对外传播的内容、途径和队伍三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徽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国家软实力体现的文化“走出去”已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而文化对外传播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对所输入的文化是否产生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不是受众对某种文化浅层次的欣赏或赞叹，而是从内心深处对该种文化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接受，进而融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因此，为了获得西方社会受众的接受和认同，对外传播的徽文化不仅需要展示自身的独特性，还要兼具价值普遍性。

第一、对外传播内容的多样化。面对具有不同文化趣味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受众，徽文化的对外传播内容也应多样化，既要感性直观地对外传播徽文化，也要选取一些有针对性的题材，体现具有人类共通主题和价值观的内容，如情感、教育、人性、艺术等加以宣扬和传播。推进西方受众以旅游方式亲身体验徽文化的独特魅力，就是感性直观地传播徽文化，给受众以直观的视觉感知，从而更加容易接纳这种外显的文化元素。此外，体现徽文化精神内涵和内在价值的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州三雕、徽州村落、徽州戏曲、徽州民俗、徽菜等，都具有鲜明的徽州特性和极高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人类共同主题—人性、艺术的体现，将这样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对外宣传和推广，容易得到受众对其艺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肯定，从而促进徽文化的对外传播。

第二、对外传播内容的层次化。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对外传播注重受众的主体性地位[8]。想要得到西方社会受众的认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徽文化独特性的展示层面，而是要更深层次地发掘出既有徽州特色又有现实价值的徽文化内容，以得到受众的理解和认同。如体现徽文化精髓的徽商精神和徽式教育：徽商讲究“诚信贾道”“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徽商精神“以诚信为本，以义为利”[9]，这正符合当今社会重视诚信价值观念的需求；而徽式教育是徽文化中已成体系的一种教育观，取得令人瞩目的教育成果，使得徽州人才辈出，这种体现徽州人重视教育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教育理念对于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符合受众基本价值观并能引起人们思索的内容在徽文化对外传播中更易得到接受和认同，从而有助于徽文化的“走出去”。

（二）徽文化对外传播的途径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需要适应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时代的要求，建立多元的对外传播交流方式。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应如此。

第一、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资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飞速发展并对全球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对外传播方式就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媒体资源，构建立体化的全方位国际传播体系[11]，改变绝大多数西方受众只能通过西方主流媒体了解中国这一现状。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是如此，要将以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相结合，采用推特、博客、微博、微信等信息传播方式，构建范围广、受众广、信息量大的“全媒体平台”文化对外传播体系，以大力提升文化的传播范围、影响范围和效果，提高文化产品的知名度[12]。

第二、充分利用影视途径传播徽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多媒体技术日益普及，数字化的多媒体传媒对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可以充分利用视觉化传播手段特点，将徽文化与视觉艺术、信息技术有效结合，特别是运用影视方式对外传播徽文化。影视传媒是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传播途径，容易得到受众的接受和认可。如“二战”后，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和美剧风靡全球，将美国人崇尚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传播到了全世界；近年来，韩国电视剧和日本影视剧、动漫风靡亚洲及至全世界，将其价值观的宣传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范围。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应充分利用影视化这种方式，将徽州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推销到全世界。

第三、调整徽文化对外传播叙事方式。在文化对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因各自的文化立场，易使受众对所输入的文化产生误读，甚至会成为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障碍[13]。传播学认为，传播者译介的过程是文化干扰的过程。传播者对受众文化需求了解得越多，文化干扰在文化输入时就越低，反之则越高。因此，减少文化干扰的最佳方式是将传播者和受众置于同一文化环境[14]。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为了避免文化干扰影响传播效果，可与文化受众国合作，采用受众所习惯的敘事视角、叙事方式讲述推介徽文化，既可以生动地展示徽文化的外在形象，又可以用西方受众习惯的叙事方式表达徽文化的精神内涵，使之感兴趣而又听得懂，从而减少文化误读的几率。

第四、开展多种交流活动传播徽文化。针对徽文化在西方主流社会知名度不高、国外民众所知不多的情况，可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以促进推广效果。如政府可以和西方一些国家或城市互办文化交流季、展览月、体验周等活动，提升在西方社会的知名度；举办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民间艺术节、旅游节等，吸引西方民众的好奇心和兴趣；举办国际徽文化交流研讨会，加强国内外学者交流和互动，扩大国际影响力；参加国际各种类型的展览会，推广徽州民俗工艺和文化产品，让世界各地人们近距离接触和感受其魅力。这些灵活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平台，都可以很好地展示徽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有利于提高徽文化国际知名度。

（三）徽文化对外传播的队伍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差异制约着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影响着“走出去”的效果。面对千差万别的外国受众，只靠政府千篇一律的文化报道，是很难取得理想的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15]。因此，想要全方位地对外展现徽文化的特有魅力，就需要建设一支由政府机構、社会团体还有广大民众共同协作组成的对外传播队伍。

第一、重视官方主导作用。在徽文化对外传播中，政府应结合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发挥核心主导作用，系统有规划地向世界推介徽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如为徽文化“走出去”制定指导性、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建立徽文化海外文化产业基地，支持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传播徽文化，设立徽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等文化奖项，为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良好的政府支持环境。此外，无论是组织各种徽文化对外传播的节日庆典活动，还是表现徽文化民俗文化的文艺表演，政府主导行为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号召力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需要各级政府机构的官方主导和引导。

第二、重视学者之间交流。学者通常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往往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所发表的见解也较容易得到传播对象的认同[16]。因此，国内外徽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推进徽文化走向世界学术界，提高国际影响力。当前的徽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多是通过参加国内外研讨会进行的，在研讨会后，会有专门的会议论文集出版，扩大会议影响。除了重视学者参加研讨会和发表期刊论文之外，还应完善国内外徽学学者的文化交流机制，不断扩大和加强海内外徽学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此外，还应鼓励一些国内徽学精英学者走出国门，致力于向国外学者和大众宣讲当代徽文化的精髓，扩大徽文化在国际的影响。

第三、重视翻译人才培养。翻译人才的质量影响对外传播的文化质量，质量不好的翻译文化作品会使国外受众误解或错读，会对文化传播起到负作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在内容和方式的选取上要注意符合西方受众的价值观、接受心理、理解能力等，在徽文化优秀作品的翻译方面也要兼顾西方受众的审美观、兴趣和阅读习惯，用与之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才可以符合受众的阅读习惯，使之理解和接受徽文化。因此，要培养一批能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出发，用国外受众接受、理解的形式翻译徽文化作品的翻译人才，以有效对外传播徽文化，将其更好地推广到全世界。

第四、鼓励社会机构参与。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间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公司企业等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活动，民间力量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对外传播生力军。政府可以顺应这种潮流，充分挖掘民间资源，鼓励、引导各种社会机构、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来，在与他国民众的交流中，发挥徽文化传播使者的功能，担负起对外传播徽文化的使命，形成与官方传播相配合的多元传播格局。通过发挥多方面社会机构的积极性和各种社会渠道的应有作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五、鼓励广大民众参与。随着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的使用，自媒体传播时代已经到来[17]。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和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形象的代言人、文化交流的使者，广大民众已成为文化对外传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群体传播具有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等特征，给文化对外传播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因此，在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要顺应自媒体时代潮流，利用自媒体新媒介，拓展群体传播，鼓励广大民众参与，以拓宽和开辟更多的徽文化对外传播媒介渠道，达到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四、结语

做好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既可以提升安徽人民社会生活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进一步塑造安徽区域品牌，提高安徽的“软实力”和区域竞争力，从而促进安徽的经济发展。在尊重徽文化本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化语境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导，徽文化的对外传播要讲究与时俱进的策略，选取顺应时代潮流并具有创新意义的对外传播内容、途径和队伍，提高徽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增强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从地域文化方面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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